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简述本文生命观与死亡观之定义：生命观指的是人对自身生命、人生的态度、看法等，而死亡观即是指人对死亡一事的态度、看法等。以下将把王梵志诗的生死观分为生命观和死亡观，分开论述，并分析其与佛学义理有关之处。

一、生命观

首先，王梵志诗的生命观内容之一为生命是因“因缘”聚合而生的。〈运命满悠悠〉一诗说明生死皆人生宿命，无法逃避，但当中一句“一旦罢因缘，千金兴判割”²⁰，却能反向让人瞧出他对生命的看法。该句说明因缘一旦罢散，即使兴有千金亦只能被分割，整句意思是指一旦死亡，即使有千金也无法挽回，或无法带走。从前句而言，因缘一罢代表死亡之意，由此反推，则可知其认为生命之根本，是“因缘”之汇合而成。“因缘”一词本就是佛教用语，意指机缘、机会²¹，且王梵志的看法与佛教的缘起论是一致的：缘起论是佛教理论的基础和核心，不论是在业应缘起、性空缘起等阶段，皆认为生命、世界万物是由因缘和合而生²²，如《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曾言“我今此身，四大和合⋯⋯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²³说明生命是因地、水、火、风和合而来，一旦散去即亡。王梵志的另一首诗〈观此身意相〉的“观此身意相，都由水火风”²⁴，当中的“水、火、风”更是与四大相同，显然是对佛教义理有所吸收的。这反映两者在生命诞生方面皆认为是因缘的聚合，生命的离去是因缘的散去。由此可见，王梵志诗中所体现的，生命是因“因缘”聚合而生的生命观，与佛教有密切关系，说是吸收了佛教的缘起论也不为过。

其次，王梵志诗的生命观内容之二为认为生不如死。对于王梵志诗生不如死的生命观，一直是前人研究王梵志诗生死观的重点，而把其纳为生命观而非死亡观，是因为生不如死的看法重点在于生，而非死。〈可笑世间人〉“贫苦无处得，相接被鞭拷。生时有苦痛，不如早死好”²⁵两句、〈你道生时乐〉“你道生时乐，吾道死时好。死即长夜眠，生即缘长道。生时愁衣食，死鬼无斧灶”²⁶、〈我昔未生时〉“我昔未生时，冥冥无所知。天公强生我，生我复何为。无衣使我寒，无食使我饥。还你天公我，还我未生时”²⁷等，此皆王梵志诗中表示生不如死的生命观观点。他会有如此的生命观，是因他对生活持悲观、绝望的看法。他认为人生在世注定会经历各种的苦难，如李振中所概括出的衣食不足、赋役徭役以及剥削与不平三点²⁸，最后才经历死亡，而死亡后就不会再有这等“生”苦的情况出现。这除了解释王梵志诗生不如死的生命观之产生原因外，同时亦说明在生不如死的观点中，生活方面的苦难内容才是这观点中的重点。佛教的四圣谛是佛教苦乐观的体现，意在说明消灭人生诸苦，证得常乐，为全部佛法的宗旨所在²⁹。四圣谛以苦为先，第一苦谛专论苦，包括生、老、病、死、忧悲恼、怨憎会、恩爱别离、所欲不得苦、五盛阴苦等³⁰，而王梵志诗生不如死的生命观所描述之苦，和佛教的“生”之苦，如生活之难有相似之处。而对于苦之来源，佛教和王梵志诗亦有相同的看法：佛教因果律强调行为将决定未来，这种因果关系不仅限于当前生命，还延伸到未来的生命³¹，可见佛教认为今生之苦果，皆前世之因所致。王梵志的〈人生一代间（之一）〉言“种得果报缘，不需自烦恼”³²，在因果方面显然吸收了佛教看法，认为今世之果与前世之因相关，所以烦恼也没法改变当下情况。由此可见，王梵志诗中所体现的生不如死的生命观，在苦方面与佛教的“生”之苦相似，且对此苦之来源的认识，和佛教的因果论有明显的关系。

二、死亡观

首先，王梵志诗的死亡观内容之一为认为死后有鬼神、地狱的存在。〈道从欢喜生〉中有“天堂在目前，地狱非虚说”³³一句，说明了王梵志认为地狱并非道听途说的想像，另加上其诗一直描绘的地狱或鬼神主题，则可证明王梵志认为地狱是存在的观点。据杨万里统计，仅“鬼”字在其诗中就出现了42次³⁴，这还没有计入一些具明确名称的鬼神或场景，如“阎罗王”、“奈河”等，可见在王梵志的诗中，地狱一直是其描绘的死后场景或主题之一。〈沉沦三恶道〉说“沉沦三恶道，负特愚痴鬼。荒忙身卒死，即属司命使。反缚棒驱走，先渡奈河水。倒拉至厅前，枷棒遍身起”³⁵，描写了人在死后被司命使粗暴对待，反缚带到地狱受刑之画面；〈生儿拟替公〉的“阎老忽嗔迟，即棒伺命使”³⁶，描绘阎罗王惩罚伺命使的画面；〈好住四合舍〉的“无常煞鬼至，火急被追催。露头赤脚走，不容得着鞋”³⁷，描述了人连鞋都不能穿，就被催命鬼带走的事情。这反映鬼神与地狱的内容在王梵志诗中，明显占有一席之地。王梵志诗的死亡观中描写的地狱，毋庸置疑是吸收了佛教的地狱观。“地狱”、“奈河”等词皆有出现于梵志诗，而这些词语本就源于佛教，前者是现世造恶业后的众生死后受报应而生之地，是三恶道、六道之一³⁸；后者是人转世时清除前世记忆的必经之处。梵志诗中亦经常出现佛教地狱的鬼神，如〈生儿拟替公〉中的阎老，则“阎罗王”，祂是印度佛教经典中管理地狱的王，后来在佛经传来中国后，才与原本中国传说中的“东岳府君”合流³⁹。另外，〈吾家多有田〉的“承闻七七斋，暂施鬼来吃”，当中的“七七斋”亦源于佛教认为人死后要转生需以七天为一个周期，一七没能转生则要到二七，最后直到七七必能转生的轮回观⁴⁰。以上例子可以反映出王梵志诗认为死后有鬼神、地狱的存在的死亡观，不论是当中提及的名词、内涵，乃至仪式等，皆与佛教有密切关系。

其次，王梵志诗的死亡观内容之二为认同有轮回转世之说，且人应为来生积福。〈傍看数个大憨痴〉中“自造恶业仍自受，如今苦痛还自知”⁴¹一句描述了前世的恶业由今生承受，〈师僧来乞食〉中“布施无边福，来生不少粮”⁴²一句描述了因今世施财，下世则不愁粮食的展望，〈普劝诸贵等〉“普劝诸贵等，火急造桥梁。运度身得过，福至生西方”⁴³两句劝告诸贵行善，以使福运延续下一世，〈劝君莫杀命〉中“劝君莫杀命，背面被生嗔。吃他他吃你，轮环作主人”⁴⁴两句劝诫众人不要杀害生命，不然在生死轮回时则会遭遇相同之事并不断循环。以上例子反映了王梵志对前世、今生、来世存在的肯定，且认为人在今生的作善作恶，对下一世皆会有所影响，故劝诫他人向善，以积善福。这死亡观显然是受到佛教三世观的影响。佛教的三世观是指人有前世、今世和来世，而且“三世”是互为因果，业是因，轮回是果，前世的业为今世的果，今世的业为来世的果⁴⁵。此观念融入了轮回观和因果报应等佛教义理，说明了人之为恶的影响之远。从王梵志不断提到“恶业”、“来生”等情形看，显然是认同佛教的三世观，并受其影响，因而诗作中才有劝善之意。

但是，李中振却认为：“梵志诗生死观与佛教最为不同的是它质疑佛家的三世观念，不以来世为意而珍视今生，认为不能以牺牲今世快乐的代价来换取虚幻的来生。”⁴⁶他以其诗作〈前业作因缘〉“前业作因缘，今身都不记。今世受苦恼，未来当富贵。不是后身奴，来生作事地。不如多温酒，相逢一时醉”⁴⁷为据。诚然，〈前业作因缘〉一诗确实有主张他人及时行乐之意，不必介怀来生祸福，但这样不就与他其它诗作的思想相违背了吗？其实不然。笔者认为在此问题上，需要界定何为善举。因为王梵志于众多诗作中都提到应为来世积福，而这种积福的行为并不影响及时行乐。两者其实并不全然冲突，可以并行发展。如在〈普劝诸贵等〉⁴⁸一诗中，诸贵造桥会对他们及时行乐造成不可逆的严重影响吗？虽可能会花费钱财，但必然不会到倾家荡产的程度，他们既有足够的钱财继续享乐，又能筑桥方便百姓商家，岂不是能够享乐和行善两不误吗？

由此观之，王梵志诗认为有轮回转世一说以及人应为来生积福的死亡观，与佛教的三世观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虽他亦有诗作主张及时行乐，看似是与佛教三世观有所冲突，其实不然，享乐和积福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本文对于王梵志诗的生死观研究，尝试运用了与前人不同的方法，把生死观分开进行研究，使王梵志的生死观内容显得更为系统化，细节更为清晰。纵观王梵志的诗作，他显然深受佛教三世观、因果论、地狱观、缘起论等义理的影响，继而形成了与佛教关连甚深的生死观。

而王梵志的生死观在大多情况下，皆具有积极意义——以“生”苦与三世因果之说，劝诫他人行善，以求有福的来世；以地狱的残酷描写，制止世人行恶。王梵志的诗作看似简单明了，但实际在佛教义理方面有深入探讨，教化方面亦影响深远，值得一读。

书籍

1.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点校：《增壹阿含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页257。

2. 佛陀多罗译：《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7册》（日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88年），页914。

3. 吴汝钧：《佛教大辞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页233，249。

4. 胡适：《白话文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页165。

5. 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页70-74。

6. 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263-279。

7. 陈引驰：《中古文学与佛教》（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页263-296。

8. 项楚：《敦煌诗歌导论》（四川：巴蜀书社，2001年），页273-281。

9. 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页1，21，31-32，62，66，116，183，201，251，262，485，607，624，645，681-682。

论文

1. 巨虹：〈王梵志诗的生命意识及哲学思考〉，《甘肃理论学刊》第1期总第227期（2015年），页114-116。

2. 李振中：《王梵志诗生死观与创作特质研究》（广州：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页3-11。

3. 佟彤：〈“阎罗王”在我国传播流变考〉，《前沿》第18期（2013年），页145-146。

4. 姚力硕、熊丹丹：〈佛教“三世”观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简析〉，《郑州师范教育》，第6卷第3期（2017年），页93-96。

5. 高国藩：〈论王梵志诗的艺术性〉，《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1995年），页129-134。

6. 徐俊波：〈王梵志研究的百年回顾〉，《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2卷第2期（2002年），页86-90。

7. 陈兵：〈佛教苦乐观〉，《法音论坛》第2期总第270期（2007年），页5-11。

8. 张子开：〈初唐佛教的平民化——以科举政策的改变为研究中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2012年），页51-53。

9. 梅雪：〈王梵志诗生死观谫论〉，《牡丹江大学学报》第26卷第4期（2017年），页49-51。

10. 杨青：〈王梵志诗的讽刺意义〉，《甘肃高师学报》第5卷第6期（2000年），页17-20。

11. 董群：〈佛教轮回观的道德形上意义〉，《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2007年），页12-17，126。

12. 杨万里：〈从王梵志诗看唐初的民间信仰文化〉，《文化学刊》第1期（2014年），页129-135。

13. 杨云清：〈王梵志诗的劝惩意义及“忧生乐死观”原因探析〉，《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8卷第1期（2022年），页59-63。

14. 钱光胜：〈从王梵志诗看初盛唐时期民间的地狱观〉，《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9卷第3期（2008年），页42-46，93。

15. 戴传江：〈缘起论与佛教的生命观〉，《中国宗教》第8期（2010年），页51-53。

注释

1. 徐俊波：〈王梵志研究的百年回顾〉，《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2卷第2期（2002年），页86-90。

2. 胡适：《白话文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页165。

3. 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263-265。

4. 同上，页267-279。

5. 项楚：《敦煌诗歌导论》（四川：巴蜀书社，2001年），页273-281。

6. 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页70-74。

7. 张子开：〈初唐佛教的平民化——以科举政策的改变为研究中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2012年），页51-53。

8. 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页1。

9. 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页1。。

10. 同上。

11. 杨青：〈王梵志诗的讽刺意义〉，《甘肃高师学报》第5卷第6期（2000年），页17-20。

12. 高国藩：〈论王梵志诗的艺术性〉，《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1995年），页129-134。

13. 李振中：《王梵志诗生死观与创作特质研究》（广州：广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页3-11。

14. 巨虹：〈王梵志诗的生命意识及哲学思考〉，《甘肃理论学刊》第1期总第227期（2015年），页114-116。

15. 梅雪：〈王梵志诗生死观谫论〉，《牡丹江大学学报》第26卷第4期（2017年），页49-51。

16. 杨云清：〈王梵志诗的劝惩意义及“忧生乐死观”原因探析〉，《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8卷第1期（2022年），页59-63。

17. 陈引驰：《中古文学与佛教》（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页263-296。

18. 钱光胜：〈从王梵志诗看初盛唐时期民间的地狱观〉，《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9卷第3期（2008年），页42-46，93。

19. 杨万里：〈从王梵志诗看唐初的民间信仰文化〉，《文化学刊》第1期（2014年），页129-135。

20. 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页262。

21. 吴汝钧：《佛教大辞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页233。

22. 戴传江：〈缘起论与佛教的生命观〉，《中国宗教》第8期（2010年），页51-53。

23. 佛陀多罗译：《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 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 第17册》（日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88年），页914。

24. 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页251。

25. 同上，页21。

26. 同［24］，页183。

27. 同［24］，页624。

28. 李振中：《王梵志诗生死观与创作特质研究》，页3-11。

29. 陈兵：〈佛教苦乐观〉，《法音论坛》第2期总第270期（2007年），页5-11。

30.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点校：《增壹阿含经》（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页257。

31. 董群：〈佛教轮回观的道德形上意义〉，《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6期（2007年），页12-17，126。

32. 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页116。

33. 同［32］，页681-682。

34. 杨万里：〈从王梵志诗看唐初的民间信仰文化〉，页130。

35. 同［32］，页31-32。

36. 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页607。

37. 同［36］，页201。

38. 吴汝钧：《佛教大辞典》，页249。

39. 佟彤：〈“阎罗王”在我国传播流变考〉，《前沿》第18期（2013年），页145-146。

40. 杨万里：〈从王梵志诗看唐初的民间信仰文化〉，页131。

41. 同［36］，页66。

42. 同［36］，页485。

43. 同［36］，页62。

44. 同［36］，页645。

45. 姚力硕、熊丹丹：〈佛教“三世”观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简析〉，《郑州师范教育》，第6卷第3期（2017年），页93-96。

46. 李振中：《王梵志诗生死观与创作特质研究》，页9。

47. 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页243。

48. 同［47］，页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