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于 2026.09.21

儒家剑侠谭嗣同

少年时看李敖的《历史与人像》,其中有一篇〈「两昆仑」考〉1,细思之下,颇不以为然。「两昆仑」见于「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绝命诗《狱中题壁》: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2

当年读戊戌政变史,对谭嗣同甘愿就戮的襟怀,极为悯怜;而对他的才华,「以仁立身,以身成义」的儒家精神,更非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所能企及。

谭嗣同铜像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谭嗣同时年33岁,遭慈禧逮捕入狱。维新仅103天,「六君子」包括康广仁(1867-1898)、杨深秀(1849-1898)、林旭(1875-1898)、杨锐(1855-1898)、刘光第(1861-1898)和谭嗣同,未经审讯,即行处斩。而康有为、梁启超早已逃脱。

谭嗣同狱中遗下的绝命诗,所谓「两昆仑」,梁启超释说:「其一指南海(即康有为,康为广东南海人),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1844-1900),浏阳(谭嗣同乃湖南浏阳人)作《吴铁樵传》中,所称王正谊(王五名正谊)者是也。王五为幽燕大侠,以保镖为业,其势力范围,北及山海关,南及清江浦,生平专以锄强扶弱为事。浏阳少年尝从之受剑术,以道义相期许。戊戌之变,浏阳与谋,夺门迎辟,事未就而浏阳被逮,王五怀此志不衰。庚子八月,有所布画,忽为义和团所戕,齑志以没。呜呼!王五真男儿,不负浏阳矣!」3 这是梁启超对「两昆仑」一词的解释,是最早的解说,也为众多后人所引论。平江不肖生(向恺然,1890-1957)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开章便引用这说。4 谭嗣同与王五的交情,文献多有引说。据说谭十岁时在北京读书,即随王五学武,5 一些学者认为其曾作《赠舞人诗》赠予王五。6

谭嗣同和王五不仅是学武的一般师徒关系,而是在思想上有许多共同的追求。戊戌政变后,慈禧将光绪幽囚于瀛台,谭嗣同曾找王五商议以武力强行进宫救光绪,但难以实现。王五劝谭嗣同出走,并提出亲自护行,但谭嗣同不肯。当时谭已有必死的决心,终至被捕。临刑前,王五拟劫法场,但法场戒备森严,终罢手。谭嗣同就义后,不少人恐受牵连,但王五毅然为他收尸。7

王五擅使大刀,但传说所授谭嗣同的是剑术,王五刀剑皆行也。李敖引述各派对「两昆仑」的说法后,结论是指陶菊隐的说法8「较为吻合妥贴」:

民国二十九年十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一本陶菊隐着的《新语林》。在这书的第十四篇「去留肝胆两昆仑」一文里,他用小说的笔法叙述了一段动人的故事,大意是当徐世昌做北政府总统时,一日在北平怀仁堂宴客,有一姓易者饭后出来,因地滑失足,摔断左臂,请来的医生姓胡,名致廷,人称胡七,绰号通臂猿,是山西太原人,当时在员警厅教拳术,业余兼治跌打损伤。一日胡七心血来潮,在诊病之余,告诉易君他认识谭嗣同,谓「当谭先生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馆的时候,我和『单刀』王五每天必和他见面⋯⋯我两人同时教授他的武艺。」又说他们有一批「兄弟(秘密组织)立志行侠仗义,打尽天下之不平。」当时他们想物色一个有学问、胆识和地位的人做「大哥」,在这个标准下他们看中了谭嗣同;谭嗣同也很赏识他们。及政变失败,胡七王五赴浏阳馆约谭嗣同出走,谭嗣同欲死节,虽经苦劝,终不肯从。未几捕快蜂拥而至,胡七王五才跳墙逃走。后胡王二人又谋劫法场,以警戒过严无从下手。

北京报国寺戊戌变法纪念碑
 

李敖说,「胡七死于民国十八年,时年已七十四岁,自言与王五所习武艺同属『昆仑派』,这可能就是『去留肝胆两昆仑』一语的真意所在。『两昆仑』的解释似以陶菊隐这个说法较为吻合妥贴。」9

这说法甚为牵强,且与全诗精神不相符合。以「昆仑派」来解释「两昆仑」更是笑话一桩。

话说风声鹤唳、危机逼近之时,梁启超曾晤谭嗣同,被告知:「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10

「行者」指梁启超,「死者」即以身殉的谭嗣同。以此而观,「两昆仑」即指谭与梁两人了?

依我而观,「行者」不仅指康、梁与王五等人;「死者」也不仅指谭嗣同一人。所谓「昆仑」,「巍峨」之人也,如学界有人称钱钟书为「文化昆仑」11,即是此意。

因此,「两昆仑」并非指「两人」。在语义上,「两」除了数词如「两个」的意思外,还有作为「并」字的解释,如《诗经·小雅·车攻》的「两骖不猗」,意即两匹马并列而行,不相违背。依此而观,「两昆仑」,「并昆仑」也。

准此,「去留肝胆」的「去留」,可释为「行者」与「死者」,无论「行」与「死」,都是「昆仑」,都是「并」立的昆仑。据此,「两昆仑」其他的解释,可以休矣。

昆仑山脉慕士塔格峰
 

余论

《仁学》12是谭嗣同就义前两年所写的一部小书。这部书,融合了儒、释、道、墨等各家学术,和新传入的西方理论,被一些学者称为「相当的支蔓芜杂」13

但研究谭嗣同的思想,一定要了解什么是「仁」。他认为,仁是一种道德价值,这价值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精髓;是所有其他道德观念的总汇。14 由这总汇或「中心」透射开去,几乎所有的诸子百家学说都涵盖在内。

不过在致用方面,谭嗣同的从容就义,基本仍是儒家精神。《论语·卫灵公》云,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告子上》:「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正是谭嗣同以一己之死,来唤醒改革中国,是真儒家人。


 

参考资料

 

书籍

平江不肖生:《近代侠义英雄传》(台北:联经出版社,1984)。

田禾:《文化昆仑钱钟书》(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18)。

李明生、王培元 编:《文化昆仑:钱钟书其人其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李敖:《历史与人像》(台北:文星书店,1964)。

张灏:《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陶菊隐:《新语林》(上海:中华书局,1948)。

杨延福:《谭嗣同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蔡思尚,方行 编:《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

谭嗣同:《仁学》(北京:中华书局,1958)。

 

期刊文章

古柏:〈英雄身后事——访大刀王五的后代〉,《体育文化导刊》,1985(03),页20-21。

黄良:〈大刀王五和谭嗣同〉,《历史教学》,1994(07),页47。

 

注释

1. 李敖:《历史与人像》(台北:文星书店,1964),页77-81。

2. 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页14-15。

3. 同上

4. 平江不肖生:《近代侠义英雄传》(台北:联经出版社,1984)第一册第一回。

5. 见: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页15;杨延福:《谭嗣同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页32-33;古柏:〈英雄身后事——访大刀王五的后代〉,《体育文化导刊》,1985(03),页20-21。

6. 见:杨延福:《谭嗣同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页33;蔡思尚,方行 编:《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页243;黄良:〈大刀王五和谭嗣同〉,《历史教学》,1994(07),页47。

7. 李敖:《历史与人像》(台北:文星书店,1964),页77-81。

8. 陶菊隐:《新语林》(上海:中华书局,1948),页102-110。

9. 李敖:《历史与人像》(台北:文星书店,1964),页77-81。

10.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页251-252。

11. 如李明生、王培元 编:《文化昆仑:钱钟书其人其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田禾:《文化昆仑钱钟书》(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18);另如与谭嗣同同时代的王闿运(1833-1916)在《湘绮楼文集》中,便以「昆仑」来喻唐代的古文大家韩愈(768-824):「韩昌黎之文,巍然昆仑,百代文宗,文章巨公也。」

12. 谭嗣同:《仁学》(北京:中华书局,1958)。

13. 张灏:《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页89。

14. 同上

黄仲鸣教授

文学博士,资深报人。
香港树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教授。
着有《香港三及第文体流变史》、《一个读者的审查报告》,编有《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通俗文学卷》及1950年代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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