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劍俠譚嗣同
少年時看李敖的《歷史與人像》,其中有一篇〈「兩崑崙」考〉1,細思之下,頗不以為然。「兩崑崙」見於「戊戌六君子」之一譚嗣同的絕命詩《獄中題壁》:
望門投止思張儉,
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
去留肝膽兩崑崙。2
當年讀戊戌政變史,對譚嗣同甘願就戮的襟懷,極為憫憐;而對他的才華,「以仁立身,以身成義」的儒家精神,更非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所能企及。
譚嗣同銅像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譚嗣同時年33歲,遭慈禧逮捕入獄。維新僅103天,「六君子」包括康廣仁(1867-1898)、楊深秀(1849-1898)、林旭(1875-1898)、楊銳(1855-1898)、劉光第(1861-1898)和譚嗣同,未經審訊,即行處斬。而康有為、梁啟超早已逃脫。
譚嗣同獄中遺下的絕命詩,所謂「兩崑崙」,梁啟超釋說:「其一指南海(即康有爲,康爲廣東南海人),其一乃俠客『大刀』王五(1844-1900),瀏陽(譚嗣同乃湖南瀏陽人)作《吳鐵樵傳》中,所稱王正誼(王五名正誼)者是也。王五爲幽燕大俠,以保鏢爲業,其勢力範圍,北及山海關,南及清江浦,生平專以鋤強扶弱爲事。瀏陽少年嘗從之受劍術,以道義相期許。戊戌之變,瀏陽與謀,奪門迎辟,事未就而瀏陽被逮,王五懷此志不衰。庚子八月,有所布畫,忽爲義和團所戕,齏志以沒。嗚呼!王五真男兒,不負瀏陽矣!」3 這是梁啟超對「兩崑崙」一詞的解釋,是最早的解説,也為眾多後人所引論。平江不肖生(向愷然,1890-1957)的《近代俠義英雄傳》,開章便引用這說。4 譚嗣同與王五的交情,文獻多有引說。據說譚十歲時在北京讀書,即隨王五學武,5 一些學者認為其曾作《贈舞人詩》贈予王五。6
譚嗣同和王五不僅是學武的一般師徒關係,而是在思想上有許多共同的追求。戊戌政變後,慈禧將光緒幽囚於瀛臺,譚嗣同曾找王五商議以武力強行進宮救光緒,但難以實現。王五勸譚嗣同出走,並提出親自護行,但譚嗣同不肯。當時譚已有必死的決心,終至被捕。臨刑前,王五擬劫法場,但法場戒備森嚴,終罷手。譚嗣同就義後,不少人恐受牽連,但王五毅然為他收屍。7
王五擅使大刀,但傳說所授譚嗣同的是劍術,王五刀劍皆行也。李敖引述各派對「兩崑崙」的說法後,結論是指陶菊隱的說法8「較為吻合妥貼」: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中華書局出版了一本陶菊隱著的《新語林》。在這書的第十四篇「去留肝膽兩崑崙」一文裏,他用小説的筆法敘述了一段動人的故事,大意是當徐世昌做北政府總統時,一日在北平懷仁堂宴客,有一姓易者飯後出來,因地滑失足,摔斷左臂,請來的醫生姓胡,名致廷,人稱胡七,綽號通臂猿,是山西太原人,當時在員警廳教拳術,業餘兼治跌打損傷。一日胡七心血來潮,在診病之餘,告訴易君他認識譚嗣同,謂「當譚先生住在北半截胡同瀏陽館的時候,我和『單刀』王五每天必和他見面⋯⋯我兩人同時教授他的武藝。」又説他們有一批「兄弟(秘密組織)立志行俠仗義,打盡天下之不平。」當時他們想物色一個有學問、膽識和地位的人做「大哥」,在這個標準下他們看中了譚嗣同;譚嗣同也很賞識他們。及政變失敗,胡七王五赴瀏陽館約譚嗣同出走,譚嗣同欲死節,雖經苦勸,終不肯從。未幾捕快蜂擁而至,胡七王五才跳牆逃走。後胡王二人又謀劫法場,以警戒過嚴無從下手。
北京報國寺戊戌變法紀念碑李敖說,「胡七死於民國十八年,時年已七十四歲,自言與王五所習武藝同屬『崑崙派』,這可能就是『去留肝膽兩崑崙』一語的真意所在。『兩崑崙』的解釋似以陶菊隱這個説法較爲吻合妥貼。」9
這說法甚為牽強,且與全詩精神不相符合。以「崑崙派」來解釋「兩崑崙」更是笑話一樁。
話說風聲鶴唳、危機逼近之時,梁啟超曾晤譚嗣同,被告知:「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10
「行者」指梁啟超,「死者」即以身殉的譚嗣同。以此而觀,「兩崑崙」即指譚與梁兩人了?
依我而觀,「行者」不僅指康、梁與王五等人;「死者」也不僅指譚嗣同一人。所謂「崑崙」,「巍峨」之人也,如學界有人稱錢鍾書為「文化崑崙」11,即是此意。
因此,「兩崑崙」並非指「兩人」。在語義上,「兩」除了數詞如「兩個」的意思外,還有作為「並」字的解釋,如《詩經·小雅·車攻》的「兩驂不猗」,意即兩匹馬並列而行,不相違背。依此而觀,「兩崑崙」,「並崑崙」也。
準此,「去留肝膽」的「去留」,可釋為「行者」與「死者」,無論「行」與「死」,都是「崑崙」,都是「並」立的崑崙。據此,「兩崑崙」其他的解釋,可以休矣。
崑崙山脈慕士塔格峰餘論
《仁學》12是譚嗣同就義前兩年所寫的一部小書。這部書,融合了儒、釋、道、墨等各家學術,和新傳入的西方理論,被一些學者稱為「相當的支蔓蕪雜」13。
但研究譚嗣同的思想,一定要了解什麼是「仁」。他認為,仁是一種道德價值,這價值是儒家倫理思想的精髓;是所有其他道德觀念的總匯。14 由這總匯或「中心」透射開去,幾乎所有的諸子百家學說都涵蓋在內。
不過在致用方面,譚嗣同的從容就義,基本仍是儒家精神。《論語·衛靈公》云,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告子上》:「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捨生而取義者也。」「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正是譚嗣同以一己之死,來喚醒改革中國,是真儒家人。
參考資料
書籍
平江不肖生:《近代俠義英雄傳》(臺北:聯經出版社,1984)。
田禾:《文化崑崙錢鍾書》(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18)。
李明生、王培元 編:《文化崑崙:錢鍾書其人其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李敖:《歷史與人像》(臺北:文星書店,1964)。
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4)。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陶菊隱:《新語林》(上海:中華書局,1948)。
楊延福:《譚嗣同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蔡思尚,方行 編:《譚嗣同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
譚嗣同:《仁學》(北京:中華書局,1958)。
期刊文章
古柏:〈英雄身后事——访大刀王五的后代〉,《體育文化導刊》,1985(03),頁20-21。
黃良:〈大刀王五和譚嗣同〉,《歷史教學》,1994(07),頁47。
註釋
1. 李敖:《歷史與人像》(臺北:文星書店,1964),頁77-81。
2.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頁14-15。
3. 同上
4. 平江不肖生:《近代俠義英雄傳》(臺北:聯經出版社,1984)第一冊第一回。
5. 見: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頁15;楊延福:《譚嗣同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頁32-33;古柏:〈英雄身后事——访大刀王五的后代〉,《體育文化導刊》,1985(03),頁20-21。
6. 見:楊延福:《譚嗣同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頁33;蔡思尚,方行 編:《譚嗣同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243;黃良:〈大刀王五和譚嗣同〉,《歷史教學》,1994(07),頁47。
7. 李敖:《歷史與人像》(臺北:文星書店,1964),頁77-81。
8. 陶菊隱:《新語林》(上海:中華書局,1948),頁102-110。
9. 李敖:《歷史與人像》(臺北:文星書店,1964),頁77-81。
10.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4),頁251-252。
11. 如李明生、王培元 編:《文化崑崙:錢鍾書其人其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田禾:《文化崑崙錢鍾書》(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18);另如與譚嗣同同時代的王闓運(1833-1916)在《湘綺樓文集》中,便以「崑崙」來喻唐代的古文大家韓愈(768-824):「韓昌黎之文,巍然崑崙,百代文宗,文章巨公也。」
12. 譚嗣同:《仁學》(北京:中華書局,1958)。
13. 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頁89。
1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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