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773-819）是唐代着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过往，论及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时，许多学者只分析〈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和〈种树郭橐驼传〉等经典篇章，就以“拒师名，行师实”、“交以为师”和“顺应学生个性发展”等来概括柳宗元的为师特点，似乎有些以偏概全。很多时候，人们只是透过研读柳宗元的作品来欣赏他的师者形象，却忽略了拥抱柳宗元的心灵，更深一层去感悟他为何会成为这样的人。

就个人成长历程来看，柳宗元得以称作师者，他首先得是个学生。他出生在士人家族，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成长，拥有较好的受教育环境，从小饱读诗书，这些现实条件促进了其自我意识的形成。取得功名后，柳宗元逐渐为人所熟识，他与众多前辈、朋友和后学产生交集，进行了广泛的思想交流。比如，他在京师为官时，后学之士频频前去向他请教；同时，身为好学的文人，柳宗元亦主动拜前辈陆质为师。他的教育思想，大部分留存在写给他人的书信中，例如谪居永州时所写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和〈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等。

除了书信以外，柳宗元一生还写下赠序、史传文和记等诸多文章，包括〈送萧鍊登第后南归序〉、〈送贾山人南游序〉、〈种树郭橐驼传〉和〈柳州復大云寺记〉等。当中有些文章虽然不是专门为探讨师道而作，却能体现柳宗元对教育的看法。例如，身为师者应当具备怎样的文学素养才能承担起教育重任等，广义上皆是柳宗元因应社会背景和个人成长经历所抒发的教育心得。柳宗元的教育工作不仅对友人和后学之士的人生具有指导意义，他本人也在师友交流中有所成长或有所感悟，使自我意识持续发生变化。

自我意识是心理学科的核心概念之一，它起源于西方心理学研究中“自我（self）”的热门课题。西方价值体系是一个注重以个人去控制和实现的体系，故西方人对研究“自我”特别感兴趣，使用了五花八门的名词来细分“自我”。常见的名词包括“自我认识（self-knowledge）”、“自我肯定（self-assertiveness）”、“自我评价（self-evaluation）”和“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等。相比西方，中国价值体系对个人掌控环境和实现内在潜能不够重视，汉语中也没有足够的名词来表示西方所有涉及“自我”的概念。严格来说，“自我”是中国人在接受西方概念后新造出来的名词，在汉语中甚至带有自私自利的意味。在此背景下，杨中芳提议根据中国人的感受和理论，对所有和“自我”相关的名词加以适当的分类；并将“自我”定义为“一个独立于他人的个体”或是“一个人对自身人格和特点的认知”，而且不能对该词附加任何感情色彩¹。

放眼世界，现代的自我意识研究已经产出一些具代表性的成果，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者分别从自我意识的产生、结构和意义等多个方面展开探讨。以自我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为例，不少心理学家认为，当儿童能够用“我”等第一人称来表示自己时，就表明他开始具有自我意识；美国心理学家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1864-1929）认为，“自我”如同一面镜子，它可以从他人那裡反映自身的行为，故“自我”是经历无数次他人的评价才得以形成的社会产物；美国人格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1897-1967）则把自我意识的发展分成八个阶段，比如理性自我的形成（6-12岁）、自我统一体形成（12岁-青春期）和自我反思的形成（成年）等。许多研究者亦认识到，自我意识的发展是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过程，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然而，现代心理学界对自我意识的研究尚无统一结论²，这表明该研究仍有广阔的诠释空间。

中国本土心理学的自我研究相对滞后，且存在较大分歧。本土心理学家认为，自我虽然是一个外来语，但中国古代文献显示中国人的生活中原本也有类似自我的含义。因此，他们尝试跳出西方自我研究框架来研究中国人的自我，但一直没有明显的收效。这是因为，研究者们清楚儒家式的自我不能概括中国人的自我，至少还应该包含道家和佛家，但儒家思想始终深藏在中国人的自我研究中，很容易带出中国学界长期争执不下的“公”与“私”问题。汉学家郝大维（David L. Hall）和安乐哲（Roger T. Ames）曾提出“焦点-区域式自我”，却发现只有儒家在此自我框架中有自己的特点。在诸如上述的情况下，本土心理学家很难抛开个体和他人之间的关係，如“崇公抑私”，单独去探讨自我³。由此可见，中国本土的自我研究与西方有一定的距离；为了方便阐述，研究柳宗元的自我意识仍需依託于更成熟的西方自我研究框架。

大多数中国心理学教科书都採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的观点，将“我”分为主体我（I）和客体我（Me），故自我意识主要指个体（I）对自身（Me）的意识，以及自身和周围世界关係的意识。自我意识是人格的自我调控系统，它埋藏在个体的内心深处，具有多维度、多层次的特点⁴。自我意识可按照形式划分为自我认识（认知）、自我体验（情感）和自我调控（意志）三个部分⁵，每部分都对应了一系列耳熟能详的汉语名词，可简要归纳为下图：

心理学家认为，现代人的自我意识从产生、发展到相对稳定成熟，大约需要20馀年，历经自我中心期（8个月-3岁）、客观化时期（3岁-青春期）和主观化时期（青春期-成年，约10年）三个阶段⁶。由于古代和现代的教育体系及理念皆有很大的分别，再加上自我意识的研究对象是天生存在个体差异的人类，除了文献外，亦无法使用访谈等其他途径研究古代人物，故现代心理学只是在大致范围内划分自我意识的发展阶段，不可能适用于每一个个体。基于以上的特殊情况，研究柳宗元的自我意识应根据其成长经历重新划分时期，依翟满桂《柳宗元年谱长编》整合为下表：

表1 柳宗元自我意识的发展阶段

国内外有关柳宗元及其作品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当丰富，主要涉及柳氏家族渊源、学术思想、教育思想、诗文作品解读、韩柳比较、文献考证、文学批评史和跨文化传播等多个方面。以CNKI呈现的文献为例，关于柳宗元研究成果的综述主要有罗鸣放〈二十年来柳宗元研究综述〉、赵继红〈20世纪柳宗元研究综述〉和洪迎华、尚永亮〈柳宗元研究百年回顾〉。此外还有陈静〈第二届柳宗元学术研讨会综述〉、翟满桂〈中国·永州柳宗元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和李芳民〈中国柳宗元研究会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等对特定学术会议研究成果的总结。

上述的文献综述中，洪迎华、尚永亮于2004年发表的〈柳宗元研究百年回顾〉所涵盖的研究成果时间跨度最长，论述也最为深入细緻。两位学者从不同历史时段的研究目的、热门文类和选题、新研究领域与方法，以及文献史料研究四个角度回顾并总结了20世纪柳宗元研究的成就和缺失，颇具系统性。上世纪50年代，得益于马茂元和陈友琴的积极推动，《柳河东集》顺利排印出版；亦有施子愉《柳宗元年谱》、吴文治《柳宗元资料彙编》和章士钊《柳文指要》等学术力作。80年代起，柳宗元研究迎来新局面，取得历来最突出的成就，但也存在显着的不足，例如研究者对柳宗元的心理性格和生存状态等缺乏更深层的“了解之同情”，经常造成对其作品的误读和曲解⁷。

21世纪以来，柳宗元独特的教育思想继续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例如康震、李丽〈柳宗元的文学教育实践与文学教育思想〉论述了柳宗元的文学教育内容与方针，又如赵新国〈论柳宗元的教育思想及影响〉分析了柳宗元教育思想的根源和对现代教育的影响。而龚平〈柳宗元传记文思想性谫论〉、何蕾〈崇教与尊学：论中唐儒学復兴之韩、柳差异〉等其他非以柳宗元教育思想为中心的期刊论文亦或多或少会顺带提及他的教育思想。

儘管杨智雄、喻锦〈21世纪以来国内柳宗元教育研究综述——以CNKI呈现的文献为中心〉指出2010年后，柳宗元教育研究明显出现了从“教育理论探索”到“教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转折趋向⁸，但实际上除了少数学者有开创性见解以外，其馀学者通常都是先赞赏柳宗元“拒师名，为师实”等教育思想，再呼吁现代教师向他学习，或拾人牙慧，或东拼西凑，重複率相当高。因此，单凭“柳宗元”和“教育”两个关键词已经难以产出新鲜的论题。

部分着作对柳宗元的教育问题有较为全面细緻的研究，例如任晓兵、李娜《“不敢为人师”的教育家柳宗元》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评述柳宗元教育思想的内涵、意义和局限性，解读深入且不乏新见。一些被纳入教育学或教育史范畴的专书亦会提及大名鼎鼎的教育家柳宗元及其作品，例如唐群《唐代教育研究》。此类专书对读者把握柳宗元的受教育背景和教育理念有一定帮助，但它们作为教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在文本细读方面往往做得不够充分，不足以视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范例。

虽然柳宗元教育研究整体上已经比较成熟，但学界至今尚未大规模研究“柳宗元”、“教育”和“自我意识”三者的联繫。柳宗元遭贬谪后，写下多篇山水游记，他笔下的风景格外优美，却无人问津。许多研究者一致认为柳宗元写山水其实是在写怀才不遇的自己，从中能体现他的自我意识。同理，在教育后学的过程中，柳宗元因被贬谪而自称“僇人”，再三表示不敢为人师，则涉及自我评价和自我体验感等多个方面，这些都属于自我意识的体现形式。再加上人的自我意识并非恒常不变的，当他升官发达时，便有相对良好的自我体验；仕途失意时，自我体验就容易变差。柳宗元出身自学习资源丰富的家庭，年纪轻轻便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却因永贞革新失败而从京师长安被远贬到荒芜之地，他的自我意识必然在此过程中受到多重影响。

以此观之，柳宗元的受教育环境如何决定其早期自我意识的特点，而在发展教育事业的多年间，其自我意识有哪些转变，相关文章如何体现或验证其自我意识等问题，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透过研读柳宗元谈及教育内容的文章，辅以唐代史料、心理学专着和《柳宗元年谱长编》等资料，能梳理出柳宗元从学子到师者的成长路径，剖析其自我意识的发展趋势、具体表现和前后联繫。从自我意识的角度分析柳宗元的文章，有助于更好地展现柳宗元的师者形象和人格魅力，丰富柳宗元教育研究的内容。

研究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自我意识，虽然融合了文学与心理学两门学科的知识和术语，但研究框架仍然根植于传统文学“知人论世”的研究视角。“知人论世”着重于分析文学家的人生际遇和所处时代背景对作品的影响，而心理学研究视角则强调关注文学家个体的成长环境对其气质和人格的影响，比如柳宗元出生成长于书香世家，所以他经常在作品中谈论与文学创作相关的内容。

儘管文学和心理学具有各自独特的研究重点和方法，但它们都涉及对人类思想情感的关注，故心理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解读文学作品起到辅助作用。以往，提起柳宗元，绝大多数人只知道他是一名“避师名，行师实”的师者，却很少有人去研究他为何及如何会成为这样的师者。因此，文学和心理学的跨学科运用不但有助于充实“知人论世”的内涵，还能够从一个更全面、更立体的角度审视文学家一生的成长轨迹及其文章风格的前后变化。

研究主要使用文献检索法、文本细读、文史互证、因果法和综合法的研究方法。先利用“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画”等网站初步检索“僕、馀、吾、我、愚、自、宗元”等第一人称的字眼，找出可能涉及自我意识的原文；同时参考翟满桂《柳宗元年谱长编》将原文进行先后排序再解读，使其能够更清晰地展现柳宗元自我意识的发展脉络；并结合两《唐书》、韩愈〈柳宗元墓誌铭〉和心理学（包括文学心理学）研究成果辅助论证柳宗元在散文中所体现的自我意识。

第一章：少年柳宗元的学习环境与自我意识的形成

文学家独特的学术思想和耀眼的文学成就，通常都离不开深厚的家学传统对其人生早期的培养和薰陶。柳宗元出生成长于京师长安的士人家族，父亲柳镇和母亲卢氏都拥有丰厚的学识和道德修养，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受教育条件。父亲作为贤官，是柳宗元最直接的学习榜样，而母亲也对他的人格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柳宗元由衷感激家族对自己的支持。透过对柳宗元早期受教育经历的考察，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他如何从普通的士族子弟成长为着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同时也能根据这些经历对柳宗元的自我意识所产生的影响，预示其后续的仕途发展和文学创作的可能结果。

第一节：传承自父母的家学传统及学术修养

柳宗元出生成长于浓厚的家学传统氛围，特别是父亲柳镇和母亲范阳卢氏，更是对他的经学与文学修养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根据《旧唐书·柳宗元传》记载：“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后魏侍中济阴公之系孙。曾伯祖奭，高祖朝宰相。父镇，太常博士，终侍御史。”可见柳宗元的祖上在唐王朝建立前已有官职，最早可追溯到后魏，而他的曾伯祖柳奭，在唐高宗时更是做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地位相当显赫。后来，柳奭“得罪武后，死高宗时”（《新唐书·柳宗元传》），柳奭自身性命不保，柳氏家族的名声也因此败坏，整体地位逐渐沦落。对此，柳宗元总结称：“武氏败，犹不能兴。为尚书吏者，间十数岁乃一人。”（〈送澥序〉）⁹

到了父亲柳镇这一辈，只剩个“侍御史”的低级官职，但家族的变故并不妨碍柳宗元在少年期间得以受到良好的文学教育。正如陈寅恪称：“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学术本身虽亦有变迁，然其与政治之关锁仍循其东汉以来通经义、励名行以致从政之一贯轨辙。”¹⁰柳镇身为太常博士，必然掌握了柳氏家族自前代积淀传承下来的学术文化，可见柳氏族人在政治地位沦落后依旧坚持修业进德，以求考取功名，踏入仕途，满足家族对他们的期许。

柳宗元很崇拜父亲的学识和品行，他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提到：“先君之道，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¹¹父亲柳镇通读《诗》、《书》等多部儒家经典，为人品德高尚，写得一手好文章，名声远扬，柳宗元愿意以他为榜样。即使遇到战乱，柳镇也没有放弃精进学业，〈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对这些事亦有所记录：“奉德清君夫人载家书隐王屋山。间行以求食，深处以修业，作《避暑赋》。”¹²柳镇陪同母亲到王屋山避难时，一边艰难地维持生计，一边抽空研读从家中带来的书籍，将期间的见闻写成《避暑赋》。当时，柳镇还为堂弟和子侄们讲授《左传》、《周易》两书，沉浸其中，全然不顾战火的纷扰：“合群从弟子姓，讲《春秋左氏》、《易》王氏，衎衎无倦，以忘其忧。”（〈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¹³这说明柳镇不仅作文水准高，口头表达能力也很强。柳宗元特别提到父亲学习和讲学的往事，说明他对父亲“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很是佩服。

柳镇生前所交往的皆是诤友，柳宗元从父亲和友人的交游中逐渐意识到自己将会成为文人群体的一员。柳宗元撰〈先君石表阴先友记〉言：“先君之所与友，凡天下善士举集焉。信让而大显，道博而无杂，今之世言交者以为端。”¹⁴父亲的朋友都是天下难得的贤士，既诚信知礼、又博学多才，柳宗元自然受到感染和薰陶，汲取丰富的知识和拓宽人脉。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后来还成为柳宗元书信交往的直接对象，例如许孟容。而父亲柳镇之友韩会的弟弟，则是和柳宗元一同宣导“古文运动”的文坛战友韩愈，两人惺惺相惜，交情甚深。

和父亲的情况相若，柳宗元的母亲范阳卢氏也得以汲取家族内部承袭的学术文化，拥有不俗的学识和涵养。柳氏家族长期与其他士族联姻，族中男性娶妻皆娶有清望之士族。其中，柳镇所娶的范阳卢氏属北朝享誉盛名的五大着姓之一¹⁵。柳宗元的伯舅和他谈起卢氏时称赞道：“七岁通《毛诗》及刘氏《列女传》，斟酌而行，不坠其旨。”（〈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袝誌〉）¹⁶古代男子一般八岁才入小学，卢氏作为女子，七岁便通晓《毛诗》和《列女传》，还能反復推敲书中的道理，才学非同小可。无独有偶，父亲柳镇提起卢氏时说：“吾所读旧史及诸子书，夫人闻而尽知之，无遗者。”¹⁷柳镇读过的旧史和诸子百家的书籍，卢氏一听就能理解全部内容，他用“尽知之无遗”来形容夫人吸收知识的速度之快、能力之高，对此感到格外自豪。从伯舅和父亲的言语可见卢氏天资聪颖，在鑽研学业方面有独到的见解。另外，卢氏“既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闻。”¹⁸她悉心侍奉公婆，和整个姻族的成员融洽相处，彰显柳氏家族的孝悌仁爱。无论是指导学业还是培养品德，卢氏都能发挥榜样作用，完全有能力担任子柳宗元的启蒙教育之师。

第二节：少年受教育经历在散文中的客观体现

步入仕途后，柳宗元多次在散文中忆述少年时受教育的经历和细节，有时还会谈论当年的感悟，从中可见他拥有良好的客观受教育条件。柳宗元在同龄人未入小学时已经开始在家接受母亲卢氏的教育，他说：“某始四岁，居京城西田庐中。先君在吴，家无书，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袝誌〉）¹⁹当时柳镇去往吴县，柳宗元和母亲卢氏居住在京城西郊的田庐中。卢氏在家中没有任何教材的情况下教给柳宗元古赋十四首，年仅四岁的他竟能达到背诵的水准，说明卢氏本身有着牢固文学根底，教学也颇有成效。柳宗元虽是河东籍，但由此可见他四岁前就已经随家人定居京城长安，在接受教育和增长见闻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除了西郊的田庐，柳宗元一家在京城还有另一处珍藏着大量古书的住所，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家无书”。他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提到：“家有赐书三千卷，尚在善和里旧宅，宅今已三易主，书存亡不可知。”²⁰即使南贬数年，当他想起善和里旧宅的藏书时仍然难以释怀，禁不住担忧它们的存亡，说明柳宗元对知识抱有浓烈的感情。这三千卷藏书，柳宗元大抵早已阅遍了，他说：“僕蚤好观古书，家所蓄晋、魏时尺牍甚具。”（〈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²¹柳宗元家中不仅有大量藏书，还珍藏着晋魏时期留下来的书简，种类齐全，足见柳宗元祖辈对因袭学业的重视，而非重视农业生产。

优渥的受教育条件使得柳宗元很早便开始学习写文章，他强调：“宗元自小学为文章，中间幸联得甲乙科第，至尚书郎，专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为文之道。”（〈与杨京兆凭书〉）²²少时广泛的阅读让柳宗元意识到学术的海洋浩瀚无垠，自身的水准不过是其中的一滴水，不会轻易骄傲自满。即使长大后取得功名，在任职期间经手诸多官员的奏章，柳宗元依旧认为自己未有彻底考究作文之道，这句话能从侧面反映出他从小博览群书的事实。

比起家财万贯的富贵人家，柳宗元更羡慕饱腹经纶的读书人。贞元元年（785年），十三岁的他随父亲南游至江西九江，与萧炼相识²³。自此，萧炼读书时专心致志的神情便深深烙印在柳宗元的脑海中，他回忆称：“始余幼时，拜兄于九江郡，覩其乐嗜经书，慕山薮，凝和抱质，气象甚茂，虽在绮纨，而私心慕焉。”（〈送萧炼登第后南归序〉）²⁴萧炼虽然没有直接指点柳宗元的学习，但他陶醉于书海时的快乐与满足却在无形中令着装华丽的柳宗元心生羡慕，渴望和他一样热爱知识，享受学习。

柳宗元一心向有识之士看齐，在悼念友人吕温的祭文中，他说：“宗元幼虽好学，晚未闻道，洎乎获友君子，乃知适于中庸，削去邪杂，显陈直正，而为道不谬，兄实使然。”（〈祭吕衡州温文〉）²⁵他盛赞吕温的才学，由衷感激他为自己做学问方面带来启发，同时能够体现柳宗元的为学态度正如本人所言的自幼好学。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柳宗元发自内心想要提升学识的热忱是难能可贵的，反映出他的学习动力来自家庭环境的薰陶和友人的感染，而非人为的压迫。然而，掌握深厚的学识不是柳宗元的最终理想，他还说：“始僕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士元公谨论仕进书〉）²⁶少年柳宗元志存高远，想要透过学习以便在将来顺利考取功名，继而在社会上大放光彩。

为了实现理想，柳宗元付出了很多心思，他在〈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中提到少年曾经考虑到太学念书，认为接受正式老师的教诲更有助于立志修身。但当时周围人都说太学生普遍品行低劣，当中没有几个人是真正学有所成的：“太学生聚为朋曹，侮老慢贤，有堕窳败业而利口食者，有崇饰恶言而肆鬭讼者，有凌傲长上而谇駡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于衆人者无几耳。”²⁷柳宗元听闻传言后，非常痛恨这些不尊师重道的太学生，不愿和他们一起上学，于是回到家塾继续完成学业。

关于太学生的不良行径，柳宗元只是听别人说的，没有亲眼所见就下结论，他对太学的了解是片面武断的，也未能切身体会师生之情。后来，他在〈答问〉中自评道：“僕少尝学问，不根师说，心信古书，以为凡事皆易”²⁸，认为以前的自己心性急切，没有经过验证就盲信其中一方的说法，天真地以为凡事都一目了然，说明少年柳宗元确实不具备完善的自我反思意识。

第三节：少年受教育经历和柳宗元自我意识的联繫

成长于书香世家的柳宗元称得上早慧，却称不上早熟。即使家族地位大不如前，柳宗元家仍是“比下有馀”。在考中进士之前，柳宗元的生活多数围绕着学业展开，家庭条件正好为他接受教育提供了很多便利。他不必像宋濂“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送东阳马生序〉）那样为了求学而大费周折，甚至还能在“看不惯”太学生时选择摈弃世俗的纷扰，退一步到家塾继续学习，整体上过着稳中求进的生活。

柳宗元最初的社会自我意识受家庭所影响，因为儿童能够在与他人的交往中，通过观察他们的言行来促进对自身的整体性认识，例如根据父母的评价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随着对自身了解的加深，儿童会开始自主独立地评价自己，能逐渐意识到自己是社会上的某一个体²⁹。柳宗元的父母都掌握了一定的学术文化，家中收藏着众多古书和齐全的尺牍；他从小生活在政治中心长安，与柳家往来的大多是博学多闻、意趣高雅的文官。柳宗元幼时耳濡目染，以父亲等人为榜样，立志考取功名以进入仕途，一门心思扑在学业。因此，柳宗元少年时期的自我意识主要围绕着和长辈的互动而形成。

柳宗元身上，存在着往日家族荣耀留下的虚幻的自豪感³⁰，令他一边沉醉于过去，一边以此自我激励。当柳宗元正式迈向“志学”之路，着手研读古书时，他又把目光投向书中的先贤，不想只是成为当朝的普通文官。少年柳宗元对学业与仕途充满斗志，一度认为自己是奇才，在未来能写出震惊四座的文章，这也是他后来参与永贞革新和“古文运动”的原始动力。文坛战友韩愈评价道：“子厚少精锐，无不通达。”（〈柳子厚墓誌铭〉），韩愈作为唐代大名鼎鼎的文学家，他的话某程度上代表了时人对少年柳宗元的褒贊，柳宗元很可能因此而有些自鸣得意。在文学造诣层面，柳宗元固然有着极高的天赋，但文学天赋不等于政治眼光。少年柳宗元不加辨析地将两者等同起来，在政治能力方面有着片面的自我评价，为他今后的仕途埋下隐患。而另一方面，父亲柳镇和母亲卢氏思想开明，没有干涉柳宗元接触佛学和音乐等其他知识，因此柳宗元涉猎广泛，学术视野开阔，思维比较灵活，从中培养了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能够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挫折，不至于在陷入绝境后一蹶不振。

相比之下，卢氏陪伴在柳宗元身边的时间要比柳镇多得多。据〈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的描述，柳镇生前经历多次官职变更，还曾被贬到夔州等远离京城的地方，贞元九年（793年），二十一岁的柳宗元中进士不久后，柳镇便去世了；往后十一年，柳宗元在京城任官，不曾到外地去，直到贬为永州司马，母亲卢氏也随同前往。又据〈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袝誌〉，当时卢氏已是六十八岁高龄，本该在京城安度晚年，却不得不随柳宗元南迁荒芜的永州；对此，她告诉柳宗元说：“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尝有戚戚也。”³¹表明自己对悲伤的往事毫不介怀，更不会为此责怪儿子。

文学心理学家认为，母亲和母性天然地偏向情感一端，文学艺术的内在品性也更亲近情感，“母性教育”和文学艺术有天然的联繫。文学心理学研究者发现，文学天才早年接受的“母性教育”的滋养极可能远比其他途径的教育重要，否则难以解释为何绝大多数文学艺术家身旁都有一位伟大的女性，而且通常是他们的母亲³²。卢氏豁达乐观、通达明理且柔情似水，对柳宗元自我意识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文将再论之。

在唐代“五十少进士”的科举制度下，柳宗元“年十七，求进士”的做法相当积极进取，说明他对自身的学识很有自信。虽然柳宗元感慨“四年乃得举”（〈与杨诲之第二书〉）³³，但取得功名时也才二十一岁，风华正茂。柳宗元渴望做出一番政绩以济世安民。他本有着极高的自我要求，官场的黑暗却让他始料不及，在往后的政治风波中，早慧而不早熟的柳宗元也因此遭受了沉重的心理打击。

整体上看，少年柳宗元崇敬清正廉洁的父亲及其身边一众博学多才的友人，立志和他们一样成为贤官，终生为唐王朝效力。他亦感恩母亲的谆谆教诲，认为她品行端正且富有学识，对她“教古赋十四首”有非常深刻的印象。求学时期，柳宗元对自身未来的仕途发展和学习过程中的体验感有颇多关注，而对师生等社会关係则缺乏认知和思考。因此，柳宗元在任官初期，他的文章通常围绕官场应酬而作，主题略显单薄；他少年时期的经历，也正好预示了这一点。

第二章：柳宗元在京师为官时的自我意识发展

在历史上，柳宗元从未担任过任何正式的官学教师，但他的文学素养和人格魅力却使他得到众多后学之士的认可。在京师任官期间，柳宗元的自我意识得到进一步发展，他不仅撰文支持和称赞其他具备真才实学的师者，还在多篇文章中展示对师道的深刻理解；同时，他初步表现出“避师名，行师实”的谦逊态度，这些行为主要反映了他的自我认识和自我体验。

第一节：柳宗元在京师为官时的教师身份和为师的态度

进士登第后，柳宗元“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柳子厚墓誌铭〉）。集贤殿正字在皇家图书馆工作，这对柳宗元而言无疑是个增长阅读量与提高学识修养的良机，也使得他在朝野上下享誉盛名³⁴。严格来说，柳宗元担任的官职和正式教职毫不相关，但由于文学素养受到认可，则成为众人心目中的师者。

柳宗元被贬官至永州后，曾在书信中反復提起在京师时跟从他学习的人数之多，以及自己对来访者的态度。例如，他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说：“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僕门，日或数十人，僕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³⁵有时候，前来拜访柳宗元的后学之士一天可达到数十人，柳宗元不敢亏待他们，无论好坏都会一一点拨。柳宗元还说：“吾在京都时，好以文宠后辈，后辈由吾文知名者，亦为不少焉。”（〈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³⁶他指出撰文时会顺带表彰这些好学的后辈，当中不少人都因此获得社会名声，以此表明自己乐于教导与提携后学的心志。柳宗元非担任教师之职，却勇于承担文学教育的责任，可见他在文学素养上具有一定的自我认同，认为后学之士能够从中得到启发。

追根溯源，柳宗元对待后学的态度受到孔子之仁爱思想的影响。他在〈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中感慨道：“上之不能交诚明，达德行，延孔子之光烛于后来。”³⁷柳宗元将“延孔子之光烛于后来”作为举足轻重的人生目标，认为自己应当向先贤大儒孔子看齐，竭尽全力指点后学之士。直至贬官永州，柳宗元仍然觉得自己未能达成这一理想目标，为此流露出强烈的自责之情。此外，孔子曾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冉有遇事犹豫不决，孔子鼓励他坚决果断；子路为人争强好胜，孔子则劝谏他三思而行。这便是教育家们所称道的“因材施教”，柳宗元也有相似的理念。

他写〈种树郭橐驼传〉于京师任上，主人公郭橐驼能顺应树木生长的自然规则，故树木皆得以存活并结出累累硕果。该篇由种树之理阐发治国养民之道，直刺繁政扰民的时弊³⁸。清人吴楚材、吴调侯评论：“前写郭橐驼种树之法，琐琐述来，涉笔成趣，纯是上圣至理，不得看为山家种树方，末入官理一段，发出绝大议论，以规讽世道。守官者当深体此文。”³⁹

长期以来，〈种树郭橐驼传〉经常被研究者们误认为是教育文论，但由末句“传其事以为官戒也”⁴⁰可见，这是一篇谈论政理的传记。然而，〈种树郭橐驼传〉能反映柳宗元所崇尚的为人做官之品格，即尊重民众个性发展，不把某种特定的想法加强给别人，这种政治理念可延伸至教育后学层面。因此，柳宗元总是把对方放在与自己平等的位置上，没有高人一等、品头论足的姿态；亦能体现柳宗元早年在京师任职时也是一个不矜不伐的人，不屑于自我炫耀。

作为年仅二十来岁的政坛新星，柳宗元勇敢地背负起教育后学的重担，原因还在于他从小便深知良师对学习者的重要性。柳宗元在〈与李睦州论服气书〉中提及幼年学音乐时目睹的教训，劝勉李睦州不要擅自参照书本练习服气术，强调跟从名师操练才能取得成效。他说：“愚幼时尝嗜音，见有学操琴者，不能得硕师，而偶传其谱，读其声，以布其爪指……如是十年，以为极工。出至大都邑，操于衆人之座，则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浊之乱，而疾舒之乖欤？”（〈与李睦州论服气书〉）柳宗元运用例证法，指出学操琴者倘若没能得到硕师的亲身指点，即使独自苦练十年，以为琴技已登峰造极，表演时也会沦为众人的笑柄。他由这段失败的学习经历得出如下结论：“无所师而徒状其文也。其所不可传者，卒不能得，故虽穷日夜，弊岁纪，愈远而不近也。”（〈与李睦州论服气书〉）⁴¹

如果没有良师指点，学习者就无法掌握到精髓，即使经过长年累月的操练，也会离学习目标愈来愈远。初入官场的柳宗元对仕途发展充满自信，他真诚地期望后辈能够学有所成，壮大能人志士的队伍，共同出谋划策以振兴唐王朝。在指导后学的过程中，柳宗元拓宽了社会价值的实践途径，有助于促进自我认同的正向发展。

柳宗元不仅亲身指导后学，还非常崇敬其他师者，他曾撰文公开表示对国子司业阳城及其学子们的支持，颇有教育引路人的风范。贞元十四年（798年），负责儒学训导之政的阳城受其得意门生薛约的牵连，出为道州刺史。当时，阳城深受太学生们的敬仰，他的遭遇引发了广泛的同情，约百六十名太学生至朝廷请求皇帝恢復阳城旧职。柳宗元以集贤殿正字的名义撰〈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二文赞扬阳城的功绩，表明自己支持太学生之举动的立场⁴²。他在〈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中指出，自从阳城被朝廷任命为司业，太学诸生都受益于他的教诲，并对此感到心满意足：“始朝廷用谏议大夫阳公为司业，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柳宗元听闻阳城被贬官的消息后，歎惋道：“非特为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师表，而莫有所矜式焉。”（〈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⁴³他既为太学诸生日后不能接受阳城的教诲而感到惋惜，也痛惜自己失去了一位出色的师表。

此前，柳宗元一直对“太学生徒仰阙赴诉者”的古道心存疑虑，认为千百年来太学生们不再如古书所言般爱慕师者的德教，直至目睹阳城及其学子间的师生情，才相信“古道復行于今”。柳宗元以此肯定良师对改善社会风气的带头作用：“阳公之在于朝，四方闻风，仰而尊之，贪冒苟进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恶，虽微师尹之位，而人实具瞻焉。”⁴⁴

柳宗元另一篇文章〈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对阳城的建树则有如下表述：“及公当职施政，示人准程，良士勇善，伪夫去饰，堕者益勤，诞者益恭。沉酗腆酒，斥逐郊遂，违亲三岁，罢退乡党。令未及下，乞归就养者二十馀人。礼顺克彰，孝弟以兴。”⁴⁵由于阳城教导有方，优秀的士人增添了勇敢善良的美好品质，虚伪的人不再掩饰自己，懒惰的人变得勤奋，放荡的人变得恭敬，酗酒和不探望父母的人被逐出师门。最终太学生们齐心使礼法得到彰显，孝悌精神得以復兴，将儒家美德发扬光大。从太学生挽留师者阳城的事件背后，柳宗元见证了阳城在京师时期的德育成效，深刻地体会到后学对师者情真意切的感恩与爱戴，加强了其投身教育事业的自信心。

第二节：柳宗元在京师为官时“避师名”的行为所反映的自我意识

柳宗元在京师为官时凭藉个人能力赢得了众人的敬重。关于柳宗元的社交地位，韩愈的〈柳子厚墓誌铭〉有这番描述：“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柳宗元才学过人，品格清廉，发表见解时能够引经据典，通读经书、史书和诸子百家书，在场的人为之赞歎不已，因而名噪一时。同辈想要与他交往，后辈想要向他学习，连公卿贵人等前辈都争先恐后想要收他为门生，无人不对柳宗元充满欣赏和赞誉。众人乐于结识柳宗元，使得他不仅有“以文宠后辈”的机会，还能与同辈切磋学术，向地位更高、眼界更广的前辈学习知识，从而在不同社交层面收穫自尊感。

“避师名，行师实”是柳宗元为师的主要特点之一，历来为人所褒贊。有研究者认为指出柳宗元“避师名，行师实”是由于被贬南荒，沦为罪人，如果继续大张声势招揽后学，更容易给政敌留下攻击的话柄，因此不愿意建立师生之名⁴⁶。不少研究者持有相同观点，这是不够严谨的。实际上，柳宗元并非被贬官至永州才决定“避师名”，而是始于在京师为官时期，这关乎他对学识水准的自我评价。

柳宗元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明确说道：

僕避师名久矣。往在京都……当时无师、弟子之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有两事，故不能。自视以为不足为，一也；世久无师弟子，决为之，且见非，且见罪，惧而不为，二也。其大说具《答韦中立书》，今以往，可观之。⁴⁷

由此可见，柳宗元担忧被人非议和怪罪只是“避师名”的其中一种原因，另一原因则是他自认为学识不高，不够资格自诩为师。这反映出柳宗元的心智变得更加成熟，不会因为众人的赞誉而沾沾自喜，他能够观察和审视自我的特质，并对个人能力作出独立评价，有利于他后期结合自身处境对自我行为进行调节。

但从直观上看，柳宗元当时似乎没有必要在师生关係层面进行自我贬低和压低自我评价，这是他个性软弱的体现之一。即使柳宗元身处京师，仕途蒸蒸日上，许多人慕名前来探访学习，但他却没有勇气借此机会积极地对外宣扬师道，扩大受益的学子群体。柳宗元将当时的来访者称作“后学”，可见他认为自己只是掌握知识在他们之前而已，有时候甚至觉得他人的学识本领胜过自己。〈答贡士沉起书〉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大概写于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柳宗元时年三十三岁，任礼部尚书员外郎，正值人生巅峰⁴⁸。在该篇书信中，柳宗元却先行向后辈沉起表示感谢：“志气盈牍，博我以风赋比兴之旨……又览所着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珪壁之宝甚厚。”⁴⁹柳宗元称赞沉起笔底生花，所写的书信和文章都非常值得借鉴学习，如同赠予自己珠宝美玉般丰厚的礼物。接着，他声称自己才疏学浅，对沉起的抬举感到羞愧难当，他说：“僕之狭陋蚩鄙，而膺东阿、昭明之任，又自惧也，乌可取识者欢笑，以为知己羞？进越高视，僕所不敢。”⁵⁰基于以上原因，柳宗元承诺将沉起的文章公佈给内行的人阅览，并鼓励他创作更多同类型的文章。柳宗元“尝病兴寄之作”，而见到沉起创作该类文章后“乃拊掌惬心，吟玩为娱。”面对沉起的讨教，柳宗元讲解得很委婉，多次引述其他人的看法，自己迟迟不敢给出明确的建议，有“搪塞之嫌”，说明柳宗元贬谪前也有软弱不自信，缺乏自我肯定的一面。

此外，柳宗元的软弱还体现在他处理婚姻关係一事上。原配杨氏去世后，他先后和多名妇人生儿育女，但始终没有把她们作为正室续娶。因为唐朝重视门第，柳宗元没有勇气突破传统观念将这些出身卑微的妇人扶正⁵¹。论官职，柳宗元固然不是正式教师，因此他不敢凭藉文学才能而逾越条框自称为师，这和他处理婚姻关係的做法有些许相通之处。柳宗元这种软弱某程度上源于他过度在意外界的评判，担忧他人不能接纳自己。

求仕期间，柳宗元曾经因为气盛轻狂而遭人诟病，为避免背负骂名，他持续进行自我教育，让性格趋向柔和。他把这些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妻弟杨诲之：“二十四求博学宏词科，二年乃得仕。其间与常人为群辈数十百人。当时志气类足下，时遭讪骂诟辱，不为之面，则为之背。积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锄其气，虽甚自挫折，然已得号为狂疏人矣。”（〈与杨诲之第二书〉）⁵²

儘管柳宗元没有十足的自信和底气，但自我满足感低却促使他保持虚心的学子姿态，不断增进知识技能和反思自我。例如，他在〈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中提到自己居住在京师时已有如下的学习习惯：“又二十年来，遍观长安贵人好事者所蓄，殆无遗焉。”⁵³可见柳宗元除了博览皇家藏书以外，还特意向专业收藏家和普通爱好者借阅前代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柳宗元坚持了整整二十年，这为他带来很多研读古书和作品的经验，一度“以是善知书”。柳宗元还善于把握时机主动向他人求学。贞元二十年（804年）二月，三十二岁的柳宗元和给事中陆质同住长安兴化里，遂拜陆质为师，进一步接触和探究“春秋”学⁵⁴，此事的来龙去脉在〈答元饶州论春秋书〉中有详细论述。后来柳宗元不幸恰逢陆质病重，自身又被贬官邵州，故无法顺利完成本次学业。然而，陆质敢于深究“春秋之道”的研学精神鼓舞了柳宗元，使他在学习过程中进一步培养了批判性思维，有助于丰富其教育思想。

在个人学习之馀，柳宗元还细緻观察了其他学子的治学态度，总结道：“吾长京师三十三年，游乡党，入太学，取礼部、吏部科，校集贤秘书，出入去来，凡所与言，无非学者。盖不啻百数，然而莫知所谓学而为已者。”（〈送贾山人南游序〉）⁵⁵他感慨自己在京师生活的三十三年间，出入乡党和太学等学者集聚的场合，与上百名学者有过交流，也从未发现不带功利心，只追求做学问之乐趣的人。可见柳宗元认为做学问和发展教育事业不应出于博取名誉的目的，他对自身有同样的要求。

柳宗元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表明自己写作文章的真正用意，他说：“僕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⁵⁶柳宗元主张“文以明道”，认为不必过多考虑如何写出辞藻华丽的文章，因此在京师长安任职以来不刻意利用文章为自己博取名声，只想让文章实现“辅时及物”的社会功用，为时代贡献价值。柳宗元“避师名，行师实”的出发点与此一致，无论是作〈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二文声援国子司业阳城及其弟子，还是“以文宠后辈”，都是为了致力于教育事业，而不是让世人赞颂自己。

第三节：柳宗元自我意识在师友互动中渐趋丰富

柳宗元年少时虽然胸怀大志，还自视甚高，但人无完人，尤其是家族的变故，以及求仕过程中遇到的挫折，都是现实给他的当头一棒，让他对自身的能力产生新的认识。柳宗元在制举落第后给大理卿崔儆写信说：

若宗元者，智不能经大务、断大事，非有恢杰之才；学不能探奥义、穷章句，为腐烂之儒。虽或寘力于文学，勤勤恳恳于岁时，然而未能极圣人之规矩，恢作者之闻见，劳费翰墨，徒尔拖逢掖、曳大带，游于朋齿，且有愧色，岂有能乎哉？（〈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⁵⁷

他认为自己缺乏政治和文学才能，努力学习写文章很多年了，依然达不到最高的标准，徒浪费时间笔墨，和朋友往来时总是为此感到羞愧。这些谦辞当然带有发牢骚的意味，却表明他中博学宏词前已经意识到自身能力有限，不足以实现救世济时的理想⁵⁸。

柳宗元在京师任官的过程中，对政治制度和科举现状有了更清晰的把握，他进一步明确自身对后学的帮助是有限的，遇到棘手的问题难免会感到失望。贞元十八年（802年），柳宗元任蓝田县尉，仍留在京兆府从事，无须离开京师。当时，元秀才向柳宗元寻求举荐，柳宗元作〈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对怀才不遇的元秀才深致同情，表明自己只是卑官下吏，实在无力相助⁵⁹。他说：

古之道，上延乎下，下信乎上，上下洽通，而荐能之功行焉……荐于有司而专其美者，则僕未之闻也，是诚难矣。古犹难之，而况今乎？独不得与足下偕生中古之间，进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虽王林国、韩长孺復生，不能为足下抗手而进，以取僇笑，矧僕之龌龊者哉！⁶⁰

柳宗元以古代举荐贤才的方式为例，说明被举荐给普通官员而取得成果的事情，自古以来就是罕见的。即使历史上的能人做此事也不可能成功，还会被世人嘲笑，活在中唐且才学平庸的自己更是如此。

然而，柳宗元此时还未经曆严重的政治打击，他与后学交流时展现的自我否定多数情况下仅是就事论事，很少背负沉重焦虑的心结，其自我意识的发展整体上处于健康稳定的水准。自二十一岁中进士以来，柳宗元所写的多数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文章，它们偏重社会性而缺乏个体抒情意味，与读者的心理距离较远。除去上述提及的以外，还有如哀悼亡妻杨氏的〈亡妻弘农杨氏志〉等一系列为族人和私交所撰的墓誌铭、纪念新食堂建造并提倡政治革新除弊的〈盩厔县新食堂记〉以及应兴州百姓之请庆贺当地开山引水工程竣工的〈兴州江运记〉等多篇应用文⁶¹。另外，西汉扬雄说：“书，心画也。”柳宗元在京师时写的书信少，且多为给后辈的回信，内容以官场应酬为主，正说明他此时着重于政治理想的实现，未有太多急需抒发的情感思绪⁶²。又或许是由于柳宗元身处人流往来便捷的京师，有充足的机会当面指导后学之士，故无需透过书信向他们传授创作心得等和教育相关的内容。

投身教育事业必然是柳宗元实现政治理想的其中一环，从他作〈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支持阳城的实际行动可见，他是一名有社会担当，诚心为学子谋福祉的官员。贬谪阳城本是德宗之命，柳宗元竟公然撰文反对，体现他冲动激进、敢怒敢言的性格特点，其后参与永贞革新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柳宗元遗传了父亲柳镇“号为刚直”的气质，加上成长环境给予他自尊、自信乃至自傲的底气，使他养成刚直激切的性格。假若他甘愿当一名文学家，可能会赢得朴实直率的美誉；但他以这种幼稚轻率的性格去从事革弊图新之政，就很容易遭遇失败。是次政治失意迫使柳宗元不得不慎重思考自我性格如何与客观现实相适应，他的性格出现明显的内向化转变，自觉收敛和抑制心性⁶³。相对而言，柳宗元在京师时的自我反思意识远不及贬谪后那般强烈。

更进一步说，柳宗元的性格转变体现他是一个自我检校倾向偏强的人。自我检校是指人根据社会情境来调整自我表现的行为，倘若自我检校倾向强的人无法将自身的意念付诸实际行动，他的社会适应则比较差⁶⁴。柳宗元有志于教育事业，而当他面对国子司业阳城被贬官、元秀才请求举荐以及沉起讨教创作心得等涉及教育后学的实际问题时，却由于制度不完善和自身官位不够高而感到无能为力。柳宗元身处京师时尚且无法彻底解决这类问题，当他被贬南荒，就更加无计可施了。儘管柳宗元深知自身能力有限，但他肩负沉重的家族使命，难以结合社会现实降低对自己的要求。因此，柳宗元贬谪后，内心同时存在着激昂、徬徨和悔恨等多种情绪，呈现出比在京师时期更複杂多样的自我意识也不足为奇。

由上可见，柳宗元在京师为官期间已经开始留意到文章的真正价值是服务于世而非谋取私利，并主动向师者陆质学习“春秋”以考究传统儒学之义理。这些举动标誌着他的自我意识逐步迈向多元和成熟。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⁶⁵

柳宗元年少时写文章喜好追求华美的辞藻，而长大后才知道文章是用来彰显道理的。又据〈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所言：“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⁶⁶可见〈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提到的“及长”指的就是在长安为官时期，说明柳宗元当时对作文之道已有独特见解。中唐世风日下，柳宗元很多年都没有见到过真正热爱学习的人，但他选择坚守自我，不盲目随同他人。韩愈和柳宗元都是儒家学者，韩愈全盘接受了儒家思想体系和典籍，柳宗元却对《春秋》等多部儒学经典展开系统批判，导致被宋代欧阳修排除在儒学復兴阵营之外。柳宗元并非反儒，在他看来，传世儒学的影响范围由学术领域渗入法律体系，给现实司法带来难题，必须批判地继承⁶⁷。在发展教育事业上，柳宗元同样承担起儒家文人负有的社会责任，以解决具体问题为导向，因而谢绝师名等一切多馀的称谓和荣誉。 

第三章：仕途失意的柳宗元：独特自我意识的形成

随着年龄和人生阅历的增长，人的自我意识发展必然趋于成熟稳定。柳宗元因永贞革新失利，前后被贬官至永、柳二州，长达十四年的贬谪生涯成为其自我意识发展的重要时期。仕途失意迫使柳宗元重新探索人生定位，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文学创作和探讨学术问题，既在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传播了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方面，他不可避免地陷入自卑和自我质疑的泥潭，另一方面又尝试在逆境中寻求心灵的解脱，并实现自我成长。但无论付出怎样的努力，柳宗元的自我意识始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他的文学创作和教育活动的开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第一节：柳宗元谪居永州时自我意识的複杂性

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八月五日起），柳宗元因参与政治变革活动失利，遭连贬为永州司马⁶⁸，此成为其一生政治生涯的转捩点。永州远离京师，当地气候环境恶劣、经济文化落后。柳宗元由前途光明的京官沦为“僇人”，其仕途空间被迫收窄，时常感到无所事事、坐立不安，便选择徜徉书海，继续增长文学知识以避免虚度光阴。他说：“僕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尝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与李翰林建书〉）⁶⁹

柳宗元不仅接受儒学，还乐于博采诸子百家之众长，从中吸纳大量经学与文学知识，令思想变得更加灵活多元。柳宗元在京师任职时“专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为文之道”，贬官后广泛的阅读使他取得甄别文章好坏方面的突破，他补充说：“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与杨京兆凭书〉）⁷⁰

阅读输入无形中为写作输出打下基础，柳宗元变得比之前更热衷于文章创作，自言：“僕近亦好作⽂，与在京城时颇异。”（〈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⁷¹印证他在京师为官时作文多数用于亲友和官场的应酬，并非真正享受文学创作。柳宗元察觉作文能让他感到愉悦，有助于减轻内心的恐惧，自白道：“着书亦数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远寄，但用自释。”（〈与李翰林建书〉）⁷²柳宗元年少时“为文章，以辞为工”，任官时始知“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强调创作不应该过度凋琢言辞，能够阐明道理才是最重要。而此时，柳宗元却觉得这些随心创作的文章“心病言，少次第，不足远寄”，他的自信心因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而深受打击，意识层面认为实现“文以明道”之理念的希望淼茫，不自觉地将内在动机转向纠结文章言辞中去，可见柳宗元的“心病”对自我认知造成负面影响，继而妨碍自我价值的实现。

从客观上看，柳宗元南贬永州后，吸纳了更广泛的思想，所写的文章题材更丰富、风格更灵动多变，创作技巧与日俱进。山水游记和寓言式杂文等的涌现，使柳宗元的诗文创作形成崭新的局面，他理应更有底气指点后学，但主观上却越发觉得自己不配得师名。柳宗元谈论师道的文章主要有四篇，除了〈师友箴并序〉，其馀三篇为给后学之士的书信，分别是〈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和〈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柳宗元之自我意识的矛盾性在这几篇文章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既有自讽自嘲的一面，也有自认清高，彰显独特的一面。

对于中唐时期的从师风气，柳宗元指出：“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呜呼！生于是痛矣，歌以为箴。既以儆己，又以诫人。”（〈师友箴并序〉）⁷³他感歎时下人们不肯从师求学，为人师者则反遭耻笑的怪风。同时，在柳宗元看来，放眼整个社会，能称得上师者的人又是凤毛麟角的。他为“吾欲从师，可从者谁？借有可从，举世笑之”的形势感到遗憾，他想要从师，可不知道何人敢于挑战世俗成见而承接师名。儘管柳宗元看似对师者只有“中焉可师”的要求，但这在当时仍然是难以实现的，因此柳宗元在篇末总结说：“师乎友乎，敬尔毋忽！”表明自身对从师交友之行为的谨慎考虑，塑造孤清高洁的个人形象，即是卒章显志。

根据柳宗元的描述，他早前在京师任官时便开始拒绝师名，原因仅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一文中简略提及，再无其他文章深入说明。但在谪居永州时，柳宗元则一再强调自身处于窘境、才学低下，因而不配为师，可见他的自我评价似乎越来越低了。在上述三篇给后学的回信中，他分别贬低自己：“僕道不笃，业甚浅近，环顾其中，未见可师者。虽常好言论，为文章，甚不自是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⁷⁴、“前已毕秀才可为成人，僕之心固虚矣，又何鲲鹏互乡于尺牍哉！”（〈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⁷⁵，以及“内不足为，外不足当。”（〈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⁷⁶。面对严厚舆秀才的问询，他自嘲道：“僕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又不为人师。人之所见有同异，吾子无以韩责我。”⁷⁷结合几篇文章的说法，柳宗元“避师名”有惧怕贻人口实的外在原因，也有自认才薄智浅的内在原因。无论后学们如何恳请与贊许，柳宗元都坚持谢绝师名，他运用许多人物及事件作为例子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以期得到他们的理解。

实际上，柳宗元内心深处极其渴望有人愿意欣赏自己并前来切磋学术，如此一来他便能从中实现人生价值，收穫自我满足感。所以，柳宗元才会主动向原本不知情的袁君陈秀才提起“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僕门，日或数十人”的往事，暗中透露自己是值得后学信赖和学习的。当他得知韦中立喜爱自己的文章时，则说：“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表达了为人所认可的欣喜之情。接着，柳宗元肯定自身长期以来的作文态度，他说：“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⁷⁸柳宗元还罗列了日常阅读的典籍，涵盖《书》、《诗》和《礼》等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史书，自言创作时能够融会贯通书中的道理和技巧。

此外，他自豪地向严厚舆秀才宣称：“马融、郑玄者，二子独章句师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师，僕幸非其人。”（〈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⁷⁹他非常鄙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经学家马融和郑玄，批评两人做学问浅尝辄止，只是剖章析句而忽视义理，才不配位。柳宗元庆幸自己不在章句师的行列，体现他一定程度上带有学术上的优越感，认为自身在研读经书方面比他们更有创见，这当然也是他在京师时拜陆质门下的学习成果之一。

考究柳宗元的成长和学习经历，他拥有自信是理所当然的事，并非夸大自身实力。相比之下，他强烈的自卑感从何而来，则更值得探讨。心理学研究者指出，假如个体对自身弱点有清晰的认知并能防范于未然，就会极大降低被弱点击中而产生自卑情结的可能性⁸⁰。据第一章所述，文学才能不等同于政治才能，柳宗元年少时显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后来才会在政治决策上做出激进的举动，令前程毁于一旦。然而，这不能完全怪罪柳宗元，因为中国古代几乎没有专门职业的文学家，他们多数以官员的身份出现。吉川幸次郎指出，科举制度推行后，参政者必然要进行文学创作；反之，擅长文学创作的人至少要对参政感兴趣⁸¹。也就是说，柳宗元的第一理想应当是成为政治家，文学家是依附于政治家的第二身份。可惜柳宗元生不逢时，当时柳氏家族已经没落，无人在朝廷上担任要职，他只能靠自身摸爬打滚，反復试错。论城府，柳宗元自然比不过那些饱谙世故、老谋深算的政敌和佞人。柳宗元年少时便怀有高远的政治抱负，却因为欠缺政治才能而无法实现。永贞革新的告败让他三十三年来的努力瞬间化为泡影，一时承受不起从巅峰跌入穀底的巨大落差，强烈的自卑感由此而生。

永贞革新失败前，柳宗元对自身的整体表现还算比较满意的，他在〈与萧翰林俛书〉中回忆称：“僕当时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美。”⁸²他自视年轻而有为。结合前文出现过的篇章则不难发现，柳宗元南贬后经常在不同文章中忆述往事，将现状与过去进行比较论述。这种做法称为自我时间比较，它是自我评价的方法之一，有助于个体评定自身在某领域的能力，从而形成该领域的自我概念⁸³。伴随着仕途的失意，柳宗元的生活重心不得不由政治领域转向文学等其他领域。他回想起在京师为官时指导后学的规模和画面，时而对自身学习和创作的态度表示肯定，时而又有刻意贬低自己的言语，没有形成统一明确的自我评价方向。这些做法体现出此时的柳宗元是个低自我认同者，这是因为，低自我认同者容易对现实感到无所适从，对未来感到迷茫，试图在众多过往经历中找到自身稳定性的支撑点⁸⁴。儘管柳宗元因政治生涯严重受挫而变得极度自卑，但他人生并没有就此盖棺定论。他仍然有机会通过追寻自己以往在文学领域所取得之成果的方式，动态地评估个人能力，重新确立自我概念，继续推动文学创作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相比唐代其他教育名家，柳宗元展现出别具一格的自我意识，其独特性主要表现在自我体验层面。以韩愈为参照对象，《旧唐书·韩愈传》记载云：“父仲卿，无名位。愈生三岁而孤，养于从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韩愈出身贫寒，受教育条件欠佳，这样的生存环境却促使他养成独立坚强的性格，他不惧世俗成见，被贬官后仍作〈师说〉积极宣扬师道。韩愈逝世后，他的得意门生李翱继续在青年学子中开展教育活动，沿袭了韩愈“尊儒反佛”的教育理念，还独创出有别于韩愈“性三品说”的“復性说”⁸⁵。可以发现，韩愈和李翱发展教育事业时，似乎并未显露出柳宗元那种深刻的自卑感和忧惧情绪，两人都把精力全数放在具体的教育行为上。柳宗元自身难以摆脱负面体验的困扰，便改用写文章的方式表示对韩愈教育工作的支持。从〈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和〈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等文章中可见，柳宗元格外敬佩韩愈的博学多识及其“抗颜而为师”的勇气，指出他即使因此遭受时人的辱骂和诽谤，也坚持在京师等地广泛招收后学，壮大“韩门弟子”的群体。对此，柳宗元把韩愈比作蜀地的太阳，说：“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运用设问的修辞手法，肯定韩愈为师的正确性，错在他人溷沌不分、少见多怪。

从柳宗元和韩愈对师道的看法和做法可见，柳宗元所展现的自我意识明显不如韩愈那麽合乎儒家文人的特点。文学研究者王芳指出，中国文学的发展深受儒家道德规范的影响，很多文学家都强调社会责任和个人的关係，注重在作品中塑造崇高的自我形象和理想人格。虽然西方人不会忽视道德和宗教的规范作用，但西方作家更追求自由，赋予个人情感很高的地位，尽情在作品中宣洩欢乐或忧伤等情绪⁸⁶。韩愈无视世俗的骂名，勇敢承担教育后学的社会责任，广纳天下学子而形成“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的师生交流圈，甚是符合典型儒家文人的作风。柳宗元虽与韩愈同为儒家文人，他推崇韩愈的师者风范，撰文为其打抱不平，明人茅坤亦认为“子厚深服昌黎”（《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⁸⁷，但柳宗元从始至终都没有要求自己向韩愈看齐。他大方承认自己畏惧世人的讥笑和政敌的陷害，也因担忧自己传授的知识对后学没有实际帮助而感到内疚，只好以“僕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又不为人师”来概括拒绝师名的缘由。当后学前来请益时，柳宗元又会感到非常欣慰，将先前所学倾囊相授，并诚挚地向他们坦白“拒师名”背后的心声。

柳宗元是一名文学家，更是一个有思想、有情绪的凡人，他的文学书写让古今读者瞥见一位迁客在自信与自卑之间的心理挣扎，这是十分难得的。即便抛开唐代的社会背景不说，柳宗元追求自我情感之真实表露的行文特色，在历代中国文学作品中也是较为少见的。

第二节：柳宗元趋于成熟稳定的自我意识

自贬谪起，重返生活长达三十馀年的京师便成为柳宗元心中最难以磨灭的执念。他屡次写信向京官和亲友陈情诉苦，或抱怨现实生活的困顿，或控诉佞人对自己的陷害，还顺带提及永贞革新政治集团的罪行，尝试得到他们的同情及帮助。比如，他在〈与萧翰林俛书〉中说：

僕不幸，嚮者进当臲不安之势，平居闭门，口舌无数，况又有久与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门哉。其求进而退者，皆聚为仇怨，造作粉饰，蔓延益肆……凡人皆欲自达，僕先得显处，才不能踰同列，声不能压当世，世之怒僕宜也。与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进，辱在附会。圣朝弘大，贬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谤语转侈，嚣嚣嗷嗷，渐成怪人。饰智求仕者，更詈僕以悦雠人之心，日为新奇，务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⁸⁸

这段话中，柳宗元寥寥几笔带过自己过去有幸得到二王集团的引荐，因而官运亨通；但却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佞人陷害自己的原因以及陷害手段的层出不穷，可见他并非心服口服地承认自己犯下滔天大罪。柳宗元运用反语的修辞手法，说道：“凡人皆欲自达，僕先得显处，才不能踰同列，声不能压当世，世之怒僕宜也。”⁸⁹他故意贬低自己的政治才能，以此衬托他人嫉怒的合理性，实则讽刺心术不正的人为了谋权而不择手段。关于这些人的卑鄙行径，〈与裴埙书〉有更加详细具体的描述，此处不再赘述。由此不难看出柳宗元将永贞革新失利归结于“僕不幸”的外部不可控因素，认为如果不是遭人诬陷，自己就不至于陷入绝境，以此自我安慰。他真正痛恨的不是与自己“交十年的罪人”，而是居心不良的“雠人”和“饰智求仕者”，以及吠形吠声的“众人”。

不过，柳宗元批判永贞革新不是为了推诿责任，更多时候是身为“僇人”万不得已的自我保护。痛批政敌之无耻，还自身之清白才是他的主要写作目的，是受其自我意志所支配的。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一文中，柳宗元首先向许孟容表示“未尝有故旧大臣肯以书见及者”的社交困境，自问自答道：“何则？罪涝交积，群疑当道，诚可怪而畏也。”暗中指出自己不受旧识待见是由于佞人在背后进谗言，并非自己有错在先。随后，柳宗元说：“年少气税，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路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他认为自己以前过于冲动，没有看清小人当道的局势就行动才导致失败。柳宗元用“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简略带过参与政治革新的初衷，说明他坚决否认此举是非正义的，重申只是按照自身“以忠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的政治理想行事。此外，柳宗元还说：“自古贤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谤议不能自明者，仅以百数。管仲遇盗，升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礼之。”他使用例证法，将古代贤人曾遭诽谤而最终得志与自身沉冤不能昭雪进行对比，发出对黑暗社会的痛骂：“今已无古人之实，而有其诟，欲望世人之期己，不可得也。”虽然柳宗元自责“与负罪者亲善”、“今抱非常之罪”、“以成大戾”等，但这些都不是他的真实想法，更不是他甘愿接受的现实。因此，他採用卒章显志的立意手法，在信末特别提醒许孟容：“书辞繁委，无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⁹⁰，期盼对方能够在曲折的表述中读懂自己的苦衷。

对于“恒惴栗”，长期开启自我保护机制的柳宗元来说，和他人探讨学问是为数不多的放鬆方式之一。从中，他能够把谈话重点转移到解决实际问题中去，短暂地卸下心理防备，放下对官场的憎恶，使心境趋向清朗明快。除了向后学传授创作技巧以外，作为一名涉猎广泛的学者，柳宗元和友人展开各类话题都能得心应手，侃侃而谈。例如，他和李睦州讨论胡乱操练服气术的危害，和吴武陵讨论《国语》的荒诞性，和吕恭讨论墓中石头书的真伪等，时常重现出早年在京师为官时“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的风范。

特别是在知己刘禹锡面前，柳宗元更是甩掉指导后学时不敢为师的顾虑，变得十分从容自信。当时，刘禹锡认为柳宗元的《天说》没能把道理讲通透，便作《天论》三篇予以补充。柳宗元阅后，点评道：“求其所以异吾说，卒不可得。其归要曰非天预乎人也。凡子之论，乃《天说》传疏耳，无异道焉。谆谆佐吾言，而曰有以异，不识何以为异也。”

他为刘禹锡的文章作出有理有据的分析，最后提出建议：“无羡言侈论，以益其枝叶，姑务本之为得，不亦裕乎？独所谓无形为无常形者甚善。”（〈答刘禹锡天论书〉）⁹¹“羡言侈论，以益其枝叶”也就是“以辞为工”，这与柳宗元后来所提倡的“文以明道”相左，故他询问对方是否愿意尝试另一种创作思路；随即笔锋一转，表示自己高度贊同对方“无形为无常形”的观点，给友人留下情面和再度商讨的空间，可谓情理兼备。

〈与李睦州论服气书〉一文更是风趣横生，它展现出柳宗元贬官以来难得一见的幽默感。李睦州因沉迷修炼来历不明的服气术而变得面容憔悴、鬱鬱寡欢，引起一众友人的担忧。吴武陵先行作千字长文予以劝阻，却无济于事。柳宗元得知此事后，调侃说：“若古之强大诸侯然。负固怙力，敌至则诺，去则肆，是不可变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则宜济师。今吴子之师已遭诺而退矣。”他把李睦州比作古代强大的诸侯，其顽固的态度就如同牢不可破的城牆，令“进军”的吴武陵知难而退。柳宗元继续说道：“愚敢厉锐擐坚，鸣锺鼓以进，决于城下。惟兄明听之。”⁹²他把劝谏李睦州一事从友情提醒夸张成攻城之战，表明自己想要将他从歧道上拉回来的决心，看似严肃又不失诙谐，比生硬刻板的说教更容易让对方接受。

劝勉友人时，柳宗元尚能用幽默的笔触表达观点。在劝导晚辈，而且是基于个人亲身经历所得的道理时，他就不肯退让了。在〈说车赠杨诲之〉一文中，柳宗元以过来人的身份，向性格张扬的内弟杨悔之提出忠告。他把人生比喻为车，若想达到“险而安，易而利，动而法”的境地，就应当像车轴一样“守大中以动乎外而不变乎内”。同时，他还作了〈与杨诲之书〉进行补充说明，强调在保持内心正直的前提下，还要学会灵活变通才能适应动盪不安的社会环境。不过，碍于柳宗元的社会地位和尴尬处境，并不能有效说服年少轻狂的杨诲之，还招致他的反感。柳宗元见先前作的两篇文章都没能让杨诲之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只好作〈与杨诲之第二书〉再次向他强调：“吾以为刚柔同体，应变若化，然后能志乎道也。”坚定不移地认为“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才是至高无上的处世准则，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无法实现个人理想⁹³。柳宗元在考取博学宏词科期间便开始意识到收敛心性的重要性，但之前主要是出于减少非议的目的，存在较强的被动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他深刻地意识到靠自我调节来适应社会生存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由此主动向晚辈杨诲之提出“守大中以动乎外”的观点。“动乎外”意味着可进可退，不妄自尊大，也不故步自封，比单方面的收敛心性更具灵活性。自我调节能力的加强，是柳宗元自我意识进一步成熟的体现。

由以上几个例子可见，虽然柳宗元提倡尊重他人的个性发展，但他只在自身认为正确的事情上给予他们支持，否则就会耐心地指正对方。与此同时，他还非常善于欣赏和赞美他人，这些人包括“行厚而辞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的韦中立、“貌甚坚，辞甚强”的袁君陈和“勤恳，意甚久远，不为顷刻私利，欲以就文雅”的廖有方等后学之士，所言皆具体深入且有针对性，可以起到有效鼓励对方的作用。柳宗元的做法显然延续了早年“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之”的标准，证明个体的自我意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稳定。

面对政治失意，他深感自卑，痛恨佞人；面对后学，他虚怀若谷，畏惧为师；面对友人，他赤诚相待，抵掌而谈；面对晚辈，他苦口婆心，关怀备至。柳宗元生活得艰苦，却又苦中作乐，不甘心彻底沉沦。在逆境中继续实践先贤之道，为社会贡献价值，便是他此间所坚守的自我理想。所以，他在〈送贾山人南游序〉中抒发道：“若君者，之于道而已尔，世熟知其从容者耶？”⁹⁴既是对贾山人不慕名利，学而为己的贊许，也借此事表明了心志。

在京师为官期间，柳宗元忙于应酬，陷于政事，很少对他人表露心迹。比如，他多次声称早年便“避师名”，但参照《柳宗元集》，他的忧虑并没有直观呈现在任何于京师所写的文章中，表明柳宗元当时的自我揭露程度不高。关于“自我揭露”，西方理论指出，当一个人能够就个性、情感、喜好，对事情的看法及自身面临的困扰向他人倾诉时，代表他是一个相对成熟、有创造力的人，亦因此有更好的社会适应性⁹⁵。在谪居永州、柳州期间，柳宗元经常在与他人交流时说起自身的悲惨处境，流露出错综複杂的情感，还主动向后学解释“避师名”的原因。结合上述理论来看，这些行为都表明他的自我揭露程度有很大的提升，也是自我意识趋于成熟的体现。

柳宗元在自我揭露时，通常不会表现得和他人针锋相对，常常以遭受佞人陷害的弱势姿态出现，用委婉曲折的语气向亲友和后学诉苦，有时显得十分可怜。柳宗元想要得到他人的同情，竟也如愿以偿地让众多古今学者为其不幸感到唏嘘。当代研究者郭新庆认为，韩柳二人的性情迥然不同。柳宗元是温和的谦谦君子，从不肆意评论他人，宁可终生困死在南荒，也不怨天尤人或率性发声。而韩愈嫉恶如仇，不平则鸣，令人不敢言其是非；遇到挫折便呼天抢地，为了名利而处心积虑⁹⁶。何以见得柳宗元从不怨天尤人，又何以见得韩愈贪恋名利？诸如此类“扬柳抑韩”的评判明显过于主观，有失公平性。洪迎华和尚永亮两位学者指出，上世纪70年代末以前，部分学者被政治和意识形态所左右，把柳宗元视为忠直坚刚的进步势力的代表，韩愈自然成了趋炎附势的保守的一方。70年代末以后，随着政治思想的拨乱反正，人们对韩柳的学术研究才重新回到正轨⁹⁷。由此相信郭新庆的观点可能是受到上述原因的影响。若从自我意识的角度入手，无论是为师还是创作，韩柳二人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之处和优缺点，研究者无需透过贬低韩愈来抬高柳宗元，能够略微降低论述的主观性。

诚然，柳宗元不是十全十美的，也会表现出一些不那麽像谦谦君子的特质。永贞革新失败后，他丧失了政治上的话语权，不再锋芒毕露，但又难免保存有以往性格上的强硬刚直，偶尔会以自我为中心。韩愈曾寄信与柳宗元探讨史官之事，表达对自己担任史官可能遭遇人祸、天刑的担忧。柳宗元非但不理解，反倒作〈与韩愈论史官书〉向韩愈提出严厉的质疑：“若果尔，退之岂宜虚受宰相荣己，而冒居馆下，近密地，食奉养，役使掌固，利纸笔为私书，取以供子弟费？”他指出这些行为都是古代有志于正道的人所唾弃的。接着，他鄙夷不屑地批评韩愈不该迷信虚无缥缈的鬼神，否则就算不上是明者：“又凡鬼神事，淼茫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犹惧于此。”最后还说起了韩愈的风凉话：“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⁹⁸全文多处使用短句和感歎句，语速急促且语气咄咄逼人，已有少许道德绑架的意味。柳宗元自幼饱览古书，对史官不得善终的事例起码略知一二，再加上有盟友王叔文被赐死的亲身经历在前，且不说接纳韩愈的观点，至少也应当体谅他的心情。但是，柳宗元这两点都没有做到，说明他对韩愈的处境缺乏感同身受，不经深思就横加指点，未免有些“好为人师”了。

另一方面，柳宗元却擅长因应对话者的身份而转换自称，明显体现出他有自利的倾向。当他面对友人时，经常以“吾”自称；当他面对抬举自己的后学之士和值得敬重的前辈时，则自谦为“僕”；文笔缜密老练，可见柳宗元创作时往往要经过一番精心的考虑，以便向对方展示诚意及留下好印象。

即使柳宗元自从踏入仕途后就有自我反思的意识，但从他谪居永州后对政敌强烈的谴责、频繁透过游山玩水以排解鬱闷的行为可见，他内心对政绩等个人成就仍有执念，不可能彻底屈服于命运。然而，柳宗元很少审视永贞革新集团和朝廷内部其他政治集团的关係，也没有深思以前所使用的政治策略是否适当，更多的是批判政敌的奸诈和现实的不公，甚至企图靠讨好他人来获得同情，导致他始终无法摆脱政治受害者的自我认识。故此，面对贬谪，柳宗元还不忘向外界强调自身在逆境中坚持不懈的精神，他说：“今復得好官，犹不辞让，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进。”（〈与杨京兆凭书〉）⁹⁹。“自进”即自强，它能够保证柳宗元不迷失人生的大方向，却不能让他挣脱悲剧感的束缚，从而拥抱自信，走向乐观。在“苦中作乐”的人生取态下，柳宗元的精力必然会被自卑、自责等负面体验所消耗，这是他无法竭尽全力发展教育事业的原因之一。整体上看，柳宗元被贬永州后，他的自我意识因成长环境的巨大动盪而迈向成熟，比早年更加丰富多元、强烈深刻，并且在长期的谪居生涯中得到稳定；他的自信无法完全回到贬谪前的水准，也不会彻底沦为自卑的个体，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他病殁于柳州。

柳宗元深感痛苦但不沉沦，怨天尤人却又尝试独立自强，这种独特的自我意识的形成和他早期的成长经历有很大的关係。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人类的个体差异通常是由家庭环境的不同所造成的，父母的职业、性格特点和生活习惯都是孩童一心嚮往或暗中模彷的对象，孩童会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将父母对他们的影响呈现出来¹⁰⁰。柳宗元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成年后走上从政之路，因具备出色的讲学能力而成为远近闻名的师者，这些都是受到家庭环境影响的显性结果。同理，母亲范阳卢氏必然也对柳宗元的心理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却十分隐蔽，往往不被文学研究者所重视。

在柳宗元早年的认知中，母亲是一名即使过着苦日子也依然百折不挠的伟大女性，对于母亲的生活信念和言谈举止，他都是非常认可且印象深刻的。母亲去世后，柳宗元除了在〈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中歌颂她的贤良淑惠，还特别提到她坚强的品质；“岁恶少食，不自足而饱孤幼”和“诸姑之有归，必废寝食，礼既备，尝有劳疾”¹⁰¹两句都能让人感受到卢氏在家庭责任和情感维繫层面具有比较坚韧的承载力。而文学最大的特色便是展现文学家的主观心灵和情感世界，故研究文学有必要探讨文学家的思想特点和创作风格的最初成因。以早年记忆为例，人类对悲伤、痛苦和焦虑等负面情绪的体验通常比愉悦、欢乐等正面情绪更为强烈，情绪正是构成文学的主要因素之一¹⁰²。儘管柳宗元出生成长于唐代最繁华的京城长安，早年拥有比较优越的受教育和生活条件，但过于安逸的环境并不利于他培养抗逆力。永贞革新的失败，意味着柳宗元肩负的家族使命化为泡影；陪同他前往贬谪之地永州的母亲也因为无法忍受当地酷热潮湿的恶劣环境，短短半年时间就病逝。柳宗元深感愧对父母，想要继续努力以实现政治理想来弥补对父母乃至柳氏家族的亏欠，他的精神无疑是痛苦不堪的，但母亲的乐观坚强又在冥冥之中成为他奋进的动力。

论政治才能，柳宗元自然是一个输家，但政治生涯的不幸遭遇却无意中为他在南荒传播文学知识和科举文化提供了大好良机。两《唐书》皆高度肯定了他在推动永州和柳州学术繁荣方面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分别指出“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千里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和“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

柳宗元作为一名自称“有不至必惎之”的师者，他对待杜温夫这类装模作样的求学者，则不留情面地指认他们的错误。柳宗元谪居柳州时，杜温夫在两个月内写了三封长信并附带十卷文章请求拜见。然而，他并没有轻易被感动或是沉醉在对方的赞美中，很快便看穿杜温夫“文多而书频”的表面勤奋和“书抵吾必曰周孔”的虚伪奉承，诚恳地告诫他：“拟人必于其伦，生以直躬见抵，宜无所谀道”，希望他往后可以摈弃此类缺乏实质意义的行为。另外，柳宗元发现杜温夫的文学功底尚显浅薄，存在“用助字不当律令”的问题，例如将表示疑问语气“乎、欤、耶、哉、夫”与表示肯定语气“矣、耳、焉、也”溷淆使用。对此，柳宗元没有任何冠冕堂皇的说法，而是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言类且异，慎思之则一益也。”（〈復杜温夫书〉）¹⁰³他鼓励杜温夫自行考察前代典籍的用字，不要盲目认同自己的观点，学会慎重思考才能有效提高文学水准。柳宗元这封笔触犀利的回信，既体现出他对教育事业的深厚责任感，也彰显出他自身严谨的为文态度。

柳宗元之所以严格要求自己，是因为他深知师者的榜样作用。早年在京师任官时，他便认为勤奋刻苦是担任师者的基本要求，他在〈四门助教厅壁记〉中说：“课生徒之进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庄敬之流，固不得临于是。”¹⁰⁴而对于前代典籍中思想和内容，不能人云亦云或是道听途说，要敢于深究并提出质疑，柳宗元说：“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究穷其书，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说书〉）¹⁰⁵这点与他鼓励杜温夫“考前闻人所使用”的做法如出一辙，可见柳宗元二十年来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自律。

谪居永州期间，柳宗元对当地教育所作出的贡献在其他历史文献中也有所记载。例如，清代光绪《湖南通志》指出唐代湖南进士共有27人，永州占9人；唐代历届科举中，永州共五次囊括湖南所有进士名额。宋代湖南进士共948人，永州占373人，比例高达四成。说明唐宋时期柳宗元等文人将先进的文学和文化带到永州这一荒蛮之地，对当地的教育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¹⁰⁶。其后，柳宗元又被贬到更偏远的柳州，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四年。虽然柳州的自然环境也非常恶劣，当地的人文因素与中原有着更大的差异，但柳宗元从閒职员外司马升职为柳州行政长官，被朝廷赋予了教化州民的职责。自此，柳宗元终于成为“名副其实、堂堂正正”的师者，不再频繁向他人声称自己不配为师。他巧妙引导州民以佛教仪式取代原本落后愚昧的地方习俗，还翻新佛寺作为学堂，很快便达成“人始復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的教化目标，欣然撰〈柳州復大云寺记〉以记录。

总的来说，柳宗元谪居永州、柳州时期，他的文章通常包含自我谴责、批判佞人、交流学术和寄情于山水等多变的创作动机，反映出他在逆境坚持自我成长，进行自我反思和寻求解脱的複杂心理状态。他这种顽强不屈的意志也深深感染了后代的文人，陆游曰：“东坡在岭海间，最喜读陶渊明、柳子厚二集，谓之南迁二友。”（《老学菴笔记》卷九）¹⁰⁷

归根结底，此时期的各类作品综合反映出柳宗元的自我意识已经进入成熟稳定的阶段，他能够更清晰地理解自己的人生目标与创作动机，从而自如地运用各种技巧来传递自身的思想和情感，创作出既灵动又富有内涵的作品。他的书信体散文如〈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讨论师友关係和文学创作问题，展现了深邃的思考；山水游记如〈始得西山宴游记〉借用巍峨怪特却被忽视的西山抒发自身怀才不遇的苦闷；寓言故事如〈黔之驴〉则以精炼的笔触嘲讽了无才无德的政敌。这些作品不仅成为唐代文学的瑰宝，也使柳宗元在中国文学史上享誉盛名。

第三节：柳宗元的自我意识在开展教育方面的局限性

任何一个人物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在欣赏柳宗元虚心好学等美好的品格时，也不能忽略其自我意识的局限性。正是这些局限性的存在，才导致柳宗元在发展教育方面欠缺主动性，无法最大程度发挥他的才能，主要表现有以下三点。

其一，柳宗元的自我体验过于敏感，时常在自尊与自卑的边界徘徊。众所周知，永州人眼中平平无奇的自然风光皆能轻易引起柳宗元强烈的情感共鸣，从而创作出笔触细腻优美的山水游记，这反映出他对外部世界具有很高的感知力。就文学创作而言，作者能够敏锐地捕捉身边的素材并随时提笔记录，固然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天赋，但这也意味着个体很容易被外界因素所影响，进而诱发不稳定的自我体验，给人际交往带来负面影响。例如，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柳宗元开篇便对专程从京师长安前来永州，欲拜自己为师的韦中立说：“僕道不笃，业甚浅近，环顾其中，未见可师者。虽常好言论，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师来蛮夷间，乃幸见取。僕自蔔固无取，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为衆人师且不敢，况敢为吾子师乎？”¹⁰⁸

他这麽说，无疑是以自卑的姿态向对方泼了一盆冷水，尤其是“为众人师且不敢，况敢为吾子师乎？”一句，更是有种正话反说，任性发洩内心对社会现状之不满的意图在其中，其措辞语气很容易让对方感到不适。随后，柳宗元尝试心平气和地解释不愿为师的原因，但很快又情不自禁地批判起当时社会的从师风气，可见他对世俗成见的蔑视。柳宗元表面上只是否定了当时不尊师重道的怪风，实际上是在维护自身的师者尊严。在这封书信中，他几乎用了一半的篇幅来宣洩个人情绪，直到后半部分才开始分享创作心得，最后反而询问对方“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无取乎？”柳宗元的做法看似谦虚内敛，还给予了学生自主思考的空间，却也降低了身为师者的权威性，甚至会让学生失去求教的积极性，阻碍彼此间进一步的学术交流。

而在〈復杜温夫书〉中，柳宗元同样有自尊与自卑相互交织的表现，他说：“吾虽少为文，不能自凋斵，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立言状物，未尝求过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¹⁰⁹一方面，从小学为文章的柳宗元自认为技艺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无需刻意凋琢文辞便能恰到好处地传达内心的思想感情；从中隐约表示自己创作文章不是为了装腔作势或取悦他人，展现出强烈的自尊心。另一方面，柳宗元声称：“未尝求过人，亦不能明辨生之才致。”面对态度不端正的后学杜温夫，他虽有婉拒之意，但这种做法也反映出他对自身教学能力的不自信，不确定是否能够指导文学功底如此薄弱的杜温夫成才，只好採取回避的措施。

其二，柳宗元偶尔会深陷在自卑的泥潭中无法自拔，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社会遗弃的、寸步难行的囚徒，削减了对生活的热忱。他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中描述了自身形容枯藁、精神萎靡的状态：“宗元以罪大摈废，居小州，与囚徒为朋，行则若带纆索，处则若关桎梏，彳亍而无所趋，拳拘而不能肆，藁然若枿，隤焉若璞。”¹¹⁰由此，他哀歎道：“其形固若是，则其中者可得矣。”柳宗元身处自然环境恶劣的永州，身体健康长期受到炎热和湿毒的威胁，再加上脱离了原有的交际圈子，他总是感到无依无靠，这些不利因素都导致他的心情得不到真正的平復。当一个人在生活中痛苦挣扎，感到自身难保时，自然就没有底气为他人提供十足的社会支持。自贬官以来，柳宗元的自我认识基本上都是消极的，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生价值的实现。儘管他的才学得到众多后学之士的认可，不少人还不辞道远前来拜师，但他依旧认为自己不配为师，或是因为惧怕政敌的中伤而不敢大规模开展教育活动。

人生定位的缺失，令柳宗元觉得自己难以融入社会，生活过得连最普通的老百姓还要痛苦，遂以“进退无以异于众人”和“至比愚夫愚妇又不可得”（〈与李翰林建书〉）来表示自身处境之艰难。更有甚者，他怀疑起自己作为人类的价值，认为自己犹如一只蜷缩在泥土中的螾蛭，对社会毫无用处，故无人愿意倾听他的声音，卑微地哭诉道：“僕无闻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涂若螾蛭然，虽鸣其声音，谁为听之？”（〈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¹¹¹柳宗元不接纳当下所拥有的社会身份，即是“现实自我”比不上“理想自我”，这种情况可能会导致个体对自身深感不满¹¹²。因此，当后学前来求教并向他表示欣赏时，很容易引起他对两个自我的审视和评判，甚至进入极端自卑、自暴自弃的状态，从而忽略了眼前的教育要务。

其三，在心神恍惚的情况下，柳宗元对学术知识的吸收和文学创作皆受到严重的阻碍，而他本人也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例如，他在〈与杨京兆凭书〉中自怨道：

凡为文，以神志为主。自遭责逐，继以大故，荒乱耗竭，又常积忧恐，神志少矣，所读书随又遗忘，一二年来，痞气尤甚，加以衆疾，动作不常。眊眊然骚扰内生，霾雾填拥惨沮，虽有意穷文章，而病夺其志矣。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灾，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徒跣走出，坏牆穴牖，仅免燔灼。书籍散乱毁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尽意于笔砚，砣砣自苦，以危伤败之魂哉？¹¹³

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柳宗元亦抒发了想要彷效古贤着书立说，但由于精神困顿而写不出佳作的失望，他说：“虽欲秉笔覼缕，神志荒耗，前后遗忘，终不能成章。”他还说：“往时读书，自以不至抵滞，今皆顽然无復省录。每读古人一传，数纸已后，则再三伸卷，復观姓氏，旋又废失。”¹¹⁴他不但将以前读过的书忘得一乾二淨，还难以集中精神鑽研新知识，真是“雪上加霜”。由此可见，柳宗元经常被永州火灾频发等极端因素逼入九死一生的绝境，却没有足够的自我调控能力去应对这些挫折，他各项才能的发挥必然会受到外部条件的制约。

平心而论，虽然柳宗元的自我意识存在一些局限性，但他还是尽可能在自身可接受的范围内进行文学创作和开展教育活动，为后世留下一批优秀的作品，也为落后的永、柳二州带去先进的中原文化。从整体上看，上述三点都不能算是特别大的局限性。

柳宗元是唐代当之无愧的文学家、教育家，他的文学教育思想为后人所津津乐道，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可资借鉴的地方。无论是“交以为师”的师友观，还是“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育才方针，这些思想观念都是柳宗元因应人生际遇而得出的经验。少年求学时期，出生成长于京师长安的他拥有良好的受教育条件，因而博览群书，立志成为和父亲一样的贤官。此时期，他对师道观和师生关係并没有什麽特别的看法。进士及第后，柳宗元又考中博学宏词科，在皇家图书馆任职，获得更丰富的学习资源，文学素养也进一步得到提升。虽然他不是正式的官学教师，但由于才能受到后学之士的认可，因此成为声名鹊起的师者，并多次撰文表示对教育事业的支持，广泛地与师者、后学探讨经学思想和文学创作。后来，柳宗元不幸因政治革新失利，先后被贬官至环境恶劣的永州、柳州，不得再回到京师任官。仕途失意反而给他带来更多阅读、思考和出游的机会，促使文章创作迈向新高峰，再加上后学接二连三写信前来讨教，其宝贵的文学创作和教育观念得以以书面形式保留。

研究柳宗元及其文章，不能只是分析文字表层的意思，应当更深一层去思考文字背后蕴藏着了作者本人的哪些资讯，各篇章所言有无矛盾之处等等。在中国古代的价值体系中，文学家们虽然不重视，甚至避免书写“自我”，但这不代表他们没有自我意识。从柳宗元的谈及自身想法和感受的诸多文章中可见，他对师者职责、创作理念和心理状态与文学创作之关係皆有独到的见解，这些都是自我意识在认知、情感和意志三种形式上的体现。文学心理学作为一个较为新颖的研究视角，学界对许多古代文学家尚缺少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关于李白、杜甫等研究热度更高的文学家的自我意识，已有相对可观的研究成果；而柳宗元的自我意识研究则仍然处于起步阶段，颇多空白亟待填补。

由于笔者的学识和时间有限，只能够集中选取柳宗元谈及教育的散文来研究其自我意识，不够全面系统。加上心理学界有关自我意识的研究也没有统一的定论，故文中所述仅是一家之言，不可避免会缺乏宏观上的把握。上述不足之处，有待笔者日后持续精进学术，以补充完善此课题。

1.专着

(1)杨国枢、陆洛编着：《中国人的自我：心理学的分析》（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

(2)维之编着：《人类的自我意识西方哲学家自我思想解读》（北京：现代出版社，2009年）。

(3)黄希庭，毕重增主编：《心理学（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

(4)山西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组编，石岩主编：《高等教育心理学》（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

(5)（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6)吴文治、谢汉强主编，王春庭等编撰：《柳宗元大辞典》（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

(7)维之：《论自我》（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年）。

(8)孙昌武：《柳宗元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9)钱谷融、鲁枢元主编：《文学心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10)张俊纶：《柳宗元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

(11)翟满桂：《柳宗元年谱长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12)杨眉：《健康人格心理学有效促进心理健康的9种模型（第二版）》（北京：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21年）。

(13)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14)唐群：《唐代教育研究》（西安：西安出版社，2009年）。

(15)吴文治：《柳宗元资料彙编》（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

(16)郭新庆：《柳宗元评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17)翟满桂：《柳宗元永州事蹟与诗文考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

(18)任晓兵、李娜：《“不敢为人师”的教育家柳宗元》（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

(19)赵泳：《社会自我意识研究》（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20)弗洛伊德着，石磊编译：《弗洛伊德谈自我意识》（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0年）。

(21)洪子诚：《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

2.期刊论文

(1)翟学伟：〈儒家式的自我及其实践：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南开学报》第5期（2018年）。

(2)洪迎华、尚永亮：〈柳宗元研究百年回顾〉，《文学评论》第5期（2004年）。

(3)杨智雄、喻锦：〈21世纪以来国内柳宗元教育研究综述——以CNKI呈现的文献为中心〉，《文化创新比较研究》第17期（2017年）。

(4)李芳民：〈家族图谱与家世记忆——柳宗元自撰家族墓誌碑铭文的文化蕴涵〉，《文学遗产》第2期（2021年）。

(5)康震、李丽：〈柳宗元的文学教育实践与文学教育思想〉，《陝西师范大学学报》第40卷第5期（2011年）。

(6)龚平：〈柳宗元传记文思想性谫论〉，《名作欣赏》第6期（2022年）。

(7)赵新国：〈论柳宗元的教育思想及影响〉，《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第2期（2009年）。

(8)尚永亮：〈圆外方中：柳宗元被贬后的心性设计与主客观矛盾——以与杨诲之“说车”诸书为中心〉，《江海学刊》第1期（2003年）。

(9)何蕾：〈崇教与尊学：论中唐儒学復兴之韩、柳差异〉，《理论月刊》第10期（2019年）。

(10)王芳：〈中西方文学自我意识差异〉，《内蒙古大学学报》第2期（1996年）。

(11)何蕾：〈柳宗元“多元”思想与唐宋文化转型之分途——兼论柳宗元与韩愈思想比较〉，《海南大学学报》第36卷第1期（2018年）。

(12)李芳民：〈空间营构、创作场景与柳宗元的贬谪文学世界——以谪居永州时期的生活与创作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第34卷第1期（2019年）。

3.学位论文

(1)刘美玉：《柳宗元书信研究》（福州：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8月）。

(2)孙萍：《柳宗元的主体意识及其文学创作的主体性研究》（成都：四川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4月）。

(3)卢春苗：《家族文化对柳宗元的影响研究——兼论中唐柳氏家族的文化意义》（南京：南京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5月）。

(4)徐丽敏：《柳宗元书启文研究》（福州：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4月）。

(5)杨文榜：《柳宗元及其诗歌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5月）。

脚注 ：

1.杨国枢、陆洛编着：《中国人的自我：心理学的分析》（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12-13。

2.维之编着：《人类的自我意识西方哲学家自我思想解读》（北京：现代出版社，2009年），页342-346。

3.翟学伟：〈儒家式的自我及其实践：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南开学报》第5期（2018年），页124-127、133。

4.黄希庭，毕重增主编：《心理学（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页86-87。

5.山西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组编，石岩主编：《高等教育心理学》（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页189-190。

6.山西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组编，石岩主编：《高等教育心理学》（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页192。

7.洪迎华、尚永亮：〈柳宗元研究百年回顾〉，《文学评论》第5期（2004年），页162-172。

8.杨智雄、喻锦：〈21世纪以来国内柳宗元教育研究综述——以CNKI呈现的文献为中心〉，《文化创新比较研究》第17期（2017年），页44-45。

9.（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1591。

10.李芳民：〈家族图谱与家世记忆——柳宗元自撰家族墓誌碑铭文的文化蕴涵〉，《文学遗产》第2期（2021年），页37。

11.（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755。

12.同上，页755-756。

13.（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756。

14.同上，页771。

15.李芳民：〈家族图谱与家世记忆——柳宗元自撰家族墓誌碑铭文的文化蕴涵〉，《文学遗产》第2期（2021年），页41。

16.（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825。

17.同上，页826。

18.同注16。

19.（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826。

20.同上，页1957。

21.同注19，页2074。

22.同注19，页1978。

23.吴文治、谢汉强主编，王春庭等编撰：《柳宗元大辞典》（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页544。

24.（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1511。

25.同上，页2559。

26.（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2192。

27.同上，页2168。

28.同注26，页1073。

29.维之：《论自我》（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年），页275。

30.孙昌武：《柳宗元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4。

31.（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826。

32.钱谷融、鲁枢元主编：《文学心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89-90。

33.（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2136。

34.康震、李丽：〈柳宗元的文学教育实践与文学教育思想〉，《陝西师范大学学报》第40卷第5期（2011年），页103。

35.（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2200。

36.同上，页2209。

37.同注35，页2192。

38.龚平：〈柳宗元传记文思想性谫论〉，《名作欣赏》第6期（2022年），页164-165。

39.龚平：〈柳宗元传记文思想性谫论〉，《名作欣赏》第6期（2022年），页164。

40.（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1173。

41.同上，页2114。

42.张俊纶：《柳宗元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页27-28。

43.（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2167。

44.同上，页2168-2169。

45.同注43，页567。

46.赵新国：〈论柳宗元的教育思想及影响〉，《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第2期（2009年），页90。

47.（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2200。

48.刘美玉：《柳宗元书信研究》（福州：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8月），页10。

49.（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2153。

50.同上。

51.张俊纶：《柳宗元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页27。

52.（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2136。

53.同上，页2074。

54.翟满桂：《柳宗元年谱长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页142。

55.（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1661。

56.同上，页2070。

57.（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2273。

58.孙昌武：《柳宗元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48-49。

59.翟满桂：《柳宗元年谱长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页122-125。

60.（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2191-2192。

61.翟满桂：《柳宗元年谱长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页86-144。

62.刘美玉：《柳宗元书信研究》（福州：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8月），页10-11。

63.尚永亮：〈圆外方中：柳宗元被贬后的心性设计与主客观矛盾——以与杨诲之“说车”诸书为中心〉，《江海学刊》第1期（2013年），页172-173。

64.杨国枢、陆洛编着：《中国人的自我：心理学的分析》（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36。

65.（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2178。

66.同上，页2070。

67.何蕾：〈崇教与尊学：论中唐儒学復兴之韩、柳差异〉，《理论月刊》第10期（2019年），页72。

68.翟满桂：《柳宗元年谱长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页147-153。

69.（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2009。

70.同上，页1978。

71.同注69，页2158。

72.同注69，页2009。

73.（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1339。

74.同上，页2176。

75.同注73，页2200。

76.同注73，页2196。

77.同注73，页2197。

78.（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2178。

79.同上，页2196。

80.杨眉：《健康人格心理学有效促进心理健康的9种模型（第二版）》（北京：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21年），页174。

81.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页333-334。

82.（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1998。

83.黄希庭，毕重增主编：《心理学（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年），页90。

84.同上，页91。

85.唐群：《唐代教育研究》（西安：西安出版社，2009年），页186-189。

86.王芳：〈中西方文学自我意识差异〉，《内蒙古大学学报》第2期（1996年），页73。

87.吴文治：《柳宗元资料彙编》（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页250。

88.（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1998。

89.同上。

90.（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1955-1958。

91.同上，页2052-2053。

92.（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2113。

93.尚永亮：〈圆外方中：柳宗元被贬后的心性设计与主客观矛盾——以与杨诲之“说车”诸书为中心〉，《江海学刊》第1期（2003年），页173-174。

94.（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1662。

95.杨国枢、陆洛编着：《中国人的自我：心理学的分析》（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38。

96.郭新庆：《柳宗元评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页212-213。

97.洪迎华、尚永亮：〈柳宗元研究百年回顾〉，《文学评论》第5期（2004年），页167-168。

98.（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2025-2027。

99.同上，页1980。

100.钱谷融、鲁枢元主编：《文学心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89。

101.（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825-826。

102.钱谷融、鲁枢元主编：《文学心理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90-91。

103.（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2221-2222。

104.同上，页1718。

105.同注103，页2042。

106.翟满桂：《柳宗元永州事蹟与诗文考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页262-263。

107.吴文治：《柳宗元资料彙编》（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页113。

108.（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2176。

109.（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2221。

110.同上，页2106。

111.刘美玉：《柳宗元书信研究》（福州：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8月），页20。

112.山西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组编，石岩主编：《高等教育心理学》（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页196。

113.（唐）柳宗元着，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页1979。

114.同上，页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