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研究背景

《詩經》是中國首部詩歌總集，原名為《詩》，或稱《詩三百》，共有詩305 篇，收錄了周初至春秋中葉五百多年（約前11世紀-前6世紀）的作品，其中的體裁又分為風、雅、頌三部份。而風囊括了十五個地區的地方樂調，故又名十五國風，所囊括的地方大約相當於如今的山東、山西、河南、河北、陝西、湖北北部、安徽北部以及長江、漢水流域，反映了當時的中原文化¹。而《詩經》的創作群體廣泛，包括了由貴族到平民的社會各個階層人士²。《詩經》通過采詩、獻詩的編集方法，如實地展現出當時周代(西周：約前11世紀-前771年；東周：前770年-前256年）社會的風俗、社會情貌以及文化：

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何休《春秋公羊傳‧宣公十五年解詁》)³

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

(《春秋左傳‧襄公十四年》)⁴

可見，《詩經》著重收集呈現當時人民受壓迫的困境與抒發時人對不合理社會現實的怨恨之詩作⁵，藉以使君主能夠覺察當時的風俗和民困，以“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之苦”  ⁶，以發揮補救、視察政令之功用。故有論者譽其為“詩史”，認可其史學價值⁷。而《論語》亦指出了《詩經》的社會功用與價值：“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⁸，其中的“觀”指出了《詩經》對於觀察社會風俗情貌的作用；“怨”  則指出了《詩經》可以表達哀怨不平的情感，而《毛詩序》亦作出進一步的補充：“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⁹，指出了《詩經》的創作目的在於展現作者的感情、情緒。

同時，《毛詩序》亦提出了“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指出《詩經》的一些作品會因時移世易、政治興衰(主要是西周中後期)而出現風格上的變化，即“變風變雅”¹⁰。

可見，“變風變雅”的創作動機是，基於當時的社會困局而產生的哀怨情緒，並形成了反映當時人民哀怨情緒，以及諷刺政治黑暗的“怨刺詩”。而人民的哀怨大多來自於當時的社會狀況、政治制度以及統治者的優劣，從而作出諷刺、控訴，故此這一部份的詩作可以反映出當時周代社會的文化和歷史，具備極大的研究價值。

第二節：研究目的與方法

本文的研究目的為剖析《詩經》哀怨、諷刺內容中的文化內涵以及其成因。而《詩經》當中的風、雅有著濃厚的現實色彩，收錄了時人表達因當時社會狀況以及自身處境而生哀怨、憤恨之情緒的詩作。故此，本文會以風、雅作為主要的研究範圍，藉以研究《詩經》所描述之人民的哀怨困境與對時局的諷刺，剖析其中所蘊含之文化內涵，並且分析其成因。

另一方面，本文雖以“怨刺詩”作為主要的研究內容，但亦發現“怨刺詩”這一概念僅代表《詩經》中糅合了哀怨與諷刺控訴這兩種內容的部份詩作，而除了“怨刺詩”這一詩歌題材外，《詩經》亦會存在農業、戰爭、徭役等詩歌內容，其中的部份詩歌也承載了當時社會的哀怨或諷刺，具備研究價值。故此，本文的研究範圍亦會擴大到上述的詩作上，務求可以全面分析周代社會衰敗下的悲慘眾生相，以及針對當時社會不堪的諷刺內容。

故此，本文主要會研究《詩經》的文本，透過歸納法以梳理社會眾人的哀怨和困局，以及《詩經》的諷刺內容，以深入瞭解《詩經》所反映的社會狀況。

同時，亦會使用文獻研究法。由於《詩經》為中國古代的儒家經典，是四書五經之一，歷代眾多詩家對其眾多詩篇作出註解及闡明詩旨，對於剖析《詩經》作品而言，有極大的參考價值。故此，本文會援引不同古代詩家的詮釋，如毛亨鄭玄（127年-200年）的《毛詩箋》、朱熹（1130年-1200年）的《詩集傳》等；兼以現當代《詩經》學的詮釋訓詁，如余冠英的《詩經選》、程俊英蔣見元的《詩經注析》等。總括而言，本文將以前人的勘探為基礎，進一步研究《詩經》中的哀怨、諷刺之內容。

另外，本文會就《詩經》中對於貴族統治者的諷刺，借助二重證據法，即透過金文等出土文獻、《左傳》等周代歷史的文字記載，以互證當時的政治、吏治等狀況，以此論證造成《詩經》各個階層哀怨情緒和困苦局面的成因，以及剖析其諷刺如何反映現實之昏暗，及其與周代社會文化主體所構成價值觀之矛盾和衝突，從而造成了《詩經》所呈現的哀怨和諷刺。

同時，由於本文是以《詩經》為研究之主體，因篇幅所限，故只能大致描繪出周代社會面貌，以分析其成因。再者，本文主要探討《詩經》因為社會制度以及社會狀況所產生的哀怨和諷刺內容，故此或未能涵蓋《詩經》在愛情、倫理等個人層面的哀怨。

故此，本文將會在“第二章”系統性地歸納出《詩經》不同作品所反映的各身份階層所面對的哀怨困境，並且分成底層人民和官吏貴族這兩大類，藉以反映出兩者的哀怨困境。另外，在“第三章”中，亦會探究《詩經》中的諷刺內容。而在“第四章”上，則會宏觀地分析《詩經》哀怨、諷刺之文化成因，剖析周代社會文化主體所構成的文化和社會現實之矛盾和衝突。

第三節：文獻綜述

目前學界對《詩經》哀怨、諷刺內容的研究方向有二。

一是研究周代社會的世間百態。白川靜《詩經的世界》一書分析了《詩經》社會、貴族的整體面貌，刻劃了其社會上各樣生活狀況，以及揭示出社會由盛轉衰的過程，其中便包括了《詩經》中的不同社會慘況，以及對於貴族的諷刺內容。

二是針對《詩經》怨刺詩之研究。“怨刺詩”這一概念是由漢代班固（32年-92年）《漢書‧禮樂志》提出：“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¹¹可見，其認為“怨刺詩”是基於“周道始缺”這一政治環境的敗壞所造成的詩歌類型。而後世論者亦會進一步認為“怨”與“刺”二字均是指“下怨上”的政治諷刺：

怨與剌皆自下怨上之辭。怨者，情所恚恨，剌者，責其愆咎，大同小異耳，故《論語》注云：“怨謂剌上政。”《譜》云：“剌怨相尋。”  是也。 ¹²

可見，“怨刺詩”這一概念的內涵是指下層人民對於上層統治階級的不滿。

故此，部份研究者定義“怨刺詩”是描寫當時社會、政治狀況而產生哀怨，並對此進行控訴諷刺的詩歌類型。袁行霈《中國文學史》便指出“西周中葉以後，特別是西周末期，周室衰微，朝綱廢弛，社會動蕩，政治黑暗，大量反映喪亂、針砭時政的怨刺詩出現了”¹³，並且說明了“大雅”、“小雅”、“國風”三大《詩經》體裁中“怨刺詩”的不同特徵；胡念貽亦將其定義為“揭露和批判當時社會政治黑暗情況的詩”，並予以分類：一是規諫為主的“直刺時政，是私人對當時昏暗的社會政治現象所作的憤怒的指斥”；二是“詩人自己感歎身世、發憤怨悱之作，也反映了當時社會中種種不合理現象”¹⁴，從而透過創作者的階層分類，說明其怨刺的內容特徵，以及指出“怨刺詩”的對後世文學之影響。

這就形成了一種“狹義的怨刺詩”概念，即認為“怨刺詩”主要是指政治方面的不滿情緒和控訴，僅指涉一些反映批評社會現實和政治的黑暗的詩篇，故有研究者將之定義為“諷喻怨刺詩”、“政治怨刺詩”而作其內涵的準確界定。

相反，亦有論者提出了“廣義的怨刺詩”，即是擴大上“怨刺詩”概念的內涵，以“怨”的情感作擴充，指出“怨刺詩”不局限於政治層面上，而是囊括了男女婚姻、人際關係等個人層面的怨恨。

任慧《〈詩經〉怨刺詩研究》便指出“怨刺詩”並非僅是“政治怨刺詩”，而是“更多是指描寫個體生命中的委屈憤懣的心理情緒”，並為“怨刺詩”下定義為“舉凡表達對現實生活的不滿及失望之情的詩皆為怨刺詩，它包括對時政的勸諫、人生的哀嘆，仕途的失意和男曠女怨之情等”，更以此為原則列舉出《詩經》中的103篇作品為“ 怨刺詩”¹⁵。而章巋然〈淺述《詩經》中的怨刺詩〉一文亦認為《詩經》怨刺詩是“對時政、君侯、婚姻、戰爭等特定內容和物件進行諷諭和批判，內容含有強烈怨憤和不平的詩篇”¹⁶，也將《詩經》怨刺詩分作“怨刺上政”、“征戍類怨刺詩”、愛情以及社會醜態四大類，亦加以分析其藝術特色。

其次，除了上述針對怨刺詩的內涵和範圍的研究外，亦有不少論者集中分析“怨刺詩”  的不同領域。

何春雷《〈詩經〉政治怨刺詩研究》便會針對“政治怨刺詩”這一題材進行全面的研究，他指出了“政治怨刺詩”的定義為“反映的是周王朝的政治黑暗動盪，是對時政、君侯進行諷諭和批判，針砭時弊的作品”¹⁷，並分析其時代背景、社會思想、藝術特徵和影響。

而更多論者則是研究二雅中的“怨刺詩”。周東暉〈二雅刺詩再探〉便是研究二雅的“刺詩”，總結了其內容的特點，並且著重分析其手法和作者群體的特徵。褚斌傑亦會以“諷喻怨刺詩”來概括二雅的“怨刺詩”，指出了其分類：“其一是對統治者進行諷喻和規諫，其二是對社會的黑暗現實進行怨刺和批判”¹⁸，並且指出其為周代社會政治的產物，說明其構成了《詩經》的諷喻精神。可見，二雅的“怨刺詩”  是論者分析“怨刺詩”的研究重心。

同時，論者亦有研究《詩經》“怨刺詩”的文化特徵。張慧〈論《詩經》怨刺詩的文化精神〉一文便指出了《詩經》的怨刺詩歌“體現著百姓與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休戚相關，從中透露出一種典型的文化精神”¹⁹，並指出“ 憤世疾邪、怨刺諷喻的精神”是怨刺詩最主要的文化精神，以及列舉總結出《詩經》的各種文化精神，但是並沒有進一步論及造成怨刺詩的文化成因。

綜上所述，以往的學者曾宏觀研究社會百態，以及制度，或是針對《詩經》的“怨刺詩”作出研究，而較少涉獵《詩經》哀怨、諷刺內容的文化內涵以及成因方面的探討。故此，本文將會梳理、論述《詩經》對於社會各階層的哀怨和困局之描繪，以研究其中的文化內涵，並揭示造成《詩經》哀怨、諷刺內容的成因。

在《詩經》中，有著不少記錄當時周代社會各階層哀怨的詩句，而其中大部份均屬於“變風變雅”的怨刺詩及戰爭徭役詩，反映了當時人民與貴族官吏對於個人、社會、統治者不滿的情緒。故以下分為底層人民與貴族官吏兩類，以分析其不同類型的哀怨。

在《詩經》原文中，“哀怨”這一雙音節詞並沒有出現，但卻出現了“  哀”、“怨”二詞，而兩者都是描述人的負面情緒，其成因亦包括了基於人際關係、社會狀況而造成個人際遇坎坷的不滿。

在《說文解字》中，“哀”的定義為憐憫：“哀，閔也。從口，衣聲”，而兼有哀傷之意，切合了詩篇對象因應社會、個人狀況而抒發之哀愁，如《小雅‧四月》便有“君子作歌，維以告哀”一句，以抒發遭亂自傷之哀怨²⁰，可見《詩經》的詩作有表達哀情的創作動機。

而“怨”則是指怨恨。《說文解字》便指“ 怨，恚也。從心，夗聲。”；《廣雅》亦有“怨，恨也。”之定義，而它亦兼有諷刺控訴之意，故孔子（前551年-前479年）亦言“詩可以怨”，何晏（196年-249年）釋作“刺上政”，即表達出對於統治者政令之諷刺，亦可反映各階層在社會、政治方面所遭受之痛苦，從而抒發哀怨的內容。林耀潾便指出《詩經》一些詩篇的創作成因，為人民透過詩歌來表達無處安放的內心怨恨：“ 詩三百五篇大抵為詩人發憤之所為作，其人胸有所鬱積，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²¹。

故此，本文將從“哀怨”為切入點，加以說明《詩經》所述的各階層之困局，從而概括其哀怨之思。

第一節：底層人民的哀怨困局

在周代社會中，底層百姓會因為社會的動盪以及統治者的號令而遭受強烈的殘害和痛苦，《詩經》的詩篇便記述了大量社會小民對政治、社會所生的哀愁，記載了戰爭的殘酷，將士的勞苦和焦慮，描述了行役對於底層人民家庭所造成的巨大傷害，展現出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出現的不滿和諷刺，從而可見底層人民在周代社會的水深火熱，《詩經》是他們真實的心聲映照。以下將就戰爭行役之苦、生活之怨恨兩部份，加以析論底層人民的怨哀困局。

一、戰爭行役之苦

在《詩經》所在的周代，戰爭頻發，故此自然需要大量的兵士和役夫來應付日益頻繁的戰爭。白川靜《詩經的世界》便明確指出了底層人民的苦難在於日益沉重的徭役：

民眾生活陷入窮乏困頓之境，當然不是全因統治者的搾取；苦難之起亦因戰爭、征役及戍人徵集之故⋯⋯西周歷二百數十年，征役不絕，承東遷前後衰亂之世，怨聲益載於道，如以魏地之貧瘠，戍人猶不得因此而歇息，常被政府徵集。²²

的確，在周代，內外戰爭頻發，從而便會徵發更多的人丁以出征和行役，由此便造成了役夫和其妻子（思婦）的哀怨。

在西周初期，曾經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內亂，即“三監之亂”。其事件的原因在於周武王（姬發，？-約前1043年；前1046年至前1043年在位，一說前1049年至前1043年）分封了商紂王（帝辛，？—前1046年？；前1075年至前1046年在位）之子武庚於商舊地，而同時派遣其弟管叔（姬鮮，？—前1113年）、蔡叔（姬度，生卒年不詳）和霍叔（姬處，生卒年不詳）加以輔助、監視武庚，是為三監。但武王死後，管叔、蔡叔因不滿周公(姬旦，生卒年不詳)攝政，從而聯合武庚與徐、奄等東夷部落，以發動叛亂。周公便親自領軍東征，歷時三年平定其內亂：“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²³。《史記》亦有記載相關史實：

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²⁴

而〈豳風‧東山〉、〈豳風‧破斧〉便可能由此戰後久役終歸的將士所作，而記錄了當時士兵的心境。

〈豳風‧東山〉是一位久歷戰爭的士卒在歸途時的自白，表露出對故鄉和妻子的擔憂和思念：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於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耀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於垤，婦嘆於室。灑掃穹窒，我徵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於今三年。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於飛，熠耀其羽。之子於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²⁵

可見，詩人反覆回顧了東征之哀，以朦朧細雨來襯托悲涼之悠長，以及軍旅生活之漫長，異常感傷。在第一章，詩人直言因懷緬在西方的家鄉而感到悲痛，並透過野蠶在原野的悠然自在，反襯出自己在野外留宿、久不歸家的淒涼。第二、三章則是想像到在東征的三年間，家園荒廢以及妻子思念自己而打掃歡迎他歸來的場景，可見其對於故土和妻子的思念。在第四章中，其再次回想到和妻子的新婚場景，期待與她團聚。

而〈豳風‧破斧〉亦記錄了士兵征戰的勞苦，詩人以損壞的斧頭和器具作興：“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一方面這本為伐木析薪之民用器具，從而突顯出其本為人民的身份；另一方面，通過作戰武器的破損，側面烘托出戰爭的激烈，以及戰士長期作戰的艱辛，故裴普賢便指出“每章首二句已經道出征戰之久，金屬的兵器和用具都已殘破不全，何況肉體之軀的戰士？其從軍之苦，不言而喻”²⁶，同時其在慶幸自己得以保存時，亦可憐在戰爭中陣亡的同伴：“哀我人斯，亦孔之將”²⁷。

總括而言，上述兩詩的情感基調是既喜且悲，生動地刻劃出一位將士於戰爭完結後，表達出對於戰爭殘酷漫長的感慨，也抒發其因征戰而生的痛苦。

若說這是基於西周初期，故此詩中尚有表現出“哀而不怨”之感，僅表達對於征戰之哀思，只表現出戰爭為自己帶來的痛苦，那麼隨著西周中後期，國力日衰，與外族戰爭日益頻繁，如宣王(姬靜，？-前782年；前828年-前782年在位)多次討伐玁狁(如〈小雅‧出車〉“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小雅‧六月〉“薄伐玁狁，至於大原”)以及南征荊蠻（〈小雅‧采芑〉“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²⁸，便會產生日趨哀怨的心情。

在這些戰爭中，既有統治者的好大喜功、擅開邊釁，如據《國語‧周語上》所記，周穆王(姬滿，？-約前922年；前976年-前922年在位，一說前1001年-前947年)不顧大臣勸諫，堅持討伐犬戎，而最終徒勞無功²⁹，其中亦有保衛邊疆之用，如發動戰爭以應對外族“侵盜暴虐中國”之外患。但毫無疑問，戰爭的頻繁會令朝廷需要更多的人民參與兵役和徭役以加強軍備的力量，從而令人民行役的頻率和時間急速上升，學者鐘鳴更指出西周末年的兵役佔據了人民全年四分之一的時間，而隨後的春秋時代更是兼併日盛，而使行役時間日漸增加，甚至是無限期之駐守³⁰，可見戰爭之擾民以及行役的痛苦，使百姓感到煩憂和不滿，而其成因在於怨憤無限期的行役時間，從而令自己和宗親、家人的長期分離；以及因為參軍服役而無法耕種，從而令家庭失去勞動力，生活無以為繼。

《唐風‧鴇羽》便記敘了一位在遠方服役的戍卒之哀嘆：

肅肅鴇羽，集於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肅肅鴇翼，集於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肅肅鴇行，集於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樑。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³¹

在這首詩中，可見詩人對於服役的悲鳴。在這三章之中，詩人直接指出了“王事靡盬”，即直接說出征役之無了期，從而令自己無法栽種糧食，難以供養父母的怨聲，可見其對於遠方父母的關懷，並且在每章詩末皆向天呼告，提出何時才有安居之所，何時方可終結現時的痛苦，回到正常。《毛詩序》便指出了該詩的創作目的為“君子下從征役，不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³²。由此可見，役卒在家與國之間的掙扎，一方面其需要擔當“役夫”此一在社會上的角色，而另一方面亦需要供養父母，在兩者間不能取得平衡，從而造成了他的哀怨情緒。

而在《魏風‧陟岵》亦展現出對於父母兄長的深刻掛念：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³³

程俊英便指出“詩人在役地思家，但他不直說自己的望鄉之情，卻想像著父母兄弟在家中想念他的情景”³⁴。的確，詩人在行役途中登高思親，並設想父母兄長對自己的鼓勵，即希望日夜勞累的自己可以保重身體，不要倒於行役的路上。如此一來，既展現出詩人在絕望中對於父母兄長等宗親的牽掛，同時借設想的勉勵，給予自己堅持的動力。

另外，在《邶風‧擊鼓》中，便描述了一位在外駐紮的戍卒嗟怨行役而心念妻子的心路歷程：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於以求之？於林之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於嗟闊兮，不我活兮。於嗟洵兮，不我信兮。³⁵

余冠英指出這首詩可能的時代背景，為《左傳》於魯宣公十二年(前597年)的宋伐陳之戰，而在下年，晉國不滿意衛國援助陳，遂出兵討伐他而令他屈服，從而造成了當時留守在陳宋的衛國士兵的處境狼狽，如詩中便有“爰喪其馬”之語³⁶。實際上，詩人對於前景尤為未知，甚至有戰死的憂慮：“於林之下”，並且回憶起和妻子生死與共的承諾而如今卻無法實現的哀痛。

實際上，《詩經》不少篇章亦反映出行役之哀怨，《小雅‧何草不黃》便是一例。朱熹《詩集傳》指出了其創作目的：“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的確，此詩怨訴了“哀我征夫，朝夕不暇。”的艱苦行役，透過草的枯萎來比喻役夫的憔悴，並用自己和野獸共處曠野，以反襯役夫的“人如同獸”的卑下，批評統治者並不將役夫群體看作為人：“哀我征夫，獨為匪民”³⁷。

以上可見，底層人民在行役時所受到的身心傷害，他們需要勞苦地工作，同時亦擔憂朝不保夕、危在旦夕的生命，而在肉體上的痛苦外，他們亦需要承受精神上的痛苦，亦是無法和家庭共聚天倫，從而便會產生無盡的牽掛和痛苦。另外，除了作為當事人的役夫外，其妻子也是戰爭和徭役中的受害者。她們和丈夫分離，被迫忍受孤獨，更需要憂心生活。

《衛風‧伯兮》便刻劃了一位丈夫在外征戰的深情思婦之心境：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³⁸

在第一章，詩人說出了她丈夫持殳爭先的偉岸不凡，言及其出征的事實，反映出詩人對於丈夫的繾綣和景仰。在第二章中，自述自從丈夫東征後，自己頭髮淩亂而無心梳洗的情況，反映出“女為悅己者容”的深情。在第三章中，朱熹《詩集傳》指出“冀其將雨而杲然日出，以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³⁹，可見此詩透過天象的出現與否，來表現思婦希望丈夫歸來而終不如願的失望。在第四章中，更是完全反映出思婦的一往情深，為思念丈夫，而甘願忍受心痛的摧殘，進一步彰顯了其對於伴侶的忠貞。可見，詩中妻子雖然自豪於丈夫在軍中的傑出地位，但是仍然會因為征役所導致的夫妻別離而感到悲痛欲絕。

另外，面對丈夫外出行役後，家庭主要支柱便會失去，故此妻子亦會擔當起“丈夫”所代表的生產者角色，如《召南‧汝墳》。

在詩的首兩章中，皆刻劃了其斬樹枝的行為描寫：“遵彼汝墳，伐其條枚”、“遵彼汝墳，伐其條肄”，而這種行為或可理解為在丈夫這一主要勞動力外出服役後，妻子承擔了其斬柴的工作。由此可見，周代的服役制度會導致家中的勞動力遠離，而令該家庭的生活無以為繼。同時，妻子亦表露出對於不能和丈夫團聚的飢渴空虛：“未見君子，惄如調饑”，程俊英便認為此句暗示了男女性愛未能得到滿足，而其後亦設想和丈夫見面的愉快：“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而在第三章則是向丈夫規勸毋再服役以遠離家庭，指出雖則王政暴虐，徭役不斷，但更應付起供養父母的責任⁴⁰，或暗示役夫離去後家庭之難以生存，故自然需要丈夫的回歸。由此可見，此詩的思婦表現出對於丈夫的思念，並且希望丈夫可以留在家中的真摯，亦可以看到一部份周代人的價值觀，是將父母的地位放於王室之上。

《邶風‧雄雉》亦展現了思婦想念在外服役丈夫的情況：

雄雉於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於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雲遠，曷雲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⁴¹

可見，首二章以雄雉起興，以此反映出女子對丈夫思念而不得見的痛苦，並直言自己對丈夫的殷切懷念，但卻音訊隔絕之悲傷。而第三章，則以日月之不息交替以喻丈夫服役時間之悠長，其抒發路遠而丈夫難歸的哀鳴。但於第四章，則體現出憂慮丈夫的德行，擔憂丈夫在外服役時不可保持優秀的德行，故勸說其為善，不要傷害他人及追求名利。由此可見思婦對於丈夫之關心。

在此詩中，《鄭箋》便指出“國人久處軍役之事，故男多曠女多怨也。男曠而苦其事，女怨而望其君子”⁴²，從宏觀角度分析了周代的服役制度對男女夫妻的負面作用。

綜上所述，可以反映出當時戰爭的兵役帶給底層人民的痛苦，他們需要忍受和家人的長期相隔兩地，杳無音訊，亦要忍受沉重的戰爭，以及生死未知的前途，並且無法耕種，以供養父母，也會使其妻子心生閨怨，思夫成疾。

二、生活之怨恨

上述部份指出了周代人民在服役遠征時的愁苦，而人民亦多以勞動，尤以耕種為生，但他們的農作物卻需要上交統治者，而大多是一種嚴苛且過度的不合理索取，並需要服勞動性質的徭役，故此便引來了他們的嗟怨及控訴，從中亦可以看到人民在當時的困苦，以及對於統治者的抨擊。

而其中尤以《魏風》中記錄的怨恨之篇甚多，朱熹《詩集傳》曾指出“﹝魏地﹞其地陋隘，而民貧俗儉”⁴³，所以貧困尤甚的人民便會創作一些揭露、抒發自己因統治者的剝削而受痛苦的詩作。

《魏風‧碩鼠》便是其中一例：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⁴⁴

詩中以盜取田產的大老鼠比作貪得無厭的統治者，藉以控訴他們不願照顧、慰勞百姓，反而多年間肆意掠奪小民的勞動收成，並且幻想尋找一處無憂無慮的樂土，但最終亦對樂土是否存在而感到惘然哀號。而桓寬《鹽鐵論》亦具體分析了這詩情感內涵，正是基於當時實行的履畝稅制，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並指出由於周代末期統治者的貪婪苛索，所以導致了人民的困頓，故正是因為君主不施德於民，而人民自然怨恨這些統治者：

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眾，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上公，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⁴⁵

而〈魏風‧伐檀〉的黎庶亦有相同的怨懟：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幹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置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置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⁴⁶

在詩首，詩人便透過描寫其於河邊砍伐樹木，以供作車的勞苦。嚴耕便指出了“伐檀則供勞賤之役，河幹則在寂寞之濱”⁴⁷，實際上亦指出了人民在勞役時的艱辛孤獨，而之後他更直接透過兩個詰問，諷刺統治者不事生產而坐享剝削所得的醜陋，最後更批評他們不勞而獲，無功而得祿。故裴普賢亦指出了這首詩包含了“ 對於不勞而獲，不勤而食者的攻擊，也是東周世衰，農民覺醒，封建制度將崩潰的時代反映”⁴⁸。的確，詩篇確實反映出當時底層人士不堪忍受統治者的剝削，從而對他們展開辛辣的諷刺和批評。

而《齊風‧東方未明》亦反映出勞苦的人民早晚都不得休息的痛苦：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⁴⁹

在詩中，可見人民在天未破曉時，便被公室所召喚，故在睡眼惺忪時，匆忙間把衣裳顛倒著穿上的狼狽情貌，反映出人民為了應付徭役之勞作，而不能有正常作息的生活⁵⁰；並且更需要面對監工者的瞪目而視（周代有“田畯”，或是指此詩“狂夫”的身份），令人民早晚都不可以休息。

而在當時的社會中，存在了底層人民針對統治者的普遍怨恨，而除了被逼繳糧食和艱難服徭役的勞動者外，亦有貴族的奴婢表示對於其主人的不滿，即《魏風‧葛屨》。

詩中首章透過夏鞋而今履冬之霜，以此指出詩人待遇的艱辛，以及描述出其用細長的雙手來縫製上衣下裳，並供給貴婦這一“好人”使用：“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牛運震（1706年-1758年）便指出：“兩‘可以’字多少委曲不清。‘好人’二字不欲明斥之，而故謬稱之也。只就縫裳詳寫一番，怨刺之旨宛然”⁵¹，點明了詩人的幽怨情結。而在次章，則是運用了對比手法，透過姿態的美好來諷刺“好人”  的醜惡性情，指出了貴婦人表面安舒恭敬、雍容華貴（佩戴象揥可見其為貴族女子），實際上卻是內心狹隘，並直接言明詩歌的主旨為諷刺控訴：“好人提提，宛然左闢，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⁵²。由此可見，當時的奴婢忍受著艱巨的生活，而必須為貴族所服務的怨恨。

綜上所述，可見在人民的生活中，他們忍受了統治階層的過度剝削，勞苦萬分的徭役勞動，甚至失去正常的作息，只為向貴族提供糧食、服飾，生活異常貧苦。故此，廣大的民眾便會因此生怨，將矛頭指向了養尊處優、不事生產的貴族統治階級上，展現出他們的怨恨和對於始作俑者的控訴、批評。

第二節：貴族官吏的哀怨困局

除了飽受困苦的底層人民外，實際上貴族官員亦會因為日漸喪亂的國事而感到擔憂和哀怨；而因為日漸敗壞的周代封建制度，亦會有不少的貴族出現階級下流的情況，成為貧民，以及因為社會的喪亂而承受許多的痛楚，故此便會抒發對自己人生的無奈哀怨。劉熙載《藝概》便指出了“《大雅》之變，具憂世之懷；《小雅》之變，多憂生之意”⁵³，便精準地描寫了以官吏貴族階層為主要創作群體的“二雅”  所寄存的兩種哀怨類型，但是《國風》實際上亦有上述的內容之記載。故此，本文亦會以《詩經》的作品，來分析貴族官員所經歷的哀怨困局。

一、憂生之念

在西周中後期王室衰敗，社會動盪的環境下，貴族官員亦受到時代環境的衝擊，從而出現個人處境的窮盡，哀嘆自己的生命，抒發對於個人命運的哀怨。胡念貽便指出產生在上流社會的一些怨刺詩，是抒寫作者自己的怨憤；抒情的成份更為濃厚。這些詩人往往是遭遇不平，發憤作詩，而這發憤怨悱，和當時的社會現實是緊密相關的⁵⁴。而在《詩經》中，貴族官僚大致會有四種對於個人命運的哀怨，分別為處境由盛及衰的落泊貴族、奔波勞碌的官吏、含冤受屈的官員，以及感時傷亂的士人，以下將加以說明其命途多舛的哀怨困局。

(一)、處境由盛及衰的落泊貴族

郭沫若便曾經指出“ ‘變風’、‘變雅’裏面詠到貴族破產的地方，觸目皆是”⁵⁵。基於西周中後期封建制度的逐漸崩壞，戰爭天災接踵而至，為貴族生產的人民或不堪征役之頻繁而相繼逃亡，維持貴族生活的土地制度亦難以為繼，因此便會有許多的貴族出現階級下降的情況，由之前的錦衣華食，一朝淪落到流落於他方、無法保障溫飽的貧民，而《詩經》的一些篇章正反映出這些由盛轉衰的落泊貴族之心聲，如《魏風‧園有桃》：

園有桃，其實之餚。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⁵⁶

程俊英便指出了“這是一首沒落貴族憂貧畏譏的詩”  ，記錄了“士”困頓而傷悲的內心世界，首先他因為飢餓而摘取園中的桃棗為食，反映出其困頓的狀態，繼而以怨謠的形式，以抒發自己內心的憂愁，以及諷刺時政，反而被他人譏諷其驕傲反常⁵⁷，故此這種對於生活的困頓，以及旁人對自己的無法理解，便令其感到無人理解的孤獨哀愁。

而《秦風·權輿》亦展露出沒落貴族對於今非昔比生活的慨嘆：“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於嗟乎，不承權輿！”⁵⁸，作者回想起昔日高大的房子和豐盛的菜餚，以此反襯出目前食不果腹的悽慘生活，表現出對於昔日生活的追憶，以及哀嘆起初美好生活的無以為繼。

由此可見，貴族會因為社會的動盪或權力鬥爭，從而失去往日的身份和地位，變得清貧，故此便會感到憂愁，並會心生對於統治者的不滿，以及今非昔比的哀歎。

(二)、奔波勞碌的官吏

《詩經》亦有記錄了官吏階層的哀怨，他們往往會承受許多的工作壓力，而相比起平民階層，他們亦會更為瞭解社會的運作，以及對於統治者的醜態有更為詳細的描寫和批評。

在《小雅‧北山》中，便透過上位者的養尊處優和身為小官吏的自己終年奔波，藉以反映出當時小官員的怨刺：

陟彼北山，言採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於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⁵⁹

在首章中，詩人表示了自己需要晝夜不息地處理無休止的王室政務，使其無法長伴、供養父母的憂慮。而在第二、三章指出了“大夫不均”的諷刺，指出了朝中大夫分配工作的不公平，從而導致了自己需要承擔“經營四方”的繁多工作。而在第三至五章，更是透過小官吏和大夫貴族作對比，指出了自己盡忠為國的忙碌辛勤，諷刺了大夫的慵懶玩樂和怠政，並且不公平地分配各小官員的事務。

另外，《召南‧小星》亦記載了一位小官吏在大清早便匆忙前往處理公事的經歷，並抒發了對命運不公的嘆息，認為自己的命數不同於權貴，故此才會遭受這樣的困擾：“寔命不猶”。

由此可見，《詩經》中的小官吏在社會中亦會有極為艱辛的工作，從而造就了他們如同第一章的底層行役者般的哀怨，即產生對於勞苦生活的哀愁。

(三)、含冤受屈的官員

在西周中後期，朝廷吏治敗壞，社會黑暗，小人當道，常以流言蜚語詆毀正直奉公的官員，而昏庸的君主多聽信其巧言令色，從而使忠賢之臣含冤受屈，無辜受害，故此他們便會以詩歌來抒發這種鬱悶悲憤的心情。而《詩經》亦有這方面的體現，如《小雅‧巷伯》便是一位官員孟子批判了譖人的卑劣，藉此抒發自己因讒言而被冤罰的滿腔怒憤，故《毛詩序》便言“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⁶⁰：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楊園之道，猗於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⁶¹

在第一、二章，詩人便透過比喻來諷刺進讒言的小人對自己的羅織罪名，以及他們的可惡。而在三、四章，便形容了譖人散播讒言的情況，並且批評他們的劣跡惡行必然會被他人所發現。而在第五章指出了小人得志而被讒言中傷的詩人憂愁的對比，藉以抒發善惡顛倒的荒誕景象，並且向君主提出需要察看小人而憐憫自己的哀號，也在第六章中詛咒了小人連野獸也不願意吃他，不毛之地也不願意收留他，其所犯下的惡劣罪行將會被昊天所懲處(《鄭箋》言“付與昊天，制其罪也”⁶²)，可見他對於小人的怨憤。在終章更指出了自己創作這首歌的目的在於令執政者予以警惕小人的醜惡和聆聽自身的冤屈。

可見，這首詩歌便記錄了官員因讒言而獲罪的強烈怨恨。

(四)、感時傷亂的士人

而在貴族階級之中，許多的有識之士均會發現社會逐漸崩壞，亂事將至的局面，所以他們便會心生許多的煩憂。胡念貽亦指出在上層社會的詩中有寫“憂時傷亂、悲愁感嘆”  的內容，而《小雅·沔水》正是一例⁶³。

《小雅·沔水》便描寫了詩人對於社稷將崩、流言當道的環境而感到憂慮的心態：

沔彼流水，朝宗於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跡，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⁶⁴

在每一節的首四句皆以沔水流動和飛隼作比興，藉以反映出詩人因為憂慮即將到來的禍患而感到坐立不安的哀愁，以及不如飛隼般自由的處境。而他亦嗟歎同姓兄弟和異姓的國人朋友，因為統治者不願意終止動亂，而即將走向前途未知的動盪未來，並且聯想到喪亂將至，故此亦會擔憂父母將來的命運；而第二章則是哀嘆統治者不遵法度，從而使自己坐立不安，憂心忡忡而不能終止。而在第三章，詩人指出了民間的流言四起而無人終止的亂象：“讒言其興”，以此忠告朋友需要警惕流言。可見，這首詩反映出詩人憂慮時局的一面，並且展現出詩人對於朋友、父母兄弟的深切關懷，正正反映出周代社會重視家庭的倫理關係。

綜上所述，《詩經》反映出不少貴族官吏在衰敗社會中的哀怨，他們或因為待遇由盛轉衰，或因為奔波勞碌的工作，或因為忠而被謗的冤屈，或因為感時傷亂的憂慮感，從而感到無盡的哀慟，這些都是因為他們哀嘆自身的際遇而產生的，從而有些貴族或會由己及人，因應自身的處境，以及對於整體社會的觀察，從而發現到當時周代禮崩樂壞、民不聊生的惡劣狀況，從而發出對於世途的慨嘆。

二、憂世之念

在《詩經》中出現了一些貴族感時傷亂，憂慮世道之詩，一方面感傷於自身在社會喪亂下際遇的坎坷，但一方面亦會對於當時的社會現實有著清晰的瞭解，並對於其中的社會現象作出批判，如《小雅‧正月》便是一例。

這首詩一般被認為是創作於周幽王(姬宮涅，前796年？-前771年；前781年-前771年在位)時期，當時的政治黑暗，社會混亂，故此作為官員的詩人便創作了這一首詩歌，一方面慨嘆自己的焦慮沉鬱，慨嘆自己生不逢時，被君主投閒置散的仕途失意，另一方面作者對於當時的社會黑暗亦有具體的見解，揭示出當時世途的險惡和人民的水深火熱。

在第一章，詩人便記敘當時不合理的天文現象，導致民間的流言四起，從而使他感到憂愁難消。而在第二章中，則慨嘆了自己生不逢時，並抒發了被小人凌辱的冤屈：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癢。(第一章)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第二章)⁶⁵

在第三章，詩人憐憫人民無辜而被編為臣僕的悲慘遭遇，感嘆自己和黎民百姓的不幸。而第四章，則是怨天之昏庸殘酷，而令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在第六章中，詩人批評了當時的執政者的品行如蛇般狠毒。在第七、八章中，則是指出自己被投閑置散的無可奈何，並且道出了如今朝政的暴虐，令自己心亂如麻，並且預言了周朝會被幽王的寵妃褒姒滅亡，可見詩人對於國家前途的絕望黯然：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並其臣僕。哀我人斯，於何從祿？瞻烏爰止？於誰之屋？(第三章)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雲憎？(第四章)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第六章)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杌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讎，亦不我力。(第七章)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第八章)⁶⁶

在隨後的第十一章，再次指出朝廷的殘暴，以沼魚雖然藏於深處，仍不能免禍，表示了對於個人命運的擔憂。至於第十二章則指出了小人聯群結黨、養尊處優，對比自己的孤身一人、愁腸難斷；在十三章描寫了權貴富人的喜悅和優厚享受，以襯托人民的不幸，諷刺了當時貧富懸殊的悽慘社會：

魚在於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第十一章)

彼有旨酒，又有嘉餚。洽比其鄰，婚姻孔雲。念我獨兮，憂心殷殷。

(第十二章)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第十三章)⁶⁷

由此可見，這首詩，夾雜了憂國憂民的情感，既因為擔憂周朝的國運，同時批評了朝政的暴虐、權貴的狠毒和不顧民間疾苦的醜惡，也觀察到民不聊生的社會狀況，指出了當時周朝的危機；同時也有對於個人際遇和命運的自傷自憐，由此可見，其正結合了歎己、歎世之複雜思緒。

另一方面，貴族階層亦會有一種憂患意識，他們會基於敬德保民、維持社會運行的理想，以及對黑暗現實的洞察，從而發出哀怨之聲，期望透過規勸的方式來告誡統治者，如《大雅•抑》。

《大雅‧抑》便是一位老臣勸諫年少荒唐的周王要守禮修德，慎言慎行，保持君主的威儀：“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⁶⁸，其於第三章覺察了君主的諸多弊病，清楚指出了對當時政治混亂、君主無德而耽於吃酒玩樂，不願繼承統治者的責任，即不廣求先王治國之道，自然不可以建立明確的法度，可見其憂國的忠誠：

其在於今，興迷亂於政。顛覆厥德，荒湛於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第三章）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第十一章）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第十二章） ⁶⁹

在第十一章，詩人自述對於周王屢教不改之失望；在第十二章，勸誡周王採用先王的禮樂典章制度，以及採用自己的為君建議，同時指出目前國家將亡的嚴重後果，並勸告周王若不改邪辟之德性，將使人民遭受大禍。

可見，當時貴族官吏階層會有憂患意識，他們會基於“敬德保民”、維持社會運行的理想，以及對於黑暗現實的洞察，從而發出哀怨之聲，期望透過規勸的方式來告誡統治者。

綜上所述，貴族階層觀察到當時社會的崩壞黑暗，既悲歎於自身際遇之不幸，同時亦“感民生之多艱”，慨嘆社會的喪亂為人民所帶來的痛苦，以及用上述的社會實況來規勸當時的統治者，希望他們能夠奉行周代的德治，藉以維繫社會和政府的穩定。 而後文將會詳細描寫這種諷刺控訴的內容，以及說明上述貴族階層的詩作所蘊含的文化內涵。

《毛詩序》指出了《詩經》具備了諷刺和批判上層統治者的作用：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⁷⁰

可見，《詩經》的詩人會因為感受到當時刑法政治的嚴苛，從而批判上層統治者。而司馬遷《史記·周本紀》亦明確指出了詩歌諷刺的目的，是為控訴日益敗壞的政治現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⁷¹。

而《詩經》中“刺”的詩歌，主要出現於西周中後期，這亦是“變風變雅”  的時期，當時政治黑暗，統治者腐敗，小人當道，天災戰禍不斷，使有識之士和人民感到極大的困厄，從而便會針對上層統治者的醜態作出批評。《詩經》的一些怨刺詩作，亦會強調其創作目的為譏刺、控訴上位者的不當行徑，或向君王進諫以欲糾正其弊端：

維是偏心，是以為刺。(《魏風‧葛屨》)

夫也不良，歌以訊之。(《陳風‧墓門》)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小雅‧節南山》)

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大雅‧民勞》)⁷²

故此，本文將會加以歸類分析《詩經》有關對於統治者的政治諷刺內容。

第一節：統治者之無道

在《詩經》中，基於當時環境的喪亂，故此不少貴族階級均會覺察，並憤恨於統治者的劣跡，同時亦會基於諷喻的進諫目的，作詩以控訴君主的醜惡無道，而在西周中後期的君主中，尤以厲王(姬胡，前890年-前828年；約前877年-前841年在位)、幽王最為昏庸，故此不少怨刺詩歌亦會被認為是諷刺他們的醜態：

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眾國紛然，刺怨相尋。 (鄭玄《詩譜序》) ⁷³

可見，西周中後期的君主不能保持良好的品格，並且荒淫無道、昏庸殘暴，他們任用小人，荼毒百姓，使社會陷入黑暗的環境中，故此有一些有識之士便會作詩勸諫、諷刺君王，指出君主的過失，如《大雅‧桑柔》便反映出周厲王的殘暴無道以及任用小人，以至於百姓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促使他們作出叛亂的行為：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第二章)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第十一回)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復俾我悖。(第十三回)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第十五章)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第十六章)⁷⁴

王符（約85年-約163年）《潛夫論‧遏利篇》指出“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遂，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王又不悟，故遂流王於彘。”。⁷⁵的確，詩中的“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或指出了厲王因為國人暴動而逃出宗周一事。在第二章中，指出了詩人對於國家的不安。而在第十一章中，則是直接指出君主殘忍而反覆無常，並荼毒剝削百姓，以引起了他們的作亂；在十三章，也指出了厲王只任用和聽從阿諛奉承的貪婪小人，又不願意聽從忠臣的諫言，並且在十五、十六章之中，再次指出君主不施行利民的措施，反而殘暴壓迫人民，導致了百姓反抗，紛紛做盜賊謀反。

總括而言，這篇詩作指出了當時君王的殘暴而不以仁義牧民，任用貪婪的小人而不採納忠臣的良言，最終導致了百姓的反抗。實際上，這亦切合了當時的歷史。《史記•周本紀》便指出當時厲王任用小人：“好利，近榮夷公”，並使用了高壓殘暴的統治：“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⁷⁶，更設立特務以監視人民，最終導致了人民的反抗，而令厲王吞下了出逃的惡果。

同時，《詩經》的詩人也會批判君王縱容女子干政，如《大雅‧瞻卬》一詩，方玉潤（1811年-1883年）便指出“此刺幽王嬖褒姒以致亂之詩”⁷⁷：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第一章)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第二章)

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第三章)⁷⁸

在首章，詩人指出了國家的亂象，更以“蟊”這一害苗之蟲來比喻小人的無休止，並說明濫用刑罰為百姓帶來的巨大災害；在第二章，諷刺了君主佔據他人良田和強徵奴隸，兼以實行善惡不分的刑罰：“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由此可見，作者諷刺了周幽王的昏庸和貪婪。而在第二、三、四章，皆提及了女子干政的禍害：“哲婦傾城”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說明女子搬弄是非，誣告他人的禍害，並且指出了周幽王過度寵信女子的毛病。而在第六章，詩人質問蒼天，自憐身世，感嘆良才喪盡，國運艱難的感慨：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第六章)⁷⁹

實際上，在周代中後期已出現了上文所提及的司法不公的狀況。《牧簋銘文》便記載了周王對於當時吏治黑暗虐民的見解，指出了許多的官員不遵照先王的典範，在法律中偏袒一方，侵害底層人民的利益：

王呼內史吳冊命牧，王若曰：“牧，昔先王既命汝作司士，今餘唯或改，命汝辟百寮。有炯事包廼多亂，不用先王作型，亦多虐庶民，厥訊庶右鄰，不型不中。廼侯之籍怨，今司服厥罪厥辜。”  ⁸⁰

由此可見，西周中後期的社會君主昏庸殘暴，寵信妖言惑眾的小人和女子，不顧民生的疾苦，從而令社稷走向衰敗的命運。

第二節：殘暴無能、惰政的貴族官僚

另外，《詩經》亦批評了官員群體的殘暴無能和惰政。其中的不少詩篇存在著對於官員的諷刺，批評他們的殘暴不仁。而《小雅‧節南山》就批評了當時的執政者尹氏的昏庸，兼以諷刺了周王的用人不明：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第一章)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慘莫懲嗟。(第二章)⁸¹

在第一章，輔廣便提出了見解：

以南山積石之高峻，興師尹位望之尊崇。以見望既重，則責亦深，固不可以冒處而竊據也。憂心如惔，憂之甚也；不敢戲談，畏其威也……小人而居高位，縱欲戕理以致禍亂，其終未有不厲威肆虐，以箝人之口者。然國既終將斬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⁸²

可見，詩人指出了太師尹氏居高位而不能察覺當時的政治敗壞，國運即將斷絕的無能。而第二節亦指出了他處事不公的弊端，並直指他不會就國家喪亂和怨聲載道的批評而作出反思。而在第四章，亦指出了其惰政而不親自處理政務的毛病，所以得不到人民的信賴，並且建議其不應重用小人和任人唯親：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第四章)⁸³

由此可見，此詩諷刺了當時高官的諸多弊病，權貴為政不平，任用小人親信，以及對於即將到來的禍患視若無睹的無能昏庸，並且指出了尹氏面對詩人的諷喻時，不檢討自己的錯誤，反而怪責正直的詩人，呈現了小人“諉過他人”之情貌：“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同樣，詩人亦透過上述重臣的醜惡，諷刺了君主的用人不明，以及小人登高位的昏庸，故朱熹《詩集傳》又言“刺王用尹氏以致亂”⁸⁴，亦言之成理。

另外，在《小雅‧十月之交》亦批評控訴了當時周幽王一朝的吏治腐敗，著重刻劃陽父的暴虐統治，以及在國家危難時的狡猾不忠：

日月告兇，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於何不臧。(第二章)

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塚崒崩。高岸爲穀，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第三章)⁸⁵

在第二、三章，詩人均以異象災害以影射國家的危機。在第二章中，透過日蝕月蝕的天文異象來訴說當時的政治黑暗，天下諸侯國沒有善政，亦不重用賢良之士，反映出當時的吏治敗壞，大廈將傾的感慨；在第三章，透過當時的大地震這一自然災害，來指出當時的人民不得安寧和政令的敗壞，以及指出當權者在地震這一上天警示後，仍不知悔改，不願改變惡政，側面反映出當時官員的黑暗腐敗。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醘妻煽方處。(第四章)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第五章)

皇父孔聖，作都於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第六章)⁸⁶

其後，其由政治的整體描寫轉為描寫實際的官員，在第四章指出了當時以皇父為首的高官朋黨和寵妃沆瀣一氣的描寫；繼而詩人於第五章記述了皇父對自己的迫害，強行在農時派詩人服勞役，導致其田地荒廢，並且強行拆毀他的家園，且虛偽地指出這是基於“禮”的要求，可見皇父之虛偽殘暴。在第六章，也點出了皇父在國家即將喪敗之際，帶著不盡其數的財產、朝中高官，遷移他地以逃避災禍，甚至不留老臣守衛君王，在社會喪亂下毫無擔當、不忠於君。

同時，除了安坐的高官外，一些在外征戰的將軍，亦不盡己任，敷衍了事，呈現出“文恬武戲”的惰政。如《春秋左傳‧魯閔公二年》便記載了高克率領士兵，長期駐邊，使軍隊潰敗而歸一事。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⁸⁷

上述可見，這一歷史事件促使鄭人作《鄭風‧清人》一詩，以諷刺高克和軍隊在前線的無所事事，因為高克以及其所率領的士兵均屬於清邑，故此詩題為“ 清人”。

而《毛詩序》則指出此詩諷刺的對象不同：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於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⁸⁸

可見，《毛詩序》認為此詩是批評鄭文公(姬踕，？—前628年；前672年-前628年在位)因私怨而損害國家軍隊，即其因為厭惡高克而刻意令其長期駐守，藉以成功排擠高克，卻損害了國家重要的軍隊資源。但是就全詩脈落而言，本詩應是著重諷刺高克以及其軍隊的遊手好閑。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⁸⁹

在每章的首三句均描繪了軍隊的裝備之精美、戰馬之威武強壯，以此反襯末句士兵的翱翔玩樂，以及在第三章中，主帥高克更是“左旋右抽”，作轉身抽刀狀，諷刺他的敷衍無為，而並非是履行軍隊主帥對抗敵人的本職。

由此看來，在西周中後期，高級官員大多結黨營私，以謀取私利，或不理朝政，或殘暴害民，或對國家危局致之不理，或不盡心完成本職，完全反映出當時朝廷的黑暗殘酷和腐敗惰政。

《詩經》是中國上古文化的詩的總結和藝術的昇華，它孕育於中華民族豐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極為豐厚的文化內容⁹⁰。故此，《詩經》的詩篇在表達哀怨、諷刺時，亦會反映出他們的文化內涵，正是這部份內容既造成了詩人群體創作出這部份思想內容的作品；同時亦體現出這一文化內涵，是詩人哀怨、諷刺的原因。以下本文將會以此說明《詩經》哀怨、諷刺的文化內涵以及其成因。

第一節：周代“詩言志”  的文化精神以及采詩、獻詩制度

古代《詩經》“詩言志”的傳統造成了他們會以詩歌展露自身的哀怨，《毛詩序》便指出了這一詩歌理念的具體內容：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⁹¹

上文指出了詩歌創作者會因內心情感的觸動而自然地用語言、嗟歎、長歌、舞蹈動作以及聲音這些外部形式加以表達，而其中的言語抒懷，便形成了詩歌的創作。孔穎達（574年-648年）《毛詩正義》亦加以說明，進一步指出了怨刺詩的創作原則：

詩者，人志意之所之適也。雖有所適，猶未發口，蘊藏在心，謂之為志；發見於言，乃名為詩。言作詩者，所以舒心志憤懣，而卒成於歌詠，故《虞書》謂之“詩言志”也。包管萬慮，其名曰心；感物而動，乃呼為志。志之所適，外物感焉，言悅豫之志則和樂興而頌聲作，憂愁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藝文志》雲“哀樂之情感，歌詠之聲發”，此之謂也。正經與變，同名曰“詩”，以其俱是志之所之故也。⁹²

可見，人的內心會因為外物所感而產生哀樂之情緒，從而透過詩歌的形式來抒發內心的情志，而其中的“怨刺”內容，正是基於憂愁哀傷的情感基調，而其中最能影響時人內心的，必然是當時社會和政治的狀況。夏傅才便指出“詩言志， 就是抒發在社會生活中的感受，從而也必然干預政治和反映生活”⁹³。的確，《詩經》許多詩篇的哀怨情感，是源自於當時的社會環境對他們造成的嚴重負面影響。而《毛詩序》則進一步指出正因為詩歌代表了詩人內心的想法，故此便會伴隨著當時的社會環境而出現不同的詩歌風格：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⁹⁴

縱觀而言，這種論述其實不甚準確，因為盛世也免不了會出現個人的哀愁，但是“怨以怒，其政乖”、“哀以思，其民困”卻準確地描述出《詩經》哀怨和諷刺內容的思想情緒，即是他們是基於政令之反常、人民之困窘，從而或悲憤或哀愁的心情來創作詩歌。

在“第一章第一節”中，指出了底層人民在社會上受到許多的困苦和摧殘，從而陷入社會給予他們的困局之中，因此出現憂傷和哀怨的情緒，並以詩歌的方法表現這種負面的情感。

在戰爭行役上，許多的人民會受到統治者的徵發，從而通往未知的遠方，如此一來便會催生出哀愁的情緒。

而在“第一章第一節”的詩歌中，亦反映了將士和役夫在無盡征途的痛苦，例如《小雅‧何草不黃》的役夫，因行役而在野獸環伺的原野上行走，從中發出了震耳欲聾的哀歌：“哀我征夫，獨為匪民”，認為自己不被人當作“民”來對待，實際上亦暗示出他對於徵發自己行役的統治者之不滿，而《邶風‧式微》更是直接埋怨統治者，將自己拖進勞役的惡劣環境，使之無法歸家的批判：“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程俊英便指出“這是人民苦於勞役，對君主發出的怨詞”⁹⁵，此言確之。

另一方面，底層人民亦會抒發在日常社會生活所受到的痛苦和諷刺統治者的醜惡，如《魏風‧伐檀》一篇便是基於詩人所受到的艱苦勞役，故此演變成對當時統治者的批評，控訴他們不事生產、無功而食的醜陋，實際上亦批評了他們對於勞動者的掠奪。而《魏風‧碩鼠》不僅激烈批評了統治者剝削自己這些勞動者的血汗收成，同時也表達出對於美好樂土的希冀，反映出他們認為當時的社會令他們痛苦萬分的想法。張慧也指出這體現了“人民對於一種美好生活的無限憧憬和嚮往，越是世事不順，越是戰亂動盪之時，人們對於安定生活的期望就越強烈”⁹⁶。

由此觀之，《詩經》展現出“詩言志”的功能，反映出底層人民因社會的生活而激發內心的負面情感，並充分反映出他們對於給予他們苦難的統治者之血淚控訴。

另一方面，這種情感亦出現於貴族官吏的詩歌之中，他們會表達和底層人民哀怨所相通的地方。他們在動盪的世途中遭遇不平的待遇，從而發憤作詩，《魏風‧園有桃》便指出將自己的憂傷“歌以言之”的抒發哀思：”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在上文中，便指出了貴族或因為田地制度的崩潰而成為貧民，故此他們便會抒發憶古怨今、生不逢時的強烈情感，《秦風‧權輿》便透過回憶美好的過去，藉以嗟怨今非昔比的無盡哀愁，指出過去的優渥享受，如今卻無法繼承的慨嘆情緒，而這種情緒在《詩經》也屬常見，在《王風‧兔爰》亦有這種情感的抒發：”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⁹⁷，感慨目前生活的困頓而心念脫逃現世，長睡不醒，以及因此懷緬過往時光。

其實這種思維是基於國境的每況愈下，至西周中後期開始，雖然有“宣王中興”的復甦期，但是國勢江河日下卻是毋庸置疑的，故此詩人便會追憶昔日的美好。如《大雅‧召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 (第五章節錄)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第七章)⁹⁸

可見，此詩指出國家現時財政不如往昔；而此地的弊病又遠比他地多，更在詩中讚美文王的用人能開疆拓土，以對比今天彊土之日益銳減，一方面其會有政治的目的，即希望讚美前人的功德，藉以勸喻統治者遠小人而親君子，以中止國勢之傾頹；而另一方面亦為一種宣洩情感的心理，視以往的好時光或歷史的賢人在位為理想的烏托邦，從而否定滿目瘡痍的現在。

同時，貴族官員亦會基於自身所受到的苦難，而感到不平哀愁，從而寫詩以告哀、洩憤。在《小雅‧巷伯》中，詩人便訴說了自己因讒獲罪的冤屈，慨嘆世間上賢奸顛倒的現象：“驕人好好，勞人草草”，並且詛咒那些讒人終會惡有惡報的憤恨：“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而《小雅‧北山》則是抒發自己“朝夕從事”  之勞苦，以及諷刺了大夫的無所事事而分配不公的弊病。《正月》更是指出了自己對於自身和國家命運的強烈哀傷。

所以，《毛詩正義》便有對於上述的文化精神作出準確的定義：

時當墋黷，亦怨刺形於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於律呂。故曰感天地，動鬼神，莫近於詩。此乃詩之為用，其利大矣。⁹⁹

其認為怨刺之情是源於境遇的困厄，因而便會以詩歌的方式加以疏導悲憤，並且令聽者對於詩歌內容有所警惕，即《小雅巷伯》所言之“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之目的，從而改正時弊。

而這正符合了《詩經》的收集目的，即透過採集民間的怨恨詩歌至朝廷，從而使君主可以體察民情和世艱；兼以公卿列士“獻詩”之管道，通過官員的規諫以令君主可以瞭解朝政之過失，從而使治理國家沒有差錯，並且亦強調了疏導民情的作用，即是令臣民透過詩歌可以疏導民情，從而減少人民的怨氣：

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班固《漢書‧食貨志》)¹⁰⁰

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國語‧周本紀》)¹⁰¹

故此，鄭玄《詩譜序》又言“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由此可見，諷刺、控訴統治者或朝中高官，是基於匡正時弊的重要目的。故此，便會造成了《詩經》擁有許多反映民間疾苦，以及諷刺朝廷過失的詩篇。如《大雅•民勞》便控訴了當時周王任用奸人和酷吏，從而導致了民生的困厄，以此希望君王可以作出安民防奸的舉措，以穩定周室的統治：“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而這正是基於其忠君愛國之懷，方以詩歌勸諫君上，匡救其治政之失：“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總括而言，《詩經》的哀怨與諷刺內容，是本於“詩言志”  的文化精神，他們基於生活的困厄，以及對於社會政治方面的醜惡，深感不平，故此便將這種悲怨透過詩歌的形式加以展現，藉以緩解內心的滿腔鬱結。

同時，當時朝廷亦會透過“采詩”和“獻詩”的方法來瞭解民怨，以糾正統治的過失，故此詩人會透過作詩歌的形式來向君主勸諫，務求使君主改正目前的過失，以挽救時局，維持統治。

第二節：周代文化與社會現實的衝突

在上一節中提及《詩經》的哀怨與諷刺內容，大多是詩人因應當時的喪亂，從而“發憤而作”，反映出他們的價值觀與社會現實的不可兼容，方會心生悲憤。

而價值觀的建立又建基於當時的文化環境，故此亦可以指一些詩歌代表了周人文化與黑暗現實的衝突。所以，以下本文將會分析《詩經》的哀怨和諷刺內容所體驗的文化內涵，如何和當時的現實相違背，故此造成了詩人的怨刺。

 一、中國重農、傳統家庭倫理思想

在《詩經》的哀怨和諷刺內容中，有體現了周人重視家人的傳統倫理觀念，以及建基於重農思想下的安土重遷思想。

中國是傳統的農業社會，大多人民均以農耕為業，而農耕文明在周代社會已經建立，《詩經》的史詩便記載了周民族始祖后稷給予黎民穀物，使其耕種：“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稺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魯頌‧閟宮》)；周室祖先公劉帶領人民開墾耕種：“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大雅‧公劉》)¹⁰²。由此可見，時人對祖先的歌頌是源自於他們對於農業的才華和建設，從而使人民透過耕種以安居樂業，可見周代重視農業的價值。

而周代社會亦是以農業為主要的基礎，人民以耕種為業，以此維持生命所需，《國語‧周語上》便指出“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的社會事實¹⁰³，故黎民的生活便依賴於收成物的生產，故此便需要有規律的耕種流程，在合適的時候栽種相應的農作物，且執行嚴格的勞動計劃，如《豳風‧七月》便記載了詳盡的農事生活，故此亦會培養出對於居住土地的依戀和緬懷，即是安土重遷之文化內涵，因為其代表了人民是否可以養家活口的關鍵所在。

同時，人民重視農業的思想在面對現實統治者對他們勞動成果的徵收、掠奪時，便會轉化為對統治者的深切仇恨：“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魏風‧碩鼠》)。同時，基於他們是透過辛勤耕種維生，故此他們亦會異常厭惡在他們眼中不勞而食卻行剝削之事的統治者，《魏風‧伐檀》便有針對統治貴族的詰問：“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魏風‧汾沮洳》亦有相似的觀念：

彼汾沮洳，言採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採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採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¹⁰⁴

可見，此透過讚美一位採摘植物的人，形容其美德之深厚，不可估量，如花似玉，不同於當時的官員，藉以反諷當時的貴族官員之過於修飾，亦有譏刺其不作稼穡而安享高位之意，故裴普賢評價此詩為“詩人怨魏之卿大夫生活過奢，不知民間疾苦，作此詩以諷之”¹⁰⁵。

實際上，這反映出當時人民普遍堅信以辛勤勞作為美德的思想，故此自然會批評當時的政治制度，即是官員們安坐而食，並且剝削當時農民的辛苦收成。

其次，周代是一個具有濃厚宗族意識的農業社會。趙明《先秦大文學史》指出自原始社會以來形成的宗族血緣關係，在周代的農業文化生活中反而變成了一套由家庭宗族推而廣之的宗族制國家，並且形成一套更完善的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社會制度，故此令宗族觀念成為了周人重要的倫理觀念以及政治觀念¹⁰⁶。由此，以家庭為先的行為模式，成為周人的重要思維。故此他們會貫徹自己在家庭角色上的規範，從而形成家庭倫理的秩序，即“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¹⁰⁷，而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父親和兒子的倫理關係，強調子女必須以“孝”來供養父母，以此作為與父母的關係，以及重視和父母兄弟等“血親”的關係。《魏風‧陟岵》便透過了登高思念父母兄長，設想他們對自己叮囑：“ 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既反映出周代社會家庭成員的互相關愛，也可以彰顯出詩人對於父母兄長的深厚情誼。

故此，當為王行役和供養父母不可兩全時，便會形成思想尖銳的矛盾，並心念於選擇供養父母。《唐風‧鴇羽》便記錄了行役者的內心想法：“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他哀怨於戍役的無窮無盡，而令自己無法透過耕種來供養父母，從而向上蒼告悲，希望可以盡快回家，可見詩人“  孝為忠先”的思維；而《召南‧汝墳》的終章便記錄了思婦的內心想法：“魴魚赬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詩人希望可以勸說丈夫不要再次服役，原因正是較之於襄助王政，回家力耕田產以供養父母，更為迫切。這種在供養父母的“盡孝”和事奉君主的“盡忠”便形成強烈的矛盾，從而使因行役而無法供養雙親的人民感到煎熬和痛苦。

而《小雅•沔水》也描述了詩人對於現實的黑暗環境而憂慮父母安危的心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故陳櫟（1252年-1334年）便因此指出詩人“始念亂而憂及父母，終憂讒而敬以反身。憂念之中，不忘孝敬，詩人忠孝之意也”¹⁰⁸，可見當時的臣民會具備孝順這一倫理美德，故當他們遇上因現實環境的因素，而無法供養或保障父母兄弟的情況時，便會感到十分痛苦。

同時，除了和父母兄弟這些“天倫關係”外，周人亦重視男女夫妻之間的“人倫關係”，往往會強調夫妻間深厚的情感，以及生死與共的堅貞承諾。在《豳風‧東山》中，詩人曾設想在兵役後田園荒廢，妻子思念自己的場景，可見其對於家庭以及妻子這一家庭成員的深切關懷。在《邶風‧擊鼓》中，士卒在外征戰亦會憂愁於自己無法履行昔日和妻子同生共死的承諾，這些均反映出遠離家庭的士卒，對於妻子和家園的深切緬懷。另一方面，獨留家中的妻子，亦會深切地思念丈夫，如《衛風‧伯兮》的詩人便思夫成疾。

由此可見，《詩經》存在了豐富的倫理觀念，例如孔子便指出了“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¹⁰⁹，強調瞭解《詩經》的作用為學習如何供養父母，繼而延伸至事奉君主。由此可見，《詩經》有孝順父母的文化內涵，而且亦體現於描繪當時人民苦難生活的內容上，對於家庭的思念以及無法供養父母的痛苦亦成為了人民的哀怨成因之一，從而更形成了對於戰爭以及兵役的厭惡。

綜上所述，周人基於重農思想所產生思念故鄉的情感，以及重視家庭宗親的倫理觀念，成為《詩經》在描述社會各階層哀怨的成因。在不少詩篇中，被迫行役的黎民在遠方思念故鄉，以及家庭成員，愧疚於自己無法供養父母，無法和妻子相聚，以及役夫妻子對於丈夫的思念，均體現出上述的文化內涵。

由此可見，正是基於當時殘酷的社會現實，或兵役、勞役的頻繁，或是因為對於當時社會喪亂的憂慮，從而便會和當時人民的倫理觀念產生衝突，以至於無法完成當時人民的各種家庭角色，如為人子女、為人丈夫，故此當他們在家庭的責任因當時現實的各種原因而無法達成時，便會感到異常的哀怨。

二、當時統治階層對於周代道德文化的違背

以下將會就周代的重德、重威儀以及對於當時的倫理觀念來分析《詩經》所批判的上位者，如何違反了上述的概念。

首先，基於周人信奉“重德”的文化內涵，故臣子會以此批評君主。

基於殷商君主敬事鬼神卻失去天命而滅亡，周初的統治者吸取了歷史的教訓，並進行反思，明白到天命無常：“天靡無常”(《大雅‧文王》)¹¹⁰，即天命並非不能改變，故此他們認為只有擁有“德行”方可獲得天命的認可，並且認為這是周以小邦革大邦商之天命根據。

故此他們便會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強調需要“敬德”以維繫天命，方可以穩固統治：“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否則便會失去天命：“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尚書‧召誥》)¹¹¹。因此，統治者便會憂患天命的得而復失，意識到國家的天命法統與當權者行為的密切關係，因此便會產生強烈的責任感，從而產生道德層面的憂患意識，即當事人自己承擔責任時，便會感到憂患而有“精神斂抑、集中，及對事的謹慎，認真之心理態度”，即“敬”¹¹²。

而“敬德”的內涵就是“保民”。《尚書‧蔡仲之命》便指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是懷”，提出了“敬德保民”概念，認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尚書‧泰誓》)¹¹³，即是判斷君主是否有德行的標準，是民心是否歸依，故此雖然天命給予了政權的合法依據，但天命的維繫仍需得到民眾的擁戴，故此君主須“恤民為德”，以人民的安居樂業，作為德行持正的標準。

正因如此，臣民便會以此一套標準來看待、評價一位君主是否履行責任，否則會用詩歌的方式加以進諫，便是怨刺詩的內涵。故此，《詩經》便會透過描寫人民在社會的哀愁，藉以警惕、諷刺君主不能履行“敬德保民”的君主責任。

在《大雅‧民勞》篇中，詩人便是以此理念來勸諫君主：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第一章)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第二章)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第三章)¹¹⁴

在這詩中，詩人便指出了當時人民勞苦而乞求稍稍的安居，指出當時民生的困苦，諷喻了君主之不可保民、惠民之惡，故此便會勸諫周王要愛護惠及王畿之人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並以此安撫各個諸侯國，以及提出提防詭隨和制止當時的貪官酷吏，從而“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安撫懷柔全國遠近的人民，藉以安定周室政權。

由此可見，詩人正是憂患於當時周王重用小人、貪官酷吏而致民生哀怨的惡果，所以對此作出規勸，希望能夠實踐安民而穩定周朝的政權，並且提出了“敬慎威儀，以近有德”的建議，即保持嚴肅謹慎之治政態度和容貌舉止合乎禮節。

這裏提出的“威儀”是作為君主和貴族的修養，《春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便闡釋了這一概念的內涵，即涉及到人的氣象、品德行為、語言等：

故君子在位可畏，施捨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¹¹⁵

《大雅‧抑》亦提出了“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即指出威儀和德行的緊密連繫，為所有人應該要保持的外在行為之規範，並強調只有善心德行才可以令全國人民服從，從而得以安定國運，並且提出威儀是人民的榜樣：“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可見，其強調了德行和威儀兼備對於治國的重要性，並且批判了當時君王的失德好酒之失政：“其在於今，興迷亂於政。顛覆厥德，荒湛於酒”¹¹⁶。由此可見，周代的臣民往往會因為君主不可以符合其“德”、“威儀”之道德文化，而對其展開批評。而鑑於周人認為君主官員必須具備“威儀”的修養，《詩經》的一些詩歌亦有批判一些人缺乏威儀：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魏風‧相鼠》第一章)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仙仙。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抑抑。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々。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小雅‧賓之初筵》第三、四章) ¹¹⁷

另一方面，詩人亦會因為當時的倫理思想，而對他人違反倫理的行為加以諷刺。

《齊風‧南山》一詩，舊說認為是諷刺齊國公主文姜（？-前673年）與齊襄公（姜諸兒，？-公元前686年；前697年-前686年在位）兩人兄妹亂倫之事：“《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毛詩序》)；但是亦有論者認為齊國尚有同姓婚的習俗，故此“亂倫”並非齊人的批判目的，相反這是批判了文姜的婚內出軌，以及魯桓公（姬允，一名軌，約前731年-前694年；前711年-前694年在位）無法管束妻子的“非禮”舉動，並因此使齊襄公謀殺魯桓公之醜聞爆發¹¹⁸，此言確之：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¹¹⁹

在《齊風‧南山》中，第一、二章的“既曰歸止，曷又懷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是批評了文姜遠娶卻無端回國、又縱欲和齊襄公苟合的放蕩；而第三、四章的“既曰得止，曷又極止？”、“既曰告止，曷又鞠止？”則是批評魯桓公既然已經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禮法迎娶文姜，但是卻不能約束他的行為，使其到齊國行淫亂之事，由此可見，這篇詩作實質上是諷刺了貴族“婚外通姦”的行為。

因為，在此詩發生的春秋時代社會中，貞節觀念已經產生，並且規定“男女有別，國之大節”的準則。《左傳》亦會提出了“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以反對魯桓公帶文姜回齊國之事¹²⁰，故此《齊風‧南山》實質上是譴責文姜之“婚外通姦”，以及魯桓公違反“男女有別”之社會倫理規範的行徑。可見，詩人會因為時人違反當時禮法、倫理文化的舉動而作詩歌以批判貴族之醜惡。

綜上所述，《詩經》中的哀怨和諷刺的內容是基於當時的統治者不履行周代的道德文化規範，無法貫徹“敬德保民”的為君標準。詩人憂患於周室的天命法統之喪失，從而令國家遭受顛覆的禍患，故此便會規勸統治階層需要貫徹“德”、“威儀”之守則，藉以期望統治者能成為一位明君，維繫國家的統治。另外，基於當時倫理觀念的普及化，故此詩人亦會因為貴族不遵守倫理原則而作詩諷刺之。

三、小結

總括而言，《詩經》的哀怨、諷刺內容的出現，實際上是基於當時臣民所信奉的文化價值觀，無法接受當時黑暗的社會現實、統治者的醜惡，故此他們在詩篇中所呈現的文化內涵，便會轉化為對於醜惡現實的否定，如重農思想便會和當時因重役而失農時的現實相違背，故此便會透過詩歌來表達哀怨和諷刺。

《詩經》是中國首部詩歌總集，收錄了周初至春秋中葉五百多年的作品，其通過采詩、獻詩的編集方法，如實地展現出當時周代社會的風俗情貌以及文化。《詩經》亦注重收集一些可以呈現出當時人民受壓迫的困境與抒發時人對不合理社會現狀的怨恨之詩作 ，藉以使君主能夠覺察當時的風俗和民困。於此，便具備了“ 詩可以怨”的價值，而《詩經》中的“變風變雅”形成了反映當時人民的哀怨情緒，以及諷刺政治黑暗的“怨刺詩”。而人民的哀怨大多來自於當時的社會狀況、政治制度以及統治者的優劣，從而作出諷刺、控訴，故此這一部份的詩作正可以反映出當時周代社會的文化和歷史，具備極大的研究價值。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剖析《詩經》哀怨、諷刺內容中的文化內涵以及其成因。而《詩經》當中的風、雅有著濃厚的現實色彩，收錄了時人表達因當時社會狀況以及自身處境而生哀怨、憤恨之情緒的詩作，所以本文以此研究《詩經》所描述之人民的哀怨困境與對時局的諷刺，剖析其中所蘊含之文化內涵，並且分析其成因。

在第二章中，便歸納分析了《詩經》的哀怨內容，分為底層人民和貴族官僚這兩個階級，以分析其詩歌內容上的不同。在第三章中，則是析論了《詩經》代表諷刺方面的內容，主要是批評了君主和官員的醜惡。而在第四章，則結合了上述兩類的內容，剖析了《詩經》哀怨和諷刺內容的文化內涵，並且說明其成因，主要有二，即“詩言志”的精神以及周代文化和社會現實的矛盾，正是這兩者的文化內涵，才造就了《詩經》的哀怨和諷刺內容的現實和深度。

而在分析後，《詩經》的哀怨和諷刺確是反映出當時臣民的真實困局，基於當時社會的黑暗和統治階層的昏庸殘暴，從而令社會各階層出現哀怨的氛圍，以及希望可以對不平之事作出諷刺和批判，故此便會透過詩歌以實踐這一個目的，既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環境惡劣，政治黑暗的歷史，同時呈現出周人文化與上述現實的激烈碰撞。

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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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夏傳才：〈《詩經》的“言志”與美刺〉，《內蒙古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3期，頁8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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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章巋然：〈淺述《詩經》中的怨刺詩〉，《遼寧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8卷第6期(2006年12月)，頁68-72。

8.張慧：〈論《詩經》怨刺詩的文化精神〉，《隴東學院學報》第25卷第2期(2014年3月)，頁19-22。

腳註 ：

1.褚斌傑：《《詩經》與楚辭》（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30。

2.袁行霈：《中國文學史》(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64-65。

3.﹝漢﹞何休解詁， ﹝唐﹞徐彥疏，刁小龍整理：《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679。

4.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1017。

5.同 6.，頁2。

7.同 8.。

9.如聞一多便指出“原本《詩》是言記事的，也是一種史”。聞一多：《聞一多全集》（第一卷），(北京 ：三聯書店，1982年)，第187 頁。抄錄於劉冬穎：《〈詩經〉“變風變雅”考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頁5。

10.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196。

11.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陳才整理：《毛詩箋》(北京 : 商務印書館，2023年)，頁15。

12.同上。

13.［漢］班固著，［唐］顔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1042。

14.﹝漢﹞毛亨傳， ﹝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 ，龔抗雲等整理，劉家和審定：《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52。

15.袁行霈：《中國文學史》(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70。

16. 胡念貽：〈‘詩經’ 中的怨刺詩〉，收於《‘詩經’研究論文集第二集》(出版地不詳 : 中國語文學社，1970年)，頁26-27。

17. 任慧：《〈詩經〉怨刺詩研究》(尚未發表，青海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6年)，頁9-11。

18. 章巋然：〈淺述《詩經》中的怨刺詩〉，《遼寧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8卷第6期(2 0 0 6年12月)，頁68。

19.何春雷：《〈詩經〉政治怨刺詩研究》（尚未發表，首都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頁4。

20.褚斌傑：《〈詩經〉與楚辭》（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70。

21.張慧：〈論《詩經》怨刺詩的文化精神〉，《隴東學院學報》第25卷第 2 期(2014 年 3 月)，頁19-20。

22.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北京 : 中華書局，1991年)，頁641。

23.林耀潾：《先秦儒家詩教研究》(臺北：天工出版社，2008年)，頁107。

24.白川靜著，杜正勝譯：《詩經的世界》(臺北 :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頁191。

25. 楊寬：《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45-152。

26.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169。

27.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頁421-424。

28.裴普賢編著，《詩經評注讀本(上)》（臺北：三民書局，1995年），頁563。

29. 同30.，頁426。

31.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頁473、503、510。

32.〔戰國〕左丘明著，〔三國吳〕韋昭注，胡文波校點：《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頁1-5。

33. 鐘鳴：〈詩經中的民聲〉，收於林慶彰：《詩經研究論集》(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1983年)，頁238。

34.同 35.，頁297-298。

36.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陳才整理：《毛詩箋》，頁254。

37.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頁78-79。

38. 同上。

39.余冠英，《詩經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頁28-29。

40. 同上。

41.﹝宋﹞朱熹集注，趙長征點校：《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231。

42. 同上，頁52-53。

43.同上，頁52。

44.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頁26-27。

45.程俊英譯注：《詩經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56-57。

46.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陳才整理：《毛詩箋》，頁83。

47. ﹝宋﹞朱熹集注，趙長征點校：《詩集傳》，頁81。

48.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頁304-305。

49. 同上，頁303。

50.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頁301-302。

51.裴普賢編著，《詩經評注讀本(上)》，頁398。

52.同上，頁398-399。

53.余冠英，《詩經選》，頁100-101。

54.同上。

55.裴普賢編著，《詩經評注讀本(上)》，頁383。

56.同上，頁382-383。

57.﹝清﹞劉熙載：《藝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49。

58.胡念貽：〈‘詩經’ 中的怨刺詩〉，頁30。

59.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北京 : 中國華僑出版社，2008年)，頁123。

60.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頁294-295。

61.同上。

62. 同上，頁361。

63.程俊英，蔣見元：《詩經譯注》，頁416-417。

64.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陳才整理：《毛詩箋》，頁467。

65.程俊英，蔣見元：《詩經譯注》，頁400-402。

66.〔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陳才整理：《毛詩箋》，頁467。

67.胡念貽：〈‘詩經’中的怨刺詩〉，頁30-31。

68.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頁526-527。

69.同上，頁562-572。

70.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頁562-572。

71.同上。

72.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頁856。

73.同上，頁857、865-866。

74.〔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陳才整理：《毛詩箋》，頁7。

75.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頁178。

76.程俊英譯注：《詩經譯注》，頁185、243、362、552。

77.   ﹝漢﹞毛亨傳， ﹝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 ，龔抗雲等整理，劉家和審定：《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頁8-9。

78.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頁869-879。

79. 同上，頁876。

80.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頁179。

81. ﹝清﹞方玉潤撰，李先耕點校：《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568。

82.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頁922-923。

83.同上，頁926。

84.翁志雄：《西周庶人研究》(尚未發表，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0年)， 頁60。

85. 裴普賢編著，《詩經評注讀本(下)》，頁144-145。

86.同上，頁144-145。

87.同上，頁146。

88. 〔宋〕朱熹集注，趙長征點校：《詩集傳》，頁168。

89.程俊英：《詩經譯注》，頁372-375。

90.同上。

91.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267。

92.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陳才整理：《毛詩箋》，頁179。

93. 同上，頁179-180。

94.褚斌傑：《〈詩經〉與楚辭》（第二版），頁110-111。

95.   ﹝漢﹞毛亨傳， ﹝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 ，龔抗雲等整理，劉家和審定：《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頁7-8。

96. 同上，頁7。

97. 夏傅才：〈《詩經》的 “言志”與美刺〉，《內蒙古師大學報》1983年第3期，頁91。

98.  ﹝漢﹞毛亨傳， ﹝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 ，龔抗雲等整理，劉家和審定：《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頁9。

99.程俊英：《詩經譯注》，頁64。

100.張慧：〈論《詩經》怨刺詩的文化精神〉，頁20。

101.程俊英譯注：《詩經譯注》，頁129-130。

102.同上，頁615-617。

103. ﹝漢﹞毛亨傳， ﹝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 ，龔抗雲等整理，劉家和審定：《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頁3。

104.［漢］班固 著，［唐］顔師古 注：《漢書》，頁1121、1123。

105. 〔戰國〕左丘明著，〔三國吳〕韋昭注，胡文波校點：《國語》，頁7。

106.程俊英譯注：《詩經譯注》，頁664-665、542。

107.〔戰國〕左丘明著，〔三國吳〕韋昭注，胡文波校點：《國語》，頁10。

108.裴普賢編著，《詩經評注讀本(上)》，頁385-387。

109.同上，頁385。

110.趙明：《先秦大文學史》(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273。

111.楊天宇：《禮記譯注（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376。

112.裴普賢編著，《詩經評注讀本(下)》，頁114-115。

113.楊伯峻：《論語譯注》，頁196。

114.程俊英：《詩經譯注》，頁488。

115.王世舜、王翠葉譯注：《尚書》（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224-225。

116. 抄錄於曾春海：《先秦哲學史》(臺北市：五南圖書公司，2022年)，頁56。

117.同 118.，頁462、436。

119.程俊英：《詩經譯注》，頁550-552。

120.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1195。

121.同 122.，，頁564-565。

123. 程俊英：《詩經譯注》，頁91、455。

124.李兆祿：《詩經‧齊風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8年)，頁242-246。

125.同上。

126. 高兵：《周代婚姻制度研究》(尚未發表，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頁6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