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的福建移民

东南亚的福建移民主要来自闽南的漳州和泉州，但他们的迁徙并非自发行为。实际上，这场迁徙是由公元6世纪早期已建立的常规海上交通促使的。晋江东石的福建商人林銮于公元8世纪率领族人启航，前往婆罗洲。然而，福建人在海上贸易的黄金时代是12、13世纪，当时泉州崛起，成为中国对外贸易最重要的海港，也是全国最著名的造船中心。在此期间，福建商人更加积极地在占婆、安南、爪哇等东南亚的商行从事贸易。这三个港口政体，是当时福建商人最常光顾的地方。随着海上贸易扩大，福建商人开始旅居海外。例如在爪哇东部，许多福建商人定居当地，与爪哇及穆斯林商人为伍。

15世纪至17世纪期间，东南亚的福建旅居人口大幅增加。 1403年至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1567年海上私人贸易解禁、1683年清朝重启沿海贸易，这三个重要事件促使了大量华人前往东南亚，并接触当地事务。这三个事件令旅居东南亚的福建人大幅增加。 1610年代，估计有数百艘帆船从事海上贸易。自从明朝解除对南中国的私贸禁令，马尼拉就成为了福建商人其中一个最常往来的东南亚港口。 1580年代，福建与菲律宾之间透过船贸以丝绸交换白银，福建人获利甚丰。

除了马尼拉，福建商人也会往来会安、万丹、巴达维亚和大城府等东南亚主要港口。他们来到这些港口不仅是为了做转口贸易，也是为了建立旅居商人社群。会安有一个由华人占据的河岸地区，当中主要是福建人，据说在1642年时约有4,000到5,000人。大城府作为东南亚的中转站，是中国、日本与东南亚、印度商品的交易枢纽，对福建商人而言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1680年代，约有3,000至4,000名华人居住在大城府城墙外，其中大部分是福建人。万丹则成为了中国主要的胡椒贸易港口。福建商人出口了近60%产于万丹地区的胡椒，亦带来了大量的丝绸换取银币。十七世纪初期，约有3,000名福建人组成了万丹最大的外商群体。

161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了巴达维亚市，该市是整个荷亚贸易网络的总部。荷兰积极鼓励华人移民巴达维亚，当地迅速成为福建商人的另一个主要集中地。到1632年，巴达维亚共有2390名华人，占自由成年男性人口的45%，当中大多数很可能是福建人，因为来自福建同安的苏明岗在1620年至1636年间获任命为「甲必丹」（Kapitan，社群领袖）。 18世纪之前，在东南亚港口政体的福建人聚居地主要是由贸易社群组成的。

18世纪时，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清政府放宽华人出入边境带来了一些变化，贸易商、矿工、种植园主、造船商、水手及冒险家等各行各业外流，促成了中国在东南亚的采矿及种植活动崛起，标志着福建人聚居地迎来重大转变，从贸易经济走向贸易与初级生产的混合经济。为了满足中国与欧洲对矿产及热带农产品的市场需求，以港口为基地的福建商人开始在大陆投资采矿及种植业。得益于福建商人的航运网络及资本，华人在18世纪的东南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到1739年，巴达维亚有14800名华人，占总人口的17%。 18世纪70年代，在邦加开采锡矿的华人多达30,000人。 1780年，约有25,000华人在民丹岛上种植胡椒与甘蜜。

由于海上贸易、农业及采矿业的网络十分发达，当时的福建商人已经占据了强大的经济地位。福建商业网络对东南亚的港口政体与沿海腹地有重要的发展及维系作用。然而，这些港口政体爆发了一连串的政治暴力，对华人的聚居地造成严重破坏：1740年，荷兰人觉得华人威胁到他们的垄断地位，在巴达维亚市屠杀了约6,000至10,000名华人；1755年，西班牙忧虑华人垄断某些贸易，促使驱逐所有非基督徒华人离开菲律宾；1767年，缅甸人攻打大城府，赶走了数千名华裔居民；1783年，西贡沦陷于西山政权，一万多名华人被屠杀；1784年，妒忌廖内繁荣的荷兰人占领了该岛，令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逃亡。无情的政治冲击令华人从主要港口城市迁移到宋卡府、北大年府、登嘉楼、吉打州、马六甲、亚齐、巴东及明古连等次要港口城市，散居于该地区的暹罗南部、马来半岛及苏门答腊。

并非所有华人都会永久定居在这些小港口，有些人，特别是福建商人，已准备好前往更安全、商机更多，以及发展潜力更佳的港口。 1786年，英国人将槟城建为贸易站，吸引了该地区的福建商人。例如，吉打州瓜拉姆达的华人甲必丹辜礼欢便移居该岛，在乔治市定居。到1788年，乔治市共有405名华人居民，其中大部分来自吉打、宋卡、北大年和马六甲。乔治市的福建商会在槟城及周边各州的经济舞台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成为了华商社群的主要群体，在航运、贸易、种植、锡矿开采及鸦片饷码等可赚取巨额利润的重点企业中成功确立了主导地位。

福建商人积累了资本，在槟城建立了各自的宗亲会。在这些宗亲会当中，邱氏龙山堂、谢氏石塘世德堂、杨氏植德堂、林氏九龙堂及陈氏颍川堂是马来亚，甚至东南亚规模最大的宗亲会。这五个宗亲会在仰光及普吉岛也设立了分会。这些宗亲会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帮助贫困的成员。当移民患病、失业及身亡时，宗亲会对移民的物质支援就非常重要了。因此，这五个宗亲会的会规均展现出对成员的福利义务。例如，林氏九龙堂就在会规中明确指出：「因贫困或疾病而无法谋生的族人，须尽可能给予金钱上的帮助。如果该族人愿意，可以由宗亲会出资助其返回中国。」宗亲会的另一功能，是为成员的子女提供教育，不论其社会和经济背景如何。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十分重视教育。在槟城成立的第一间宗亲学校，是1907年由邱氏龙山堂创办的新江学校，而槟城的其他宗亲会亦紧随其后：1908年，林氏九龙堂创办林氏两等学堂；1909年，杨氏植德堂创办植德堂杨氏学校；1911年，陈氏颍川堂创办颍川学校；1919年，谢氏石塘世德堂创办育才学校。此外，这些福建宗亲会与中国福建的同乡亦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例如邱氏龙山堂就于1993年捐赠了250万令吉，翻新位于中国的新垵村正顺宫。来自槟城的捐款也会用于维持祖村的公共设施、学校、宗祠习俗及文化活动。

二十世纪初，新客（sinkeh）在马来亚崛起，人数达到几十万之多。有些新客在商业领域表现出色，成为了著名的资本家和企业家。居住在新加坡的福建百万富翁陈嘉庚，便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陈嘉庚出生于福建同安县集美村，1890年，17岁的他前往新加坡，在其父亲的公司工作。他从父亲那里获得了宝贵的商业知识、继承了良好的声誉以及广大的人脉，并建立了一个庞大且多元化的商业帝国，涉及的产业包括橡胶、菠萝的种植加工、大米的加工贸易、锯木、制砖、房地产以及航运。陈嘉庚的商业帝国为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作为一个富有的商人，陈氏有能力且愿意为新加坡和中国的教育事业与慈善事业做出巨大贡献。成立于1921年的私立厦门大学（现称厦门大学）就是陈氏留下的宝贵遗产。

凭借完善的人脉、积累多年的资本，以及优秀的商业头脑，福建人无疑已成为东南亚，尤其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及印尼最杰出的商人及慈善家。马来西亚富豪陈志远创立了Berjaya Corporation，收购了休闲博彩、房地产及建筑、酒店及度假村、保险、投资控股、食品及饮料、电信及制造业等广泛业务。他还与中国企业密切合作，共同发展中国的第三方彩票市场，并在马来西亚为中国制造的轻型商务车及客车提供进口、分销、零售及售后服务。陈志远亦签署加入Giving Pledge——鼓励有钱人将大部分财富用于慈善事业的运动。

黄祖耀是新加坡的优秀银行家，以及华人社区的杰出领袖，掌管着新加坡60年来的第二大银行——大华银行。他领导大华银行扩展新加坡及国际分行网络，更涉足房地产开发、纺织、航运、保险、酒店管理、休闲公园、租赁融资及商业银行业务。凭借其成功与财富，黄祖耀成为了社会领袖，并于1972年至2010年主理新加坡福建会馆。 1977年，他成立了福建基金（Hokkien Foundation），带领保育福建文化及推广教育活动。此外，他斥资3,000万新元成立了黄氏基金（Wee Foundation），关注弱势群体的教育及福利，推广中国语言及文化，以及促进社区精神与社会融合。

黄惠忠及黄惠祥以父亲的小企业为基础，创立针记集团，并成为了印尼首富。针记集团不仅控制着世界第三大丁香香烟制造商，旗下亦有电子、棕榈油、造纸、银行、购物中心、酒店及通讯塔业务。有趣的是，黄氏兄弟的大部分财富，均来自印尼最大的私人银行——中亚银行。为了造福整个印尼社会，黄氏兄弟成立了针记基金会，透过针记社区贡献（Djarum Community Contribution）、针记羽毛球奖学金（Djarum Badminton Scholarship）、针记生命树（Djarum Trees for Life）、针记奖学金Plus（Djarum Scholarship Plus）和针记文化鉴赏（Djarum Cultural Appreciation）这五个项目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这五个计划的目标，是提高印尼的人力资源质素，以及将维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以推动该国发展。

鉴于这些商业成就，福建人的企业家精神仍然是推动着东南亚经济时代的重要力量，这个说法绝无夸张。总而言之，福建人迁居东南亚，从暂居到永久定居，对东南亚的社会经济以至政治格局，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