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正面临巨大变革的变动和深刻的危机之中，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兴中会、华兴会等多个民间革命组织在孙中山（1866-1925）的带领下，于1905年集结成为同盟会。孙氏的一生无一不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行动，早在1895年10月，孙中山便领导兴中会在广州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直至1911年武昌起义，成为瓦解清政府前夕的一大重击，革命党终于在1912年推翻满清政权，中华民国正式成立。²孙中山固然对中国革命的推动有决定性的重要地位和深厚的影响力，但计划多完美，愿望多宏大，单靠一人之力无法与整个中央抗衡。在革命的过程中，孙氏得到大量的助力。其中，第一代岭南画派及美术同人却较为容易被忽略。事实上，岭南画派在推动中国近现代的革命事业上带来不容忽视的协助。

岭南画派于二十世纪初，晚清西学东渐的风气之下，在广东地区形成。其创始人「二高一陈」，分别为高剑父（1879-1951）、高奇峰（1889-1933）、陈树人（1884-1948），三人均为居廉（1828-1904）³的弟子，被认为是第一代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⁴而岭南画派的开山鼻祖，居廉先生则是近代画坛富有创建的先驱，就其赋予「二高一陈」启迪的殊功，以及所提倡写生力行的精神，于当时清末以至民初画坛风气的影响甚重，亦对岭南画派的发展渊源而言具有重大意义。⁵岭南画派的发展对中国近现代艺术发展占有一定的份量，也对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局势带来影响。除了岭南画派的美术同人在时间、空间上的流动，他们所认识的不同人物都为他们在革命事业上带来一定的帮助。岭南画派和辛亥革命的同志们，尤其是较为著名如孙中山、蔡元培（1868-1940）、梁启超（1873-1929）、何剑士（1877-1915）、潘达微（1881-1929）、高剑父等人，他们本身所具备的文化资本（学识与见地）和社会资本（社会连系和义务，又一说「人脉」），也构成了他们在革命路上锲而不舍，迈向革命成功的步伐和帮助。而岭南画派在辛亥革命上最为显著且重要的举动，便不得不提及他们所创办的画报了。岭南画派在革命时期曾创立过《时事画报》（1905-1913）、《时谐画报》（1907-？）、《真相画报》（1912-1913）；又组织「国画研究会」等团体，让革命派的美术同人有另外一个空间，发挥他们在艺术方面的专长来协助进行他们的革命事业。

高剑父在岭南画派与辛亥革命、革命党之间发挥的相互作用极为重要。高剑父，名仑，字爵廷，广东番禺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岭南画派创始人兼第一代三杰之一、辛亥革命元老，在革命事业、艺术事功，和著述论艺三方面均具有卓越成就。⁶其幼年的学习经历算不上顺利，但自幼受祖父和父亲爱画的影响和薰陶，本人又勤勉好学，十四岁起师从居廉学画，尽得居氏画派的技法特点和艺术主张；⁷后来多次游学东瀛（今日本），虽与居廉的画法渐行渐远，但能结合古今中外的绘画艺术，突破出新的绘画风格，最终与其弟高奇峰和同门陈树人形成「岭南画派」。⁸高剑父在日本游学时结识了孙中山，1906年加入同盟会，又与一众志同道合的知识份子共同创办广东最早的石印画报《时事画报》，后来在孙中山的资助下，又与其弟高奇峰在上海创办《真相画报》，继续宣扬革命思想。⁹高剑父对革命工作非常热情。据王丹¹⁰所着，高氏加入同盟会后，充分展现出他对革命的雄心壮志和革命者的性格，经常发表异常豪壮的演讲，慷慨激昂地表示他本人具备为革命随时流血牺牲的准备；高氏曾多次向孙中山主动请缨，要求孙中山安排他前往负担革命活动中最危险、最艰钜的任务。¹¹少年时的高剑父早就对西学、西画等新思想有所渴望和追求。除了是在澳门格致书院（岭南学堂，即岭南大学的前身）接受到民主革命的新思想，高氏在澳门、日本等地游学，为他打开了了解西方的窗户。¹²然而，高剑父并没有因为投入革命事业而完全放弃他的艺术造诣，他另一方面继续拜师访友、不断进修他的文学及绘画知识，学习西洋画、日本画的新技法和新理念。甚至应用他的美术专长在革命事业上，便是前面略有提及的画报工作，还有组织革命党分会；后来也有创办其他美术组织，例如「国画研究会」等。¹³他的革命热情充分体现在政治和艺术上。¹⁴

《时事画报》在1905年9月正式于广东创刊，出版总共有一百四十二期，由高剑父发起，潘达微、何剑士、陈垣（1880-1971）、郑侣泉、冯润芝（1851-1942）等人以赞育名义筹办的同盟会机关刊物。¹⁵它是为广东地区第一份石印画报，在晚清画报中政治立场最为鲜明、革命色彩最为浓烈的画报，故而也是辛亥革命初期华南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画报。¹⁶创办之时正是拒约运动的高潮，当时的广州、上海各地，民众纷纷组织「拒约会」以抵制美货，散发拒约传单，群众性的反美爱国运动出现。而画报之创办明确确立以「仿东西各洋画报规则、办法、考物及纪事，俱用图画，一以开启民智、振发精神为宗旨。」¹⁷画报的主创、编辑等参与者，他们是对时局有见地、对国家有担当、个人有才华想法、学识有内涵的画家、作家等知识分子。既有艺术家的敏感直觉，又有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良知与担当，更有革命者的抱负和胸襟。这些美好品质均汇集于《时事画报》中，他们为革命事业奉献自己的才能、学识、资本、热诚，充分利用画报这种在当时而言算是一种「新媒体」的传播媒体，宣扬革命党人的政治思想和新知识，致力于启蒙普通民众，激励人民关心国家政治和局势，期望带领人民参与革命，摆脱晚清的专制、腐败和动荡所造成民怨，走向民主道路。¹⁸

岭南画派现时已经传至第四代。¹⁹然而，早期的岭南画派在社会参与度上较后来的高。因此，有关岭南画派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清末民初时期，民国以后也有一些，但开始更侧重于艺术类的研究。加上岭南画派的宗旨与革命活动有所呼应，两者皆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充满革命精神——画派在艺术上以「折衷中外，融合古今」促进中国艺术的革命运动，因此当时他们只称自己为「折衷派」，并未有「岭南画派」的地区意识；²⁰革命党人同样受到西学的影响，鼓吹民主革命、民族主义的新思想，反对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²¹画派中的革命参与者，首当其冲的便是高剑父、陈树人二人。高奇峰也略有参与，但参与程度较低，主要是与其兄高奇峰一同参与画报工作，后来侧重于创作与教学，更有资助学生出外留学见识，其贡献主要在推进国画的革新。²²

「折衷派」后来之所以被称为岭南画派，除了因为「二高一陈」均为广东番禺人以外，与他们选择扎根于岭南地区的原因有关。最初，基于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具近现代化的城市规模、经济最为发达、与日本大城市非常接近的中国城市，种种便利的条件能为他们提供各自的艺术推广事宜，高剑父等人及他们的弟子，是倡导以上海作为画派的基地的。²³不过，广东在晚清时期仍然有广州这个全国唯一通商口岸，作为中国的「南大门」，邻近港、澳两地，西人、西学知识、舶来品等洋物的流入充斥着当时的广东地区，当时的港澳两地也有外国势力的驻足，广东又与紫禁城相距甚远，舆论环境相对轻松，其实是为革命党人提供有力的侨乡人脉、地理环境的资源和保障。加上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二高一陈」均具有革命热忱，同为同盟会成员，又热衷于参与革命事业，在他们的引领下，岭南画派自然在广东地区站稳脚跟。²⁴他们在广东大肆宣传革命思想，尤其是创办《时事画报》，透过任用美术家对事物的仔细绘画，让读者可以「征实事而资考据」，又聘任卓识之士担任记者，主持笔政。²⁵

《时事画报》早期的作品比较稳健平和；但随着革命党人在各地进行的起义，画报的风格从一般的觉醒与讽刺，转向了直接鼓吹革命的浓烈色彩。例如1907年《论近日政府对于拿获革党之政见》、《黄岗乱事》、《轰杀恩抚》、《祭国土文》等，均可见他们站在清政府对立面的鲜明立场。据陈平原的研究发现，《时事画报》对突发事件特别关心，例如「暗杀」——自1906年的「日日都话有暗杀，究竟为乜原因」的粤讴，翌年表彰俄国虚无党人的《女革命党》，再到1909年讲述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暗杀》，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暗杀事件一旦发生，《时事画报》定当积极追踪报道，充分体现了《时事画报》的新闻性。²⁶画报除了报道、评论时事以外，每一期都会有「粤讴」、「谐评」、剧本、南音等具有艺术性质的文字论著。《时事画报》的特色是图文并茂，图画为主、文字为辅，两者互相配合，透过图像化的形式向读者传递讯息；同时，画报流通于社会各个阶层的地方，方便老百姓们了解时事。²⁷这种报道方式较纯文字的更吸引大众，因为当时中国的识字率低，图文之间的互相阐释有助百姓读者容易理解画报所反映的社会时事，以及想传递的「祖国将亡种将率，新愁旧恨两缠绵」、「反帝爱国保种救亡」等革命思想，从而鼓励平民百姓参与革命，使他们称为「新民」的武器和工具。²⁸《时事画报》创刊号的「开启民智、振发精神」，画报成为了提升世人思想的工具。

如果说画报发行是在思想传播上的贡献，那么岭南画派在革命活动上的参与和《时事画报》的创立，便是为美术同人增加流量，间接提升他们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当时有部分在艺术上仍然固守传统的画家出于对革命的认同甚至是憧憬，参与、加盟、集合在《时事画报》的革命名号之下，透过《时事画报》美术同人的方式进行卖画、集资、筹款，以增加他们的经济资本投放到革命事业上，例如梁于渭（约1844-1917）、温其球（1862-1941）、崔芹（1841-1915）等人。²⁹虽然他们只擅长的传统山水、花鸟画并未能为《时事画报》绘制具有真正革命意义的美术作品，但他们的加入，为画家队伍争取、积聚及发展到革命的力量，同时借助这些名家元老的社会名气和影响力，为革命造势。³⁰另外，他们也透过举办画展，结缘雅交，扩建人际网络，以加强美术同人和革命党人的社会资本。较早期有1907年因中国南方发生洪灾而举办的「美术赈灾展览会」——虽然当时高剑父身在日本异乡，但仍心系祖国，与李叔同（1880-1942）、钟桌佳等留日学生在东京和横滨组织「粤湘赣三省水灾慈善会」筹款赈灾，高氏本人更捐献了十四幅作品参加展览会，期望为国出力。³¹后来由于策划革命事宜，有关岭南画派的画家举办展览的资料不大可见，大约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才有更多岭南画家的展览资讯。也是在革命过后，岭南画派才真正正式形成，奠定画派的形象以及在广东的地位。³²

综上可见，岭南画派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虽然当中并非所有成员均能文能武，但他们就是凭借各自的能力和专长，互相补足配合，尽其所能为革命事业作出贡献。不论是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人的创办画报，发表激昂的革命演讲，甚至只是简单的作画进行买卖、筹款、展览。每个人都运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本，做着他们认为是正义的事情。至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他们的见识，让他们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事业，皆出自爱国和救国于危急存亡之秋的心态和热诚。《时事画报》是「以笔为武器的革命斗士」，创新第一份专以下层社会为对象，以提振民气、启蒙百姓为宗旨，宣传革命思想之画报，透过通俗易明的方式传播革命理想，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及救国革命运动为画报的任务。³³尽管革命党人在组织起义的过程中遇到重重困难，经历多次的失败，他们靠着坚毅不屈的精神，终于在1911年武昌起义一役，成功推翻满清帝国，建立中华民国。岭南画派不是一个单纯谈画论艺的组织，而是对广东地区乃至中国革命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虽然辛亥革命过后，岭南画派在政治上的活动有所减少，但高剑父及其学生和同好，仍有不少人继续关心时局。在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时期（1937-1945），高剑父和关山月（1912-2000）以抗战为主题，绘制出一批数量可观的创作，并在不同地方举办抗战画展，继续以艺术创作的方式表达爱国热情。³⁴笔者认为，不论是岭南地区的画家与否，国民都应对岭南画派略有认识，不一定是在绘画艺术方面的革新和演变，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岭南画派对辛亥革命的推进是有一定份量的推动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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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马誉榕：〈岭南画派形成动因及绘画风格研究〉，《IETI Transactions o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第7卷（2020），页112。

2. 邵勇、王海鹏：《一本读懂中国近代史》（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0），页112-113。

3. 居廉（1828-1904），字士刚，别号古泉。广东番禺县隔山乡人，因亦署名隔山老人，又署名罗浮散人。习画初得其兄居巢（1811-1865）的指导，后二人齐名，人称「二居」，是近代画坛不可多得富有创建的一位先驱。古泉老人以生平潜隐治艺，一生未曾离开广东，平时又鲜与中原名士相联系，所以由清末至今，有些人仍对他颇感陌生；但闽、桂邻省，远至东洋日本，则早已熟知古泉老人之名。

4. 王丹：《岭南画派大师——高剑父》（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页2-11。

5. 欧豪年：〈画家介绍——居廉先生简介〉，中央研究院岭南美术馆（https://lnfam.sinica.edu.tw/pages/2734）。

6. 欧豪年：〈画家介绍——高剑父先生简介〉，中央研究院岭南美术馆（https://lnfam.sinica.edu.tw/pages/2735）。

7. 王丹：《岭南画派大师——高剑父》，页2-11。

8. 张繁文：〈高剑父早期绘画思想探索〉，《中国美术》，第6期（2019），页34-37。

9. 香港艺术馆「广东绘画掠影1900-1949」（https://hk.art.museum/Archive/resources/A_Glimpse_of_the_Guangdong_Art_Scene_chi.pdf）。

10. 王丹（1971-今），河北石家庄人。美术学硕士，现任广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美术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曾获多项教学与研究相关的奖项及荣誉，近年论著有《岭南画派大师——高剑父》、《张穆评传》、教材《美术常识与鉴赏》等，发表专业论文数十篇。

11. 王丹：《岭南画派大师——高剑父》，页27。

12. 王丹：《岭南画派大师——高剑父》，页13-14。

13. 王丹：《岭南画派大师——高剑父》，页27-28。

14. 除了下文提及高氏对政治革命的热情外，他在美术领域也有不断思考和探索进步的求生之路。由于高氏在少年时已对西学有所接触，又到日本留学，学习到西洋画和日本画的不同，高剑父认为国画需要进行创新和变革。他在〈我的现代国画观〉中提到：「中国有史以来，对绘画的重视，代有文献可考，所以中国美术的成就，在一千年前，远在欧洲所谓文艺复兴期（十五世纪）之前，便已达极盛时代。有些人以为中国绘画，千遍一律，一成不变。其实这现象只是近二百年来的画家不长进之过，中国画是不应任咎的。三百年的气运低沉，在整个艺术史上也只是小小的一部分，它并没有阻塞现代的中国画之进路。即现代的中国绘画，也是承着古代绘画遗留下来的遗产，加以发扬光大，不断改造、演变而成为现代的绘画。」详参阅《高剑父诗文初编》页235-263。

15. 香港记忆「《时事画报》创刊号」（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huang_bore/All_Items/images/201809/t20180924_90097_cht.html?cf=classinfo&cp=%E5%88%8A%E7%89%A9&ep=Publication&path=%2FMHK%2Fcollections%2Fhuang_bore%2FAll_Items%2F10002%2F10023%2F10027%2Findex_cht.html，2012）。

16. 祝均宙：〈清末广东《时事画报》图像视野之观念述评〉，《东亚观念史集刊》，第6期（2014），页403-404。

17. 高剑父，李伟铭辑：〈本报约章〉，《高剑父诗文初编》（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页19。

18. 吴献举、邱紫奔：〈《时事画报》的革命叙事与宣传作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http://www.nopss.gov.cn/BIG5/n1/2019/0808/c219470-31283073.html，2019年8月8日）。

19. 岭艺会「协会成员」（https://www.lingngaiart.org.hk/%E5%8D%94%E6%9C%83%E6%88%90%E5%93%A1/，2019）。

20. 马誉榕：〈岭南画派形成动因及绘画风格研究〉，页112。

21. 王丹：《岭南画派大师——高剑父》，页27。

22. 欧豪年：〈画家介绍——高奇峰先生简介〉，中央研究院岭南美术馆（https://lnfam.sinica.edu.tw/pages/2736）。

23. 梁基永：〈「海派」与「岭南画派」的关系〉，《公关世界》，第2期（2017），页80-81。

24. 马誉榕：〈岭南画派形成动因及绘画风格研究〉，页112。

25. 高剑父，李伟铭辑：〈本报约章〉，页19。

26. 陈平原：〈鼓动风潮与书写革命——从《时事画报》到《真相画报》〉，《文艺研究》，第4期（2013），页111-112。

27. 徐述：《图像与启蒙——清末民国画报教化功能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页11。

28. 吴献举、邱紫奔：〈《时事画报》的革命叙事与宣传作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http://www.nopss.gov.cn/BIG5/n1/2019/0808/c219470-31283073.html，2019年8月8日）。

29. 邓庆燊：《梁于渭（？-1917）绘画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硕士论文，2006年，第84-85页。

30. 王丹：《岭南画派大师——高剑父》，页46-48。

31. 王丹：《岭南画派大师——高剑父》，页27。

32. 台师大机构典藏系统〈第二章：岭南画派渊源及早期发展〉，页10（http://api.lib.ntnu.edu.tw:8080/server/api/core/bitstreams/eaae7c88-eb15-41b9-9a49-2578e84ca739/content）。

33. 吴献举、邱紫奔：〈《时事画报》的革命叙事与宣传作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http://www.nopss.gov.cn/BIG5/n1/2019/0808/c219470-31283073.html，2019年8月8日）。

34. 冯菡子：〈岭南画派高剑父、关山月抗战主题绘画的创作及传播〉，《新闻爱好者》，第4期（2023），页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