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的广东移民

广东人（广义上指广东省，狭义指广东中南部珠江三角洲）最早迁居东南亚的时间难以确定，可以确定的是，番禺或广州逐渐发展为吴国的重要港口时（公元222-280年），就已经有广东人迁居东南亚了。广州崛起，逐渐取代了东京湾的日南、徐闻、合浦等港口，成为与东南亚进行海外贸易的海运活动中心。

唐朝中叶，广州作为海运中心达到巅峰时期，亦成为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广州在东南亚的主要贸易伙伴，是今天印尼以苏门答腊为中心的三佛齐王国。在公元670年至1025年间，该王国支配了东南亚通路的海上贸易，统整了爪哇海及自身腹地的东南亚商品与中国及西方的交易。公元720年至904年，三齐佛的国王至少派遣了六名使者经广州前往中国。宋朝时期，三齐佛使节到访中国的人数激增。公元960年至1178年，共有三十二名使者被派往中国。这些三齐佛使节不但指出东南亚与中国之间存在活跃的朝贡贸易活动，也显示了有广东人迁徙及定居东南亚。

广东商人早在唐代就已在国外建立了一个小聚落。苏门答腊巨港的龙牙门岛上，有一个广东商人聚居地，这里的广东人主要来自广东新会。公元879年，黄巢之乱爆发，广州被占领，这些广东人便迁居至巨港。 1284年，另一批主要来自台山、开平、新会、恩平、鹤山的广东人，在反抗元朝统治广东失败后前往东南亚。

1368至1644年间，中国受明朝统治。明朝的朝贡贸易与海上禁运，以及郑和下西洋，促使大量广东人移居东南亚。例如，广东人陈祖义在洪武年间（1368-1398）带领全家从中国移民到巨港。 1407年，陈祖义被列为海盗，郑和对其行使武力。明初，另一位广东人梁道明带同家人从南海前往巨港投靠做商人的父亲。后来，梁道明成为华人社区的领袖，控制了巨港的一些城镇和村庄。 1405年，他的儿子随永乐帝首位抵达巨港的使者前往中国，梁道明本人也于1405年动身。

17世纪中叶，清朝接管华南，促使大量广东人进一步移民。他们迁往东南亚，并定居在暹罗、柬埔寨及阮氏君王统治下的南越。公元1700年左右，大城府的华人社区已达3000余人。从制作糖果、面条、水桶、水罐、藤制家具及金属制品的华人聚居地，可以看出有相当大比例的广东人存在。交趾支那是广东移民的另一个避难所。由于阮朝领主对华人的态度较为宽松，他们在顺化、会安、归仁及后来的西贡建立了重要的华人贸易社区。 1642年，仅在会安的华人人口估计便已达到4000至5000人。 1679年，杨彦迪及陈上川两名广东人率领广东及广西三千多名武装中国士兵逃往交趾支那，获得庇护后定居于湄公河三角洲，并建立了市场和港口。 18世纪末，交趾支那以广东人为主的华人人口，已达约3万至4万。

1740年至1784年，是一些华人聚居地的动荡时期。例如1767年，缅甸人对大城府发起猛烈进攻并占领了该城 ，令广东居民逃往散布在暹罗湾的半岛港口。有些人在新成立的首都吞武里定居，1782年，吞武里成为曼谷。也有些人定居于宋卡府、博他仑府、洛坤府、素叻府及河仙镇。 1783年，西山起义军占领了西贡，屠杀了逾10,000名华人。这导致以广东人为主的华人被赶出西贡，前往周边的港口城市，如北大年、登嘉楼、吉兰丹及文莱。

18世纪末至19世纪，槟城与新加坡这两个由英国人建立的中转港，为东南亚提供了更好的安全保障及商业前景。旅居周边的广东人把握机会，搬到了这两座岛。 1786年，槟城作为贸易站建成，见证了第一批广东工匠与商人到来，他们在1790年代创立了第一个兄弟会，或可称为秘密会馆——义兴，首任会长为广东顺德人梁显正。继任的三任会长文科、李遇贤、黄进聪也是广东的香山、台山人。随着越来越多广东移民来到槟城，广东社团激增，并形成了以方言及地区为本的多元化社团，如中山会馆（1805）、台山会馆（1833）、顺德会（顺德会馆1838）、新会会馆（1873）。多元会馆的出现，是为了给予同区的同胞福利及帮助，华人在海外组织会馆，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新加坡第一个广东宗亲会，是1822年由曹亚志与新宁（现为台山）宗亲创办的宁阳会馆。 1843年，广东新会人创办了广州会馆；1879年，广东恩平、开平人创办了肇兴会馆。这些广东人全都是在1819年5月，新加坡开放为转口港后，跟随Stamford Raffles从槟城来到新加坡的第一批华人移民。香山、顺德、东莞、番禺、南海等地的广东五邑人也成立了自己的会馆，如1838年创办的中山会馆、1839年创办的南顺会馆、1876年创办的东安会馆，以及1879年创办的番禺会馆。

随着霹雳州（Perak）、雪兰莪州（Selangor）及森美兰州（Negeri Sembilan）发现丰富的锡矿，槟城与新加坡的广东移民涌入了马来三州，展开了有利可图的锡矿开采活动。有些人收获甚丰，成为了著名的锡矿巨头，陆佑和余东璇就是当时非常杰出的两位代表陆佑于1846年出生于鹤山县，童年在新会县度过。 1859年，他前往新加坡，在马吉街（Market Street）的广文杂货店任职助理。四年后，陆佑在新马吉市开了自己的店铺——东兴隆，经营了六年。将业务交给经理打理后，陆佑搬到吉隆坡，并在那里设立了东兴隆分行。

1870年左右，他经槟城前往太平州，与义兴的两位领袖陈秀莲和罗亚鹏合作，开发拉律（Larut）的锡矿产业。陆佑先后在拉律及近打谷（Kinta Valley）累积资本，并与其他中国商人及英国官员建立了关系网。 1882年，陆佑在吉隆坡再次建立了基地，展开更多的商业投资。在10年间，他建立了一个出色的商业帝国，业务涵盖锡矿开采、橡胶种植园、饷码、制造业及能够创造巨额财富的建造业。 1917年，他的财富估计价值超过8000万叻币。陆佑以巨额的教育及慈善捐赠而闻名。如在1912年，他慷慨捐赠了10万叻币支持香港大学成立，后来亦向大学提供了50万叻币的免息贷款。 1917年，为了表彰陆佑的财政支援，香港大学授予其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并于1956年将大礼堂更名为「陆佑堂」。

余东旋，祖籍广东佛山，1877年出生于槟城，后来成为锡矿业界的重要人物。余东旋继承了父亲的关系网及生意，其中包括锡矿、饷码与一间杂货店，名为仁生号。获得这些资源后，他将基地从务边迁至金宝，并在当地发现了丰富的锡矿，随即扩大了他的家族企业。 1907年，余东旋在马来亚坐拥8个矿山，聘用了11,000名矿工。除了锡矿，他的业务亦扩展到橡胶种植园，以及汇往中国的汇款处理。

他的药店「余仁生」取名自其姓氏，该店作为汇款代理，分行从马来亚开到了新加坡、香港及广州。通过新加坡及槟城的分行，余仁生主导了广东与广西的汇款贸易。余仁生是广州最大的汇款公司，处理了1913年广州市汇款总额的50%。 1915年的台湾银行报告认为，余仁生是槟城、广东及香港最大的汇款行。汇款业务的成功，促使余东旋于1920年与李声余、吴胜鹏、邱雁宾、何乐如及张郁才等广东富商在马来亚及新加坡共同创办利华银行。

1920年代后期，余东旋获利最多的生意，就是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汇款业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余氏家族将其业务基地从新加坡转移到了香港，并将在汇款业务赚取的资金再投资于土地与物业。简而言之，余东旋的家族企业已从锡矿开采扩展至橡胶种植、汇款、银行及房地产。然而，1980年代后期，余氏后人逐渐放弃了多元化的商业模式，集中发展传统中药业务。 2000年，余仁生已发展成为中药零售连锁店，在香港、澳门、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及澳洲拥有150多家分店。如今，余仁生在亚洲已是家喻户晓的品牌，在中药零售业界的声誉无出其右。就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其他中国「头家」（老板）一样，余东旋同样热衷于慈善事业，为学校、大学及医院提供了莫大的帮助。 1918年，他向香港大学捐赠了55,000港元，并成为该校的赞助人。

陆佑和余东旋过世，并未终结广东人在马来亚的商业影响力。相反，我们看到另一群广东企业家在现代的马来西亚崛起，如梁海金和关锦安，这两位成功的广东企业家在马来西亚独立后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梁海金，195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吉打州，祖籍广州。 1970年代，他加入了父亲的塑胶贸易企业「马星」。 1982年，梁海金率先将马星公司转型为塑胶制造商，成为了马来西亚与印尼其中一间最大的塑胶制造商。 1994年，他涉足房地产领域，为马星打开了新的道路，最终成为公司的核心业务，在马来西亚拥有超过50个房地产项目。今天，马星已成为少数的合一房地产开发商，而梁海金亦在「马来西亚房地产大奖」中获选为「2021年房地产风云人物」。

关锦安，1947年出生于吉隆坡，祖籍同样也是广州。 1969年，他在父亲的公司Kuan Yuen & Sons Company任职，投身建筑行业。 1981年，他开始在贺达佳有限公司负责制造乳胶手套，这是马来西亚第一间引入机器人手套剥离系统的公司。 2002年，公司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款「高弹性丁腈检查手套」。 2008年，贺达佳已成为马来西亚最大，以及世界第二大的丁腈手套生产商，占据美国合成手套市场20%的份额。两年后，关锦安的公司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最大的丁腈手套生产商。

广东人是最早移居东南亚的华人群体之一。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可能是在东南亚收容最多广东移民及其后代的两个国家。广东人移居初期，主要从事工匠及商人工作，后来有些人把握时机，进入了经济回报更高的行业，如锡矿开采、橡胶种植及饷码，为之后的商业成就开辟了康庄大道。因此，他们在塑造该地区社会经济及政治格局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与其他华人方言群体相比绝不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