发布于 2026.09.03

《周易》的「忧患」意识

中国人拥有一种刻在民族基因里的忧患意识，它源远流长，被广泛地谱写在诗歌、散文里，其中许多优秀的诗文短句成为了千古绝唱。从《诗经》的「心之忧矣，于我归处」（〈曹风．蜉蝣〉）到李白（公元701年—762年）的「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诗人以文学之笔写活了生命的情绪骚动。从孟子（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梁惠王下〉）到范仲淹（公元989年—1052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岳阳楼记》），哲人写尽了士人的家国情怀。文学的「忧患」意识为人所熟知。我们换一个角度，尝试探讨一下「忧」的哲理内涵。

战国出土竹书《五行》篇认为「忧」是德性的始端。简文称：「君子无中心之忧则无中心之智，无中心之智则无中心之悦，无中心之悦则不安，不安则不乐，不乐则无德。」¹（5简、6简）《五行》篇描绘了一条成就德性的路径：「智」—「悦」—「安」—「乐」—「德」，「忧」位于道德的起点。我们要问，其它情感可以作为道德的驱动力吗？何必是「忧」呢！要回答以上问题，我们先得了解「忧」的义理内涵。「忧」具有以下三项特征：①对追寻幸福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保持着敏锐的警觉；②抱持着动态发展的世界观；③消解二元对立的原动力。综上而知，「忧」是把握宇宙及人生的认知模式，其中潜藏着的道德理智是打开德性大门的钥匙。故此，「忧」又是智慧的源泉。在中国文化特有的语境里，「忧」作为道德的生发点拥有独一无二的优越地位。

中国人的忧患意识起源甚早，在《周易》里已处处流露出警惕戒惧的防卫心理。「既济」是《周易》的第63卦，卦像是狐狸已达彼岸。第64卦是《周易》最后一卦，却命名为「未济」，即未达彼岸。这种与人类认知顺序的倒置饶富趣味地呈现了易学的人生态度。此寓示人生的变动、挑战并无终结，永远敞开在命途之上。《象传》称「既济」的主旨为「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它是守成之卦，虽然狐狸已达彼岸，仍须步步为营，防范「初吉终乱」的结局。「既济」爻辞形象地陈述了祸患起于微末的道理，初九爻云：「曳其轮，濡其尾」²、六二爻称：「妇丧其茀」³、六四爻谓：「𦈡有衣袽，终日戒」⁴、上六爻言：「濡其首」⁵。「未济」的结构上坎下离，坎为险境、危难，六四爻居上经卦（坎）的首爻，故此，「终日戒」三字是忧患的忠告。又如需卦，上坎下乾。本卦以递进模式阐发处理危机的方法，初九爻言：「需于郊（都城郊区）」、九二爻谓「需于沙（水傍之地）」、九三爻称「需于泥（水傍泥淖之处）」，危难从郊—沙—泥渐行渐近。六四爻为上经卦（坎）的首爻，意指已步入险境，故爻辞称「需于血」（有血光之祸）。九四爻与上六爻皆为阴，以「穴」为喻。六四爻「出于穴」指下经卦三阳刚健之气往上奔突进于「坎」；上六爻「入于穴」指纳入于阴，消解了危难。最终点出「敬之终吉」的忧患精神。

综合既济及需卦卦义，人生迁变无常，祸福交错，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追求生命的康宁，须抱持着「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雅．小旻》）的危机意识。中国古人的「忧」源自于对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的敏锐认知，自我无时不反思、克制、谦和、诚悫、刻苦方能安身立命。于是「中正」、「中道」的思想由此而生。古人从不静态、孤立地考察所面对的困境，而能深刻地认识事物发展的辩证关系，往往能因势利导，点石成金，消解二元对立的僵化思维。

《系辞》下篇有一段关键的说明，从卦象的角度阐发忧患意识的生成。为方便论述，兹征引原文如下：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周易》的卦辞、爻辞年代考订在周朝初期已为学界共识，所谓「中古」指年代久远。卦象的六爻象征天地、阴阳的动态变化，爻位之间的呼应、对立、牵引，动静推移，阐明万物既千姿百态、各具个性，同时又以相反相成、对立转化的原则相连、互通。「变」是永恒常态；「适」就是模仿水一样的随地赋形；「度」就是「唯变所适」所遵循的道德规范。「惧」与「患」是「忧」相伴而生的道德情感，从而生发出敬畏、戒慎的道德自律、道德自觉精神。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的典籍，具有浓厚的宗教意味。周初的编撰者以主体的道德意志超越具主宰特质的天和帝，强调自求多福的人为力量。如此，《周易》的主旨在张扬人性的忧患价值，生命的奋进正从忧患而生。「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孟子正是忧患哲学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