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ublished on 2026.10.14

越南南部齊天大聖信仰的傳播與影響初探

摘要

越南從早就接受中國道教的影響,特別從明末清初以後,大量華南移民陸續遷徙至越南南部,將中國南方的一些民間宗教及信仰傳至新域,促使產生多種本地的民間教派。在中國先天道的影響之下,越南的五支明道、明師道、仙壇派、高台教、明德儒教大道等教派陸續面世,吸收全國眾多華越信徒的參與,影響到十九世紀中葉以降百萬民眾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由於接受先天道扶鸞儀式的影響,越南民間教派也利用扶鸞儀式作為傳教的神聖方式,大量鸞書由此應地應時陸續產生,滿足了當時信眾生活上的多種需求,至今仍被信徒們天天誦讀。在降筆賜訓的群神當中,齊天大聖乃常出現的一位神祗。本文經研究各民間派鸞書中關於齊天大聖的詩文,加上參考時人研究論著以及實地田調訪談,初步論析齊天大聖的神格形象與內涵。

關鍵字:越南南部、民間派、仙壇派、鸞書、齊天大聖

 

一、西遊故事與齊天大聖在越南的傳播過程

越南在地理方面雖然屬於東南亞區域,但在學術思想方面往往被學界置於東亞漢文化圈。從越南多族群並多元文化基層角度而看,以上觀念是不完全正確的;若以越南主體族群的越族(又稱京族,占85%人口)為中心,能代表越南整體學術思想,悠久接受中華文化的影響,越南確實是東亞文化卷成員之一。與中國山水相連的越南北部,自公元前就與中國在各方面的密切來往,儒佛道三教思想從公元前就隨著僧侶與官員的腳跡傳至越南,之後又深而廣地影響越南社會。照理而說,南部位於越南最南方,被開拓發展最晚,並離中國最遠的地域,應當接受中華文化最少的地方。但實況不是如此,在十七世紀塘中阮主政權進行大量開發此地的時候,恰好明清二朝更替之時,大量中國移民跨海南來,將一層又一層華南文化思想移植新域。原本散居南部的高棉人與占婆人,逐漸接受北中部順廣區域移民,以及離鄉避難的明遺臣與商民,造成多種族雜居的南部社會。南部文化因此具有多元性、包容性、靈活性、應時性與大眾性。

一個移民社會,往往是宗教信仰蓬勃產生與踴躍衍傳的樂土。在文化信仰基層,本地高棉人以南宗佛教為主、占婆人以回教與婆羅門教為主,北中越移民帶來此地越式的儒佛道三教思想,以及華南移民帶來此地明清式的儒佛道三教思想。這一切促成各基層相當覆雜的南部文化。就文化競爭原理而言,雖然每一族群居住在每個地方,群體聚落先後有別,各守自己的風俗習慣,但在這片土地上,之間難免產生交流共處之活動,必然引起文化交匯與融合現象。並且,華人移民來自於福建、潮州、廣肇、海南等地,各地風俗習慣也有很大的差別,因而雖說是華人社群,但往往需要厘清是屬於哪個地緣、語緣的社群。

越南南部的齊天大聖信仰,可以判斷是由華人移民陸續攜來。但是,要知道此事何時開始、傳演情況怎麼樣、含有哪些特點、如何在地化、跟原鄉有什麼差別,恐怕至今難以找到更齊全的證據。原因是越南十九世紀中葉始被法國殖民,逐漸離開中華文化圈的軌道,科舉考試與漢喃文字被廢除,促使拉丁國語字與法語更加通用,許多華人宗教信仰價值一定面臨埋沒危機。尤其二十世紀越南戰火繁仍,各種意識形態的沖突,促使宗教信仰被淡化,所留下的齊天大聖廟宇僅十分之一二。齊天大聖在南部華人社群雖然不如天後、關帝、福德正神、玉皇上帝、注生娘娘、閻王等神祗那麼普遍,但經過信仰以外的各種傳播媒介,祂的普及度及知名度不亞於任何神明,包括在華人或是越人社群。因而,在談齊天大聖信仰之前,一定要介紹其人物形象以及相關作品的《西遊記》小說在南部的傳播與影響。

從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上半葉,大量中國書籍從華南經由華人商船傳至越南南部,不僅滿足在地華僑的參閱需求,且提供日益眾多的越人儒士各樣的讀物。除了各種漢字啟蒙書、風水地理卜卦書、醫藥學書、儒佛道三教經卷之外,還有中國歷代文學作品,其中包含多部明清小說作品書籍。當初,華越人士閱讀自中國傳來的漢字原版,之後被一些越南文人演繹成長篇敘事的國音詩(又稱喃傳、喃詩傳),大多數使用越南傳統韻文體裁六八體、雙七六八體、說唱體。由於明清小說都用長篇章回散文體來創作,作品的篇幅過於龐大,因此喃傳難以將從頭到尾的故事內容一一演繹出來。此時,會有常見的兩個演喃方式:一是用更簡短有限的篇幅來介紹整個故事內容,抓緊重要情節與人物,忽略小細節部分, 二是從中抽取一些最重要的章回集結成新的喃傳作品,更仔細地講述給讀者聽讀。其後,這些喃傳作品繼續廣傳到各地的儒士們,促成一個改編丶仿作丶唱和丶題詠的活躍潮流,使中國文學作品更加深廣流入民間。《西遊記》小說是明清小說群書中的典型例子,其中心人物孫悟空由此被更多民眾知名。

《西遊記》故事何時開始傳來越南,目前未有正確的答案,只能推測它應由越南使節、華人移民或商人最早帶到中部順化、會安或南部西堤。1至今留下最早的痕跡就是阮朝宮中的「鬥戰勝佛」舞曲,另稱「雙光」舞曲。這舞曲於阮福源(1563-1635)在位時期,由宮中藝人陶維慈(1572-1634)參閱佛經後創作,並常在慶生、慶壽典禮演出,具有驅邪迎祥的作用。在表演時,鬥戰勝佛與護法兩個人物邊唱邊舞,配上雅樂曲調,深受宮中皇室的喜愛。故事內容講述孫悟空西方取經後修成正果,受封鬥戰勝佛,手持金棍與護法布陣決鬥,兩者呼天喚雨、施展法術,到最後不分勝負,故而講和守護佛法、度化眾生。舞曲結束前,兩人物朗誦一首詩:「驚天寶杵降魔障、海角金棍悟凈緣、共轉法輪光普照、光明世界慶南天。」2可惜筆者無法稽考到底陶維慈曾參閱哪部佛經。

《西遊記》小說漢文版,被越南文人閱讀後,便改寫成喃字版本,取名為《西遊傳》。因使用越南語音,配上六八詩歌體,故而容易流入民心,不識漢喃文字者亦能口耳相傳。《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有關《西遊傳》詞條介紹如下:

今存印本一種,河內同文堂成泰五年(1893)印,57頁,高17公分,寬13公分;六八體喃文詩傳,中國《西遊記》的譯編;與《南無新傳》、《林泉奇遇》、《春情想望》合訂。此書講述唐僧被山君喫掉,大聖用法術將其救活的故事。原目編為3237號,喃文書,AB.81,Paris EFEO MF 1391 (AB.81)。3

以上引文告訴我們,越南文人曾譯編《西遊記》章回小說成《西遊傳》的喃文詩傳。因原作容量頗大,故而僅編譯其中一小部分,相應於小說的第十三回。這作品被河內同文堂於1893年刻印出版。可能版量有限,各地文人踴躍抄寫,至今原版留在法國某一博物館,另一抄板留在美國耶魯大學圖書館。另外,維新壬子年(1912)冬季,《西遊傳》在河內廣盛堂又被重印一次,這版本仍留在越南國家圖書館,編碼R.1942。據阮黃燕有關《西遊傳》的研究,故事內容已有很大的改變。唐僧師徒在西方取經行程上,被山君詐騙抓捕,孫悟空變成絕色佳人引誘山君,等他喝醉後偷走三種寶物,救活唐僧離洞西走。山君十年後驚醒,大怒去找父親玉皇大帝與叔叔東海龍王求助,並帶天兵到花果山找孫悟空決鬥。孫悟空打敗山君,乘風到天庭找玉皇問罪,打算大鬧天宮。玉皇驚駭求救如來佛祖,佛祖過來和解,恢覆玉皇殿與山君洞,並封孫悟空為齊天大聖。4越南作者吸收中國小說的人物與情節,且編成一個完整的新故事,取經行程不再是故事重心,而是一個借口以呈現孫悟空法力無邊、英勇正義的形象。這部喃傳流傳不廣,影響範圍也不大。

耶魯大學所藏《西遊傳》成泰五年(1893)手抄本
 
《西遊記》維新壬子年(1912)刊印版本
 

在南部,為了滿足民間的欣賞需求,《西遊記》小說又被民間藝人反復改編成戲劇。南部華裔文人惟明氏將之改編成《西遊演歌》,並於戊寅年(1878)送至粵東佛山陳村永和源刊印,出版後攜回堤岸和源盛書坊發售。5書名中最後的「演歌」二字,意味這是㗰劇劇本。另外,無名氏作者也改編成《西遊唐僧求經歌傳》,目前被典藏在英國皇家博物館。民間也流傳劇作家裴有義所作的《西遊㗰》劇本,目前僅有第1、3、14、15、17、18等回,最近由阮文參(Nguyễn Văn Sâm)教授拼音國語字介紹。透過㗰劇,更多南部民眾知曉《西遊記》故事內容,並了解齊天大聖人物形象。因此可言,到十九世紀,齊天大聖在南部社會已不是陌生人物了。

喃字拼成國語字之潮流尚未結束之同時,漢字翻成國語字的風氣猛烈競起。19與20世紀之際,許多明清小說的漢文版緊接著被翻譯成國語字。由於市民階層日益增多,促使形成文學作品的大量欣賞需求,並且南部國語報紙蓬勃發展,印刷技術更加完備,故直到19世紀末期開始,跟著法國文學作品的越譯啟發,眾多華越知識分子就已積極翻譯中國文學作品,隨後陸續刊載在南部報刊上。吳承恩《西遊記》在這翻譯熱潮中,被越南文人反覆翻譯出版。由國語字易學易懂的特質,故中國明清小說經這傳播工具,已容易流入民心,並深刻影響到其他各種藝術類型如㗰劇丶改良劇丶話劇丶繪畫等,更在南方居民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記。據北京大學顏保教授的統計,《西遊記》至少有五個越譯版本,最早於1914年由陳豐穡在西貢翻譯出版,隨後其他譯本也陸續出現。6上世紀八十年代,1986版的《西遊記》電影在越南播放後,深受從上而下民眾的喜愛觀賞。許多電視台每年重播重放,促成《西遊記》在越南的接受熱潮,似乎達到家知戶曉的境況。其中,齊天大聖孫悟空對很多人來說已經是特別熟悉的人物。

總之,經過漢文小說、喃詩傳、喃字劇本、舞台演出、國語字翻譯本、電影等豐富的傳播媒體,《西遊記》與齊天大聖在越南南部的知名度非常高。對齊天大聖信仰在南部流傳與影響,在某方面來說是很順利,但在另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阻力。

 

二、越南南部華越廟宇中的齊天大聖崇拜

十七世紀末華人已大量遷往越南南部,主要來自中國漳州、福州、泉州、潮州、廣州、瓊州、寧波等七府,齊天大聖信仰隨著福建移民傳至西堤區域。至今,南部奉祀齊天大聖的華人廟宇確實不多,均是福建移民所建,被知名的廟宇有胡志明市二府廟、溫陵廟、霞章廟、浮珠廟,以及泊遼市的齊天大聖古廟等。其中,齊天大聖似乎都是附祀神,少見廟宇如齊天大聖古廟主祀齊天大聖。

二府廟,又稱福建二府會館丶本頭公廟,位於胡志明市第5郡第14坊海上懶翁街264號。該廟因由泉州與漳州兩府商人於1730年代募款興建,故而極具閩南文化的建築特色,並被認為堤岸地盤最早的華人廟宇。隨後,由內部發生爭執,泉州群於1740年代另設溫陵會館,漳州群於1809年另設霞漳會館。二府廟分別於1875丶1901丶1990年三度大規模重修,至今建築唐璜巍峨,並保留許多相當有價值的文物。此廟主祀福德正神,附祀玉皇上帝丶廣澤尊王丶關聖帝君丶釋迦牟尼、觀音菩薩丶注生娘娘丶太歲爺爺丶齊天大聖等神明。該廟於農歷八月十六日設禮供奉齊天大聖的寶誕。

溫陵廟,又稱福建溫陵會館丶觀音廟,位於胡志明市第5郡第11坊老子街12號。該廟由二府廟泉州府的晉江丶南安丶惠安丶同安丶安溪等五縣移民於1740年代捐資興建,是一棟閩南樣式丶連續三進院落的建築。溫陵廟所祭祀的神祇,除了主祀的媽祖與觀音之外,還附祀廣澤尊王丶包公爺爺丶關聖帝君丶文昌帝君丶華光大帝丶花粉夫人丶太歲爺爺丶財神爺爺丶馬將軍爺丶天父地母丶紫薇星君丶大聖爺爺等神祇。

溫陵廟齊天大聖神龕,兩旁是紫薇星君與華光大帝
 

霞章廟,又稱福建霞漳會館、漳州會館丶霞漳婆寺,坐落於胡志明市第5郡第14坊阮廌街802號。該廟由二府廟漳州府七縣移民於1809年募款興建,至今已經過多次重修。霞漳會館正殿奉祀天後聖母,兩側設有保生娘娘與福德正神,前方設有玉皇大帝與護法。東廊奉祀觀音菩薩,西廊奉祀關公丶太歲神丶齊天大聖等神。

胡志明市第5郡霞章廟的齊天大聖神龕
 
霞章廟的西天取經故事浮雕畫
 

浮珠廟,又稱浮寺,位於胡志明市舊邑郡第五坊,由於建立在河上的小島,像珠寶浮在水上,因而成名。相傳,該廟建於十九世紀初,當初由一位漁民興建,奉祀當地民間信仰的神明如五行娘娘、水龍女神、處主聖母等,經長久戰亂而煙火冷漠、少人來往。至於二十世紀下半葉才有一位華商出錢重修,因而具有華越交融的信仰與建築特色。廟內由此再奉祀齊天大聖、包公爺爺、瑤池金母、關聖帝君、九玄七祖等,後來再配祀佛教神明如如來佛祖、彌勒佛、觀音菩薩、準提菩薩、十八羅漢、龍神護法等,以滿足更多信眾的心靈需求。

以上是胡志明市華人廟宇,奉祀齊天大聖的廟還有泊遼省泊遼市齊天大聖古廟。該廟由當地華人於1915年所建立,主祀齊天大聖,附祀沙僧、豬八戒、觀音菩薩、天後聖母、焦面大士、本頭公、千里眼、順風耳等。廟內裝潢許多壁畫,以《西遊記》小說中西天取經故事為畫題,另有不少歌頌孫悟空威武神通的對聯。可見,圍繞在齊天大聖周邊是一系列作品中的人物,包括祂兄弟、天上神仙、以及佛菩薩,即是故事里頭的空間與人物。廟內正殿供奉三兄弟孫悟空、豬八戒、沙悟凈是很特殊的,南部其他有奉祀孫悟空廟宇幾乎沒有這樣的布置。這造成當地齊天大聖信仰的特色面貌,跟其他華越廟宇大有區別。

以上介紹都是華人公共廟宇,在華人私家對於齊天大聖的崇拜也是很普遍的現象。筆者在一些本地華人家中看到齊天大聖神龕,似乎都配上祂形象,以祈求大聖保佑平安、驅除魔鬼、超越劫難、化兇成吉。華人民間也流傳不少大聖顯靈故事,比如附身治療、降來渡眾、剿除鬼魅等。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西遊記》電影在越南播放,孫悟空成為家知戶曉的人物,具有護持佛法、辨別真偽、救困扶危的能力,並修成正果成為佛菩薩。因而,一些越人新蓋或新重修的廟宇也配上孫悟空的形象,包括佛寺與民間信仰廟,比如胡志明市新富縣平隆社阿婆廟大約二十年前加上齊天大聖供桌與神像,胡志明市第十二郡東興順坊天雲古寺大約十五年前始奉齊天大聖神像等。明顯可見,這些地方對齊天大聖的崇拜不是接受華人信仰的影響,而是通過文藝流傳的電影人物而形成敬佩心、尊崇心,從此形成獨立的信仰行為。雖然如此,大部分民眾,在被熏陶在崇拜其他本地神聖的氛圍當中,還是將它置於文學作品、電影作品的一個虛構人物行列,而未並入神明隊伍之中。

胡志明市新富縣平隆社阿婆廟的齊天大聖神像
 
胡志明市第十二郡東興順坊天雲古寺的齊天大聖神像
 
三、越南南部民間教派鸞書中的齊天大聖形象

越南近現代民間教派屢屢產生,至今我們所知名有寶山奇香教丶四恩孝義教丶天地會丶陳翁教丶明師道丶五支明道丶壇仙派丶高台教丶明德儒教大道丶和好教丶椰子教等。這些教派以來都被當時官方視為旁門左派,不如儒教與佛教皆獲歷代政府的公認與支持,因而民間教派總受順應社會潮流的民眾擁護,並隨著政治局面興衰不常。它們的歷史淵源幾乎都跟中國民眾宗教有所關聯,並與中國近現代歷史背景丶宗教傳播丶移民潮流丶經籍流傳等方面都有密切勾勒。接受中國先天道影響的教派有明師道丶五支明道丶仙壇派丶高台教丶明德儒教大道等。筆者於此主要介紹高台教與仙壇派的齊天大聖的神祗形象。

高台教(又稱「大道三期普渡」)是越南本土產生的新興教派,由一些西學知識分子在南部1926年創立。高台教由高台上帝(即玉皇上帝)擔任教主,第一教徒乃是吳明釗(又稱吳文釗,1878~1932),通過扶鸞儀式而感受靈召,便創立高台教組織,並將教義向外傳播。因接受先天道的影響,故而高台教供奉玉皇上帝、瑤池金母、三教祖師、仙佛與各種神聖,並加上法國名人。

據早期信徒所述,當初齊天大聖降壇題詩之時,常被許多信眾質疑。他們都認為孫悟空僅是神怪小說或舞台戲劇中的虛構人物,未曾聽到先天道神祗系譜當中有祂的名號。後來因祂多次降臨,契機降筆論事,故而逐漸被高徒們信奉尊揚,最後得以全教信徒信仰膜拜。高台教經典流傳祂〈慘悔經〉一首,內容警械不孝的子女會在地域受刑,被烹屍挖盡心肝,靈魂轉世人間,作為狗牛帶毛帶角。7大聖降臨之時都自稱為「老孫」,題詩時常以七言詩為準,開頭四句的第一個字加起來是「鬥戰勝佛」名號。比如戊申年(1968)3月4日祂降壇題詩講解自己已皈依佛法,經多番征戰消除鬼怪,均受上下神仙的敬服,於今助力龍華三會普渡眾生。8在高台教鸞詩中,齊天大聖經常提到《西遊記》小說里頭的情節與人物,包括很契合的人名與地名,比如見到東勝神州、花果山、水簾洞、菩提祖師、觀音菩薩、唐玄奘。有趣的是,祂還講述在某一劫與史上名人如荊軻曾有交涉,或不敢泄露太多天機,奉命雷音寺佛祖降壇題訓等。這一切明顯地跟《西遊記》小說有密切的關系。

二十世紀初,扶鸞儀式在越南南部相當盛行,各地信眾立壇膜拜神明並求之降壇賜訓。這種活動吸引了當地富豪家族與知識分子的參與。尤其當時醫學不甚發達,時氣瘟疫屢生,秋仙請藥來治療疾病成為社會時尚的心靈活動。芹苴省丐契(Cái Khế, Cần Thơ)的一群信徒於丁未年(1907)七月舉辦第一次扶鸞儀式。仙佛應驗降壇,傳授奉祀儀規,為信眾取到法號,始創仙壇前身的光春寺。該寺的出現,吸收當時參與最多的範姓與潘通姓名兩家族的皈依。隨後,潘通理先生因求得仙藥,救活病狀沈屙的貴子,故而於辛亥年(1911)捐贈土地建設正明寺(Chùa Chánh Minh),作為自己家族辦理扶乩求仙佛降筆活動。正明寺後來被改名為合明寺(Chùa Hiệp Minh),經1932、1942、2003、2009等次重修,民間貫稱為丐契仙壇派(Đàn Tiên Cái Khế)。9

仙壇派從來以扶乩作為聚眾的方式,成為南部請仙求藥的中心。降臨示眾的仙佛包括中國與越南的神明,比如中國的太白金星李太白、陳摶老祖;越南的徐道行(法號徐大公王菩薩)、阮覺海(法號阮大公王菩薩);以及最常降壇賜訓的鬥戰勝佛,即已修成正果的齊天大聖孫悟空的稱號。仙壇派至今奉祀佛道兩教神明,包括玉皇上帝、釋迦佛祖及十殿冥王、藥師佛、徐道行、阮覺海、凈壇使者、關帝、地藏王菩薩、前往等,其中道教神明相當眾多的,另外庭院里還有觀音菩薩、達摩祖師等形象。

鬥戰勝佛以來被仙壇派信眾尊稱為其教派第一代尊師,大部分教內聖訓皆由祂與觀音菩薩降臨賜予。為何鬥戰勝佛對仙壇派具有那麼重要的角色?據教內高徒潘通安康(法號玄理)所言:「我們越南受先天道影響的支派各有己的一位尊師,就是經常降壇賜訓示眾的一位神明。祂會引導信眾入門,並在修行過程中可以隨時請益求助的神明。譬如高台教有德教宗李先長李太白、明理道有瑤池金母、明師道有伽藍古佛關聖帝君,我們就有鬥戰勝佛齊天大聖。雖然我們也有其他神明的降壇,可是鬥戰勝佛是最重要的。為什麼有這樣的分配?我想應該祂們各受領自己的神聖使命,且對某教派的信眾具有淵源的度化緣分。」10

仙壇派至今仍留下非常豐富的鸞書,比其他任何先天道支派留下最多,被信徒們簡稱為壇籍,即是仙佛降壇教訓的記錄典籍。雖然歷經戰火連綿並天氣潮濕,一部分已經被失落掉,但是大部分仍能保留下來。在1911年始被記錄直至1975年大約65年的時間,總共四十幾集被記錄下來,包括漢、喃、國語11等三種文字。其中,國語字後人可以直接閱讀,漢字與喃字部分大多數未曾經過整理與拼音介紹,故而目前少人知曉其中內容。

孫悟空在仙壇派鸞書里頭,不再是勇猛剛強、氣壯傲天的水簾洞猴王,而已經成為修成正果的佛菩薩。因此,祂降壇題文訓眾,心態慈悲喜舍,充滿關懷眾生,不斷勸勉信眾行善去惡。合明寺鸞書中記載癸巳年(1953)十月二十八日鬥戰勝佛降壇用國語字題文如下:

有關思想的哲理。佛法,眾生該自了知。修行者,該拘束亂想。佛家的哲理,慈心博愛,平等共修,如兄弟互相對待。若想互相對待如兄弟,先要互相信任、互相憐憫、互相珍重,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立場、共同的修行道路,正如共同一家的子弟一樣。佛法僧三寶照曰:“如是我聞”成為開經慣例。那修行三教者必須備好能力、品德、仁慈心,德澤人間。世上有一些人雖也修行,可是心地殘暴、離間人心,早晚會遭受禍害的。12

以上一段鸞文雖然構思不很順暢,但確實顯示發言者對眾生的慈愛與關懷。更值得注意的是,鬥戰勝佛不僅是代表佛家宣揚佛理,而同時負上宣揚儒、道二教理念的責任。因此可言,齊天大聖具有三教合流神明的代表性,這也非常符合《西遊記》小說中的多層面角色:具有儒家匡扶正統、剿除暴虐精神,又有道家修仙放任、追求長生的思想,以及佛家體悟空性、普渡眾生的關懷。

四、結論

中國齊天大聖信仰在越南南部的傳播與影響,在目前能稽考的資料,有以下幾種途徑:(1)西遊故事被記載在佛教典籍,傳到塘中廣南順化區域被吸收並改編成宮中舞曲節目,其在地產生的影響筆者目前未能考究;(2)西遊故事經《西遊記》漢文小說傳到塘中,其中包括華人聚落最多的西堤區域,於此發生深廣的傳播與影響,促使當地文人譯編成喃文詩傳,反覆刊印於流傳,另有文人改寫成戲劇劇本,搬上舞台巡演各地,孫悟空的形象由此廣被知名;(3)齊天大聖信仰經由華人移民傳到新域,被主祀或附祀在民間信仰廟宇,逐漸被當地民眾知曉與膜拜;(4)齊天大聖經扶鸞儀式在當地紮根的先天道支派成為重要的一位神明,接受信眾的尊奉。

越南南部在開發過程中接受北中部越人儒釋道三教的影響,同時又接受華南移民帶來的儒釋道三教的影響。由於西遊故事形成比較晚,《西遊記》小說到明代成書,故而可猜測其對越南南部的傳播與影響比北部不更為深廣。明清神魔小說如《西遊記》、《封神演義》等特別符合南部人的性格與接受心理,故而在地廣為流傳。筆者相信在十九世紀以前,齊天大聖在南部的信仰氛圍更為濃厚,不過法國治民東來與二十世紀的變動,已將不少價值埋沒掉了。

參考文獻

1. 杜鵬團、杜重攜:《越南宮中的典禮與舞曲》(西貢:蘆花出版社,1968)。

2. 合明寺監寺會:《合明寺(丐契仙壇)史略》(芹苴市:內部流行,2011)。

3. 李慶新:〈清代廣東與越南的書籍交流〉,《學術研究》,2015年第12期,頁93-104。

4. 劉春銀丶王小盾丶陳義(主編):《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2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頁653。

5. 阮黃燕:〈《西遊記》在越南的編譯:以《西遊傳》為例〉,《西貢大學學刊》,第62期,2019年2月,頁13-18。

6. 阮清風:〈清後期中國書籍流傳越南南部之考察〉,胡志明市國家大學所屬人文與社會科學大學舉辦的「第四屆越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9年7月,頁146-161。

7. 西寧高台聖殿編:《大乘真教》,內部流傳。

8. 顏保:〈中國小說對越南文學的影響〉,收入〔法〕克勞婷•蘇爾夢:《中國傳統小說在亞洲》(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

9. 嚴艷:〈清末佛山坊刻越南喃字小說戲曲考述〉,《東南亞研究》,2016年第1期,頁94-101。

 

注腳
 

1. 阮清風:〈清後期中國書籍流傳越南南部之考察〉,胡志明市國家大學所屬人文與社會科學大學舉辦的「第四屆越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9年7月,頁146-161。

2. 杜鵬團、杜重攜:《越南宮中的典禮與舞曲》(西貢:蘆花出版社,1968)。

3. 劉春銀丶王小盾丶陳義(主編):《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2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頁653。

4. 阮黃燕:〈《西遊記》在越南的編譯:以《西遊傳》為例〉,《西貢大學學刊》,第62期,2019年2月,頁13-18。

5. 李慶新:〈清代廣東與越南的書籍交流〉,《學術研究》,2015年第12期,頁93-104。

6. 顏保:〈中國小說對越南文學的影響〉,收入〔法〕克勞婷•蘇爾夢:《中國傳統小說在亞洲》(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

7. 西寧高台聖殿編:〈慘悔經〉,乙醜年(1925)7月7日的鸞壇,內部流傳。越文原典:Con bất hiếu, xay, cưa, đốt, giã/ Mổ bụng ra, phanh rã tim gan/ Chuyển thân trở lại trần gian/ Sanh làm trâu chó, đội mang lông sừng.

8. 西寧高台聖殿編:《大乘真教》,戊申年(1968)3月4日的鸞壇,內部流傳。越文原典:Đấu hội Long Hoa biết mấy lần/ Chiến chinh phật, thánh, các tiên, thần/ Thắng oai danh Lão đều kiêng phục/ Phật pháp qui theo học luật tân.

9. 合明寺監寺會:《合明寺(丐契仙壇)史略》(芹苴市:內部流行,2011)。

10. 筆者田調仙壇派合明寺的部分成果,訪問日期:2021/3/25日。

11. 國語字,即是越南語拉丁文字,於十七世紀由西方傳教士創造,到十九世紀末在阮朝政權支持之下,被法國政府推廣運用,至於二十世紀初代替古傳漢喃文字的地位。因而,二十世紀初一部分知識分子一會用拉丁文字了。

12. 癸巳年(1953)十月二十八日的扶鸞記錄,合明寺所藏手抄版。

Dr. Nguyen Thanh Phong

Nguyen Thanh Phong, male, born in 1985, is from An Giang Province, Vietnam.
Education: Bachelor of Vietnam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rom An Giang University, Master of Chinese Linguistic and Literature from Yuan Ze University, PhD i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Cheng Kung University.
Employment experience: Lecturer and Director of Department of Vietnam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 Giang University, Lecturer of the Faculty of Cultur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Ho Chi Minh City.
Research areas of expertise: Vietnamese folk religion, exchanges of Ming and Qing novels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 Cino-Nom philology, Chinese religious and beliefs, etc. Since then,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40 articles related Chinese folk religion and beli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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