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簡述本文生命觀與死亡觀之定義：生命觀指的是人對自身生命、人生的態度、看法等，而死亡觀即是指人對死亡一事的態度、看法等。以下將把王梵志詩的生死觀分為生命觀和死亡觀，分開論述，並分析其與佛學義理有關之處。

一、生命觀

首先，王梵志詩的生命觀內容之一為生命是因“因緣”聚合而生的。〈運命滿悠悠〉一詩說明生死皆人生宿命，無法逃避，但當中一句“一旦罷因緣，千金興判割”²⁰，卻能反向讓人瞧出他對生命的看法。該句說明因緣一旦罷散，即使興有千金亦只能被分割，整句意思是指一旦死亡，即使有千金也無法挽回，或無法帶走。從前句而言，因緣一罷代表死亡之意，由此反推，則可知其認為生命之根本，是“因緣”之匯合而成。“因緣”一詞本就是佛教用語，意指機緣、機會²¹，且王梵志的看法與佛教的緣起論是一致的：緣起論是佛教理論的基礎和核心，不論是在業應緣起、性空緣起等階段，皆認為生命、世界萬物是由因緣和合而生²²，如《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曾言“我今此身，四大和合⋯⋯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²³說明生命是因地、水、火、風和合而來，一旦散去即亡。王梵志的另一首詩〈觀此身意相〉的“觀此身意相，都由水火風”²⁴，當中的“水、火、風”更是與四大相同，顯然是對佛教義理有所吸收的。這反映兩者在生命誕生方面皆認為是因緣的聚合，生命的離去是因緣的散去。由此可見，王梵志詩中所體現的，生命是因“因緣”聚合而生的生命觀，與佛教有密切關係，說是吸收了佛教的緣起論也不為過。

其次，王梵志詩的生命觀內容之二為認為生不如死。對於王梵志詩生不如死的生命觀，一直是前人研究王梵志詩生死觀的重點，而把其納為生命觀而非死亡觀，是因為生不如死的看法重點在於生，而非死。〈可笑世間人〉“貧苦無處得，相接被鞭拷。生時有苦痛，不如早死好”²⁵兩句、〈你道生時樂〉“你道生時樂，吾道死時好。死即長夜眠，生即緣長道。生時愁衣食，死鬼無斧灶”²⁶、〈我昔未生時〉“我昔未生時，冥冥無所知。天公強生我，生我復何為。無衣使我寒，無食使我飢。還你天公我，還我未生時”²⁷等，此皆王梵志詩中表示生不如死的生命觀觀點。他會有如此的生命觀，是因他對生活持悲觀、絕望的看法。他認為人生在世注定會經歷各種的苦難，如李振中所概括出的衣食不足、賦役徭役以及剝削與不平三點²⁸，最後才經歷死亡，而死亡後就不會再有這等“生”苦的情況出現。這除了解釋王梵志詩生不如死的生命觀之產生原因外，同時亦說明在生不如死的觀點中，生活方面的苦難內容才是這觀點中的重點。佛教的四聖諦是佛教苦樂觀的體現，意在說明消滅人生諸苦，證得常樂，為全部佛法的宗旨所在²⁹。四聖諦以苦為先，第一苦諦專論苦，包括生、老、病、死、憂悲惱、怨憎會、恩愛別離、所欲不得苦、五盛陰苦等³⁰，而王梵志詩生不如死的生命觀所描述之苦，和佛教的“生”之苦，如生活之難有相似之處。而對於苦之來源，佛教和王梵志詩亦有相同的看法：佛教因果律強調行為將決定未來，這種因果關係不僅限於當前生命，還延伸到未來的生命³¹，可見佛教認為今生之苦果，皆前世之因所致。王梵志的〈人生一代間（之一）〉言“種得果報緣，不需自煩惱”³²，在因果方面顯然吸收了佛教看法，認為今世之果與前世之因相關，所以煩惱也沒法改變當下情況。由此可見，王梵志詩中所體現的生不如死的生命觀，在苦方面與佛教的“生”之苦相似，且對此苦之來源的認識，和佛教的因果論有明顯的關係。

二、死亡觀

首先，王梵志詩的死亡觀內容之一為認為死後有鬼神、地獄的存在。〈道從歡喜生〉中有“天堂在目前，地獄非虛說”³³一句，說明了王梵志認為地獄並非道聽途說的想像，另加上其詩一直描繪的地獄或鬼神主題，則可證明王梵志認為地獄是存在的觀點。據楊萬里統計，僅“鬼”字在其詩中就出現了42次³⁴，這還沒有計入一些具明確名稱的鬼神或場景，如“閻羅王”、“奈河”等，可見在王梵志的詩中，地獄一直是其描繪的死後場景或主題之一。〈沉淪三惡道〉說“沉淪三惡道，負特愚癡鬼。荒忙身卒死，即屬司命使。反縛棒驅走，先渡奈河水。倒拉至廳前，枷棒遍身起”³⁵，描寫了人在死後被司命使粗暴對待，反縛帶到地獄受刑之畫面；〈生兒擬替公〉的“閻老忽嗔遲，即棒伺命使”³⁶，描繪閻羅王懲罰伺命使的畫面；〈好住四合舍〉的“無常煞鬼至，火急被追催。露頭赤腳走，不容得著鞋”³⁷，描述了人連鞋都不能穿，就被催命鬼帶走的事情。這反映鬼神與地獄的內容在王梵志詩中，明顯佔有一席之地。王梵志詩的死亡觀中描寫的地獄，毋庸置疑是吸收了佛教的地獄觀。“地獄”、“奈河”等詞皆有出現於梵志詩，而這些詞語本就源於佛教，前者是現世造惡業後的眾生死後受報應而生之地，是三惡道、六道之一³⁸；後者是人轉世時清除前世記憶的必經之處。梵志詩中亦經常出現佛教地獄的鬼神，如〈生兒擬替公〉中的閻老，則“閻羅王”，祂是印度佛教經典中管理地獄的王，後來在佛經傳來中國後，才與原本中國傳說中的“東岳府君”合流³⁹。另外，〈吾家多有田〉的“承聞七七齋，暫施鬼來吃”，當中的“七七齋”亦源於佛教認為人死後要轉生需以七天為一個週期，一七沒能轉生則要到二七，最後直到七七必能轉生的輪迴觀⁴⁰。以上例子可以反映出王梵志詩認為死後有鬼神、地獄的存在的死亡觀，不論是當中提及的名詞、內涵，乃至儀式等，皆與佛教有密切關係。

其次，王梵志詩的死亡觀內容之二為認同有輪迴轉世之說，且人應為來生積福。〈傍看數個大憨痴〉中“自造惡業仍自受，如今苦痛還自知”⁴¹一句描述了前世的惡業由今生承受，〈師僧來乞食〉中“布施無邊福，來生不少糧”⁴²一句描述了因今世施財，下世則不愁糧食的展望，〈普勸諸貴等〉“普勸諸貴等，火急造橋梁。運度身得過，福至生西方”⁴³兩句勸告諸貴行善，以使福運延續下一世，〈勸君莫殺命〉中“勸君莫殺命，背面被生嗔。喫他他喫你，輪環作主人”⁴⁴兩句勸誡眾人不要殺害生命，不然在生死輪迴時則會遭遇相同之事並不斷循環。以上例子反映了王梵志對前世、今生、來世存在的肯定，且認為人在今生的作善作惡，對下一世皆會有所影響，故勸誡他人向善，以積善福。這死亡觀顯然是受到佛教三世觀的影響。佛教的三世觀是指人有前世、今世和來世，而且“三世”是互為因果，業是因，輪迴是果，前世的業為今世的果，今世的業為來世的果⁴⁵。此觀念融入了輪迴觀和因果報應等佛教義理，說明了人之為惡的影響之遠。從王梵志不斷提到“惡業”、“來生”等情形看，顯然是認同佛教的三世觀，並受其影響，因而詩作中才有勸善之意。

但是，李中振卻認為：“梵志詩生死觀與佛教最為不同的是它質疑佛家的三世觀念，不以來世為意而珍視今生，認為不能以犧牲今世快樂的代價來換取虛幻的來生。”⁴⁶他以其詩作〈前業作因緣〉“前業作因緣，今身都不記。今世受苦惱，未來當富貴。不是後身奴，來生作事地。不如多溫酒，相逢一時醉”⁴⁷為據。誠然，〈前業作因緣〉一詩確實有主張他人及時行樂之意，不必介懷來生禍福，但這樣不就與他其它詩作的思想相違背了嗎？其實不然。筆者認為在此問題上，需要界定何為善舉。因為王梵志於眾多詩作中都提到應為來世積福，而這種積福的行為並不影響及時行樂。兩者其實並不全然衝突，可以並行發展。如在〈普勸諸貴等〉⁴⁸一詩中，諸貴造橋會對他們及時行樂造成不可逆的嚴重影響嗎？雖可能會花費錢財，但必然不會到傾家蕩產的程度，他們既有足夠的錢財繼續享樂，又能築橋方便百姓商家，豈不是能夠享樂和行善兩不誤嗎？

由此觀之，王梵志詩認為有輪迴轉世一說以及人應為來生積福的死亡觀，與佛教的三世觀有相當密切的關係。雖他亦有詩作主張及時行樂，看似是與佛教三世觀有所衝突，其實不然，享樂和積福是可以同時進行的。

本文對於王梵志詩的生死觀研究，嘗試運用了與前人不同的方法，把生死觀分開進行研究，使王梵志的生死觀內容顯得更為系統化，細節更為清晰。縱觀王梵志的詩作，他顯然深受佛教三世觀、因果論、地獄觀、緣起論等義理的影響，繼而形成了與佛教關連甚深的生死觀。

而王梵志的生死觀在大多情況下，皆具有積極意義——以“生”苦與三世因果之說，勸誡他人行善，以求有福的來世；以地獄的殘酷描寫，制止世人行惡。王梵志的詩作看似簡單明瞭，但實際在佛教義理方面有深入探討，教化方面亦影響深遠，值得一讀。

書籍

1.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點校：《增壹阿含經》（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頁257。

2. 佛陀多羅譯：《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經第17冊》（日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88年），頁914。

3. 吳汝鈞：《佛教大辭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頁233，249。

4. 胡適：《白話文學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頁165。

5. 孫昌武：《佛教與中國文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70-74。

6. 張錫厚：《王梵志詩校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263-279。

7. 陳引馳：《中古文學與佛教》（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頁263-296。

8. 項楚：《敦煌詩歌導論》（四川：巴蜀書社，2001年），頁273-281。

9. 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1，21，31-32，62，66，116，183，201，251，262，485，607，624，645，681-682。

論文

1. 巨虹：〈王梵志詩的生命意識及哲學思考〉，《甘肅理論學刊》第1期總第227期（2015年），頁114-116。

2. 李振中：《王梵志詩生死觀與創作特質研究》（廣州：廣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頁3-11。

3. 佟彤：〈“閻羅王”在我國傳播流變考〉，《前沿》第18期（2013年），頁145-146。

4. 姚力碩、熊丹丹：〈佛教“三世”觀對中國傳統價值觀的影響簡析〉，《鄭州師範教育》，第6卷第3期（2017年），頁93-96。

5. 高國藩：〈論王梵志詩的藝術性〉，《江蘇社會科學》第5期（1995年），頁129-134。

6. 徐俊波：〈王梵志研究的百年回顧〉，《湖北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2卷第2期（2002年），頁86-90。

7. 陳兵：〈佛教苦樂觀〉，《法音論壇》第2期總第270期（2007年），頁5-11。

8. 張子開：〈初唐佛教的平民化——以科舉政策的改變為研究中心〉，《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期（2012年），頁51-53。

9. 梅雪：〈王梵志詩生死觀譾論〉，《牡丹江大學學報》第26卷第4期（2017年），頁49-51。

10. 楊青：〈王梵志詩的諷刺意義〉，《甘肅高師學報》第5卷第6期（2000年），頁17-20。

11. 董群：〈佛教輪迴觀的道德形上意義〉，《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2007年），頁12-17，126。

12. 楊萬里：〈從王梵志詩看唐初的民間信仰文化〉，《文化學刊》第1期（2014年），頁129-135。

13. 楊雲清：〈王梵志詩的勸懲意義及“憂生樂死觀”原因探析〉，《蘭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8卷第1期（2022年），頁59-63。

14. 錢光勝：〈從王梵志詩看初盛唐時期民間的地獄觀〉，《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9卷第3期（2008年），頁42-46，93。

15. 戴傳江：〈緣起論與佛教的生命觀〉，《中國宗教》第8期（2010年），頁51-53。

註釋

1. 徐俊波：〈王梵志研究的百年回顧〉，《湖北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2卷第2期（2002年），頁86-90。

2. 胡適：《白話文學史》（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頁165。

3. 張錫厚：《王梵志詩校輯》（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263-265。

4. 同上，頁267-279。

5. 項楚：《敦煌詩歌導論》（四川：巴蜀書社，2001年），頁273-281。

6. 孫昌武：《佛教與中國文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70-74。

7. 張子開：〈初唐佛教的平民化——以科舉政策的改變為研究中心〉，《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期（2012年），頁51-53。

8. 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1。

9. 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頁1。。

10. 同上。

11. 楊青：〈王梵志詩的諷刺意義〉，《甘肅高師學報》第5卷第6期（2000年），頁17-20。

12. 高國藩：〈論王梵志詩的藝術性〉，《江蘇社會科學》第5期（1995年），頁129-134。

13. 李振中：《王梵志詩生死觀與創作特質研究》（廣州：廣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頁3-11。

14. 巨虹：〈王梵志詩的生命意識及哲學思考〉，《甘肅理論學刊》第1期總第227期（2015年），頁114-116。

15. 梅雪：〈王梵志詩生死觀譾論〉，《牡丹江大學學報》第26卷第4期（2017年），頁49-51。

16. 楊雲清：〈王梵志詩的勸懲意義及“憂生樂死觀”原因探析〉，《蘭州文理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8卷第1期（2022年），頁59-63。

17. 陳引馳：《中古文學與佛教》（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頁263-296。

18. 錢光勝：〈從王梵志詩看初盛唐時期民間的地獄觀〉，《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9卷第3期（2008年），頁42-46，93。

19. 楊萬里：〈從王梵志詩看唐初的民間信仰文化〉，《文化學刊》第1期（2014年），頁129-135。

20. 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頁262。

21. 吳汝鈞：《佛教大辭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頁233。

22. 戴傳江：〈緣起論與佛教的生命觀〉，《中國宗教》第8期（2010年），頁51-53。

23. 佛陀多羅譯：《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 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經 第17冊》（日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88年），頁914。

24. 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頁251。

25. 同上，頁21。

26. 同［24］，頁183。

27. 同［24］，頁624。

28. 李振中：《王梵志詩生死觀與創作特質研究》，頁3-11。

29. 陳兵：〈佛教苦樂觀〉，《法音論壇》第2期總第270期（2007年），頁5-11。

30.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點校：《增壹阿含經》（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頁257。

31. 董群：〈佛教輪迴觀的道德形上意義〉，《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6期（2007年），頁12-17，126。

32. 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頁116。

33. 同［32］，頁681-682。

34. 楊萬里：〈從王梵志詩看唐初的民間信仰文化〉，頁130。

35. 同［32］，頁31-32。

36. 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頁607。

37. 同［36］，頁201。

38. 吳汝鈞：《佛教大辭典》，頁249。

39. 佟彤：〈“閻羅王”在我國傳播流變考〉，《前沿》第18期（2013年），頁145-146。

40. 楊萬里：〈從王梵志詩看唐初的民間信仰文化〉，頁131。

41. 同［36］，頁66。

42. 同［36］，頁485。

43. 同［36］，頁62。

44. 同［36］，頁645。

45. 姚力碩、熊丹丹：〈佛教“三世”觀對中國傳統價值觀的影響簡析〉，《鄭州師範教育》，第6卷第3期（2017年），頁93-96。

46. 李振中：《王梵志詩生死觀與創作特質研究》，頁9。

47. 項楚校注：《王梵志詩校注（增訂本）》，頁243。

48. 同［47］，頁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