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研究背景

《诗经》是中国首部诗歌总集，原名为《诗》，或称《诗三百》，共有诗305 篇，收录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约前11世纪-前6世纪）的作品，其中的体裁又分为风、雅、颂三部份。而风囊括了十五个地区的地方乐调，故又名十五国风，所囊括的地方大约相当于如今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陝西、湖北北部、安徽北部以及长江、汉水流域，反映了当时的中原文化¹。而《诗经》的创作群体广泛，包括了由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²。《诗经》通过采诗、献诗的编集方法，如实地展现出当时周代(西周：约前11世纪-前771年；东周：前770年-前256年）社会的风俗、社会情貌以及文化：

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飢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何休《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³

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暱，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

(《春秋左传‧襄公十四年》)⁴

可见，《诗经》着重收集呈现当时人民受压迫的困境与抒发时人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的怨恨之诗作⁵，藉以使君主能够觉察当时的风俗和民困，以“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之苦”  ⁶，以发挥补救、视察政令之功用。故有论者誉其为“诗史”，认可其史学价值⁷。而《论语》亦指出了《诗经》的社会功用与价值：“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⁸，其中的“观”指出了《诗经》对于观察社会风俗情貌的作用；“怨”  则指出了《诗经》可以表达哀怨不平的情感，而《毛诗序》亦作出进一步的补充：“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⁹，指出了《诗经》的创作目的在于展现作者的感情、情绪。

同时，《毛诗序》亦提出了“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指出《诗经》的一些作品会因时移世易、政治兴衰(主要是西周中后期)而出现风格上的变化，即“变风变雅”¹⁰。

可见，“变风变雅”的创作动机是，基于当时的社会困局而产生的哀怨情绪，并形成了反映当时人民哀怨情绪，以及讽刺政治黑暗的“怨刺诗”。而人民的哀怨大多来自于当时的社会状况、政治制度以及统治者的优劣，从而作出讽刺、控诉，故此这一部份的诗作可以反映出当时周代社会的文化和历史，具备极大的研究价值。

第二节：研究目的与方法

本文的研究目的为剖析《诗经》哀怨、讽刺内容中的文化内涵以及其成因。而《诗经》当中的风、雅有着浓厚的现实色彩，收录了时人表达因当时社会状况以及自身处境而生哀怨、愤恨之情绪的诗作。故此，本文会以风、雅作为主要的研究范围，藉以研究《诗经》所描述之人民的哀怨困境与对时局的讽刺，剖析其中所蕴含之文化内涵，并且分析其成因。

另一方面，本文虽以“怨刺诗”作为主要的研究内容，但亦发现“怨刺诗”这一概念仅代表《诗经》中糅合了哀怨与讽刺控诉这两种内容的部份诗作，而除了“怨刺诗”这一诗歌题材外，《诗经》亦会存在农业、战争、徭役等诗歌内容，其中的部份诗歌也承载了当时社会的哀怨或讽刺，具备研究价值。故此，本文的研究范围亦会扩大到上述的诗作上，务求可以全面分析周代社会衰败下的悲惨众生相，以及针对当时社会不堪的讽刺内容。

故此，本文主要会研究《诗经》的文本，透过归纳法以梳理社会众人的哀怨和困局，以及《诗经》的讽刺内容，以深入瞭解《诗经》所反映的社会状况。

同时，亦会使用文献研究法。由于《诗经》为中国古代的儒家经典，是四书五经之一，历代众多诗家对其众多诗篇作出注解及阐明诗旨，对于剖析《诗经》作品而言，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故此，本文会援引不同古代诗家的诠释，如毛亨郑玄（127年-200年）的《毛诗笺》、朱熹（1130年-1200年）的《诗集传》等；兼以现当代《诗经》学的诠释训诂，如余冠英的《诗经选》、程俊英蒋见元的《诗经注析》等。总括而言，本文将以前人的勘探为基础，进一步研究《诗经》中的哀怨、讽刺之内容。

另外，本文会就《诗经》中对于贵族统治者的讽刺，借助二重证据法，即透过金文等出土文献、《左传》等周代历史的文字记载，以互证当时的政治、吏治等状况，以此论证造成《诗经》各个阶层哀怨情绪和困苦局面的成因，以及剖析其讽刺如何反映现实之昏暗，及其与周代社会文化主体所构成价值观之矛盾和冲突，从而造成了《诗经》所呈现的哀怨和讽刺。

同时，由于本文是以《诗经》为研究之主体，因篇幅所限，故只能大致描绘出周代社会面貌，以分析其成因。再者，本文主要探讨《诗经》因为社会制度以及社会状况所产生的哀怨和讽刺内容，故此或未能涵盖《诗经》在爱情、伦理等个人层面的哀怨。

故此，本文将会在“第二章”系统性地归纳出《诗经》不同作品所反映的各身份阶层所面对的哀怨困境，并且分成底层人民和官吏贵族这两大类，藉以反映出两者的哀怨困境。另外，在“第三章”中，亦会探究《诗经》中的讽刺内容。而在“第四章”上，则会宏观地分析《诗经》哀怨、讽刺之文化成因，剖析周代社会文化主体所构成的文化和社会现实之矛盾和冲突。

第三节：文献综述

目前学界对《诗经》哀怨、讽刺内容的研究方向有二。

一是研究周代社会的世间百态。白川静《诗经的世界》一书分析了《诗经》社会、贵族的整体面貌，刻划了其社会上各样生活状况，以及揭示出社会由盛转衰的过程，其中便包括了《诗经》中的不同社会惨况，以及对于贵族的讽刺内容。

二是针对《诗经》怨刺诗之研究。“怨刺诗”这一概念是由汉代班固（32年-92年）《汉书‧礼乐志》提出：“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王泽既竭，而诗不能作。”¹¹可见，其认为“怨刺诗”是基于“周道始缺”这一政治环境的败坏所造成的诗歌类型。而后世论者亦会进一步认为“怨”与“刺”二字均是指“下怨上”的政治讽刺：

怨与剌皆自下怨上之辞。怨者，情所恚恨，剌者，责其愆咎，大同小异耳，故《论语》注云：“怨谓剌上政。”《谱》云：“剌怨相寻。”  是也。 ¹²

可见，“怨刺诗”这一概念的内涵是指下层人民对于上层统治阶级的不满。

故此，部份研究者定义“怨刺诗”是描写当时社会、政治状况而产生哀怨，并对此进行控诉讽刺的诗歌类型。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便指出“西周中叶以后，特别是西周末期，周室衰微，朝纲废弛，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大量反映丧乱、针砭时政的怨刺诗出现了”¹³，并且说明了“大雅”、“小雅”、“国风”三大《诗经》体裁中“怨刺诗”的不同特徵；胡念贻亦将其定义为“揭露和批判当时社会政治黑暗情况的诗”，并予以分类：一是规谏为主的“直刺时政，是私人对当时昏暗的社会政治现象所作的愤怒的指斥”；二是“诗人自己感歎身世、发愤怨悱之作，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中种种不合理现象”¹⁴，从而透过创作者的阶层分类，说明其怨刺的内容特徵，以及指出“怨刺诗”的对后世文学之影响。

这就形成了一种“狭义的怨刺诗”概念，即认为“怨刺诗”主要是指政治方面的不满情绪和控诉，仅指涉一些反映批评社会现实和政治的黑暗的诗篇，故有研究者将之定义为“讽喻怨刺诗”、“政治怨刺诗”而作其内涵的准确界定。

相反，亦有论者提出了“广义的怨刺诗”，即是扩大上“怨刺诗”概念的内涵，以“怨”的情感作扩充，指出“怨刺诗”不局限于政治层面上，而是囊括了男女婚姻、人际关係等个人层面的怨恨。

任慧《〈诗经〉怨刺诗研究》便指出“怨刺诗”并非仅是“政治怨刺诗”，而是“更多是指描写个体生命中的委屈愤懑的心理情绪”，并为“怨刺诗”下定义为“举凡表达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及失望之情的诗皆为怨刺诗，它包括对时政的劝谏、人生的哀叹，仕途的失意和男旷女怨之情等”，更以此为原则列举出《诗经》中的103篇作品为“ 怨刺诗”¹⁵。而章岿然〈浅述《诗经》中的怨刺诗〉一文亦认为《诗经》怨刺诗是“对时政、君侯、婚姻、战争等特定内容和物件进行讽谕和批判，内容含有强烈怨愤和不平的诗篇”¹⁶，也将《诗经》怨刺诗分作“怨刺上政”、“征戍类怨刺诗”、爱情以及社会丑态四大类，亦加以分析其艺术特色。

其次，除了上述针对怨刺诗的内涵和范围的研究外，亦有不少论者集中分析“怨刺诗”  的不同领域。

何春雷《〈诗经〉政治怨刺诗研究》便会针对“政治怨刺诗”这一题材进行全面的研究，他指出了“政治怨刺诗”的定义为“反映的是周王朝的政治黑暗动盪，是对时政、君侯进行讽谕和批判，针砭时弊的作品”¹⁷，并分析其时代背景、社会思想、艺术特徵和影响。

而更多论者则是研究二雅中的“怨刺诗”。周东晖〈二雅刺诗再探〉便是研究二雅的“刺诗”，总结了其内容的特点，并且着重分析其手法和作者群体的特徵。褚斌杰亦会以“讽喻怨刺诗”来概括二雅的“怨刺诗”，指出了其分类：“其一是对统治者进行讽喻和规谏，其二是对社会的黑暗现实进行怨刺和批判”¹⁸，并且指出其为周代社会政治的产物，说明其构成了《诗经》的讽喻精神。可见，二雅的“怨刺诗”  是论者分析“怨刺诗”的研究重心。

同时，论者亦有研究《诗经》“怨刺诗”的文化特徵。张慧〈论《诗经》怨刺诗的文化精神〉一文便指出了《诗经》的怨刺诗歌“体现着百姓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休戚相关，从中透露出一种典型的文化精神”¹⁹，并指出“ 愤世疾邪、怨刺讽喻的精神”是怨刺诗最主要的文化精神，以及列举总结出《诗经》的各种文化精神，但是并没有进一步论及造成怨刺诗的文化成因。

综上所述，以往的学者曾宏观研究社会百态，以及制度，或是针对《诗经》的“怨刺诗”作出研究，而较少涉猎《诗经》哀怨、讽刺内容的文化内涵以及成因方面的探讨。故此，本文将会梳理、论述《诗经》对于社会各阶层的哀怨和困局之描绘，以研究其中的文化内涵，并揭示造成《诗经》哀怨、讽刺内容的成因。

在《诗经》中，有着不少记录当时周代社会各阶层哀怨的诗句，而其中大部份均属于“变风变雅”的怨刺诗及战争徭役诗，反映了当时人民与贵族官吏对于个人、社会、统治者不满的情绪。故以下分为底层人民与贵族官吏两类，以分析其不同类型的哀怨。

在《诗经》原文中，“哀怨”这一双音节词并没有出现，但却出现了“  哀”、“怨”二词，而两者都是描述人的负面情绪，其成因亦包括了基于人际关係、社会状况而造成个人际遇坎坷的不满。

在《说文解字》中，“哀”的定义为怜悯：“哀，闵也。从口，衣声”，而兼有哀伤之意，切合了诗篇对象因应社会、个人状况而抒发之哀愁，如《小雅‧四月》便有“君子作歌，维以告哀”一句，以抒发遭乱自伤之哀怨²⁰，可见《诗经》的诗作有表达哀情的创作动机。

而“怨”则是指怨恨。《说文解字》便指“ 怨，恚也。从心，夗声。”；《广雅》亦有“怨，恨也。”之定义，而它亦兼有讽刺控诉之意，故孔子（前551年-前479年）亦言“诗可以怨”，何晏（196年-249年）释作“刺上政”，即表达出对于统治者政令之讽刺，亦可反映各阶层在社会、政治方面所遭受之痛苦，从而抒发哀怨的内容。林耀潾便指出《诗经》一些诗篇的创作成因，为人民透过诗歌来表达无处安放的内心怨恨：“ 诗三百五篇大抵为诗人发愤之所为作，其人胸有所鬱积，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²¹。

故此，本文将从“哀怨”为切入点，加以说明《诗经》所述的各阶层之困局，从而概括其哀怨之思。

第一节：底层人民的哀怨困局

在周代社会中，底层百姓会因为社会的动盪以及统治者的号令而遭受强烈的残害和痛苦，《诗经》的诗篇便记述了大量社会小民对政治、社会所生的哀愁，记载了战争的残酷，将士的劳苦和焦虑，描述了行役对于底层人民家庭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展现出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出现的不满和讽刺，从而可见底层人民在周代社会的水深火热，《诗经》是他们真实的心声映照。以下将就战争行役之苦、生活之怨恨两部份，加以析论底层人民的怨哀困局。

一、战争行役之苦

在《诗经》所在的周代，战争频发，故此自然需要大量的兵士和役夫来应付日益频繁的战争。白川静《诗经的世界》便明确指出了底层人民的苦难在于日益沉重的徭役：

民众生活陷入穷乏困顿之境，当然不是全因统治者的搾取；苦难之起亦因战争、征役及戍人徵集之故⋯⋯西周历二百数十年，征役不绝，承东迁前后衰乱之世，怨声益载于道，如以魏地之贫瘠，戍人犹不得因此而歇息，常被政府徵集。²²

的确，在周代，内外战争频发，从而便会徵发更多的人丁以出征和行役，由此便造成了役夫和其妻子（思妇）的哀怨。

在西周初期，曾经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内乱，即“三监之乱”。其事件的原因在于周武王（姬发，？-约前1043年；前1046年至前1043年在位，一说前1049年至前1043年）分封了商纣王（帝辛，？—前1046年？；前1075年至前1046年在位）之子武庚于商旧地，而同时派遣其弟管叔（姬鲜，？—前1113年）、蔡叔（姬度，生卒年不详）和霍叔（姬处，生卒年不详）加以辅助、监视武庚，是为三监。但武王死后，管叔、蔡叔因不满周公(姬旦，生卒年不详)摄政，从而联合武庚与徐、奄等东夷部落，以发动叛乱。周公便亲自领军东征，历时三年平定其内乱：“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²³。《史记》亦有记载相关史实：

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初，管、蔡畔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²⁴

而〈豳风‧东山〉、〈豳风‧破斧〉便可能由此战后久役终归的将士所作，而记录了当时士兵的心境。

〈豳风‧东山〉是一位久历战争的士卒在归途时的自白，表露出对故乡和妻子的担忧和思念：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场，熠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徵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仓庚于飞，熠耀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²⁵

可见，诗人反复回顾了东征之哀，以朦胧细雨来衬托悲凉之悠长，以及军旅生活之漫长，异常感伤。在第一章，诗人直言因怀缅在西方的家乡而感到悲痛，并透过野蚕在原野的悠然自在，反衬出自己在野外留宿、久不归家的凄凉。第二、三章则是想像到在东征的三年间，家园荒废以及妻子思念自己而打扫欢迎他归来的场景，可见其对于故土和妻子的思念。在第四章中，其再次回想到和妻子的新婚场景，期待与她团聚。

而〈豳风‧破斧〉亦记录了士兵征战的劳苦，诗人以损坏的斧头和器具作兴：“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一方面这本为伐木析薪之民用器具，从而突显出其本为人民的身份；另一方面，通过作战武器的破损，侧面烘托出战争的激烈，以及战士长期作战的艰辛，故裴普贤便指出“每章首二句已经道出征战之久，金属的兵器和用具都已残破不全，何况肉体之躯的战士？其从军之苦，不言而喻”²⁶，同时其在庆幸自己得以保存时，亦可怜在战争中阵亡的同伴：“哀我人斯，亦孔之将”²⁷。

总括而言，上述两诗的情感基调是既喜且悲，生动地刻划出一位将士于战争完结后，表达出对于战争残酷漫长的感慨，也抒发其因征战而生的痛苦。

若说这是基于西周初期，故此诗中尚有表现出“哀而不怨”之感，仅表达对于征战之哀思，只表现出战争为自己带来的痛苦，那麽随着西周中后期，国力日衰，与外族战争日益频繁，如宣王(姬静，？-前782年；前828年-前782年在位)多次讨伐玁狁(如〈小雅‧出车〉“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小雅‧六月〉“薄伐玁狁，至于大原”)以及南征荆蛮（〈小雅‧采芑〉“显允方叔，征伐玁狁，蛮荆来威”）²⁸，便会产生日趋哀怨的心情。

在这些战争中，既有统治者的好大喜功、擅开边衅，如据《国语‧周语上》所记，周穆王(姬满，？-约前922年；前976年-前922年在位，一说前1001年-前947年)不顾大臣劝谏，坚持讨伐犬戎，而最终徒劳无功²⁹，其中亦有保卫边疆之用，如发动战争以应对外族“侵盗暴虐中国”之外患。但毫无疑问，战争的频繁会令朝廷需要更多的人民参与兵役和徭役以加强军备的力量，从而令人民行役的频率和时间急速上升，学者钟鸣更指出西周末年的兵役佔据了人民全年四分之一的时间，而随后的春秋时代更是兼併日盛，而使行役时间日渐增加，甚至是无限期之驻守³⁰，可见战争之扰民以及行役的痛苦，使百姓感到烦忧和不满，而其成因在于怨愤无限期的行役时间，从而令自己和宗亲、家人的长期分离；以及因为参军服役而无法耕种，从而令家庭失去劳动力，生活无以为继。

《唐风‧鸨羽》便记叙了一位在远方服役的戍卒之哀叹：

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

肃肃鸨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苍天，曷其有极？

肃肃鸨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樑。父母何尝？悠悠苍天，曷其有常？³¹

在这首诗中，可见诗人对于服役的悲鸣。在这三章之中，诗人直接指出了“王事靡盬”，即直接说出征役之无了期，从而令自己无法栽种粮食，难以供养父母的怨声，可见其对于远方父母的关怀，并且在每章诗末皆向天呼告，提出何时才有安居之所，何时方可终结现时的痛苦，回到正常。《毛诗序》便指出了该诗的创作目的为“君子下从征役，不养其父母，而作是诗也”³²。由此可见，役卒在家与国之间的挣扎，一方面其需要担当“役夫”此一在社会上的角色，而另一方面亦需要供养父母，在两者间不能取得平衡，从而造成了他的哀怨情绪。

而在《魏风‧陟岵》亦展现出对于父母兄长的深刻挂念：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无寐。上慎旃哉，犹来！无弃！

陟彼冈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犹来！无死！³³

程俊英便指出“诗人在役地思家，但他不直说自己的望乡之情，却想像着父母兄弟在家中想念他的情景”³⁴。的确，诗人在行役途中登高思亲，并设想父母兄长对自己的鼓励，即希望日夜劳累的自己可以保重身体，不要倒于行役的路上。如此一来，既展现出诗人在绝望中对于父母兄长等宗亲的牵挂，同时借设想的勉励，给予自己坚持的动力。

另外，在《邶风‧击鼓》中，便描述了一位在外驻扎的戍卒嗟怨行役而心念妻子的心路历程：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³⁵

余冠英指出这首诗可能的时代背景，为《左传》于鲁宣公十二年(前597年)的宋伐陈之战，而在下年，晋国不满意卫国援助陈，遂出兵讨伐他而令他屈服，从而造成了当时留守在陈宋的卫国士兵的处境狼狈，如诗中便有“爰丧其马”之语³⁶。实际上，诗人对于前景尤为未知，甚至有战死的忧虑：“于林之下”，并且回忆起和妻子生死与共的承诺而如今却无法实现的哀痛。

实际上，《诗经》不少篇章亦反映出行役之哀怨，《小雅‧何草不黄》便是一例。朱熹《诗集传》指出了其创作目的：“周室将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诗。”的确，此诗怨诉了“哀我征夫，朝夕不暇。”的艰苦行役，透过草的枯萎来比喻役夫的憔悴，并用自己和野兽共处旷野，以反衬役夫的“人如同兽”的卑下，批评统治者并不将役夫群体看作为人：“哀我征夫，独为匪民”³⁷。

以上可见，底层人民在行役时所受到的身心伤害，他们需要劳苦地工作，同时亦担忧朝不保夕、危在旦夕的生命，而在肉体上的痛苦外，他们亦需要承受精神上的痛苦，亦是无法和家庭共聚天伦，从而便会产生无尽的牵挂和痛苦。另外，除了作为当事人的役夫外，其妻子也是战争和徭役中的受害者。她们和丈夫分离，被迫忍受孤独，更需要忧心生活。

《卫风‧伯兮》便刻划了一位丈夫在外征战的深情思妇之心境：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执殳，爲王前驱。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爲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痗。³⁸

在第一章，诗人说出了她丈夫持殳争先的伟岸不凡，言及其出征的事实，反映出诗人对于丈夫的缱绻和景仰。在第二章中，自述自从丈夫东征后，自己头髮凌乱而无心梳洗的情况，反映出“女为悦己者容”的深情。在第三章中，朱熹《诗集传》指出“冀其将雨而杲然日出，以比望其君子之归而不归也”³⁹，可见此诗透过天象的出现与否，来表现思妇希望丈夫归来而终不如愿的失望。在第四章中，更是完全反映出思妇的一往情深，为思念丈夫，而甘愿忍受心痛的摧残，进一步彰显了其对于伴侣的忠贞。可见，诗中妻子虽然自豪于丈夫在军中的杰出地位，但是仍然会因为征役所导致的夫妻别离而感到悲痛欲绝。

另外，面对丈夫外出行役后，家庭主要支柱便会失去，故此妻子亦会担当起“丈夫”所代表的生产者角色，如《召南‧汝坟》。

在诗的首两章中，皆刻划了其斩树枝的行为描写：“遵彼汝坟，伐其条枚”、“遵彼汝坟，伐其条肄”，而这种行为或可理解为在丈夫这一主要劳动力外出服役后，妻子承担了其斩柴的工作。由此可见，周代的服役制度会导致家中的劳动力远离，而令该家庭的生活无以为继。同时，妻子亦表露出对于不能和丈夫团聚的飢渴空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程俊英便认为此句暗示了男女性爱未能得到满足，而其后亦设想和丈夫见面的愉快：“既见君子，不我遐弃”，而在第三章则是向丈夫规劝毋再服役以远离家庭，指出虽则王政暴虐，徭役不断，但更应付起供养父母的责任⁴⁰，或暗示役夫离去后家庭之难以生存，故自然需要丈夫的回归。由此可见，此诗的思妇表现出对于丈夫的思念，并且希望丈夫可以留在家中的真挚，亦可以看到一部份周代人的价值观，是将父母的地位放于王室之上。

《邶风‧雄雉》亦展现了思妇想念在外服役丈夫的情况：

雄雉于飞，泄泄其羽。我之怀矣，自诒伊阻。

雄雉于飞，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实劳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

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⁴¹

可见，首二章以雄雉起兴，以此反映出女子对丈夫思念而不得见的痛苦，并直言自己对丈夫的殷切怀念，但却音讯隔绝之悲伤。而第三章，则以日月之不息交替以喻丈夫服役时间之悠长，其抒发路远而丈夫难归的哀鸣。但于第四章，则体现出忧虑丈夫的德行，担忧丈夫在外服役时不可保持优秀的德行，故劝说其为善，不要伤害他人及追求名利。由此可见思妇对于丈夫之关心。

在此诗中，《郑笺》便指出“国人久处军役之事，故男多旷女多怨也。男旷而苦其事，女怨而望其君子”⁴²，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周代的服役制度对男女夫妻的负面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反映出当时战争的兵役带给底层人民的痛苦，他们需要忍受和家人的长期相隔两地，杳无音讯，亦要忍受沉重的战争，以及生死未知的前途，并且无法耕种，以供养父母，也会使其妻子心生闺怨，思夫成疾。

二、生活之怨恨

上述部份指出了周代人民在服役远征时的愁苦，而人民亦多以劳动，尤以耕种为生，但他们的农作物却需要上交统治者，而大多是一种严苛且过度的不合理索取，并需要服劳动性质的徭役，故此便引来了他们的嗟怨及控诉，从中亦可以看到人民在当时的困苦，以及对于统治者的抨击。

而其中尤以《魏风》中记录的怨恨之篇甚多，朱熹《诗集传》曾指出“﹝魏地﹞其地陋隘，而民贫俗俭”⁴³，所以贫困尤甚的人民便会创作一些揭露、抒发自己因统治者的剥削而受痛苦的诗作。

《魏风‧硕鼠》便是其中一例：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⁴⁴

诗中以盗取田产的大老鼠比作贪得无厌的统治者，藉以控诉他们不愿照顾、慰劳百姓，反而多年间肆意掠夺小民的劳动收成，并且幻想寻找一处无忧无虑的乐土，但最终亦对乐土是否存在而感到惘然哀号。而桓宽《盐铁论》亦具体分析了这诗情感内涵，正是基于当时实行的履亩税制，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并指出由于周代末期统治者的贪婪苛索，所以导致了人民的困顿，故正是因为君主不施德于民，而人民自然怨恨这些统治者：

周之末涂，德惠塞而嗜欲众，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于下，怠于上公，是以有履亩之税，硕鼠之诗作也。⁴⁵

而〈魏风‧伐檀〉的黎庶亦有相同的怨怼：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轮兮，置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沦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⁴⁶

在诗首，诗人便透过描写其于河边砍伐树木，以供作车的劳苦。严耕便指出了“伐檀则供劳贱之役，河干则在寂寞之滨”⁴⁷，实际上亦指出了人民在劳役时的艰辛孤独，而之后他更直接透过两个诘问，讽刺统治者不事生产而坐享剥削所得的丑陋，最后更批评他们不劳而获，无功而得禄。故裴普贤亦指出了这首诗包含了“ 对于不劳而获，不勤而食者的攻击，也是东周世衰，农民觉醒，封建制度将崩溃的时代反映”⁴⁸。的确，诗篇确实反映出当时底层人士不堪忍受统治者的剥削，从而对他们展开辛辣的讽刺和批评。

而《齐风‧东方未明》亦反映出劳苦的人民早晚都不得休息的痛苦：

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

东方未晞，颠倒裳衣。倒之颠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则莫。⁴⁹

在诗中，可见人民在天未破晓时，便被公室所召唤，故在睡眼惺忪时，匆忙间把衣裳颠倒着穿上的狼狈情貌，反映出人民为了应付徭役之劳作，而不能有正常作息的生活⁵⁰；并且更需要面对监工者的瞪目而视（周代有“田畯”，或是指此诗“狂夫”的身份），令人民早晚都不可以休息。

而在当时的社会中，存在了底层人民针对统治者的普遍怨恨，而除了被逼缴粮食和艰难服徭役的劳动者外，亦有贵族的奴婢表示对于其主人的不满，即《魏风‧葛屦》。

诗中首章透过夏鞋而今履冬之霜，以此指出诗人待遇的艰辛，以及描述出其用细长的双手来缝製上衣下裳，并供给贵妇这一“好人”使用：“纠纠葛屦，可以履霜？掺掺女手，可以缝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牛运震（1706年-1758年）便指出：“两‘可以’字多少委曲不清。‘好人’二字不欲明斥之，而故谬称之也。只就缝裳详写一番，怨刺之旨宛然”⁵¹，点明了诗人的幽怨情结。而在次章，则是运用了对比手法，透过姿态的美好来讽刺“好人”  的丑恶性情，指出了贵妇人表面安舒恭敬、雍容华贵（佩戴象揥可见其为贵族女子），实际上却是内心狭隘，并直接言明诗歌的主旨为讽刺控诉：“好人提提，宛然左闢，佩其象揥。维是褊心，是以为刺。”⁵²。由此可见，当时的奴婢忍受着艰巨的生活，而必须为贵族所服务的怨恨。

综上所述，可见在人民的生活中，他们忍受了统治阶层的过度剥削，劳苦万分的徭役劳动，甚至失去正常的作息，只为向贵族提供粮食、服饰，生活异常贫苦。故此，广大的民众便会因此生怨，将矛头指向了养尊处优、不事生产的贵族统治阶级上，展现出他们的怨恨和对于始作俑者的控诉、批评。

第二节：贵族官吏的哀怨困局

除了饱受困苦的底层人民外，实际上贵族官员亦会因为日渐丧乱的国事而感到担忧和哀怨；而因为日渐败坏的周代封建制度，亦会有不少的贵族出现阶级下流的情况，成为贫民，以及因为社会的丧乱而承受许多的痛楚，故此便会抒发对自己人生的无奈哀怨。刘熙载《艺概》便指出了“《大雅》之变，具忧世之怀；《小雅》之变，多忧生之意”⁵³，便精准地描写了以官吏贵族阶层为主要创作群体的“二雅”  所寄存的两种哀怨类型，但是《国风》实际上亦有上述的内容之记载。故此，本文亦会以《诗经》的作品，来分析贵族官员所经历的哀怨困局。

一、忧生之念

在西周中后期王室衰败，社会动盪的环境下，贵族官员亦受到时代环境的冲击，从而出现个人处境的穷尽，哀叹自己的生命，抒发对于个人命运的哀怨。胡念贻便指出产生在上流社会的一些怨刺诗，是抒写作者自己的怨愤；抒情的成份更为浓厚。这些诗人往往是遭遇不平，发愤作诗，而这发愤怨悱，和当时的社会现实是紧密相关的⁵⁴。而在《诗经》中，贵族官僚大致会有四种对于个人命运的哀怨，分别为处境由盛及衰的落泊贵族、奔波劳碌的官吏、含冤受屈的官员，以及感时伤乱的士人，以下将加以说明其命途多舛的哀怨困局。

(一)、处境由盛及衰的落泊贵族

郭沫若便曾经指出“ ‘变风’、‘变雅’里面咏到贵族破产的地方，触目皆是”⁵⁵。基于西周中后期封建制度的逐渐崩坏，战争天灾接踵而至，为贵族生产的人民或不堪征役之频繁而相继逃亡，维持贵族生活的土地制度亦难以为继，因此便会有许多的贵族出现阶级下降的情况，由之前的锦衣华食，一朝沦落到流落于他方、无法保障温饱的贫民，而《诗经》的一些篇章正反映出这些由盛转衰的落泊贵族之心声，如《魏风‧园有桃》：

园有桃，其实之餚。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

园有棘，其实之食。心之忧矣，聊以行国。不知我者，谓我士也罔极。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⁵⁶

程俊英便指出了“这是一首没落贵族忧贫畏讥的诗”  ，记录了“士”困顿而伤悲的内心世界，首先他因为飢饿而摘取园中的桃枣为食，反映出其困顿的状态，继而以怨谣的形式，以抒发自己内心的忧愁，以及讽刺时政，反而被他人讥讽其骄傲反常⁵⁷，故此这种对于生活的困顿，以及旁人对自己的无法理解，便令其感到无人理解的孤独哀愁。

而《秦风·权舆》亦展露出没落贵族对于今非昔比生活的慨叹：“于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饱。于嗟乎，不承权舆！”⁵⁸，作者回想起昔日高大的房子和丰盛的菜餚，以此反衬出目前食不果腹的悽惨生活，表现出对于昔日生活的追忆，以及哀叹起初美好生活的无以为继。

由此可见，贵族会因为社会的动盪或权力斗争，从而失去往日的身份和地位，变得清贫，故此便会感到忧愁，并会心生对于统治者的不满，以及今非昔比的哀歎。

(二)、奔波劳碌的官吏

《诗经》亦有记录了官吏阶层的哀怨，他们往往会承受许多的工作压力，而相比起平民阶层，他们亦会更为瞭解社会的运作，以及对于统治者的丑态有更为详细的描写和批评。

在《小雅‧北山》中，便透过上位者的养尊处优和身为小官吏的自己终年奔波，藉以反映出当时小官员的怨刺：

陟彼北山，言採其杞。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王事靡盬，忧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鲜我方将。旅力方刚，经营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尽瘁事国。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号，或惨惨劬劳。或栖迟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爲。⁵⁹

在首章中，诗人表示了自己需要昼夜不息地处理无休止的王室政务，使其无法长伴、供养父母的忧虑。而在第二、三章指出了“大夫不均”的讽刺，指出了朝中大夫分配工作的不公平，从而导致了自己需要承担“经营四方”的繁多工作。而在第三至五章，更是透过小官吏和大夫贵族作对比，指出了自己尽忠为国的忙碌辛勤，讽刺了大夫的慵懒玩乐和怠政，并且不公平地分配各小官员的事务。

另外，《召南‧小星》亦记载了一位小官吏在大清早便匆忙前往处理公事的经历，并抒发了对命运不公的叹息，认为自己的命数不同于权贵，故此才会遭受这样的困扰：“寔命不犹”。

由此可见，《诗经》中的小官吏在社会中亦会有极为艰辛的工作，从而造就了他们如同第一章的底层行役者般的哀怨，即产生对于劳苦生活的哀愁。

(三)、含冤受屈的官员

在西周中后期，朝廷吏治败坏，社会黑暗，小人当道，常以流言蜚语诋毁正直奉公的官员，而昏庸的君主多听信其巧言令色，从而使忠贤之臣含冤受屈，无辜受害，故此他们便会以诗歌来抒发这种鬱闷悲愤的心情。而《诗经》亦有这方面的体现，如《小雅‧巷伯》便是一位官员孟子批判了谮人的卑劣，藉此抒发自己因谗言而被冤罚的满腔怒愤，故《毛诗序》便言“寺人伤于谗，故作是诗也”⁶⁰：

萋兮斐兮，成是贝锦。彼谮人者，亦已大甚！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谮人者，谁适与谋。

缉缉翩翩，谋欲谮人。慎尔言也，谓尔不信。

捷捷幡幡，谋欲谮言。岂不尔受？既其女迁。

骄人好好，劳人草草。苍天苍天，视彼骄人，矜此劳人。

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杨园之道，猗于亩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⁶¹

在第一、二章，诗人便透过比喻来讽刺进谗言的小人对自己的罗织罪名，以及他们的可恶。而在三、四章，便形容了谮人散播谗言的情况，并且批评他们的劣迹恶行必然会被他人所发现。而在第五章指出了小人得志而被谗言中伤的诗人忧愁的对比，藉以抒发善恶颠倒的荒诞景象，并且向君主提出需要察看小人而怜悯自己的哀号，也在第六章中诅咒了小人连野兽也不愿意吃他，不毛之地也不愿意收留他，其所犯下的恶劣罪行将会被昊天所惩处(《郑笺》言“付与昊天，制其罪也”⁶²)，可见他对于小人的怨愤。在终章更指出了自己创作这首歌的目的在于令执政者予以警惕小人的丑恶和聆听自身的冤屈。

可见，这首诗歌便记录了官员因谗言而获罪的强烈怨恨。

(四)、感时伤乱的士人

而在贵族阶级之中，许多的有识之士均会发现社会逐渐崩坏，乱事将至的局面，所以他们便会心生许多的烦忧。胡念贻亦指出在上层社会的诗中有写“忧时伤乱、悲愁感叹”  的内容，而《小雅·沔水》正是一例⁶³。

《小雅·沔水》便描写了诗人对于社稷将崩、流言当道的环境而感到忧虑的心态：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飞隼，载飞载止。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

沔彼流水，其流汤汤。鴥彼飞隼，载飞载扬。念彼不迹，载起载行。心之忧矣，不可弭忘。

鴥彼飞隼，率彼中陵。民之讹言，宁莫之惩？我友敬矣，谗言其兴。⁶⁴

在每一节的首四句皆以沔水流动和飞隼作比兴，藉以反映出诗人因为忧虑即将到来的祸患而感到坐立不安的哀愁，以及不如飞隼般自由的处境。而他亦嗟歎同姓兄弟和异姓的国人朋友，因为统治者不愿意终止动乱，而即将走向前途未知的动盪未来，并且联想到丧乱将至，故此亦会担忧父母将来的命运；而第二章则是哀叹统治者不遵法度，从而使自己坐立不安，忧心忡忡而不能终止。而在第三章，诗人指出了民间的流言四起而无人终止的乱象：“谗言其兴”，以此忠告朋友需要警惕流言。可见，这首诗反映出诗人忧虑时局的一面，并且展现出诗人对于朋友、父母兄弟的深切关怀，正正反映出周代社会重视家庭的伦理关係。

综上所述，《诗经》反映出不少贵族官吏在衰败社会中的哀怨，他们或因为待遇由盛转衰，或因为奔波劳碌的工作，或因为忠而被谤的冤屈，或因为感时伤乱的忧虑感，从而感到无尽的哀恸，这些都是因为他们哀叹自身的际遇而产生的，从而有些贵族或会由己及人，因应自身的处境，以及对于整体社会的观察，从而发现到当时周代礼崩乐坏、民不聊生的恶劣状况，从而发出对于世途的慨叹。

二、忧世之念

在《诗经》中出现了一些贵族感时伤乱，忧虑世道之诗，一方面感伤于自身在社会丧乱下际遇的坎坷，但一方面亦会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清晰的瞭解，并对于其中的社会现象作出批判，如《小雅‧正月》便是一例。

这首诗一般被认为是创作于周幽王(姬宫涅，前796年？-前771年；前781年-前771年在位)时期，当时的政治黑暗，社会溷乱，故此作为官员的诗人便创作了这一首诗歌，一方面慨叹自己的焦虑沉鬱，慨叹自己生不逢时，被君主投閒置散的仕途失意，另一方面作者对于当时的社会黑暗亦有具体的见解，揭示出当时世途的险恶和人民的水深火热。

在第一章，诗人便记叙当时不合理的天文现象，导致民间的流言四起，从而使他感到忧愁难消。而在第二章中，则慨叹了自己生不逢时，并抒发了被小人凌辱的冤屈：

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念我独兮，忧心京京。哀我小心，癙忧以痒。(第一章)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后。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忧心愈愈，是以有侮。(第二章)⁶⁵

在第三章，诗人怜悯人民无辜而被编为臣僕的悲惨遭遇，感叹自己和黎民百姓的不幸。而第四章，则是怨天之昏庸残酷，而令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第六章中，诗人批评了当时的执政者的品行如蛇般狠毒。在第七、八章中，则是指出自己被投闲置散的无可奈何，并且道出了如今朝政的暴虐，令自己心乱如麻，并且预言了周朝会被幽王的宠妃褒姒灭亡，可见诗人对于国家前途的绝望黯然：

忧心惸惸，念我无禄。民之无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从禄？瞻乌爰止？于谁之屋？(第三章)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视天梦梦。既克有定，靡人弗胜。有皇上帝，伊谁云憎？(第四章)

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维号斯言，有伦有嵴。哀今之人，胡爲虺蜴？(第六章)

瞻彼坂田，有菀其特。天之杌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雠，亦不我力。(第七章)

心之忧矣，如或结之。今兹之正，胡然厉矣？燎之方扬，宁或灭之？赫赫宗周，褒姒灭之！(第八章)⁶⁶

在随后的第十一章，再次指出朝廷的残暴，以沼鱼虽然藏于深处，仍不能免祸，表示了对于个人命运的担忧。至于第十二章则指出了小人联群结党、养尊处优，对比自己的孤身一人、愁肠难断；在十三章描写了权贵富人的喜悦和优厚享受，以衬托人民的不幸，讽刺了当时贫富悬殊的悽惨社会：

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炤。忧心惨惨，念国之爲虐！

(第十一章)

彼有旨酒，又有嘉餚。洽比其邻，婚姻孔云。念我独兮，忧心殷殷。

(第十二章)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无禄，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独。(第十三章)⁶⁷

由此可见，这首诗，夹杂了忧国忧民的情感，既因为担忧周朝的国运，同时批评了朝政的暴虐、权贵的狠毒和不顾民间疾苦的丑恶，也观察到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指出了当时周朝的危机；同时也有对于个人际遇和命运的自伤自怜，由此可见，其正结合了歎己、歎世之複杂思绪。

另一方面，贵族阶层亦会有一种忧患意识，他们会基于敬德保民、维持社会运行的理想，以及对黑暗现实的洞察，从而发出哀怨之声，期望透过规劝的方式来告诫统治者，如《大雅•抑》。

《大雅‧抑》便是一位老臣劝谏年少荒唐的周王要守礼修德，慎言慎行，保持君主的威仪：“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有觉德行，四国顺之。訏谟定命，远犹辰告。敬慎威仪，维民之则。”⁶⁸，其于第三章觉察了君主的诸多弊病，清楚指出了对当时政治溷乱、君主无德而耽于吃酒玩乐，不愿继承统治者的责任，即不广求先王治国之道，自然不可以建立明确的法度，可见其忧国的忠诚：

其在于今，兴迷乱于政。颠复厥德，荒湛于酒。女虽湛乐从，弗念厥绍。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第三章）

昊天孔昭，我生靡乐。视尔梦梦，我心惨惨。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匪用爲教，复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第十一章）

于乎，小子，告尔旧止。听用我谋，庶无大悔。天方艰难，曰丧厥国。取譬不远，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第十二章） ⁶⁹

在第十一章，诗人自述对于周王屡教不改之失望；在第十二章，劝诫周王採用先王的礼乐典章制度，以及採用自己的为君建议，同时指出目前国家将亡的严重后果，并劝告周王若不改邪辟之德性，将使人民遭受大祸。

可见，当时贵族官吏阶层会有忧患意识，他们会基于“敬德保民”、维持社会运行的理想，以及对于黑暗现实的洞察，从而发出哀怨之声，期望透过规劝的方式来告诫统治者。

综上所述，贵族阶层观察到当时社会的崩坏黑暗，既悲歎于自身际遇之不幸，同时亦“感民生之多艰”，慨叹社会的丧乱为人民所带来的痛苦，以及用上述的社会实况来规劝当时的统治者，希望他们能够奉行周代的德治，藉以维繫社会和政府的稳定。 而后文将会详细描写这种讽刺控诉的内容，以及说明上述贵族阶层的诗作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毛诗序》指出了《诗经》具备了讽刺和批判上层统治者的作用：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⁷⁰

可见，《诗经》的诗人会因为感受到当时刑法政治的严苛，从而批判上层统治者。而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亦明确指出了诗歌讽刺的目的，是为控诉日益败坏的政治现状：“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⁷¹。

而《诗经》中“刺”的诗歌，主要出现于西周中后期，这亦是“变风变雅”  的时期，当时政治黑暗，统治者腐败，小人当道，天灾战祸不断，使有识之士和人民感到极大的困厄，从而便会针对上层统治者的丑态作出批评。《诗经》的一些怨刺诗作，亦会强调其创作目的为讥刺、控诉上位者的不当行径，或向君王进谏以欲纠正其弊端：

维是偏心，是以为刺。(《魏风‧葛屦》)

夫也不良，歌以讯之。(《陈风‧墓门》)

家父作诵，以究王訩。(《小雅‧节南山》)

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大雅‧民劳》)⁷²

故此，本文将会加以归类分析《诗经》有关对于统治者的政治讽刺内容。

第一节：统治者之无道

在《诗经》中，基于当时环境的丧乱，故此不少贵族阶级均会觉察，并愤恨于统治者的劣迹，同时亦会基于讽喻的进谏目的，作诗以控诉君主的丑恶无道，而在西周中后期的君主中，尤以厉王(姬胡，前890年-前828年；约前877年-前841年在位)、幽王最为昏庸，故此不少怨刺诗歌亦会被认为是讽刺他们的丑态：

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谮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尔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 (郑玄《诗谱序》) ⁷³

可见，西周中后期的君主不能保持良好的品格，并且荒淫无道、昏庸残暴，他们任用小人，荼毒百姓，使社会陷入黑暗的环境中，故此有一些有识之士便会作诗劝谏、讽刺君王，指出君主的过失，如《大雅‧桑柔》便反映出周厉王的残暴无道以及任用小人，以至于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促使他们作出叛乱的行为：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于乎有哀，国步斯频。(第二章)

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復。民之贪乱，宁爲荼毒。(第十一回)

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復俾我悖。(第十三回)

民之罔极，职凉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职竞用力。(第十五章)

民之未戾，职盗爲寇。凉曰不可，复背善詈。虽曰匪予，既作尔歌！(第十六章)⁷⁴

王符（约85年-约163年）《潜夫论‧遏利篇》指出“昔周厉王好专利，芮良夫谏而不入，退赋《桑柔》之诗以讽，言是大风也，必将有遂，是贪民也，必将败其类。王又不悟，故遂流王于彘。”。⁷⁵的确，诗中的“天降丧乱，灭我立王”  或指出了厉王因为国人暴动而逃出宗周一事。在第二章中，指出了诗人对于国家的不安。而在第十一章中，则是直接指出君主残忍而反复无常，并荼毒剥削百姓，以引起了他们的作乱；在十三章，也指出了厉王只任用和听从阿谀奉承的贪婪小人，又不愿意听从忠臣的谏言，并且在十五、十六章之中，再次指出君主不施行利民的措施，反而残暴压迫人民，导致了百姓反抗，纷纷做盗贼谋反。

总括而言，这篇诗作指出了当时君王的残暴而不以仁义牧民，任用贪婪的小人而不採纳忠臣的良言，最终导致了百姓的反抗。实际上，这亦切合了当时的历史。《史记•周本纪》便指出当时厉王任用小人：“好利，近荣夷公”，并使用了高压残暴的统治：“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⁷⁶，更设立特务以监视人民，最终导致了人民的反抗，而令厉王吞下了出逃的恶果。

同时，《诗经》的诗人也会批判君王纵容女子干政，如《大雅‧瞻卬》一诗，方玉润（1811年-1883年）便指出“此刺幽王嬖褒姒以致乱之诗”⁷⁷：

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贼蟊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瘳。(第一章)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复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复说之。哲夫成城，哲妇倾城。(第二章)

懿厥哲妇，爲枭爲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第三章)⁷⁸

在首章，诗人指出了国家的乱象，更以“蟊”这一害苗之虫来比喻小人的无休止，并说明滥用刑罚为百姓带来的巨大灾害；在第二章，讽刺了君主佔据他人良田和强徵奴隶，兼以实行善恶不分的刑罚：“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复说之。”。由此可见，作者讽刺了周幽王的昏庸和贪婪。而在第二、三、四章，皆提及了女子干政的祸害：“哲妇倾城”  、“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说明女子搬弄是非，诬告他人的祸害，并且指出了周幽王过度宠信女子的毛病。而在第六章，诗人质问苍天，自怜身世，感叹良才丧尽，国运艰难的感慨：

天之降罔，维其优矣。人之云亡，心之忧矣。天之降罔，维其几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第六章)⁷⁹

实际上，在周代中后期已出现了上文所提及的司法不公的状况。《牧簋铭文》便记载了周王对于当时吏治黑暗虐民的见解，指出了许多的官员不遵照先王的典范，在法律中偏袒一方，侵害底层人民的利益：

王呼内史吴册命牧，王若曰：“牧，昔先王既命汝作司士，今馀唯或改，命汝辟百寮。有炯事包廼多乱，不用先王作型，亦多虐庶民，厥讯庶右邻，不型不中。廼侯之籍怨，今司服厥罪厥辜。”  ⁸⁰

由此可见，西周中后期的社会君主昏庸残暴，宠信妖言惑众的小人和女子，不顾民生的疾苦，从而令社稷走向衰败的命运。

第二节：残暴无能、惰政的贵族官僚

另外，《诗经》亦批评了官员群体的残暴无能和惰政。其中的不少诗篇存在着对于官员的讽刺，批评他们的残暴不仁。而《小雅‧节南山》就批评了当时的执政者尹氏的昏庸，兼以讽刺了周王的用人不明：

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忧心如惔，不敢戏谈。国既卒斩，何用不监！(第一章)

节彼南山，有实其猗。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天方荐瘥，丧乱弘多。民言无嘉，惨莫惩嗟。(第二章)⁸¹

在第一章，辅广便提出了见解：

以南山积石之高峻，兴师尹位望之尊崇。以见望既重，则责亦深，固不可以冒处而窃据也。忧心如惔，忧之甚也；不敢戏谈，畏其威也……小人而居高位，纵欲戕理以致祸乱，其终未有不厉威肆虐，以箝人之口者。然国既终将斩绝矣，汝何用而不察哉？⁸²

可见，诗人指出了太师尹氏居高位而不能察觉当时的政治败坏，国运即将断绝的无能。而第二节亦指出了他处事不公的弊端，并直指他不会就国家丧乱和怨声载道的批评而作出反思。而在第四章，亦指出了其惰政而不亲自处理政务的毛病，所以得不到人民的信赖，并且建议其不应重用小人和任人唯亲：

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弗问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无小人殆。琐琐姻亚，则无膴仕。(第四章)⁸³

由此可见，此诗讽刺了当时高官的诸多弊病，权贵为政不平，任用小人亲信，以及对于即将到来的祸患视若无睹的无能昏庸，并且指出了尹氏面对诗人的讽喻时，不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怪责正直的诗人，呈现了小人“诿过他人”之情貌：“不惩其心，复怨其正”。同样，诗人亦透过上述重臣的丑恶，讽刺了君主的用人不明，以及小人登高位的昏庸，故朱熹《诗集传》又言“刺王用尹氏以致乱”⁸⁴，亦言之成理。

另外，在《小雅‧十月之交》亦批评控诉了当时周幽王一朝的吏治腐败，着重刻划阳父的暴虐统治，以及在国家危难时的狡猾不忠：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第二章)

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塚崒崩。高岸爲穀，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第三章)⁸⁵

在第二、三章，诗人均以异象灾害以影射国家的危机。在第二章中，透过日蚀月蚀的天文异象来诉说当时的政治黑暗，天下诸侯国没有善政，亦不重用贤良之士，反映出当时的吏治败坏，大厦将倾的感慨；在第三章，透过当时的大地震这一自然灾害，来指出当时的人民不得安宁和政令的败坏，以及指出当权者在地震这一上天警示后，仍不知悔改，不愿改变恶政，侧面反映出当时官员的黑暗腐败。

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醘妻煽方处。(第四章)

抑此皇父，岂曰不时？胡爲我作，不即我谋？彻我牆屋，田卒污莱。曰予不戕，礼则然矣。(第五章)

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遗一老，俾守我王。择有车马，以居徂向。(第六章)⁸⁶

其后，其由政治的整体描写转为描写实际的官员，在第四章指出了当时以皇父为首的高官朋党和宠妃沆瀣一气的描写；继而诗人于第五章记述了皇父对自己的迫害，强行在农时派诗人服劳役，导致其田地荒废，并且强行拆毁他的家园，且虚伪地指出这是基于“礼”的要求，可见皇父之虚伪残暴。在第六章，也点出了皇父在国家即将丧败之际，带着不尽其数的财产、朝中高官，迁移他地以逃避灾祸，甚至不留老臣守卫君王，在社会丧乱下毫无担当、不忠于君。

同时，除了安坐的高官外，一些在外征战的将军，亦不尽己任，敷衍了事，呈现出“文恬武戏”的惰政。如《春秋左传‧鲁闵公二年》便记载了高克率领士兵，长期驻边，使军队溃败而归一事。

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⁸⁷

上述可见，这一历史事件促使郑人作《郑风‧清人》一诗，以讽刺高克和军队在前线的无所事事，因为高克以及其所率领的士兵均属于清邑，故此诗题为“ 清人”。

而《毛诗序》则指出此诗讽刺的对象不同：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顾其君，文公恶而欲远之。不能，使高克将兵而御狄于竟。陈其师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归。高克奔陈。公子素恶高克，进之不以礼，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国亡师之本。故作是诗也。⁸⁸

可见，《毛诗序》认为此诗是批评郑文公(姬踕，？—前628年；前672年-前628年在位)因私怨而损害国家军队，即其因为厌恶高克而刻意令其长期驻守，藉以成功排挤高克，却损害了国家重要的军队资源。但是就全诗脉落而言，本诗应是着重讽刺高克以及其军队的游手好闲。

清人在彭，驷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清人在消，驷介麃麃。二矛重乔，河上乎逍遥。

清人在轴，驷介陶陶。左旋右抽，中军作好。⁸⁹

在每章的首三句均描绘了军队的装备之精美、战马之威武强壮，以此反衬末句士兵的翱翔玩乐，以及在第三章中，主帅高克更是“左旋右抽”，作转身抽刀状，讽刺他的敷衍无为，而并非是履行军队主帅对抗敌人的本职。

由此看来，在西周中后期，高级官员大多结党营私，以谋取私利，或不理朝政，或残暴害民，或对国家危局致之不理，或不尽心完成本职，完全反映出当时朝廷的黑暗残酷和腐败惰政。

《诗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总结和艺术的昇华，它孕育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容⁹⁰。故此，《诗经》的诗篇在表达哀怨、讽刺时，亦会反映出他们的文化内涵，正是这部份内容既造成了诗人群体创作出这部份思想内容的作品；同时亦体现出这一文化内涵，是诗人哀怨、讽刺的原因。以下本文将会以此说明《诗经》哀怨、讽刺的文化内涵以及其成因。

第一节：周代“诗言志”  的文化精神以及采诗、献诗制度

古代《诗经》“诗言志”的传统造成了他们会以诗歌展露自身的哀怨，《毛诗序》便指出了这一诗歌理念的具体内容：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⁹¹

上文指出了诗歌创作者会因内心情感的触动而自然地用语言、嗟歎、长歌、舞蹈动作以及声音这些外部形式加以表达，而其中的言语抒怀，便形成了诗歌的创作。孔颖达（574年-648年）《毛诗正义》亦加以说明，进一步指出了怨刺诗的创作原则：

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艺文志》云“哀乐之情感，歌咏之声发”，此之谓也。正经与变，同名曰“诗”，以其俱是志之所之故也。⁹²

可见，人的内心会因为外物所感而产生哀乐之情绪，从而透过诗歌的形式来抒发内心的情志，而其中的“怨刺”内容，正是基于忧愁哀伤的情感基调，而其中最能影响时人内心的，必然是当时社会和政治的状况。夏傅才便指出“诗言志， 就是抒发在社会生活中的感受，从而也必然干预政治和反映生活”⁹³。的确，《诗经》许多诗篇的哀怨情感，是源自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对他们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而《毛诗序》则进一步指出正因为诗歌代表了诗人内心的想法，故此便会伴随着当时的社会环境而出现不同的诗歌风格：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⁹⁴

纵观而言，这种论述其实不甚准确，因为盛世也免不了会出现个人的哀愁，但是“怨以怒，其政乖”、“哀以思，其民困”却准确地描述出《诗经》哀怨和讽刺内容的思想情绪，即是他们是基于政令之反常、人民之困窘，从而或悲愤或哀愁的心情来创作诗歌。

在“第一章第一节”中，指出了底层人民在社会上受到许多的困苦和摧残，从而陷入社会给予他们的困局之中，因此出现忧伤和哀怨的情绪，并以诗歌的方法表现这种负面的情感。

在战争行役上，许多的人民会受到统治者的徵发，从而通往未知的远方，如此一来便会催生出哀愁的情绪。

而在“第一章第一节”的诗歌中，亦反映了将士和役夫在无尽征途的痛苦，例如《小雅‧何草不黄》的役夫，因行役而在野兽环伺的原野上行走，从中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哀歌：“哀我征夫，独为匪民”，认为自己不被人当作“民”来对待，实际上亦暗示出他对于徵发自己行役的统治者之不满，而《邶风‧式微》更是直接埋怨统治者，将自己拖进劳役的恶劣环境，使之无法归家的批判：“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程俊英便指出“这是人民苦于劳役，对君主发出的怨词”⁹⁵，此言确之。

另一方面，底层人民亦会抒发在日常社会生活所受到的痛苦和讽刺统治者的丑恶，如《魏风‧伐檀》一篇便是基于诗人所受到的艰苦劳役，故此演变成对当时统治者的批评，控诉他们不事生产、无功而食的丑陋，实际上亦批评了他们对于劳动者的掠夺。而《魏风‧硕鼠》不仅激烈批评了统治者剥削自己这些劳动者的血汗收成，同时也表达出对于美好乐土的希冀，反映出他们认为当时的社会令他们痛苦万分的想法。张慧也指出这体现了“人民对于一种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和嚮往，越是世事不顺，越是战乱动盪之时，人们对于安定生活的期望就越强烈”⁹⁶。

由此观之，《诗经》展现出“诗言志”的功能，反映出底层人民因社会的生活而激发内心的负面情感，并充分反映出他们对于给予他们苦难的统治者之血泪控诉。

另一方面，这种情感亦出现于贵族官吏的诗歌之中，他们会表达和底层人民哀怨所相通的地方。他们在动盪的世途中遭遇不平的待遇，从而发愤作诗，《魏风‧园有桃》便指出将自己的忧伤“歌以言之”的抒发哀思：”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在上文中，便指出了贵族或因为田地制度的崩溃而成为贫民，故此他们便会抒发忆古怨今、生不逢时的强烈情感，《秦风‧权舆》便透过回忆美好的过去，藉以嗟怨今非昔比的无尽哀愁，指出过去的优渥享受，如今却无法继承的慨叹情绪，而这种情绪在《诗经》也属常见，在《王风‧兔爰》亦有这种情感的抒发：”我生之初，尚无造；我生之后，逢此百忧。尚寐无觉。”⁹⁷，感慨目前生活的困顿而心念脱逃现世，长睡不醒，以及因此怀缅过往时光。

其实这种思维是基于国境的每况愈下，至西周中后期开始，虽然有“宣王中兴”的復甦期，但是国势江河日下却是毋庸置疑的，故此诗人便会追忆昔日的美好。如《大雅‧召妟》：

维昔之富不如时，维今之疚不如兹。 (第五章节录)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于乎哀哉！维今之人，不尚有旧！(第七章)⁹⁸

可见，此诗指出国家现时财政不如往昔；而此地的弊病又远比他地多，更在诗中赞美文王的用人能开疆拓土，以对比今天彊土之日益锐减，一方面其会有政治的目的，即希望赞美前人的功德，藉以劝喻统治者远小人而亲君子，以中止国势之倾颓；而另一方面亦为一种宣洩情感的心理，视以往的好时光或历史的贤人在位为理想的乌托邦，从而否定满目疮痍的现在。

同时，贵族官员亦会基于自身所受到的苦难，而感到不平哀愁，从而写诗以告哀、洩愤。在《小雅‧巷伯》中，诗人便诉说了自己因谗获罪的冤屈，慨叹世间上贤奸颠倒的现象：“骄人好好，劳人草草”，并且诅咒那些谗人终会恶有恶报的愤恨：“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而《小雅‧北山》则是抒发自己“朝夕从事”  之劳苦，以及讽刺了大夫的无所事事而分配不公的弊病。《正月》更是指出了自己对于自身和国家命运的强烈哀伤。

所以，《毛诗正义》便有对于上述的文化精神作出准确的定义：

时当墋黩，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畅怀舒愤，闻之者足以塞违从正。发诸情性，谐于律吕。故曰感天地，动鬼神，莫近于诗。此乃诗之为用，其利大矣。⁹⁹

其认为怨刺之情是源于境遇的困厄，因而便会以诗歌的方式加以疏导悲愤，并且令听者对于诗歌内容有所警惕，即《小雅巷伯》所言之“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之目的，从而改正时弊。

而这正符合了《诗经》的收集目的，即透过採集民间的怨恨诗歌至朝廷，从而使君主可以体察民情和世艰；兼以公卿列士“献诗”之管道，通过官员的规谏以令君主可以瞭解朝政之过失，从而使治理国家没有差错，并且亦强调了疏导民情的作用，即是令臣民透过诗歌可以疏导民情，从而减少人民的怨气：

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班固《汉书‧食货志》)¹⁰⁰

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国语‧周本纪》)¹⁰¹

故此，郑玄《诗谱序》又言“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由此可见，讽刺、控诉统治者或朝中高官，是基于匡正时弊的重要目的。故此，便会造成了《诗经》拥有许多反映民间疾苦，以及讽刺朝廷过失的诗篇。如《大雅•民劳》便控诉了当时周王任用奸人和酷吏，从而导致了民生的困厄，以此希望君王可以作出安民防奸的举措，以稳定周室的统治：“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爲民逑。无纵诡随，以谨惛怓。式遏寇虐，无俾民忧。无弃尔劳，以爲王休。”，而这正是基于其忠君爱国之怀，方以诗歌劝谏君上，匡救其治政之失：“王欲玉女，是用大谏”。

总括而言，《诗经》的哀怨与讽刺内容，是本于“诗言志”  的文化精神，他们基于生活的困厄，以及对于社会政治方面的丑恶，深感不平，故此便将这种悲怨透过诗歌的形式加以展现，藉以缓解内心的满腔鬱结。

同时，当时朝廷亦会透过“采诗”和“献诗”的方法来瞭解民怨，以纠正统治的过失，故此诗人会透过作诗歌的形式来向君主劝谏，务求使君主改正目前的过失，以挽救时局，维持统治。

第二节：周代文化与社会现实的冲突

在上一节中提及《诗经》的哀怨与讽刺内容，大多是诗人因应当时的丧乱，从而“发愤而作”，反映出他们的价值观与社会现实的不可兼容，方会心生悲愤。

而价值观的建立又建基于当时的文化环境，故此亦可以指一些诗歌代表了周人文化与黑暗现实的冲突。所以，以下本文将会分析《诗经》的哀怨和讽刺内容所体验的文化内涵，如何和当时的现实相违背，故此造成了诗人的怨刺。

 一、中国重农、传统家庭伦理思想

在《诗经》的哀怨和讽刺内容中，有体现了周人重视家人的传统伦理观念，以及建基于重农思想下的安土重迁思想。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大多人民均以农耕为业，而农耕文明在周代社会已经建立，《诗经》的史诗便记载了周民族始祖后稷给予黎民穀物，使其耕种：“弥月不迟，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稺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秬”(《鲁颂‧閟宫》)；周室祖先公刘带领人民开垦耕种：“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爲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大雅‧公刘》)¹⁰²。由此可见，时人对祖先的歌颂是源自于他们对于农业的才华和建设，从而使人民透过耕种以安居乐业，可见周代重视农业的价值。

而周代社会亦是以农业为主要的基础，人民以耕种为业，以此维持生命所需，《国语‧周语上》便指出“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的社会事实¹⁰³，故黎民的生活便依赖于收成物的生产，故此便需要有规律的耕种流程，在合适的时候栽种相应的农作物，且执行严格的劳动计划，如《豳风‧七月》便记载了详尽的农事生活，故此亦会培养出对于居住土地的依恋和缅怀，即是安土重迁之文化内涵，因为其代表了人民是否可以养家活口的关键所在。

同时，人民重视农业的思想在面对现实统治者对他们劳动成果的徵收、掠夺时，便会转化为对统治者的深切仇恨：“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魏风‧硕鼠》)。同时，基于他们是透过辛勤耕种维生，故此他们亦会异常厌恶在他们眼中不劳而食却行剥削之事的统治者，《魏风‧伐檀》便有针对统治贵族的诘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魏风‧汾沮洳》亦有相似的观念：

彼汾沮洳，言採其莫。彼其之子，美无度。美无度，殊异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採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异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採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异乎公族。¹⁰⁴

可见，此透过赞美一位採摘植物的人，形容其美德之深厚，不可估量，如花似玉，不同于当时的官员，藉以反讽当时的贵族官员之过于修饰，亦有讥刺其不作稼穑而安享高位之意，故裴普贤评价此诗为“诗人怨魏之卿大夫生活过奢，不知民间疾苦，作此诗以讽之”¹⁰⁵。

实际上，这反映出当时人民普遍坚信以辛勤劳作为美德的思想，故此自然会批评当时的政治制度，即是官员们安坐而食，并且剥削当时农民的辛苦收成。

其次，周代是一个具有浓厚宗族意识的农业社会。赵明《先秦大文学史》指出自原始社会以来形成的宗族血缘关係，在周代的农业文化生活中反而变成了一套由家庭宗族推而广之的宗族制国家，并且形成一套更完善的以血缘关係为纽带的社会制度，故此令宗族观念成为了周人重要的伦理观念以及政治观念¹⁰⁶。由此，以家庭为先的行为模式，成为周人的重要思维。故此他们会贯彻自己在家庭角色上的规范，从而形成家庭伦理的秩序，即“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¹⁰⁷，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父亲和儿子的伦理关係，强调子女必须以“孝”来供养父母，以此作为与父母的关係，以及重视和父母兄弟等“血亲”的关係。《魏风‧陟岵》便透过了登高思念父母兄长，设想他们对自己叮嘱：“ 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犹来！无死！”，既反映出周代社会家庭成员的互相关爱，也可以彰显出诗人对于父母兄长的深厚情谊。

故此，当为王行役和供养父母不可两全时，便会形成思想尖锐的矛盾，并心念于选择供养父母。《唐风‧鸨羽》便记录了行役者的内心想法：“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他哀怨于戍役的无穷无尽，而令自己无法透过耕种来供养父母，从而向上苍告悲，希望可以尽快回家，可见诗人“  孝为忠先”的思维；而《召南‧汝坟》的终章便记录了思妇的内心想法：“鲂鱼赬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迩。”，诗人希望可以劝说丈夫不要再次服役，原因正是较之于襄助王政，回家力耕田产以供养父母，更为迫切。这种在供养父母的“尽孝”和事奉君主的“尽忠”便形成强烈的矛盾，从而使因行役而无法供养双亲的人民感到煎熬和痛苦。

而《小雅•沔水》也描述了诗人对于现实的黑暗环境而忧虑父母安危的心态：“莫肯念乱，谁无父母？”，故陈栎（1252年-1334年）便因此指出诗人“始念乱而忧及父母，终忧谗而敬以反身。忧念之中，不忘孝敬，诗人忠孝之意也”¹⁰⁸，可见当时的臣民会具备孝顺这一伦理美德，故当他们遇上因现实环境的因素，而无法供养或保障父母兄弟的情况时，便会感到十分痛苦。

同时，除了和父母兄弟这些“天伦关係”外，周人亦重视男女夫妻之间的“人伦关係”，往往会强调夫妻间深厚的情感，以及生死与共的坚贞承诺。在《豳风‧东山》中，诗人曾设想在兵役后田园荒废，妻子思念自己的场景，可见其对于家庭以及妻子这一家庭成员的深切关怀。在《邶风‧击鼓》中，士卒在外征战亦会忧愁于自己无法履行昔日和妻子同生共死的承诺，这些均反映出远离家庭的士卒，对于妻子和家园的深切缅怀。另一方面，独留家中的妻子，亦会深切地思念丈夫，如《卫风‧伯兮》的诗人便思夫成疾。

由此可见，《诗经》存在了丰富的伦理观念，例如孔子便指出了“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¹⁰⁹，强调瞭解《诗经》的作用为学习如何供养父母，继而延伸至事奉君主。由此可见，《诗经》有孝顺父母的文化内涵，而且亦体现于描绘当时人民苦难生活的内容上，对于家庭的思念以及无法供养父母的痛苦亦成为了人民的哀怨成因之一，从而更形成了对于战争以及兵役的厌恶。

综上所述，周人基于重农思想所产生思念故乡的情感，以及重视家庭宗亲的伦理观念，成为《诗经》在描述社会各阶层哀怨的成因。在不少诗篇中，被迫行役的黎民在远方思念故乡，以及家庭成员，愧疚于自己无法供养父母，无法和妻子相聚，以及役夫妻子对于丈夫的思念，均体现出上述的文化内涵。

由此可见，正是基于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或兵役、劳役的频繁，或是因为对于当时社会丧乱的忧虑，从而便会和当时人民的伦理观念产生冲突，以至于无法完成当时人民的各种家庭角色，如为人子女、为人丈夫，故此当他们在家庭的责任因当时现实的各种原因而无法达成时，便会感到异常的哀怨。

二、当时统治阶层对于周代道德文化的违背

以下将会就周代的重德、重威仪以及对于当时的伦理观念来分析《诗经》所批判的上位者，如何违反了上述的概念。

首先，基于周人信奉“重德”的文化内涵，故臣子会以此批评君主。

基于殷商君主敬事鬼神却失去天命而灭亡，周初的统治者吸取了历史的教训，并进行反思，明白到天命无常：“天靡无常”(《大雅‧文王》)¹¹⁰，即天命并非不能改变，故此他们认为只有拥有“德行”方可获得天命的认可，并且认为这是周以小邦革大邦商之天命根据。

故此他们便会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强调需要“敬德”以维繫天命，方可以稳固统治：“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否则便会失去天命：“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尚书‧召诰》)¹¹¹。因此，统治者便会忧患天命的得而復失，意识到国家的天命法统与当权者行为的密切关係，因此便会产生强烈的责任感，从而产生道德层面的忧患意识，即当事人自己承担责任时，便会感到忧患而有“精神敛抑、集中，及对事的谨慎，认真之心理态度”，即“敬”¹¹²。

而“敬德”的内涵就是“保民”。《尚书‧蔡仲之命》便指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是怀”，提出了“敬德保民”概念，认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尚书‧泰誓》)¹¹³，即是判断君主是否有德行的标准，是民心是否归依，故此虽然天命给予了政权的合法依据，但天命的维繫仍需得到民众的拥戴，故此君主须“恤民为德”，以人民的安居乐业，作为德行持正的标准。

正因如此，臣民便会以此一套标准来看待、评价一位君主是否履行责任，否则会用诗歌的方式加以进谏，便是怨刺诗的内涵。故此，《诗经》便会透过描写人民在社会的哀愁，藉以警惕、讽刺君主不能履行“敬德保民”的君主责任。

在《大雅‧民劳》篇中，诗人便是以此理念来劝谏君主：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第一章)

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爲民逑。无纵诡随，以谨惛怓。式遏寇虐，无俾民忧。无弃尔劳，以爲王休。(第二章)

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无纵诡随，以谨罔极。式遏寇虐，无俾作慝。敬慎威仪，以近有德。(第三章)¹¹⁴

在这诗中，诗人便指出了当时人民劳苦而乞求稍稍的安居，指出当时民生的困苦，讽喻了君主之不可保民、惠民之恶，故此便会劝谏周王要爱护惠及王畿之人民：“惠此中国，以爲民逑”，并以此安抚各个诸侯国，以及提出提防诡随和制止当时的贪官酷吏，从而“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安抚怀柔全国远近的人民，藉以安定周室政权。

由此可见，诗人正是忧患于当时周王重用小人、贪官酷吏而致民生哀怨的恶果，所以对此作出规劝，希望能够实践安民而稳定周朝的政权，并且提出了“敬慎威仪，以近有德”的建议，即保持严肃谨慎之治政态度和容貌举止合乎礼节。

这里提出的“威仪”是作为君主和贵族的修养，《春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便阐释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即涉及到人的气象、品德行为、语言等：

故君子在位可畏，施捨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¹¹⁵

《大雅‧抑》亦提出了“抑抑威仪，维德之隅”，即指出威仪和德行的紧密连繫，为所有人应该要保持的外在行为之规范，并强调只有善心德行才可以令全国人民服从，从而得以安定国运，并且提出威仪是人民的榜样：“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有觉德行，四国顺之。訏谟定命，远犹辰告。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可见，其强调了德行和威仪兼备对于治国的重要性，并且批判了当时君王的失德好酒之失政：“其在于今，兴迷乱于政。颠复厥德，荒湛于酒”¹¹⁶。由此可见，周代的臣民往往会因为君主不可以符合其“德”、“威仪”之道德文化，而对其展开批评。而鑑于周人认为君主官员必须具备“威仪”的修养，《诗经》的一些诗歌亦有批判一些人缺乏威仪：

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爲？(《魏风‧相鼠》第一章)

宾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仪反反。曰既醉止，威仪幡幡。舍其坐迁，屡舞仙仙。其未醉止，威仪抑抑。曰既醉止，威仪抑抑。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僛々。是曰既醉，不知其邮。侧弁之俄，屡舞傞傞。既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谓伐德。饮酒孔嘉，维其令仪。(《小雅‧宾之初筵》第三、四章) ¹¹⁷

另一方面，诗人亦会因为当时的伦理思想，而对他人违反伦理的行为加以讽刺。

《齐风‧南山》一诗，旧说认为是讽刺齐国公主文姜（？-前673年）与齐襄公（姜诸儿，？-公元前686年；前697年-前686年在位）两人兄妹乱伦之事：“《南山》，刺襄公也。鸟兽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恶，作诗而去之。”  (《毛诗序》)；但是亦有论者认为齐国尚有同姓婚的习俗，故此“乱伦”并非齐人的批判目的，相反这是批判了文姜的婚内出轨，以及鲁桓公（姬允，一名轨，约前731年-前694年；前711年-前694年在位）无法管束妻子的“非礼”举动，并因此使齐襄公谋杀鲁桓公之丑闻爆发¹¹⁸，此言确之：

南山崔崔，雄狐绥绥。鲁道有荡，齐子由归。既曰归止，曷又怀止？

葛屦五两，冠緌双止。鲁道有荡，齐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从止？

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极止？¹¹⁹

在《齐风‧南山》中，第一、二章的“既曰归止，曷又怀止？”、“既曰庸止，曷又从止？”是批评了文姜远娶却无端回国、又纵欲和齐襄公苟合的放荡；而第三、四章的“既曰得止，曷又极止？”、“既曰告止，曷又鞠止？”则是批评鲁桓公既然已经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礼法迎娶文姜，但是却不能约束他的行为，使其到齐国行淫乱之事，由此可见，这篇诗作实质上是讽刺了贵族“婚外通姦”的行为。

因为，在此诗发生的春秋时代社会中，贞节观念已经产生，并且规定“男女有别，国之大节”的准则。《左传》亦会提出了“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也，谓之有礼，易此必败”，以反对鲁桓公带文姜回齐国之事¹²⁰，故此《齐风‧南山》实质上是谴责文姜之“婚外通姦”，以及鲁桓公违反“男女有别”之社会伦理规范的行径。可见，诗人会因为时人违反当时礼法、伦理文化的举动而作诗歌以批判贵族之丑恶。

综上所述，《诗经》中的哀怨和讽刺的内容是基于当时的统治者不履行周代的道德文化规范，无法贯彻“敬德保民”的为君标准。诗人忧患于周室的天命法统之丧失，从而令国家遭受颠复的祸患，故此便会规劝统治阶层需要贯彻“德”、“威仪”之守则，藉以期望统治者能成为一位明君，维繫国家的统治。另外，基于当时伦理观念的普及化，故此诗人亦会因为贵族不遵守伦理原则而作诗讽刺之。

三、小结

总括而言，《诗经》的哀怨、讽刺内容的出现，实际上是基于当时臣民所信奉的文化价值观，无法接受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统治者的丑恶，故此他们在诗篇中所呈现的文化内涵，便会转化为对于丑恶现实的否定，如重农思想便会和当时因重役而失农时的现实相违背，故此便会透过诗歌来表达哀怨和讽刺。

《詩經》是中國首部詩歌總集，收錄了周初至春秋中葉五百多年的作品，其通過采詩、獻詩的編集方法，如實地展現出當時周代社會的風俗情貌以及文化。《詩經》亦注重收集一些可以呈現出當時人民受壓迫的困境與抒發時人對不合理社會現狀的怨恨之詩作 ，藉以使君主能夠覺察當時的風俗和民困。於此，便具備了“ 詩可以怨”的價值，而《詩經》中的“變風變雅”形成了反映當時人民的哀怨情緒，以及諷刺政治黑暗的“怨刺詩”。而人民的哀怨大多來自於當時的社會狀況、政治制度以及統治者的優劣，從而作出諷刺、控訴，故此這一部份的詩作正可以反映出當時周代社會的文化和歷史，具備極大的研究價值。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剖析《詩經》哀怨、諷刺內容中的文化內涵以及其成因。而《詩經》當中的風、雅有著濃厚的現實色彩，收錄了時人表達因當時社會狀況以及自身處境而生哀怨、憤恨之情緒的詩作，所以本文以此研究《詩經》所描述之人民的哀怨困境與對時局的諷刺，剖析其中所蘊含之文化內涵，並且分析其成因。

在第二章中，便歸納分析了《詩經》的哀怨內容，分為底層人民和貴族官僚這兩個階級，以分析其詩歌內容上的不同。在第三章中，則是析論了《詩經》代表諷刺方面的內容，主要是批評了君主和官員的醜惡。而在第四章，則結合了上述兩類的內容，剖析了《詩經》哀怨和諷刺內容的文化內涵，並且說明其成因，主要有二，即“詩言志”的精神以及周代文化和社會現實的矛盾，正是這兩者的文化內涵，才造就了《詩經》的哀怨和諷刺內容的現實和深度。

而在分析後，《詩經》的哀怨和諷刺確是反映出當時臣民的真實困局，基於當時社會的黑暗和統治階層的昏庸殘暴，從而令社會各階層出現哀怨的氛圍，以及希望可以對不平之事作出諷刺和批判，故此便會透過詩歌以實踐這一個目的，既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環境惡劣，政治黑暗的歷史，同時呈現出周人文化與上述現實的激烈碰撞。

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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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东晖：〈二雅刺诗再探〉，《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1994年1月)，页10-16。

4.夏传才：〈《诗经》的“言志”与美刺〉，《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页89-92。

5.高兵：《周代婚姻制度研究》(尚未发表，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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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章岿然：〈浅述《诗经》中的怨刺诗〉，《辽宁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8卷第6期(2006年12月)，页68-72。

8.张慧：〈论《诗经》怨刺诗的文化精神〉，《陇东学院学报》第25卷第2期(2014年3月)，页19-22。

脚注 ：

1.褚斌杰：《《诗经》与楚辞》（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页1、30。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64-65。

3.﹝汉﹞何休解诂， ﹝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页679。

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页1017。

5.同 6.，页2。

7.同 8.。

9.如闻一多便指出“原本《诗》是言记事的，也是一种史”。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一卷），(北京 ：三联书店，1982年)，第187 页。抄录于刘冬颖：《〈诗经〉“变风变雅”考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页5。

10.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页196。

11. 〔西汉〕毛亨传，〔东汉〕郑玄笺，陈才整理：《毛诗笺》(北京 : 商务印书馆，2023年)，页15。

12.同上。

13.［汉］班固着，［唐］顔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1042。

14.﹝汉﹞毛亨传， ﹝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 ，龚抗云等整理，刘家和审定：《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152。

15.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页70。

16. 胡念贻：〈‘诗经’ 中的怨刺诗〉，收于《‘诗经’研究论文集第二集》(出版地不详 : 中国语文学社，1970年)，页26-27。

17. 任慧：《〈诗经〉怨刺诗研究》(尚未发表，青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页9-11。

18. 章岿然：〈浅述《诗经》中的怨刺诗〉，《辽宁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8卷第6期(2 0 0 6年12月)，页68。

19.何春雷：《〈诗经〉政治怨刺诗研究》（尚未发表，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页4。

20.褚斌杰：《〈诗经〉与楚辞》（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页70。

21.张慧：〈论《诗经》怨刺诗的文化精神〉，《陇东学院学报》第25卷第 2 期(2014 年 3 月)，页19-20。

22.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 : 中华书局，1991年)，页641。

23.林耀潾：《先秦儒家诗教研究》(臺北：天工出版社，2008年)，页107。

24.白川静着，杜正胜译：《诗经的世界》(臺北 : 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页191。

25. 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145-152。

26.司马迁撰，裴駰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页169。

27.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页421-424。

28.裴普贤编着，《诗经评注读本(上)》（臺北：三民书局，1995年），页563。

29. 同30.，页426。

31.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页473、503、510。

32.〔战国〕左丘明着，〔三国吴〕韦昭注，胡文波校点：《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页1-5。

33. 钟鸣：〈诗经中的民声〉，收于林庆彰：《诗经研究论集》(臺北： 臺湾学生书局，1983年)，页238。

34.同 35.，页297-298。

36. 〔西汉〕毛亨传，〔东汉〕郑玄笺，陈才整理：《毛诗笺》，页254。

37.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页78-79。

38. 同上。

39.余冠英，《诗经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页28-29。

40. 同上。

41.﹝宋﹞朱熹集注，赵长征点校：《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页231。

42. 同上，页52-53。

43.同上，页52。

44.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页26-27。

45.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页56-57。

46. 〔西汉〕毛亨传，〔东汉〕郑玄笺，陈才整理：《毛诗笺》，页83。

47. ﹝宋﹞朱熹集注，赵长征点校：《诗集传》，页81。

48.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页304-305。

49. 同上，页303。

50.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页301-302。

51.裴普贤编着，《诗经评注读本(上)》，页398。

52.同上，页398-399。

53.余冠英，《诗经选》，页100-101。

54.同上。

55.裴普贤编着，《诗经评注读本(上)》，页383。

56.同上，页382-383。

57.﹝清﹞刘熙载：《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页49。

58.胡念贻：〈‘诗经’ 中的怨刺诗〉，页30。

59.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北京 : 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页123。

60.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页294-295。

61.同上。

62. 同上，页361。

63.程俊英，蒋见元：《诗经译注》，页416-417。

64. 〔西汉〕毛亨传，〔东汉〕郑玄笺，陈才整理：《毛诗笺》，页467。

65.程俊英，蒋见元：《诗经译注》，页400-402。

66.〔西汉〕毛亨传，〔东汉〕郑玄笺，陈才整理：《毛诗笺》，页467。

67.胡念贻：〈‘诗经’中的怨刺诗〉，页30-31。

68.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页526-527。

69.同上，页562-572。

70.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页562-572。

71.同上。

72.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页856。

73.同上，页857、865-866。

74.〔西汉〕毛亨传，〔东汉〕郑玄笺，陈才整理：《毛诗笺》，页7。

75.司马迁撰，裴駰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页178。

76.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页185、243、362、552。

77.   ﹝汉﹞毛亨传， ﹝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 ，龚抗云等整理，刘家和审定：《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页8-9。

78.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页869-879。

79. 同上，页876。

80.司马迁撰，裴駰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页179。

81. ﹝清﹞方玉润撰，李先耕点校：《诗经原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页568。

82.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页922-923。

83.同上，页926。

84.翁志雄：《西周庶人研究》(尚未发表，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 页60。

85. 裴普贤编着，《诗经评注读本(下)》，页144-145。

86.同上，页144-145。

87.同上，页146。

88. 〔宋〕朱熹集注，赵长征点校：《诗集传》，页168。

89.程俊英：《诗经译注》，页372-375。

90.同上。

9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页267。

92. 〔西汉〕毛亨传，〔东汉〕郑玄笺，陈才整理：《毛诗笺》，页179。

93. 同上，页179-180。

94.褚斌杰：《〈诗经〉与楚辞》（第二版），页110-111。

95.   ﹝汉﹞毛亨传， ﹝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 ，龚抗云等整理，刘家和审定：《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页7-8。

96. 同上，页7。

97. 夏傅才：〈《诗经》的 “言志”与美刺〉，《内蒙古师大学报》1983年第3期，页91。

98.  ﹝汉﹞毛亨传， ﹝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 ，龚抗云等整理，刘家和审定：《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页9。

99.程俊英：《诗经译注》，页64。

100.张慧：〈论《诗经》怨刺诗的文化精神〉，页20。

101.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页129-130。

102.同上，页615-617。

103. ﹝汉﹞毛亨传， ﹝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 ，龚抗云等整理，刘家和审定：《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页3。

104.［汉］班固 着，［唐］顔师古 注：《汉书》，页1121、1123。

105. 〔战国〕左丘明着，〔三国吴〕韦昭注，胡文波校点：《国语》，页7。

106.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页664-665、542。

107.〔战国〕左丘明着，〔三国吴〕韦昭注，胡文波校点：《国语》，页10。

108.裴普贤编着，《诗经评注读本(上)》，页385-387。

109.同上，页385。

110.赵明：《先秦大文学史》(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页273。

111.杨天宇：《礼记译注（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页376。

112.裴普贤编着，《诗经评注读本(下)》，页114-115。

113.杨伯峻：《论语译注》，页196。

114.程俊英：《诗经译注》，页488。

115.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页224-225。

116. 抄录于曾春海：《先秦哲学史》(臺北市：五南图书公司，2022年)，页56。

117.同 118.，页462、436。

119.程俊英：《诗经译注》，页550-552。

12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页1195。

121.同 122.，，页564-565。

123. 程俊英：《诗经译注》，页91、455。

124.李兆禄：《诗经‧齐风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页242-246。

125.同上。

126. 高兵：《周代婚姻制度研究》(尚未发表，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页6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