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性别视角」

「性别视角」一般用于社会性别学及女性主义研究，意指在学术研究中突出某一性别所造成的偏见的研究方向。其探讨内容，包括性别角色的定义、社会结构所产生的性别分工和权力关係、社会文化与性别的关係、性别角色定位等方面。

根据薇薇安．伯尔（Vivien Burr）的《性别与社会心理学》（Gender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2），在社会学上，「性别」（Gender）指生物意义的性在社会上的体现¹⁴，「角色」（role）则指人在某个特定的社会身份所应有的期望、行为、责任¹⁵；两者结合的「性别角色」（sex role），则是指社会大众对于两性行为举止的期许，而男、女性彼此之间亦会互相影响。¹⁶例如在家庭当中，女性和男性分别担任母亲和父亲的性别角色，两者存在互动关係，彼此职责互相影响，如男性工作时女性顾家，反之亦然。男女不同的性别角色，进一步构成性别分工和分化，在这之下甚至发展出「性别歧视」和「女性化」、「男性化」等社会现象。

当代中国社会的性别视角研究中，社会结构、家庭结构所产生的性别分工和权力关係是其中一个研究重点。从社会结构而言，社会对工作上的性别差别，分为「纵向劳力性别分工」和「横向劳力性别分工」。¹⁷前者指两性在工作地位和工作待遇的纵向差异。¹⁸以中国女性的工作情况为例，根据《2022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统计监测报告》，中国女性就业人数佔全部就业人数43.2%¹⁹，男女佔比倾向稳定；但女性从事企业管理的佔比只有约37%，作为职工代表的女性更只有约30%。《2021中国职场性别差异报告》中指出，职位依然是造成性别薪酬差异的最重要因素²⁰，男性薪酬平均高于女性29.7%²¹。另一方面，所谓「横向劳力性别分工」，指职业和工作内容的性别化横向差异。男性的职业，倾向是工程师、律师、医生等高薪、高技术类型，或者运输等高体力劳动类型；女性则是护理行业、文书、老师等非技术和体力劳动倾向的职业。²²同样以中国为例，「行业」是继「职位」的第二个重要因素²³，女性在服务业、教育业的佔比在60%以上，但数字技术研发类型的职业女性，佔比只有19.5%。由此可见，中国的横向工作劳力性别分工，依然存在巨大差异。纵向与横向的差异互相影响，男性比女性担任更高薪的职业，导致两性之间的薪酬差异扩大。相反，女性增加担任高薪职业的佔比，便会使薪酬差异缩小。而从家庭结构而言，两性的家庭事务分工差异仍然是以女性劳动、男性决策为主。²⁴女性即使与男性同样拥有工作，在家庭中的性别角色仍然担任更多的劳动。从经济角度看，男性的薪酬更高，女性从事更多家务有助提升家庭利益；而从权力关係角度看，社会的性别差异导致女性的权力低于男性，男性能在家务分工中获得决策权，从而分配更少劳动。²⁵「女主内，男主外」的性别分化，更会使女性默认家务劳动佔比，代表其于家庭享有的权力，因此不愿减少家务劳动。²⁶

社会文化则是在性别视角研究中，导致性别差异和性别分化、性别歧视出现的主要因素。如果说性别差异只为生理差异单一因素造成，那性别差异的情况，应该不会在不同国家之间出现差别。然而，根据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研究²⁷，在新几内亚的数个部落之间，两性的性别差异和性别分工便完全不同。例如德昌布利族的女性负责家计工作，忙于渔猎，男性则是以绘画、编织等艺术工作为主；而蒙杜古马族则是两性都独立且强壮，要求孩子英勇的文化下，两性均会积极地参与经济活动；阿拉佩什族正正相反，两性都表现出温和的性格，并以孩子为中心。²⁸由此可见，性别差异和性别分工必然深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在儿童成长过程中，人们对性别已经有了区分的自然反应²⁹，从而潜移默化地区分出社会性的性别角色，慢慢形成「性别框架」。这种区分反应，往往是人们不易察觉的。

本文将会透过分析作者阎连科的男性视角，和他在《她们》中描述的女性，结合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性别视角与其女性书写的关係。

（二）「性别框架」

诚如上文所言，「性别框架」是由于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因素，共同塑造而成的社会性的性别角色，要求人们符合该性别角色的举止和期望，这些性别分化和差异，久而久之造成了性别刻版化的社会认知。「性别框架」在心理学的中又被称为「性别基模」。³⁰

性别分化是指社会对于女性和男性之间非生理性的不自然性别差距的创造和夸大，使性别刻板印象渐渐强化。在社会心理学的「社会学习理论」³¹和「社会认知理论」³²中，性别分化的「女性化」、「男性化」行为大部分都是经由学习和模彷而来，而这些模彷后的结果，便会被孩子记住并进行複製，最后成为了行为模式的规范。例如在玩具、衣服的选择上，家长普遍会因应孩子的生理性别而挑选「符合」规范的东西，孩子观察并学习，而自主挑选相关物品，而家长对孩子这个行为的称贊会被孩子记得，从而将行为和性别形象加以连结，随着时间养成了「这些是自己作为一名『女性』或『男性』应该的喜好」的既定概念。被模彷者的角色，也会影响孩子的模彷程度，例如父母和老师更容易被模彷。不只是直接模彷，孩子亦会从书本、影视剧、动画等进行模彷，而这些流行文化产物又经常使用刻板印象来描述某种性别角色³³，进一步巩固既定的「性别框架」。

「女性化」和「男性化」的概念，便是「性别框架」中对女性和男性的社会及文化期待，这种期望会全面影响人们的思考、行为举止、外貌等。³⁴而根据时间和文化的变迁，性别形象的期待也会改变。例如中国唐代时，女性以丰盈为美³⁵，能自由出外和与异性进行交往³⁶；但到明代时期，女性却被要求缠足³⁷，以瘦弱纤细为美，而且必须长期深居闺中³⁸。再者，该两个朝代的女性都抱有「贞节」观念，分别在于明代比起唐代更具压抑性；可见女性化的观念和想法，一直随着时代和环境改变。父权社会里既定的性别权力关係，亦曾在文艺作品中被描绘和流传。即使作品以女性作为主角描绘，女性亦往往被塑造成「善良」、「无私」的形象，等待他人克服困难拯救自己，最后拥有一个美满家庭，充分体现了社会要求「女性化」的被动特徵³⁹。「五四」时期之后，女性文学开始出现女性更为主动、强势的表现⁴⁰，亦可视为现代作家打破以往「性别框架」，而对「女性化」的期望开始改变。

（三）男性书写女性的限制和独特性

基于以上对「性别视角」和「性别框架」的理解，男性作家书写女性的限制，主要有生物角度和社会角度下，性别差异造成的描写「他者化」、刻板形象的描述和塑造，以及作家的个人因素。

在父权制的二元性思想下，无论是日常生活、学术研究、艺术创作方面，男性都拥有主导地位，与「胜利者」的男性对立的女性，在男性看来是「被动」、「缺乏力量」的代表。⁴¹由此考察文学创作，男性作家在书写女性时，实在难以完全脱离自身的男性本位的思想，切身体验女性客体的需要与情感，造成女性书写的「他者化」。其具体表现，包括身体情欲化和道德化、思想的传统化。前者指的是物化，将女性身体视为工具奉献给男性，并对女性身体进行男性审美方向的凝视和慾望象徵。后者则指女性在男性笔下，对男性、家庭依赖和被动等传统性别形象的巩固。男性作家的女性书写中，有一大部分折射出的是「男性权中心社会中对女性的期望和控制」，⁴²而不是女性本身。⁴³而「他者化」便使男性作家的女性书写刻板化。女性作为男性的支配对象被符号化，纯洁完美的「圣女」、罪恶又承担情欲的「欲女」、作为生命代表的「母亲」等模板化形象，普遍在男性作家的文本中出现，而这不一定就是女性本身的形象。换言之，这些描写是在父权制下对女性的男性凝视。作家的个人因素，则与其家庭关係和当时的时代背景连结⁴⁴，一般为恋母情结、封建的婚姻观等，例如作家张贤亮和母亲、妹妹相依为命，对母亲有强烈的依赖，其创作中多有善良贤淑、勤奋坚韧的母亲形象⁴⁵。叙事取材会倾向社会共识和作家个人期望的形象，这也是女性刻板形象被强化的其中一个原因。

然而，男性作家的女性书写，亦有其不宜忽略的独特性。虽然女性作家的处境逐渐改善，但从社会历史层面上，男性依然身处主导地位，他们的书写或许有「他者化」之虞，但过往一些被认为能够写出突破性别框架的女性角色的，不少都为男性作家⁴⁶，而且由他们带动重新思考女性定位，也能增强性别反思的普及性。现代社会对女性劳动需求变大，女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继而上升，像阎连科那样的男性作家开始关注「妇女解放」，尝试更真实的女性书写，也不避嫌地以「他者」角度，以揭露女性生存问题。由此脉络看，其书写实验值得进一步的探讨。

（一）顺服型女性

顺服型女性即在乡村的生活能承受并消化自身苦难的女性，她们在父权环境下积极尝试使两性对立地位得到舒缓的行为，在家庭中拥有一定话语权。⁴⁷

在《她们》中，嫂子、大姑和大娘便是顺服型女性的代表。嫂子「长相周正，说话得体，甚懂礼节」（〈嫂子〉，页105），在面对三叔三婶关于老宅院牆的争吵时，嫂子挺身而出，使得问题得以迎刃而解。她以家和万事兴的道理，温和又不失胆魄地劝告三叔，和平解决事件，亦得来了「我」的尊重。大姑坚韧、敦厚、善良，和姑丈是家族内的典范夫妻。虽然耳聋的姑丈被「我」认为和美丽的大姑「不配貌」，他们的孩子又是领养的，但是大姑和姑丈「从来没有吵架和不悦」（〈大姑〉，页114），在生活上互相帮助、相互扶持。家庭清苦的大姑并没有抱怨，而是抚平生活的粗糙，让婚姻和家庭变成「风雨不透的帆布」。大娘在「我」的眼中是「家族中最英雄、伟大女性」（〈大娘〉，页159）。大娘大伯之间并没有「女主内，男主外」的规范，大娘会笑着顶撞大伯，会吩咐大伯帮助照料孩子。作者曾在《我与父辈》中，提及大伯家的艰苦，囊中羞涩之馀，家中八个子女都是由大伯与大娘共同养育成人。但即使如此，大娘仍然一直乐观面对，和大伯共同照顾八个子女。大娘哼着的曲剧，亦令家庭的苦难添上一份安稳和温和。

而四婶和三婶在顺服型形象中相对特别的女性。四婶由媒人介绍与四叔结婚，性格强势又小气，是四叔家中的掌权者。四叔听从四婶的话，亦在退休后按四婶意愿，让儿子留下种地，女儿接班进城。「我」认为四婶是「女性主义的乡村典范」（〈四婶〉，页140-141）。四婶虽然顺服了父权社会下的婚姻需求，却「不废吹灰之力」取得家庭权力，使四婶作为人的尊严得而保存。三婶是家族中最为神秘的一位女性，作为「巫文化」的末代，被「我」称为「神祗」。她善于用巫术治疗人们的怪病，在「我」的询问下，她说出她「巫文化」的中心思想──「因为女人才是神，男人都是凡人啊。」、「男人是万恶之源」（〈三婶〉，页152-153），因此她治疗精神病时，作为「神」用三根红筷子召唤的都是男性贪婪的亡灵。三婶的巫术将其女尊地位发挥至最大化，使她与「要和男人结婚」这一残酷现实达成和解，三婶源于男本位的埋怨也就因此被慰藉。⁴⁸

在阎连科的书写中，女性对父权社会的顺服更多是一种调和，意在环境和自身之间的矛盾取得平衡。她们拥有作为「女人」明晰的身份认知，既不越界，做好当时乡村女性「顾家」、「婚姻」的本分，亦展示了女人的领导力和宽广胸襟⁴⁹。

（二）牺牲型女性

牺牲型女性是指在父权制度压迫下无法反抗的受难形象，多数与伦理环境的压迫有关。⁵⁰

〈第一次相亲〉中的相亲对象是其中的代表。原本顺利的相亲交往，当中「我」对相亲对象的印象是「善良和勤劳」（〈第一次相亲〉，页31）。相亲对象寄去军队给「我」的信被拆开，云泥之别的文化水平被文化部长得知，并劝说他分手，而「我」提干后两人的社会地位差距更大，拒婚在身为农民的女方眼中成了意料之中的事。她没有争取和报復，而是无奈接受。而在「我」带着妻儿回乡，得知当时相亲对象的消息，才得知她的苦难在远嫁之后全数袭来。「我」见到她「像驮着世界上所有乡村女性的苦难朝我走过来」（〈第一次相亲〉，页40），这个描述就足以领悟到她在婚姻中的悲哀。她在一个重男轻女家庭中连续産女，让她沦为生育机器，自愿置身于两性中附属地位。甚至她是因为超生才回乡生产，生育功能被她和她的家庭发挥到极致。另一牺牲型女性的代表是因嗜睡而被离婚的表姐。从小有嗜睡症的表姐结婚后，被夫家以贪睡和偷懒为由离婚，表姐认爲自己丧失了作爲女人的尊严，她不愿继续被践踏，几欲自杀。后来再嫁给一个二婚男性，成爲两个孩子的后妈，从此与娘家断开，无人再得知她的行踪。「我」在最后提及，困住表姐的嗜睡症只须两天针灸便能痊癒，更显表姐的命运悲惨。同样自愿认领自己低于男性的从属身份，相亲对象和表姐都将悲惨的命运归于自身过错，从未有未有反抗的意识。

大姐和二姐则不是从两性关係中牺牲。大姐热爱教育，初中毕业后便成为小学教师。当她得知学校开始有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转正」成了大姐的心病。「我」也为大姐奔波数次，每一次都失败，直至找上好友协助，才终于使大姐在全国教师转正的收尾年，终于得以转为公办教师。当时大姐己经四十八岁，忙碌追求多年却只享受了转正两年。五十岁的她便正式退休，回到日常生活，反而使她不习惯，最终竟患上抑鬱症。她的牺牲在于退休后在社会参与中被边缘化，以及老师和妻子的角色冲突问题。大姐空虚的人生意义对不平等的社会环境是一种暗讽。⁵¹二姐一生精明，却困于伦理道德。她「相信人是为目的活着的」（〈忧鬱〉，页75），在「我」的成长路上帮助不少。此处，作者引用前作《我与父辈》对二姐的书写，她说「姐是女的，本该在家种田的」，又说「好好读书，连二姐的那份也给读上。」（〈高中〉，页95）成绩更好的她，为了让「我」升学，主动让出升读高中的唯一机会。最后，她也逃不过结婚的命运。二姐的「牺牲」出于家庭伦理，陷入女性必须辅助家族男性而捨弃自我身份⁵²的伦理困境中。

（三）反抗型女性

反抗型女性基于前两种女性形象，但在这之上作出了强烈的反抗，例如自杀、弑夫。在《她们》，反抗型女性主要集中在第七章中家族外的其他乡村女性。

仝改枝的丈夫因为在海外出差，长年不回家，而与另一位大她二十多岁，街上买梨认识的男性发生婚外情。丈夫回来后，她提出离婚，不理丈夫的反对，竟抛夫弃子前往郑州再婚。后来在「我」的访问下，得知她被那名原来有妻儿的男性欺骗，最后分手收场。现在，则与一位同样有妻儿的男护工同住。她对于自己的生活这样评价：

「不怕你笑话，也不怕你写出来──我和吴成民结婚十几年，在床上从来都不知道高潮是咋儿一回事。三十三岁第一次高潮是在镇上宾馆野合时，是郑州这个男人给我的。现在我和我这个男人在一起，两个人每天都觉得那事特别好。」（〈仝改枝〉，页240）

「──为了那事儿，为了有高潮我落到今天不后悔。」（〈仝改枝〉，页241）

她的一生追求身体欲望，从中获得人生意义，为了「高潮」而选择不同男性。她反抗的是父权社会中男性的女性身体「贞洁」的压迫，女性与女性身体达到和解，从而跨向精神上「作为人」的人格完整。⁵³

王萍萍原本以为嫁给高大帅气的刘一狗，将会获得幸福的生活。然而她很快便发现丈夫刘一狗的家暴和出轨成性，刘一狗动辄暴打王萍萍，更是不断在她面前，与其他女子发生性行为。王萍萍忍受多年，直到一天刘一狗在和别人的床事之后，再次强迫她模彷「侍候」，她反抗后「一耳光打掉她三颗牙」（〈王萍萍〉，页250），至此王萍萍终于动了杀心。后来的几天，她对刘一狗百依百顺，一边完善她的弑夫计划。而到实行计划当日，刘一狗再次酒后家暴，原因不过是「炒黄瓜里忘放盐了」，这临门一脚最终使王萍萍毫不犹豫地将农药兑水，毒杀了刘一狗。她埋尸厨房后，便远离夫家再嫁，多年后才被发现。值得一提的是，故事的结尾提及了文首报案的前夫母亲探访王萍萍的情节，她对王萍萍说了以下一番话：

「这十几年你没有回来看过我。你要看过我一次，我就是梦到我儿子死在灶房我也不会去报案。 」（〈王萍萍〉，页251）

上述自白显现了婆婆和王萍萍同为牺牲型女性，经历了刘一狗前半生和后半生的两位女性在此刻达到共情，分别在于王萍萍对破碎的家庭环境，并不妥协，而是敢于作出反抗。

吴芝敏作为乡村少有女同姓恋者，生活得痛苦不堪，原本顺服乡村社会选择了一个二婚男人，但结婚后无法对抗与丈夫的性生活。在再次面见年少时曾交往的同姓爱人后，感情一发不可收拾，数次偷情后被丈夫发现。丈夫不同意离婚后，她无法控制地把丈夫当成阻止她恋爱的「情敌」，忍受不了对丈夫的怨恨，最终弑夫。吴芝敏渴望到城市寻求与爱人生活的空间，却不得不屈服于低微身份与正统伦常，弑夫的背后是对乡村伦理束缚的强烈反抗。

第七章〈她们〉中的反抗型女性本质上也是受乡村社会压迫的女性，受历史、环境及社会结构所规范，无法获得主体性地位。「她们」大多数既是受害者，又是施暴者⁵⁴，在男权压迫下作出反抗，与违背自己意愿的现实抗争到底，以暴制暴的背后潜藏的是弱势群体无法主宰生活的无力和法律意识的淡薄。⁵⁵

（四）「我」的视角切换与女性形象的关係

在《她们》中，「我」利用身份之间的跳跃与转移，从「内到外」创造出不同的切入点，以观察中国乡村的女性。「我」作爲家族的人处于故事之内，参与故事发展；作爲男性，「我」又游离在「她们」之外，身份的重叠赋予了独特的叙事权威。⁵⁶

第一章的「参与者」视角，「我」是相亲者、求偶者的身份，在相亲时对女性的书写中可以看出，阎连科并不否认自己当时以男性本位的思想和态度，审视那些物化自己的同龄女性，体现男性无意识的性别期待与性别欲望⁵⁷。第二至五章的「旁观者」视角，身份按辈分，在兄弟、姪子、亲儿之间转换，作为亲属，阎连科并没有完全脱离自己的叙述，他将自身安置于对女性的压迫和旁观的地位，藉自己的受益和协助，充分叙述家族女性的「好与坏」。第七章的「访问者」视角，阎连科回归作家、访问者的身份，忠实地记录那些为人不解、批评，甚至定罪的女性的故事。出于对女性「作为『人』的女人」的关怀以及《她们》的写实性，与「我」的身份距离成正比，叙述视角的切换是逐渐离开阎连科自身的评价的。《她们》同时展示男性视角及女性视角，由「我」的男性视角过渡至「她们」的女性个人视角，以两者的对比客观描写女性，更全面地展述了各面向的女性形象和乡村女性处境。

而从《她们》的女性身份转换来看，《她们》则存在一种「外──内──外」的结构。第一章和第七章的章节名「她们」和二至五章节名「姑姑们」「娘婶们」的区分，正正透露了她们身份由阎连科亲疏关係的界线分隔，以「我」的身份转移，女性形象在内外之间穿插往来。第一章的「她们」是「我」主观角度下的女性形象，第七章的「她们」反而是「我」客观角度下的女性形象。阎连科以这种相互的结构将女性形象和两性视角紧密扣连。《她们》囊括了阎连科不同身份下的理解和观察，带领读者俯瞰中国当代女性的境况。

《她们》各篇之间穿插着阎连科称为「聊言」的篇章，他在〈聊言之一〉里将之定义为「信马由繮的闲话是可以叫做聊言的。」（〈聊言之一〉，页18）。

「聊言」夹杂在故事与故事之间，形式相对自由，有部分「诗化」的语言⁵⁸，其作用为对聊言前的故事作主题式总结并讨论。〈聊言之一〉在第一章的〈一次相亲〉和〈又一次相亲〉之后，〈第一次相亲〉之前，以「缘分」一词连结两次相亲，并开启后文〈第一次相亲〉拒绝相亲对象又在婚后再次相遇的「命运」描写；此后加入〈聊言之二〉，对「相亲」作出整体的思考，延伸至「婚姻」主题，连接描述求婚和妻子的〈挣脱与命定的事〉。〈聊言之三〉在大姐和二姐的故事之后，就「婚姻」主题加深，反思「乡村女性的婚姻」。〈聊言之四〉、〈聊言之五〉、〈聊言之六〉、〈聊言之七〉分别就家族女性故事讨论「婚姻自由」、「女性记忆」、「语言的性别差异」等女性议题；〈聊言之八〉从文学中「媒婆」和「媒人」的性别形象差异，延伸到母亲作为媒人的故事。最后的〈聊言之九〉则被阎连科独立成章，集中探讨当代中国乡村女性身上的「第三性」特质⁵⁹。

《她们》的「非虚构」散文文本中作家无法脱离文本作出过多评价，阎连科便将自己对家族女性处境的反思，和对乡村女性乃至女性整体的思考，藉「聊言」抒发。综观九篇「聊言」，其主要作用在于脱离文本的评价以及对社会现象及女性处境的反思，与散文文本相辅相成，实现感性和理性结合的非虚构文学。

（一）脱离文本的评价

承接上一部分所言，《她们》的散文文本集中叙述在性别视角下的不同女性群像及女性声音，阎连科「我」的身份亦强调自身在故事的参与，叙事中尽量不作评价。而「聊言」的加入打破了原本的单一文体，阎连科透过「聊言」跳出文本表达情感和理性反思。⁶⁰

阎连科在「聊言」中提出对该主题的反思及回顾。以〈聊言之一〉为例，阎连科以「缘分」为题延伸，对「命运」进行进一步反思。藉〈一次相亲〉中「女方跷二郎腿使阎连科对她产生不满，造成相亲失败」的情节，论证「其实，所有的命运都是偶然决定的。／偶然和偶然相遇的结果才是必然的吧。」（〈聊言之一〉，页18），相亲经验使他发现「人们所有的活着、行走和努力，都不是在偶然中去寻找必然的，而是爲了在必然中去相遇偶然的。」即便经历了前后数次相亲，最后不是别人而是与妻子缔结婚姻，这又何况不是一种偶然下必然的命运呢？阎连科从反思中获得某种关于命运的啓悟：「当相信偶然决定必然、幷是决定人生和命运的关键之键后，那么许多事情我们都可以释然了，放下了，去坦然面对了」，以此开解命运的苦难。

此外，阎连科亦藉「聊言」对散文文本进行补充，深化叙事内容。主要是〈聊言之三〉至〈聊言之七〉对家族女性的背景和人物结局作补充。例如〈聊言之六〉⁶¹中阎连科脱离〈小姑〉的时间线，回归现在对小姑的家庭进行补充：

现在我小姑已经年逾八十岁了。……现在间，小姑家四个女儿早就在命运里远嫁他乡了，两个儿子也都踏着青春晨光的路，离开那悬崖、山脉到城里或更远的新疆喀什城里去。那隅山村只还有我小姑独自守在那片崖地生活着。小姑夫早在二十年前就离开这个世界了。（〈聊言之六〉，页131）

从小姑的年龄到小姑夫的离世、她的儿女近况，通过对小姑的进一步补充表达出对小姑的评价：「她是我们家族中最不顾一切追求爱情的先驱者」（〈聊言之六〉，页132）。阎连科藉此和〈小姑〉小姑家逃过灾难缺粮一事相结合，提出中国乡村婚姻中爱情始终和物质连结的论点，小姑因历史得以拥有婚姻自由，但也以飢荒和粮食的历史去证明自己的爱是正确，对阎连科而言这是「极度物化的东西去证明极度的精神之爱的高尚和正确」（〈聊言之六〉，页132）；而现在小姑数次拒绝搬回娘家，声称「我走了，你的姑夫咋办呢？」阎连科借胡安•鲁尔弗（Juan Rulfo）的《卢维纳》（Pedro Páramo, 1955）中和小姑执着留守死去丈夫家的相似言行类比，显示出传统性别观念下，上一辈乡村女性对家庭的自我束缚，展示了〈小姑〉那看似幸福故事的複杂性。

（二）对社会现象及女性处境的反思

除了脱离文本，对人物和故事作出评价外，阎连科也结合个人经验，根据散文在「聊言」中探讨当前的社会现象和女性处境。九篇「聊言」从「婚姻」开始，展示了「女性记忆」、「婚姻选择权」、「语言的性别差异」等有关「女性命运」的命题，尝试以男性视角探讨女性问题。

在〈聊言之二〉、〈聊言之三〉中，探讨婚姻爱情的主体不如社会婚姻的附加条件⁶²，在乡村中比起爱情更注重时代生存的社会现象。〈聊言之二〉以相亲时必须是「公家人」、「有工作」的要求，提出婚姻与时代利益紧密相连，结尾提出「它从来都不单纯地属于个人与家庭。原来时代无时无刻不在左右着我们的家庭和命运」（〈聊言之二〉，页44）的论点；延伸到〈聊言之三〉，阎连科补充了二姐和二姐夫的条件：

二姐夫是独子……于是关于家财、房宅这些财产都无疑问地没有争执了。加之二姐夫「有工作」，是领工资的人……而二姐夫家选择我二姐,也同样考虑（计算）到了我们家日子的相对殷实和可靠性，与家人在村裡口碑之好的传记性。（〈聊言之三〉，页102）

藉两人在婚姻下的考虑条件，指出当时「把主位让位给诸多社会意识的附加条件」的社会婚姻意义。即使是大姐、二姐这样的自由婚姻者，她们的选择也并非爱情为主，而是家境等附加条件。女性婚姻往来都不以爱情为目的，「婚姻和家庭是从任何的宽门走进去，但都必须朝唯一的窄门走过来。」（〈聊言之三〉，页104），女性在这个名为「生存」的窄门中挣扎求存。

〈聊言之五〉、〈聊言之七〉、〈聊言之八〉里探讨了「女人非人」的问题。在〈聊言之五〉中借被婆家抛弃，在再次远嫁后被娘家遗忘的表姐，指出女性在家庭和男权社会中总是会抹去，女性记忆不属于女性本人。而这句体现出女性被客体化的俚语──「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被阎连科评论为「这是中国最残酷、绝情，对女性犹如柔刀钝杀的文化与秩序」（〈聊言之五〉，页123），表达出他对女性处境的不满。〈聊言之七〉和〈聊言之八〉则指出家庭权力和语言的性别差异问题。〈聊言之七〉首先以中国社会中男性出现「女人呀」的句式，引出「女人非人」的社会观，与「人」区分开来的「女人」一词被独立赋予贬义，「即便女人也为人，她也先是女人，其次才是人。」（〈聊言之七〉，页147）。其后探讨女性的家庭权力，中国家庭中如果像四婶家「女人当家」的家庭，人们并非认同女性，而是认为「男人『窝弱』」；阎连科指出女性的权力必须要以各种方式争取，乡村甚至流传着女性要靠满足丈夫的性需求以获得权力和地位，这本身便是一种女性自身物化的表现。〈聊言之八〉主要从「媒婆」和「媒人」两个词语在中国文学的区别，阐述语言的性别差异。「媒人」是中国婚姻文化重要的一环，但当文学使用「媒婆」，往往呈现出角色贪婪、虚伪的恶人形象，这将古代文学对「红娘」的肯定和敬意全盘否定，只是着重描述出阶级和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性，蕴含着对女性的讽刺和嘲弄之意。而阎连科在〈聊言之八〉结尾中提及的「婚姻介绍人」，包含女性和男性，正是中国对女性态度开始转变的证明。

〈聊言之九〉独立成章，探讨女性作为「第三性」。阎连科以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⁶³和安托瓦内特．福克（Antoinette Fouque）⁶⁴等女性主义者的「第二性」理论为基础，相比较后提出「第三性」理论。「第三性是说女性之他性」（〈聊言之九〉，页207），第三性并非女性先天生理性别或政治上的性别，而是在文化、环境、历史下，劳动使女性具有「男人性」，作为「社会劳动者」的他性存在。作为论证，阎连科就中国1949年后的「前三十年」和文革后的「后四十年」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时代⁶⁵，社会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上升现象进行阐述：「前三十年」对女性的「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女同志也在做」（〈聊言之九〉，页212）论调只限于劳动场合，在此之外女性并没有真正的平等和尊重；「后四十年」时女性的「第三性」更是被时代强行注入，看似自由实际是以物欲控制女性的他性。结合《她们》文本中的女性叙事来分析，从母亲劳动时「那时候把妇女也不当妇女看，每月来经时，也不能请上半天假，月经来了还让挑沙，砸石头，经血就顺腿流在裤子和地上。」（〈聊言之九〉，页212-213）隐藏的忽视和无情，到二姐在新疆摘棉花后与男性一致的面容下的「自塑他性」；以及方榆花因劳动而对自己的「他性」产生抗拒，留下了写着「我每天每年都相（像）男人一样工作。可我不是男人呀！」（〈方榆花〉，页267）的遗信，上吊自杀。这些都无一不是在证明「第三性」「『女人是人，但又不是男人』──可又『不得不是男人』」（〈聊言之九〉，页213）的内涵。在阎连科对于「第三性」的结论：

她们没有成爲作爲人的女人享有女人与男人同样的平等、自由权，而是作爲「劳动力」把自己「女变男」（劳动者）地同男人享有无差别劳动的义务和责任。（〈聊言之九〉，页221）

但当历史来到今天时，她们的女儿、儿媳们……更自觉地在享有单一的与男人一样「劳动权」的平等权利下，自愿地接受着第三性的注入和改变。（〈聊言之九〉，页224）

《她们》中的女性苦难，大多都与「第三性」有关。阎连科认为乡村女性没有关于革命、教育等的历史演变，却受到历史中女性劳动需求和物欲的影响，自愿投入「第三性」的改变中，成为中国乡村女性独有的特质。

（三）散文文本和九则「聊言」的关係

正如上文所言，九则「聊言」与女性故事文本相辅相成，故事与聊言交错形成了独特的文本结构。「聊言」作为作者阎连科情感和理性思考的平台，将故事的人物线索互相连结，总结前文开启后文，以聊言主题再展开叙事。如〈聊言之八〉所举「媒人」和「媒婆」的例子，连接了后文标题〈媒人〉，以身作则用「媒人」代表母亲的工作。而聊言中的话语也在文本中再度出现，在〈聊言之一〉的「这也是人生吧」在后文的〈出嫁的二姐〉、〈吴芝敏〉的结尾提及，聊言和故事互证⁶⁶，加深了阎连科对女性命运「偶然决定必然」的苦难，只能释然的同情。这种互文结构反映了《她们》中女性生活的真面目。⁶⁷

散文文本中作为叙述者的阎连科，在「聊言」中可以跳出故事，在外部进行回顾反思。通过「聊言」环节重新加入文本，进行观念上的介入，同时不影响文本本身的现实意味。这些「聊言」将原本感性的女性故事进一步延伸，抒发关于女性命运的理性思考。最明显的例子便是〈聊言之九〉，由女性命运开启讨论，语调逐渐严肃，将历史和个人经验相结合，反映无数中国乡村乃至全世界女性群体的缩影。

阎连科在访谈中提及他对于《她们》「非虚构」的看法：

《她们》我是当作我们传统意义的散文去写的，如果当下一定要把它归爲「非虚构」，也不是不可以，也自有它的理由。⁶⁸

阎连科并不全然否定《她们》的非虚构特点，叙事角度和文本结构亦有别与一般的「非虚构文学」，然而从作者在场性、客观化叙述和真实取材上则可以将其称为拥有「非虚构」元素的文学作品。

（一）「非虚构」之外对叙事角度和文本结构的创新

从叙事角度而言，阎连科使用男性和女性群体的叙事视角书写《她们》的女性形象。在《她们》中，阎连科是叙述者，同时也作为参与者存在。第一章充满男性本位的凝视，女性形象只有符合男性追求与否之分。后文不再由男性──即「我」主导叙事，而是由女性作为主角，文中使用第一人称讲述家族女性的故事，其他女性的故事则几乎全部使用第三人称讲述，使用「她们的话」进行叙述⁶⁹。在她们的描述下女性苦难正正因男性而来。「我」的身份从「参与者」转换到「访问者」，原本男性本位的叙事视角逐渐后退，将叙事权力交还给女性。在《她们》中，阎连科将姐姐、姑姑、娘婶、母亲等处于不同家庭的女性生活和命运结合，在「家乡」这个生活空间中，女性形成群体。叙事的是女性主体性的集体叙述声音⁷⁰，「我」实际上是作为中介在诉说「她们」。「我」的男性身份和「她们」的女性身分相对比，两种截然不同的叙述，具体地体现出性别的不平等，以及乡村女性在压迫下生存的真实处境。

在文本结构方面，《她们》打破单一文体，在一般的「非虚拟」散文文本之间，夹杂了表达个人评价及理性思考的「聊言」，彼此互文互证。散文描述女性在苦难中的不同表现，面对苦难或积极乐观或甘愿承受，面对不公或斗争或自焚反抗；而在聊言中阎连科得以跳脱非虚构文本的在场性，以反思和控诉补充叙事，探讨女性苦难背后的社会因素。《她们》中，阎连科在文本剖析了自身的自私和缺陷后，再透过聊言去关注中国乡村女性生存方式与命运，在个人经验基础之上、以乡村女性爲单位进行剖析和补充，随着「聊言」扩大至对中国乡土这一庞大公共空间的审视。而从阅读角度而言，回归现实的「聊言」设置，亦能缓和故事悲剧基调的压抑感。

（二）偏离传统非虚构文学，以男性视角描述真实女性像

综观全文，《她们》虽然加入了带有个人色彩的聊言部分，偏离传统非虚构文学完全客观的纪实性，但文本强调了作家的在场性，取材自身边真实的女性。散文和议论的互文反而提供了阎连科作为男性作家对书写女性的反思。

在〈三婶〉中，三婶「男人是万恶之源」的言论，引起阎连科对自己作为男性作家价值观的重新审视，而在他从男性视角到女性视角的转换来看，《她们》的确对女性带有跨性别叙事的特徵。与阎连科第一章三次相亲的明确男性视角相比，《她们》中段至尾段的叙事，他都尝试脱离男性话语对女性的性别框架，以「女性自觉」的创作意识，关注「作为人的女性」。例如性欲重于家庭完整的仝改枝。又例如四婶和母亲的和解，在他看来便是女人先爲人，再作爲女人的事例；同时〈四婶〉文本中「我」以欺骗方式，让四婶和母亲和解的行为，其实正反映了阎连科当时将四婶和母亲视作客体的男性目光。这也体现了阎连科在〈聊言之九〉所提及的「第二性」社会性别影响。

然而，阎连科并无法完全脱离自身经历所塑造的性别观。母亲的养育、姐姐们的牺牲、妻子的付出成就了阎连科的声音，姑姑、娘婶与同乡女子完善了阎连科对女性的认知。而在〈赵栀子〉开首，阎连科称自己「一定是个内心潮湿、敏于黑暗的人」，提出自己的写作立场：

爲了写作这部《她们》中的第七章…历经各类成败、得失、庸常、光辉和高 大的女性采访不下数十例，而被我挑选写作的，却偏偏是读者读到的这几位。作家的内心总是爲他的敏感而冲动。我也只能爲使我冲动的女性而落笔。（〈赵栀子〉，页273）

他所挑选的女性故事，无论是家族女性还是其他女性，都更为关注生活和命运中的苦难，正如他在自序提到，他是「写她们的沉默和疯狂，写她们的隐忍和醒悟。」（〈自序 十年的等待〉，页Ⅲ）。阎连科以自己的男性视角书写了他生命中遇到的女性。在他的书写中，以温情的笔触书写隐忍刚强、敢于与命运抗争的女性像，每位女性都拥有独特的光芒。

总结而言，阎连科的《她们》利用非虚构的写作手法书写女性，既不同于女性作家集中内部精神世界和主观性的身体叙事，也不同于一般男性作家受传统男性本位思想影响的眼光和话语系统，而是试图透过纪实方式描绘真是的乡村女性群像。在女性话语从属于父权的社会结构里，阎连科的对女性的解读不仅展示出性别差异下「他者」现象，亦打破女性作家「同性自救」的文学隔绝状态，足见男性作家书写女性对解构和重建女性文学地位的意义。

书籍

阎连科：《她们》（郑州：河南文艺出版，2020年）。

彼得．巴里着，杨建国译：《理论入门：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托里莫伊着，陈洁丝译：《性别／文本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台湾：骆驼出版社，1995年）。

谭梅：《性别文化与现代中国男作家叙事中的女性书写》（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17年）。

杜芳琴：《妇女学和妇女史的本土探索：社会性别视角和跨学科视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郑丹丹：《女性主义研究方法解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顾燕翎主编，王瑞香等着：《女性主义理论与流变》（台湾：猫头鹰出版，2019年）。

杨联芬：《浪漫的中国 : 性别视角下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学（1890-1940）》（北京市：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文学中的男权意识的批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Vivien Burr着，杨宜憓、高之梅译：《性别与社会心理学》（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

达琳．M．尤施卡着，程丽蓉译：《性别符号学：政治身体／身体政治》（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

王政、杜芳琴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何春蕤、甯应斌编：《性／别20》（台湾：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2016年）。

杜芳琴、王政编：《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与性别》（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

Mead, M. (1949). Male and female: a study of the sexes in a changing world. William Morrow.

Bem, S. L. (1981). Gender schema theory: A cognitive account of sex typ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88(4), 354.

Bandura, Albert (1971). "Social Learning Theory”. General Learning Corporation.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24 October 2013.

Bandura, A.,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1986,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学位论文

谭梅：《性别文化与现代中国男作家叙事中的女性书写》（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17年）。

李军：《想像性书写与边缘性阅读──中国现代男作家的性别意识分析》（吉林：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4月）。

黄敏：《他们眼中的她们──试论新时期男性作家的女性形象》（广州：华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4月）。

王菲：《叙述中的偏执想像──新时期女性形象的男性书写》（山东：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6月）。

赵同军：《被扭曲的女性──90年代以来男性写作中的女性形象》（南京：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5月）。

李欣蔚：《被建构的妻子 ——论中国现代男性作家笔下的妻子形象》（山东：曲阜师范大学，2017年6月）。

张刘明：《男性视阈下的「女性」书写 ──叶兆言小说研究》（河南：河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4月）。

王琳：《女性崇拜掩盖下的男性中心主义──论贾平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辽宁：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4月）。

晏晴：《鲁迅视野中的女性命运》（江西：江西师范大学，2011年6月）。

冷师师：《论阎连科小说中的婚恋悲剧》（广州：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6月）。

柴丹：《论阎连科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西安：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6月）。

赵橙：《书写性别：唐人笔下的若干女性形象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5月）。

李洛乐：《出土墓志与壁画所见唐代女性形象研究》，（浙江：浙江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22年5月）。

董晓菲：《从身体美学看缠足行爲中女性身体意识的缺失》（广州：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5月）。

期刊论文

费佳宇：〈乡村女性的多维切面──论阎连科《她们》中的女性形象〉，《汉字文化》，2021年第S1期，页116-117+120。

罗璇：〈城乡空间中的第三性──论阎连科《她们》女性群像书写〉，《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05期，页91-99。

何欣：〈苦难与温情——女性书写视域下的《她们》〉，《名作欣赏》，2022年第09期，页50-52。

何洁：〈阎连科《她们》中的女性叙事〉，《文学教育(上)》，2022年第07期，页26-28。

王春林：〈女性「聊言」、农业时代与畸态人生〉，《长城》，2020年第04期，页141-153。

刘爱玉：〈相对资源、性别角色观念交互影响下的夫妻家务劳动分工〉，《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2年第02期，页27-35。

王胜男：〈浅析中国古代女性审美情趣的演变〉，《天津美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03期，页97-100。

程勇真：〈从「贤妻良母」到「女汉子」：中国当代女性审美形象分析〉，《中国美学研究》，2014年第02期，页109-118。

余曲：〈女性散文主体意识的悖谬现象〉，《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06期，页61-63,268。

刘慧英：〈女权/女性主义——重估现代性的基本视角〉，《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03期，页122-127。

数据报告

BOSS直聘研究院：《2021中国职场性别差异报告》

国家统计局：〈2022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统计监测报告〉，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12/t20231229_1946062.html

访谈

陈曦：〈阎连科谈新作〈她们〉：无意女性主义，只想理解爲人的她们〉，《现代快报》，2020-05-17。

脚注 ：

1. 谭梅：《性别文化与现代中国男作家叙事中的女性书写》（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17年），页42。

2. 同上注。

3. 谭梅：《性别文化与现代中国男作家叙事中的女性书写》（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17年），页42-53

4. 李军：《想像性书写与边缘性阅读──中国现代男作家的性别意识分析》（吉林：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4月）。

5. 同前注，页1。

6. 张刘明：《男性视阈下的「女性」书写 ──叶兆言小说研究》（河南：河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4月）。

7.王琳：《女性崇拜掩盖下的男性中心主义──论贾平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辽宁：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4月）。

8. 同前注，页1。

9. 冷师师：《论阎连科小说中的婚恋悲剧》（广州：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6月）。

10. 同前注，页I。

11. 柴丹：《论阎连科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西安：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6月）。

12. 费佳宇：〈乡村女性的多维切面──论阎连科《她们》中的女性形象〉，《汉字文化》，2021年第S1期，页116-117+120。

13. 何洁：〈阎连科《她们》中的女性叙事〉，《文学教育(上)》，2022年第7期，页26-28。

14. 薇薇安·伯尔着，杨宜憓、高之梅译：《性别与社会心理学》（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页15。

15. 同前注。

16. 同前注。

17. 同前注，页105-106。

18. 同前注。

19. 国家统计局：〈2022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统计监测报告〉，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312/t20231229_1946062.html

20. BOSS直聘研究院：《2021中国职场性别差异报告》，页3。

21. 同前注，页2。

22. 薇薇安·伯尔着，杨宜憓、高之梅译：《性别与社会心理学》，页106-107。

23. BOSS直聘研究院：《2021中国职场性别差异报告》，页4。

24. 薇薇安·伯尔着，杨宜憓、高之梅译：《性别与社会心理学》，页110。

25. 刘爱玉：〈相对资源、性别角色观念交互影响下的夫妻家务劳动分工〉，《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2年第02期，页27-35。

26. 薇薇安·伯尔着，杨宜憓、高之梅译：《性别与社会心理学》，页116-117, 125-126。

27. Mead, M. (1949). Male and female: a study of the sexes in a changing world. William Morrow.

28. 薇薇安·伯尔着，杨宜憓、高之梅译：《性别与社会心理学》，页52-53。

29. 同前注，页54-58。

30. Bem, S. L. (1981). Gender schema theory: A cognitive account of sex typ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88(4), 354.

31. Bandura, Albert (1971). "Social Learning Theory”. General Learning Corporation.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24 October 2013.

32. Bandura, A. (1986).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33. 薇薇安·伯尔着，杨宜憓、高之梅译：《性别与社会心理学》，页57-58, 142-145

34. 同上注，页17-18。

35. 李洛乐：《出土墓志与壁画所见唐代女性形象研究》，（浙江：浙江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22年5月），页42-45。

36. 赵橙：〈书写性别：唐人笔下的若干女性形象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5月），页21-30, 41-46。

37. 董晓菲：《从身体美学看缠足行爲中女性身体意识的缺失》（广州：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5月），页7。

38. 王胜男：〈浅析中国古代女性审美情趣的演变〉，《天津美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03期，页97-100。

39. 薇薇安·伯尔着，杨宜憓、高之梅译：《性别与社会心理学》，页154-160。托里莫伊着，陈洁丝译：《性别／文本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台湾：骆驼出版社，1995年），页95-96。

40. 程勇真：〈从「贤妻良母」到「女汉子」：中国当代女性审美形象分析〉，《中国美学研究》，2014年第02期，页109-118。

41. 托里莫伊着，陈洁丝译：《性别／文本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台湾：骆驼出版社，1995年），页95-96。

42.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文学中的男权意识的批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页15-17。

43. 托里莫伊着，陈洁丝译：《性别／文本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台湾：骆驼出版社，1995年），页42-48。

44. 黄敏：《他们眼中的她们——试论新时期男性作家的女性形象》（广州：华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4月），页10-23。

45. 同前注，页12-13。

46. 谭梅：《性别文化与现代中国男作家叙事中的女性书写》（广州：羊城晚报出版社，2017年），页51。

47. 罗璇：〈城乡空间中的第三性──论阎连科《她们》女性群像书写〉，《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05期，页91-99。

48. 同上注。

49. 费佳宇：〈乡村女性的多维切面──论阎连科《她们》中的女性形象〉，《汉字文化》，2021年第S1期，页116-117+120。

50. 罗璇：〈城乡空间中的第三性──论阎连科《她们》女性群像书写〉，《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05期，页91-99。

51. 同上注。

52. 费佳宇：〈乡村女性的多维切面──论阎连科《她们》中的女性形象〉，《汉字文化》，2021年第S1期，页116-117+120。

53. 罗璇：〈城乡空间中的第三性──论阎连科《她们》女性群像书写〉，《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05期，页91-99。

54. 何欣：〈苦难与温情——女性书写视域下的《她们》〉，《名作欣赏》，2022年第09期，页50-52。

55. 罗璇：〈城乡空间中的第三性──论阎连科《她们》女性群像书写〉，《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05期，页91-99。

56. 何洁：〈阎连科《她们》中的女性叙事〉，《文学教育(上)》，2022年第07期，页26-28。

57. 王菲：《叙述中的偏执想像──新时期女性形象的男性书写》（山东：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6月）

58. 罗璇：〈城乡空间中的第三性──论阎连科《她们》女性群像书写〉，《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05期，页91-99。

59. 王春林：〈女性「聊言」、农业时代与畸态人生〉，《长城》，2020年第04期，页141-153。

60. 何洁：〈阎连科《她们》中的女性叙事〉，《文学教育(上)》，2022年第07期，页26-28。

61. 〈聊言之六〉在〈小姑〉之后。

62. 何洁：〈阎连科《她们》中的女性叙事〉，《文学教育(上)》，2022年第07期，页26-28。
63.

托里莫伊着，陈洁丝译：《性别／文本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台湾：骆驼出版社，1995年），页82-83：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跟据存在主义理论写作，受社会主义影响。主要论点为女性被贬为男性的「另一身」，女性内化并扮演父权社会赋予的角色，后天形成「第二性」。她认为女性的压迫会终止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

64. 安托瓦内特．福克（1936-2014），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女性学学者，法国妇女解枚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出版《两性》，将男女分为先天和后天两种性别。

65. 王春林：〈女性「聊言」、农业时代与畸态人生〉，《长城》，2020年第04期，页141-153。

66. 罗璇：〈城乡空间中的第三性──论阎连科《她们》女性群像书写〉，《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05期，页91-99。

67. 同上注。

68. 陈曦：〈阎连科谈新作〈她们〉：无意女性主义，只想理解爲人的她们〉，《现代快报》，2020-05-17。

69. 何洁：〈阎连科《她们》中的女性叙事〉，《文学教育(上)》，2022年第07期，页26-28。

70. 同上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