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的中國社會正面臨巨大變革的變動和深刻的危機之中，資產階級民主運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興中會、華興會等多個民間革命組織在孫中山（1866-1925）的帶領下，於1905年集結成為同盟會。孫氏的一生無一不為中國民主革命事業行動，早在1895年10月，孫中山便領導興中會在廣州發動了第一次武裝起義。直至1911年武昌起義，成為瓦解清政府前夕的一大重擊，革命黨終於在1912年推翻滿清政權，中華民國正式成立。²孫中山固然對中國革命的推動有決定性的重要地位和深厚的影響力，但計劃多完美，願望多宏大，單靠一人之力無法與整個中央抗衡。在革命的過程中，孫氏得到大量的助力。其中，第一代嶺南畫派及美術同人卻較為容易被忽略。事實上，嶺南畫派在推動中國近現代的革命事業上帶來不容忽視的協助。

嶺南畫派於二十世紀初，晚清西學東漸的風氣之下，在廣東地區形成。其創始人「二高一陳」，分別為高劍父（1879-1951）、高奇峰（1889-1933）、陳樹人（1884-1948），三人均為居廉（1828-1904）³的弟子，被認為是第一代嶺南畫派的代表人物。⁴而嶺南畫派的開山鼻祖，居廉先生則是近代畫壇富有創建的先驅，就其賦予「二高一陳」啟迪的殊功，以及所提倡寫生力行的精神，於當時清末以至民初畫壇風氣的影響甚重，亦對嶺南畫派的發展淵源而言具有重大意義。⁵嶺南畫派的發展對中國近現代藝術發展佔有一定的份量，也對中國近現代的政治局勢帶來影響。除了嶺南畫派的美術同人在時間、空間上的流動，他們所認識的不同人物都為他們在革命事業上帶來一定的幫助。嶺南畫派和辛亥革命的同志們，尤其是較為著名如孫中山、蔡元培（1868-1940）、梁啟超（1873-1929）、何劍士（1877-1915）、潘達微（1881-1929）、高劍父等人，他們本身所具備的文化資本（學識與見地）和社會資本（社會連繫和義務，又一說「人脈」），也構成了他們在革命路上鍥而不捨，邁向革命成功的步伐和幫助。而嶺南畫派在辛亥革命上最為顯著且重要的舉動，便不得不提及他們所創辦的畫報了。嶺南畫派在革命時期曾創立過《時事畫報》（1905-1913）、《時諧畫報》（1907-？）、《真相畫報》（1912-1913）；又組織「國畫研究會」等團體，讓革命派的美術同人有另外一個空間，發揮他們在藝術方面的專長來協助進行他們的革命事業。

高劍父在嶺南畫派與辛亥革命、革命黨之間發揮的相互作用極為重要。高劍父，名崙，字爵廷，廣東番禺人，中國近現代著名畫家、美術教育家、嶺南畫派創始人兼第一代三傑之一、辛亥革命元老，在革命事業、藝術事功，和著述論藝三方面均具有卓越成就。⁶其幼年的學習經歷算不上順利，但自幼受祖父和父親愛畫的影響和薰陶，本人又勤勉好學，十四歲起師從居廉學畫，盡得居氏畫派的技法特點和藝術主張；⁷後來多次遊學東瀛（今日本），雖與居廉的畫法漸行漸遠，但能結合古今中外的繪畫藝術，突破出新的繪畫風格，最終與其弟高奇峰和同門陳樹人形成「嶺南畫派」。⁸高劍父在日本遊學時結識了孫中山，1906年加入同盟會，又與一眾志同道合的知識份子共同創辦廣東最早的石印畫報《時事畫報》，後來在孫中山的資助下，又與其弟高奇峰在上海創辦《真相畫報》，繼續宣揚革命思想。⁹高劍父對革命工作非常熱情。據王丹¹⁰所著，高氏加入同盟會後，充分展現出他對革命的雄心壯志和革命者的性格，經常發表異常豪壯的演講，慷慨激昂地表示他本人具備為革命隨時流血犧牲的準備；高氏曾多次向孫中山主動請纓，要求孫中山安排他前往負擔革命活動中最危險、最艱鉅的任務。¹¹少年時的高劍父早就對西學、西畫等新思想有所渴望和追求。除了是在澳門格致書院（嶺南學堂，即嶺南大學的前身）接受到民主革命的新思想，高氏在澳門、日本等地遊學，為他打開了瞭解西方的窗戶。¹²然而，高劍父並沒有因為投入革命事業而完全放棄他的藝術造詣，他另一方面繼續拜師訪友、不斷進修他的文學及繪畫知識，學習西洋畫、日本畫的新技法和新理念。甚至應用他的美術專長在革命事業上，便是前面略有提及的畫報工作，還有組織革命黨分會；後來也有創辦其他美術組織，例如「國畫研究會」等。¹³他的革命熱情充分體現在政治和藝術上。¹⁴

《時事畫報》在1905年9月正式於廣東創刊，出版總共有一百四十二期，由高劍父發起，潘達微、何劍士、陳垣（1880-1971）、鄭侶泉、馮潤芝（1851-1942）等人以贊育名義籌辦的同盟會機關刊物。¹⁵它是為廣東地區第一份石印畫報，在晚清畫報中政治立場最為鮮明、革命色彩最為濃烈的畫報，故而也是辛亥革命初期華南地區最具影響力的畫報。¹⁶創辦之時正是拒約運動的高潮，當時的廣州、上海各地，民眾紛紛組織「拒約會」以抵制美貨，散發拒約傳單，群眾性的反美愛國運動出現。而畫報之創辦明確確立以「仿東西各洋畫報規則、辦法、考物及紀事，俱用圖畫，一以開啟民智、振發精神為宗旨。」¹⁷畫報的主創、編輯等參與者，他們是對時局有見地、對國家有擔當、個人有才華想法、學識有內涵的畫家、作家等知識分子。既有藝術家的敏感直覺，又有新聞工作者的社會良知與擔當，更有革命者的抱負和胸襟。這些美好品質均匯集於《時事畫報》中，他們為革命事業奉獻自己的才能、學識、資本、熱誠，充分利用畫報這種在當時而言算是一種「新媒體」的傳播媒體，宣揚革命黨人的政治思想和新知識，致力於啟蒙普通民眾，激勵人民關心國家政治和局勢，期望帶領人民參與革命，擺脫晚清的專制、腐敗和動盪所造成民怨，走向民主道路。¹⁸

嶺南畫派現時已經傳至第四代。¹⁹然而，早期的嶺南畫派在社會參與度上較後來的高。因此，有關嶺南畫派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清末民初時期，民國以後也有一些，但開始更側重於藝術類的研究。加上嶺南畫派的宗旨與革命活動有所呼應，兩者皆受西方思想的影響，充滿革命精神——畫派在藝術上以「折衷中外，融合古今」促進中國藝術的革命運動，因此當時他們只稱自己為「折衷派」，並未有「嶺南畫派」的地區意識；²⁰革命黨人同樣受到西學的影響，鼓吹民主革命、民族主義的新思想，反對封建統治和帝國主義。²¹畫派中的革命參與者，首當其衝的便是高劍父、陳樹人二人。高奇峰也略有參與，但參與程度較低，主要是與其兄高奇峰一同參與畫報工作，後來側重於創作與教學，更有資助學生出外留學見識，其貢獻主要在推進國畫的革新。²²

「折衷派」後來之所以被稱為嶺南畫派，除了因為「二高一陳」均為廣東番禺人以外，與他們選擇紮根於嶺南地區的原因有關。最初，基於上海作為當時中國最具近現代化的城市規模、經濟最為發達、與日本大城市非常接近的中國城市，種種便利的條件能為他們提供各自的藝術推廣事宜，高劍父等人及他們的弟子，是倡導以上海作為畫派的基地的。²³不過，廣東在晚清時期仍然有廣州這個全國唯一通商口岸，作為中國的「南大門」，鄰近港、澳兩地，西人、西學知識、舶來品等洋物的流入充斥著當時的廣東地區，當時的港澳兩地也有外國勢力的駐足，廣東又與紫禁城相距甚遠，輿論環境相對輕鬆，其實是為革命黨人提供有力的僑鄉人脈、地理環境的資源和保障。加上嶺南畫派的創始人「二高一陳」均具有革命熱忱，同為同盟會成員，又熱衷於參與革命事業，在他們的引領下，嶺南畫派自然在廣東地區站穩腳跟。²⁴他們在廣東大肆宣傳革命思想，尤其是創辦《時事畫報》，透過任用美術家對事物的仔細繪畫，讓讀者可以「征實事而資考據」，又聘任卓識之士擔任記者，主持筆政。²⁵

《時事畫報》早期的作品比較穩健平和；但隨著革命黨人在各地進行的起義，畫報的風格從一般的覺醒與諷刺，轉向了直接鼓吹革命的濃烈色彩。例如1907年《論近日政府對於拿獲革黨之政見》、《黃崗亂事》、《轟殺恩撫》、《祭國土文》等，均可見他們站在清政府對立面的鮮明立場。據陳平原的研究發現，《時事畫報》對突發事件特別關心，例如「暗殺」——自1906年的「日日都話有暗殺，究竟為乜原因」的粵謳，翌年表彰俄國虛無黨人的《女革命黨》，再到1909年講述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的《暗殺》，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暗殺事件一旦發生，《時事畫報》定當積極追蹤報導，充分體現了《時事畫報》的新聞性。²⁶畫報除了報導、評論時事以外，每一期都會有「粵謳」、「諧評」、劇本、南音等具有藝術性質的文字論著。《時事畫報》的特色是圖文並茂，圖畫為主、文字為輔，兩者互相配合，透過圖像化的形式向讀者傳遞訊息；同時，畫報流通於社會各個階層的地方，方便老百姓們瞭解時事。²⁷這種報導方式較純文字的更吸引大眾，因為當時中國的識字率低，圖文之間的互相闡釋有助百姓讀者容易理解畫報所反映的社會時事，以及想傳遞的「祖國將亡種將率，新愁舊恨兩纏綿」、「反帝愛國保種救亡」等革命思想，從而鼓勵平民百姓參與革命，使他們稱為「新民」的武器和工具。²⁸《時事畫報》創刊號的「開啟民智、振發精神」，畫報成為了提升世人思想的工具。

如果說畫報發行是在思想傳播上的貢獻，那麼嶺南畫派在革命活動上的參與和《時事畫報》的創立，便是為美術同人增加流量，間接提升他們的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當時有部分在藝術上仍然固守傳統的畫家出於對革命的認同甚至是憧憬，參與、加盟、集合在《時事畫報》的革命名號之下，透過《時事畫報》美術同人的方式進行賣畫、集資、籌款，以增加他們的經濟資本投放到革命事業上，例如梁于渭（約1844-1917）、溫其球（1862-1941）、崔芹（1841-1915）等人。²⁹雖然他們只擅長的傳統山水、花鳥畫並未能為《時事畫報》繪製具有真正革命意義的美術作品，但他們的加入，為畫家隊伍爭取、積聚及發展到革命的力量，同時借助這些名家元老的社會名氣和影響力，為革命造勢。³⁰另外，他們也透過舉辦畫展，結緣雅交，擴建人際網絡，以加強美術同人和革命黨人的社會資本。較早期有1907年因中國南方發生洪災而舉辦的「美術賑災展覽會」——雖然當時高劍父身在日本異鄉，但仍心系祖國，與李叔同（1880-1942）、鐘桌佳等留日學生在東京和橫濱組織「粵湘贛三省水災慈善會」籌款賑災，高氏本人更捐獻了十四幅作品參加展覽會，期望為國出力。³¹後來由於策劃革命事宜，有關嶺南畫派的畫家舉辦展覽的資料不大可見，大約直至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起才有更多嶺南畫家的展覽資訊。也是在革命過後，嶺南畫派才真正正式形成，奠定畫派的形象以及在廣東的地位。³²

綜上可見，嶺南畫派在辛亥革命時期的貢獻是不容忽視的。雖然當中並非所有成員均能文能武，但他們就是憑藉各自的能力和專長，互相補足配合，盡其所能為革命事業作出貢獻。不論是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等人的創辦畫報，發表激昂的革命演講，甚至只是簡單的作畫進行買賣、籌款、展覽。每個人都運用自己所擁有的資本，做著他們認為是正義的事情。至少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他們的見識，讓他們加入同盟會、投身革命事業，皆出自愛國和救國於危急存亡之秋的心態和熱誠。《時事畫報》是「以筆為武器的革命鬥士」，創新第一份專以下層社會為對象，以提振民氣、啟蒙百姓為宗旨，宣傳革命思想之畫報，透過通俗易明的方式傳播革命理想，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及救國革命運動為畫報的任務。³³儘管革命黨人在組織起義的過程中遇到重重困難，經歷多次的失敗，他們靠著堅毅不屈的精神，終於在1911年武昌起義一役，成功推翻滿清帝國，建立中華民國。嶺南畫派不是一個單純談畫論藝的組織，而是對廣東地區乃至中國革命歷史具有重要意義。雖然辛亥革命過後，嶺南畫派在政治上的活動有所減少，但高劍父及其學生和同好，仍有不少人繼續關心時局。在三、四十年代的抗戰時期（1937-1945），高劍父和關山月（1912-2000）以抗戰為主題，繪製出一批數量可觀的創作，並在不同地方舉辦抗戰畫展，繼續以藝術創作的方式表達愛國熱情。³⁴筆者認為，不論是嶺南地區的畫家與否，國民都應對嶺南畫派略有認識，不一定是在繪畫藝術方面的革新和演變，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嶺南畫派對辛亥革命的推進是有一定份量的推動和影響力。

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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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記憶「『時人書畫展覽會』廣告」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huang_bore/All_Items/images/201809/t20180924_90092_cht.html?cf=classinfo&cp=%E5%88%8A%E7%89%A9&ep=Publication&path=%2FMHK%2Fcollections%2Fhuang_bore%2FAll_Items%2F10002%2F10023%2F10027%2Findex_ch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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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馬譽榕：〈嶺南畫派形成動因及繪畫風格研究〉，《IETI Transactions on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第7卷（2020），頁112。

2. 邵勇、王海鵬：《一本讀懂中國近代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0），頁112-113。

3. 居廉（1828-1904），字士剛，別號古泉。廣東番禺縣隔山鄉人，因亦署名隔山老人，又署名羅浮散人。習畫初得其兄居巢（1811-1865）的指導，後二人齊名，人稱「二居」，是近代畫壇不可多得富有創建的一位先驅。古泉老人以生平潛隱治藝，一生未曾離開廣東，平時又鮮與中原名士相聯繫，所以由清末至今，有些人仍對他頗感陌生；但閩、桂鄰省，遠至東洋日本，則早已熟知古泉老人之名。

4. 王丹：《嶺南畫派大師——高劍父》（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頁2-11。

5. 歐豪年：〈畫家介紹——居廉先生簡介〉，中央研究院嶺南美術館（https://lnfam.sinica.edu.tw/pages/2734）。

6. 歐豪年：〈畫家介紹——高劍父先生簡介〉，中央研究院嶺南美術館（https://lnfam.sinica.edu.tw/pages/2735）。

7. 王丹：《嶺南畫派大師——高劍父》，頁2-11。

8. 張繁文：〈高劍父早期繪畫思想探索〉，《中國美術》，第6期（2019），頁34-37。

9. 香港藝術館「廣東繪畫掠影1900-1949」（https://hk.art.museum/Archive/resources/A_Glimpse_of_the_Guangdong_Art_Scene_chi.pdf）。

10. 王丹（1971-今），河北石家莊人。美術學碩士，現任廣州大學美術與設計學院教授、美術學碩士研究生導師。曾獲多項教學與研究相關的獎項及榮譽，近年論著有《嶺南畫派大師——高劍父》、《張穆評傳》、教材《美術常識與鑑賞》等，發表專業論文數十篇。

11. 王丹：《嶺南畫派大師——高劍父》，頁27。

12. 王丹：《嶺南畫派大師——高劍父》，頁13-14。

13. 王丹：《嶺南畫派大師——高劍父》，頁27-28。

14. 除了下文提及高氏對政治革命的熱情外，他在美術領域也有不斷思考和探索進步的求生之路。由於高氏在少年時已對西學有所接觸，又到日本留學，學習到西洋畫和日本畫的不同，高劍父認為國畫需要進行創新和變革。他在〈我的現代國畫觀〉中提到：「中國有史以來，對繪畫的重視，代有文獻可考，所以中國美術的成就，在一千年前，遠在歐洲所謂文藝復興期（十五世紀）之前，便已達極盛時代。有些人以為中國繪畫，千遍一律，一成不變。其實這現象只是近二百年來的畫家不長進之過，中國畫是不應任咎的。三百年的氣運低沈，在整個藝術史上也只是小小的一部分，它並沒有阻塞現代的中國畫之進路。即現代的中國繪畫，也是承著古代繪畫遺留下來的遺產，加以發揚光大，不斷改造、演變而成為現代的繪畫。」詳參閱《高劍父詩文初編》頁235-263。

15. 香港記憶「《時事畫報》創刊號」（https://www.hkmemory.hk/MHK/collections/huang_bore/All_Items/images/201809/t20180924_90097_cht.html?cf=classinfo&cp=%E5%88%8A%E7%89%A9&ep=Publication&path=%2FMHK%2Fcollections%2Fhuang_bore%2FAll_Items%2F10002%2F10023%2F10027%2Findex_cht.html，2012）。

16. 祝均宙：〈清末廣東《時事畫報》圖像視野之觀念述評〉，《東亞觀念史集刊》，第6期（2014），頁403-404。

17. 高劍父，李偉銘輯：〈本報約章〉，《高劍父詩文初編》（廣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頁19。

18. 吳獻舉、邱紫奔：〈《時事畫報》的革命敘事與宣傳作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http://www.nopss.gov.cn/BIG5/n1/2019/0808/c219470-31283073.html，2019年8月8日）。

19. 嶺藝會「協會成員」（https://www.lingngaiart.org.hk/%E5%8D%94%E6%9C%83%E6%88%90%E5%93%A1/，2019）。

20. 馬譽榕：〈嶺南畫派形成動因及繪畫風格研究〉，頁112。

21. 王丹：《嶺南畫派大師——高劍父》，頁27。

22. 歐豪年：〈畫家介紹——高奇峰先生簡介〉，中央研究院嶺南美術館（https://lnfam.sinica.edu.tw/pages/2736）。

23. 梁基永：〈「海派」與「嶺南畫派」的關係〉，《公關世界》，第2期（2017），頁80-81。

24. 馬譽榕：〈嶺南畫派形成動因及繪畫風格研究〉，頁112。

25. 高劍父，李偉銘輯：〈本報約章〉，頁19。

26. 陳平原：〈鼓動風潮與書寫革命——從《時事畫報》到《真相畫報》〉，《文藝研究》，第4期（2013），頁111-112。

27. 徐述：《圖像與啟蒙——清末民國畫報教化功能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頁11。

28. 吳獻舉、邱紫奔：〈《時事畫報》的革命敘事與宣傳作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http://www.nopss.gov.cn/BIG5/n1/2019/0808/c219470-31283073.html，2019年8月8日）。

29. 鄧慶燊：《梁于渭（？-1917）繪畫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碩士論文，2006年，第84-85頁。

30. 王丹：《嶺南畫派大師——高劍父》，頁46-48。

31. 王丹：《嶺南畫派大師——高劍父》，頁27。

32. 臺師大機構典藏系統〈第二章：嶺南畫派淵源及早期發展〉，頁10（http://api.lib.ntnu.edu.tw:8080/server/api/core/bitstreams/eaae7c88-eb15-41b9-9a49-2578e84ca739/content）。

33. 吳獻舉、邱紫奔：〈《時事畫報》的革命敘事與宣傳作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http://www.nopss.gov.cn/BIG5/n1/2019/0808/c219470-31283073.html，2019年8月8日）。

34. 馮菡子：〈嶺南畫派高劍父、關山月抗戰主題繪畫的創作及傳播〉，《新聞愛好者》，第4期（2023），頁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