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科技發展帶來倫理挑戰，孟子（約前372—289）的 “性善論”與荀子（約前316—237）的 “性惡論”並非簡單的對立，而是為 “技術向善”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論支撐與實踐路徑。孟子著重於喚醒科技從業者與使用者的內在道德自覺（仁義禮智），以此作為 “善”的內在；荀子則強調建立剛性法律、規範與組織文化，以此作為 “善”的外在架構。

本文將論證，唯有將內在自覺與外在的規範相結合，才能為科技這股強大的力量，鋪設一條通往 “善”的可靠道路。

科技倫理已日受國際社會關注，且為全球性之重要議題¹。科技近年急速進展，有如人工智能、生殖基因技術、核武、新能源等，導致倫理爭執頻生²，因其創造性以及法律未完善覆蓋，引伸軍事倫理、生命倫理、訊息倫理等多方面討論。其理論發展呈現雙重向度，在專業層面，聚焦科學研究與技術開發過程中的誠信規範與職業操守，形成科學共同體自我約束體系（姜春林，2007）³；在社會影響層面，則延伸至技術應用對人類社會、自然生態及文明結構之深遠影響，建構關注技術 “善用”的 “宏觀倫理”框架（段偉文，2008）⁴。

核心議題圍繞責任倫理之建構。學界主張科技倫理應超越傳統的追溯性問責，發展為對技術長遠後果的 “前瞻性負責”（朱葆偉，2008）⁵。此責任具備集體性特徵，涵蓋政策制定者、科技專家、產業界及公眾等多元主體在技術生命週期各階段協作（汪明進、李耀平，2008）⁶。

多數學者形成基本共識，科技倫理必須確立以人類尊嚴與福祉為核心。(胡傳紅、王小京、甘美好，2007⁷;蕭宏恩2006⁸;鄭玉書，2007⁹)，技術終極意義應體現在對人主體性的尊重、促進社會整體利益，及維護生命價值，故科技與人互動應有 “倫常”。當代發展面臨技術異化現象，導致工具理性侵蝕價值理性，引發人與技術、自然及社會的新型矛盾（崔偉奇，2008）¹⁰。西方探討科技倫理，多從 “後果論／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 / direct consequentialism）¹¹，則不理動機，只要宏觀結果能獲益，便可實行。或 “事實-價值二分原則”¹²認為科技有其中立性，無需為動機或後果負責，當中缺乏對人性的剖析。而，為求濟世之道，東西方學術共趨 “技術向善”¹³（tech for good）¹⁴之研究，探討其實踐框架與支撐理論。

綜觀之，科技倫理已從初期的規範制定，演進為涉及技術哲學、社會學與治理學的跨領域實踐體系，其未來發展將繫於理論創新與制度實踐的結合。

從演算法偏見、數據隱私到AI安全，問題根源需超越法律條文，從人性層面尋找解決方案。技術向善是靠開發者內心的道德感，還是靠外部嚴格的規矩？重返中國哲學傳統中孟子 “性善”與荀子 “性惡”的經典辯論，具有深刻的理論必要性。二者共同構成了對人性與文明關係的完整解釋，孟子從內在道德情感確立倫理的可能性與高度，荀子從外在規範需求確立倫理底線。本文將以此為框架，系統回應當代科技倫理的核心困境：責任主體問題與教育傳播問題，探討科技倫理應有的道德底線與文明高度。

孟子之 “性善論”是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¹⁵，指出人性中固有向善之潛能與動力，即 “四端之心”¹⁶。此哲學設定，論證道德是內在於人的、不假外求的先天能力。

一、 “怵惕惻隱”人性令人類需控制機械行道德行為

孟子以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¹⁷之思想實驗，剝離一切外在考量 “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直指道德反應的原初狀態。 “皆有怵惕惻隱之心”¹⁸指 “心”之發動，不待思維計較，是天性之自然流露。在科技倫理中，真正的倫理行為，不應僅是對法律禁令服從或對功利後果權衡，更應根源於對他人苦痛之本能不忍與對生命尊嚴之直接敬重。 “人皆有之”¹⁹此一說法，反面顯露機械不能獨自產生 “四端心”，不能指望機器擁有真正 “惻隱之心”同情人類，有 “羞惡之心”為歧視性決策感到內疚。因此，孟子路徑在科技倫理中，是喚醒和強化人類開發者、監管者、使用者內在的道德敏感度。

 “惻隱之心”是科技 “仁”的起點，要求科技設計應體察人的痛苦與需求，避免造成傷害。 “羞惡之心”是科技的 “義”，為科技工作者設立道德底線，對作惡技術如深度偽造產生恥感並予以抵制。人工智慧（AI）是讓機器模仿、學習並執行需要人類智慧才能完成任務，其行動軌跡完全基於人類給予的資訊與觀點²⁰。必須由人類灌輸 “四端心”思想而且以其為行動核心，以大量道德案例教育，引致正途，培養 “是非之心”對科技倫理難題進行獨立批判與價值權衡的能力。才可確保使用者（特別為未成年使用者）得到人性化、善良的引導。

二、  “心之所同然”²¹── 倫理價值的普遍性基礎

孟子以 “口之於味，有同嗜焉”²²感官體驗之共通性，類推人心對理義必有普遍認可 “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²³。此論證賦予倫理原則以客觀普遍於全球人類。在全球化與數字化交融之時代，科技產品與服務跨越國界與文化，其倫理設計需尋求最大公約數。孟子此說提示，儘管文化形式各異，但對公平、誠實、尊重等 “理義”嚮往，乃人性之所同。這為制定全球性的科技倫理準則，如人工智慧倫理原則，提供了哲學上的可能性，並非將某一文化之價值強加於他者，而是共同發掘並遵循內在於人性之普遍要求。

孟子一路，是由內而外的感通與擴充，旨在培養科技時代的 “道德主體”，使其從內心深處認同並追求 “善”。

與孟子內向探求理路迥異，荀子直面人性中可能導致爭奪與混亂的自然傾向，直言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²⁴。強調善是後天人為（“偽”）的成果，需通過 “禮義”與 “法度”來教化與約束²⁵。荀子之論，為科技倫理提供了現實性、制度性與規範性之框架。

荀子提出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天性包含 “好、惡、喜、怒、哀、樂”，以及由情應物而生之 “欲”²⁶。若縱情順欲， “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因此，聖人 “積思慮，習偽故”，創禮義法度，目的在於 “矯飾人之情性”，導人向善²⁷。揭示人類社會的倫理非自然天成，而是聖人建構。

3.2 科技倫理意涵：

一、 “器生於工人之偽”²⁸

  將此洞察置於科技語境，則意味著不能天真地假設科技自然趨善，僅依從業者善良意願，大機會被時代、利潤、功名所掩。 “器生於工人之偽”²⁹，科技力量即 “器”， “偽”之產物， “非故生於人之性也”³⁰。故必須以更為精密的 “禮法”，即倫理與法律制度，加以引導和約束。人工智慧、基因編輯等技術，若無相應的禮義規訓，其潛在破壞性與人性中未經教化欲望將結合。

二、 “積思慮”與 “心慮而擇”

荀子並非簡單的性惡論者，他高度重視 “心”的 “徵知”與 “擇慮”功能。 “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³¹。外在規範要真正起作用，必須通過個體心智的認識、權衡與選擇 “慮”，並轉化為自覺行動的 “偽”。科技倫理教育的目的，正是培養從業者與公眾的 “慮”之能力，使其不僅知曉規範條文，更能 “知所必出也”³²，理解其背後的道理，從而在複雜情境中作出負責任的 “心擇”。

荀子一路，為科技倫理築起了冷峻而堅實的制度防線。它提醒面對人性的複雜與技術的強大，必須依靠系統性的、具有約束力的規範體系，通過 “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³³，方能使科技力量馴服於文明下。

孟荀之學，一內發，一外鑠，在科技倫理實踐中成相輔相成。單執一端皆不足以應對當代科技倫理的複雜挑戰。

4.1 僅荀的不足

若僅依荀子路徑，片面強調法律與規範，而忽視孟子所側重的內在道德情感與主體自覺，則科技倫理易陷入僵化無效。

一、   規範必然漏洞

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立法與行業準則必然存在滯後性，需 “超前預示各類信息倫理問題”³⁴。在規範未及之處，若從業者無內在的 “惻隱之心”與 “是非之心”作為引導，遊走灰色地帶，將引發倫理災難。

二、   規避與形式主義

強大的外部規範而缺失 “羞惡之心”，可催生 “規避文化”。企業與個人只求形式上合規，而非實質上向善。如不斷更新的人工智能檢測工具³⁵與反人工智能檢測（人類化/ humanize ai³⁶）工具。

4.2僅孟的困境

反之，若僅依孟子路徑，純寄望於人性自覺而缺乏荀子所主張的堅實制度架構，則科技倫理將流於虛無與脆弱。

一、   道德邊緣化

在巨型科技企業龐大的資本壓力、激烈市場競爭與大量利益物欲前，個別從業者的道德良知往往獨木難支。若無強以有力的法律與行業規範作為後盾與支持，善意倫理堅持可被邊緣化。

二、   全球協調問題

現代全球化之下，科技是高度分工合作的產物，其倫理後果是累積性，每決策環節，即使看似無害，都會在全球範圍內產生連鎖反應和長期累積的倫理後果³⁷。單靠個人自覺，無法協調成千上萬參與者的行動以達成整體的善。必須有統一的 “禮義法度”作為共同行動框架，即需要  “制定國際化的信息倫理公約，促進全球倫理道德建設”³⁸，以應對跨國科技巨頭的挑戰。

三、   對 “平庸之惡”³⁹的約束不足

許多科技倫理問題並非源於極端的惡意，而是源於疏忽、短視或對細微偏見的無意識。荀子對人性中趨利避害、好逸惡勞等常態的冷靜洞察，要求通過制度設計來防範這些 “平庸的”風險。例如，通過強制性的演算法創造對公司利益最大化的的設計，設計者難以靠自身提前預視後果再產生四端心，及時制止，可能在實施後帶來不可控的傷害後果。無清晰的 “禮義法度”（即倫理審計標準、透明度要求、問責機制），人性中無意的偏見與逐利的衝動，會通過技術被放大和系統化。

4.2 雙重路徑的互補

  內在自覺為外在規範注入內容，外在規範為內在自覺提供保障， 健全環境能保護道德良知並懲罰作惡者，為 “善”的實踐創造安全的社會條件。 “技術向善”是一個需要內外兼修、標本兼治的。孟子的 “心”與荀子的 “禮”，共同構築了確保科技人性化的雙重防線。

5.1 責任倫理的荀學基礎與AI人格

當前關於人工智慧法律責任的討論，常陷入 “AI人格化”的理論。歐洲議會曾探討賦予AI法人（legal person）資格，檢討機器人是否可擁有智慧財產權等問題⁴⁰，研究尖端科技倫理的哲學系Alexandre Erler教授指，依照部分學派的觀點，具備人工智能的機器是可以成為像人一樣的道德主體（moral agent）⁴¹，原文抄錄如下：

部分學派認定只有具備心智甚至意識，有慾望、信念、意圖等心理狀態，方能成為道德主體。以此門檻來看，觀乎目前技術水平，機器遠遠談不上具備道德能力。但當然，這不過是一家之言。根據另一派學說，即使機器受制於由人設定的框架，只要它們在框架內有一定自由而其舉動具有道德意義，它們已算是道德主體。例如救人與否，按此派看法，機器但凡有選擇的餘地，即應視作具備道德能力。⁴²

孟子之說可以解釋，人類反而是有其內在道德本性，道德行為源於自然湧現的 “怵惕惻隱之心”⁴³，此反應 “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⁴⁴乃超越功利計算的內在本性流露。機器之 “選擇”則全然不同，其決策機制本質上仍是預設程式對利益、風險等參數的計算結果，即使表現出類似道德的行為，亦屬 “所以要譽於”的工具性模擬，而非發自主體情感的道德自覺。

故孟子從本體論層面劃清界線，道德主體性需以內在的、非功利的道德情感為根基。機器缺乏此 “心之所同然”⁴⁵的本性，其行為縱有道德意義，仍屬人類道德意志的延伸物，而非獨立道德主體。

於法律層面上，則參考ELIZA Mik教授，機器 “既不能賠錢，也不會抱歉”⁴⁶，追究其責任形同虛設。性偽之分，荀子指出，禮義法度生於 “聖人之偽”⁴⁷，乃為矯治人性、建立秩序而設。法律責任的前提是主體具有自由意志、道德認知與承擔後果的能力，此為 “偽”的產物，而AI不具備此人性基礎。荀子思想啟示，與其虛構AI的責任主體地位，不如強化人類責任鏈條的建構，從設計者、部署者到監管者，依其 “慮”與 “偽”的能力，承擔相應的法律與倫理責任。這正是 “化性起偽”思想在科技時代的制度化要求。

本體層次上  “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才見 “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⁴⁸而，刑罰與禁是必須依靠着人性中 “好利疾惡”之性，才可實現其阻嚇性，法的阻嚇作用，正在於以明確、嚴厲的後果（刑罰），直接對衝人性中趨利避害的本能，使人計算利害時因恐懼懲罰，抑制惡欲、收斂惡行。機器缺乏  “承擔後果的主體性”⁴⁹。它無法感受痛苦、無法理解賠償的意義、無法被真正懲罰。所謂 “機器的責任”是空洞的。

因果層次上，機器的每一個行為，其初始編程、訓練數據、任務目標、部署環境，無一不是人類意志與社會結構的產物。機器是放大器，而非源頭。在當前技術下，人類必須是最終的把關者與接管者。放棄這份責任，就是放任風險。

綜合意見，便能解答為何 “人”才是倫理的核心，責任必須歸於人類。

6.1 學業誠信與網路犯罪低齡化

技術加劇了青少年倫理教育危機。學術剽竊因互聯網變得輕易，偽造文件／圖片技術門檻大幅下降⁵⁰，網絡暴力與犯罪接觸年齡不斷下降⁵¹。韓國爆發大規模deepfake性剝削案件，據當局數據，犯罪年齡層相當年輕，被指控犯罪的178人中，131人年齡落在10-19歲，青少年嫌疑人的比率高達73.5％⁵²。此現象印證荀子的判斷，若無教化，順乎人性好逸惡勞、爭奪利益之傾向，必生惡果。荀子強調 “教使之然也”，教育的目的正在於 “化性起偽”，以 “禮義”矯治自然性情。因此，面對科技帶來的倫理風險，必須強化他律性規範，學校需 “起法正以治之”⁵³，制定清晰的學術誠信條例並嚴肅執行⁵⁴；社會需對網絡內容實施基於年齡的過濾與管理 “明禮義以化之”⁵⁵，此即 “加強網路資訊管理”⁵⁶的荀學依據。

6.2  道德主體的孟子路徑──從 “他律”走向 “自律”

然而，外在過濾與懲戒終屬被動。孟子思想為數位公民教育提供了積極範式。其 “牛山之木”⁵⁷之喻說明，人性善端需 “苟得其養”，否則不良環境中易於戕害，如充滿誘惑與暴力的網絡空間。教育者任務是創造 “存養夜氣”⁵⁸的環境，透過情感教育激發學生的 “羞惡之心”（如對於學術不端）、 “是非之心”（於對網絡信息的批判力）。孟子言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⁵⁹，真正的網絡素養教育，應使學生體會到誠實、友善所帶來的內在安樂，與其懲罰，或警告不當行為之後果或壞處。兒童年紀需要是讚賞與鼓勵，因此教育應該以正向發展，讚揚良善行為，例如教育傳統中國道德故事。從而自發抵制作弊與欺凌，實現從 “他律”到 “自律”。但若缺失這種正向教育，放任其 “牛山之木”被伐直至青少年至大學年紀或嚴重性達到法律層面，則更應用上述荀子思想治之。

教育的目標，於培養兼具孟子 “道德情感”與荀子 “規範意識”的數位時代公民，既能有內在的 “惻隱”與 “羞惡”指引行為，又能自覺尊重並維護網絡空間的公共 “禮法”。

最終的人類視點，是辯證統一的，孟子的 “心”培養負責任的道德主體，顯示現世目標，荀子的 “禮”構建負責任的社會系統，列明責任底線。二者結合，旨在確保科技的發展始終由具備內在良知並受外在規範約束的 “人”來主導，才是 “技術向善”。科技活動的意義，不在於征服大自然或超越人類，而在創造 “心之所同然”⁶⁰的理想社會。在發展科技時，必須以人為本，技術是手段，人的全面發展與良好人性的保全，才是全球應當共趨的目的⁶¹。

觀乎並分析大量中外論述、新聞對於科技倫理後，筆者輕提個人管窺。在科技一日千里的今天，無一刻不在享受科技之便，而背後所帶來的價值衝突、青年思想危機、人性批判問題，可謂無數。是次能返回孟荀古代智慧中尋找見解，從人性本質開始拆解，的確提出一個更清晰的視覺，在現代以可計算的道德理論與利益為主要論述的世界，開拓了創新視野。在對青少年教育之上提供了極大的啟示，給予筆者日後，無論教育他人或處理自己問題上，一個較清晰的引子：以擴充人之善端為本。

因此，關於孟荀 “性善”與 “性惡”之辯，在科技時代的終極啟示是為了更深刻地理解和約束人性本身，讓人在擁有前所未有的技術力量同時存養內心與清楚社會底線，負起無可推卸的責任。本研究論證，孟荀之辯消解了現代科技倫理長期爭論的責任問題，不限於討論後果還是目的為本，以人性唯一切依據，提取當中內在的、情感性的驅動根基，以及好利避惡的根性，創造社會初步的倫理實踐。

一、書籍

1. 【戰國】荀況：《荀子》，收於《四部叢刊初編》，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 org/），（瀏覽日期：2025年11月30日-12月5日）。

2. 【漢】趙岐 注、【宋】孫奭 疏：《孟子注疏》（據《武英殿十三經注疏》本），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 org/mengzi/gongsun-chou-i/zh），（瀏覽日期：2025年11月30日-12月5日）。

3. 成素梅（主編）：《在科學、技術與哲學之間》（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年）。

4. 徐少錦：《科技倫理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5. 許良：《技術哲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

6. 楊丹旭：《人工智慧傳播倫理與治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文化傳媒分社，2024年）， “讀秀知識庫”（https://www. duxiu. com/）。（瀏覽日期：2025年12月1日）

7. 漢娜．鄂蘭、杰羅姆．科恩（著）；陳聯營（譯）：《反抗 “平庸之惡”：《責任與判斷》中文修訂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版）。

8. 蕭宏恩、吳志鴻、潘玉愛、黃鼎元編著：《科技倫理-走在鋼索上的幸福》（臺北縣：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1. 方崇雄、張玉山：〈九年一貫生活科技之教學活動設計〉，《研習資訊》20卷6期（2003年），頁63-70。

2. 方榮爵：〈適當科技〉，《生活科技教育》39卷6期（2006年），頁3-14。

3. 王忠偉：〈戰略視野下的科技倫理〉，《四川經濟管理學院學報》2008年2期（2008年），頁21-23。

4. 王國豫：〈德國技術哲學的倫理轉向〉，《哲學研究》2005年5期（2005年），頁94-95。

5. 王淑慧、朱耀明：〈科技倫理之意涵、責任與教育〉，《生活科技教育月刊》42卷7期（2009年），頁3-23。

6. 王鍾女：〈 “技術向善”視域下倫理賦能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三維闡釋〉，《長白學刊》2025年4期（2025年），頁35-46。

7. 甘紹平：〈科技倫理：一個有爭議的課題〉，《哲學動態》2000年10期（2000年），頁5-8。

8. 白錫（譯）：〈現代技術倫理學的理論可能與實踐意義〉，《國外社會科學》1996年6期（1996年），頁9-13。

9. 朱葆偉：〈關於技術倫理學的幾個問題〉，《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0卷4期（2008年），頁283-288。

10. 何傳啟（編譯）：〈美國科學院：怎樣當一位科學家—科學研究中的負責行為〉，收於何傳啟（編譯）：《怎樣當一位科學家》（臺北：輔仁大學理工學院倫理課程小組，1999年），頁75-78。

11. 汪明進、李耀平：〈科學技術活動的社會倫理責任淺析〉，《黑龍江史志》2008年16期（2008年），頁88-89。

12. 姜春林：〈論理工科博士生科技倫理素養及提升路徑〉，《高層次人才培養技術與創新管理》28卷3期（2007年），頁69-71。

13. 段偉文：〈科技倫理：從理論框架到實踐建構〉，《天津社會科學》2008年4期（2008年），頁36-41。

14. 胡傳紅、王小京、甘美好：〈沈思現代科技對倫理的挑戰〉，《產業與科技論壇》6卷9期（2007年），頁10-11。

15. 計海慶：〈技術哲學中的技術倫理是否可能〉，收於成素梅主編：《在科學、技術與哲學之間》（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年），頁127-140。

16. 徐少錦：〈深入開展技術倫理學研究〉，《道德與文明》1999年3期（1999年），頁6。

17. 晏婷婷：〈論科技倫理的和諧社會功能〉，《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7卷3期（2006年），頁88-90。

18. 崔偉奇：〈科技倫理：在風險觀念的語境中〉，《江海學刊》2008年3期（2008年），頁5-10。

19. 張振鋒：〈網絡不良信息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影響〉，《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7年1期（2017年），頁31-37。

20. 許明惠、李昌滿：〈生命倫理難題及對策〉，《長江師範學院學報》24卷4期（2008年），頁135-178。

21. 陳勇、郭玉松：〈論科技倫理責任的建構與實現的社會機制〉，《道德與文明》2008年2期（2008年），頁95-98。

22. 凡慶濤、杜贇、謝海濤、劉如：〈人工智能在我國圖情領域的研究現狀與啟示〉，《新世紀圖書館》2020年9期（2020年），頁86–93。

23. 葛海濤、安虹璇：〈中國科技倫理治理體系建設進展〉，《科技導報》40卷18期（2022年），頁21–30。

24. 劉國強：〈全球化發展與儒家價值教育的資源〉，《教育學報》32卷2期（2004年冬季），頁1-36。

25. 劉玉新：〈技術與倫理的系統分析〉，《時代教育》2007年8期（2007年），頁142-143。

26. 劉讓新、李麗文：〈論現代科技與倫理道德〉，《湘潭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8卷1期（2006年），頁9-11。

27. 鄭力為：〈荀子性惡篇疏辨〉，《中國學人》4期（1972年7月），頁51-65+vi。

28. 鄭玉書：〈沈思人與自然關係中的人類中心原則〉，《南通航運職業技術學院學報》6卷4期（2007年），頁39-41。

（二）外文論文

1. AI Humanizer Launched the Ultimate AI to Text Converter to HumanizeAI Text. (2024). In ICT Monitor Worldwide. Disco Digital Media, Inc.

2. Forthcoming in Gregory J. Robson and Jonathan Y. Tsou (eds. ),Technology Ethics: A Philosophical Introduction and Readings. New York: Routledge.

3. Legault, G. -A. , K. -Bédard, S. , Bellemare, C. A. , Béland, J. -P. , Bernier, L. , Dagenais, P. , Daniel, C. -É. , Gagnon, H. , Parent, M. , & Patenaude J. (2018)Revisiting the Fact/Value Dichotomy: A Speech Act Approach to Improve the Integration of Ethics in Health Technology Assessment. Open Journal of Philosophy, 8, 578-593. doi: 10. 4236/ojpp. 2018. 85042.

4. Iqbal, M. , & Campbell, A. (2023). Metaverse as Tech for Good: Current Progress and Emerging Opportunities. Virtual Worlds, 2(4), 326–342. https://doi. org/10. 3390/virtualworlds2040019

三、電子資料

1. jasonyuen@cuhkcontents：〈人機之間：AI人格化的法律和倫理爭議〉，引自《中大通訊》／香港中文大學網站（https://www. iso. cuhk. edu. hk/chinese/publications/cuhkupdates/article. aspx?articleid=4041），發表日期。（瀏覽日期：2025年11月30日）

2. 人民網理論頻道：〈科技倫理建構的新路徑〉，引自人民網（http://theory. people. com. cn/n1/2023/0605/c40531-40006083. html），2023年6月5日發表。（瀏覽日期：2025年11月30日）

3. 李俠：〈科技倫理：沒有約束的科技是危險的〉，引自光明網（http://news. gmw. cn/），2015年7月31日發表。（瀏覽日期：2025年11月30日）

4. 吳季柔：〈N號房2. 0？韓國高校爆發大規模deepfake犯罪 數位性犯罪猖獗！犯嫌多是未成年人，受害者包括韓團女星〉，引自遠見雜誌網站（https://www. gvm. com. tw/article/115603），2024年9月11日發表。（瀏覽日期：2025年12月1日）

5. 國家人工智慧標準化總體組、全國信標委人工智慧分委會：〈人工智慧倫理治理標準化指南（2023版）〉，引自RealAI網站（https://www. realai. ai/media/upload/AI-research/AI-results/file. pdf），2023年3月發布。（瀏覽日期：2025年12月1日）

6. 陳小強：〈網絡暴力問題研究新進展〉，引自人民網理論頻道（http://theory. people. com. cn/BIG5/n/2014/0623/c40531-25185677. html），本文原刊於《學習時報》，2014年6月23日。（瀏覽日期：2025年11月30日）

7. 葉雲卿：〈新型態的法律權利責任主體的誕生—由2017年歐洲議會提案看機器人擁有著作權之可能性〉，引自《北美智權報》電子報第190期（具體文章網址），2017年7月26日。（瀏覽日期：2025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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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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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The Banality of Evil）是哲學家漢娜·阿倫特提出的概念，指普通人因停止獨立思考、放棄道德判斷，盲目服從權威或體制，而參與甚至執行極端惡行的現象。它不是指作惡者本性有多邪惡，而是強調惡的 “平凡性”，即任何人只要喪失思考與批判能力，都可能成為大型邪惡體系中的一顆 “齒輪”，機械地執行命令，導致災難性後果。【漢娜．鄂蘭、杰羅姆．科恩（著）；陳聯營（譯）：《反抗 “平庸之惡”：《責任與判斷》中文修訂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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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同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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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同上

45. 同，卷十一〈告子上〉

46. 同41

47. [47]【戰國】荀況：《荀子》卷二十三〈性惡〉，收於《四部叢刊初編》，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 org/xunzi/zh，（瀏覽日期：2025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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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張振鋒：〈網絡不良信息對未成年人犯罪的影響〉，《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7年1期（2017年），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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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葛海濤、安虹璇：〈中國科技倫理治理體系建設進展〉，《科技導報》40卷18期（2022年），頁21–30。

55. 同53

56. 葛海濤、安虹璇：〈中國科技倫理治理體系建設進展〉，《科技導報》40卷18期（2022年），頁21–30。

57. 卷十一〈告子上〉

58. 同上

59. 同上，卷十三〈盡心上〉。

60. 同59

61. 如康德 “義務論”中，必須視人為目的而非手段（若再探討此議題，會加入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