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学者对阎若璩《疏证》一书的考据成就予以认可。王俊义、于语和、范立舟等学者，都对其考据成就作出赞赏，认同其“伪古文《尚书》”一说。如“他的《尚书古文疏证》，以大量确凿的实证，论证了东晋晚出古文《尚书》之伪，开清代考据辨伪之先河。”²“到清代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问世，前年伪书悬案始成定谳。阎氏之于学界，其功甚巨。”³“最难能可贵的是，阎若璩以其精湛的记忆力与思辨力将梅献古文《尚书》所述内容的渊源一一指出，完成了证伪的工作。”⁴这些学者都对阎氏《疏证》高度赞誉，同时也将多篇古文《尚书》定为伪书，至今学界也多取此说。

然而，阎氏的考据之学，后来也不乏批评的声音。清《四库提要》予以认可的同时，也附带一些批评。近代以来，也有学者对其严谨程度提出质疑。清人皮锡瑞（1850-1908）指出阎氏《疏证》的疏漏之处，曰：“征君所引《论衡》，其前尙有数行未引，亦未及辨明。”⁵指出在阎氏引王充（27-约97）《论衡》说之前，尚有数句未有论及。阎氏直接由王充之说论定其误，并对孔传《尚书》作多项指控。王充之说与《史记》、《汉书》有异，关于其中的史实问题，大有考证的空间，例如儿宽（？-前103）受书是自欧阳生（？-？）、孔安国（？-408），而非晁错（前200-前154）。《史记》言伏生（？-？）敎于齐、鲁之时，已有二十九篇，无需老屋益一篇。《史记》和《汉书》同属汉代具有记史性质的重要文献材料，可以作为王充《论衡》的参照。阎氏既引后文，便定然看过前文，是有意节引，或没有注意到此问题，没有对此疑误指出作解释，对此问题避而不谈。对此，《四库提要》作出过类似的批评，曰：“《史记》、《汉书》但有安国上古文《尚书》之说，并无受诏作传之事，此伪本凿空之显证，亦辨伪本者至要之肯綮，乃置而未言，亦稍疎略。”⁶此为阎氏考据学不严谨之一证也。

皮锡瑞又批评阎氏《疏证》，认为其中的论证有含糊之处，引文如下：

葢征君专据孔疏之说，以马、郑、王所注《尙书》皆为今文，惟伪孔增多者为古文。不知马、郑、王亦是古文，惟欧阳、夏侯三家是今文，故其书于分别今、古文处多不了了也。⁷

今古文问题是处理《尚书》版本问题的基础，在此之上才能清晰地梳理古文《尚书》的真伪。皮锡瑞指出阎氏论及《尚书》篇卷之真伪时，未有辨明今古文问题。这对专研考据的学者而言，是一个严重的疏漏。另外，阎氏专据孔颖达（574-648）之说，便论定《尚书》的今古文问题，没有从更多文献记载中求证，此亦一弊端。今古文问题尚且未能弄清，遑论分辨古文《尚书》之伪。《疏证》一书对伪古文《尚书》的论断，基于如此不扎实的基础上，难以立论与让人信服。此为阎氏考据学不严谨之二证也。

杨善群对阎氏《疏证》作出批评，认为其书的证伪考据充满欺骗性。其批评包括：典制、史实数据有不实之嫌；矛盾百出，使人头晕目眩；用“窜入”“误入”等语误导读者等。⁸这些评价也与《四库提要》中的批评相对应。下文也会就这些问题，举例证明杨氏之语并非错判。

对于阎氏考据学的研究方法，不少当代学者都有论及。并指出其不足。“清代学者阎若璩写《古文尚书疏证》把梅赜本多出的二十五篇定为《伪书》，所用的研究方法，叫‘由根底而之枝节’法。”⁹阎氏《疏证》曰：“天下事由根柢而之枝节也易，由枝节而返根柢也难。窃以考据之学亦尔。”¹⁰指出其考证伪书的方法。有学者对此法作出具体的解释：“此法简言之就是先论定某种结论，再以之作为原则去检验勘正违反这些原则的现象，并以之作为伪造的证据。”¹¹由于此法是先有结论，再根据结论收集材料，所收集的只是符合论证结果的材料，对于与结论相悖的则加以忽略。又，对于某些重要材料未有采录与论证。

阎氏的论证有时流于空泛无力，究其原因，也是出于其考证方法。孔安国献孔壁古文《尚书》，在历年的流传下，或有多个版本，而阎氏是先有“孔壁古文《尚书》只有一个版本流传”的结论，再在此之上进行论证。《疏证》曰：

古文传自孔氏后，唯郑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传自伏生后，唯蔡邕石经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孔《书》……曰“昧谷”，郑曰 “柳谷”；“心腹贤肠”，郑曰“忧肾阳”。¹²

阎氏见晚出孔《书》的用字与郑注《尚书》有异，以此论证晚出孔《书》之伪。《尚书》在孔子之后传习者甚多，版本流传多样。郑氏、蔡氏所传不过一是孔壁本，一是伏生的版本。阎氏若以仅凭今文《尚书》和孔壁古文《尚书》在汉代文献《说文》《郑注》等的引文，判断古文《尚书》之伪，证据不充分。而晚出的孔安国古文《尚书》，有可能是孔壁本之异本，阎氏的论证显得力度不足。

又如阎氏在考证古文《尚书》的篇数时，对《汉书·景十三王传》关于河间献王搜罗古文《尚书》的记载未有采录。“〈景十三王传〉称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尙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¹³此段指出河间献王得先秦时期以古文所写之书，其中就包括《尚书》，即后来被称作古文《尚书》的版本。在论证“古文亡”之时，阎氏忽略《尚书正义》对古文传授的记载。孔颖达《尚书正义》曰：

汉氏大济区宇，广求遗逸，采古文于金石，得今书于齐鲁。其文则欧阳、夏侯二家之所说，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则两汉亦所不行，安国注之……历及魏晋，方始稍兴……但古文经虽然早出，晚始得行。¹⁴

此段说明了古文《尚书》得于齐鲁，传授于欧阳、夏侯二家，而孔安国为之作注一事。同时说明了古文经在两汉没有得到广大的重视，故虽然古文经早已出现，却在较后期才通行的历史。阎氏虽专据《尚书正义》，却对此问题避而不谈，或因这些文献材料与其“古文《尚书》乃伪”的结论相悖，因而不予收录，更不加以论证。这为阎氏在之上的立论留下疑窦。

朱建亮对阎氏“由根底而之枝节”的辨伪方法提出质疑，认为此法不过是引文分析法加上主观臆断法。他认为引文分析法是有其价值的，但必须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阎氏没有做到这一点。¹⁵研究时，应先进行各方面材料的收集，再对材料进行分析，最后根据分析得出结论。如此，便可以较大程度上避免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阎氏的辨伪方法，没有遵从上述的过程，而是先有结论，再根据结论寻求材料证明，便会导致辨伪的过程有主观武断的成分，论证得出的结果也不可靠，忽略了部分重要的相关材料。

《四库提要》批评阎氏《疏证》曰：“又前卷所论，后卷往往自驳，而不肯删其前说。”¹⁶考之阎氏书，确实有此问题。以下列举《疏证》之两误，以论证此说。

阎氏在论证梅赜所献乃伪书，及证其伪造方法时，论证过程前后多有矛盾。阎氏认为伪造古文《尚书》者，是通过对其他书籍“采辑掇拾”而写成的。“而凡传记所引《书》语，诸儒并指为逸书不可的知者，此书皆采辑掇拾，以为证验。”¹⁷此处以伪书有“采辑掇拾”之处，作为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乃伪作之证，但在同一卷又有矛盾之处，曰：

逮东晋元帝时，梅赜忽献古文《尚书》。……《墨子·尚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钓。”……而晚出之古文独遗此数语，非一大破绽乎！”¹⁸

阎氏既认定他书所引《书》语，“皆采辑掇拾”之所得，“遗此数语”一说便不成立。《墨子》中有大量对《书》的引用，是与阎氏所相矛盾的。又，《疏证》曰：“《说文》有〈虞书〉〈商书〉〈周书〉等曰，今忘采用。”¹⁹阎氏列举《说文》所引自《尚书》之语，并于末处总结曰：“右皆魏晋间忘其采用者”，即魏晋之时伪造古文《尚书》者遗漏，没有“采辑掇拾”的。阎氏在卷一提到梅赜所献之古文《尚书》，凡他书所引《书》语，“皆采辑掇拾”。但下文的“遗此数语”，“忘乎采用”却与此说相悖。既是“采辑掇拾”，便不会完全抄录，不会存在遗漏数句没有采用的问题。因此，阎氏的论证前后互驳，并不合理。

    阎氏《疏证》在论证时，又会反驳自己已提出的观点，读者不免感到困惑，影响理解，也会导致文章冗长。最为重要的，是会使其论证的结果建立在不实的过程中，不知其立论建基于何处。如阎氏论证孔安国〈大序〉之伪，指出其书乃规摹自许慎〈说文解字序〉，其说如下：

安国〈大序〉一篇，……余直谓此篇盖规摹许慎〈说文解字序〉而作。……按〈说文序〉以初造书契为黄帝之史仓颉此自从《易·系辞》及《世本》来，极确。安国〈大序〉妄以为伏牺氏……孔安国序《尚书》，谓伏牺氏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愚尝读《易·系辞》而知其非也。²⁰

阎氏的主张是孔安国〈大序〉乃规摹自许慎（约30年-约124）〈说文解字序〉而成书。而后文不论证己说，而是论证《说文序》在造字历史的相关内容上，与孔安国〈大序〉有不同之处。如〈说文序〉记载“初造书契为黄帝之史仓颉”；孔安国〈大序〉记载则是“伏牺氏造书契”。既然两者在内容上不相合，则阎氏前文所说无以为据，甚至是反驳了自己的观点。阎氏却在后文说：“〈说文序〉曰：‘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之迹，初造书契。’则书契之作，断断乎始于黄帝世无疑矣,然则谓包牺氏为万世文字之祖者,其说非乎!”²¹此段指责孔安国〈大序〉错认为伏牺氏是万世文字之祖。阎氏先说出自己的看法：是孔安国〈大序〉乃规摹自〈说文解字序〉；再于后文根据自己的考证，反驳前说；最后又凭空指责孔安国〈大序〉。对孔安国〈大序〉的指责与前文论述毫无关联，不知何故要放在此处，整段论述于逻辑不通，使人困惑。

《四库提要》对阎氏《疏证》作出批评，如“其中偶尔未核者”等语， 都指出其书于某些地方未有核实。以下会就地理与官名和刑法，各列举论证有误之例。

1. 对地理与官名的考证

依阎氏《疏证》，〈周官〉属伪书，支持其观点的证据是〈周官〉中的官名有误，与史实不符。其论述如下：

窃以唐虞时 “四岳”自官名，“百揆”非官名也……伪作〈周官〉者不过此义，竟认百揆典四岳俱官，各曰内有百揆四岳，其殆昔人所谓图封偶亲切者。”²²

意思是“四岳”为官名， “百揆”则并非官名，伪作《周书·周官》者，错把“百揆”当作官名，阎氏以此证〈周官〉之伪。查考阎氏所定《伪书》之〈周官〉，有“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句，还有“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时巡，考制度于四岳，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句。据周秉钧注释，“四岳”即东岳、西岳、南岳、北岳。故此处的“四岳”并非正式的官名。“岳”字是借地名而代官名，“‘四岳’是代指四方诸侯之长。”²³在《史记·伯夷列传》可见其相关用例：“尧将逊位，让于尧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此处的“岳”，便是借地名而代之，用作官称。由此可证阎氏“窃以唐虞时‘四岳’自官名”一说有误。“百揆”也不是正式的官名，《说文解字·手部》：“揆，度也。”说明至少在东汉或以前， “揆”都释为审度，还没有独立解作宰相的意思。“揆”是“度”字用作动词所借代的官名，“百揆”有“多件事情都负责审度”的意思，借指“宰相”。“揆”字是在后来才固定有“宰相”义。如《晋书·礼志上》：“桓温居揆，政由己出。”字义随着时代的不同，会发生变化，不能以后来的字义解释以前的字义。阎氏所认定的真《尚书》〈尧典〉中，有“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句，“百揆”此处是二字分开理解的，并非官名。从上文例子可见，不论在《尚书》原文，或是在其他文献中，“四”和“百”都作数字理解，“四岳”“百揆”都并非正式的官名。正如“三公”“ 九卿”都并非明确的官名。“公”“卿”是多个官名的总称，“三”“九”作数字解。由上文论证，可见〈周官〉没有将“四岳”“百揆”解读为正式的官名，而是阎氏错误解读或曲解〈周官〉之经义，称其有官名上的错误，又把“百揆”当作它物，以证其伪。因此，阎氏对〈周官〉乃伪的判断，便没有实际的证据支持。

2. 对刑法的考证

阎氏认为〈泰誓〉中的刑法与《尚书》的记载不符，与历史不相合，以此证〈泰誓〉为伪书。《疏证》曰：

古未有夷族之刑，即苗民之虐，说祗肉刑之尔，有之，自秦文公始……伪作古文者，偶见《荀子》有乱世以族论罪，以世举贤之语，遂窜入〈泰誓〉篇中，无论纣恶不如是，甚而轻加三代以上，以惨酷不德之刑。²⁴

此段指出作伪书者，因见《荀子》中有族刑，便以此作为参照而伪造〈泰誓〉一篇。按阎氏说，真《尚书》中，不应有残酷的夷族之刑。然考之于〈吕刑〉，作为阎氏认定的真《尚书》，就记载周代以前曾有过酷刑，苗民有滥用酷刑的历史。按〈吕刑〉记载，周穆王曰：“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孔安国《传》为〈周书〉作解，解释“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曰：“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滥。”²⁵解释“越兹丽刑幷制，罔差有辞”曰：“苗民于此施刑，幷制无罪，无差有直辞者，言淫滥。”²⁶这两段都指出苗民施刑淫滥，即施刑时不减免无罪的人，施刑过度。又，对苗民“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卅。”²⁷“乃绝厥世”即是断苗民之后嗣，即族刑。²⁸此段说明，周代以前曾有这类酷刑。因此，阎氏提出作伪书者在内容上“轻加惨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一说，没有实际的证据。按阎氏说，既然〈泰誓〉因记载酷刑而为伪书，〈吕刑〉也当为伪书，而阎氏又不作此判断，显示出其判断标准不一致。基于同一事实上做出两种相反的判断，这说明阎氏对〈泰誓〉〈吕刑〉是否真《尚书》的判断中，无论如何都有一个是错判。对于伪书是参照自《荀子》所作，亦没有作出论证，缺乏证据支持。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一书，作为清代考据学的重要作品，虽历来都备受推崇，但其中的考据及论证过程，却仍有不足之处。此文就清人及今人所提出的批评，略举数例以论证。《疏证》一书的问题大概可以分为四类：立论的基础不稳、考据的方法不严谨、逻辑前后不通、证据不足而盲加指控。通过数个例子，证实前人对《疏证》的批评，以及对阎氏考据学严谨性的质疑确实有其根据。批评此书的学者，多从其论证过程的疑误中，批评其“伪古文《尚书》”之说，然而，阎氏《疏证》虽然有部分论证不实之处，但仍不能否定其对后世《尚书》辨伪有启发的价值。可以说，正是阎氏开创了后世对古文《尚书》的怀疑风气，并积极探讨其中的问题。

书籍

（汉）孔安国：《尚书》（景乌程刘氏嘉业堂藏宋）。

（唐）孔颖达：《尚书正义》（日本覆印宋本）。

（清）皮锡瑞：《尚书古文疏证辩正》（清光绪二十三年思贤讲舍刻本）。

（清）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内府藏本）。

（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清乾隆眷西堂刻本）。

（清）戴震，段玉裁：《戴东原集》（景上海涵芬楼藏经韵楼刊本）。

于语和：《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辨伪方法评析》，《南开学报》第5期（1994年）。

王俊义：〈论阎若璩的治学道路、学术成就及其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松辽学刊》第1期（1986年）。

朱建亮：《〈伪古文尚书〉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7年9月）。

周秉钧：《白话尚书》（湖南：岳丽书社，1990年）。

范立舟等：《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学术价值及其思想史意义》，《人文杂志》2011年第3期。

杨善群：《中国学术史奇观：伪古文〈尚书〉真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

注释

1. （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1，页18下。

2. 王俊义：〈论阎若璩的治学道路、学术成就及其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松辽学刊》1986年第1期。

3. 于语和：《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辨伪方法评析》，《南开学报》1994年第5期，页51。

4. 范立舟等：《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学术价值及其思想史意义》，《人文杂志》2011年第3期，页132。

5. （清）皮锡瑞：《尚书古文疏证辩正》（清光绪二十三年思贤讲舍刻本），页3下。

6. （清）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内府藏本），卷12。

7. （清）皮锡瑞：《尚书古文疏证辩正》（清光绪二十三年思贤讲舍刻本），页4下-5上。

8. 杨善群：《中国学术史奇观：伪古文〈尚书〉真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

9. 朱建亮：《〈伪古文尚书〉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7年9月），页15。

10. （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清乾隆眷西堂刻本），卷2，页97下。

11. 袁玮：《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辨伪成就试论》，《档案学通讯》，2010年。

12. 同前注，卷2，页97下。

13. （清）戴震，段玉裁：《戴东原集》（景上海涵芬楼藏经韵楼刊本）卷1，页5下。

14. （唐）孔颖达：《尚书正义》（日本覆印宋本）序，页5上。

15. 朱建亮：《〈伪古文尚书〉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7年9月），页17。

16. （清）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内府藏本），卷12。

17. （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清乾隆眷西堂刻本），卷1，页21。

18. 同前注，卷1，页41下。

19. 同前注，卷5，页263下。

20. （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清乾隆眷西堂刻本），卷7，页527下-530下。

21. 同前注。

22. （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清乾隆眷西堂刻本），卷4，页175下。

23. 周秉钧：《白话尚书》（湖南：岳丽书社，1990年），页223。

24. （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清乾隆眷西堂刻本）卷4，页180下。

25. （汉）孔安国：《尚书》（景乌程刘氏嘉业堂藏宋）卷6，页63下。

26. （汉）孔安国：《尚书》（景乌程刘氏嘉业堂藏宋），卷12，页143下。

27. 同前注，卷12，页168上-168下。

28. 周秉钧：《白话尚书》（湖南：岳丽书社，1990年），页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