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學者對閻若璩《疏證》一書的考據成就予以認可。王俊義、于語和、范立舟等學者，都對其考據成就作出讚賞，認同其“偽古文《尚書》”一說。如“他的《尚書古文疏證》，以大量確鑿的實證，論證了東晉晚出古文《尚書》之偽，開清代考據辨偽之先河。”²“到清代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問世，前年偽書懸案始成定讞。閻氏之於學界，其功甚巨。”³“最難能可貴的是，閻若璩以其精湛的記憶力與思辨力將梅獻古文《尚書》所述內容的淵源一一指出，完成了證偽的工作。”⁴這些學者都對閻氏《疏證》高度讚譽，同時也將多篇古文《尚書》定為偽書，至今學界也多取此說。

然而，閻氏的考據之學，後來也不乏批評的聲音。清《四庫提要》予以認可的同時，也附帶一些批評。近代以來，也有學者對其嚴謹程度提出質疑。清人皮錫瑞（1850-1908）指出閻氏《疏證》的疏漏之處，曰：“徵君所引《論衡》，其前尙有數行未引，亦未及辨明。”⁵指出在閻氏引王充（27-約97）《論衡》說之前，尚有數句未有論及。閻氏直接由王充之說論定其誤，並對孔傳《尚書》作多項指控。王充之說與《史記》、《漢書》有異，關於其中的史實問題，大有考證的空間，例如兒寬（？-前103）受書是自歐陽生（？-？）、孔安國（？-408），而非晁錯（前200-前154）。《史記》言伏生（？-？）敎於齊、魯之時，已有二十九篇，無需老屋益一篇。《史記》和《漢書》同屬漢代具有記史性質的重要文獻材料，可以作為王充《論衡》的參照。閻氏既引後文，便定然看過前文，是有意節引，或沒有注意到此問題，沒有對此疑誤指出作解釋，對此問題避而不談。對此，《四庫提要》作出過類似的批評，曰：“《史記》、《漢書》但有安國上古文《尚書》之說，竝無受詔作傳之事，此僞本鑿空之顯證，亦辨僞本者至要之肯綮，乃置而未言，亦稍疎略。”⁶此為閻氏考據學不嚴謹之一證也。

皮錫瑞又批評閻氏《疏證》，認為其中的論證有含糊之處，引文如下：

葢徴君專據孔疏之說，以馬、鄭、王所注《尙書》皆爲今文，惟僞孔增多者爲古文。不知馬、鄭、王亦是古文，惟歐陽、夏侯三家是今文，故其書於分別今、古文處多不了了也。⁷

今古文問題是處理《尚書》版本問題的基礎，在此之上才能清晰地梳理古文《尚書》的真偽。皮錫瑞指出閻氏論及《尚書》篇卷之真偽時，未有辨明今古文問題。這對專研考據的學者而言，是一個嚴重的疏漏。另外，閻氏專據孔穎達（574-648）之說，便論定《尚書》的今古文問題，沒有從更多文獻記載中求證，此亦一弊端。今古文問題尚且未能弄清，遑論分辨古文《尚書》之偽。《疏證》一書對偽古文《尚書》的論斷，基於如此不扎實的基礎上，難以立論與讓人信服。此為閻氏考據學不嚴謹之二證也。

楊善群對閻氏《疏證》作出批評，認為其書的證偽考據充滿欺騙性。其批評包括：典制、史實數據有不實之嫌；矛盾百出，使人頭暈目眩；用“竄入”“誤入”等語誤導讀者等。⁸這些評價也與《四庫提要》中的批評相對應。下文也會就這些問題，舉例證明楊氏之語並非錯判。

對於閻氏考據學的研究方法，不少當代學者都有論及。並指出其不足。“清代學者閻若璩寫《古文尚書疏證》把梅賾本多出的二十五篇定為《偽書》，所用的研究方法，叫‘由根底而之枝節’法。”⁹閻氏《疏證》曰：“天下事由根柢而之枝節也易，由枝節而返根柢也難。竊以考據之學亦爾。”¹⁰指出其考證偽書的方法。有學者對此法作出具體的解釋：“此法簡言之就是先論定某種結論，再以之作為原則去檢驗勘正違反這些原則的現象，並以之作為偽造的證據。”¹¹由於此法是先有結論，再根據結論收集材料，所收集的只是符合論證結果的材料，對於與結論相悖的則加以忽略。又，對於某些重要材料未有采錄與論證。

閻氏的論證有時流於空泛無力，究其原因，也是出於其考證方法。孔安國獻孔壁古文《尚書》，在歷年的流傳下，或有多個版本，而閻氏是先有“孔壁古文《尚書》只有一個版本流傳”的結論，再在此之上進行論證。《疏證》曰：

古文傳自孔氏後，唯鄭康成所註者得其眞。今文傳自伏生後，唯蔡邕石經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孔《書》……曰“昧穀”，鄭曰 “柳穀”；“心腹賢腸”，鄭曰“憂腎陽”。¹²

閻氏見晚出孔《書》的用字與鄭注《尚書》有異，以此論證晚出孔《書》之偽。《尚書》在孔子之后傳習者甚多，版本流傳多樣。鄭氏、蔡氏所傳不過一是孔壁本，一是伏生的版本。閻氏若以僅憑今文《尚書》和孔壁古文《尚書》在漢代文獻《說文》《鄭注》等的引文，判斷古文《尚書》之偽，證據不充分。而晚出的孔安國古文《尚書》，有可能是孔壁本之異本，閻氏的論證顯得力度不足。

又如閻氏在考證古文《尚書》的篇數時，對《漢書·景十三王傳》關於河間獻王搜羅古文《尚書》的記載未有采錄。“〈景十三王傳〉稱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¹³此段指出河間獻王得先秦時期以古文所寫之書，其中就包括《尚書》，即後來被稱作古文《尚書》的版本。在論證“古文亡”之時，閻氏忽略《尚書正義》對古文傳授的記載。孔穎達《尚書正義》曰：

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歷及魏晉，方始稍興……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晩始得行。¹⁴

此段說明了古文《尚書》得於齊魯，傳授於歐陽、夏侯二家，而孔安國為之作注一事。同時說明了古文經在兩漢沒有得到廣大的重視，故雖然古文經早已出現，卻在較後期才通行的歷史。閻氏雖專據《尚書正義》，卻對此問題避而不談，或因這些文獻材料與其“古文《尚書》乃偽”的結論相悖，因而不予收錄，更不加以論證。這為閻氏在之上的立論留下疑竇。

朱建亮對閻氏“由根底而之枝節”的辨偽方法提出質疑，認為此法不過是引文分析法加上主觀臆斷法。他認為引文分析法是有其價值的，但必須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閻氏沒有做到這一點。¹⁵研究時，應先進行各方面材料的收集，再對材料進行分析，最後根據分析得出結論。如此，便可以較大程度上避免主觀因素帶來的偏差。閻氏的辨偽方法，沒有遵從上述的過程，而是先有結論，再根據結論尋求材料證明，便會導致辨偽的過程有主觀武斷的成分，論證得出的結果也不可靠，忽略了部分重要的相關材料。

《四庫提要》批評閻氏《疏證》曰：“又前卷所論，後卷往往自駁，而不肯刪其前說。”¹⁶考之閻氏書，確實有此問題。以下列舉《疏證》之兩誤，以論證此說。

閻氏在論證梅賾所獻乃偽書，及證其偽造方法時，論證過程前後多有矛盾。閻氏認為偽造古文《尚書》者，是通過對其他書籍“采輯掇拾”而寫成的。“而凡傳記所引《書》語，諸儒並指爲逸書不可的知者，此書皆采輯掇拾，以爲證驗。”¹⁷此處以偽書有“采輯掇拾”之處，作為梅賾所獻古文《尚書》乃偽作之證，但在同一卷又有矛盾之處，曰：

逮東晉元帝時，梅賾忽獻古文《尚書》。……《墨子·尚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見奸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釣。”……而晚出之古文獨遺此數語，非一大破綻乎！”¹⁸

閻氏既認定他書所引《書》語，“皆采輯掇拾”之所得，“遺此數語”一說便不成立。《墨子》中有大量對《書》的引用，是與閻氏所相矛盾的。又，《疏證》曰：“《說文》有〈虞書〉〈商書〉〈周書〉等曰，今忘采用。”¹⁹閻氏列舉《說文》所引自《尚書》之語，並於末處總結曰：“右皆魏晉間忘其采用者”，即魏晉之時偽造古文《尚書》者遺漏，沒有“采輯掇拾”的。閻氏在卷一提到梅賾所獻之古文《尚書》，凡他書所引《書》語，“皆采輯掇拾”。但下文的“遺此數語”，“忘乎采用”卻與此說相悖。既是“采輯掇拾”，便不會完全抄錄，不會存在遺漏數句沒有採用的問題。因此，閻氏的論證前後互駁，並不合理。

    閻氏《疏證》在論證時，又會反駁自己已提出的觀點，讀者不免感到困惑，影響理解，也會導致文章冗長。最為重要的，是會使其論證的結果建立在不實的過程中，不知其立論建基於何處。如閻氏論證孔安國〈大序〉之偽，指出其書乃規摹自許慎〈說文解字序〉，其說如下：

安國〈大序〉一篇，……余直謂此篇蓋規摹許愼〈說文解字序〉而作。……按〈說文序〉以初造書契爲黃帝之史倉頡此自從《易·繫辭》及《世本》來，極確。安國〈大序〉妄以爲伏犧氏……孔安國序《尚書》，謂伏犧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愚嘗讀《易·繫辭》而知其非也。²⁰

閻氏的主張是孔安國〈大序〉乃規摹自許慎（約30年-約124）〈說文解字序〉而成書。而後文不論證己說，而是論證《說文序》在造字歷史的相關內容上，與孔安國〈大序〉有不同之處。如〈說文序〉記載“初造書契爲黃帝之史倉頡”；孔安國〈大序〉記載則是“伏犧氏造書契”。既然兩者在內容上不相合，則閻氏前文所說無以為據，甚至是反駁了自己的觀點。閻氏卻在後文說：“〈說文序〉曰：‘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之跡，初造書契。’則書契之作，斷斷乎始於黃帝世無疑矣,然則謂包犧氏爲萬世文字之祖者,其說非乎!”²¹此段指責孔安國〈大序〉錯認為伏犧氏是萬世文字之祖。閻氏先說出自己的看法：是孔安國〈大序〉乃規摹自〈說文解字序〉；再於後文根據自己的考證，反駁前說；最後又憑空指責孔安國〈大序〉。對孔安國〈大序〉的指責與前文論述毫無關聯，不知何故要放在此處，整段論述於邏輯不通，使人困惑。

《四庫提要》對閻氏《疏證》作出批評，如“其中偶爾未核者”等語， 都指出其書於某些地方未有核實。以下會就地理與官名和刑法，各列舉論證有誤之例。

1. 對地理與官名的考證

依閻氏《疏證》，〈周官〉屬偽書，支持其觀點的證據是〈周官〉中的官名有誤，與史實不符。其論述如下：

竊以唐虞時 “四岳”自官名，“百揆”非官名也……偽作〈周官〉者不過此義，竟認百揆典四岳俱官，各曰內有百揆四岳，其殆昔人所謂圖封偶親切者。”²²

意思是“四岳”為官名， “百揆”則並非官名，偽作《周書·周官》者，錯把“百揆”當作官名，閻氏以此證〈周官〉之偽。查考閻氏所定《偽書》之〈周官〉，有“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句，還有“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句。據周秉鈞注釋，“四岳”即東岳、西岳、南岳、北岳。故此處的“四岳”並非正式的官名。“岳”字是借地名而代官名，“‘四岳’是代指四方諸侯之長。”²³在《史記·伯夷列傳》可見其相關用例：“堯將遜位，讓於堯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此處的“岳”，便是借地名而代之，用作官稱。由此可證閻氏“竊以唐虞時‘四岳’自官名”一說有誤。“百揆”也不是正式的官名，《說文解字·手部》：“揆，度也。”說明至少在東漢或以前， “揆”都釋為審度，還沒有獨立解作宰相的意思。“揆”是“度”字用作動詞所借代的官名，“百揆”有“多件事情都負責審度”的意思，借指“宰相”。“揆”字是在後來才固定有“宰相”義。如《晉書·禮志上》：“桓溫居揆，政由己出。”字義隨著時代的不同，會發生變化，不能以後來的字義解釋以前的字義。閻氏所認定的真《尚書》〈堯典〉中，有“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句，“百揆”此處是二字分開理解的，並非官名。從上文例子可見，不論在《尚書》原文，或是在其他文獻中，“四”和“百”都作數字理解，“四岳”“百揆”都並非正式的官名。正如“三公”“ 九卿”都並非明確的官名。“公”“卿”是多個官名的總稱，“三”“九”作數字解。由上文論證，可見〈周官〉沒有將“四岳”“百揆”解讀為正式的官名，而是閻氏錯誤解讀或曲解〈周官〉之經義，稱其有官名上的錯誤，又把“百揆”當作它物，以證其偽。因此，閻氏對〈周官〉乃偽的判斷，便沒有實際的證據支持。

2. 對刑法的考證

閻氏認為〈泰誓〉中的刑法與《尚書》的記載不符，與歷史不相合，以此證〈泰誓〉為偽書。《疏證》曰：

古未有夷族之刑，即苗民之虐，說祗肉刑之爾，有之，自秦文公始……僞作古文者，偶見《荀子》有亂世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之語，遂竄入〈泰誓〉篇中，無論紂惡不如是，甚而輕加三代以上，以慘酷不德之刑。²⁴

此段指出作偽書者，因見《荀子》中有族刑，便以此作為參照而偽造〈泰誓〉一篇。按閻氏說，真《尚書》中，不應有殘酷的夷族之刑。然考之於〈呂刑〉，作為閻氏認定的真《尚書》，就記載周代以前曾有過酷刑，苗民有濫用酷刑的歷史。按〈呂刑〉記載，周穆王曰：“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並制，罔差有辭。”孔安國《傳》為〈周書〉作解，解釋“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曰：“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²⁵解釋“越茲麗刑幷制，罔差有辭”曰：“苗民於此施刑，幷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言淫濫。”²⁶這兩段都指出苗民施刑淫濫，即施刑時不減免無罪的人，施刑過度。又，對苗民“上帝不蠲，降咎於苗，苗民無辭於罰，乃絶厥丗。”²⁷“乃絶厥世”即是斷苗民之後嗣，即族刑。²⁸此段說明，周代以前曾有這類酷刑。因此，閻氏提出作偽書者在內容上“輕加慘酷不德之刑，何其不仁”一說，沒有實際的證據。按閻氏說，既然〈泰誓〉因記載酷刑而為偽書，〈呂刑〉也當為偽書，而閻氏又不作此判斷，顯示出其判斷標準不一致。基於同一事實上做出兩種相反的判斷，這說明閻氏對〈泰誓〉〈呂刑〉是否真《尚書》的判斷中，無論如何都有一個是錯判。對於偽書是參照自《荀子》所作，亦沒有作出論證，缺乏證據支持。

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一書，作為清代考據學的重要作品，雖歷來都備受推崇，但其中的考據及論證過程，卻仍有不足之處。此文就清人及今人所提出的批評，略舉數例以論證。《疏證》一書的問題大概可以分為四類：立論的基礎不穩、考據的方法不嚴謹、邏輯前後不通、證據不足而盲加指控。通過數個例子，證實前人對《疏證》的批評，以及對閻氏考據學嚴謹性的質疑確實有其根據。批評此書的學者，多從其論證過程的疑誤中，批評其“偽古文《尚書》”之說，然而，閻氏《疏證》雖然有部分論證不實之處，但仍不能否定其對後世《尚書》辨偽有啟發的價值。可以說，正是閻氏開創了後世對古文《尚書》的懷疑風氣，並積極探討其中的問題。

書籍

（漢）孔安國：《尚書》（景烏程劉氏嘉業堂藏宋）。

（唐）孔穎達：《尚書正義》（日本覆印宋本）。

（清）皮錫瑞：《尚書古文疏證辯正》（清光緒二十三年思賢講捨刻本）。

（清）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內府藏本）。

（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清乾隆眷西堂刻本）。

（清）戴震，段玉裁：《戴東原集》（景上海涵芬樓藏經韻樓刊本）。

于語和：《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辨偽方法評析》，《南開學報》第5期（1994年）。

王俊義：〈論閻若璩的治學道路、學術成就及其在清代學術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松遼學刊》第1期（1986年）。

朱建亮：《〈偽古文尚書〉研究》（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7年9月）。

周秉鈞：《白話尚書》（湖南：岳麗書社，1990年）。

范立舟等：《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的學術價值及其思想史意義》，《人文雜誌》2011年第3期。

楊善群：《中國學術史奇觀：偽古文〈尚書〉真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

註釋

1. （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卷1，頁18下。

2. 王俊義：〈論閻若璩的治學道路、學術成就及其在清代學術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松遼學刊》1986年第1期。

3. 于語和：《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辨偽方法評析》，《南開學報》1994年第5期，頁51。

4. 范立舟等：《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的學術價值及其思想史意義》，《人文雜誌》2011年第3期，頁132。

5. （清）皮錫瑞：《尚書古文疏證辯正》（清光緒二十三年思賢講捨刻本），頁3下。

6. （清）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內府藏本），卷12。

7. （清）皮錫瑞：《尚書古文疏證辯正》（清光緒二十三年思賢講捨刻本），頁4下-5上。

8. 楊善群：《中國學術史奇觀：偽古文〈尚書〉真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3月）。

9. 朱建亮：《〈偽古文尚書〉研究》（光明日報出版社，2017年9月），頁15。

10. （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清乾隆眷西堂刻本），卷2，頁97下。

11. 袁瑋：《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辨偽成就試論》，《檔案學通訊》，2010年。

12. 同前註，卷2，頁97下。

13. （清）戴震，段玉裁：《戴東原集》（景上海涵芬樓藏經韻樓刊本）卷1，頁5下。

14. （唐）孔穎達：《尚書正義》（日本覆印宋本）序，頁5上。

15. 朱建亮：《〈偽古文尚書〉研究》（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7年9月），頁17。

16. （清）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內府藏本），卷12。

17. （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清乾隆眷西堂刻本），卷1，頁21。

18. 同前註，卷1，頁41下。

19. 同前註，卷5，頁263下。

20. （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清乾隆眷西堂刻本），卷7，頁527下-530下。

21. 同前註。

22. （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清乾隆眷西堂刻本），卷4，頁175下。

23. 周秉鈞：《白話尚書》（湖南：岳麗書社，1990年），頁223。

24. （清）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清乾隆眷西堂刻本）卷4，頁180下。

25. （漢）孔安國：《尚書》（景烏程劉氏嘉業堂藏宋）卷6，頁63下。

26. （漢）孔安國：《尚書》（景烏程劉氏嘉業堂藏宋），卷12，頁143下。

27. 同前註，卷12，頁168上-168下。

28. 周秉鈞：《白話尚書》（湖南：岳麗書社，1990年），頁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