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于 2025.04.11

 

〈论〈七侠五义序〉中俞樾的小说批评思想〉

吴越

 

《七侠五义》一书是俞樾(1821-1907)在阅读《三侠五义》后,重编而成。书中内容大致上与《三侠五义》无异,讲述了北宋仁宗(赵祯,1010-1063;1022-1063在位)年间,包拯(999-1062)在侠士的帮助下审案、平冤,以及侠士们行侠仗义的故事。对于自己重编《三侠五义》之举,俞樾在《七侠五义》卷首的〈七侠五义序〉,对自己阅读《三侠五义》的过程、评价,以及重编《三侠五义》的内容、目的,进行了阐述和解释。其中许多批评都反映了俞樾作为朴学家,所带有的“考据”目光。因此,部分近代学者指出俞樾在〈七侠五义序〉中所展现的小说批评思想有所不足,认为其“他之注意小说也往往是从考据的角度,出于考据的目的,对小说的思想与艺术等方面则很少关心”。1因此,笔者希望通过研究〈七侠五义序〉的文本,从中一窥清代著名学者俞樾的小说批评思想,并参照前人之说,对其小说批评思想的不足之处进行探讨。

论文中主要参考了四篇其他学者的论文:一、石雷〈俞樾为何如此青睐《三侠五义》——《七侠五义》的文本生产及其意义〉说明了《三侠五义》向主流文化靠拢的创作趋向、俞樾重编《三侠五义》的原因,以及《七侠五义》对后世的影响和意义。2二、康宇〈论清代朴学对儒家经典解释方法的重构〉指出清代朴学家重视“考据”、复原“本经”“本义”,强调“实证”、“社会功用”等观念,并对清代朴学解释经典的方式作出评价,其中不少观念与俞樾〈七侠五义序〉的小说批评思想吻合。3三、谢超凡〈俞樾对《三侠五义》的修订及意义〉指出并俞樾修订《三侠五义》的缘由,介绍了俞樾所作修订,并阐述了其修订《三侠五义》的意义何在。4四、王俊年〈侠义公案小说的演化及其在晚清繁盛的原因〉指出了侠义、公案小说在不同朝代中的变化,最后合流,并解释了此类小说内容在清代出现改变的原因。5

以下,笔者主要将以〈七侠五义序〉的文本为基础,并辅以〈七侠五义序〉中提及对《三侠五义》所作改动为外证,对俞樾小说批评的角度、俞樾眼中小说的功能,以及俞樾小说批评思想上的不足之处三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

壹、俞樾小说批评的角度

俞樾由于其朴学家的身份,在小说批评亦多运用朴学的原则进行批评。康宇〈论清代朴学对儒家经典解释方法的重构〉中提出的其中一项朴学的原则,便是以“考据”替代“诠释”,复原“本经”与“本义”。其中,“考据”即是辨别文本真假,以免出现讹误,或有意伪造的现象。而复原“本义”则指以“小学”为根柢,对文字进行训诂,还原文字“义理”、“教化”作用,强调“本义”的重要,亦是“考据”方法的一种思路。6这些“考据”和追求“本义”的思想,在〈七侠五义序〉中经常出现。

在〈七侠五义序〉中,便对俞樾“考据”为主的小说批评思想,有着诸多反映。首先,〈七侠五义序〉对〈三侠五义〉的第一回的评点,便是带有俞樾“考据”的眼光。〈七侠五义〉序曰:“惟其第一回叙述狸猫换太子事,殊涉不经。白家老妪之谈,未足入黄车使者之录。”俞樾在文中以“考据”的眼光对〈三侠五义〉第一回作出批评,指该回目中“狸猫换太子”荒诞不经,并非如史实所载,因此认为此回为鄙俚之谈。由此可见,俞樾的这段评价文字中,充满了清代朴学家“立说须有证据,注经必藉实据”7的“考据”意味。俞樾因此“别撰第一回,援据史实,订正俗说,改头换面,耳目一新”,首先将《三侠五义》中的首回回目“设阴谋临产换太子 奋侠义替死救皇娘”8,改为《七侠五义》中“据正史翻龙图公案 借包公领侠义全书”9,透过回目指出《七侠五义》的首回“据正史”对《三侠五义》的旧说进行订正,反映其强调“考据”的小说批评眼光。另外,俞樾亦在别撰《七侠五义》首回文字,以旁观者的角度先载客观史实,由包公生平“包公名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人,始举进士,除大理评士,出知建昌县。⋯⋯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拜枢密副使,迁礼部侍郎。以疾卒,年六十四”10,至狸猫换太子案之伪“至元人百种曲中,有包公断立太后一事。此事子虚乌有,而亦非无因。考之宋史⋯⋯”11,再借包公引出《七侠五义》之故事“列公,为何今日将包公事实表白一番?只因这部侠义传名《龙图公案》,正以包公为书中之主,而叙包公事,又以审狸猫换子一事为最大一案”12,确实将《三侠五义》首回中在介绍故事时代背景后,便单刀直入叙述“狸猫换子”案的始末:“转向宫内,真宗闷闷不乐,暗自忖道:‘自御妻薨后,正宫之位久虚,幸有李刘二妃现今俱各有娠难道上天垂象就应于他二人身上不成?’⋯⋯”13无怪鲁迅在《鲁迅小说史大略》中云:“可谓‘既臆造之谈,又不忘考据之习’者矣”14,以揶揄俞樾强调“考据”的批评思想,以及其对故事的改动。由此可见,俞樾在〈七侠五义序〉中所提及对故事首回的改动,都反映了其强调“考据”的批评眼光。

〈七侠五义序〉中记述更改《三侠五义》书名为《七侠五义》的原因,亦反映了俞樾重视“考据”的批评思想。俞樾在序中云:“余不知所谓‘三侠’者何人?书中所载南侠、北侠、丁氏双侠、小侠艾虎,则已得五侠矣。而黑妖狐智化者,小侠之师也;小诸葛沈仲元者,第一百回中盛称其‘从游戏中生出侠义来’:然则此两人非侠而何?⋯⋯因改题《七侠五义》,以副其实。”由于俞樾认为《三侠五义》中对“三侠”的定义:南侠、北侠、双侠,并不符故事中之实,他指出故事中应有七侠:南侠、北侠、丁氏双侠(作两侠计算)、小侠、黑妖狐,以及小诸葛,因此改书题为《七侠五义》,使书中内容与书题名副其实。虽然序中提出的这项改动及改动原因饱受后学批评,但仍不妨它反映俞樾“考据”中“崇实”的想法。

最后,〈七侠五义序〉中将《三侠五义》角色“颜查散”之名,改为《七侠五义》中“颜眘敏”的记述,则反映了俞樾复原“本义”,强调“考据”的思想。俞樾在序中写道:“至颜查散为后半部书中之主,而以‘查散’二字为名,殊不可解。⋯⋯余疑‘查散’二字,乃‘眘敏’之讹,‘眘’为古文‘慎’字,以眘敏为名,取‘慎言敏行’之义。”俞樾在此处由于“查散”一名难以解释,因此对认为其中可能存在讹误,对“查散”一名进行训诂,因而发现“查散”可能是“眘敏”的字误,“眘敏”为名有“慎言敏行”之义,故在《七侠五义》中将“颜查散”这一角色改名为“颜眘敏”。俞樾在〈七侠五义序〉中展示自己怀疑“查散”为字误,到以训诂之学训释“查散”,再到还原本字“眘敏”的过程,正是俞樾以“小学”为根柢,复原文字的“本义”,还原“眘敏”为名“义理”、“教化”作用,反映了其以朴学家“考据”眼光作小说批评的思想。

贰、俞樾眼中小说的功用

《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中指出“他(俞樾)重视小说戏曲也只是把它们当作“因势利导”、“劝善惩恶”的重要工具”15

虽然〈七侠五义序〉对俞樾眼中小说的功用反映甚少,但通过〈七侠五义序〉中,俞樾重撰《三侠五义》第一回,以免其中虚构的历史以讹传讹、改误字“查散”为“眘敏”,并取“眘敏”慎言敏行之意,等订正、免除流误之举,从中侧面反映出俞樾眼中小说的功用应有“教化”之用。除了上述提及较“知识性”的“教化”外,俞樾在〈七侠五义序〉中对《三侠五义》和《龙图公案》评价的差别,除了序中所提及文笔的差异,便在于《三侠五义》在《龙图公案》之上,加入“三侠五义”行侠仗义的情节,所带来“劝善惩恶”的义理教化作用,因此应该也是俞樾对《三侠五义》赞扬有加,而对《龙图公案》不屑一顾的原因。由此可见,俞樾重视小说“劝善惩恶”的义理教化作用。

另外,俞樾〈七侠五义序〉中对《三侠五义》的褒扬,亦体现了俞樾视小说为“因势利导”的重要工具这一观点。〈侠义公案小说的演化及其在晚清繁盛的原因〉指出晚清时由于百姓渴望和平安定,清官率领侠客除奸惩恶的公案侠义小说成为了适应统治者需要的、巩固统治的小说。16而《三侠五义》正正符合俞樾对侠士与清官结合、戮力除奸的思想17,因此俞樾重编《三侠五义》,并在〈七侠五义序〉中褒扬《三侠五义》,希望书中忠于朝廷的侠士成为民间的英雄,令人民归心朝廷。〈俞樾为何如此青睐《三侠五义》——《七侠五义》的文本生产及其意义〉一文中,亦指出俞樾在《茶香室三钞》中对《水浒传》的不屑,是由于《水浒传》在清代中后期人民的反叛运动中产生过极大影响,并由是反推,认为俞樾看重并修订《三侠五义》的原因,是由于它具备帮助政府的潜质。18由此可见俞樾亦视小说为“因势利导”的重要工具。

叁、俞樾小说批评思想上的不足之处

〈七侠五义序〉的大部分篇幅都用于述说俞樾对《三侠五义》所作变更上:据史实另撰第一回、改《三侠五义》为《七侠五义》的原因,以及考查“颜查散”名字的渊源。而〈七侠五义序〉首段对《三侠五义》小说艺术的数句评价,如“事迹新奇,笔意酣姿,描写既细入锋芒,点染又曲中筋节⋯⋯算是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相比问竹主人所作评价“虽系演义之词,理浅文粗,然叙事叙人,皆能刻划尽致,接缝斗笋,亦俱巧妙无痕,能以日用寻常之言,发挥惊天动地之事”19,又无甚突破,未能出于前人之右,以致俞樾〈七侠五义序〉反映的小说批评主要集中在他强调“考据”的批评思想上,除此之外的批评思想,如小说的功能、小说艺术特色等,只能从序中的只言片语中推敲,甚或乎乏善可陈。由此可见,“他之注意小说也往往是从考据的角度,出于考据的目的,对小说的思想与艺术等方面则很少关心”之言,所言不虚。

肆、结语

总括而言,从俞樾〈七侠五义序〉的研究中,可以得知俞樾的小说批评思想主要与其朴学思维中的“考据”有关。而俞樾对小说功用的看法亦颇为简单:只将他们视为“因势利导”和“劝善惩恶”的工具。除此之外,俞樾的批评思想,例如对小说艺术特色的看法、写作结构的研究等,都比较匮乏,甚至乏可陈。因此部分近代学者认为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小说本事的考据家而已。但无论后人评价如何,俞樾都以一部《七侠五义》,在小说史上留下了属于他的一笔,成就了一段佳话。

参考文献

书藉

石玉昆:《三侠五义上》(台北市:三民,2021),序页1、页1。

俞樾:《七侠五义上》(中国:宝玉堂书店,1980),页1-3。

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修订本)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页641。

黄霖、罗书华:《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南昌市: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页670。

鲁迅:《鲁迅小说史大略》(中国: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页99。

 

论文

王俊年:〈侠义公案小说的演化及其在晚清繁盛的原因〉,《文学评论》第4期(1992年8月),页120-129。

石雷:〈俞樾为何如此青睐《三侠五义》——《七侠五义》的文本生产及其意义〉,《求是学刊》,第5期(2021年9月),页131-140。

康宇:〈论清代朴学对儒家经典解释方法的重构〉,《文史哲》第2期(2011年3月),页37-45。

王俊年:〈侠义公案小说的演化及其在晚清繁盛的原因〉,《文学评论》第4期(1992年8月),页120-129。

 

注释

1. 黄霖、罗书华:《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南昌市: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页670。

2. 石雷:〈俞樾为何如此青睐《三侠五义》——《七侠五义》的文本生产及其意义〉,《求是学刊》,2021年第5期(9月),页131-140。

3. 康宇〈论清代朴学对儒家经典解释方法的重构〉,《文史哲》2011年2期(3月),页37-45。

4. 谢超凡〈俞樾对《三侠五义》的修订及意义〉,《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1期(3月),页243-252。

5. 王俊年〈侠义公案小说的演化及其在晚清繁盛的原因〉,《文学评论》1992年第4期(8月),页120-129。

6. 同[3],页38-39。

7. 同上,页38。

8. 石玉昆《三侠五义上》(台北市:三民,2021),页1。

9. 俞樾《七侠五义上》(中国:宝玉堂书店,1980),页1。

10. 同上,页1-2。

11. 同上,页2。

12. 同[9],页3。

13. 同[8],页1-2。

14. 鲁迅:《鲁迅小说史大略》(中国: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页99。

15. 黄霖、韩同文:《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修订本)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页641。

16. 同[5],页129。

17. 同[4],页245。

18. 同[2],页138。

19. 同[8],序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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