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于 2025.04.11

 

〈清初康乾「朝」流绘画〉

  叶梓恩

 

清代的绘画成就在中国艺术史上享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技法造诣之精湛、师承流派总结论述之宏富,汇成了艺术史上屈指可数的繁荣时期1,十分值得深究。绘画主要分成宫廷画、文人画、和民间画等。以下将展示宫廷画其在清初康熙和乾隆两帝的艺术特色与时代关系。

康熙皇帝早于三、四十年代对西洋绘画逐步深入了解2,深受短暂逗留中国的Giovanni Gherardini(汉名:聂云龙)(1655-1723)3影响,对西学的爱好由数字天文延至绘画,萌生召唤西洋画师长期为宫廷服务的兴致。因此Matteo Ripa(汉名:马国贤)(1682-1745),意大利人4,在1711年2月5日遵旨被引进清宫,于御书房与康熙会面后,获任命为宫廷画师。 5马神父先以风景画获得康熙欢心6,在1711年,向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早对西方铜版画感兴趣的康熙,表示初步了解制作原理,可以一试。7同年夏天,马神父奉命随皇帝去了热河,以仅有的铜版画知识从事材料制作及印刷的尝试。 经过镌刻方面的艰苦努力,并在康熙皇帝的鼓励支援下,他进步飞速8。 随后康熙命令马氏绘制付印《避暑山庄三十六景》铜板画,在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完成。

马国贤一己之力从写生起稿、雕刻、印刷完成的铜版画,技法到风格明显表现西洋绘书和铜版雕刻技法特征,包括〈延薰山馆〉(图一)、〈风泉清听〉(图二)等七幅:山石造形皆写实而立体,质感与量感并实;透视法画出比例正确的建筑物,刻划精细,不忘光影变化。9

Giuseppe Castaglione(1688-1766),意大利人,由欧洲耶稣会的葡萄牙传道部派来中国,取汉名郎世宁10。1715年11月(康熙五十四年), 由马国贤神父引进宫,觑见康熙皇帝。11康熙末期起,以出色画艺展开皇室宫廷画家的生涯。12

乾隆朝(公元1736年到1795年)是清朝国力最盛的王朝,亦是宫廷绘画的顶峰。13以《万树园赐宴图》(图三)为例,乾隆十八年(1753年)冬,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杜尔伯特部由其首领车凌、车淩乌巴什、车淩孟克(史称三车凌)三台吉率领所属三千多户,一万余众离开游牧多年的额尔齐斯河,投奔至清廷管物地乌里雅苏台。乾隆帝非常重视此事,分别册封他们为亲王,要塞、贝勒等爵位,并赐大量金银、玉器、瓷器、铜吊等、翌年五月,在承德避暑山庄的万树园举行隆重的招待宴会。以郎世宁为首的宫廷画家运用纪实手法,表现乾隆帝由十六人抬的肩舆,缓缓步入万树园宴会场,而三车凌及其随员和王公大臣们分别在御幄两旁静待召见的情景。14

图三《万树园赐宴图》轴—(清)郎世宁等绘。绢本,设色,纵221.2厘米,横419.6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该画具有明显的透视关系,如焦点与散点透视,两者互补发挥了画面更开阔的优点;画面人物处理则运用了西方写实技术,人物脸部无一重复、高度像真。尤其左下最前排四位官员面部最厚重细腻,由详及散地渲染整个画面,渗透了西方透视学的构图原理之长。15

正值乾隆朝军事力量空前壮大,势如破竹地收服了多个外族,乾隆命宫廷画家以铜版画记录一系列以战争为材的作品,借此纪念这些战役16,显示他的「十全武功」,代表作如乾隆帝两次出兵讨伐挑起战乱的金川土司的《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图4):图四《平定金川战图册,收复小金川》-(清)徐扬绘、纸本设色,每开纵55.5厘米,横91.1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十二年(1767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出兵攻谅小金川,并杀伤驻守在那里的清兵、乾隆香决定先后派张广酒等人率兵百万讨伐,历时两年余,但战事不顺不得不劝降收兵。乾隆三十六年,大小金川进攻邻近土司,与清军交战,战事持续5年,最终成功平定了大小金川后,对该地区采取一系列整治措施。

17与《平定廓尔喀得胜图》等一样,共同点为场面巨大和人物众多,致画幅较大。 18铜版画实际上有「鲜明地点出宣传武功的意义」,其收藏与印刷兼备的功能,可大量复印,便于广传,即是送往各地行宫、园林、寺院等保存陈设;对内赏赐给功臣与弟子作酬谢19;对外赏赐予邻国朝鲜和琉球等来表达清廷巩固疆土的坚定立场20,有强烈的政治震摄意味。

至于乾隆时期的《平定台湾战图册》所绘从乾隆五十二年 (1787)十月二十八日将军福康安统兵进发台湾开始,共表现逾十场大小战役,形象地记录镇压林爽文起义的经过。翌年,乾隆在避暑山庄款待得胜而归的将士。从《平定台湾战图册·清音阁凯宴将士》(图四)可见,清廷平定西城、金川后,乾隆帝都曾在京师西苑紫光阁设宴犒劳将士,平定时值在承德,便就近于避暑山庄庆功,命宫中戏班在山庄的清音阁大戏楼演吉祥戏,款待平定台湾战事有功的福康安、海兰察等将领。 21

图四《平定台湾战图册.清音阁凯宴将士》

该图册同由 12 幅组成,但是与前期的纪实铜版作战图的画面表现上明显回异:主随中国传统,即相类于传统山水背景,也没有强烈的画面空间层次感与人物刻划的立体感,应全权为中国画师所绘。这对应18 世纪时,清朝开始于欧洲交恶,自乾隆末期就几乎没有了为宫廷服务的传教士出现的记录,也侧面反映了清朝经历辉煌之后没落之始,最终与世界步伐脱轨。22

总结

宫廷画之兴盛反映了清代统治者对绘画艺术的大力提倡和采取相应的保护政策有密切关系。23康乾时期的宫廷绘画,融合西方绘画风格,技术使绘画的人物写实、场面构图和透视等技法都有所提升。因而重大题材的纪实性绘画,数量与品质上都超过了前朝,内容多以战功和外交场景为主要,纪录历史上重大事件,包括攻战和外交等,主要体现纪实性,以及表彰、宣扬等政治教化为目的。24

参考文献

书籍

林永匡、王熹,《清代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年),页327。

林家维,〈乾隆朝紫光阁赐宴图研究. 《故宫博物院院刊》,第4期,(2015年),页78 。

沈定平,〈传教士马国贤在清宫廷的绘画活动及其与康熙皇帝关系述论〉,《清史研究》,第1期(1998年),页84。

果美侠,〈论17-18世纪天主教会对清宫西洋画家的选派〉,《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2016年),页116。取自https://www.dpm.org.cn/journal/246886.html

刘晓明,〈清宫十三年——马国贤神甫回忆录(四)〉,《紫禁城》,第4期,(1989年),页25。

李晓丹、王其亨,〈清康熙年间义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及避暑山庄铜版画〉,《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2006年),页47-48。

王景鸿,《清宫镌刻的第一部铜版画册─浅论康熙《御制避暑山庄诗图》(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2006年),取自 https://p-udpweb-com.hksyu.idm.oclc.org/pmm/view/pmm0002850007

聂崇正,〈中西艺术交流中的郎世宁〉,《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期,(1988年),页72。

聂崇正,〈郎世宁——供职清廷的意大利画家〉,《紫禁城》,第4期,(1980年),页32。

故宫博物院,〈郎世宁小传〉,《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期,(1988年),页91。

故宫博物院、朱诚如,《清史图典 清朝通史图录 第六册 乾隆朝 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页64。

刘虎,《康雍乾三朝宫廷绘画研究》(天津大学,2011年),页8,22, 23, 41, 47-48 ,50, 58。

 

注释

1. 林永匡、王熹,《清代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年),页327。

2. 沈定平,〈传教士马国贤在清宫廷的绘画活动及其与康熙皇帝关系述论〉,《清史研究》,第1期(1998年),页84。

3. 果美侠,〈论17-18世纪天主教会对清宫西洋画家的选派〉,《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2016年),页116。取自https://www.dpm.org.cn/journal/246886.html

4. 同注2。

5. 刘晓明,〈清宫十三年——马国贤神甫回忆录(四)〉,《紫禁城》,第4期,(1989年),页25。

6. 李晓丹、王其亨,〈清康熙年间义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及避暑山庄铜版画〉,《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2006年),页47。

7. 李晓丹、王其亨,〈清康熙年间义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及避暑山庄铜版画〉,页48。

8. 同注7。

9. 王景鸿,《清宫镌刻的第一部铜版画册─浅论康熙《御制避暑山庄诗图》(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2006年),取自 https://p-udpweb-com.hksyu.idm.oclc.org/pmm/view/pmm0002850007

10. 聂崇正,〈郎世宁——供职清廷的意大利画家〉,《紫禁城》,第4期,(1980年),页32。

11. 故宫博物院,〈郎世宁小传〉,《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期,(1988年),页91。

12. 聂崇正,〈中西艺术交流中的郎世宁〉,《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期,(1988年),页72。

13. 刘虎,《康雍乾三朝宫廷绘画研究》(天津大学,2011年),页8。

14. 故宫博物院、朱诚如,《清史图典 清朝通史图录 第六册 乾隆朝 上》(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页64。

15. 刘虎,《康雍乾三朝宫廷绘画研究》,页50。

16. 刘虎,《康雍乾三朝宫廷绘画研究》,页23。

17. 故宫博物院、朱诚如,《清史图典 清朝通史图录 第六册 乾隆朝 上》,页46。

18. 同注16。

19. 林家维,〈乾隆朝紫光阁赐宴图研究. 《故宫博物院院刊》,第4期,(2015年),页78 。

20.页79。

21. 故宫博物院、朱诚如,《清史图典 清朝通史图录 第六册 乾隆朝 上》,页119。

22. 刘虎,《康雍乾三朝宫廷绘画研究》,页25。

23. 同注1,页328。

24. 刘虎,《康雍乾三朝宫廷绘画研究》,页22, 41, 47-48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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