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的廣東移民

廣東人（廣義上指廣東省，狹義指廣東中南部珠江三角洲）最早遷居東南亞的時間難以確定，可以確定的是，番禺或廣州逐漸發展為吳國的重要港口時（公元222-280年），就已經有廣東人遷居東南亞了。廣州崛起，逐漸取代了東京灣的日南、徐聞、合浦等港口，成為與東南亞進行海外貿易的海運活動中心。

唐朝中葉，廣州作為海運中心達到巔峰時期，亦成為了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港口。廣州在東南亞的主要貿易夥伴，是今天印尼以蘇門答臘為中心的三佛齊王國。在公元670年至1025年間，該王國支配了東南亞通路的海上貿易，統整了爪哇海及自身腹地的東南亞商品與中國及西方的交易。公元720年至904年，三齊佛的國王至少派遣了六名使者經廣州前往中國。宋朝時期，三齊佛使節到訪中國的人數激增。公元960年至1178年，共有三十二名使者被派往中國。這些三齊佛使節不但指出東南亞與中國之間存在活躍的朝貢貿易活動，也顯示了有廣東人遷徙及定居東南亞。

廣東商人早在唐代就已在國外建立了一個小聚落。蘇門答臘巨港的龍牙門島上，有一個廣東商人聚居地，這裏的廣東人主要來自廣東新會。公元879年，黃巢之亂爆發，廣州被佔領，這些廣東人便遷居至巨港。1284年，另一批主要來自台山、開平、新會、恩平、鶴山的廣東人，在反抗元朝統治廣東失敗後前往東南亞。

1368至1644年間，中國受明朝統治。明朝的朝貢貿易與海上禁運，以及鄭和下西洋，促使大量廣東人移居東南亞。例如，廣東人陳祖義在洪武年間（1368-1398）帶領全家從中國移民到巨港。1407年，陳祖義被列為海盜，鄭和對其行使武力。明初，另一位廣東人梁道明帶同家人從南海前往巨港投靠做商人的父親。後來，梁道明成為華人社區的領袖，控制了巨港的一些城鎮和村莊。1405年，他的兒子隨永樂帝首位抵達巨港的使者前往中國，梁道明本人也於1405年動身。

17世紀中葉，清朝接管華南，促使大量廣東人進一步移民。他們遷往東南亞，並定居在暹羅、柬埔寨及阮氏君王統治下的南越。公元1700年左右，大城府的華人社區已達3000餘人。從製作糖果、麵條、水桶、水罐、藤製家具及金屬製品的華人聚居地，可以看出有相當大比例的廣東人存在。交趾支那是廣東移民的另一個避難所。由於阮朝領主對華人的態度較為寬鬆，他們在順化、會安、歸仁及後來的西貢建立了重要的華人貿易社區。1642年，僅在會安的華人人口估計便已達到4000至5000人。1679年，楊彥迪及陳上川兩名廣東人率領廣東及廣西三千多名武裝中國士兵逃往交趾支那，獲得庇護後定居於湄公河三角洲，並建立了市場和港口。18世紀末，交趾支那以廣東人為主的華人人口，已達約3萬至4萬。

1740年至1784年，是一些華人聚居地的動盪時期。例如1767年，緬甸人對大城府發起猛烈進攻並佔領了該城 ，令廣東居民逃往散佈在暹羅灣的半島港口。有些人在新成立的首都吞武里定居，1782年，吞武里成為曼谷。也有些人定居於宋卡府、博他侖府、洛坤府、素叻府及河仙鎮。1783年，西山起義軍佔領了西貢，屠殺了逾10,000名華人。這導致以廣東人為主的華人被趕出西貢，前往周邊的港口城市，如北大年、登嘉樓、吉蘭丹及文萊。

18世紀末至19世紀，檳城與新加坡這兩個由英國人建立的中轉港，為東南亞提供了更好的安全保障及商業前景。旅居周邊的廣東人把握機會，搬到了這兩座島。1786年，檳城作為貿易站建成，見證了第一批廣東工匠與商人到來，他們在1790年代創立了第一個兄弟會，或可稱為秘密會館——義興，首任會長為廣東順德人梁顯正。繼任的三任會長文科、李遇賢、黃進聰也是廣東的香山、台山人。隨著越來越多廣東移民來到檳城，廣東社團激增，並形成了以方言及地區為本的多元化社團，如中山會館（1805）、台山會館（1833）、順德會（順德會館1838）、新會會館（1873）。多元會館的出現，是為了給予同區的同胞福利及幫助，華人在海外組織會館，是十分普遍的現象。

新加坡第一個廣東宗親會，是1822年由曹亞志與新寧（現為台山）宗親創辦的寧陽會館。1843年，廣東新會人創辦了廣州會館；1879年，廣東恩平、開平人創辦了肇興會館。這些廣東人全都是在1819年5月，新加坡開放為轉口港後，跟隨Stamford Raffles從檳城來到新加坡的第一批華人移民。香山、順德、東莞、番禺、南海等地的廣東五邑人也成立了自己的會館，如1838年創辦的中山會館、1839年創辦的南順會館、1876年創辦的東安會館，以及1879年創辦的番禺會館。

隨著霹靂州（Perak）、雪蘭莪州（Selangor）及森美蘭州（Negeri Sembilan）發現豐富的錫礦，檳城與新加坡的廣東移民湧入了馬來三州，展開了有利可圖的錫礦開採活動。有些人收獲甚豐，成為了著名的錫礦巨頭，陸佑和余東璇就是當時非常傑出的兩位代表陸佑於1846年出生於鶴山縣，童年在新會縣度過。1859年，他前往新加坡，在馬吉街（Market Street）的廣文雜貨店任職助理。四年後，陸佑在新馬吉市開了自己的店鋪——東興隆，經營了六年。將業務交給經理打理後，陸佑搬到吉隆坡，並在那裡設立了東興隆分行。

1870年左右，他經檳城前往太平州，與義興的兩位領袖陳秀蓮和羅亞鵬合作，開發拉律（Larut）的錫礦產業。陸佑先後在拉律及近打谷（Kinta Valley）累積資本，並與其他中國商人及英國官員建立了關係網。1882年，陸佑在吉隆坡再次建立了基地，展開更多的商業投資。在10年間，他建立了一個出色的商業帝國，業務涵蓋錫礦開採、橡膠種植園、餉碼、製造業及能夠創造巨額財富的建造業。1917年，他的財富估計價值超過8000萬叻幣。陸佑以巨額的教育及慈善捐贈而聞名。如在1912年，他慷慨捐贈了10萬叻幣支持香港大學成立，後來亦向大學提供了50萬叻幣的免息貸款。1917年，為了表彰陸佑的財政支援，香港大學授予其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並於1956年將大禮堂更名為「陸佑堂」。

余東旋，祖籍廣東佛山，1877年出生於檳城，後來成為錫礦業界的重要人物。余東旋繼承了父親的關係網及生意，其中包括錫礦、餉碼與一間雜貨店，名為仁生號。獲得這些資源後，他將基地從務邊遷至金寶，並在當地發現了豐富的錫礦，隨即擴大了他的家族企業。1907年，余東旋在馬來亞坐擁8個礦山，聘用了11,000名礦工。除了錫礦，他的業務亦擴展到橡膠種植園，以及匯往中國的匯款處理。

他的藥店「余仁生」取名自其姓氏，該店作為匯款代理，分行從馬來亞開到了新加坡、香港及廣州。通過新加坡及檳城的分行，余仁生主導了廣東與廣西的匯款貿易。余仁生是廣州最大的匯款公司，處理了1913年廣州市匯款總額的50%。1915年的台灣銀行報告認為，余仁生是檳城、廣東及香港最大的匯款行。匯款業務的成功，促使余東旋於1920年與李聲餘、吳勝鵬、邱雁賓、何樂如及張郁才等廣東富商在馬來亞及新加坡共同創辦利華銀行。

1920年代後期，余東旋獲利最多的生意，就是東南亞與中國之間的匯款業務。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余氏家族將其業務基地從新加坡轉移到了香港，並將在匯款業務賺取的資金再投資於土地與物業。簡而言之，余東旋的家族企業已從錫礦開採擴展至橡膠種植、匯款、銀行及房地產。然而，1980年代後期，余氏後人逐漸放棄了多元化的商業模式，集中發展傳統中藥業務。2000年，余仁生已發展成為中藥零售連鎖店，在香港、澳門、中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澳洲擁有150多家分店。如今，余仁生在亞洲已是家喻戶曉的品牌，在中藥零售業界的聲譽無出其右。就像那個時代的許多其他中國「頭家」（老闆）一樣，余東旋同樣熱衷於慈善事業，為學校、大學及醫院提供了莫大的幫助。1918年，他向香港大學捐贈了55,000港元，並成為該校的贊助人。

陸佑和余東旋過世，並未終結廣東人在馬來亞的商業影響力。相反，我們看到另一群廣東企業家在現代的馬來西亞崛起，如梁海金和關錦安，這兩位成功的廣東企業家在馬來西亞獨立後闖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梁海金，1957年出生於馬來西亞吉打州，祖籍廣州。1970年代，他加入了父親的塑膠貿易企業「馬星」。1982年，梁海金率先將馬星公司轉型為塑膠製造商，成為了馬來西亞與印尼其中一間最大的塑膠製造商。1994年，他涉足房地產領域，為馬星打開了新的道路，最終成為公司的核心業務，在馬來西亞擁有超過50個房地產項目。今天，馬星已成為少數的合一房地產開發商，而梁海金亦在「馬來西亞房地產大獎」中獲選為「2021年房地產風雲人物」。

關錦安，1947年出生於吉隆坡，祖籍同樣也是廣州。1969年，他在父親的公司Kuan Yuen & Sons Company任職，投身建築行業。1981年，他開始在賀達佳有限公司負責製造乳膠手套，這是馬來西亞第一間引入機器人手套剝離系統的公司。2002年，公司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款「高彈性丁腈檢查手套」。2008年，賀達佳已成為馬來西亞最大，以及世界第二大的丁腈手套生產商，佔據美國合成手套市場20%的份額。兩年後，關錦安的公司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為中國最大的丁腈手套生產商。

廣東人是最早移居東南亞的華人群體之一。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可能是在東南亞收容最多廣東移民及其後代的兩個國家。廣東人移居初期，主要從事工匠及商人工作，後來有些人把握時機，進入了經濟回報更高的行業，如錫礦開採、橡膠種植及餉碼，為之後的商業成就開闢了康莊大道。因此，他們在塑造該地區社會經濟及政治格局方面所發揮的作用，與其他華人方言群體相比絕不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