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苏轼《艾子集说》的研究价值

宋人好议论、重思辨，表达个人论点时必需具说服力，才会受他人所认同。寓言隐含道理，自然成为协助宋人传递论点的主要工具。相对其他文体而言，寓言体更切合宋代（960-1279）文人的文学审美观，这促使宋代文坛恢復先秦寓言的论辩传统。苏轼曾于《二鱼说》中提及其从柳宗元（773-819）身上获得了寓言创作的写作经验，特别在经历乌臺诗案后，苏轼于朋辈书信来往中，往往小心翼翼，恐再以言入罪，祸及亲友，相信这是苏轼创作《艾子集说》的主要原因。寓言的故事性、虚构性、安全性，赋予苏轼畅所欲言的机会。他透过假托书中角色「艾子」的经历，暗讽北宋朝政腐败及王安石变法的不合理，抒发出对自身仕途际遇的愤慨。因此，《艾子》不但折射出北宋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和习俗等时代特徵，同时反映出苏轼的政治理想、生活志趣及创作风格的转变，研究材料丰富而弥足珍贵。欲掌握苏轼晚年的思想变化，不应忽视其寓言专集《艾子杂说》。是次研究期望以苏轼《艾子杂说》写作动机及寓意为切入点，协助读者了解苏轼寓言的特点及寓言于宋代议论文化的贡献，破除寓言体的边缘化及小众化，并剖析苏轼被贬南下后的心境变化、政治思想，掌握苏轼寓言的写作动机与柳宗元寓言的联繫，继而丰富苏学研究。

 

第二节  苏轼《艾子集说》的研究现状

《艾子杂说》是宋代佚名之作，亦是中国寓言文学史上首部寓言专集。目前最早的文献纪录为周紫芝（1082-1155）《太仓稊米集》卷七中《夜读〈艾子〉书其尾》，约撰于靖国元年（1101）至政和七年（1117）之间。¹

《艾子杂说》相传为苏轼所作。由于《艾子》并无署名，且苏轼亦无留下任何文字纪录表明其为《艾子》的作者，因而古代学者多就《艾子》作者问题作争论。明代（1368-1644）学者多认同苏轼为《艾子》作者，依此说发刊。如顾元庆（1487-1565）《阳山顾氏文房小说》及赵开美《东坡杂着六种》二书重题《艾子》为《东坡先生艾子杂说》。而赵本不但附有南宋曾慥（？- 1155）《类说》中《艾子序》，更自撰《艾子跋》。元代（1271-1368）李治（1192-1279）《敬斋古今黈》云「虽俱俳优俚俗之语，而所托讽，大有切中于时病者，却应真出坡手。」²，主张《艾子》以幽默的语言针砭时弊，似是苏轼手笔。

另一方面，部分古代学者认为《艾子》伪託苏轼之名。南宋（1127-1279）陈振孙（1179-1262）《直斋书录解题》对苏轼作《艾子》之传言持反对立场：「《艾子》一卷，相传为东坡作，未必然也。」³明胡应麟《四部正僞》（1551-1602）以《艾子》用语浅俚，不似苏轼之笔为据。其论点为反对派所袭用，原文抄录如下：

《艾子》，世传苏长公作。子瞻生平善俳谑，故此类率附之。宋人贊坡『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岂笔之于书，浅俚若是乎！⁴

近代研究《艾子》的学者多来自内地及臺湾，研究自1924年由鲁迅（1881-1936）开启，61年间不愠不火；至1985年孔凡礼确证《艾子》是苏轼的作品后一度受到关注。近年学者开始以《艾子》一书作独立研究，而不是将《艾子》纳入苏轼寓言作宏观研究，力求发掘崭新观点。2017年，周瑾《〈艾子杂说〉研究》强调《艾子集说》的研究依然停留于初步阶段，参考资料贫乏及苏轼寓言的边缘性或是研究停滞的成因。

《艾子》现代研究焦点，主要可归纳成四大方向：（一）考证《艾子》的作者及创作时间（二）《艾子》创作动机、背景因素、（三）苏轼寓言的艺术技巧、（四）《艾子》的寓言寓意分类：

 

（一）考证《艾子》的作者及创作时间：

1920年代至1970年代的学者大多承袭古代学者陈振孙、胡应麟的观点，视《艾子》为伪託苏轼之作。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艾子》「託名东坡」⁵。王景鸿《苏东坡着述版本考》评《艾子》「是书内容浅俗，文辞鄙俚，其出后人僞託，实无可疑。」⁶

1985年，孔凡礼于〈《艾子》是苏轼的作品〉以周紫芝《夜读〈艾子〉书其尾》证苏轼为《艾子》所为，列出多条文献考证周紫芝、李之仪（1038-1117）及苏轼的关係⁷，颇具说服力。其后朱靖华〈论《艾子杂说》确为东坡所作〉发现叶寘（？-？）《爱日斋丛钞》及张端义（？-？）《贵耳集》内有苏轼创作《艾子》中《哭彭祖》及《禽大无事省出入》两则寓言的记录⁸，为孔凡礼作有力佐证。

其后学者均以《艾子》为苏轼所作为前提作研究，如周瑾《〈艾子杂说〉研究》中以苏轼的性格特质作研究角度⁹。韩国学者安熙珍〈《艾子杂说》作者质疑〉以苏轼文章特徵、用词习惯等角度尝试推翻孔凡礼、朱靖华的观点¹⁰，虽角度新颖，并无实据支撑。学者于考证《艾子》的作者及创作时间上精益求精，研究成果丰硕，令人敬佩。

 

（二）《艾子》创作动机、背景因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指出《艾子》的创作动机为「嘲讽世情，讥刺时病」，亦赞扬《艾子》是有为之作¹¹，可惜并无剖析及举例。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认为《艾子》精警之处在对专制暴政的批评及无能之人的讽刺，并认可《艾子》的创新性及其对中国寓言史上发展的重大作用¹²，虽然陈蒲清评《艾子》的篇幅只有两页，其珍贵线索使后续研究者能加以发挥。

如朱靖华的〈论艾子杂说确为东坡所作〉中能看出他受陈蒲清的啓发。而朱靖华专书《苏东坡寓言大全诠释》第二章专论《艾子》，虽未对40则寓言进行分类，却分别为每一则寓言作诠释、语释及简评，于《小儿得效方》、《鸭搦兔》等下利用文史互证法考证出苏轼的创作动机基于仕途遭遇¹³。陈黎〈谐趣与智慧——苏轼寓言研究〉中点析出影响苏轼创作的因素为思想、文化及前人示范等三大因素¹⁴。吴建成〈苏轼寓言研究〉第二章专论苏轼寓言写作的背景因素，并划分成外在及内在因素两大类别。外在因素是指社会环境对寓言创作的影响，包括宋代社会风气、佛教文化、古文运动；而内在因素是指作者个人对寓言创作的影响，包括前人影响、写作风格、性格特质、仕途遭遇。¹⁵

 

（二）苏轼寓言的艺术技巧：

一般学者会将《艾子》收入苏轼寓言的艺术技巧作宏观研究，独立研究甚少。如吴建成〈苏轼寓言研究〉第四章专论苏轼寓言的寓意与艺术性，其中以《艾子》中《公孙龙辩屈》一则作例，证明苏轼寓言具有机智诙谐的艺术特质。¹⁶又如赵维平〈论苏轼的寓言创作〉主要探究苏轼寓言的角色特性，便举出《艾子》的《鸭搦兔》、《鬼怕恶人》为例，证明苏轼寓言常出现人与动物、鬼神作交流等¹⁷，可见学者以《艾子》为研究材料观察苏轼寓言艺术技巧。就《艾子》独立研究，金周映〈艾子初探〉将《艾子》的表现技巧大体划分为四类，则画龙点睛、双层结构法、夸张渲染及拟人化手法¹⁸。周瑾《〈艾子杂说〉研究》中第二章第二章专论《艾子杂说》的艺术特色，强调《艾子》中的人物塑造及出色的写作技巧。¹⁹周瑾将五种《艾子》的写作技巧归纳成「多重《艾子杂说》艺术手段」一点颇为累赘，若能如金周映分拆论点再加以论述，读者阅读时会更清晰。就《艾子》艺术特色的研究，目前尚有可供补充的学术空白。

 

（四）《艾子》的寓言寓意分类：

同上，一般学者会将《艾子》收入苏轼寓言，并为其寓意作宏观研究，独立研究甚少。如朱靖华〈论苏东坡的寓言艺术〉中第三点「散文寓言专集《艾子集说》」强调《艾子》于寓言文学史上的地位及贡献，并提出苏轼的散文寓言揭示了北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习俗、人情世态和道德风尚的複杂面貌。²⁰而吴建成〈苏轼寓言研究〉第四章专论苏轼寓言的寓意与艺术性中，将苏轼寓言分为四类，包括抨击时政晓喻人君、针砭人性嘲讽世情、惧罹文祸自嘲解忧、指导学习强调修为，当中只採用了《艾子》中的一例作说明²¹，可见《艾子》于苏轼寓言研究中颇为边缘。就《艾子》独立研究而论，周瑾曾于《〈艾子杂说〉研究》中为《艾子》40则寓言分类，即外患之忧、政治讽刺、社会人情、人生劝谕、幽默寓言五类²²，加以剖析，甚具参考价值。

 

第三节  苏轼《艾子集说》的研究方法

是次研究採用文本细读、比较研究、文史互证、数据统计研究方法。孔凡礼先生于〈《艾子》是苏轼的作品〉中运用了文本细读及文史互证法，提出与苏轼同世的周紫芝曾撰《夜读〈艾子〉书其尾》一诗，其中「万里投荒海一隅，八年蜑子与同居」与苏轼被贬惠州、儋州之时间、经历吻合，有效证明《艾子》的作者及创作时间。²³ 可见文本细读与文史互证法，对《艾子》的研究不可或缺。而比较研究法，运用于研究苏轼寓言、柳宗元寓言及佛经寓言，突显出苏轼撰写《艾子》的取材重点。数据统计法则可用作统计《艾子》40则寓言的内容所属范畴，如政治讽刺、生活体验等，由此可得出苏轼撰《艾子》时侧重的范畴，并判别出其写作动机。

第一节北宋人文环境与寓言復兴

于中国古代寓言发展史上，唐宋时期向来被视为寓言创作的第二高峰期，刘城准更称其为汉族寓言的復兴期²⁴。《艾子》为宋代之作，而宋代的人文环境对于寓言文体復兴非常有利，为苏轼创作《艾子》提供良好契机。

唐代（618-907）自安史之乱后，节度使拥兵自重，形成尾大不掉的局势。据《新唐书》记载，唐昭宗（李晔，867-904，888-904在位）执政时，唐室已落入「自国门以外，皆分裂于方镇」²⁵处境。藩镇割据不仅是唐室灭亡的主因，更导致五代十国的出现，政权分裂时间长达73年。另外，宋太祖（赵匡胤，927-976，960-977在位）以后周禁军统领的身份，发起陈桥兵变，夺权建宋。由其即位后撤去殿前都点检一职及杯酒释兵权的行动上，可以看出其尤其忌惮军权旁落及武官夺权的事件重演。《续资治通鑑长编》记述如下：

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馀，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²⁶

故此，宋太祖採用崇文抑武为宋朝的基本国策，主因是文武相较下，文臣无力威胁朝廷根本，可保国家长治久安。宋室先是放权文官，重用士大夫，强调「作宰相须用儒者」²⁷，掌管军事大权的枢密使一职亦由文臣出任。又广开科举，扩大取士名额，以优厚待遇吸引士大夫为朝政效力，如《宋史．职官志》中记录宰相与枢密使正俸为「月三百千」，享有充足的生活物资「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²⁸，可见文官生活条件优渥。而宋太祖曾立誓「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²⁹，在确保人身安全为前提下，赋予士大夫自由议事的权利。尚文崇儒的政策不但提高了文臣社会地位，更显着提升文臣对于国家的归属感及参政意识，多望以一身学识报效国家。欧阳修（1007-1072）《镇阳读书》：「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³⁰呈现了北宋士人好议论重思辨，勇于表达个人政见的朝堂风貌。苏轼深受北宋人文环境影响，《和柳子玉过陈绝粮》中云「早岁便怀齐物志，微官敢有济时心」³¹表明其早年已怀有报效国家的决心。

自先秦时期起，寓言已作为一种强大的论辩武器，广泛服务于诸子百家的政治主张宣传及思想斗争中。刘城淮对寓言的本质有如下阐述：

寓言完全是为着政治斗争、思想斗争而存在的，离开了政治斗争、思想斗争，它便失去了其生命……寓言却较其他文学作品富于战斗性。³²

北宋一朝在大兴文教的基调上，激发士人作议的热情；至北宋中叶，崇文抑武的弊端逐渐显现，面对辽与西夏的入侵，军事上应採用主和还是主战的对策；以及应否以全面变法清除中央集权的积弊等，论辩需求剧增。北宋文人偶然会採用寓言辅助论政。如王安石（1021-1086）于〈与马运判书〉中，便有一则寓言以论国家经济为主题，原文抄录如下：

今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³³

这则寓言说明国库空虚的症结在于理财失当。旧有经济政策单向百姓徵重税以增加国家收入。长期既不开源又不节流，终入不敷支，国家经济渐趋崩溃。王安石藉这则寓言强调改革的必要性与急切性。

而北宋文人中最频繁使用寓言论政的文人正是苏轼。苏轼善喻，政论中好发寓言以「增强他议论文的说服力」³⁴，其《思治论》便以一则〈世有好剑者〉的寓言批评新法空有声势，华而不实，大肆调动社会资源作配合，却因执行方式有误，导致「剑成而不知收，缺折不可用」³⁵，改革成果未如理想。另外，苏轼曾遭受政敌以文字狱迫害，险些命丧狱中。乌臺诗案后，苏轼惧罹文祸，甚至抵触文字创作；其自幼又深受儒家「忠君报国」思想薰陶，不立言无以报国，陷入激烈的思想挣扎之中。苏轼的社会责任感终胜于恐惧心理，运用折衷之法，以寓言议政且隐去姓名以策安全。朱靖华肯定苏轼寓言的贡献，在于解决北宋的议政需求及恢復先秦寓言的战争传统：

（苏轼）在北宋激烈的政治、现实斗争的需求中，重新恢復了先秦寓言穿插在散文中当作讽谕政治、阐理论道工具的战争传统。³⁶

如《艾子》40则寓言中共有32则围绕北宋社会背景及事件创作，揭露出北宋官场的黑暗面，所行政策之弊端及社会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徵。王水照、朱刚对苏轼创作因素有以下分析：

（苏轼的）政治、学术和文艺创作，都与王安石的「新法」及变法理论「新学」密切相关。³⁷

两位学者的主张对于《艾子》而言，无庸置疑是正确的。因《艾子》的开篇《小儿得效方》正是对王安石变法的回应，揭示出新法的弊端在于推行前未加试验，操之过急，结果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印雨龙与指日蛮》暗示王安石行事急进，百姓无所适从，又碍于时限无法达成政策要求而遭受惩治，陷入无处申辩的局面。由此可见，苏轼创作《艾子集说》目的正是抨击时弊、表达政见，从中表现出其参政热诚及对社会的关怀，足以证明苏轼深受北宋人文环境所影响。

 

第二节文祸与寓言保密性

乌臺诗案、元祐更化（1086-1093）及绍圣绍述（1094-1097）均是苏轼政治生涯上的转捩点。孔凡礼、朱靖华等名家证实《艾子》撰于绍圣绍述后，苏轼被贬于惠州、儋州期间。³⁸然则绍圣绍述仅为苏轼创作《艾子》的导火线，对于《艾子》创作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为发生于元丰二年（1079）的乌臺诗案。

王安石变法本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王安石自云：「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³⁹，希望藉改革一举清除北宋中央集权的积弊。可惜受准备不足、行事手段冒进、用人不善，地方政府配合不一、天灾连绵等负面因素影响，虽充盈国库，却为百姓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并损害了朝中既得利益者的权利，引起朝中保守派大臣上疏反击。新旧两方各不相让，使得北宋执政阶层分裂。而宋神宗偏袒变革派，部分保守派官员如吕诲（1014-1071）、范纯仁（1027- 1101）、刘述（？-？）、刘琦（？-？）等皆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遭到罢免。更有甚者，以支持新法为幌子，务求仕途平步青云。朝堂上就新法的利害议论，逐渐演变成两派抢夺政治权力的党争。

苏轼一生政见虽多变动，政治立场仍偏向保守派。自熙宁二年（1069）起，苏轼连年上奏禀明神宗，新法中具有措施漏洞、形式不当及崩坏纲纪等问题，其中又以《上神宗皇帝书》为「当时反新法的奏议中最系统、完整的一封」⁴⁰。至苏轼任密州、徐州知州，在地方上亲眼目睹百姓为新法所害，接连上〈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徐州上皇帝书〉及〈乞医疗病囚状〉为民请命。其不吝文墨，于诗文中力反变法一事，向来朝野尽知。元丰（1078-1085）年间，王安石再度罢相，宋神宗亲身上阵主持变法。惟苏轼政治敏感度不足，未能察觉变法、皇权相綑绑的箇中利害。迁任湖州后依然故我，上〈湖州谢上表〉批评新法，成为新党发起政治攻击的把柄：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⁴¹

李定（1020-1087）、舒亶（1042-1104）、何正臣（？-1099）等新党，针对文中「新进」、「生事」等字眼，弹劾苏轼谤讪新政，又追缴其旧有诗文，作断章取义以罗织罪名，要求神宗将其处死，并严惩接收诗文一干人等。周克勤《乌臺诗案研究》总结变法派指控苏轼的罪名：

指斥乘舆，无人臣之节；谤讪中外大臣；攻击新法等朝政；妄自尊大，怨不用己；宣传中外，鼓动流俗。⁴²

前文曾提及宋朝的士大夫享有议事自由，原则上，苏轼反对新法只会被视为个人持有不同的政见，并没有触犯北宋任何律法。而新党却「以讽谏为诽谤」⁴³，以穿凿附会的方式，故意将苏轼诗文内容「与宋神宗的皇权相联系」⁴⁴，故意解读成侮辱皇权、为仕者不敬君主，部分解读连神宗本人亦直斥不合理：

时相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惟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云：「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时相语塞。⁴⁵

于新党眼中，苏轼向来是旧党的核心人物之一。藉诗案生事，不仅可以剷除旧党的一员勐将，甚至以株连法一举将旧党连根拔起，以全面掌控北宋的朝政大权。神宗明知新党此番诬告存有排除异己的祸心，仍然默许新党的行为。由始至终，神宗并没有打算处死苏轼。目的只是藉诗案一挫苏轼锐气，清除苏轼于文坛上反新法的影响力，恫吓旧党，使一众人等不再阻拦新法推行。

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苏轼无奈地成为推动新法的牺牲品，遭受台谏严刑迫供，动辄「诟辱通宵不忍闻」⁴⁶，又时刻恐惧被处以死刑、牵连他人，身心饱受折磨。苏轼虽生出以死明志的念头，又不欲辜负苏辙（1039-1112）四处奔走的努力，又「觉知先帝（神宗）无意杀臣，故復留惨喘」⁴⁷，囚于狱中长达一百三十日后，以贬谪黄州为最终判决，重获自由。然而，乌臺诗案为苏轼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打破了对议事权利的既有认知，初到黄州时可谓对诗文创作信心全无：

某自窜逐以来，不復作诗与文字。所谕四望起废，固宿志所愿，但多难畏人，遂不敢尔。其中虽无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⁴⁸

另一方面，苏轼的家学传统、求学经历及受北宋人文环境影响下，使其自幼就深受儒家思想薰陶。儒家士人多以立言报国为志，应否弃志向以抗文祸的问题，曾使苏轼陷入短暂而激烈的思想挣扎中。及后，时间推移及黄州的秀丽风光冲淡了乌臺诗案带来的精神创伤。苏轼终在社会责任及个人生死的选择题上得出答案，决定以尊崇君主，泽惠生民为优先，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⁴⁹

至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起用新党。章惇（1035-1106）、虞策（？-？）等人重施故技，以诰词涉及讥讪皇权为罪名弹劾苏轼。林希（1035-1101）起草制词，更重提乌臺诗案，颠倒箇中是非黑白，竟将苏轼从冤狱内获释一事说成皇恩浩荡，诬蔑其以怨报德，应重责远谪至广东惠州：

元丰间，有司奏轼罪恶甚众，论法当死，先皇帝特赦而不诛，于轼恩德厚矣。……自谓得计，罔有悛心，忘国大恩，敢以怨报。……可特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⁵⁰

绍圣文祸可视作乌臺诗案的重现。是次文祸不仅勾起了苏轼当年因乌臺诗案所造成的精神创伤，还使年纪老迈的苏轼饱受舟车劳顿、颠沛流离之苦。苏轼对于君主昏庸无德、朝堂奸佞充斥，以文字狱及株连法等伎俩作政治迫害可谓是愤恨之极，直接促成《艾子》的创作，以「嘲讽世情，讥刺时病」⁵¹为主基调，採取寓言为文体则「是出于讳言避祸的需要」⁵²。

值得注意的是，结合苏轼《与李公择书》的表述，「讳言避祸」并非如吴建成所言「在一定程度上免去杀身之祸」⁵³，保障个人性命安危。而是恐惧政敌的攻击波及亲朋好友，早于《狱中寄子由二首》中「十口无归更累人」⁵⁴可见出苏轼对自我的贬抑及连累亲人的歉意，对苏辙特为尤甚。《与司马温公》更直言「咎自己招，无足言者；但波及左右，为恨殊深」⁵⁵。故此，笔者主张苏轼以寓言创作《艾子》实是对亲属的一种保护行为。

王焕镳《先秦寓言研究》认为寓言具有隐蔽性，创作者採用寓言的目的是「故意使读者难懂，起着隐晦的作用」⁵⁶。如柳宗元于永贞革新（805）遭政敌打击，贬谪永州后创作出寓言《三戒》，表面上诉说麋、驴及鼠三种动物的悲剧故事作包装；实际上讽刺朝堂上无真才实干的奸佞，因趋炎附势而名利双收，继而抒发对政治现状的愤恨与不满，以避奸佞之锋芒。苏轼《二鱼说》序直言「予读柳子厚《三戒》而爱之」⁵⁷，便是对柳宗元讽刺寓言的认可。

《艾子》中亦有不少寓言以动物、神话背景作包装，实质上影射特定政治事件。如《诛有尾》以神话世界作背景，表面上是讲述龙宫行恶法，龙王下令水族有尾者须斩首。蛤蟆害怕龙王追究其幼时是蝌蚪，因而嚎啕大哭的故事；实际上则着重表现出株连法的恶毒，讽刺宋哲宗翻乌臺诗案的旧帐，多次追贬元祐（1086-1094）大臣，甚至追夺逝世的司马光（1019-1086）、吕公着（1018-1089）赠諡等无理行为。由此可见，苏轼创作《艾子》亦是出于对乌臺诗案及绍圣文祸的激愤，又恐议题过于敏感，株连亲友，故採用寓言为文章体裁。

 

第三节对前人寓言作品的参考与改写

苏轼曾于〈二鱼说〉序公开表明柳宗元是启发其创作寓言的重要人物。除〈二鱼说〉外，《艾子》的创作理念及题材不乏对柳宗元寓言的借鉴。另外，《艾子》寓言取材广泛，如《韩非子》、《庄子》、《笑林》、《圣宋掇遗》等，可见苏轼寓言创作深受前人影响。

 

（一）对柳宗元寓言的借鉴

于创作理念方面，柳、苏两人均要强调寓言需具备教化功能。苏轼于〈二鱼说〉序盛贊柳宗元寓言。基于对《三戒》，则〈临江之麋〉、〈黔之驴〉和〈永某氏之鼠〉的喜爱，〈二鱼说〉应运而生。柳宗元曾直言《三戒》的创作动机在于批评毫无本事的人依仗有权者的威势而胡作非为，并引以为戒：

吾恆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卒适于祸。⁵⁸

此举启发苏轼以寓言〈二鱼说〉批评行为不当者，原文抄录如下：

予读柳子厚《三戒》而爱之，又尝悼世之人，有妄怒而招悔，欲盖而弥彰者。游吴，得二事于海滨之人，亦似之。作《二鱼说》，非意乎续子厚者，亦聊已自警云。⁵⁹

其中，苏轼提及到创作寓言的本意并非以继承柳氏寓言为目标，而是藉寓言警惕自己，不应犯下妄怒招悔及欲盖弥彰的行为，可见苏轼不但学习了柳宗元以寓言讽事的形式，更承接柳宗元以寓言作为教化工具的理念。《艾子》有6则道德修为寓言，透过观察人类或动物的不当行为，引以为戒，藉此提升个人的道德修养。

在创作题材及风格方面，苏轼承袭了柳宗元以寓言讽刺官场的特色。翟晓慧《从寓言的独立到文体的全面成熟——柳宗元、苏轼寓言的比较研究》认为柳、苏寓言的共同特点为「对官场的丑恶现象给予无情的嘲讽」⁶⁰。如柳有一寓言《蝜蝂传》主力抨击朝中贪官污吏，原文抄录如下：

蝜蝂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卬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僕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其去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而死。⁶¹

这则寓言借蝜蝂小虫好负重上行的习性，讽刺朝中贪官有如蝜蝂般贪得无厌，不察钱财为自身累赘，反之更加卖力地求官敛财，「观前之死亡，不知戒」⁶²见前人为敛财而亡，亦不引以为戒，终招来祸患仍至死不悟。

《艾子．毛手鬼》主力抨击朝中以投机取巧之法窃国重权的奸佞。苏轼在这则寓言杜撰出一种名为「毛手鬼」的怪物，其具有窃取相国忠直灵魂的习性。邹子说齐王，登上相国之位后遭受「毛手鬼」袭击，「其人遂忘平生忠直，默默而巳」⁶³，无法做出实际政绩。苏轼藉此讽刺朝中的投机份子，因鼓吹新法扶摇直上，大权在握后，却如同被毛手鬼袭击般无以治民。

此外，笔者发现柳、苏寓言中曾出现题材雷同，但面向不一的情况。

作品	《柳河东集．吾腰千钱》	《艾子集说．百钱独载》
题材	以渡江为题	以渡江为题
寓意	讽刺人类贪财心理。	讽刺人类贪财心理。
角色	船客	船夫
寓言标题	《吾腰千钱》	《百钱独载》
以往例子	《三戒》	《二鱼说》

 

柳宗元《柳河东集．哀溺文．吾腰千钱》原文如下：

永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绝湘水。中济，船破，皆游。其一氓尽力而不能寻常。其侣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后为？」曰：「吾腰千钱，重，是以后。」曰：「何不去之？」不应，摇其首。有顷，益怠。已济者立岸上呼且号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货为？」又摇其首。遂溺死。⁶⁴

这则寓言以众船客弃船求生为背景，其中一名船客虽善水性，却偏要携同腰间千钱逃生，终筋疲力竭，溺死河中。柳宗元藉此讽刺世上视财如命者，将金钱与性命的价值倒置，又对旁人「身且死，何以货为」⁶⁵的忠告置若罔闻，落得人财两空的下场，实属可悲。

苏轼《艾子集说．百钱独载》原文如下：

艾子见有人徒行，自吕梁托舟人以趋彭门者，持五十钱遗舟师。

师曰：「凡无齎而独载者，人百金，汝尚少半。汝当自此为我挽牵至彭门，可折半直也。」⁶⁶

这则寓言以船夫与船客讨论船价为背景。船客于吕梁以五十钱作报酬托船夫送其至彭门。船夫不仅将船费翻倍，还要求船客在岸上为其拉纤至彭门以抵另一半船费。苏轼藉此讽刺世上财迷心窍者，全副心思放于榨乾别人的钱财上，连基本思考能力欠奉。而这种人的结局往往如柳所料，为钱而亡。以上所述，足以证明苏轼寓言创作中创作理念、题材及风格均深受柳文影响。

 

（二）《艾子》取材于不同文学作品

1.《尧禅位许由》文句转化自先秦时期《韩非子》

北宋江西诗派的创始人黄庭坚（1045-1105）曾提出「换骨」的创作理论「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⁶⁷。苏轼运用换骨法，撷取《韩非子》的描述尧统治天下时贫苦状况的文句，套入角色许由身上，并杜撰出尧拥有「都天下之富，享天下之贵」⁶⁸之富裕营造出贫富悬殊，目的是强调许由不贪恋荣华富贵的高洁品德：

 

/	《韩非子．五蠹》	《艾子集说．尧禅位许由》
尧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採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69	都天下之富，享天下之贵70
许由	（没有提及）	所居土堦三尺，茅茨不翦，采掾不斫……食麤粝，羹藜藿，虽厮监之养，无以过其约。71

而本则寓言的核心思想则取材自《庄子》，详见第一章第四节。

 

2.《鑽火》改编自邯郸淳（132-221）《笑林．魏人鑽火》

	邯郸淳《笑林．魏人鑽火》	《艾子集说．尧禅位许由》
取火原因	魏人于深夜突发暴疾	（没有提及）
经过	火具难寻而魏人反复催促。门人愤称魏人责人无理，讽刺魏人「把火照我，当得觅鑽火具，然后易得耳」72。魏人反唇相讥「有火，何更欲尔照？」	艾子连番催促门人鑽火，门人建议艾子拿蜡烛来，便可轻易找到鑽具。
结局	由孔融（153-208）总结出「责人当以其方」73的道理。	艾子自嘲「非我之门，无是客也」74。

两则寓言背景与人物经历大致相同。朱靖华称《艾子集说．鑽火》比起邯郸淳《魏人鑽火》「文字简洁多了，用语也明快多了」⁷⁵。苏轼有意去除《魏人鑽火》之累赘，如魏人因急病发作命门人鑽火的背景，是出于对自身性命安危的考量，多番催促亦是情有可原。而苏轼《艾子集说．鑽火》忽略交代艾子取火的背景，以「一夕疾呼」、「久不至，艾子呼促之」⁷⁶刻划出艾子深夜取火的无理取闹；并将《笑林》中二人相讥，不欢而散的原结局，改写成艾子自悔二人之无理作结，更能突显寓言中「责人须有方」的中心主旨。

 

3.《一蟹不如一蟹》取材自《圣宋掇遗》

南宋戴埴（？-？）《鼠璞》考据出《艾子集说．一蟹不如一蟹》取材于《圣宋掇遗》中陶谷（902-970）出使吴越的经历⁷⁷，下列一表作对比。

/	《圣宋掇遗》	《艾子集说．一蟹不如一蟹》
背景	陶谷因出使吴越而见蟹	艾子行于海滩而见蟹。
经历	陶谷在品嚐锯缘青蟹后，询问锯缘青蟹的族类，吴越忠懿王钱俶则命人奉上锯缘青蟹的十多种族类。陶谷看后便作出了「一代不如一代」78的评价。	艾子在海滩散步，其先后与三种蟹类相遇，分别是「蝤蛑」（锯缘青蟹）、「螃蟹」及「彭越」（白玉蟹），每次遇到的蟹「状貌皆如前所见而剧小」79，艾子便发出「一蟹不如一蟹」80的感叹。
性质	陶谷见蟹为个人亲身经历	艾子见蟹为苏轼有意杜撰

以上可见《艾子》取材之广泛，苏轼受不同朝代的文学作品启发，结合北宋人文环境燃起创作之情，促成《艾子》。

 

第四节《艾子》取材于佛道思想、神话传说

苏轼的寓言创作深受佛、道两家思想影响，如《日喻》化用《大般涅槃经》中「盲人摸象」的寓言故事；《谢医却药》提倡黄老（？-？）「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⁸¹的治国方针。而《艾子》中《改观音经语》、《一扑有迟速》均带有佛经元素；《尧禅位许由》推崇道家隐逸思想；而《黠鬼赚牛头》、《季氏入狱》则具有佛道溷合的宗教色彩。另外，苏轼对于鬼神传说的喜爱，亦是促成《艾子》怪诞诡奇风格的一大契机。

（一）佛家思想对《艾子》取材及批判性的影响

嘉祐六年（1061）苏轼任凤翔签判，创作出〈维摩像唐杨惠之塑在天柱寺〉，此诗以维摩诘为题，是苏轼首篇以佛为题的文学作品。自始屡于诗文中表达对维摩诘的喜爱。《维摩诘经》乃苏轼学佛的入门，「经文本身就类比、譬喻、寓言累牍盈篇」⁸²，说理性、故事性、趣味性三者兼具，对日后苏轼佛教寓言创作影响深远。

元丰元年（1078），苏轼任徐州知州，创作出寓言《日喻》，着重寓言说理及教化功能，内容取材自《大般涅槃经》寓言「盲人摸象」，下列一表作对比：

/	《大般涅槃经》盲人摸象	苏轼《日喻》
起因	国王召盲人摸象，想要得知他们认为大象是什麽样子	盲人想知道太阳是什麽样子，便向众人询问
经过	盲人分别摸到大象的不同部位，并按该部位作描述。	众人均向盲人描述太阳的特徵，盲人按众人观点对太阳作出想像
盲人的错误	盲人们分别误会大象形似萝蔔、畚箕、石头、杵、木製的臼、床、瓮	盲人误会太阳形似铜钟及短笛
寓意	评论事物不应以偏概全	不应人云亦云，应透过亲身实践认识事物

两则寓言人物具相同经历。惟《大般涅槃经》中的盲人受国王命令，处于被动状态下探知大象形体，后又以象的部位躯体描述其整体。而苏轼《日喻》则改写成盲人受好奇心驱使，主动探寻太阳的形貌，却得出错误的结论，苏轼点出盲人错误关键在于「其未尝见而求之人」⁸³，与世上之人喜以望文生义、道听途说的方式求学，终错漏百出的情况相同。苏轼以此则寓言说明亲身实践于求学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苏轼并非盲目依从《盲人摸象》寓言形式及内容，而是切入其核心加以发挥，继而表达出个人对于学习的价值观。

前文曾述，乌臺诗案对苏轼造成严重的身心伤害。苏轼初到黄州之时，十分抵触文字创作及与人交往，《答程彝仲推官二首》自云「但多难畏人，不復作文字，惟时作僧佛语耳」⁸⁴，曾有一短暂期仅以佛语为创作主题，透过「进一步追寻佛理，企图从中得到安慰与解脱」⁸⁵，与佛学建立情感连结后，研习时间增多，个人见解便愈发深入。苏轼《书金光明经后》记述幼子苏过（1072-1123）抄《金光明经》以超渡亡母王氏（王闰之，1048-1093）之事足以证明：

（苏过）泣而言于轼曰：「书经之劳微矣，不足以望丰报……而小子愚冥，不知此经皆真实语耶，抑寓言也？当云何见云何行？」

轼曰：「善哉问也。吾常闻之张文定公安道曰：佛乘无大小，言亦非虚实，顾我所见如何耳。万法一致也，我若有见，寓言即是实语；若无所见，实寓皆非。……如萨埵王子施虎，行此捨施，如飢就食，如渴求饮，则道可得，佛可成，母可拔也。」⁸⁶

《金光明经》中记有「捨身饲虎」一则寓言。苏过怀疑《金光明经》之真实性，恐经书为虚构之寓言，无以超渡母亲往生。苏轼则援引张方平（1007-1091）之语，表明寓言的虚构性质并不会破坏佛理的庄严，反之「佛语的真实与否以至佛的有无，都在心的一念」⁸⁷。自苏过从心而发，抄《金光明经》超渡亡母那刻起，《金光明经》的寓言皆成实语。由此可见，苏轼并不重视寓言的虚构性质，而是着重读者个人如何解读寓言。苏轼于《艾子》引述佛经表明寓言中心思想。如《改观音经语》⁸⁸讲述艾子聆听他人诵佛经的故事。艾子遇见一人在诵《法华经》，其中一句为「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着于本人」⁸⁹。艾子认为此句与观音大慈大悲的本质相违背。为使诵经者更好地感悟佛理，便将经文改成「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两家都没事」⁹⁰。苏轼于此则寓言按照个人对佛的理解，对《法华经》经文不恰当之处作出修正。

 

（二）道家思想对《艾子》的影响

第一节中曾提及苏轼好以寓言论政。于治国之道上，元祐六年（1091）《上清储祥宫碑》足以证明苏轼偏爱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文中论点早于熙宁九年（1076）提出。当时苏轼正任密州知州，作《盖公堂记》，其中寓言《谢医却药》以治病论治国，推崇盖公（？-？）以道家黄老「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⁹¹的方针治国，藉此反对妄加作为且扰民的政治措施。

《谢医却药》内容讲述一位患风寒的病人遭庸医误诊为蛊病的故事。庸医强调病人不及时治疗便会导致死亡，为病人开勐药并立下饮食禁忌。病人严守医嘱后百病缠身。即使连续换了三个医生，病情不但未见好转，反之越发严重。病人最后按乡亲的建议，辞去药物与医嘱，静心调养一个月后，便康復了。其后，苏轼点明「昔之为国者亦然」⁹²的寓言主题。西汉（前202-8）盖公行黄老道，强调「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⁹³使齐国大治，苏轼对其十分敬仰。此则寓言目的是抨击新法。北宋财政问题本应可通过黄老「轻徭薄赋」、「清静俭约」的治国方针解决，却贸行新政。变法措施繁多，不但未能清除北宋积弊，反之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北方之民流移相属，天灾谴告亦甚于四方」⁹⁴。首位将北宋的「风寒」误诊成「蛊病」的「庸医」王安石，理应为北宋现况负责。

〈庄子祠堂记〉中苏轼援引《史记》评《庄子》「本于老子之言。故其着书十馀万言，大抵率寓言也」⁹⁵，表明《庄子》具有好发寓言，虚构性强的特质。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铭》则披露苏轼对《庄子》的喜爱：「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⁹⁶。乌臺诗案后，苏轼借读庄子抚慰精神上的痛苦，蔡锦宽认为苏轼在创作上深受《庄子》影响，诗文中常会化用《庄子》的寓言：

《庄子》擅长以寓言故事表述，他将道的「有情有信，无为无形」，通过形象的故事使得文章呈现出鲜活性。……。而在苏轼的文学作品中，引用《庄子》寓言故事为典故处也颇多。⁹⁷

《艾子集说．尧禅位许由》取材于《庄子．杂篇．让王》及《庄子．内篇．逍遥游》中尧（？-？）欲禅位许由（？-？）之典故。《杂篇．让王》记为「尧以天下让许由，许由不受」⁹⁸，而《内篇．逍遥游》则有记述尧与许由的交谈，许由认为尧治绩斐然，自己接位只是有名无实、越俎代庖，推辞尧的禅让：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⁹⁹

而《史记‧伯夷列传》则交代出许由却位后，耻之逃隐的行动：

尧闻致天下而让焉，乃退而遁于中嶽颍水之阳，箕山之下隐。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滨。¹⁰⁰

许由不受君位后，隐于箕山农耕度日；尧又召许由为九州长，许由更作「洗耳于颍水滨」¹⁰¹之举反抗世俗名声。庄子藉许由不受君位一事说明「圣人无名」之道理，许由为隐逸鼻祖，后世多以许由借代道家隐逸思想。苏轼《送江公着知吉州》中「方将华省起弹冠，忽忆钓台归洗耳」¹⁰²，足以证明其对淡泊名利，回归自然的隐士生活心生嚮往。而《尧禅位许由》紧接《庄子》、《史记》，大写许由之高尚情操。寓言中的许由只要接受尧的禅让，便可享尽天下富贵，其却拒绝且讥笑道「似此富贵，我未甚爱也」¹⁰³，对世人争夺名利之丑态嗤之以鼻，以表其出世之高尚情志。由此可见，早期的东坡寓言重心向外，说明道家思想的治世作用，而《艾子》寓言重心向内，探讨道家思想的人生观。

 

（三）《艾子》中的宗教、神话意象

1.自然崇拜：龙王信仰

中国古代素有崇拜自然的宗教传统。儒、道两教深信司水之神管辖大海、江河、湖泊等水域，职责为统领水族，权能为控制天气。若君主无德，将降下天灾以责众生。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考据中国水神信仰的变化，指出古代祭水神原称祭河伯，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三教合流，水域的神祇更替成龙王：

《史记．西门豹传》说河伯，而《楚辞》亦有河伯词，则知古祭水神曰河伯。自释氏书入，中土有龙王之说，而河伯无闻矣。¹⁰⁴

唐宋时期，唐玄宗（李隆基，685-762，712-756在位）首诏祀龙祠，又「设笾豆如祭雨师之仪，以龙致雨也」¹⁰⁵开祭龙王求雨之先例；宋朝则沿袭唐制，「陆续册封水龙为王，设词立庙」¹⁰⁶，可见唐宋时期的龙王信仰是由君主作推动，臣民作配合。苏轼曾以《诸宫观等处祈雨青祠》向龙王祈雨，可见苏轼对水族神话颇具理解：

洞渊龙王，水府圣众。饥馑之患，民流者期年；吁嗟之求，词穷于是日。乃眷阴灵之宅，实为云雨之司。涵濡之功，俄顷而办。罔吝天泽，以答民瞻。¹⁰⁷

《艾子》中《诛有尾》、《虾三德》、《龙王问蛙》三则寓言中以水族世界为背景，其中角色「龙王」均有出场。苏轼刻划的龙王「其性尤戾」¹⁰⁸，行事凶勐又不合常理。《诛有尾》中龙王因不喜水族有尾，便下令斩杀所有有尾的水族，或追究蛤蟆幼时为蝌蚪，将其处死；《虾三德》中龙王求婿，不求女婿有才干，只求其性情懦弱，易于控制；《龙王问蛙》中龙王喜怒无常，滥用权能，喜则五穀丰登，怒则寸草不生。古时以天子为龙，苏轼欲影射之对象自然不言而喻。

 

2.高寿仙人：彭祖

中国神话传说中有一长寿仙翁名彭祖。按史记《五帝本纪》的描述：「……龙、倕、益、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¹⁰⁹，彭祖（前1237-前1100）自尧帝执政已入仕。彭祖养生有道，晋代葛洪《神仙传》指其「殷末已七百六十七岁，而不衰老」¹¹⁰，苏轼《代滕甫论西夏书》云：「陛下爱民忧国，非特如彭祖之爱身」¹¹¹证明其对于彭祖养生而长寿的传说有所涉猎。《艾子集说．哭彭祖》以彭祖之死为题。彭祖逝，其妻痛哭，艾子便以彭祖高寿八百，不应有憾作安慰。不料彭祖之妻却言，恨当世有人活至九百岁而未亡。比彭祖活得多活一百岁正是「黄衣使者」虞初（？-？），苏轼以其借代皇帝身边的侍臣。

 

3.岭南祭鬼文化

中国古代素有祭祀传统。儒家以祭祀先贤表慎终追远，祭祀亲友寄托哀思。《哭彭祖》正是以彭妻泣祭彭祖为背景。宋代则盛行祭鬼文化，以苏轼遭贬的广东岭南尤其迷信，《宋会要辑稿》记述「湖、广等处州县杀人祭鬼」¹¹²，活人祭鬼屡禁不止。苏轼好鬼神，偶遇灵异事件后，喜撰文记之，多收录于《苏轼文集．杂记．异事》及《东坡志林．异事》。如《仙姑问答》记其以扶乩之术招来何三姑；《广州女仙》又记其寻访崇道大师何德顺（？-？）时，遇一女仙登门入室。可见岭南奇异风俗与苏轼好奇的个性特质相契合，甚至启发其撰文。《艾子》中《黠鬼赚牛头》、《季氏入狱》、《毛手鬼》、《鬼怕恶人》均出现不同类型的鬼怪，而「毛手鬼」更是幻想的产物。《鬼怕恶人》以祭鬼文化为元素，其中反映了苏轼的「信则有，不信则无」的鬼神观。

 

4.上古神兽：獬豸

獬豸，又称解廌、獬廌。东汉许慎《说文解字．𢊁部》：「𢊁（廌），解廌兽也。似山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¹¹³，「廌」又引生出「灋」字，「灋（𢌇），𠛬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¹¹⁴，为「法」的古字。可见獬豸为形似山牛的独角兽，具有分辨是非曲直的能力，利用头上皂角将违法一方驱走，以维护法律公平。苏轼身陷冤狱的经历使其对獬豸更有好感，表现在增强寓言中獬豸的攻击力，从角击改为吞食敌人。

 

5.佛道相融：十殿阎罗信仰

唐宋时期，民间对死后世界的想像多受十殿阎罗信仰影响。姜守诚〈十王信仰：唐宋地狱说之成型〉指出十王信仰的特色在于「道教已将佛教的阎罗地狱观念全盘吸收」¹¹⁵。相传若一人寿元已尽，阎罗王便会派遣鬼差将其魂魄押自地府受审，并按照生前行事作赏罚，或入轮迴、或成仙、或下地狱。民间盛传清官包拯（999-1062）、范仲淹（989-1052）逝世后，便于地府任阎罗王，神话色彩浓郁。北宋淡痴道人（？-？）与苏轼同期，其所撰的《玉历宝钞》，以十王信仰为核心，列明地狱对人类不同罪行的处刑手法，对北宋地狱说的影响力颇为深远。此书于宋哲宗绍圣五年（1098年）发刊，与《艾子》成书时间吻合。吴道子（680-759）《地狱变相》绘出人类于地狱受肉刑的状况，苏轼曾为此图作偈、题跋，可见时人对地狱的恐惧与苏轼的地狱观：

我闻吴道子，初作酆都变。都人惧罪业，两月罢屠宰。此画无实相，笔墨假合成。譬如说食饱，何从生怖汗。乃知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若人了此言，地狱自破碎。¹¹⁶

而《黠鬼赚牛头》、《季氏入狱》背景为十殿阎罗式的地府审判。《黠鬼赚牛头》中阎王判一诈骗犯下镬汤地狱受刑，「以五百亿万斤柴于镬汤中煮讫放」¹¹⁷。《季氏入狱》则讲述春秋鲁国贵族季孙氏于地府受审的故事。季孙氏生前为政不仁，蒙骗君主终致生灵涂炭，阎王判其下阿鼻地狱受刑。阿鼻地狱为地狱最底层，刑罚无间，永不超生。而艾子最后为阎王感叹的一句「自此安得狱空耶」则取自地藏王菩萨之大愿「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¹¹⁸。

 

第五节《艾子序》：「义无乖统而有所发明」

按金周映对《艾子》版本的考据，赵开美《东坡杂着六种》中重题《艾子》为《东坡先生艾子杂说》发刊，并将见于曾慥《类说》（明祁承㸁淡生堂钞本）的《艾子序》收录其中¹¹⁹。现代学者孔凡礼将《艾子序》收于其点较之《苏轼文集》（1986年中华书局版本）；朱靖华于〈论《艾子杂说》确为东坡所作〉评《艾子序》「当视为东坡真作」¹²⁰，可见现代权威学者多认可《艾子序》为苏轼真作。故《艾子序》应为研究苏轼《艾子》创作动机的核心文献资料。

公孙龙、魏牟，生于列御寇之后，其事乃见于列子之书。说者谓列子弟子以其义无乖统而有所发明，故类而附之，无嫌也。艾子事齐宣王，而书之所载，亦多后世之事，岂为艾子之学者，务广其道，凡论议不诡于统叙者，皆存而不去耶？览之者以意逆志，则艾子之学可明，姑置其时之后先可也。东坡居士题。¹²¹

据柳宗元《辩列子》考证，《列子》一书非由列子本人撰写，批评张湛（？-？）处理历史人物出现先后次序有误，使作品的可信度大减：

其后张湛徒知怪《列子》书言穆公后事，亦不能推知其时。然其书亦多遭增窜，非其实。……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后，不可信。¹²²

苏轼于《艾子序》中驳斥柳宗元观点，指张湛《列子》满足「义无乖统」及「有所发明」的条件，故时序错乱并无大碍。「义无乖统」是指张湛《列子》的内容并无违背列子学说，更具诠释列子义理之效用，有助于列子义理之广传。《艾子》则彷效《列子》的创作模式，将时间设定于战国时期，其中不但扭曲历史人物形象，连番穿插后世人物及景物，连主角艾子亦是虚构人物，内容绝不符合历史真实。《艾子》以虚构故事批评北宋不同层面的弊病为创作动机，严守「义无乖统」及「论议不诡于统叙者」的准则，期望读者自行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读作品，领悟箇中义理，从而发扬艾子之学。苏轼〈既醉备五福论〉论解诗不应拘泥于文字，应通过仔细观察推测出作者的意图：

夫诗者，不可以言语求而得，必将深观其意焉。故其讥刺是人也，不言其所为之恶，而言其爵位之尊、车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见其不堪也。¹²³

而苏轼亦建议读者以相同的方法解读《艾子》。

此外，苏轼于《艾子序》主张寓言创作需「有所发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比较《艾子》与《笑林》的写作动机，具体评价如下：

稍卓特，顾往往嘲讽世情，讥刺时病，又异于《笑林》之无所为而作矣。¹²⁴

相较于《笑林》单纯追求寓言诙谐的效果，《艾子》以讥刺时病为目标显得更有建树。鲁迅的评价与苏轼文学价值观一致。苏轼〈凫绎先生诗集序〉强调诗文须正视现实问题，针砭时弊，彰显其社会意义：

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穀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¹²⁵

《艾子》中反映北宋政治、军事、经济及社会问题的寓言合共30则，佔全书寓言四分之三，详情参考第二章第一至四节。可见苏轼于寓言创作中亦展现出「言中必世之过」的文学价值观。综上所述，《艾子序》说明苏轼创作《艾子》的三个重点。第一，《艾子》参考《列子》的创作模式。第二，苏轼期望读者自行解读作品，领悟箇中义理。第三，《艾子》以「有为之作」为创作目标。

《艾子杂说》世界观奇幻，仙、人、鬼、妖四者并存，普通动物亦具有说话的能力。故事时间虽虚设于战国时期，创作模式参考《列子》，《艾子序》云「姑置其时之后先可也」¹²⁶，对书中出现后世人物及事物毫不忌讳，因而可见大量北宋当代盛行的宗教元素与潮流文化，颇具时代风貌。全书40则寓言独立成篇互不相关。主角艾子为齐国君主齐宣王（田辟疆，约前350-前301，前319年-前301在位）的近臣，藉艾子为中心记录其游历七国、地府及龙宫的遭遇与见闻，抨击北宋不同层面的弊病，影射出当代重大社会事件，如王安石变法、乌臺诗案、绍圣绍述等。《艾子》寓言寓意又可作为苏轼晚年对仕途的回顾及对北宋的综合评价。然而苏轼并不乐意读者蹈袭自己的主张，反之期望读者以「览之者以意逆志」¹²⁷的方法解读作品。

朱靖华〈论苏东坡的寓言艺术〉评《艾子》内容：

苏轼的散文寓言，在内容上揭示了北宋中后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习俗、人情世态和道德风尚的複杂面貌，表现为「时代的生活的情绪的历史」也堪称东坡一生政治斗争和社会实践的写照和总结。¹²⁸

笔者按照朱靖华的观点，将《艾子》中40则寓言整理为表，分别为政治寓言、经济寓言、军事及外交寓言、社会风气及人情世态寓言、道德修为寓言。而幽默寓言一类则是融合周瑾《〈艾子杂说〉研究》的分类。笔者认为《三脏》、《骚雅大儒》两则寓言偏向笑话娱乐，而将《秦氏好古》迁至社会习俗人情世态寓言类别。

类别	数量	寓言名称
政治寓言	16	《小儿得效方》、《一蟹不如一蟹》、《一扑有迟速 》、《獬豸》、《诛有尾》、《齐王择婿》、《毛手鬼》、《虾三德》、《哭彭祖》、《食肉之智》、《黠鬼赚牛头》、《印雨龙与指日蛮》、《耀州知白》、《扛钟》、《季氏入狱》、《赶兔失獐》
经济寓言	2	《冯骥索债》、《百钱独载》
军事外交寓言	6	《齐王筑城》、《镇宅狮子》、《白起伐莒》、《鸭搦兔》、《龙王问蛙》、《城下窃盗未获》
社会习俗及人情世态寓言	8	《苜蓿》、《公孙龙辩屈》、《营丘诸难》、《改观音经语》、《愚子》、《鬼怕恶人》、《虚粘奇帽》、《秦士好古》
道德修为寓言	6	《二媪让路》、《鑽火》、《禽大无事省出入》、《尧禅位许由》、《木履》、《狗道我是》
幽默寓言	2	《三脏》、《骚雅大儒》

 

第一节  政治寓言  

《艾子》中具有16则政治寓言，为创作的核心主题，佔全书寓言的四成，多反映苏轼于官场中的见闻。政治寓言着重抨击变法行事、朝廷充斥奸佞及庸才及讽刺君主无德，择材无方，藉此抒发对朝政黑暗的不满。

题材	数量（16）	寓言名称
抨击变法行事	2	《小儿得效方》、《印雨龙与指日蛮》
朝中庸才、奸佞充斥	10	《一蟹不如一蟹》、《獬豸》、《哭彭祖》、《黠鬼赚牛头》、《季氏入狱》、《毛手鬼》、《赶兔失獐》、《耀州知白》、《食肉之智》、《扛钟》
君主无德	4	《一扑有迟速》、《诛有尾》、《齐王择婿》、《虾三德》

《小儿得效方》、《印雨龙与指日蛮》着重抨击变法行事不当。《小儿得效方》为《艾子》开篇，讽刺神宗及王安石等人行新法前未经试验，造成人命伤亡。故事讲述艾子幼子患病，齐宣王赐艾子一服「良药」，强调稚子服后便会康復。艾子于辰时让幼子服用「良药」，不料幼子于巳时病重身亡。齐宣王为作补偿，欲赐黄金协助艾子筹办丧葬。艾子拒绝，反向齐宣王求取「小儿得效方」。

绍圣年间，宋哲宗起用新党，锐意恢復父亲神宗所行新法。而《小儿得效方》则是苏轼晚年对于新法的再度回应。寓言中的药方隐喻变法，以药治病固然正确，问题是以一剂未曾试验的药方治病，不仅未能发挥药物的治疗功用，反之「是药三分毒」诱发药物毒性损伤人体，而艾子幼子正是服用了未加试验的「良药」诱发急疾离世。而新法改革成果未如理想，造成百姓人命伤亡的关键在于君主求治之心太速，新法推行前未加试验，便强行推广。苏轼《思治论》曾批评新法行事轻率「『姑试行之』而已。其济与否，固未可知也」¹²⁹。熙宁四年，苏轼〈再上皇帝书〉向神宗表明以百姓试新法的不妥，为《小儿得效方》的前身：

臣又闻陛下以为此法且可试之三路。臣以为此法，譬之医者之用毒药，以人之死生，试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岂非陛下赤子，而可试以毒药乎！¹³⁰

为君者理应爱民如子，神宗却将百姓当作试验品，以「以人之死生，试其未效之方」¹³¹，明显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小儿得效方》中齐宣王大力鼓吹药方药效，隐去药方未曾试验的真相，以艾子稚子为试验品，事败后赐黄金为其厚葬，行为有如猫哭老鼠。寓言最后，艾子于齐宣王手中销毁使亲儿丧命的「得效方」，不仅是出于丧子之痛，更是不希望君主再以此则药方「治」人，重现稚子的悲剧。

《印雨龙与指日蛮》讽刺王安石变法过急，新政扰民，影响百姓生计。故事讲述从事印刷贴画的百姓到相府诉讼，艾子告诉百姓，相府并非负责诉讼，百姓则指出事情出自丞相，非法官能够定夺。艾子一问得知这些百姓依靠印售祈雨的「印雨龙」及祈晴的「指日蛮」为生，多为赊帐印造。自从丞相上任后，春夏多天旱、秋冬多雨涝，他们顺应四季气候变化，于春夏售卖印雨龙；于秋冬售卖指日蛮。不料去年冬降暴雪，春犯雨灾，丞相临时要求百姓以指日蛮祈晴，使他们损失半年的利润。而艾子安慰他们印雨龙可于秋季售出，而丞相亦是按照人的生存之道调整措施，何况每年气候相同，现在姑且是倒过来而已。

朱靖华《苏东坡寓言大全诠释》认为寓言结尾另有所指「或是指责变法派丞相不顾生活常规而倒行逆施」¹³²，而周瑾《〈艾子集说〉研究》顺着朱靖华留下的线索思考，对《印雨龙与指日蛮》寓言寓意定义如下：

暗指宋朝官员不与百姓商议讨论，想当然的擅自修改规则，实行新条例，扰乱人们的日常生活秩序，又不做出后续处理和调整。¹³³

笔者发现一条纪实性资料，可佐证二人观点。寓言中百姓于相府前诉讼，应取自《宋史．食货志》东明数百名县民大闹王安石府，诉免役法无理：

/	《印雨龙与指日蛮》	《宋史．食货志》
司法机关拒受，百姓聚集于相府前	齐之相府门前有数十人皆贫窭之甚，人相聚而立。艾子曰：「相府非辨讼之所，当诣士师也。」其人曰：「事由丞相，非士师可辨。」134	东明县民数百诣开封府诉超升等第，不受；遂突入王安石私第135
丞/宰相的行为	于春季（丞相）下令人家求晴	推行免役法
百姓诉讼之事	吾数家但习常年先印下求雨龙，唯一人有秋时剩下指日蛮，遂专其利，岂不为至冤乎？136	诉超升等第出助役钱事137

 

由此可见，《印雨龙与指日蛮》中的丞相正是影射北宋宰相王安石。苏轼于寓言讽刺王安石三点。第一，刺其不贤，在任期间天灾人祸频生。寓言表述为「丞相为政数年，率春及夏旱……秋冬至多雨潦」¹³⁸，四季气候变化应为春夏多雨，秋冬乾旱，而丞相为政时却四时逆转。古人不通科学，多视天灾为任人不贤而遭上天谴告。据悉王安石变法期间，天灾人祸连绵，苏轼曾言「北方之民流移相属，天灾谴告亦甚于四方」¹³⁹，将过错归咎于王安石及其变法。第二，刺王安石求治急进，不留时间让百姓准备，寓言中印刷指日蛮贴画需时半年，丞相却要求印刷商立即供货，讽刺王安石行事雷厉风行，与早年苏轼之评语「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¹⁴⁰一致。第三点，刺新政成果未如理想。寓言中艾子扬言丞相全心谋求人的生存之道而调整措施，却要求百姓于生计上配合其四时逆行；王安石扬言变法目标为「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¹⁴¹，苏轼所见的民况却为「公私匮乏，民不堪命」¹⁴²，与王安石的所谈理想具天渊之别。两则寓言可见苏轼不满于新法行事不周而害民。

苏轼〈转对条上三事状〉中曾批评奸佞罪行罄竹难书：

或首开边隙，使兵连祸结；或渔利榷财，为国敛怨；或倡起大狱，倾陷善良；其为奸恶，未意悉数。而王安石实为之首。¹⁴³

《一蟹不如一蟹》、《獬豸》、《哭彭祖》、《黠鬼赚牛头》、《季氏入狱》、《耀

州知白》、《毛手鬼》、《赶兔失獐》着重抨击北宋朝堂腐败，揭露官场奸佞充斥及以上种种罪行，抒发对奸佞掌国愤恨，其中不乏诅咒之语。《食肉之智》讥朝中庸才有名无实；《扛钟》讽司马光恢復差役法不合常理。

《一蟹不如一蟹》取材自《圣宋掇遗》陶谷出使吴越的经历，详见第一章第三节。艾子于海滩见蟹有三，顺序为锯缘青蟹——红螃蟹——白玉蟹，每次遇到的蟹形貌均比前一隻细小，使艾子叹言「一蟹不如一蟹」，改写自陶谷「一代不如一代」¹⁴⁴。寓言讽刺年轻一辈表现不及老一辈。朱靖华认为苏轼目的是藉螃蟹多足而横行的特徵，「唾骂当朝宰相都是些『横行霸道』的禄蠹蟊贼」¹⁴⁵。

《獬豸》中艾子向齐宣王解说于上古灭绝的神兽「獬豸」具有辨别是非、吞食奸佞的习性，艾子慨叹，若獬豸存于现世，其绝不会沦落至乞食。寓言寓意为讽刺北宋奸佞数目之多足以令獬豸餍足。值得注意的是，獬豸本来仅处理法律纠纷，苏轼却将其引入官场，反映出北宋奸佞利用法律行恶，罗织罪名诬陷忠良，苏轼于乌臺诗案、绍圣文祸中可谓深受其害，详见第一章第二节。两案均由君主默许，难而翻案。苏轼无奈下只得寄情神兽「獬豸」为其昭雪。

《哭彭祖》讲述彭祖逝世，其妻痛哭。彭祖高寿八百本不应有憾，令彭妻愤恨的是当世有人号称九百而未亡。苏轼《代滕甫论西夏书》「陛下爱民忧国，非特如彭祖之爱身」¹⁴⁶一句足以证明其对彭祖长寿的传说有所认识。而朱靖华《苏东坡寓言大全诠释》考据此则寓言时，误将叶寘《爱日斋丛钞》写作叶寘仙《爱月斋丛钞》，而周瑾《〈艾子集说〉研究》沿之，现作修正。而叶寘《爱日斋丛钞．卷五》中记苏轼与李廌（1059-1109）讨论《哭彭祖》号称九百者的身份：

东坡作《艾子》中有一条，以彭祖八百岁，其妇哭之，以九百者尚在。李方叔问东坡曰：「俗语以憨痴骀騃为九百，岂可笔之文字间乎？」

坡曰；「子未知所据耳，张平子《西京赋》云：『乃有祕书，小说九百。』盖稗官小说，凡九百四十三篇，皆巫医厌祝及里巷之所传言，集为是书，西汉虞初，洛阳人，以其书事汉武帝，出入骑从，衣黄衣，号黄衣使者，其说亦号九百，吾言岂无据也？」¹⁴⁷

西汉虞初，着小说九百四十三篇，任方士侍郎，号「黄衣使者」。苏轼以其代指围绕皇帝身侧的奸佞。寓言意在抒发对奸佞久政的愤恨，诅咒他们自取灭亡。

《黠鬼赚牛头》艾子梦游地府，碰见阎王在升堂治事，黠鬼于阳间时常诈骗财物，抓住别人的把柄，强迫他人与其同流合污。阎王判其下镬汤地狱受刑，需烧尽五百亿万斤柴才可返回人间。不料黠鬼死性不改，以豹皮作贿赂镬汤狱主，成功删去判决书中的「亿万」二字。其他小鬼看见狱主有意包庛黠鬼，也不敢将柴火烧得太旺。其后，狱主向黠鬼索要报酬，黠鬼却作诗讽刺狱主越权且受贿。狱主察觉被戏耍，便将黠鬼叉回镬汤地狱加刑。艾子梦醒，便嘱咐弟子们要懂得口是祸之门的道理。黠鬼本已脱离镬汤地狱之苦，最后关头却因口舌招尤而功亏一篑，点出人须谨言慎行，君子不立危牆之下的道理。另外，刘应奎、宋文坤《明清鬼狐》评《黠鬼赚牛头》中的行贿行径：

这位机灵「鬼」向「牛头」刑狱官假行贿的行径自然算不上光明磊落，但身司刑狱的「牛头」却执法犯法，这不更令人深思吗？连冥间的官吏都受贿，更何况世上的贪官呢？这个世俗的故事，反映了人间的黑暗现实。¹⁴⁸

苏轼有意借黠鬼与镬汤狱主私自授受一事，揭露出北宋官场贪污受贿成风。

《季氏入狱》讲述春秋鲁国贵族季孙氏于地府受审的故事。阎王怒指季孙氏之罪行罄竹难书，季孙氏矢口否认。阎王罗列其罪行。季孙氏为鲁国丞相，军事上刚愎自用。面对齐国入侵，其只派出一万兵力，妄想以寡敌众，使得万人战死沙场；面对鲁国饥荒时，其又蒙骗君主，未有及时开粮仓赈灾，又使数万名百姓饿死。阎王强调丞相职责在于调和阴阳，而季孙氏为政不仁，诱发天灾连绵，生灵涂炭。季孙氏服罪后，阎王判其下阿鼻地狱受刑。艾子为阎王感叹「自此安得狱空耶」¹⁴⁹！寓言尾句为点晴之笔。季孙氏为政不仁，罪犯滔天，终被阎王判于阿鼻地狱赎罪。然而北宋官场仍有许多如季孙氏般身居要位，却为政残暴，草菅人命的官员。奸佞于地狱受苦固然不足惜，只是奸佞数量实在太多，使阎王工作量大增，狱空成佛遥遥无期，取材自十王地狱信仰，详见第一章第四节。

《赶兔失獐》讲述穰侯魏冉（前335-前266）攻伐纲寿以满足其扩张领土的野心，战后归秦惊觉范雎（？-前255）已取代其丞相一职。艾子讥笑其为「外头赶兔，屋里失獐」¹⁵⁰。寓言讽刺一些人贪婪成性，为了眼前微小的利益，终蒙受更大的损失。寓言中亦反映出新旧党争中官员互相倾轧的溷乱场面，可参照第一章第二节。

《毛手鬼》讲述邹忌（？-？）使出浑身解数游说齐威王（田婴齐，前378 -前320，前356-前320在位），成功被任命为齐国相国。上任数月，并无交出任何治绩。艾子询淳于髡（约前386-前310）为何故。淳于髡则言邹忌定是遭到好窃相国忠直灵魂的「毛手鬼」袭击。艾子便打趣淳于髡，称其定是毫无血性，故未能成为「毛手鬼」的目标。《中华文史论丛》认为《毛手鬼》的寓意与宋代多权相的历史背景有关：

假如能从宋代多权相这一历史背景去理解，当更能明瞭作者寄意之所在。¹⁵¹

世上本无「毛手鬼」，为苏轼杜撰之物。苏轼戏言权相只是不幸遭到「毛手鬼」袭击，将平生忠直忘得一乾二淨而已，由此反讽北宋权相有名无实，通过假装支持新法而身居要职，窃国之重权，神宗一朝此般的投机份子极多。吕惠卿（1032-1111）便是为一典型例子。《宋史．奸臣传》指其「逢合安石，骤致执政，安石去位，遂极力排之」¹⁵²，藉迎合王安石新法而窃国之重权，后又竭力排斥王安石，王安石本人亦称「深悔为惠卿所误」¹⁵³。

《耀州知白》讲述秦国统一六国后，艾子向秦国丞相李斯（前280-前208）求官的故事。艾子与李斯为故交，会面之际，李斯以山珍海错接待艾子，欣然答应艾子求官之事，更保证自己的安排会使艾子满意。而李斯最后决定给予艾子一寸土地。艾子不禁出言讥讽，以为李斯奉自己为上宾，定会作出一个妥善安排，原来不过只是赠自己一个空名。朱靖华猜测寓言讽刺「专制主义者的极端贪婪自私」¹⁵⁴，李斯虽与艾子为故交，表面上答应艾子的请求，最后却以一寸土地作敷衍。虽未知苏轼借李斯意欲讽刺谁人，但寓言中亦反映出北宋官员中有阴险狡猾，出尔反尔、耍两面手法之辈。如苏辙《乞诛窜吕惠卿状》批评吕惠卿「怀张汤之辨诈，有卢杞之姦凶，诡变多端」¹⁵⁵。

《食肉之智》讲述两个愚人食肉求智的故事。两个愚人有感自身智慧不足，认为治国之仕的智慧源自于多吃肉食，因而效彷。改成吃肉之后，愚人们自感智慧提升，更能穷尽事物的本质。一人发现人的脚面生长向前是为不被身后的人踩踏；一人发现人的鼻孔向下长，便利在于不会被雨水倒灌。两人便开始互相赞颂起自己的智慧。艾子嘲讽道，食肉人的智慧不过如此。寓意可解读为讽刺一些人不曾理解事物的本质，将皮毛错认成关键之处，最终闹出笑话。朱靖华考据食肉的典故出自《左传．庄公十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¹⁵⁶，指享尊官厚禄者目光短浅。因而，苏轼亦可能藉机嘲讽北宋权贵智力低下。

《扛钟》讲述齐国两位宰相，则冢相、亚相谋划扛钟一事。齐国迁都，其中有一座宝钟足重五千斤，需要五百人才可扛动。而齐国缺乏人力，冢相则命人将宝钟截成五百段，再用一人用五百天扛至新都城。艾子笑言，冢相的「奇策」无人能及，等宝钟搬到新都城后，需花费数之不尽的焊接工夫。周瑾《〈艾子杂说〉研究》认为这则寓言「批判宿儒大老缺乏实际经验而妄加指挥」¹⁵⁷。笔者认为此寓言或可解读成讽刺司马光、吕公着强废免役法，恢復差役法多此一举。按寓言中两位宿儒大老的官位、职责、治学成果等特徵，笔者推测「冢相」身份为司马光，「亚相」身份为吕公着。下列一表作对比：

/	角色（冢相）	司马光	角色（亚相）	吕公着
官位	冢宰	元祐元年，任尚书左僕射、兼门下侍郎	御史大夫，则为丞相之副	元祐元年，任尚书右僕射兼中书侍郎
职责	「凡国之重事乃关预焉」158
治学	宿儒大老	编修《资治通鑑》	宿儒大老	契丹主问中国学行之士，首以公着对。159

 

冢相命人扛钟，可解读成「差役」。「差役」为了节省人力，竟选择将完好无缺的宝钟截成五百段，再由一人用五百天扛至新都城并重新焊接，明显多此一举，得不偿失。王安石新法中免役法成效甚佳。据《宋史．食货志》云，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尽废新法，要求「尽罢天下免役钱，并依熙宁元年以前旧法」¹⁶⁰；苏轼极力反对，建议司马光改善免役法，「尽去二弊，而不变其法，则民悦而事易成」¹⁶¹，谈判不果。苏轼《辩试馆职策问札子》批评司马光意气用事，「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参用所长也」¹⁶²，反之强逼百姓放弃免役法，重新适应差役法，实属多此一举，或为寓言《扛钟》的寓意。

寓言隐喻	解读
「冢」	为坟塚，暗示死亡之意 司马光逝世于元祐元年九月初一日
「亚」	为次，第二之意 吕公着为司马光副手，逝于元祐四年二月
冢相命人扛钟	则「差役」，暗示復行差役法
焊接工夫	百姓需要重新适应差役法

《一扑有迟速》、《诛有尾》、《齐王择婿》、《虾三德》讽刺的对象为北宋君主，着重讽刺君主个人性格缺陷，君无君德；行事偏激及任人无方的问题。

《一扑有迟速》讲述范雎（？-前255）惧怕秦昭王（嬴稷，前325-前251，前306-前251在位）治罪的故事。范雎说秦昭王，警告其外戚干政后患无穷，秦昭王旋即行雷霆手段杜绝外戚之患，使得秦国群臣对范雎敬而远之。其后范雎卷入诸侯叛乱中，秦昭王因尚未找到替代人选而暂且不治其罪，并下令斩杀一众提及诸侯叛乱者。范雎对秦昭王的暴戾性情心感不安。艾子托人向范雎传话：「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¹⁶³，改写自《普门品经》。虽得观音相助，使人暂居空中，而君王责罚犹在，苟且偷安非长久之计。范雎听说后，便立即举荐蔡泽（？-？）为相，远离朝政。此则寓言讽刺君主性情暴戾，连观音也只能暂且抵挡其暴行；欲保存自身性命，应及早远离政治核心的道理。苏轼仕途中曾多次主动上书请求外任，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铭》表明苏轼于熙宁年间已厌倦新旧党争，「公未尝以一言自辩，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¹⁶⁴，以自求外放方式，脱离政治斗争的漩涡。

《诛有尾》讲述龙王无故下令诛杀所有有尾巴的水族，惹得水族大哭。其中一条扬子鳄疑惑蛤蟆为何一同哭泣。原来蛤蟆是恐惧龙王追究其幼时为蝌蚪的旧事。《诛有尾》讽刺君主好翻旧帐又屡兴株连，毫无君德可言。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藉此则寓言证明宋代有「罗织罪名、株连专断的风气」¹⁶⁵；吴秋林《中国寓言史》评《诛有尾》隐藏了「深刻的社会背景及苏轼本人深刻的人生感受」¹⁶⁶，无疑是指向苏轼罹患文祸的仕途经历，详见第一章第二节。绍圣四年，宋哲宗追贬元祐大臣，指责其「造为奸谋，訿毁先帝，变更法度，各加追贬」¹⁶⁷，名单甚至包括辞世已久的司马光、吕公着。而苏轼则復追贬至海南儋州，〈与程秀才三首〉表明当地环境条件苛刻，物资稀缺：

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¹⁶⁸

哲宗将年老的苏轼追贬儋州，与处死无异。可见寓言中蛤蟆的恐惧不无道理。

《齐王择婿》、《虾三德》均藉择婿一事，讽刺君主任人不贤。《齐王择婿》讲述齐王择婿之条件。齐王为王女择婿，重外表而不重内涵。驸马主要职责为侍奉王女，不可与士人接触，却常自感地位荣贵而高傲自得。艾子对他人嘲道，齐国的命运掌于诸位驸马之手。《虾三德》讲述龙王寻找艾子谋划择婿一事。龙王欲为龙女择婿，却不喜对方同为龙族，反之希望寻求一名易于压制的女婿侍奉龙女。艾子建议龙王择虾为婿。龙王本来嫌弃虾过于卑贱，听完艾子虾有三德的解释后。一没肚肠，二割肉无血，三头上带有不洁之物，作为龙王的女婿相当适合。龙王便欣然接纳艾子的建议。周瑾认为两则寓言寓意为：

讽刺了朝廷选择官员的标准，认为朝廷养了些没有学识修养的无用之人。¹⁶⁹

朱靖华则认为寓言讽刺对象为「当朝天子及其皇亲国戚」¹⁷⁰，而笔者较同意周瑾的观点。北宋对外戚的管控较为严厉，如宋仁宗（赵祯，1010-1063，1022- 1063在位）立诏驸马不得与权臣接触：

仁宗天圣元年十二月十七日，诏：「驸马都尉等自今不得与清要权势官私第往还。如有公事，即赴中书、枢密院启白。仍令御史臺常切觉察，如有违犯，纠举以闻。」¹⁷¹

与《齐王择婿》中「禁与士人往还」的记述相同。元祐年间，王师约（1044-1102）上书言事，因其为驸马，身份敏感而遭褫夺职位。《齐王择婿》言驸马「奉其王女，则为效矣」¹⁷²与北宋政治环境一致；而「国之安危重轻，岂不尽在此数公乎」¹⁷³则不会发生于北宋驸马身上，且苏轼接触过的驸马如王诜（1036-1093）、许珏（？-？）均为才士。由此观之，两则寓言表写择婿，实为择吏。讽刺君主不选贤德才干之士辅助国事，只需一些唯命是从，易而控制的人以满足其专横的个性。

 

第二节  经济寓言  

《艾子》中有2则经济寓言，着重抨击国家用财不当，向百姓横征暴敛以作娱乐开支的行为，以及民间无良商人为敛财不择手段等问题。反映苏轼对国家财政问题的关注及对人民经济状况的观察。

经济寓言

2

《冯骥索债》、《百钱独载》

《冯骥索债》讲述艾子谒见魏君安厘王（魏圉，？-前243，前276-前243在位）的故事。魏君问艾子齐国何以为乐。艾子则表明齐国君主喜好娱乐，尤其喜娱乐技艺。如淳于髡的宠养术、孙膑（前382-前316）的踢毬术、东郭先生的吹竽技艺等。魏王则疑惑，好娱乐须广行赏赐，齐国如何应对进犯的国家。艾子则笑言，齐君向孟尝君（？—前279）借来食客冯骥，向百姓讨数文冷债，便足以令齐国富足。寓言讽刺北宋朝廷用财不当，税收为有限资源，本应用以建设社会，然而君主却将税收作娱乐费用。苏轼〈谏买浙灯状〉批评宋神宗赏赐无度，花费公帑作个人娱乐，并强调公帑来自于百姓：

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纵出内帑财物，不用大司农钱，而内帑所储，孰非民力？与其平时耗于不急之用，曷若留贮以待乏绝之供？故臣愿陛下将来放灯与凡游观苑囿宴好赐予之类，皆饬有司，务从俭约。¹⁷⁴

苏轼《策别十三．省费用》批评朝廷巧立名目徵税，使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今天下之利，莫不尽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关有征，市有租，盐铁有榷，酒有课，茶有算，则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尽用矣。¹⁷⁵

可见《冯骥索债》实是讽刺北宋向百姓徵收苛损杂税维持开支。另外，淳于髡为忠不善宠养谄媚之术、孙膑（前382-前316）双足被废无以踢毬，南郭先生¹⁷⁶更是滥竽充数，笔者猜测苏轼讽刺君主为了无意义的事物挥洒公帑。

《百钱独载》为苏轼彷柳宗元《吾腰千钱》而创作，参见第一章第三节。《百钱独载》讲述船夫与船客就船价之纠纷。船客以五十钱为船价，托船夫送自己到彭门。不料船夫将船费翻倍至一百钱，更要求船客于岸上拉纤以抵另一半船费。苏辙《自齐州回论时事书》曾批评奸商为敛财「巧智百出」的行为：

至于奸民巨贾，窥伺间隙，取利则多。或输滞积不售之货，以易见钱，或指残破无用之屋，以赊实货。巧智百出，难以具言。¹⁷⁷

寓言的船夫求财心切，竟提出让客人拉纤抵船费的笑话，讽刺北宋奸商为求夺财，将全副心思用于榨乾平民钱财上的社会现象。

 

第三节  军事及外交寓言   

《艾子》中有6则军事及外交寓言。《齐王筑城》讽刺朝廷筑永乐城劳民；《镇宅狮子》、《白起伐莒》讽刺入侵者的凶暴残忍，毫无血性；《鸭搦兔》讽刺军事选将错误；《龙王问蛙》、《城下窃盗未获》则自嘲北宋军事力量疲弱。军事及外交寓言反映苏轼对外患问题的态度及对军事扰民的反思。

军事及外交寓言

6

《齐王筑城》、《镇宅狮子》、《白起伐莒》、《鸭搦兔》*、《龙王问蛙》、《城下窃盗未获》

《齐王筑城》讲述齐王欲筑城抵御外敌进犯，齐王认为只要派百姓去修筑一道四千里的长城，让齐国在地理上与各强国隔绝，便可解决国家高额军费的问题。虽然百姓受一时之苦，但长城筑好后，齐国可一劳永逸，不再需要远征及遭受外敌威胁。故齐王表示百姓会热烈参与筑城的计划。艾子以上朝前的见闻作回应，一饥民在大雪下冻倒于路旁，他为大雪来临，明年百姓能吃到低价麦子而高兴，可惜他将在今年冻死。艾子反诘道，饥民冻死与筑城一事无异。百姓亦不知谁因大城筑好而永享安逸。「筑城」与「永逸」暗示寓言取材于实事。笔者推测苏轼是作讽刺元丰五年（1082）神宗批准徐禧（1035-1082）筑永乐城一事：

窃惟银、夏、宥三州，陷没百年，一日兴復，于边将事功，实为俊伟，军锋士气，固已百倍；但建州之始，烦费不赀。若选择要会，建置堡栅，名虽非州，实有其地，旧来疆塞，乃在腹心。已与沉括议筑砦堡各六。砦之大者周九百步，小者五百步；堡之大者二百步，小者百步，用工二十三万。」遂城永乐，十四日而成。¹⁷⁸

徐禧请旨神宗，欲于银、夏、宥州之边界筑永乐城。将领种谔（1027-1083）因当地三面绝崖而无水源极力反对；徐禧反而弹劾种谔骄横，将其调往延州，并徵用二十三万民力于十四日内筑成永乐城。永乐城地理位置直压西夏，西夏甚感威胁，不出十日，发兵三十万攻取永乐城。而徐禧指挥不力，宋军大败西夏。于事件中，百姓先是饱受劳役，其后更是惨遭西夏大军残杀，「是役也，死者将校数百人，士卒、役夫二十馀万」¹⁷⁹，与寓言结尾相对映「正如今日筑城，百姓不知享永逸者当在何人也」¹⁸⁰。

《镇宅狮子》中艾子与齐宣王讨论秦昭王的形貌。艾子出使秦国后，向齐宣王上奏秦国有吞併齐国的野心。齐宣王询问艾子何出此言。艾子便开始形容秦昭王的形貌，最后以「镇宅狮子」盖棺定论。寓言讽刺辽、西夏等外敌虽怀有入侵北宋的野心，军事实力仅如「镇宅狮子」虚有其表。苏轼〈策断二十三〉指出辽、西夏并非军事实力雄厚，只是利用北宋主和之势谋取利益：

贼常欲战而我常欲和。贼非能常战也，特持其欲战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势，屡用而屡得誌，是以中国之大，而权不在焉。¹⁸¹

苏轼藉寓言强调外敌的虚有其表，鼓励北宋无需畏惧，勇敢应战为正确选择。

《白起伐莒》中莒邑百姓听闻秦将白起（？-前257）欲攻打莒邑，故准备逃亡。艾子则以白起容易对付，劝慰百姓无需逃走。艾子又言白起仁慈，日前伐赵攻长平时更是「兵不血刃」。《史记．白起传》记述「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阬之」¹⁸²，证明白起于长平之战中确实「兵不血刃」，因其以坑杀的方式处理战俘。寓言借白起伐赵一事反讽辽、西夏等入侵者滥杀无辜，视人命如草芥的行径。苏轼《休兵久矣而国益困》批评夷狄侵扰宋民：

然夷狄贪惏，渐不可启，日富日骄，久亦难制。故自宝元以来，赋敛日繁，虽休兵十有馀年，而民适以困者，潜削而不知也……而二虏者实残吾民……且夫举天下之大而诛数县之虏，故上下交足，而内外莫不欢欣。¹⁸³

文中劝喻神宗诛除夷狄，宋廷无需于百姓身上搾取金钱以求和。永乐城之战，神宗误用新党徐禧，使得西夏杀宋军「将校数百人，士卒、役夫二十馀万」¹⁸⁴，苏轼「兴言及此，流涕何追」¹⁸⁵对宋民遭西夏残杀极为悲痛作以寓言讽之。

《鸭搦兔》中记述艾子对长平之战的评价。长平之战中赵国君主以名将赵奢之子赵括（前290-前260）为主帅，逢对手秦国名将白起一战即败。赵括被俘，四十万百姓惨遭白起坑杀，赵国邯郸几乎沦陷。艾子以故事作回应。一名猎人买了一隻禽鸟协助其打猎。惟其不知猎鹰模样，随意买了一隻野鸭替代。打猎时，猎人发现猎物便将野鸭抛出去捕猎。野鸭不能飞，在空中扑腾几下便落到地上；猎人见状又将野鸭抛出去。如此来回数次，野鸭不胜其烦，开口抱怨：「我是一隻野鸭，被人类食用是我的本分，为何非要强迫我去捕猎呢？」猎人回答：「我以为你是猎鹰，谁知道你是野鸭？」野鸭怒极反笑，举高蹼掌，反诘道：「你看我这蹼掌可以抓得住兔子吗？」朱靖华猜测此则寓言指向永乐城之战，由于宋神宗误信「权奸吕惠卿推荐的徐禧为边事统帅」¹⁸⁶ 酿成严重军事伤亡。苏轼《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狠批吕惠卿诱永乐城之战：

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变乱旧章。力引狂生之谋，驯至永乐之祸。兴言及此，流涕何追。¹⁸⁷

所谓「将帅无能，累死三军」，苏轼却于此则寓言改变批判对象。由赵括无能转移至赵国君主用人不贤，有眼无珠，误将野鸭当猎鹰，结果赔送四十万百姓性命。实质上讽刺徐禧无军事才能又好大喜功，以致兵败横山，尤如野鸭无能未能捕兔。而任用徐禧此等无能之辈的宋神宗，才是永乐城之战的始作俑者。

《龙王问蛙》中燕王向艾子请教军事。燕王问艾子：「燕国国势力弱，常被强秦征敛勒索，虽想与其一战，又害怕军力不足而战败，该如何是好？」艾子以一故事作回应。故事中龙王与青蛙正谈论各自的居住地及如何表达喜怒。龙王居于宏伟的宫殿，喜则使人们五谷丰收，怒则掀起狂风暴雨；青蛙居于野外，喜则咕呱乱叫，怒则凸眼胀肚。燕王听完便露出惭愧的神色。《城下窃盗未获》中讲述秦军攻陷长平后围困邯郸，各国诸侯作壁上观而不敢带兵下阵。而赵国的丞相平原君，对邯郸即将沦陷束手无策，无奈下只得询问府吏府中有何公事未了。在座的魏人新垣衍（？-？）连声答道，城外盗贼未除。寓言中秦与燕赵对应夷狄与宋室的关係。苏轼《策断上》点明求和于外患问题上无补于事：

昔者敌国之患，起于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无厌，以有倦待无厌，而能久安于无事，天下未尝有也。故夫二虏之患，特有远近耳，而要以必至于战。¹⁸⁸

弱国为了避战而求和赔款，而强国则为了谋取利益故意挑起战争，如此来回往復，但凡弱国无力缴付征敛，定会向强国发起战争。故求和避战并无作用，因为战争是必然会发生的，道理于古时战国或当代北宋同样适用。苏轼借两则寓言中燕王及赵平原君的行为，反讽宋室军事力量薄弱一点上过于自卑，常以懦弱逃避的心态应对外敌入侵，不思进取无以改善。

 

第四节  社会习俗及人情世态寓言 

《艾子》中有6则社会风气及人情世态寓言。《苜蓿》刺文人社会地位低微；《改观音经语》刺时人崇佛另有图谋；《愚子》刺富户欠缺家庭教育；《鬼怕恶人》刺人欺善怕恶；《虚粘奇帽》、《秦士好古》则反映时人追随潮流时的丑态。社会风气及人情世态寓言反映苏轼对北宋社会问题及流行文化的观察。

社会风气及人情世态寓言

6

《苜蓿》、《改观音经语》、《愚子》、《鬼怕恶人》、《虚粘奇帽》、《秦士好古》

 

《苜蓿》讲述村老为艾子献上苜蓿一事，村老扬言自己未曾享用过苜蓿，率先奉献给艾子。艾子感谢村老送来鲜物，并问其将前往哪一家献鲜。村老则言，献艾子后便把苜蓿割掉去喂驴。寓言中村老看似敬重艾子的学识，特意前来献鲜货，鲜货却是为驴、马饲料的苜蓿草，则揭露村老看待艾子与畜牲无异。朱靖华认为此则寓言讽刺「朝廷对学馆知识份子的薄俸待遇」¹⁸⁹，与苏轼晚年流落惠、儋的经历有关。苏轼谪儋州，诗文记录朝廷官粮未到，儋民以食物接济之的情况：

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明日东家当祭灶，隻鸡斗酒定膰吾。¹⁹⁰

虽与寓言中村老献货行为相近，差异在儋民对待苏轼颇为友善。相反朝廷将苏轼赶出官舍，「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¹⁹¹。其后，苏轼《桄榔庵铭》表明自身境况为「无地可居，偃息于桄榔林中」¹⁹²。可见苏轼借寓言中村老一角，讽刺宋室扬言礼遇学者，实质待人如畜的虚伪表现。

《改观音经语》取材于佛经，详见第一章第四节。故事中艾子质疑《法华经》经文「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着于本人」¹⁹³的不合理性。《东坡志林》及《艾子》同有收录此则寓言，记述略有不同：

《东坡志林．改观音咒》	《艾子集说．改观音经语》
东坡居士曰：「观音，慈悲者也。今人遭咒咀，念观音之力而使还着于本人，则岂观音之心哉？」194	艾子喟然歎曰:「佛，仁也，岂有免一人之难而害一人之命乎？是亦去彼及此，与夫不爱者何异也？」195

《东坡志林》苏轼明言经中违背观音慈悲的本质，《艾子》中解释经文不合理之处在于鼓励人们互相报復，与佛不符，艾子强调「今为汝体佛之意而改正之」¹⁹⁶，不希望学佛者误解佛的本意，改为「念彼观音力，两家都没事」¹⁹⁷。寓言说明学习不应盲目沿袭经典，应通过思考、批评及改正，才能掌握道理。

《愚子》讽刺富户的家庭教育问题。寓言中一位富人家累千金，有子甚愚却不作教育。艾子向富人指出其子不通世事，难以继承家业。富人则反驳其子聪慧又富有才能。两人争持不下，便以米从何来作考核。其子回答米是由布口袋中倒出来。富人瞬即批评儿子愚笨，指米从田中取。艾子叹道，「非其父不生其子」¹⁹⁸。寓言中富人观察到「米从田中来」，却不知需通过农民耕作；而富子受父亲身教，又娇生惯养不知有农田，观察到米从布口袋倒出，便以此为答案。朱靖华认为寓言中「讽喻了『不教』的恶果」¹⁹⁹。苏轼〈与王定国四十首〉夸奖幼子苏过超脱于尘世之外，是受自己身教所影响：

某既缘此绝弃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儿亦遂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²⁰⁰

「非其父不生其子」正为寓言寓意所在，苏轼点明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性情、行为及认知具深刻影响。

《鬼怕恶人》中讲述鬼祠的变故。恶人不能涉水，便搬出鬼祠内的神像作踏板而过；善人见状，连忙扶起神像，清洁后再三参拜而离去。鬼王不但不惩恶人，反将灾祸降于善人，指恶人不信鬼神，难以受约束。寓言以艾子嘲笑鬼怕恶人作结。寓言具有岭南祭鬼风俗特色，详见第一章第四节。苏轼《东坡志林．食鸡卵说》曾批评人随意杀害弱小的水族，却不敢向他人报怨，由此可见苏轼对于人性中欺善怕恶颇为不齿：

水族痴暗，人轻杀之，或云不能偿冤，是乃欺善怕恶，杀之，其不仁甚于杀能偿冤者。²⁰¹

笔者认为苏轼借鬼王之恶行，讽刺人类欺善怕恶，亦反映出其「信则有，不信则无」的鬼神观。吴建成〈苏轼寓言研究〉猜测寓言与社会、政治问题相关：

其笔调诙谐杂以嘲讽，旨在鄙斥鬼之欺善怕恶。若探其意，则或许人性、社会、政治方是苏轼意图之所在。²⁰²

《虚粘奇帽》、《秦士好古》讽刺时人为追赶潮流丑态百出。《虚粘奇帽》讲述齐国学子流行配戴「虚粘奇帽」，商户纷纷配合潮流作出售。其中有一家定价八百文，十分低廉，常因订单过多而误期。艾子遇见一名学子与店家争执，学子抱怨店家独以八百文的定价欺骗自己，为他人作帽则卖九百文钱，故误期多日。艾子则笑言，学子可以八百文讨要九百文的帽子。寓言中描述了「虚粘奇帽」外貌「长其顶，短其檐，直其势，以其纱相粘」²⁰³，取材于苏轼喜欢配戴的短檐高桶式乌纱帽子。李廌《师友谈记》曾提及「士大夫近年倣东坡桶高簷短帽，名曰子瞻样。」²⁰⁴北宋文人喜以苏轼的穿搭为潮流标记，纷纷效彷其配戴高簷短帽，更命名为「子瞻样」，可见寓言中「虚粘奇帽」的流行并非苏轼杜撰。北宋消费文化盛行，寓言中讽刺消费者的无理取闹，朱靖华则直言时人「赶时髦，图便宜，满足不了欲求便创巨痛深」²⁰⁵。《秦士好古》讲述秦国有一名读书人盲目购买古董，先以田产换取孔子（？-？）坐过的席子；又以家产换取周太王（？-？）拄过的竹杖；最后以房屋换取纣王（？-？）制造的漆碗。秦士荡尽所有财产后，便披上坐席，拄着竹杖，拿着破碗行乞，讨要周太公的九府钱。北宋金石学发展蓬勃，崇古之风大盛。陈云倩的专着《金石：宋朝的崇古之风》对时人收罗古玩的风潮描述如下：

在宋朝（960—1279），中国经历了一场好古之风的大爆发。……但这一时期对古代物质遗存的痴迷尤为突出。从饱学之士到皇家宫廷都热衷于收藏和研究古代器物，其搜寻规模之大前所未有。²⁰⁶

《秦士好古》寓言讽刺时人为追赶潮流以收集古物，对古物缺乏认知，仅通过朝代的先后判断古物价值，并非对金石学、考古学有独门见解，盲目好古终酿成了散尽千金沿途行乞的下场。

 

第五节  道德修为寓言 

《艾子》中有8则道德修为寓言。第一章第三节提及，苏轼承接柳宗元《三戒》以寓言作为教化工具的理念。寓言中以人类或动物的不当行为作鑑戒，以提升个人的道德修养。《二媪让路》刺攀比之心；《营丘诸难》、《鑽火》刺人无理取闹；《禽大无事省出入》刺思考僵化；《公孙龙辩屈》刺信口开河、《狗道我是》刺不知悔改；《尧禅位许由》则推崇隐逸、淡泊名利；道德修为寓言反映苏轼对个人品德培养的重视。

道德修为寓言

8

《二媪让路》、《鑽火》、《禽大无事省出入》、《尧禅位许由》、《木履》、《狗道我是》、《公孙龙辩屈》、《营丘诸难》

 《二媪让路》讲述两位老妇互相让路的故事，其中一名妇人向另一名妇人询问年龄，得知对方较自己大一岁后，便得意地表示「明年将与尔同岁」²⁰⁷。寓言中讽刺凡事好与他人攀比，连客观规律都抛之脑后，最后闹出笑话的人。

《鑽火》改编自邯郸淳《笑林．魏人鑽火》，详见第一章第三节。故事讲述艾子无故于深夜催促门人生火。门人于黑暗中难以找到火具，建议艾子赶快拿蜡烛来，便可找到鑽具了。以艾子自嘲「非我之门，无是客也」²⁰⁸作结。艾子未能体恤门人夜半取火之难，反复催促，使人手忙脚乱，为无理之举；门人要求艾子取蜡烛来寻鑽具，亦是无理之举。寓言中强调指责别人时需合符道理，且应为无理取闹的行为而自省。〈谢欧阳内翰书〉证明苏轼藉反省过往言行，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寓言中提倡自我批评的行为一致：

轼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故乐以此告君也。²⁰⁹

《禽大无事省出入》讲述田巴（？-？）的徒弟禽滑釐（？-？）解答妇人提问的故事。妇人仰慕田巴的辩才，认为其徒弟禽滑釐继承了田巴的才能，便向其讨教。妇人询问为何马鬃毛向上而短，而马尾毛向下而长？禽滑釐骄傲地回答，马鬃毛向上生长势逆，故长度较短，马尾毛向下生长势顺，故长度较长。妇人又询问为何人的头髮向上生长势逆，而长度较长，鬍鬚向下生长势顺，而长度较短？禽滑釐一下被问题难到，向老师田巴求教。田巴得悉事情经过，建议禽滑釐如无要事则减少出门。金周映〈艾子初探〉认为寓言讽刺缺乏实际经验的空谈家：

这则故事讽刺了那些自以为「其辩无人能穷之者」的雄辩家，但其说法却无法通过生活中实际的验证。禽滑釐的老师田巴面对难倒禽滑釐的问题时，也一样答不出来，但他却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和不足，反而教训禽滑釐没事不要常出去。²¹⁰

苏轼《与王庠书三首》曾言「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²¹¹，指读书人好高谈阔论，口若悬河，容易脱离实际情况思考。如寓言中的田巴、禽滑釐空谈势顺、势逆之理，忽略人马有别的重点，因而无法得出正确答案。

《营丘诸难》讲述营丘士人与艾子辩论的故事。营丘士人个性好事，喜无理地诘难他人，是次以艾子为目标。营丘士人提问为何要将铃铛繫于车底及骆驼身上。艾子回答，铃铛作响可于夜间提醒他人回避以免碰撞。营丘士人反驳佛塔上繫有铃铛，难道佛塔需要于夜间出行？艾子解释佛塔上的铃铛用作驱赶鸟鹊作窠，岂能与大车、骆驼的铃铛相比较。营丘士人反诘，鹰隼尾巴亦有铃铛，却不见鸟鹊在其尾巴作窠。艾子大笑道，鹰隼捕猎被树枝绊到时，人们可循尾巴铃铛铃声而救，岂是用作防备鸟鹊作窠。营丘士人不服，指挽郎摇铃铛唱挽歌，原来是怕树枝绊到他的脚，方便他人循声而救。艾子大怒道挽郎以送葬为职，死者生前好诘难他人，故挽郎摇铃庆祝他的死亡。寓言讽刺世间上「每多事，好折难而不中理」²¹²的诡辩家，他们思考时不结合事物的实际情形，纵使别人提醒其不应「不通事理」、事物的性质不一不应妄作比较。其固执己见，揭露出频发歪理的目的是为了赢得论辩，遇上才思机敏者自然被反驳得无地自容。

《尧禅位许由》取材于《庄子．让王》及《庄子．逍遥游》，详见第一章第四节。故事讲述尧年纪老迈，无力治理天下，希望禅让帝位予许由，故到许由家中探望。尧发现许由家中破落，以粗粝为食，提出将天下之富贵全数传给许由。寓言以许由讥笑「似此富贵，我未甚爱也」²¹³作结。寓言中极其推崇许由淡泊名利，不仕而隐居山林之举。更与《送江公着知吉州》中「方将华省起弹冠，忽忆钓台归洗耳」²¹⁴，《江月五首》中「幸可饮我牛，不须违洗耳」²¹⁵表述相同。郑芳祥《出处死生：苏轼贬谪岭南文学作品主题研究》认为此则寓言揭示出北宋中后期统治腐败：

这则寓言反映了苏东坡晚年被流放岭南惠州及海南儋州时的旷达超脱的思想。他的这种远离龌龊尘世的要求，客观上揭示出北宋中后期的政治腐败和黑暗。²¹⁶

《木履》中他人向齐宣王献上了一双毫无手工製作痕迹的木屐。齐宣王认为木屐如此漂亮定是天然生成，艾子强调鞋楦为木屐的内核。寓言中木屐看似天然，製造过程中却依赖人造模型，说明人的製造技艺未必比天然产物差。另外，寓言中的精製木屐反映了北宋手工业兴盛的时代特徵。胡小鹏《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考究出宋代「制鞋制靴也成为一个专门行业」²¹⁷。

《狗道我是》讲述了艾子与猎狗一同打猎的故事，猎狗猎兔成功，艾子便会挖出兔子的心肝给猎狗以作奖励。猎狗却于一次狩猎中误杀猎鹰，洋洋得意向艾子讨要奖励，气得艾子骂了牠一顿。这则寓言讽刺犯错后厚颜无耻地邀功求赏之人。苏轼向来对生事邀功非常反感，如《获鬼章二十二韵》「羌情防报復，军胜忌矜骄。慎重关西将，奇功勿再要」警告将士切勿挑起边关争端，藉滥杀平乱再加以邀功，与《狗道我是》的理念一致。

《公孙龙辩屈》中公孙龙（前320-前250）欲以大话迷惑赵文王（赵何，前310-前266，前298-前266在位），讲述大鹏鸟高飞九万里，龙伯国连钓六隻海龟的故事。赵文王则一连串的大话回应公孙龙，如幼儿于渤海以头巾捕捉大鹏鸟、幼儿举起太行山不慎打中母亲、母亲弹出沙石截断太行山，弹出的沙石成为北岳恒山等。公孙龙随即作揖告退，其弟子幸灾乐祸，指公孙龙常以大话迷惑他人理应受窘。笔者猜测苏轼意在批评他人以尚怪风格引人注目，如《评杜默诗》曾指批评卢仝（795-835）、马异（？-？）和杜默（1019-1085）等诗人取材狂怪：

后闻其篇，云「学海波中老龙，圣人门前大虫」皆此等语，甚矣介之无识也。永叔不欲嘲笑之者，此公恶争名，且为介讳也。吾观杜默豪气，正是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饱后所发者也。作诗狂怪，至卢仝、马异极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²¹⁸

与寓言中讽刺他人好以不切实际、胡乱编造的大话迷惑他人相近。

 

第六节  幽默寓言  

苏轼生性诙谐幽默，《跋文与可论草书后》记述其好与他人说笑：

予平生好与与可剧谈大噱，此语恨不令与可闻之，令其捧腹绝倒也。

《艾子》中有2则幽默寓言。沉谦《修辞学》定义语音双关为：

一个字词除了本身所含的意义之外，兼含另一个同音或音相近的字词的意义。²¹⁹

两则寓言皆运用了语音辞格的语音双关以营造幽默效果，妙趣横生。 

幽默寓言

2

《三脏》、《骚雅大儒》

《三脏》中艾子嗜酒如命，清醒的时刻极少。艾子门徒见状，以恶作剧诱导艾子戒酒。他们将猪肠放在艾子宿醉后吐出的髒物之中，佯装成艾子酗酒而吐出了一脏，并强调人须具五脏而活，现在艾子仅馀下四脏难以存活。艾子仔细观察猪肠，说道：「唐三藏可活，何况我有四脏呢？」寓言中艾子察觉门徒的恶作剧并未声张，反之谐音笑话作回应。唐朝玄奘（602-664），敬称三藏法师。「藏」与「脏」为同音，戏称唐三藏仅三「脏」尚可活，即使自己吐出一脏后还有四脏，从而为酗酒的行为作开脱。

《骚雅大儒》讲述艾子喜好作诗，向他人求「诗」一事。艾子旅行在外于旅店住宿，偶然听见隔壁房间的客人自言自语道「一首，又一首！」。艾子认为客人定是一位才思敏捷的诗人，清晨赶忙去拜谒求诗。岂料客人仅是一名挑担贩子，对诗毫无认识。艾子不信，连忙问昨夜客人为何反复唸道「一首」，客人笑言自己腹泻无纸，多次以手擦拭，弄得「一手，又一手」。艾子门徒嘲笑其为「骚雅大儒」。寓言中因「首」与「手」同音闹出误会；艾子门徒利用「儒」与「愚」同音，取笑艾子求诗心切，可见苏轼精于谐音修辞製造幽默效果。

中国的寓言文学至今已有三千年历史。自春秋战国时代学术蓬勃发展，诸子百家均以寓言作论辩武器，务求于政治主张的竞争中取得胜利，促使寓言创作达至鼎盛期。其后，寓言创作于秦朝至隋朝一度沉寂，至唐宋时期终迎来復兴，文学家柳宗元及苏轼厥功至伟。苏轼《艾子集说》为中国首部寓言专集，为寓言文学史发展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宋朝议论需求极大，为寓言的萌发提供良好的环境。宋人的文章中偶然会运用寓言说理，如欧阳修的寓言《卖油翁》说明熟能成巧的道理。而苏轼善喻，寓言更是遍佈其文学作品当中，尤其喜以寓言论政。苏轼惨历文祸后曾考虑过放弃创作，对社会的责任感终胜于个人安危，又对累及亲友有所顾忌，故採用寓言虚化实事以策安全。《艾子集说》为苏轼晚年再对北宋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问题回应，如批评王安石变法行事不当及永乐城之战用人失误等。《艾子》广泛取材于不同文学作品，为集各家之大成之作。作品糅合了北宋不同的潮流文化及宗教文化风俗，足以证明苏轼对社会观察细緻，亦为后人研究北宋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艾子集说》对于后人的寓言、小说创作具正面影响，如明代陆灼（？-？）《艾子后语》、屠本暖（？-？）《艾子外语》为《艾子》续书。清代（1616-1911）蒲松龄（1640-1715）《聊斋志异》创作受到《艾子》的影响：

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²²⁰

可见《艾子》上承先秦寓言论辩传统，拓展柳宗元的寓言教化功能，对后代明清寓言及志怪小说创作影响深远，实为中国寓言文学发展的重要作品。

1.专着

［西汉］司马迁（前145-87）：《史记》（金陵书局本）。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晋］葛洪：《神仙传》。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宋〕李昉：《文苑英华》（臺北：大化书局，1985年）。

［宋］李焘（1115-1194）：《续资治通鑑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宋］陆游：《避暑漫抄》（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臺北：新文丰出版社，1985年）。

［宋］曾慥：《类说校注》（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宋］欧阳修等（1007-1072）：《新唐书》（北宋嘉祐十四行本）。

［宋］欧阳修（1007-1072）：《欧阳修诗编年笺注》。

［宋］苏轼，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宋］苏轼：《苏轼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宋］苏轼：《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宋〕苏辙：《栾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元］脱脱（1314-1356）：《宋史》（元至正本配补明成化本）。

［明］胡应麟：《四部正僞》（臺北：世界书局，1960年）。

［清］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

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王建生：《古典诗文研究论稿》（台湾：华艺学术出版，2014年）。

王焕镳：《先秦寓言研究》（上海：中华书局，1965年）。

朱易安，傅璇琮等：《全宋笔记．第一编》（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朱东润、李俊民、罗竹风：《中华文史论丛》（北京：京华出版社，1987年）。

朱靖华：《苏东坡寓言大全诠释》（北京：京华出版社，1998年）。

任继愈：《中华传世文选：宋文鉴》（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李之亮：《王荆公文集笺注．中册》（四川：巴蜀书社，2005年）。

季蒙，程汉：《汉唐思想史稿》，（台湾：秀威资讯，2010年）。

吴秋林：《中国寓言史》（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

吴礼权：《中国笔记小说史》（台湾：商务出版社，1995年）。

沉玉成：《韩非子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沉谦：《修辞学》（台湾：空中大学，1996年）。

胡小鹏：《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徐中玉：《论苏轼的创作经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

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陈新璋：《唐宋讽刺寓言》（广东：新世纪出版社，1995年）。

陈云倩：《金石：宋朝的崇古之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

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

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陈学霖：《金宋史论丛》（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简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07年）。

淨因：《佛教二千六百年入门》（香港：中华书局，2010年）。

曾枣庄、舒大刚编：《三苏全书》（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

劳悦强：《文内文外：中国思想史中的经典诠释》（臺湾：国立臺湾大学出版中心，2010年）。

杨晓敏：《中国古代寓言选译》（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

刘尚荣：《苏轼着作版本论丛》（四川：巴蜀书社，1988年）。

刘应奎、宋文坤《明清鬼狐》（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

刘城准：《先秦寓言大全》（湖南：岳丽书社，1988年）。

刘城淮：《探骊得珠——先秦寓言通论》（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颜中其：《苏东坡轶事汇编》，（湖南：岳麓书社，1984年）。

韩荫晟编：《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

 

2.论文集

郑芳祥：《出处死生：苏轼贬谪岭南文学作品主题研究》，（四川：巴蜀书社，2006年），页97。

 

3.期刊论文

孔凡礼，〈《艾子》是苏轼的作品〉，《文学遗产》第3期（1985年6月），页39-42。

安熙珍：〈《艾子杂说》作者质疑〉，《中国苏轼研究》第2期（2016年），页129-139。

金周映：〈艾子初探〉，《东吴中文研究集刊》第9期（2002年），页83-86。

姜守诚：〈十王信仰：唐宋地狱说之成型〉，《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第31卷9期（2010年），页81-87。

陈黎：〈谐趣与智慧——苏轼寓言研究〉，《大众文艺》第23期（2017年），页20-22。

赵维平：〈论苏轼的寓言创作〉，《阅读与写作》第9期（2005年），页2-3。

蔡锦宽：〈《庄子》对苏轼诗文创作的影响〉，《问学》第21期（2017年），页259-277。

 

4.学位论文

王景鸿：《苏东坡着述版本考）（臺湾：臺湾大学中研所，硕士论文，1969年5月），页59。

石牧林：《宋代寓言文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5月），页1-13。

周克勤：《乌臺诗案研究》（四川：西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4月），页1-16。

周瑾：《〈艾子杂说〉研究》（甘肃：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5月）页1-29。

吴建成：《苏轼寓言研究》（臺湾：国立臺湾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7月），页1-82。

翟晓慧：《从寓言的独立到文体的全面成熟——柳宗元、苏轼寓言的比较研究》（山西：山西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7月），页1-33。

 

脚注 ：

1.孔凡礼，〈《艾子》是苏轼的作品〉，《文学遗产》第3期（1985年6月），页39-42。

2.刘尚荣：《苏轼着作版本论丛》（四川：巴蜀书社，1988年），页4。

3.［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臺北：新文丰出版社，1985年），页450。

4.［明］胡应麟：《四部正僞》（臺北：世界书局，1960年），页45。

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页39。

6.王景鸿：《苏东坡着述版本考》（臺湾：臺湾大学中研所，硕士论文，1969年5月），页59。

7.同[1]，页39-42。

8.朱靖华：〈论《艾子杂说》确为东坡所作〉，《苏东坡寓言大全诠释》（北京：京华出版社，1998年），页346。

9.周瑾：《〈艾子杂说〉研究》（甘肃：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5月），页7-12。

10.安熙珍：〈《艾子杂说》作者质疑〉，《中国苏轼研究》第2期（2016年），页129-139。

11.同[5]，页39。

12.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页201-203。

13.同[8]，页155-233。

14.陈黎：〈谐趣与智慧——苏轼寓言研究〉，《大众文艺》第23期（2017年），页20-22。

15.吴建成：《苏轼寓言研究》（臺湾：国立臺湾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7月），页25-33。

16.同[15]，页93。

17.赵维平：〈论苏轼的寓言创作〉，《阅读与写作》第9期（2005年），页2-3。

18.金周映：〈艾子初探〉，《东吴中文研究集刊》第9期（2002年），页83-86。

19.同[9]，页28-32。

20.同[8]，〈论苏东坡的寓言艺术〉，页1-28。

21.同[15]，页76-82。

22.同[9]，页19-27。

23.同[1]，页39-42。

24.刘城准则将汉族寓言发展分成六个阶段，其中称唐至明代为寓言发展的復兴期。见刘城准：《先秦寓言大全》（湖南：岳丽书社，1988年），页4。

25.［宋］欧阳修等（1007-1072）：《新唐书》（北宋嘉祐十四行本），卷50，〈方镇〉，页1328-1330。

26.［宋］李焘（1115-1194）：《续资治通鑑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卷十三，页293。

27.朱易安，傅璇琮等：《全宋笔记．第一编》（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页267。

28.［元］脱脱（1314-1356）：《宋史》（元至正本配补明成化本），卷171，〈职官十一〉，页4101。

29.［宋］陆游：《避暑漫抄》（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页8。

30.［宋］欧阳修（1007-1072）：《欧阳修诗编年笺注》，卷7，页739。

31.［宋］苏轼：〈和柳子玉过陈绝粮〉，《苏轼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页62。

32.刘城淮：《探骊得珠——先秦寓言通论》（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18。

33.李之亮：《王荆公文集笺注．中册》（四川：巴蜀书社，2005年），页1317。

34.同[8]，〈论苏东坡的寓言艺术〉，页8。

35.同[31]，〈思治论〉，页722-726。

36.同[8]，〈论苏东坡的寓言艺术〉，页2。

37.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69。

38.同[8]，页346。

39.《宋史》，卷186，〈食货下八〉，页4556。

40.同[37]，页76。

41.同[31]，〈湖州谢上表〉，页1083。

42.周克勤：《乌臺诗案研究》（四川：西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4月），页10-16。

43.同[31]，〈乞郡札子〉，页1199-1201。

44.同[37]，页85。

45.颜中其：《苏东坡轶事汇编》，（湖南：岳麓书社，1984年），页60。

46.［宋］周必大（1126-1204）：〈二老堂诗话下记东坡乌台诗案〉，见［清］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页677-668。

47.同[31]，〈杭州召还乞郡状〉，页1262-1264。

48.［宋］苏轼：《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页1709。

49.同[48]，页1500。

50.孔凡礼：《苏轼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页1158。

51.同[5]，页39。

52.石牧林：《宋代寓言文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5月），页13。

53.同[15]，页76-82。

54.同[31]，〈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页234。

55.同[31]，〈与司马温公〉，页1668

56.王焕镳：《先秦寓言研究》（上海：中华书局，1965年），页63-65。

57.同[31]，〈二鱼说〉，页2054-2055。

58.［唐］柳宗元《三戒》，载〔宋〕李昉：《文苑英华》（臺北：大化书局，1985年），页859。

59.同[57]，页2054-2055。

60.翟晓慧：《从寓言的独立到文体的全面成熟——柳宗元、苏轼寓言的比较研究》（山西：山西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7月），页1-33。

61.［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483。

62.同上，页483。

63.同[13]，页205。

64.陈新璋：《唐宋讽刺寓言》（广东：新世纪出版社，1995年），页24。

65.同上，页24。

66.同[13]，页169。

67.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简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2007年），页206。

68.同[13]，页179-180。

69.沉玉成：《韩非子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页237。

70.同[13]，页179-180。

71.同[13]，页179-180。

72.杨晓敏：《中国古代寓言选译》（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375。

73.同上，页375。

74.同[13]，页167-168。

75.同[13]，页167-168。

76.同[13]，页167-168。

77.［宋］曾慥：《类说校注》（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1819。

78.同上，页1819。

79.同[13]，页159-160。

80.同[13]，页159-160。

81.同[31]，〈盖公堂记〉，页872-873。

82.劳悦强：《文内文外：中国思想史中的经典诠释》（臺湾：国立臺湾大学出版中心，2010年），页159。

83.同[31]，〈日喻〉，页2045。

84.同[31]，〈答程彝仲推官二首〉，页1886。

85.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146-163。

86.同[31]，〈书金光明经后〉，页2110。

87.同[85]，页146-163。

88.《艾子集说．改观音经语》前身为《东坡志林．改观音咒》，两段文字大体相同，惟《改观音经语》中主角为艾子，而《改观音咒》中主角为东坡居士。

89.同[13]，页194。

90.同[13]，页194。

91.同[81]，页872-873。

92.同[81]，页872-873。

93.同[81]，页872-873。

94.同[31]，〈论河北京东盗贼状〉，页1174-1149。

95.同[31]，〈庄子祠堂记〉，页873-874。

96.〔宋〕苏辙：《栾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页1421。

97.蔡锦宽：〈《庄子》对苏轼诗文创作的影响〉，《问学》第21期（2017年），页259-277。

98.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页22-23。

99.同上，页22-23。

100.［西汉］司马迁（前145-87）：《史记》（金陵书局本），卷61，〈伯夷列传第一〉，页2121。

101.同上，页2121。

102.［宋］苏轼：《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页2843。

103.同[13]，页179-180。

104.［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页178。

105.陈学霖：《金宋史论丛》（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38。

106.同上，页38。

107.同[31]，〈诸宫观等处祈雨青祠〉，页1992。

108.同[13]，页207-209。

109.《史记》，卷1，〈五帝本纪第一〉，页38。

110.［晋］葛洪：《神仙传》，卷1，〈彭祖传〉，页62-64。

111.同[31]，〈代滕甫论西夏书〉，页1363。

112.［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绍熙五年．刑法二〉，页126。

113.［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页1875。

114.同上，页1877。

115.姜守诚：〈十王信仰：唐宋地狱说之成型〉，《湖南科技学院学报》第31卷9期（2010年），页81-87。

116.同[31]，〈地狱变相偈〉，页1078。

117.同[13]，页218-220。

118.淨因：《佛教二千六百年入门》（香港：中华书局，2010年），页338。

119.同[18]，页83-86。

120.同[8]，页346。

121.［宋］苏轼，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页2393。

122.季蒙，程汉：《汉唐思想史稿》，（台湾：秀威资讯，2010年），页287。

123.同[31]，〈既醉备五福论〉，页676。

124.同[5]，页39。

125.同[31]，〈凫绎先生诗集序〉，页850-851。

126.同[121]，页2393。

127.同[121]，页2393。

128.同[8]，〈论苏东坡的寓言艺术〉，页1-28。

129.同[35]，页722-726。

130.同[31]，〈再上皇帝书〉，页1144-1147。

131.同[13]，页157。

132.同[13]，页223-226。

133.同[9]，页20-29。

134.同[13]，页223-226。

135.《宋史》，卷177，〈食货上．五〉，页4301。

136.同[13]，页223-226。

137.《宋史》，卷177，〈食货上．五〉，页4301。

138.同[13]，页223-226。

139.同[94]，页1174-1149。

140.同[31]，〈上神宗皇帝书〉，页1133-1143。

141.《宋史》，卷186，〈食货下八〉，页4556。

142.同[94]，页1174-1149。

143.同[31]，〈转对条上三事状〉，页1193-1195。

144.同[77]，页1819。

145.同[13]，页159-160。

146.同[111]，页1363。

147.叶寘《爱日斋丛钞》见[8]，页346。

148.刘应奎、宋文坤《明清鬼狐》（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页127。

149.同[13]，页231-232。

150.同[13]，页170-171。

151.朱东润、李俊民、罗竹风：《中华文史论丛》（北京：京华出版社，1987年），页71。

152.《宋史》，卷471，〈奸臣一〉，页13709。

153.《宋史》，卷471，〈奸臣一〉，页13709。

154.同[13]，页226-227。

155.任继愈：《中华传世文选：宋文鉴》（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页538。

156.王建生：《古典诗文研究论稿》（台湾：华艺学术出版，2014年），页426。

157.同[13]，页229-230。

158.同[13]，页229-230。

159.《宋史》，卷336，〈吕公着〉，页10772。

160.《宋史》，卷177，〈食货上五〉，页4313。

161.同[31]，〈辩试馆职策问札子〉，页1171-1172。

162.同上，页1171-1172。

163.同[13]，页192-193。

164.同[96]，页1421。

165.同[12]，页201-203。

166.吴秋林：《中国寓言史》（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页178-184。

167.〔宋〕李焘《续资治通鑑长编附拾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页180-181。

168.同[31]，〈与程秀才三首〉，页1801。

169.同[9]，页20-29。

170.同[13]，页207-210。

171.《宋会要辑稿》，〈帝系八．驸马都尉杂录〉，页48。

172.同[13]，页202-204。

173.同[13]，页202-204。

174.同[31]，〈谏买浙灯状〉，页1168。

175.同[31]，〈策别十三〉，页812。

176.滥竽充数的主角原为南郭先生，苏轼误写为东郭先生。

177.［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页1282。

178.《宋史》，卷334，〈徐禧传〉，页10722。

179.《宋史》，卷486，〈夏国下〉，页14012。

180.同[13]，页171-173。

181.同[31]，〈策断二十三〉，页828-830。

182.《史记》，卷73，〈白起王翦列传〉，页2337。

183.同[121]，页1111。

184.《宋史》，卷486，〈夏国下〉，页14012。

185.韩荫晟编：《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宁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18。

186.同[13]，页189-192。

187.同[185]，页18。

188.同[181]，页828-830。

189.同[13]，页163-165。

190.同[31]，〈纵笔三首〉，页531。

191.《宋史》，卷338，〈苏轼传〉，页10817。

192.同[31]，〈桄榔庵铭〉，页1029。

193.同[13]，页194。

194.［宋］苏轼：《苏轼散文全集》（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页1502。

195.同[13]，页194。

196.同[13]，页194。

197.同[13]，页194。

198.同[13]，页204-205。

199.同[13]，页204-205。

200.同[31]，〈与王定国四十首〉，页1732。

201.同[31]，〈食鸡卵说〉，页2290。

202.同[15]，页25-33。

203.同[13]，页228-229。

204.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页11。

205.同[13]，页228-229。

206.陈云倩：《金石：宋朝的崇古之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页5。

207.同[13]，页166。

208.同[13]，页167-168。

209.同[31]，〈谢欧阳内翰书〉，页1655。

210.同[18]，页83-86。

211.徐中玉：《论苏轼的创作经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页16。

212.同[13]，页186-189。

213.同[13]，页179-180。

214.同[102]，页2843。

215.同[102]，页484。

216.郑芳祥：《出处死生：苏轼贬谪岭南文学作品主题研究》，（四川：巴蜀书社，2006年），页97。

217.胡小鹏：《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123。

218.同[102]，页2137。

219.沉谦：《修辞学》（台湾：空中大学，1996年），页62。

220.吴礼权：《中国笔记小说史》（台湾：商务出版社，1995年），页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