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蘇軾《艾子集說》的研究價值

宋人好議論、重思辨，表達個人論點時必需具說服力，才會受他人所認同。寓言隱含道理，自然成為協助宋人傳遞論點的主要工具。相對其他文體而言，寓言體更切合宋代（960-1279）文人的文學審美觀，這促使宋代文壇恢復先秦寓言的論辯傳統。蘇軾曾於《二魚說》中提及其從柳宗元（773-819）身上獲得了寓言創作的寫作經驗，特別在經歷烏臺詩案後，蘇軾於朋輩書信來往中，往往小心翼翼，恐再以言入罪，禍及親友，相信這是蘇軾創作《艾子集說》的主要原因。寓言的故事性、虛構性、安全性，賦予蘇軾暢所欲言的機會。他透過假托書中角色「艾子」的經歷，暗諷北宋朝政腐敗及王安石變法的不合理，抒發出對自身仕途際遇的憤慨。因此，《艾子》不但折射出北宋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和習俗等時代特徵，同時反映出蘇軾的政治理想、生活志趣及創作風格的轉變，研究材料豐富而彌足珍貴。欲掌握蘇軾晚年的思想變化，不應忽視其寓言專集《艾子雜說》。是次研究期望以蘇軾《艾子雜說》寫作動機及寓意為切入點，協助讀者了解蘇軾寓言的特點及寓言於宋代議論文化的貢獻，破除寓言體的邊緣化及小眾化，並剖析蘇軾被貶南下後的心境變化、政治思想，掌握蘇軾寓言的寫作動機與柳宗元寓言的聯繫，繼而豐富蘇學研究。

 

第二節  蘇軾《艾子集說》的研究現狀

《艾子雜說》是宋代佚名之作，亦是中國寓言文學史上首部寓言專集。目前最早的文獻紀錄為周紫芝（1082-1155）《太倉稊米集》卷七中《夜讀〈艾子〉書其尾》，約撰於靖國元年（1101）至政和七年（1117）之間。¹

《艾子雜說》相傳為蘇軾所作。由於《艾子》並無署名，且蘇軾亦無留下任何文字紀錄表明其為《艾子》的作者，因而古代學者多就《艾子》作者問題作爭論。明代（1368-1644）學者多認同蘇軾為《艾子》作者，依此說發刊。如顧元慶（1487-1565）《陽山顧氏文房小說》及趙開美《東坡雜著六種》二書重題《艾子》為《東坡先生艾子雜說》。而趙本不但附有南宋曾慥（？- 1155）《類說》中《艾子序》，更自撰《艾子跋》。元代（1271-1368）李治（1192-1279）《敬齋古今黈》云「雖俱俳優俚俗之語，而所托諷，大有切中於時病者，卻應真出坡手。」²，主張《艾子》以幽默的語言針砭時弊，似是蘇軾手筆。

另一方面，部分古代學者認為《艾子》偽託蘇軾之名。南宋（1127-1279）陳振孫（1179-1262）《直齋書錄解題》對蘇軾作《艾子》之傳言持反對立場：「《艾子》一卷，相傳為東坡作，未必然也。」³明胡應麟《四部正僞》（1551-1602）以《艾子》用語淺俚，不似蘇軾之筆為據。其論點為反對派所襲用，原文抄錄如下：

《艾子》，世傳蘇長公作。子瞻生平善俳謔，故此類率附之。宋人贊坡『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豈筆之於書，淺俚若是乎！⁴

近代研究《艾子》的學者多來自內地及臺灣，研究自1924年由魯迅（1881-1936）開啟，61年間不慍不火；至1985年孔凡禮確證《艾子》是蘇軾的作品後一度受到關注。近年學者開始以《艾子》一書作獨立研究，而不是將《艾子》納入蘇軾寓言作宏觀研究，力求發掘嶄新觀點。2017年，周瑾《〈艾子雜說〉研究》強調《艾子集說》的研究依然停留於初步階段，參考資料貧乏及蘇軾寓言的邊緣性或是研究停滯的成因。

《艾子》現代研究焦點，主要可歸納成四大方向：（一）考證《艾子》的作者及創作時間（二）《艾子》創作動機、背景因素、（三）蘇軾寓言的藝術技巧、（四）《艾子》的寓言寓意分類：

 

（一）考證《艾子》的作者及創作時間：

1920年代至1970年代的學者大多承襲古代學者陳振孫、胡應麟的觀點，視《艾子》為偽託蘇軾之作。如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稱《艾子》「託名東坡」⁵。王景鴻《蘇東坡著述版本考》評《艾子》「是書內容淺俗，文辭鄙俚，其出後人僞託，實無可疑。」⁶

1985年，孔凡禮於〈《艾子》是蘇軾的作品〉以周紫芝《夜讀〈艾子〉書其尾》證蘇軾為《艾子》所為，列出多條文獻考證周紫芝、李之儀（1038-1117）及蘇軾的關係⁷，頗具說服力。其後朱靖華〈論《艾子雜說》確為東坡所作〉發現葉寘（？-？）《愛日齋叢鈔》及張端義（？-？）《貴耳集》內有蘇軾創作《艾子》中《哭彭祖》及《禽大無事省出入》兩則寓言的記錄⁸，為孔凡禮作有力佐證。

其後學者均以《艾子》為蘇軾所作為前提作研究，如周瑾《〈艾子雜說〉研究》中以蘇軾的性格特質作研究角度⁹。韓國學者安熙珍〈《艾子雜說》作者質疑〉以蘇軾文章特徵、用詞習慣等角度嘗試推翻孔凡禮、朱靖華的觀點¹⁰，雖角度新穎，並無實據支撐。學者於考證《艾子》的作者及創作時間上精益求精，研究成果豐碩，令人敬佩。

 

（二）《艾子》創作動機、背景因素：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指出《艾子》的創作動機為「嘲諷世情，譏刺時病」，亦讚揚《艾子》是有為之作¹¹，可惜並無剖析及舉例。陳蒲清《中國古代寓言史》認為《艾子》精警之處在對專制暴政的批評及無能之人的諷刺，並認可《艾子》的創新性及其對中國寓言史上發展的重大作用¹²，雖然陳蒲清評《艾子》的篇幅只有兩頁，其珍貴線索使後續研究者能加以發揮。

如朱靖華的〈論艾子雜說確為東坡所作〉中能看出他受陳蒲清的啓發。而朱靖華專書《蘇東坡寓言大全詮釋》第二章專論《艾子》，雖未對40則寓言進行分類，卻分別為每一則寓言作詮釋、語釋及簡評，於《小兒得效方》、《鴨搦兔》等下利用文史互證法考證出蘇軾的創作動機基於仕途遭遇¹³。陳黎〈諧趣與智慧——蘇軾寓言研究〉中點析出影響蘇軾創作的因素為思想、文化及前人示範等三大因素¹⁴。吳建成〈蘇軾寓言研究〉第二章專論蘇軾寓言寫作的背景因素，並劃分成外在及內在因素兩大類別。外在因素是指社會環境對寓言創作的影響，包括宋代社會風氣、佛教文化、古文運動；而內在因素是指作者個人對寓言創作的影響，包括前人影響、寫作風格、性格特質、仕途遭遇。¹⁵

 

（二）蘇軾寓言的藝術技巧：

一般學者會將《艾子》收入蘇軾寓言的藝術技巧作宏觀研究，獨立研究甚少。如吳建成〈蘇軾寓言研究〉第四章專論蘇軾寓言的寓意與藝術性，其中以《艾子》中《公孫龍辯屈》一則作例，證明蘇軾寓言具有機智詼諧的藝術特質。¹⁶又如趙維平〈論蘇軾的寓言創作〉主要探究蘇軾寓言的角色特性，便舉出《艾子》的《鴨搦兔》、《鬼怕惡人》為例，證明蘇軾寓言常出現人與動物、鬼神作交流等¹⁷，可見學者以《艾子》為研究材料觀察蘇軾寓言藝術技巧。就《艾子》獨立研究，金周映〈艾子初探〉將《艾子》的表現技巧大體劃分為四類，則畫龍點睛、雙層結構法、誇張渲染及擬人化手法¹⁸。周瑾《〈艾子雜說〉研究》中第二章第二章專論《艾子雜說》的藝術特色，強調《艾子》中的人物塑造及出色的寫作技巧。¹⁹周瑾將五種《艾子》的寫作技巧歸納成「多重《艾子雜說》藝術手段」一點頗為累贅，若能如金周映分拆論點再加以論述，讀者閱讀時會更清晰。就《艾子》藝術特色的研究，目前尚有可供補充的學術空白。

 

（四）《艾子》的寓言寓意分類：

同上，一般學者會將《艾子》收入蘇軾寓言，並為其寓意作宏觀研究，獨立研究甚少。如朱靖華〈論蘇東坡的寓言藝術〉中第三點「散文寓言專集《艾子集說》」強調《艾子》於寓言文學史上的地位及貢獻，並提出蘇軾的散文寓言揭示了北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社會習俗、人情世態和道德風尚的複雜面貌。²⁰而吳建成〈蘇軾寓言研究〉第四章專論蘇軾寓言的寓意與藝術性中，將蘇軾寓言分為四類，包括抨擊時政曉喻人君、針砭人性嘲諷世情、懼罹文禍自嘲解憂、指導學習強調修為，當中只採用了《艾子》中的一例作說明²¹，可見《艾子》於蘇軾寓言研究中頗為邊緣。就《艾子》獨立研究而論，周瑾曾於《〈艾子雜說〉研究》中為《艾子》40則寓言分類，即外患之憂、政治諷刺、社會人情、人生勸諭、幽默寓言五類²²，加以剖析，甚具參考價值。

 

第三節  蘇軾《艾子集說》的研究方法

是次研究採用文本細讀、比較研究、文史互證、數據統計研究方法。孔凡禮先生於〈《艾子》是蘇軾的作品〉中運用了文本細讀及文史互證法，提出與蘇軾同世的周紫芝曾撰《夜讀〈艾子〉書其尾》一詩，其中「萬里投荒海一隅，八年蜑子與同居」與蘇軾被貶惠州、儋州之時間、經歷吻合，有效證明《艾子》的作者及創作時間。²³ 可見文本細讀與文史互證法，對《艾子》的研究不可或缺。而比較研究法，運用於研究蘇軾寓言、柳宗元寓言及佛經寓言，突顯出蘇軾撰寫《艾子》的取材重點。數據統計法則可用作統計《艾子》40則寓言的内容所屬範疇，如政治諷刺、生活體驗等，由此可得出蘇軾撰《艾子》時側重的範疇，並判別出其寫作動機。

第一節北宋人文環境與寓言復興

於中國古代寓言發展史上，唐宋時期向來被視為寓言創作的第二高峰期，劉城准更稱其為漢族寓言的復興期²⁴。《艾子》為宋代之作，而宋代的人文環境對於寓言文體復興非常有利，為蘇軾創作《艾子》提供良好契機。

唐代（618-907）自安史之亂後，節度使擁兵自重，形成尾大不掉的局勢。據《新唐書》記載，唐昭宗（李曄，867-904，888-904在位）執政時，唐室已落入「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²⁵處境。藩鎮割據不僅是唐室滅亡的主因，更導致五代十國的出現，政權分裂時間長達73年。另外，宋太祖（趙匡胤，927-976，960-977在位）以後周禁軍統領的身份，發起陳橋兵變，奪權建宋。由其即位後撤去殿前都點檢一職及杯酒釋兵權的行動上，可以看出其尤其忌憚軍權旁落及武官奪權的事件重演。《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述如下：

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令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²⁶

故此，宋太祖採用崇文抑武為宋朝的基本國策，主因是文武相較下，文臣無力威脅朝廷根本，可保國家長治久安。宋室先是放權文官，重用士大夫，強調「作宰相須用儒者」²⁷，掌管軍事大權的樞密使一職亦由文臣出任。又廣開科舉，擴大取士名額，以優厚待遇吸引士大夫為朝政效力，如《宋史．職官志》中記錄宰相與樞密使正俸為「月三百千」，享有充足的生活物資「春、冬服各綾二十匹、絹三十匹、綿百兩」²⁸，可見文官生活條件優渥。而宋太祖曾立誓「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²⁹，在確保人身安全為前提下，賦予士大夫自由議事的權利。尚文崇儒的政策不但提高了文臣社會地位，更顯著提升文臣對於國家的歸屬感及參政意識，多望以一身學識報效國家。歐陽修（1007-1072）《鎮陽讀書》：「開口攬時事，議論爭煌煌」³⁰呈現了北宋士人好議論重思辨，勇於表達個人政見的朝堂風貌。蘇軾深受北宋人文環境影響，《和柳子玉過陳絕糧》中云「早歲便懷齊物志，微官敢有濟時心」³¹表明其早年已懷有報效國家的決心。

自先秦時期起，寓言已作為一種強大的論辯武器，廣泛服務於諸子百家的政治主張宣傳及思想鬥爭中。劉城淮對寓言的本質有如下闡述：

寓言完全是為著政治鬥爭、思想鬥爭而存在的，離開了政治鬥爭、思想鬥爭，它便失去了其生命……寓言卻較其他文學作品富於戰鬥性。³²

北宋一朝在大興文教的基調上，激發士人作議的熱情；至北宋中葉，崇文抑武的弊端逐漸顯現，面對遼與西夏的入侵，軍事上應採用主和還是主戰的對策；以及應否以全面變法清除中央集權的積弊等，論辯需求劇增。北宋文人偶然會採用寓言輔助論政。如王安石（1021-1086）於〈與馬運判書〉中，便有一則寓言以論國家經濟為主題，原文抄錄如下：

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³³

這則寓言說明國庫空虛的癥結在於理財失當。舊有經濟政策單向百姓徵重稅以增加國家收入。長期既不開源又不節流，終入不敷支，國家經濟漸趨崩潰。王安石藉這則寓言強調改革的必要性與急切性。

而北宋文人中最頻繁使用寓言論政的文人正是蘇軾。蘇軾善喻，政論中好發寓言以「增強他議論文的說服力」³⁴，其《思治論》便以一則〈世有好劍者〉的寓言批評新法空有聲勢，華而不實，大肆調動社會資源作配合，卻因執行方式有誤，導致「劍成而不知收，缺折不可用」³⁵，改革成果未如理想。另外，蘇軾曾遭受政敵以文字獄迫害，險些命喪獄中。烏臺詩案後，蘇軾懼罹文禍，甚至抵觸文字創作；其自幼又深受儒家「忠君報國」思想薰陶，不立言無以報國，陷入激烈的思想掙扎之中。蘇軾的社會責任感終勝於恐懼心理，運用折衷之法，以寓言議政且隱去姓名以策安全。朱靖華肯定蘇軾寓言的貢獻，在於解決北宋的議政需求及恢復先秦寓言的戰爭傳統：

（蘇軾）在北宋激烈的政治、現實鬥爭的需求中，重新恢復了先秦寓言穿插在散文中當作諷諭政治、闡理論道工具的戰爭傳統。³⁶

如《艾子》40則寓言中共有32則圍繞北宋社會背景及事件創作，揭露出北宋官場的黑暗面，所行政策之弊端及社會問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王水照、朱剛對蘇軾創作因素有以下分析：

（蘇軾的）政治、學術和文藝創作，都與王安石的「新法」及變法理論「新學」密切相關。³⁷

兩位學者的主張對於《艾子》而言，無庸置疑是正確的。因《艾子》的開篇《小兒得效方》正是對王安石變法的回應，揭示出新法的弊端在於推行前未加試驗，操之過急，結果造成嚴重的人命傷亡。《印雨龍與指日蠻》暗示王安石行事急進，百姓無所適從，又礙於時限無法達成政策要求而遭受懲治，陷入無處申辯的局面。由此可見，蘇軾創作《艾子集說》目的正是抨擊時弊、表達政見，從中表現出其參政熱誠及對社會的關懷，足以證明蘇軾深受北宋人文環境所影響。

 

第二節文禍與寓言保密性

烏臺詩案、元祐更化（1086-1093）及紹聖紹述（1094-1097）均是蘇軾政治生涯上的轉捩點。孔凡禮、朱靖華等名家證實《艾子》撰於紹聖紹述後，蘇軾被貶於惠州、儋州期間。³⁸然則紹聖紹述僅為蘇軾創作《艾子》的導火線，對於《艾子》創作影響最為深遠的事件為發生於元豐二年（1079）的烏臺詩案。

王安石變法本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王安石自云：「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³⁹，希望藉改革一舉清除北宋中央集權的積弊。可惜受準備不足、行事手段冒進、用人不善，地方政府配合不一、天災連綿等負面因素影響，雖充盈國庫，卻為百姓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並損害了朝中既得利益者的權利，引起朝中保守派大臣上疏反擊。新舊兩方各不相讓，使得北宋執政階層分裂。而宋神宗偏袒變革派，部分保守派官員如呂誨（1014-1071）、范純仁（1027- 1101）、劉述（？-？）、劉琦（？-？）等皆因反對王安石變法遭到罷免。更有甚者，以支持新法為幌子，務求仕途平步青雲。朝堂上就新法的利害議論，逐漸演變成兩派搶奪政治權力的黨爭。

蘇軾一生政見雖多變動，政治立場仍偏向保守派。自熙寧二年（1069）起，蘇軾連年上奏稟明神宗，新法中具有措施漏洞、形式不當及崩壞綱紀等問題，其中又以《上神宗皇帝書》為「當時反新法的奏議中最系統、完整的一封」⁴⁰。至蘇軾任密州、徐州知州，在地方上親眼目睹百姓為新法所害，接連上〈論河北京東盜賊狀〉、〈徐州上皇帝書〉及〈乞醫療病囚狀〉為民請命。其不吝文墨，於詩文中力反變法一事，向來朝野盡知。元豐（1078-1085）年間，王安石再度罷相，宋神宗親身上陣主持變法。惟蘇軾政治敏感度不足，未能察覺變法、皇權相綑綁的箇中利害。遷任湖州後依然故我，上〈湖州謝上表〉批評新法，成為新黨發起政治攻擊的把柄：

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⁴¹

李定（1020-1087）、舒亶（1042-1104）、何正臣（？-1099）等新黨，針對文中「新進」、「生事」等字眼，彈劾蘇軾謗訕新政，又追繳其舊有詩文，作斷章取義以羅織罪名，要求神宗將其處死，並嚴懲接收詩文一干人等。周克勤《烏臺詩案研究》總結變法派指控蘇軾的罪名：

指斥乘輿，無人臣之節；謗訕中外大臣；攻擊新法等朝政；妄自尊大，怨不用己；宣傳中外，鼓動流俗。⁴²

前文曾提及宋朝的士大夫享有議事自由，原則上，蘇軾反對新法只會被視為個人持有不同的政見，並沒有觸犯北宋任何律法。而新黨卻「以諷諫為誹謗」⁴³，以穿鑿附會的方式，故意將蘇軾詩文內容「與宋神宗的皇權相聯系」⁴⁴，故意解讀成侮辱皇權、為仕者不敬君主，部分解讀連神宗本人亦直斥不合理：

時相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歲寒惟有蟄龍知」之句，對曰：「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云：「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

時相語塞。⁴⁵

於新黨眼中，蘇軾向來是舊黨的核心人物之一。藉詩案生事，不僅可以剷除舊黨的一員猛將，甚至以株連法一舉將舊黨連根拔起，以全面掌控北宋的朝政大權。神宗明知新黨此番誣告存有排除異己的禍心，仍然默許新黨的行為。由始至終，神宗並沒有打算處死蘇軾。目的只是藉詩案一挫蘇軾銳氣，清除蘇軾於文壇上反新法的影響力，恫嚇舊黨，使一眾人等不再阻攔新法推行。

在政治因素的影響下，蘇軾無奈地成為推動新法的犧牲品，遭受台諫嚴刑迫供，動輒「詬辱通宵不忍聞」⁴⁶，又時刻恐懼被處以死刑、牽連他人，身心飽受折磨。蘇軾雖生出以死明志的念頭，又不欲辜負蘇轍（1039-1112）四處奔走的努力，又「覺知先帝（神宗）無意殺臣，故復留慘喘」⁴⁷，囚於獄中長達一百三十日後，以貶謫黃州為最終判決，重獲自由。然而，烏臺詩案為蘇軾造成了嚴重的心理創傷，打破了對議事權利的既有認知，初到黃州時可謂對詩文創作信心全無：

某自竄逐以來，不復作詩與文字。所諭四望起廢，固宿志所願，但多難畏人，遂不敢爾。其中雖無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醞釀，便生出無窮事也。⁴⁸

另一方面，蘇軾的家學傳統、求學經歷及受北宋人文環境影響下，使其自幼就深受儒家思想薰陶。儒家士人多以立言報國為志，應否棄志向以抗文禍的問題，曾使蘇軾陷入短暫而激烈的思想掙扎中。及後，時間推移及黃州的秀麗風光沖淡了烏臺詩案帶來的精神創傷。蘇軾終在社會責任及個人生死的選擇題上得出答案，決定以尊崇君主，澤惠生民為優先，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

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⁴⁹

至紹聖元年（1094），哲宗親政起用新黨。章惇（1035-1106）、虞策（？-？）等人重施故技，以誥詞涉及譏訕皇權為罪名彈劾蘇軾。林希（1035-1101）起草制詞，更重提烏臺詩案，顛倒箇中是非黑白，竟將蘇軾從冤獄內獲釋一事說成皇恩浩蕩，誣蔑其以怨報德，應重責遠謫至廣東惠州：

元豐間，有司奏軾罪惡甚眾，論法當死，先皇帝特赦而不誅，於軾恩德厚矣。……自謂得計，罔有悛心，忘國大恩，敢以怨報。……可特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⁵⁰

紹聖文禍可視作烏臺詩案的重現。是次文禍不僅勾起了蘇軾當年因烏臺詩案所造成的精神創傷，還使年紀老邁的蘇軾飽受舟車勞頓、顛沛流離之苦。蘇軾對於君主昏庸無德、朝堂奸佞充斥，以文字獄及株連法等伎倆作政治迫害可謂是憤恨之極，直接促成《艾子》的創作，以「嘲諷世情，譏刺時病」⁵¹為主基調，採取寓言為文體則「是出於諱言避禍的需要」⁵²。

值得注意的是，結合蘇軾《與李公擇書》的表述，「諱言避禍」並非如吳建成所言「在一定程度上免去殺身之禍」⁵³，保障個人性命安危。而是恐懼政敵的攻擊波及親朋好友，早於《獄中寄子由二首》中「十口無歸更累人」⁵⁴可見出蘇軾對自我的貶抑及連累親人的歉意，對蘇轍特為尤甚。《與司馬溫公》更直言「咎自己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為恨殊深」⁵⁵。故此，筆者主張蘇軾以寓言創作《艾子》實是對親屬的一種保護行為。

王煥鑣《先秦寓言研究》認為寓言具有隱蔽性，創作者採用寓言的目的是「故意使讀者難懂，起著隱晦的作用」⁵⁶。如柳宗元於永貞革新（805）遭政敵打擊，貶謫永州後創作出寓言《三戒》，表面上訴說麋、驢及鼠三種動物的悲劇故事作包裝；實際上諷刺朝堂上無真才實幹的奸佞，因趨炎附勢而名利雙收，繼而抒發對政治現狀的憤恨與不滿，以避奸佞之鋒芒。蘇軾《二魚說》序直言「予讀柳子厚《三戒》而愛之」⁵⁷，便是對柳宗元諷刺寓言的認可。

《艾子》中亦有不少寓言以動物、神話背景作包裝，實質上影射特定政治事件。如《誅有尾》以神話世界作背景，表面上是講述龍宮行惡法，龍王下令水族有尾者須斬首。蛤蟆害怕龍王追究其幼時是蝌蚪，因而嚎啕大哭的故事；實際上則著重表現出株連法的惡毒，諷刺宋哲宗翻烏臺詩案的舊帳，多次追貶元祐（1086-1094）大臣，甚至追奪逝世的司馬光（1019-1086）、呂公著（1018-1089）贈諡等無理行為。由此可見，蘇軾創作《艾子》亦是出於對烏臺詩案及紹聖文禍的激憤，又恐議題過於敏感，株連親友，故採用寓言為文章體裁。

 

第三節對前人寓言作品的參考與改寫

蘇軾曾於〈二魚說〉序公開表明柳宗元是啟發其創作寓言的重要人物。除〈二魚說〉外，《艾子》的創作理念及題材不乏對柳宗元寓言的借鑒。另外，《艾子》寓言取材廣泛，如《韓非子》、《莊子》、《笑林》、《聖宋掇遺》等，可見蘇軾寓言創作深受前人影響。

 

（一）對柳宗元寓言的借鑒

於創作理念方面，柳、蘇兩人均要強調寓言需具備教化功能。蘇軾於〈二魚說〉序盛贊柳宗元寓言。基於對《三戒》，則〈臨江之麋〉、〈黔之驢〉和〈永某氏之鼠〉的喜愛，〈二魚說〉應運而生。柳宗元曾直言《三戒》的創作動機在於批評毫無本事的人依仗有權者的威勢而胡作非為，並引以為戒：

吾恆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或依勢以幹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卒適於禍。⁵⁸

此舉啟發蘇軾以寓言〈二魚說〉批評行為不當者，原文抄錄如下：

予讀柳子厚《三戒》而愛之，又嘗悼世之人，有妄怒而招悔，欲蓋而彌彰者。遊吳，得二事於海濱之人，亦似之。作《二魚說》，非意乎續子厚者，亦聊已自警云。⁵⁹

其中，蘇軾提及到創作寓言的本意並非以繼承柳氏寓言為目標，而是藉寓言警惕自己，不應犯下妄怒招悔及欲蓋彌彰的行為，可見蘇軾不但學習了柳宗元以寓言諷事的形式，更承接柳宗元以寓言作為教化工具的理念。《艾子》有6則道德修為寓言，透過觀察人類或動物的不當行為，引以為戒，藉此提升個人的道德修養。

在創作題材及風格方面，蘇軾承襲了柳宗元以寓言諷刺官場的特色。翟曉慧《從寓言的獨立到文體的全面成熟——柳宗元、蘇軾寓言的比較研究》認為柳、蘇寓言的共同特點為「對官場的醜惡現象給予無情的嘲諷」⁶⁰。如柳有一寓言《蝜蝂傳》主力抨擊朝中貪官污吏，原文抄錄如下：

蝜蝂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卬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僕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其去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而死。⁶¹

這則寓言借蝜蝂小蟲好負重上行的習性，諷刺朝中貪官有如蝜蝂般貪得無厭，不察錢財為自身累贅，反之更加賣力地求官斂財，「觀前之死亡，不知戒」⁶²見前人為斂財而亡，亦不引以為戒，終招來禍患仍至死不悟。

《艾子．毛手鬼》主力抨擊朝中以投機取巧之法竊國重權的奸佞。蘇軾在這則寓言杜撰出一種名為「毛手鬼」的怪物，其具有竊取相國忠直靈魂的習性。鄒子說齊王，登上相國之位後遭受「毛手鬼」襲擊，「其人遂忘平生忠直，默默而巳」⁶³，無法做出實際政績。蘇軾藉此諷刺朝中的投機份子，因鼓吹新法扶搖直上，大權在握後，卻如同被毛手鬼襲擊般無以治民。

此外，筆者發現柳、蘇寓言中曾出現題材雷同，但面向不一的情況。

作品	《柳河東集．吾腰千錢》	《艾子集說．百錢獨載》
題材	以渡江為題	以渡江為題
寓意	諷刺人類貪財心理。	諷刺人類貪財心理。
角色	船客	船夫
寓言標題	《吾腰千錢》	《百錢獨載》
以往例子	《三戒》	《二魚說》

 

柳宗元《柳河東集．哀溺文．吾腰千錢》原文如下：

永之氓咸善遊。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絕湘水。中濟，船破，皆遊。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汝善遊最也，今何後為？」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怠。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為？」又搖其首。遂溺死。⁶⁴

這則寓言以眾船客棄船求生為背景，其中一名船客雖善水性，卻偏要攜同腰間千錢逃生，終筋疲力竭，溺死河中。柳宗元藉此諷刺世上視財如命者，將金錢與性命的價值倒置，又對旁人「身且死，何以貨為」⁶⁵的忠告置若罔聞，落得人財兩空的下場，實屬可悲。

蘇軾《艾子集說．百錢獨載》原文如下：

艾子見有人徒行，自呂梁托舟人以趨彭門者，持五十錢遺舟師。

師曰：「凡無齎而獨載者，人百金，汝尚少半。汝當自此為我挽牽至彭門，可折半直也。」⁶⁶

這則寓言以船夫與船客討論船價為背景。船客於呂梁以五十錢作報酬托船夫送其至彭門。船夫不僅將船費翻倍，還要求船客在岸上為其拉纖至彭門以抵另一半船費。蘇軾藉此諷刺世上財迷心竅者，全副心思放於榨乾別人的錢財上，連基本思考能力欠奉。而這種人的結局往往如柳所料，為錢而亡。以上所述，足以證明蘇軾寓言創作中創作理念、題材及風格均深受柳文影響。

 

（二）《艾子》取材於不同文學作品

1.《堯禪位許由》文句轉化自先秦時期《韓非子》

北宋江西詩派的創始人黃庭堅（1045-1105）曾提出「換骨」的創作理論「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⁶⁷。蘇軾運用換骨法，擷取《韓非子》的描述堯統治天下時貧苦狀況的文句，套入角色許由身上，並杜撰出堯擁有「都天下之富，享天下之貴」⁶⁸之富裕營造出貧富懸殊，目的是強調許由不貪戀榮華富貴的高潔品德：

 

/	《韓非子．五蠹》	《艾子集說．堯禪位許由》
堯	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採椽不斫；糲粢之食，藜藿之羹69	都天下之富，享天下之貴70
許由	（沒有提及）	所居土堦三尺，茅茨不翦，采掾不斫……食麤糲，羹藜藿，雖廝監之養，無以過其約。71

而本則寓言的核心思想則取材自《莊子》，詳見第一章第四節。

 

2.《鑽火》改編自邯鄲淳（132-221）《笑林．魏人鑽火》

	邯鄲淳《笑林．魏人鑽火》	《艾子集說．堯禪位許由》
取火原因	魏人於深夜突發暴疾	（沒有提及）
經過	火具難尋而魏人反覆催促。門人憤稱魏人責人無理，諷刺魏人「把火照我，當得覓鑽火具，然後易得耳」72。魏人反唇相譏「有火，何更欲爾照？」	艾子連番催促門人鑽火，門人建議艾子拿蠟燭來，便可輕易找到鑽具。
結局	由孔融（153-208）總結出「責人當以其方」73的道理。	艾子自嘲「非我之門，無是客也」74。

兩則寓言背景與人物經歷大致相同。朱靖華稱《艾子集說．鑽火》比起邯鄲淳《魏人鑽火》「文字簡潔多了，用語也明快多了」⁷⁵。蘇軾有意去除《魏人鑽火》之累贅，如魏人因急病發作命門人鑽火的背景，是出於對自身性命安危的考量，多番催促亦是情有可原。而蘇軾《艾子集說．鑽火》忽略交代艾子取火的背景，以「一夕疾呼」、「久不至，艾子呼促之」⁷⁶刻劃出艾子深夜取火的無理取鬧；並將《笑林》中二人相譏，不歡而散的原結局，改寫成艾子自悔二人之無理作結，更能突顯寓言中「責人須有方」的中心主旨。

 

3.《一蟹不如一蟹》取材自《聖宋掇遺》

南宋戴埴（？-？）《鼠璞》考據出《艾子集說．一蟹不如一蟹》取材於《聖宋掇遺》中陶谷（902-970）出使吳越的經歷⁷⁷，下列一表作對比。

/	《聖宋掇遺》	《艾子集說．一蟹不如一蟹》
背景	陶谷因出使吳越而見蟹	艾子行於海灘而見蟹。
經歷	陶谷在品嚐鋸緣青蟹後，詢問鋸緣青蟹的族類，吳越忠懿王錢俶則命人奉上鋸緣青蟹的十多種族類。陶谷看後便作出了「一代不如一代」78的評價。	艾子在海灘散步，其先後與三種蟹類相遇，分別是「蝤蛑」（鋸緣青蟹）、「螃蟹」及「彭越」（白玉蟹），每次遇到的蟹「狀貌皆如前所見而劇小」79，艾子便發出「一蟹不如一蟹」80的感嘆。
性質	陶谷見蟹為個人親身經歷	艾子見蟹為蘇軾有意杜撰

以上可見《艾子》取材之廣泛，蘇軾受不同朝代的文學作品啟發，結合北宋人文環境燃起創作之情，促成《艾子》。

 

第四節《艾子》取材於佛道思想、神話傳說

蘇軾的寓言創作深受佛、道兩家思想影響，如《日喻》化用《大般涅槃經》中「盲人摸象」的寓言故事；《謝醫卻藥》提倡黃老（？-？）「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⁸¹的治國方針。而《艾子》中《改觀音經語》、《一撲有遲速》均帶有佛經元素；《堯禪位許由》推崇道家隱逸思想；而《黠鬼賺牛頭》、《季氏入獄》則具有佛道混合的宗教色彩。另外，蘇軾對於鬼神傳說的喜愛，亦是促成《艾子》怪誕詭奇風格的一大契機。

（一）佛家思想對《艾子》取材及批判性的影響

嘉祐六年（1061）蘇軾任鳳翔簽判，創作出〈維摩像唐楊惠之塑在天柱寺〉，此詩以維摩詰為題，是蘇軾首篇以佛為題的文學作品。自始屢於詩文中表達對維摩詰的喜愛。《維摩詰經》乃蘇軾學佛的入門，「經文本身就類比、譬喻、寓言累牘盈篇」⁸²，說理性、故事性、趣味性三者兼具，對日後蘇軾佛教寓言創作影響深遠。

元豐元年（1078），蘇軾任徐州知州，創作出寓言《日喻》，著重寓言說理及教化功能，內容取材自《大般涅槃經》寓言「盲人摸象」，下列一表作對比：

/	《大般涅槃經》盲人摸象	蘇軾《日喻》
起因	國王召盲人摸象，想要得知他們認為大象是什麼樣子	盲人想知道太陽是什麼樣子，便向眾人詢問
經過	盲人分別摸到大象的不同部位，並按該部位作描述。	眾人均向盲人描述太陽的特徵，盲人按眾人觀點對太陽作出想像
盲人的錯誤	盲人們分別誤會大象形似蘿蔔、畚箕、石頭、杵、木製的臼、床、甕	盲人誤會太陽形似銅鐘及短笛
寓意	評論事物不應以偏概全	不應人云亦云，應透過親身實踐認識事物

兩則寓言人物具相同經歷。惟《大般涅槃經》中的盲人受國王命令，處於被動狀態下探知大象形體，後又以象的部位軀體描述其整體。而蘇軾《日喻》則改寫成盲人受好奇心驅使，主動探尋太陽的形貌，卻得出錯誤的結論，蘇軾點出盲人錯誤關鍵在於「其未嘗見而求之人」⁸³，與世上之人喜以望文生義、道聽途說的方式求學，終錯漏百出的情況相同。蘇軾以此則寓言說明親身實踐於求學的重要性。由此可見，蘇軾並非盲目依從《盲人摸象》寓言形式及內容，而是切入其核心加以發揮，繼而表達出個人對於學習的價值觀。

前文曾述，烏臺詩案對蘇軾造成嚴重的身心傷害。蘇軾初到黃州之時，十分抵觸文字創作及與人交往，《答程彜仲推官二首》自云「但多難畏人，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耳」⁸⁴，曾有一短暫期僅以佛語為創作主題，透過「進一步追尋佛理，企圖從中得到安慰與解脫」⁸⁵，與佛學建立情感連結後，研習時間增多，個人見解便愈發深入。蘇軾《書金光明經後》記述幼子蘇過（1072-1123）抄《金光明經》以超渡亡母王氏（王閏之，1048-1093）之事足以證明：

（蘇過）泣而言於軾曰：「書經之勞微矣，不足以望豐報……而小子愚冥，不知此經皆真實語耶，抑寓言也？當云何見雲何行？」

軾曰：「善哉問也。吾常聞之張文定公安道曰：佛乘無大小，言亦非虛實，顧我所見如何耳。萬法一致也，我若有見，寓言即是實語；若無所見，實寓皆非。……如薩埵王子施虎，行此捨施，如飢就食，如渴求飲，則道可得，佛可成，母可拔也。」⁸⁶

《金光明經》中記有「捨身飼虎」一則寓言。蘇過懷疑《金光明經》之真實性，恐經書為虛構之寓言，無以超渡母親往生。蘇軾則援引張方平（1007-1091）之語，表明寓言的虛構性質並不會破壞佛理的莊嚴，反之「佛語的真實與否以至佛的有無，都在心的一念」⁸⁷。自蘇過從心而發，抄《金光明經》超渡亡母那刻起，《金光明經》的寓言皆成實語。由此可見，蘇軾並不重視寓言的虛構性質，而是著重讀者個人如何解讀寓言。蘇軾於《艾子》引述佛經表明寓言中心思想。如《改觀音經語》⁸⁸講述艾子聆聽他人誦佛經的故事。艾子遇見一人在誦《法華經》，其中一句為「咒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⁸⁹。艾子認為此句與觀音大慈大悲的本質相違背。為使誦經者更好地感悟佛理，便將經文改成「咒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⁹⁰。蘇軾於此則寓言按照個人對佛的理解，對《法華經》經文不恰當之處作出修正。

 

（二）道家思想對《艾子》的影響

第一節中曾提及蘇軾好以寓言論政。於治國之道上，元祐六年（1091）《上清儲祥宮碑》足以證明蘇軾偏愛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文中論點早於熙寧九年（1076）提出。當時蘇軾正任密州知州，作《蓋公堂記》，其中寓言《謝醫卻藥》以治病論治國，推崇蓋公（？-？）以道家黃老「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⁹¹的方針治國，藉此反對妄加作為且擾民的政治措施。

《謝醫卻藥》內容講述一位患風寒的病人遭庸醫誤診為蠱病的故事。庸醫強調病人不及時治療便會導致死亡，為病人開猛藥並立下飲食禁忌。病人嚴守醫囑後百病纏身。即使連續換了三個醫生，病情不但未見好轉，反之越發嚴重。病人最後按鄉親的建議，辭去藥物與醫囑，靜心調養一個月後，便康復了。其後，蘇軾點明「昔之為國者亦然」⁹²的寓言主題。西漢（前202-8）蓋公行黃老道，強調「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⁹³使齊國大治，蘇軾對其十分敬仰。此則寓言目的是抨擊新法。北宋財政問題本應可通過黃老「輕徭薄賦」、「清靜儉約」的治國方針解決，卻貿行新政。變法措施繁多，不但未能清除北宋積弊，反之引發更多的社會問題，「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於四方」⁹⁴。首位將北宋的「風寒」誤診成「蠱病」的「庸醫」王安石，理應為北宋現況負責。

〈莊子祠堂記〉中蘇軾援引《史記》評《莊子》「本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⁹⁵，表明《莊子》具有好發寓言，虛構性強的特質。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則披露蘇軾對《莊子》的喜愛：「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⁹⁶。烏臺詩案後，蘇軾借讀莊子撫慰精神上的痛苦，蔡錦寬認為蘇軾在創作上深受《莊子》影響，詩文中常會化用《莊子》的寓言：

《莊子》擅長以寓言故事表述，他將道的「有情有信，無為無形」，通過形象的故事使得文章呈現出鮮活性。……。而在蘇軾的文學作品中，引用《莊子》寓言故事為典故處也頗多。⁹⁷

《艾子集說．堯禪位許由》取材於《莊子．雜篇．讓王》及《莊子．內篇．逍遙遊》中堯（？-？）欲禪位許由（？-？）之典故。《雜篇．讓王》記為「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⁹⁸，而《內篇．逍遙遊》則有記述堯與許由的交談，許由認為堯治績斐然，自己接位只是有名無實、越俎代庖，推辭堯的禪讓：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⁹⁹

而《史記‧伯夷列傳》則交代出許由卻位後，恥之逃隱的行動：

堯聞致天下而讓焉，乃退而遁於中嶽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隱。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¹⁰⁰

許由不受君位後，隱於箕山農耕度日；堯又召許由為九州長，許由更作「洗耳於潁水濱」¹⁰¹之舉反抗世俗名聲。莊子藉許由不受君位一事說明「聖人無名」之道理，許由為隱逸鼻祖，後世多以許由借代道家隱逸思想。蘇軾《送江公著知吉州》中「方將華省起彈冠，忽憶釣台歸洗耳」¹⁰²，足以證明其對淡泊名利，回歸自然的隱士生活心生嚮往。而《堯禪位許由》緊接《莊子》、《史記》，大寫許由之高尚情操。寓言中的許由只要接受堯的禪讓，便可享盡天下富貴，其卻拒絕且譏笑道「似此富貴，我未甚愛也」¹⁰³，對世人爭奪名利之醜態嗤之以鼻，以表其出世之高尚情志。由此可見，早期的東坡寓言重心向外，說明道家思想的治世作用，而《艾子》寓言重心向內，探討道家思想的人生觀。

 

（三）《艾子》中的宗教、神話意象

1.自然崇拜：龍王信仰

中國古代素有崇拜自然的宗教傳統。儒、道兩教深信司水之神管轄大海、江河、湖泊等水域，職責為統領水族，權能為控制天氣。若君主無德，將降下天災以責眾生。宋人趙彥衛（？-？）《雲麓漫鈔》考據中國水神信仰的變化，指出古代祭水神原稱祭河伯，自佛教傳入中國後，三教合流，水域的神祇更替成龍王：

《史記．西門豹傳》說河伯，而《楚辭》亦有河伯詞，則知古祭水神曰河伯。自釋氏書入，中土有龍王之說，而河伯無聞矣。¹⁰⁴

唐宋時期，唐玄宗（李隆基，685-762，712-756在位）首詔祀龍祠，又「設籩豆如祭雨師之儀，以龍致雨也」¹⁰⁵開祭龍王求雨之先例；宋朝則沿襲唐制，「陸續冊封水龍為王，設詞立廟」¹⁰⁶，可見唐宋時期的龍王信仰是由君主作推動，臣民作配合。蘇軾曾以《諸宮觀等處祈雨青祠》向龍王祈雨，可見蘇軾對水族神話頗具理解：

洞淵龍王，水府聖眾。饑饉之患，民流者期年；吁嗟之求，詞窮於是日。乃眷陰靈之宅，實為雲雨之司。涵濡之功，俄頃而辦。罔吝天澤，以答民瞻。¹⁰⁷

《艾子》中《誅有尾》、《蝦三德》、《龍王問蛙》三則寓言中以水族世界為背景，其中角色「龍王」均有出場。蘇軾刻劃的龍王「其性尤戾」¹⁰⁸，行事凶猛又不合常理。《誅有尾》中龍王因不喜水族有尾，便下令斬殺所有有尾的水族，或追究蛤蟆幼時為蝌蚪，將其處死；《蝦三德》中龍王求婿，不求女婿有才幹，只求其性情懦弱，易於控制；《龍王問蛙》中龍王喜怒無常，濫用權能，喜則五穀豐登，怒則寸草不生。古時以天子為龍，蘇軾欲影射之對象自然不言而喻。

 

2.高壽仙人：彭祖

中國神話傳說中有一長壽仙翁名彭祖。按史記《五帝本紀》的描述：「……龍、倕、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¹⁰⁹，彭祖（前1237-前1100）自堯帝執政已入仕。彭祖養生有道，晉代葛洪《神仙傳》指其「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¹¹⁰，蘇軾《代滕甫論西夏書》云：「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¹¹¹證明其對於彭祖養生而長壽的傳說有所涉獵。《艾子集說．哭彭祖》以彭祖之死為題。彭祖逝，其妻痛哭，艾子便以彭祖高壽八百，不應有憾作安慰。不料彭祖之妻卻言，恨當世有人活至九百歲而未亡。比彭祖活得多活一百歲正是「黃衣使者」虞初（？-？），蘇軾以其借代皇帝身邊的侍臣。

 

3.嶺南祭鬼文化

中國古代素有祭祀傳統。儒家以祭祀先賢表慎終追遠，祭祀親友寄托哀思。《哭彭祖》正是以彭妻泣祭彭祖為背景。宋代則盛行祭鬼文化，以蘇軾遭貶的廣東嶺南尤其迷信，《宋會要輯稿》記述「湖、廣等處州縣殺人祭鬼」¹¹²，活人祭鬼屢禁不止。蘇軾好鬼神，偶遇靈異事件後，喜撰文記之，多收錄於《蘇軾文集．雜記．異事》及《東坡志林．異事》。如《仙姑問答》記其以扶乩之術招來何三姑；《廣州女仙》又記其尋訪崇道大師何德順（？-？）時，遇一女仙登門入室。可見嶺南奇異風俗與蘇軾好奇的個性特質相契合，甚至啟發其撰文。《艾子》中《黠鬼賺牛頭》、《季氏入獄》、《毛手鬼》、《鬼怕惡人》均出現不同類型的鬼怪，而「毛手鬼」更是幻想的產物。《鬼怕惡人》以祭鬼文化為元素，其中反映了蘇軾的「信則有，不信則無」的鬼神觀。

 

4.上古神獸：獬豸

獬豸，又稱解廌、獬廌。東漢許慎《說文解字．𢊁部》：「𢊁（廌），解廌獸也。似山牛，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¹¹³，「廌」又引生出「灋」字，「灋（𢌇），𠛬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从去」¹¹⁴，為「法」的古字。可見獬豸為形似山牛的獨角獸，具有分辨是非曲直的能力，利用頭上皂角將違法一方驅走，以維護法律公平。蘇軾身陷冤獄的經歷使其對獬豸更有好感，表現在增強寓言中獬豸的攻擊力，從角擊改為吞食敵人。

 

5.佛道相融：十殿閻羅信仰

唐宋時期，民間對死後世界的想像多受十殿閻羅信仰影響。姜守誠〈十王信仰：唐宋地獄說之成型〉指出十王信仰的特色在於「道教已將佛教的閻羅地獄觀念全盤吸收」¹¹⁵。相傳若一人壽元已盡，閻羅王便會派遣鬼差將其魂魄押自地府受審，並按照生前行事作賞罰，或入輪迴、或成仙、或下地獄。民間盛傳清官包拯（999-1062）、范仲淹（989-1052）逝世後，便於地府任閻羅王，神話色彩濃郁。北宋淡痴道人（？-？）與蘇軾同期，其所撰的《玉歷寶鈔》，以十王信仰為核心，列明地獄對人類不同罪行的處刑手法，對北宋地獄說的影響力頗為深遠。此書於宋哲宗紹聖五年（1098年）發刊，與《艾子》成書時間吻合。吳道子（680-759）《地獄變相》繪出人類於地獄受肉刑的狀況，蘇軾曾為此圖作偈、題跋，可見時人對地獄的恐懼與蘇軾的地獄觀：

我聞吳道子，初作酆都變。都人懼罪業，兩月罷屠宰。此畫無實相，筆墨假合成。譬如說食飽，何從生怖汗。乃知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若人了此言，地獄自破碎。¹¹⁶

而《黠鬼賺牛頭》、《季氏入獄》背景為十殿閻羅式的地府審判。《黠鬼賺牛頭》中閻王判一詐騙犯下鑊湯地獄受刑，「以五百億萬斤柴於鑊湯中煮訖放」¹¹⁷。《季氏入獄》則講述春秋魯國貴族季孫氏於地府受審的故事。季孫氏生前為政不仁，蒙騙君主終致生靈塗炭，閻王判其下阿鼻地獄受刑。阿鼻地獄為地獄最底層，刑罰無間，永不超生。而艾子最後為閻王感嘆的一句「自此安得獄空耶」則取自地藏王菩薩之大願「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不空、誓不成佛」¹¹⁸。

 

第五節《艾子序》：「義無乖統而有所發明」

按金周映對《艾子》版本的考據，趙開美《東坡雜著六種》中重題《艾子》為《東坡先生艾子雜說》發刊，並將見於曾慥《類說》（明祁承㸁淡生堂鈔本）的《艾子序》收錄其中¹¹⁹。現代學者孔凡禮將《艾子序》收於其點較之《蘇軾文集》（1986年中華書局版本）；朱靖華於〈論《艾子雜說》確為東坡所作〉評《艾子序》「當視為東坡真作」¹²⁰，可見現代權威學者多認可《艾子序》為蘇軾真作。故《艾子序》應為研究蘇軾《艾子》創作動機的核心文獻資料。

公孫龍、魏牟，生於列禦寇之後，其事乃見於列子之書。說者謂列子弟子以其義無乖統而有所發明，故類而附之，無嫌也。艾子事齊宣王，而書之所載，亦多後世之事，豈為艾子之學者，務廣其道，凡論議不詭於統敘者，皆存而不去耶？覽之者以意逆志，則艾子之學可明，姑置其時之後先可也。東坡居士題。¹²¹

據柳宗元《辯列子》考證，《列子》一書非由列子本人撰寫，批評張湛（？-？）處理歷史人物出現先後次序有誤，使作品的可信度大減：

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遭增竄，非其實。……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¹²²

蘇軾於《艾子序》中駁斥柳宗元觀點，指張湛《列子》滿足「義無乖統」及「有所發明」的條件，故時序錯亂並無大礙。「義無乖統」是指張湛《列子》的內容並無違背列子學說，更具詮釋列子義理之效用，有助於列子義理之廣傳。《艾子》則仿效《列子》的創作模式，將時間設定於戰國時期，其中不但扭曲歷史人物形象，連番穿插後世人物及景物，連主角艾子亦是虛構人物，內容絕不符合歷史真實。《艾子》以虛構故事批評北宋不同層面的弊病為創作動機，嚴守「義無乖統」及「論議不詭於統敘者」的準則，期望讀者自行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讀作品，領悟箇中義理，從而發揚艾子之學。蘇軾〈既醉備五福論〉論解詩不應拘泥於文字，應通過仔細觀察推測出作者的意圖：

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¹²³

而蘇軾亦建議讀者以相同的方法解讀《艾子》。

此外，蘇軾於《艾子序》主張寓言創作需「有所發明」。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中曾比較《艾子》與《笑林》的寫作動機，具體評價如下：

稍卓特，顧往往嘲諷世情，譏刺時病，又異於《笑林》之無所為而作矣。¹²⁴

相較於《笑林》單純追求寓言詼諧的效果，《艾子》以譏刺時病為目標顯得更有建樹。魯迅的評價與蘇軾文學價值觀一致。蘇軾〈鳧繹先生詩集序〉強調詩文須正視現實問題，針砭時弊，彰顯其社會意義：

先生之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談以為高，枝詞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¹²⁵

《艾子》中反映北宋政治、軍事、經濟及社會問題的寓言合共30則，佔全書寓言四分之三，詳情參考第二章第一至四節。可見蘇軾於寓言創作中亦展現出「言中必世之過」的文學價值觀。綜上所述，《艾子序》說明蘇軾創作《艾子》的三個重點。第一，《艾子》參考《列子》的創作模式。第二，蘇軾期望讀者自行解讀作品，領悟箇中義理。第三，《艾子》以「有為之作」為創作目標。

《艾子雜說》世界觀奇幻，仙、人、鬼、妖四者並存，普通動物亦具有說話的能力。故事時間雖虛設於戰國時期，創作模式參考《列子》，《艾子序》云「姑置其時之後先可也」¹²⁶，對書中出現後世人物及事物毫不忌諱，因而可見大量北宋當代盛行的宗教元素與潮流文化，頗具時代風貌。全書40則寓言獨立成篇互不相關。主角艾子為齊國君主齊宣王（田辟疆，約前350-前301，前319年-前301在位）的近臣，藉艾子為中心記錄其遊歷七國、地府及龍宮的遭遇與見聞，抨擊北宋不同層面的弊病，影射出當代重大社會事件，如王安石變法、烏臺詩案、紹聖紹述等。《艾子》寓言寓意又可作為蘇軾晚年對仕途的回顧及對北宋的綜合評價。然而蘇軾並不樂意讀者蹈襲自己的主張，反之期望讀者以「覽之者以意逆志」¹²⁷的方法解讀作品。

朱靖華〈論蘇東坡的寓言藝術〉評《艾子》內容：

蘇軾的散文寓言，在內容上揭示了北宋中後期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社會習俗、人情世態和道德風尚的複雜面貌，表現為「時代的生活的情緒的歷史」也堪稱東坡一生政治鬥爭和社會實踐的寫照和總結。¹²⁸

筆者按照朱靖華的觀點，將《艾子》中40則寓言整理為表，分別為政治寓言、經濟寓言、軍事及外交寓言、社會風氣及人情世態寓言、道德修為寓言。而幽默寓言一類則是融合周瑾《〈艾子雜說〉研究》的分類。筆者認為《三臟》、《騷雅大儒》兩則寓言偏向笑話娛樂，而將《秦氏好古》遷至社會習俗人情世態寓言類別。

類別	數量	寓言名稱
政治寓言	16	《小兒得效方》、《一蟹不如一蟹》、《一撲有遲速 》、《獬豸》、《誅有尾》、《齊王擇婿》、《毛手鬼》、《蝦三德》、《哭彭祖》、《食肉之智》、《黠鬼賺牛頭》、《印雨龍與指日蠻》、《耀州知白》、《扛鐘》、《季氏入獄》、《趕兔失獐》
經濟寓言	2	《馮驥索債》、《百錢獨載》
軍事外交寓言	6	《齊王築城》、《鎮宅獅子》、《白起伐莒》、《鴨搦兔》、《龍王問蛙》、《城下竊盜未獲》
社會習俗及人情世態寓言	8	《苜蓿》、《公孫龍辯屈》、《營丘諸難》、《改觀音經語》、《愚子》、《鬼怕惡人》、《虛粘奇帽》、《秦士好古》
道德修為寓言	6	《二媪讓路》、《鑽火》、《禽大無事省出入》、《堯禪位許由》、《木履》、《狗道我是》
幽默寓言	2	《三臟》、《騷雅大儒》

 

第一節  政治寓言  

《艾子》中具有16則政治寓言，為創作的核心主題，佔全書寓言的四成，多反映蘇軾於官場中的見聞。政治寓言著重抨擊變法行事、朝廷充斥奸佞及庸才及諷刺君主無德，擇材無方，藉此抒發對朝政黑暗的不滿。

題材	數量（16）	寓言名稱
抨擊變法行事	2	《小兒得效方》、《印雨龍與指日蠻》
朝中庸才、奸佞充斥	10	《一蟹不如一蟹》、《獬豸》、《哭彭祖》、《黠鬼賺牛頭》、《季氏入獄》、《毛手鬼》、《趕兔失獐》、《耀州知白》、《食肉之智》、《扛鐘》
君主無德	4	《一撲有遲速》、《誅有尾》、《齊王擇婿》、《蝦三德》

《小兒得效方》、《印雨龍與指日蠻》著重抨擊變法行事不當。《小兒得效方》為《艾子》開篇，諷刺神宗及王安石等人行新法前未經試驗，造成人命傷亡。故事講述艾子幼子患病，齊宣王賜艾子一服「良藥」，強調稚子服後便會康復。艾子於辰時讓幼子服用「良藥」，不料幼子於巳時病重身亡。齊宣王為作補償，欲賜黃金協助艾子籌辦喪葬。艾子拒絕，反向齊宣王求取「小兒得效方」。

紹聖年間，宋哲宗起用新黨，銳意恢復父親神宗所行新法。而《小兒得效方》則是蘇軾晚年對於新法的再度回應。寓言中的藥方隱喻變法，以藥治病固然正確，問題是以一劑未曾試驗的藥方治病，不僅未能發揮藥物的治療功用，反之「是藥三分毒」誘發藥物毒性損傷人體，而艾子幼子正是服用了未加試驗的「良藥」誘發急疾離世。而新法改革成果未如理想，造成百姓人命傷亡的關鍵在於君主求治之心太速，新法推行前未加試驗，便強行推廣。蘇軾《思治論》曾批評新法行事輕率「『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¹²⁹。熙寧四年，蘇軾〈再上皇帝書〉向神宗表明以百姓試新法的不妥，為《小兒得效方》的前身：

臣又聞陛下以為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為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藥乎！¹³⁰

為君者理應愛民如子，神宗卻將百姓當作試驗品，以「以人之死生，試其未效之方」¹³¹，明顯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小兒得效方》中齊宣王大力鼓吹藥方藥效，隱去藥方未曾試驗的真相，以艾子稚子為試驗品，事敗後賜黃金為其厚葬，行為有如貓哭老鼠。寓言最後，艾子於齊宣王手中銷毀使親兒喪命的「得效方」，不僅是出於喪子之痛，更是不希望君主再以此則藥方「治」人，重現稚子的悲劇。

《印雨龍與指日蠻》諷刺王安石變法過急，新政擾民，影響百姓生計。故事講述從事印刷貼畫的百姓到相府訴訟，艾子告訴百姓，相府並非負責訴訟，百姓則指出事情出自丞相，非法官能夠定奪。艾子一問得知這些百姓依靠印售祈雨的「印雨龍」及祈晴的「指日蠻」為生，多為賒帳印造。自從丞相上任後，春夏多天旱、秋冬多雨澇，他們順應四季氣候變化，於春夏售賣印雨龍；於秋冬售賣指日蠻。不料去年冬降暴雪，春犯雨災，丞相臨時要求百姓以指日蠻祈晴，使他們損失半年的利潤。而艾子安慰他們印雨龍可於秋季售出，而丞相亦是按照人的生存之道調整措施，何況每年氣候相同，現在姑且是倒過來而已。

朱靖華《蘇東坡寓言大全詮釋》認為寓言結尾另有所指「或是指責變法派丞相不顧生活常規而倒行逆施」¹³²，而周瑾《〈艾子集說〉研究》順著朱靖華留下的線索思考，對《印雨龍與指日蠻》寓言寓意定義如下：

暗指宋朝官員不與百姓商議討論，想當然的擅自修改規則，實行新條例，擾亂人們的日常生活秩序，又不做出後續處理和調整。¹³³

筆者發現一條紀實性資料，可佐證二人觀點。寓言中百姓於相府前訴訟，應取自《宋史．食貨志》東明數百名縣民大鬧王安石府，訴免役法無理：

/	《印雨龍與指日蠻》	《宋史．食貨志》
司法機關拒受，百姓聚集於相府前	齊之相府門前有數十人皆貧窶之甚，人相聚而立。艾子曰：「相府非辨訟之所，當詣士師也。」其人曰：「事由丞相，非士師可辨。」134	東明縣民數百詣開封府訴超升等第，不受；遂突入王安石私第135
丞/宰相的行為	於春季（丞相）下令人家求晴	推行免役法
百姓訴訟之事	吾數家但習常年先印下求雨龍，唯一人有秋時剩下指日蠻，遂專其利，豈不為至冤乎？136	訴超升等第出助役錢事137

 

由此可見，《印雨龍與指日蠻》中的丞相正是影射北宋宰相王安石。蘇軾於寓言諷刺王安石三點。第一，刺其不賢，在任期間天災人禍頻生。寓言表述為「丞相為政數年，率春及夏旱……秋冬至多雨潦」¹³⁸，四季氣候變化應為春夏多雨，秋冬乾旱，而丞相為政時卻四時逆轉。古人不通科學，多視天災為任人不賢而遭上天譴告。據悉王安石變法期間，天災人禍連綿，蘇軾曾言「北方之民流移相屬，天災譴告亦甚於四方」¹³⁹，將過錯歸咎於王安石及其變法。第二，刺王安石求治急進，不留時間讓百姓準備，寓言中印刷指日蠻貼畫需時半年，丞相卻要求印刷商立即供貨，諷刺王安石行事雷厲風行，與早年蘇軾之評語「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¹⁴⁰一致。第三點，刺新政成果未如理想。寓言中艾子揚言丞相全心謀求人的生存之道而調整措施，卻要求百姓於生計上配合其四時逆行；王安石揚言變法目標為「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¹⁴¹，蘇軾所見的民況卻為「公私匱乏，民不堪命」¹⁴²，與王安石的所談理想具天淵之別。兩則寓言可見蘇軾不滿於新法行事不周而害民。

蘇軾〈轉對條上三事狀〉中曾批評奸佞罪行罄竹難書：

或首開邊隙，使兵連禍結；或漁利榷財，為國斂怨；或倡起大獄，傾陷善良；其為奸惡，未意悉數。而王安石實為之首。¹⁴³

《一蟹不如一蟹》、《獬豸》、《哭彭祖》、《黠鬼賺牛頭》、《季氏入獄》、《耀

州知白》、《毛手鬼》、《趕兔失獐》著重抨擊北宋朝堂腐敗，揭露官場奸佞充斥及以上種種罪行，抒發對奸佞掌國憤恨，其中不乏詛咒之語。《食肉之智》譏朝中庸才有名無實；《扛鐘》諷司馬光恢復差役法不合常理。

《一蟹不如一蟹》取材自《聖宋掇遺》陶谷出使吳越的經歷，詳見第一章第三節。艾子於海灘見蟹有三，順序為鋸緣青蟹——紅螃蟹——白玉蟹，每次遇到的蟹形貌均比前一隻細小，使艾子嘆言「一蟹不如一蟹」，改寫自陶谷「一代不如一代」¹⁴⁴。寓言諷刺年輕一輩表現不及老一輩。朱靖華認為蘇軾目的是藉螃蟹多足而橫行的特徵，「唾罵當朝宰相都是些『橫行霸道』的祿蠹蟊賊」¹⁴⁵。

《獬豸》中艾子向齊宣王解說於上古滅絕的神獸「獬豸」具有辨別是非、吞食奸佞的習性，艾子慨嘆，若獬豸存於現世，其絕不會淪落至乞食。寓言寓意為諷刺北宋奸佞數目之多足以令獬豸饜足。值得注意的是，獬豸本來僅處理法律糾紛，蘇軾卻將其引入官場，反映出北宋奸佞利用法律行惡，羅織罪名誣陷忠良，蘇軾於烏臺詩案、紹聖文禍中可謂深受其害，詳見第一章第二節。兩案均由君主默許，難而翻案。蘇軾無奈下只得寄情神獸「獬豸」為其昭雪。

《哭彭祖》講述彭祖逝世，其妻痛哭。彭祖高壽八百本不應有憾，令彭妻憤恨的是當世有人號稱九百而未亡。蘇軾《代滕甫論西夏書》「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¹⁴⁶一句足以證明其對彭祖長壽的傳說有所認識。而朱靖華《蘇東坡寓言大全詮釋》考據此則寓言時，誤將葉寘《愛日齋叢鈔》寫作葉寘仙《愛月齋叢鈔》，而周瑾《〈艾子集說〉研究》沿之，現作修正。而葉寘《愛日齋叢鈔．卷五》中記蘇軾與李廌（1059-1109）討論《哭彭祖》號稱九百者的身份：

東坡作《艾子》中有一條，以彭祖八百歲，其婦哭之，以九百者尚在。李方叔問東坡曰：「俗語以憨癡駘騃為九百，豈可筆之文字間乎？」

坡曰；「子未知所據耳，張平子《西京賦》云：『乃有祕書，小說九百。』蓋稗官小說，凡九百四十三篇，皆巫醫厭祝及里巷之所傳言，集為是書，西漢虞初，洛陽人，以其書事漢武帝，出入騎從，衣黃衣，號黃衣使者，其說亦號九百，吾言豈無據也？」¹⁴⁷

西漢虞初，著小說九百四十三篇，任方士侍郎，號「黃衣使者」。蘇軾以其代指圍繞皇帝身側的奸佞。寓言意在抒發對奸佞久政的憤恨，詛咒他們自取滅亡。

《黠鬼賺牛頭》艾子夢遊地府，碰見閻王在升堂治事，黠鬼於陽間時常詐騙財物，抓住別人的把柄，強迫他人與其同流合污。閻王判其下鑊湯地獄受刑，需燒盡五百億萬斤柴才可返回人間。不料黠鬼死性不改，以豹皮作賄賂鑊湯獄主，成功刪去判決書中的「億萬」二字。其他小鬼看見獄主有意包庛黠鬼，也不敢將柴火燒得太旺。其後，獄主向黠鬼索要報酬，黠鬼卻作詩諷刺獄主越權且受賄。獄主察覺被戲耍，便將黠鬼叉回鑊湯地獄加刑。艾子夢醒，便囑咐弟子們要懂得口是禍之門的道理。黠鬼本已脫離鑊湯地獄之苦，最後關頭卻因口舌招尤而功虧一簣，點出人須謹言慎行，君子不立危牆之下的道理。另外，劉應奎、宋文坤《明清鬼狐》評《黠鬼賺牛頭》中的行賄行徑：

這位機靈「鬼」向「牛頭」刑獄官假行賄的行徑自然算不上光明磊落，但身司刑獄的「牛頭」卻執法犯法，這不更令人深思嗎？連冥間的官吏都受賄，更何況世上的貪官呢？這個世俗的故事，反映了人間的黑暗現實。¹⁴⁸

蘇軾有意借黠鬼與鑊湯獄主私自授受一事，揭露出北宋官場貪污受賄成風。

《季氏入獄》講述春秋魯國貴族季孫氏於地府受審的故事。閻王怒指季孫氏之罪行罄竹難書，季孫氏矢口否認。閻王羅列其罪行。季孫氏為魯國丞相，軍事上剛愎自用。面對齊國入侵，其只派出一萬兵力，妄想以寡敵眾，使得萬人戰死沙場；面對魯國饑荒時，其又蒙騙君主，未有及時開糧倉賑災，又使數萬名百姓餓死。閻王強調丞相職責在於調和陰陽，而季孫氏為政不仁，誘發天災連綿，生靈塗炭。季孫氏服罪後，閻王判其下阿鼻地獄受刑。艾子為閻王感嘆「自此安得獄空耶」¹⁴⁹！寓言尾句為點晴之筆。季孫氏為政不仁，罪犯滔天，終被閻王判於阿鼻地獄贖罪。然而北宋官場仍有許多如季孫氏般身居要位，卻為政殘暴，草菅人命的官員。奸佞於地獄受苦固然不足惜，只是奸佞數量實在太多，使閻王工作量大增，獄空成佛遙遙無期，取材自十王地獄信仰，詳見第一章第四節。

《趕兔失獐》講述穰侯魏冉（前335-前266）攻伐綱壽以滿足其擴張領土的野心，戰後歸秦驚覺范雎（？-前255）已取代其丞相一職。艾子譏笑其為「外頭趕兔，屋裏失獐」¹⁵⁰。寓言諷刺一些人貪婪成性，為了眼前微小的利益，終蒙受更大的損失。寓言中亦反映出新舊黨爭中官員互相傾軋的混亂場面，可參照第一章第二節。

《毛手鬼》講述鄒忌（？-？）使出渾身解數遊說齊威王（田嬰齊，前378 -前320，前356-前320在位），成功被任命為齊國相國。上任數月，並無交出任何治績。艾子詢淳于髡（約前386-前310）為何故。淳于髡則言鄒忌定是遭到好竊相國忠直靈魂的「毛手鬼」襲擊。艾子便打趣淳于髡，稱其定是毫無血性，故未能成為「毛手鬼」的目標。《中華文史論叢》認為《毛手鬼》的寓意與宋代多權相的歷史背景有關：

假如能從宋代多權相這一歷史背景去理解，當更能明瞭作者寄意之所在。¹⁵¹

世上本無「毛手鬼」，為蘇軾杜撰之物。蘇軾戲言權相只是不幸遭到「毛手鬼」襲擊，將平生忠直忘得一乾二淨而已，由此反諷北宋權相有名無實，通過假裝支持新法而身居要職，竊國之重權，神宗一朝此般的投機份子極多。呂惠卿（1032-1111）便是為一典型例子。《宋史．奸臣傳》指其「逢合安石，驟致執政，安石去位，遂極力排之」¹⁵²，藉迎合王安石新法而竊國之重權，後又竭力排斥王安石，王安石本人亦稱「深悔為惠卿所誤」¹⁵³。

《耀州知白》講述秦國統一六國後，艾子向秦國丞相李斯（前280-前208）求官的故事。艾子與李斯為故交，會面之際，李斯以山珍海錯接待艾子，欣然答應艾子求官之事，更保證自己的安排會使艾子滿意。而李斯最後決定給予艾子一寸土地。艾子不禁出言譏諷，以為李斯奉自己為上賓，定會作出一個妥善安排，原來不過只是贈自己一個空名。朱靖華猜測寓言諷刺「專制主義者的極端貪婪自私」¹⁵⁴，李斯雖與艾子為故交，表面上答應艾子的請求，最後卻以一寸土地作敷衍。雖未知蘇軾借李斯意欲諷刺誰人，但寓言中亦反映出北宋官員中有陰險狡猾，出爾反爾、耍兩面手法之輩。如蘇轍《乞誅竄呂惠卿狀》批評呂惠卿「懷張湯之辨詐，有盧杞之姦凶，詭變多端」¹⁵⁵。

《食肉之智》講述兩個愚人食肉求智的故事。兩個愚人有感自身智慧不足，認為治國之仕的智慧源自於多吃肉食，因而效仿。改成吃肉之後，愚人們自感智慧提升，更能窮盡事物的本質。一人發現人的腳面生長向前是為不被身後的人踩踏；一人發現人的鼻孔向下長，便利在於不會被雨水倒灌。兩人便開始互相讚頌起自己的智慧。艾子嘲諷道，食肉人的智慧不過如此。寓意可解讀為諷刺一些人不曾理解事物的本質，將皮毛錯認成關鍵之處，最終鬧出笑話。朱靖華考據食肉的典故出自《左傳．莊公十年》「肉食者鄙，未能遠謀」¹⁵⁶，指享尊官厚祿者目光短淺。因而，蘇軾亦可能藉機嘲諷北宋權貴智力低下。

《扛鐘》講述齊國兩位宰相，則冢相、亞相謀劃扛鐘一事。齊國遷都，其中有一座寶鐘足重五千斤，需要五百人才可扛動。而齊國缺乏人力，冢相則命人將寶鐘截成五百段，再用一人用五百天扛至新都城。艾子笑言，冢相的「奇策」無人能及，等寶鐘搬到新都城後，需花費數之不盡的焊接工夫。周瑾《〈艾子雜說〉研究》認為這則寓言「批判宿儒大老缺乏實際經驗而妄加指揮」¹⁵⁷。筆者認為此寓言或可解讀成諷刺司馬光、呂公著強廢免役法，恢復差役法多此一舉。按寓言中兩位宿儒大老的官位、職責、治學成果等特徵，筆者推測「冢相」身份為司馬光，「亞相」身份為呂公著。下列一表作對比：

/	角色（冢相）	司馬光	角色（亞相）	呂公著
官位	冢宰	元祐元年，任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御史大夫，則為丞相之副	元祐元年，任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職責	「凡國之重事乃關預焉」158
治學	宿儒大老	編修《資治通鑑》	宿儒大老	契丹主問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公著對。159

 

冢相命人扛鐘，可解讀成「差役」。「差役」為了節省人力，竟選擇將完好無缺的寶鐘截成五百段，再由一人用五百天扛至新都城並重新焊接，明顯多此一舉，得不償失。王安石新法中免役法成效甚佳。據《宋史．食貨志》云，元祐元年（1086），司馬光盡廢新法，要求「盡罷天下免役錢，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¹⁶⁰；蘇軾極力反對，建議司馬光改善免役法，「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事易成」¹⁶¹，談判不果。蘇軾《辯試館職策問劄子》批評司馬光意氣用事，「其意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也」¹⁶²，反之強逼百姓放棄免役法，重新適應差役法，實屬多此一舉，或為寓言《扛鐘》的寓意。

寓言隱喻	解讀
「冢」	為墳塚，暗示死亡之意 司馬光逝世於元祐元年九月初一日
「亞」	為次，第二之意 呂公著為司馬光副手，逝於元祐四年二月
冢相命人扛鐘	則「差役」，暗示復行差役法
焊接工夫	百姓需要重新適應差役法

《一撲有遲速》、《誅有尾》、《齊王擇婿》、《蝦三德》諷刺的對象為北宋君主，著重諷刺君主個人性格缺陷，君無君德；行事偏激及任人無方的問題。

《一撲有遲速》講述范雎（？-前255）懼怕秦昭王（嬴稷，前325-前251，前306-前251在位）治罪的故事。范雎說秦昭王，警告其外戚干政後患無窮，秦昭王旋即行雷霆手段杜絕外戚之患，使得秦國群臣對范雎敬而遠之。其後范雎卷入諸侯叛亂中，秦昭王因尚未找到替代人選而暫且不治其罪，並下令斬殺一眾提及諸侯叛亂者。范雎對秦昭王的暴戾性情心感不安。艾子托人向范雎傳話：「或被惡人逐，墮落金剛山，念彼觀音力，如日虛空住」¹⁶³，改寫自《普門品經》。雖得觀音相助，使人暫居空中，而君王責罰猶在，苟且偷安非長久之計。范雎聽說後，便立即舉薦蔡澤（？-？）為相，遠離朝政。此則寓言諷刺君主性情暴戾，連觀音也只能暫且抵擋其暴行；欲保存自身性命，應及早遠離政治核心的道理。蘇軾仕途中曾多次主動上書請求外任，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表明蘇軾於熙寧年間已厭倦新舊黨爭，「公未嘗以一言自辯，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¹⁶⁴，以自求外放方式，脫離政治鬥爭的漩渦。

《誅有尾》講述龍王無故下令誅殺所有有尾巴的水族，惹得水族大哭。其中一條揚子鱷疑惑蛤蟆為何一同哭泣。原來蛤蟆是恐懼龍王追究其幼時為蝌蚪的舊事。《誅有尾》諷刺君主好翻舊帳又屢興株連，毫無君德可言。陳蒲清《中國古代寓言史》藉此則寓言證明宋代有「羅織罪名、株連專斷的風氣」¹⁶⁵；吳秋林《中國寓言史》評《誅有尾》隱藏了「深刻的社會背景及蘇軾本人深刻的人生感受」¹⁶⁶，無疑是指向蘇軾罹患文禍的仕途經歷，詳見第一章第二節。紹聖四年，宋哲宗追貶元祐大臣，指責其「造為奸謀，訿毀先帝，變更法度，各加追貶」¹⁶⁷，名單甚至包括辭世已久的司馬光、呂公著。而蘇軾則復追貶至海南儋州，〈與程秀才三首〉表明當地環境條件苛刻，物資稀缺：

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耳。¹⁶⁸

哲宗將年老的蘇軾追貶儋州，與處死無異。可見寓言中蛤蟆的恐懼不無道理。

《齊王擇婿》、《蝦三德》均藉擇婿一事，諷刺君主任人不賢。《齊王擇婿》講述齊王擇婿之條件。齊王為王女擇婿，重外表而不重內涵。駙馬主要職責為侍奉王女，不可與士人接觸，卻常自感地位榮貴而高傲自得。艾子對他人嘲道，齊國的命運掌於諸位駙馬之手。《蝦三德》講述龍王尋找艾子謀劃擇婿一事。龍王欲為龍女擇婿，卻不喜對方同為龍族，反之希望尋求一名易於壓制的女婿侍奉龍女。艾子建議龍王擇蝦為婿。龍王本來嫌棄蝦過於卑賤，聽完艾子蝦有三德的解釋後。一沒肚腸，二割肉無血，三頭上帶有不潔之物，作為龍王的女婿相當適合。龍王便欣然接納艾子的建議。周瑾認為兩則寓言寓意為：

諷刺了朝廷選擇官員的標準，認為朝廷養了些沒有學識修養的無用之人。¹⁶⁹

朱靖華則認為寓言諷刺對象為「當朝天子及其皇親國戚」¹⁷⁰，而筆者較同意周瑾的觀點。北宋對外戚的管控較為嚴厲，如宋仁宗（趙禎，1010-1063，1022- 1063在位）立詔駙馬不得與權臣接觸：

仁宗天聖元年十二月十七日，詔：「駙馬都尉等自今不得與清要權勢官私第往還。如有公事，即赴中書、樞密院啟白。仍令御史臺常切覺察，如有違犯，糾舉以聞。」¹⁷¹

與《齊王擇婿》中「禁與士人往還」的記述相同。元祐年間，王師約（1044-1102）上書言事，因其為駙馬，身份敏感而遭褫奪職位。《齊王擇婿》言駙馬「奉其王女，則為效矣」¹⁷²與北宋政治環境一致；而「國之安危重輕，豈不盡在此數公乎」¹⁷³則不會發生於北宋駙馬身上，且蘇軾接觸過的駙馬如王詵（1036-1093）、許珏（？-？）均為才士。由此觀之，兩則寓言表寫擇婿，實為擇吏。諷刺君主不選賢德才幹之士輔助國事，只需一些唯命是從，易而控制的人以滿足其專橫的個性。

 

第二節  經濟寓言  

《艾子》中有2則經濟寓言，著重抨擊國家用財不當，向百姓橫征暴斂以作娛樂開支的行為，以及民間無良商人為斂財不擇手段等問題。反映蘇軾對國家財政問題的關注及對人民經濟狀況的觀察。

經濟寓言

2

《馮驥索債》、《百錢獨載》

《馮驥索債》講述艾子謁見魏君安厘王（魏圉，？-前243，前276-前243在位）的故事。魏君問艾子齊國何以為樂。艾子則表明齊國君主喜好娛樂，尤其喜娛樂技藝。如淳于髡的寵養術、孫臏（前382-前316）的踢毬術、東郭先生的吹竽技藝等。魏王則疑惑，好娛樂須廣行賞賜，齊國如何應對進犯的國家。艾子則笑言，齊君向孟嘗君（？—前279）借來食客馮驥，向百姓討數文冷債，便足以令齊國富足。寓言諷刺北宋朝廷用財不當，稅收為有限資源，本應用以建設社會，然而君主卻將稅收作娛樂費用。蘇軾〈諫買浙燈狀〉批評宋神宗賞賜無度，花費公帑作個人娛樂，並強調公帑來自於百姓：

方今百冗未除，物力雕弊，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遊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¹⁷⁴

蘇軾《策別十三．省費用》批評朝廷巧立名目徵稅，使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¹⁷⁵

可見《馮驥索債》實是諷刺北宋向百姓徵收苛損雜稅維持開支。另外，淳于髡為忠不善寵養諂媚之術、孫臏（前382-前316）雙足被廢無以踢毬，南郭先生¹⁷⁶更是濫竽充數，筆者猜測蘇軾諷刺君主為了無意義的事物揮灑公帑。

《百錢獨載》為蘇軾仿柳宗元《吾腰千錢》而創作，參見第一章第三節。《百錢獨載》講述船夫與船客就船價之糾紛。船客以五十錢為船價，托船夫送自己到彭門。不料船夫將船費翻倍至一百錢，更要求船客於岸上拉纖以抵另一半船費。蘇轍《自齊州回論時事書》曾批評奸商為斂財「巧智百出」的行為：

至於奸民巨賈，窺伺間隙，取利則多。或輸滯積不售之貨，以易見錢，或指殘破無用之屋，以賒實貨。巧智百出，難以具言。¹⁷⁷

寓言的船夫求財心切，竟提出讓客人拉纖抵船費的笑話，諷刺北宋奸商為求奪財，將全副心思用於榨乾平民錢財上的社會現象。

 

第三節  軍事及外交寓言   

《艾子》中有6則軍事及外交寓言。《齊王築城》諷刺朝廷築永樂城勞民；《鎮宅獅子》、《白起伐莒》諷刺入侵者的兇暴殘忍，毫無血性；《鴨搦兔》諷刺軍事選將錯誤；《龍王問蛙》、《城下竊盜未獲》則自嘲北宋軍事力量疲弱。軍事及外交寓言反映蘇軾對外患問題的態度及對軍事擾民的反思。

軍事及外交寓言

6

《齊王築城》、《鎮宅獅子》、《白起伐莒》、《鴨搦兔》*、《龍王問蛙》、《城下竊盜未獲》

《齊王築城》講述齊王欲築城抵禦外敵進犯，齊王認為只要派百姓去修築一道四千里的長城，讓齊國在地理上與各強國隔絕，便可解決國家高額軍費的問題。雖然百姓受一時之苦，但長城築好後，齊國可一勞永逸，不再需要遠征及遭受外敵威脅。故齊王表示百姓會熱烈參與築城的計劃。艾子以上朝前的見聞作回應，一饑民在大雪下凍倒於路旁，他為大雪來臨，明年百姓能吃到低價麥子而高興，可惜他將在今年凍死。艾子反詰道，饑民凍死與築城一事無異。百姓亦不知誰因大城築好而永享安逸。「築城」與「永逸」暗示寓言取材於實事。筆者推測蘇軾是作諷刺元豐五年（1082）神宗批准徐禧（1035-1082）築永樂城一事：

竊惟銀、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於邊將事功，實為俊偉，軍鋒士氣，固已百倍；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堡柵，名雖非州，實有其地，舊來疆塞，乃在腹心。已與沈括議築砦堡各六。砦之大者周九百步，小者五百步；堡之大者二百步，小者百步，用工二十三萬。」遂城永樂，十四日而成。¹⁷⁸

徐禧請旨神宗，欲於銀、夏、宥州之邊界築永樂城。將領种諤（1027-1083）因當地三面絕崖而無水源極力反對；徐禧反而彈劾种諤驕橫，將其調往延州，並徵用二十三萬民力於十四日內築成永樂城。永樂城地理位置直壓西夏，西夏甚感威脅，不出十日，發兵三十萬攻取永樂城。而徐禧指揮不力，宋軍大敗西夏。於事件中，百姓先是飽受勞役，其後更是慘遭西夏大軍殘殺，「是役也，死者將校數百人，士卒、役夫二十餘萬」¹⁷⁹，與寓言結尾相對映「正如今日築城，百姓不知享永逸者當在何人也」¹⁸⁰。

《鎮宅獅子》中艾子與齊宣王討論秦昭王的形貌。艾子出使秦國後，向齊宣王上奏秦國有吞併齊國的野心。齊宣王詢問艾子何出此言。艾子便開始形容秦昭王的形貌，最後以「鎮宅獅子」蓋棺定論。寓言諷刺遼、西夏等外敵雖懷有入侵北宋的野心，軍事實力僅如「鎮宅獅子」虛有其表。蘇軾〈策斷二十三〉指出遼、西夏並非軍事實力雄厚，只是利用北宋主和之勢謀取利益：

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誌，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¹⁸¹

蘇軾藉寓言強調外敵的虛有其表，鼓勵北宋無需畏懼，勇敢應戰為正確選擇。

《白起伐莒》中莒邑百姓聽聞秦將白起（？-前257）欲攻打莒邑，故準備逃亡。艾子則以白起容易對付，勸慰百姓無需逃走。艾子又言白起仁慈，日前伐趙攻長平時更是「兵不血刃」。《史記．白起傳》記述「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¹⁸²，證明白起於長平之戰中確實「兵不血刃」，因其以坑殺的方式處理戰俘。寓言借白起伐趙一事反諷遼、西夏等入侵者濫殺無辜，視人命如草芥的行徑。蘇軾《休兵久矣而國益困》批評夷狄侵擾宋民：

然夷狄貪惏，漸不可啟，日富日驕，久亦難制。故自寶元以來，賦斂日繁，雖休兵十有餘年，而民適以困者，潛削而不知也……而二虜者實殘吾民……且夫舉天下之大而誅數縣之虜，故上下交足，而內外莫不歡欣。¹⁸³

文中勸喻神宗誅除夷狄，宋廷無需於百姓身上搾取金錢以求和。永樂城之戰，神宗誤用新黨徐禧，使得西夏殺宋軍「將校數百人，士卒、役夫二十餘萬」¹⁸⁴，蘇軾「興言及此，流涕何追」¹⁸⁵對宋民遭西夏殘殺極為悲痛作以寓言諷之。

《鴨搦兔》中記述艾子對長平之戰的評價。長平之戰中趙國君主以名將趙奢之子趙括（前290-前260）為主帥，逢對手秦國名將白起一戰即敗。趙括被俘，四十萬百姓慘遭白起坑殺，趙國邯鄲幾乎淪陷。艾子以故事作回應。一名獵人買了一隻禽鳥協助其打獵。惟其不知獵鷹模樣，隨意買了一隻野鴨替代。打獵時，獵人發現獵物便將野鴨拋出去捕獵。野鴨不能飛，在空中撲騰幾下便落到地上；獵人見狀又將野鴨拋出去。如此來回數次，野鴨不勝其煩，開口抱怨：「我是一隻野鴨，被人類食用是我的本分，為何非要強迫我去捕獵呢？」獵人回答：「我以為你是獵鷹，誰知道你是野鴨？」野鴨怒極反笑，舉高蹼掌，反詰道：「你看我這蹼掌可以抓得住兔子嗎？」朱靖華猜測此則寓言指向永樂城之戰，由於宋神宗誤信「權奸呂惠卿推薦的徐禧為邊事統帥」¹⁸⁶ 釀成嚴重軍事傷亡。蘇軾《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狠批呂惠卿誘永樂城之戰：

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至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¹⁸⁷

所謂「將帥無能，累死三軍」，蘇軾卻於此則寓言改變批判對象。由趙括無能轉移至趙國君主用人不賢，有眼無珠，誤將野鴨當獵鷹，結果賠送四十萬百姓性命。實質上諷刺徐禧無軍事才能又好大喜功，以致兵敗橫山，尤如野鴨無能未能捕兔。而任用徐禧此等無能之輩的宋神宗，才是永樂城之戰的始作俑者。

《龍王問蛙》中燕王向艾子請教軍事。燕王問艾子：「燕國國勢力弱，常被強秦征斂勒索，雖想與其一戰，又害怕軍力不足而戰敗，該如何是好？」艾子以一故事作回應。故事中龍王與青蛙正談論各自的居住地及如何表達喜怒。龍王居於宏偉的宮殿，喜則使人們五谷豐收，怒則掀起狂風暴雨；青蛙居於野外，喜則咕呱亂叫，怒則凸眼脹肚。燕王聽完便露出慚愧的神色。《城下竊盜未獲》中講述秦軍攻陷長平後圍困邯鄲，各國諸侯作壁上觀而不敢帶兵下陣。而趙國的丞相平原君，對邯鄲即將淪陷束手無策，無奈下只得詢問府吏府中有何公事未了。在座的魏人新垣衍（？-？）連聲答道，城外盜賊未除。寓言中秦與燕趙對應夷狄與宋室的關係。蘇軾《策斷上》點明求和於外患問題上無補於事：

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以必至於戰。¹⁸⁸

弱國為了避戰而求和賠款，而強國則為了謀取利益故意挑起戰爭，如此來回往復，但凡弱國無力繳付征斂，定會向強國發起戰爭。故求和避戰並無作用，因為戰爭是必然會發生的，道理於古時戰國或當代北宋同樣適用。蘇軾借兩則寓言中燕王及趙平原君的行為，反諷宋室軍事力量薄弱一點上過於自卑，常以懦弱逃避的心態應對外敵入侵，不思進取無以改善。

 

第四節  社會習俗及人情世態寓言 

《艾子》中有6則社會風氣及人情世態寓言。《苜蓿》刺文人社會地位低微；《改觀音經語》刺時人崇佛另有圖謀；《愚子》刺富戶欠缺家庭教育；《鬼怕惡人》刺人欺善怕惡；《虛粘奇帽》、《秦士好古》則反映時人追隨潮流時的醜態。社會風氣及人情世態寓言反映蘇軾對北宋社會問題及流行文化的觀察。

社會風氣及人情世態寓言

6

《苜蓿》、《改觀音經語》、《愚子》、《鬼怕惡人》、《虛粘奇帽》、《秦士好古》

 

《苜蓿》講述村老為艾子獻上苜蓿一事，村老揚言自己未曾享用過苜蓿，率先奉獻給艾子。艾子感謝村老送來鮮物，並問其將前往哪一家獻鮮。村老則言，獻艾子後便把苜蓿割掉去餵驢。寓言中村老看似敬重艾子的學識，特意前來獻鮮貨，鮮貨卻是為驢、馬飼料的苜蓿草，則揭露村老看待艾子與畜牲無異。朱靖華認為此則寓言諷刺「朝廷對學館知識份子的薄俸待遇」¹⁸⁹，與蘇軾晚年流落惠、儋的經歷有關。蘇軾謫儋州，詩文記錄朝廷官糧未到，儋民以食物接濟之的情況：

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飽蕭條半月無。明日東家當祭灶，隻雞斗酒定膰吾。¹⁹⁰

雖與寓言中村老獻貨行為相近，差異在儋民對待蘇軾頗為友善。相反朝廷將蘇軾趕出官舍，「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¹⁹¹。其後，蘇軾《桄榔庵銘》表明自身境況為「無地可居，偃息於桄榔林中」¹⁹²。可見蘇軾借寓言中村老一角，諷刺宋室揚言禮遇學者，實質待人如畜的虛偽表現。

《改觀音經語》取材於佛經，詳見第一章第四節。故事中艾子質疑《法華經》經文「咒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¹⁹³的不合理性。《東坡志林》及《艾子》同有收錄此則寓言，記述略有不同：

《東坡志林．改觀音咒》	《艾子集說．改觀音經語》
東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者也。今人遭咒咀，念觀音之力而使還著於本人，則豈觀音之心哉？」194	艾子喟然歎曰:「佛，仁也，豈有免一人之難而害一人之命乎？是亦去彼及此，與夫不愛者何異也？」195

《東坡志林》蘇軾明言經中違背觀音慈悲的本質，《艾子》中解釋經文不合理之處在於鼓勵人們互相報復，與佛不符，艾子強調「今為汝體佛之意而改正之」¹⁹⁶，不希望學佛者誤解佛的本意，改為「念彼觀音力，兩家都沒事」¹⁹⁷。寓言說明學習不應盲目沿襲經典，應通過思考、批評及改正，才能掌握道理。

《愚子》諷刺富戶的家庭教育問題。寓言中一位富人家累千金，有子甚愚卻不作教育。艾子向富人指出其子不通世事，難以繼承家業。富人則反駁其子聰慧又富有才能。兩人爭持不下，便以米從何來作考核。其子回答米是由布口袋中倒出來。富人瞬即批評兒子愚笨，指米從田中取。艾子嘆道，「非其父不生其子」¹⁹⁸。寓言中富人觀察到「米從田中來」，卻不知需通過農民耕作；而富子受父親身教，又嬌生慣養不知有農田，觀察到米從布口袋倒出，便以此為答案。朱靖華認為寓言中「諷喻了『不教』的惡果」¹⁹⁹。蘇軾〈與王定國四十首〉誇獎幼子蘇過超脱於塵世之外，是受自己身教所影響：

某既緣此絕棄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兒亦遂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²⁰⁰

「非其父不生其子」正為寓言寓意所在，蘇軾點明家庭教育對孩子的性情、行為及認知具深刻影響。

《鬼怕惡人》中講述鬼祠的變故。惡人不能涉水，便搬出鬼祠內的神像作踏板而過；善人見狀，連忙扶起神像，清潔後再三參拜而離去。鬼王不但不懲惡人，反將災禍降於善人，指惡人不信鬼神，難以受約束。寓言以艾子嘲笑鬼怕惡人作結。寓言具有嶺南祭鬼風俗特色，詳見第一章第四節。蘇軾《東坡志林．食雞卵說》曾批評人隨意殺害弱小的水族，卻不敢向他人報怨，由此可見蘇軾對於人性中欺善怕惡頗為不齒：

水族痴暗，人輕殺之，或云不能償冤，是乃欺善怕惡，殺之，其不仁甚於殺能償冤者。²⁰¹

筆者認為蘇軾借鬼王之惡行，諷刺人類欺善怕惡，亦反映出其「信則有，不信則無」的鬼神觀。吳建成〈蘇軾寓言研究〉猜測寓言與社會、政治問題相關：

其筆調詼諧雜以嘲諷，旨在鄙斥鬼之欺善怕惡。若探其意，則或許人性、社會、政治方是蘇軾意圖之所在。²⁰²

《虛粘奇帽》、《秦士好古》諷刺時人為追趕潮流醜態百出。《虛粘奇帽》講述齊國學子流行配戴「虛粘奇帽」，商戶紛紛配合潮流作出售。其中有一家定價八百文，十分低廉，常因訂單過多而誤期。艾子遇見一名學子與店家爭執，學子抱怨店家獨以八百文的定價欺騙自己，為他人作帽則賣九百文錢，故誤期多日。艾子則笑言，學子可以八百文討要九百文的帽子。寓言中描述了「虛粘奇帽」外貌「長其頂，短其檐，直其勢，以其紗相粘」²⁰³，取材於蘇軾喜歡配戴的短檐高桶式烏紗帽子。李廌《師友談記》曾提及「士大夫近年倣東坡桶高簷短帽，名曰子瞻樣。」²⁰⁴北宋文人喜以蘇軾的穿搭為潮流標記，紛紛效仿其配戴高簷短帽，更命名為「子瞻樣」，可見寓言中「虛粘奇帽」的流行並非蘇軾杜撰。北宋消費文化盛行，寓言中諷刺消費者的無理取鬧，朱靖華則直言時人「趕時髦，圖便宜，滿足不了欲求便創巨痛深」²⁰⁵。《秦士好古》講述秦國有一名讀書人盲目購買古董，先以田產換取孔子（？-？）坐過的席子；又以家產換取周太王（？-？）拄過的竹杖；最後以房屋換取紂王（？-？）制造的漆碗。秦士蕩盡所有財產後，便披上坐席，拄著竹杖，拿著破碗行乞，討要周太公的九府錢。北宋金石學發展蓬勃，崇古之風大盛。陳雲倩的專著《金石：宋朝的崇古之風》對時人收羅古玩的風潮描述如下：

在宋朝（960—1279），中國經歷了一場好古之風的大爆發。……但這一時期對古代物質遺存的癡迷尤為突出。從飽學之士到皇家宮廷都熱衷於收藏和研究古代器物，其搜尋規模之大前所未有。²⁰⁶

《秦士好古》寓言諷刺時人為追趕潮流以收集古物，對古物缺乏認知，僅通過朝代的先後判斷古物價值，並非對金石學、考古學有獨門見解，盲目好古終釀成了散盡千金沿途行乞的下場。

 

第五節  道德修為寓言 

《艾子》中有8則道德修為寓言。第一章第三節提及，蘇軾承接柳宗元《三戒》以寓言作為教化工具的理念。寓言中以人類或動物的不當行為作鑑戒，以提升個人的道德修養。《二媪讓路》刺攀比之心；《營丘諸難》、《鑽火》刺人無理取鬧；《禽大無事省出入》刺思考僵化；《公孫龍辯屈》刺信口開河、《狗道我是》刺不知悔改；《堯禪位許由》則推崇隱逸、淡泊名利；道德修為寓言反映蘇軾對個人品德培養的重視。

道德修為寓言

8

《二媪讓路》、《鑽火》、《禽大無事省出入》、《堯禪位許由》、《木履》、《狗道我是》、《公孫龍辯屈》、《營丘諸難》

 《二媪讓路》講述兩位老婦互相讓路的故事，其中一名婦人向另一名婦人詢問年齡，得知對方較自己大一歲後，便得意地表示「明年將與爾同歲」²⁰⁷。寓言中諷刺凡事好與他人攀比，連客觀規律都拋之腦後，最後鬧出笑話的人。

《鑽火》改編自邯鄲淳《笑林．魏人鑽火》，詳見第一章第三節。故事講述艾子無故於深夜催促門人生火。門人於黑暗中難以找到火具，建議艾子趕快拿蠟燭來，便可找到鑽具了。以艾子自嘲「非我之門，無是客也」²⁰⁸作結。艾子未能體恤門人夜半取火之難，反覆催促，使人手忙腳亂，為無理之舉；門人要求艾子取蠟燭來尋鑽具，亦是無理之舉。寓言中強調指責別人時需合符道理，且應為無理取鬧的行為而自省。〈謝歐陽內翰書〉證明蘇軾藉反省過往言行，提高個人的道德修養，與寓言中提倡自我批評的行為一致：

軾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故樂以此告君也。²⁰⁹

《禽大無事省出入》講述田巴（？-？）的徒弟禽滑釐（？-？）解答婦人提問的故事。婦人仰慕田巴的辯才，認為其徒弟禽滑釐繼承了田巴的才能，便向其討教。婦人詢問為何馬鬃毛向上而短，而馬尾毛向下而長？禽滑釐驕傲地回答，馬鬃毛向上生長勢逆，故長度較短，馬尾毛向下生長勢順，故長度較長。婦人又詢問為何人的頭髮向上生長勢逆，而長度較長，鬍鬚向下生長勢順，而長度較短？禽滑釐一下被問題難到，向老師田巴求教。田巴得悉事情經過，建議禽滑釐如無要事則減少出門。金周映〈艾子初探〉認為寓言諷刺缺乏實際經驗的空談家：

這則故事諷刺了那些自以為「其辯無人能窮之者」的雄辯家，但其說法卻無法通過生活中實際的驗證。禽滑釐的老師田巴面對難倒禽滑釐的問題時，也一樣答不出來，但他卻不承認自己的錯誤和不足，反而教訓禽滑釐沒事不要常出去。²¹⁰

蘇軾《與王庠書三首》曾言「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²¹¹，指讀書人好高談闊論，口若懸河，容易脫離實際情況思考。如寓言中的田巴、禽滑釐空談勢順、勢逆之理，忽略人馬有別的重點，因而無法得出正確答案。

《營丘諸難》講述營丘士人與艾子辯論的故事。營丘士人個性好事，喜無理地詰難他人，是次以艾子為目標。營丘士人提問為何要將鈴鐺繫於車底及駱駝身上。艾子回答，鈴鐺作響可於夜間提醒他人回避以免碰撞。營丘士人反駁佛塔上繫有鈴鐺，難道佛塔需要於夜間出行？艾子解釋佛塔上的鈴鐺用作驅趕鳥鵲作窠，豈能與大車、駱駝的鈴鐺相比較。營丘士人反詰，鷹隼尾巴亦有鈴鐺，卻不見鳥鵲在其尾巴作窠。艾子大笑道，鷹隼捕獵被樹枝絆到時，人們可循尾巴鈴鐺鈴聲而救，豈是用作防備鳥鵲作窠。營丘士人不服，指挽郎搖鈴鐺唱挽歌，原來是怕樹枝絆到他的腳，方便他人循聲而救。艾子大怒道挽郎以送葬為職，死者生前好詰難他人，故挽郎搖鈴慶祝他的死亡。寓言諷刺世間上「每多事，好折難而不中理」²¹²的詭辯家，他們思考時不結合事物的實際情形，縱使別人提醒其不應「不通事理」、事物的性質不一不應妄作比較。其固執己見，揭露出頻發歪理的目的是為了贏得論辯，遇上才思機敏者自然被反駁得無地自容。

《堯禪位許由》取材於《莊子．讓王》及《莊子．逍遙遊》，詳見第一章第四節。故事講述堯年紀老邁，無力治理天下，希望禪讓帝位予許由，故到許由家中探望。堯發現許由家中破落，以粗糲為食，提出將天下之富貴全數傳給許由。寓言以許由譏笑「似此富貴，我未甚愛也」²¹³作結。寓言中極其推崇許由淡泊名利，不仕而隱居山林之舉。更與《送江公著知吉州》中「方將華省起彈冠，忽憶釣台歸洗耳」²¹⁴，《江月五首》中「幸可飲我牛，不須違洗耳」²¹⁵表述相同。鄭芳祥《出處死生：蘇軾貶謫嶺南文學作品主題研究》認為此則寓言揭示出北宋中後期統治腐敗：

這則寓言反映了蘇東坡晚年被流放嶺南惠州及海南儋州時的曠達超脫的思想。他的這種遠離齷齪塵世的要求，客觀上揭示出北宋中後期的政治腐敗和黑暗。²¹⁶

《木履》中他人向齊宣王獻上了一雙毫無手工製作痕跡的木屐。齊宣王認為木屐如此漂亮定是天然生成，艾子強調鞋楦為木屐的內核。寓言中木屐看似天然，製造過程中卻依賴人造模型，說明人的製造技藝未必比天然產物差。另外，寓言中的精製木屐反映了北宋手工業興盛的時代特徵。胡小鵬《中國手工業經濟通史：宋元卷》考究出宋代「制鞋制靴也成為一個專門行業」²¹⁷。

《狗道我是》講述了艾子與獵狗一同打獵的故事，獵狗獵兔成功，艾子便會挖出兔子的心肝給獵狗以作獎勵。獵狗卻於一次狩獵中誤殺獵鷹，洋洋得意向艾子討要獎勵，氣得艾子罵了牠一頓。這則寓言諷刺犯錯後厚顏無恥地邀功求賞之人。蘇軾向來對生事邀功非常反感，如《獲鬼章二十二韻》「羌情防報復，軍勝忌矜驕。慎重關西將，奇功勿再要」警告將士切勿挑起邊關爭端，藉濫殺平亂再加以邀功，與《狗道我是》的理念一致。

《公孫龍辯屈》中公孫龍（前320-前250）欲以大話迷惑趙文王（趙何，前310-前266，前298-前266在位），講述大鵬鳥高飛九萬里，龍伯國連釣六隻海龜的故事。趙文王則一連串的大話回應公孫龍，如幼兒於渤海以頭巾捕捉大鵬鳥、幼兒舉起太行山不慎打中母親、母親彈出沙石截斷太行山，彈出的沙石成為北岳恒山等。公孫龍隨即作揖告退，其弟子幸災樂禍，指公孫龍常以大話迷惑他人理應受窘。筆者猜測蘇軾意在批評他人以尚怪風格引人注目，如《評杜默詩》曾指批評盧仝（795-835）、馬異（？-？）和杜默（1019-1085）等詩人取材狂怪：

後聞其篇，云「學海波中老龍，聖人門前大蟲」皆此等語，甚矣介之無識也。永叔不欲嘲笑之者，此公惡爭名，且為介諱也。吾觀杜默豪氣，正是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飽後所發者也。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²¹⁸

與寓言中諷刺他人好以不切實際、胡亂編造的大話迷惑他人相近。

 

第六節  幽默寓言  

蘇軾生性詼諧幽默，《跋文與可論草書後》記述其好與他人說笑：

予平生好與與可劇談大噱，此語恨不令與可聞之，令其捧腹絕倒也。

《艾子》中有2則幽默寓言。沈謙《修辭學》定義語音雙關為：

一個字詞除了本身所含的意義之外，兼含另一個同音或音相近的字詞的意義。²¹⁹

兩則寓言皆運用了語音辭格的語音雙關以營造幽默效果，妙趣橫生。 

幽默寓言

2

《三臟》、《騷雅大儒》

《三臟》中艾子嗜酒如命，清醒的時刻極少。艾子門徒見狀，以惡作劇誘導艾子戒酒。他們將豬腸放在艾子宿醉後吐出的髒物之中，佯裝成艾子酗酒而吐出了一臟，並強調人須具五臟而活，現在艾子僅餘下四臟難以存活。艾子仔細觀察豬腸，說道：「唐三藏可活，何況我有四臟呢？」寓言中艾子察覺門徒的惡作劇並未聲張，反之諧音笑話作回應。唐朝玄奘（602-664），敬稱三藏法師。「藏」與「臟」為同音，戲稱唐三藏僅三「臟」尚可活，即使自己吐出一臟後還有四臟，從而為酗酒的行為作開脫。

《騷雅大儒》講述艾子喜好作詩，向他人求「詩」一事。艾子旅行在外於旅店住宿，偶然聽見隔壁房間的客人自言自語道「一首，又一首！」。艾子認為客人定是一位才思敏捷的詩人，清晨趕忙去拜謁求詩。豈料客人僅是一名挑擔販子，對詩毫無認識。艾子不信，連忙問昨夜客人為何反覆唸道「一首」，客人笑言自己腹瀉無紙，多次以手擦拭，弄得「一手，又一手」。艾子門徒嘲笑其為「騷雅大儒」。寓言中因「首」與「手」同音鬧出誤會；艾子門徒利用「儒」與「愚」同音，取笑艾子求詩心切，可見蘇軾精於諧音修辭製造幽默效果。

中國的寓言文學至今已有三千年歷史。自春秋戰國時代學術蓬勃發展，諸子百家均以寓言作論辯武器，務求於政治主張的競爭中取得勝利，促使寓言創作達至鼎盛期。其後，寓言創作於秦朝至隋朝一度沉寂，至唐宋時期終迎來復興，文學家柳宗元及蘇軾厥功至偉。蘇軾《艾子集說》為中國首部寓言專集，為寓言文學史發展史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宋朝議論需求極大，為寓言的萌發提供良好的環境。宋人的文章中偶然會運用寓言說理，如歐陽修的寓言《賣油翁》說明熟能成巧的道理。而蘇軾善喻，寓言更是遍佈其文學作品當中，尤其喜以寓言論政。蘇軾慘歷文禍後曾考慮過放棄創作，對社會的責任感終勝於個人安危，又對累及親友有所顧忌，故採用寓言虛化實事以策安全。《艾子集說》為蘇軾晚年再對北宋政治、經濟、軍事及社會問題回應，如批評王安石變法行事不當及永樂城之戰用人失誤等。《艾子》廣泛取材於不同文學作品，為集各家之大成之作。作品糅合了北宋不同的潮流文化及宗教文化風俗，足以證明蘇軾對社會觀察細緻，亦為後人研究北宋提供了珍貴的資料。《艾子集說》對於後人的寓言、小說創作具正面影響，如明代陸灼（？-？）《艾子後語》、屠本暖（？-？）《艾子外語》為《艾子》續書。清代（1616-1911）蒲松齡（1640-1715）《聊齋志異》創作受到《艾子》的影響：

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²²⁰

可見《艾子》上承先秦寓言論辯傳統，拓展柳宗元的寓言教化功能，對後代明清寓言及志怪小說創作影響深遠，實為中國寓言文學發展的重要作品。

1.專著

［西漢］司馬遷（前145-87）：《史記》（金陵書局本）。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晉］葛洪：《神仙傳》。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宋〕李昉：《文苑英華》（臺北：大化書局，1985年）。

［宋］李燾（1115-1194）：《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宋］陸游：《避暑漫抄》（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年）。

［宋］曾慥：《類說校注》（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

［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宋］歐陽修等（1007-1072）：《新唐書》（北宋嘉祐十四行本）。

［宋］歐陽修（1007-1072）：《歐陽修詩編年箋注》。

［宋］蘇軾，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宋］蘇軾：《蘇軾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宋］蘇軾：《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宋〕蘇轍：《欒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元］脫脫（1314-1356）：《宋史》（元至正本配補明成化本）。

［明］胡應麟：《四部正僞》（臺北：世界書局，1960年）。

［清］何文煥：《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

王水照、朱剛：《蘇軾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王建生：《古典詩文研究論稿》（台灣：華藝學術出版，2014年）。

王煥鑣：《先秦寓言研究》（上海：中華書局，1965年）。

朱易安，傅璇琮等：《全宋筆記．第一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朱東潤、李俊民、羅竹風：《中華文史論叢》（北京：京華出版社，1987年）。

朱靖華：《蘇東坡寓言大全詮釋》（北京：京華出版社，1998年）。

任繼愈：《中華傳世文選：宋文鑒》（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李之亮：《王荆公文集箋注．中冊》（四川：巴蜀書社，2005年）。

季蒙，程漢：《漢唐思想史稿》，（台灣：秀威資訊，2010年）。

吳秋林：《中國寓言史》（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

吳禮權：《中國筆記小說史》（台灣：商務出版社，1995年）。

沈玉成：《韓非子選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沈謙：《修辭學》（台灣：空中大學，1996年）。

胡小鵬：《中國手工業經濟通史：宋元卷》，（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徐中玉：《論蘇軾的創作經驗》（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年）。

孫昌武：《佛教與中國文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陳新璋：《唐宋諷刺寓言》（廣東：新世紀出版社，1995年）。

陳雲倩：《金石：宋朝的崇古之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

陳鼓應：《莊子今註今譯》（台灣：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

陳蒲清：《中國古代寓言史》（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

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陳學霖：《金宋史論叢》（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簡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7年）。

淨因：《佛教二千六百年入門》（香港：中華書局，2010年）。

曾棗莊、舒大剛編：《三蘇全書》（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年）。

勞悅強：《文內文外：中國思想史中的經典詮釋》（臺灣：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年）。

楊曉敏：《中國古代寓言選譯》（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

劉尚榮：《蘇軾著作版本論叢》（四川：巴蜀書社，1988年）。

劉應奎、宋文坤《明清鬼狐》（遼寧：遼寧大學出版社，1991年）。

劉城准：《先秦寓言大全》（湖南：岳麗書社，1988年）。

劉城淮：《探驪得珠——先秦寓言通論》（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顏中其：《蘇東坡軼事匯編》，（湖南：岳麓书社，1984年）。

韓蔭晟編：《黨項與西夏資料匯編》（寧夏：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

 

2.論文集

鄭芳祥：《出處死生：蘇軾貶謫嶺南文學作品主題研究》，（四川：巴蜀書社，2006年），頁97。

 

3.期刊論文

孔凡禮，〈《艾子》是蘇軾的作品〉，《文學遺產》第3期（1985年6月），頁39-42。

安熙珍：〈《艾子雜說》作者質疑〉，《中國蘇軾研究》第2期（2016年），頁129-139。

金周映：〈艾子初探〉，《東吳中文研究集刊》第9期（2002年），頁83-86。

姜守誠：〈十王信仰：唐宋地獄說之成型〉，《湖南科技學院學報》第31卷9期（2010年），頁81-87。

陳黎：〈諧趣與智慧——蘇軾寓言研究〉，《大眾文藝》第23期（2017年），頁20-22。

趙維平：〈論蘇軾的寓言創作〉，《閱讀與寫作》第9期（2005年），頁2-3。

蔡錦寬：〈《莊子》對蘇軾詩文創作的影響〉，《問學》第21期（2017年），頁259-277。

 

4.學位論文

王景鴻：《蘇東坡著述版本考）（臺灣：臺灣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1969年5月），頁59。

石牧林：《宋代寓言文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5月），頁1-13。

周克勤：《烏臺詩案研究》（四川：西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年4月），頁1-16。

周瑾：《〈艾子雜說〉研究》（甘肅：蘭州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5月）頁1-29。

吳建成：《蘇軾寓言研究》（臺灣：國立臺灣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7月），頁1-82。

翟曉慧：《從寓言的獨立到文體的全面成熟——柳宗元、蘇軾寓言的比較研究》（山西：山西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7月），頁1-33。

 

腳註 ：

1.孔凡禮，〈《艾子》是蘇軾的作品〉，《文學遺產》第3期（1985年6月），頁39-42。

2.劉尚榮：《蘇軾著作版本論叢》（四川：巴蜀書社，1988年），頁4。

3.［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年），頁450。

4.［明］胡應麟：《四部正僞》（臺北：世界書局，1960年），頁45。

5.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39。

6.王景鴻：《蘇東坡著述版本考》（臺灣：臺灣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1969年5月），頁59。

7.同[1]，頁39-42。

8.朱靖華：〈論《艾子雜說》確為東坡所作〉，《蘇東坡寓言大全詮釋》（北京：京華出版社，1998年），頁346。

9.周瑾：《〈艾子雜說〉研究》（甘肅：蘭州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5月），頁7-12。

10.安熙珍：〈《艾子雜說》作者質疑〉，《中國蘇軾研究》第2期（2016年），頁129-139。

11.同[5]，頁39。

12.陳蒲清：《中國古代寓言史》（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年），頁201-203。

13.同[8]，頁155-233。

14.陳黎：〈諧趣與智慧——蘇軾寓言研究〉，《大眾文藝》第23期（2017年），頁20-22。

15.吳建成：《蘇軾寓言研究》（臺灣：國立臺灣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7月），頁25-33。

16.同[15]，頁93。

17.趙維平：〈論蘇軾的寓言創作〉，《閱讀與寫作》第9期（2005年），頁2-3。

18.金周映：〈艾子初探〉，《東吳中文研究集刊》第9期（2002年），頁83-86。

19.同[9]，頁28-32。

20.同[8]，〈論蘇東坡的寓言藝術〉，頁1-28。

21.同[15]，頁76-82。

22.同[9]，頁19-27。

23.同[1]，頁39-42。

24.劉城准則將漢族寓言發展分成六個階段，其中稱唐至明代為寓言發展的復興期。見劉城准：《先秦寓言大全》（湖南：岳麗書社，1988年），頁4。

25.［宋］歐陽修等（1007-1072）：《新唐書》（北宋嘉祐十四行本），卷50，〈方鎮〉，頁1328-1330。

26.［宋］李燾（1115-1194）：《續資治通鑑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十三，頁293。

27.朱易安，傅璇琮等：《全宋筆記．第一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267。

28.［元］脫脫（1314-1356）：《宋史》（元至正本配補明成化本），卷171，〈職官十一〉，頁4101。

29.［宋］陸游：《避暑漫抄》（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8。

30.［宋］歐陽修（1007-1072）：《歐陽修詩編年箋注》，卷7，頁739。

31.［宋］蘇軾：〈和柳子玉過陳絕糧〉，《蘇軾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62。

32.劉城淮：《探驪得珠——先秦寓言通論》（陝西：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18。

33.李之亮：《王荆公文集箋注．中冊》（四川：巴蜀書社，2005年），頁1317。

34.同[8]，〈論蘇東坡的寓言藝術〉，頁8。

35.同[31]，〈思治論〉，頁722-726。

36.同[8]，〈論蘇東坡的寓言藝術〉，頁2。

37.王水照、朱剛：《蘇軾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69。

38.同[8]，頁346。

39.《宋史》，卷186，〈食貨下八〉，頁4556。

40.同[37]，頁76。

41.同[31]，〈湖州謝上表〉，頁1083。

42.周克勤：《烏臺詩案研究》（四川：西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4年4月），頁10-16。

43.同[31]，〈乞郡劄子〉，頁1199-1201。

44.同[37]，頁85。

45.顏中其：《蘇東坡軼事匯編》，（湖南：岳麓书社，1984年），頁60。

46.［宋］周必大（1126-1204）：〈二老堂詩話下記東坡烏台詩案〉，見［清］何文煥：《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677-668。

47.同[31]，〈杭州召還乞郡狀〉，頁1262-1264。

48.［宋］蘇軾：《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1709。

49.同[48]，頁1500。

50.孔凡禮：《蘇軾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1158。

51.同[5]，頁39。

52.石牧林：《宋代寓言文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5月），頁13。

53.同[15]，頁76-82。

54.同[31]，〈予以事系御史台獄獄吏稍見侵自度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二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二首〉，頁234。

55.同[31]，〈與司馬溫公〉，頁1668

56.王煥鑣：《先秦寓言研究》（上海：中華書局，1965年），頁63-65。

57.同[31]，〈二魚說〉，頁2054-2055。

58.［唐］柳宗元《三戒》，載〔宋〕李昉：《文苑英華》（臺北：大化書局，1985年），頁859。

59.同[57]，頁2054-2055。

60.翟曉慧：《從寓言的獨立到文體的全面成熟——柳宗元、蘇軾寓言的比較研究》（山西：山西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7月），頁1-33。

61.［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483。

62.同上，頁483。

63.同[13]，頁205。

64.陳新璋：《唐宋諷刺寓言》（廣東：新世紀出版社，1995年），頁24。

65.同上，頁24。

66.同[13]，頁169。

67.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簡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7年），頁206。

68.同[13]，頁179-180。

69.沈玉成：《韓非子選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237。

70.同[13]，頁179-180。

71.同[13]，頁179-180。

72.楊曉敏：《中國古代寓言選譯》（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375。

73.同上，頁375。

74.同[13]，頁167-168。

75.同[13]，頁167-168。

76.同[13]，頁167-168。

77.［宋］曾慥：《類說校注》（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1819。

78.同上，頁1819。

79.同[13]，頁159-160。

80.同[13]，頁159-160。

81.同[31]，〈蓋公堂記〉，頁872-873。

82.勞悅強：《文內文外：中國思想史中的經典詮釋》（臺灣：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0年），頁159。

83.同[31]，〈日喻〉，頁2045。

84.同[31]，〈答程彜仲推官二首〉，頁1886。

85.孫昌武：《佛教與中國文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46-163。

86.同[31]，〈書金光明經後〉，頁2110。

87.同[85]，頁146-163。

88.《艾子集說．改觀音經語》前身為《東坡志林．改觀音咒》，兩段文字大體相同，惟《改觀音經語》中主角為艾子，而《改觀音咒》中主角為東坡居士。

89.同[13]，頁194。

90.同[13]，頁194。

91.同[81]，頁872-873。

92.同[81]，頁872-873。

93.同[81]，頁872-873。

94.同[31]，〈論河北京東盜賊狀〉，頁1174-1149。

95.同[31]，〈莊子祠堂記〉，頁873-874。

96.〔宋〕蘇轍：《欒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1421。

97.蔡錦寬：〈《莊子》對蘇軾詩文創作的影響〉，《問學》第21期（2017年），頁259-277。

98.陳鼓應：《莊子今註今譯》（台灣：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年），頁22-23。

99.同上，頁22-23。

100.［西漢］司馬遷（前145-87）：《史記》（金陵書局本），卷61，〈伯夷列傳第一〉，頁2121。

101.同上，頁2121。

102.［宋］蘇軾：《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2843。

103.同[13]，頁179-180。

104.［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178。

105.陳學霖：《金宋史論叢》（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38。

106.同上，頁38。

107.同[31]，〈諸宮觀等處祈雨青祠〉，頁1992。

108.同[13]，頁207-209。

109.《史記》，卷1，〈五帝本紀第一〉，頁38。

110.［晉］葛洪：《神仙傳》，卷1，〈彭祖傳〉，頁62-64。

111.同[31]，〈代滕甫論西夏書〉，頁1363。

112.［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紹熙五年．刑法二〉，頁126。

113.［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1875。

114.同上，頁1877。

115.姜守誠：〈十王信仰：唐宋地獄說之成型〉，《湖南科技學院學報》第31卷9期（2010年），頁81-87。

116.同[31]，〈地獄變相偈〉，頁1078。

117.同[13]，頁218-220。

118.淨因：《佛教二千六百年入門》（香港：中華書局，2010年），頁338。

119.同[18]，頁83-86。

120.同[8]，頁346。

121.［宋］蘇軾，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2393。

122.季蒙，程漢：《漢唐思想史稿》，（台灣：秀威資訊，2010年），頁287。

123.同[31]，〈既醉備五福論〉，頁676。

124.同[5]，頁39。

125.同[31]，〈鳧繹先生詩集序〉，頁850-851。

126.同[121]，頁2393。

127.同[121]，頁2393。

128.同[8]，〈論蘇東坡的寓言藝術〉，頁1-28。

129.同[35]，頁722-726。

130.同[31]，〈再上皇帝書〉，頁1144-1147。

131.同[13]，頁157。

132.同[13]，頁223-226。

133.同[9]，頁20-29。

134.同[13]，頁223-226。

135.《宋史》，卷177，〈食貨上．五〉，頁4301。

136.同[13]，頁223-226。

137.《宋史》，卷177，〈食貨上．五〉，頁4301。

138.同[13]，頁223-226。

139.同[94]，頁1174-1149。

140.同[31]，〈上神宗皇帝書〉，頁1133-1143。

141.《宋史》，卷186，〈食貨下八〉，頁4556。

142.同[94]，頁1174-1149。

143.同[31]，〈轉對條上三事狀〉，頁1193-1195。

144.同[77]，頁1819。

145.同[13]，頁159-160。

146.同[111]，頁1363。

147.葉寘《愛日齋叢鈔》見[8]，頁346。

148.劉應奎、宋文坤《明清鬼狐》（遼寧：遼寧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127。

149.同[13]，頁231-232。

150.同[13]，頁170-171。

151.朱東潤、李俊民、羅竹風：《中華文史論叢》（北京：京華出版社，1987年），頁71。

152.《宋史》，卷471，〈奸臣一〉，頁13709。

153.《宋史》，卷471，〈奸臣一〉，頁13709。

154.同[13]，頁226-227。

155.任繼愈：《中華傳世文選：宋文鑒》（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頁538。

156.王建生：《古典詩文研究論稿》（台灣：華藝學術出版，2014年），頁426。

157.同[13]，頁229-230。

158.同[13]，頁229-230。

159.《宋史》，卷336，〈呂公著〉，頁10772。

160.《宋史》，卷177，〈食貨上五〉，頁4313。

161.同[31]，〈辯試館職策問劄子〉，頁1171-1172。

162.同上，頁1171-1172。

163.同[13]，頁192-193。

164.同[96]，頁1421。

165.同[12]，頁201-203。

166.吳秋林：《中國寓言史》（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頁178-184。

167.〔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附拾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180-181。

168.同[31]，〈與程秀才三首〉，頁1801。

169.同[9]，頁20-29。

170.同[13]，頁207-210。

171.《宋會要輯稿》，〈帝系八．駙馬都尉雜錄〉，頁48。

172.同[13]，頁202-204。

173.同[13]，頁202-204。

174.同[31]，〈諫買浙燈狀〉，頁1168。

175.同[31]，〈策別十三〉，頁812。

176.濫竽充數的主角原為南郭先生，蘇軾誤寫為東郭先生。

177.［宋］趙汝愚：《宋朝諸臣奏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1282。

178.《宋史》，卷334，〈徐禧傳〉，頁10722。

179.《宋史》，卷486，〈夏國下〉，頁14012。

180.同[13]，頁171-173。

181.同[31]，〈策斷二十三〉，頁828-830。

182.《史記》，卷73，〈白起王翦列傳〉，頁2337。

183.同[121]，頁1111。

184.《宋史》，卷486，〈夏國下〉，頁14012。

185.韓蔭晟編：《黨項與西夏資料匯編》（寧夏：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8。

186.同[13]，頁189-192。

187.同[185]，頁18。

188.同[181]，頁828-830。

189.同[13]，頁163-165。

190.同[31]，〈縱筆三首〉，頁531。

191.《宋史》，卷338，〈蘇軾傳〉，頁10817。

192.同[31]，〈桄榔庵銘〉，頁1029。

193.同[13]，頁194。

194.［宋］蘇軾：《蘇軾散文全集》（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6年），頁1502。

195.同[13]，頁194。

196.同[13]，頁194。

197.同[13]，頁194。

198.同[13]，頁204-205。

199.同[13]，頁204-205。

200.同[31]，〈與王定國四十首〉，頁1732。

201.同[31]，〈食雞卵說〉，頁2290。

202.同[15]，頁25-33。

203.同[13]，頁228-229。

204.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11。

205.同[13]，頁228-229。

206.陳雲倩：《金石：宋朝的崇古之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頁5。

207.同[13]，頁166。

208.同[13]，頁167-168。

209.同[31]，〈謝歐陽內翰書〉，頁1655。

210.同[18]，頁83-86。

211.徐中玉：《論蘇軾的創作經驗》（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年），頁16。

212.同[13]，頁186-189。

213.同[13]，頁179-180。

214.同[102]，頁2843。

215.同[102]，頁484。

216.鄭芳祥：《出處死生：蘇軾貶謫嶺南文學作品主題研究》，（四川：巴蜀書社，2006年），頁97。

217.胡小鵬：《中國手工業經濟通史：宋元卷》，（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123。

218.同[102]，頁2137。

219.沈謙：《修辭學》（台灣：空中大學，1996年），頁62。

220.吳禮權：《中國筆記小說史》（台灣：商務出版社，1995年），頁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