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再解释

  “杯酒”故事始见于宋仁宗年间(1022-1063)王曾(978-1038)撰写的《王文正笔录》(下称《笔录》)和丁谓(966-1037)之婿潘汝士所编的《丁晋公谈录》(下称《谈录》)，当中入正史者是王曾的《笔录》。回顾《钦定四库全书》对《笔录》的提要，“所记朝廷旧闻，凡三十馀条，皆太袓、太宗、真宗时事，其下及仁宗初者，仅一二条而已”²，《笔录》记事最迟之事乃宋仁宗(赵祯，1010-1063，1022-1063在位)即位之初，刘太后(969-1033)垂帘听政之事。因此可知，《笔录》的定稿时间最早只能是景祐年间(1034-1037)，与“杯酒”的发生相隔七十馀年，史料价值本身不高。

继王曾、丁谓者，可数半世纪以后的司马光(1019-1086)，其《涑水记闻》(下称《记闻》)是司马光“编杂录宋代旧事，起于太祖，讫于神宗”³，把一些关于国家军政大事、或历代皇帝、或文武大臣、或朝章政典、或契丹、西夏等有关事项的所见所闻的记录，以备将来撰写“资治通鑑后记”，而其对“杯酒”的记载则较王丁二人更为详细。⁴关于《记闻》对“杯酒”故事的出处来源，《记闻》中所记各则大多有注明出处，而在此则下有小注—“始平公云”，对此，学者丁则良作过考证，他推断出“始平公”为皇祐年间(1049-1054)为相的庞籍(988-1063)，而其所处之时间又晚于王曾，距开国时候近百年，且亦为所传闻之证。⁵因此，若以文献与事件发生的时距作考虑，《记闻》的可信性实不及《笔录》。但由于司马光于宋有崇高地位，⁶加上编纂《资治通鑑》的关係，导致《记闻》之地位被提高，使到之后的王闢之(1031-？)《渑水燕谈录》、邵伯温(1057-1134)《邵氏闻见录》等有关“杯酒”之记载，主要都是沿袭《笔录》、《记闻》之说。

及南宋孝宗年间(1162-1189)，李焘认为“杯酒”事关重大，但“《正史》、《实录》皆畧之，甚可惜也，今追书”，而“王曾《笔录》皆得其实，今从之。文辞则多取《记闻》，稍增益以丁谓《谈录》”⁷，因为被《长编》载录，而该书在史事考证方面的权威使到“杯酒”故事定型。此后元代脱脱亦参考宋人笔记，将“杯酒”编入《宋史》的〈石守信传〉，并广传至今。值得留意的是，“杯酒”故事的源流乃出自《笔录》、《谈录》、《记闻》等笔记小说；而北宋官修的《太祖实录》、《三朝国史》并没有关于“杯酒”的记载，是后世史家对“杯酒”一事作出质疑的一大依据。

  诚如前述，“杯酒”的一大疑点在于其并没有出现于北宋的官方记录，而与此同时，若重新审视《笔录》、《谈录》、《记闻》、《长编》、《宋史》等史料，可以发现，这些史料有不少细节出现矛盾，甚至不合理之处。因为这些细节，我等学者就“杯酒”的真确性提出疑问，甚至否定该事件的存在。今回顾宋人笔记小说的对“杯酒”的记载，可见不同史料在“杯酒”的发生时间、宋太祖处理禁军将领之法，以及部份史料记载的情况上，皆有其矛盾或不合理之处。

      2.1 “杯酒释兵权”时间上的不合理

        关于“杯酒”的发生时间，不同的史料有不同之说法。首先，最早记载“杯酒”的《笔录》是如此记载故事的开始时间：“太祖创业，在位历年，石守信、王审琦等犹分典禁兵如故”，并无提供年月日期，只能推测是发生于太祖初年。至于《记闻》中的“杯酒”是在“太祖既得天下，诛李筠、李重进”⁸之后开展的，与《笔录》一样没有记下发生日期。但若司马氏所言无误，“杯酒”发生于“诛李筠、李重进”之后，按《长编》卷一，太祖建隆元年(960)十一月丁未条，李筠(？-960)、李重进(？-960)皆殁于建隆元年，故“杯酒”可以是建隆元年十一月之后。与先前史料不同，《长编》为“杯酒”提供日期，按《长编》卷二，此事乃发生于建隆二年(961)七月。⁹至于《宋史．石守信传》，则将此事记于“乾德初”。¹⁰

        综合上述史料，《笔录》、《记闻》、《长编》皆以为“杯酒”乃发生于平定二叛之后，当中只有《长编》有确实日期；《宋史》则为乾德(963-968)初。关于日期的可信性，丁则良认为《笔录》载事起句“太祖创业，在位历年”虽未着年月，但意思是太祖即位若干年后，与建隆二年未尝不合，故《长编》之建隆二年说与其他史料较为吻合，相信可信；而《宋史．石守信传》有文：“建隆二年，移镇郓州，兼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¹¹，而《长编》与之对应之语为：“庚午，以侍衞都指挥使、归德节度使石守信爲天平节度使…守信兼侍衞都指挥使如故，其实兵权不在也”¹²，按天平节度使驻于郓州，因此若交叉考证《长编》与《宋史》便可得出石守信（928-984）“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之职于建隆二年变得有名无实，禁军兵权被除，因此，参考《笔录》、《长编》、《宋史》，将“杯酒”的发生日期定于建隆二年七月似乎不无道理。至于脱脱没有证据便将“杯酒”繫于乾德初年，或因成书太忽而未有详细考证而“臆度其为乾德初年”¹³。

        丁氏比较各史料，故以为太祖收兵权一事发生于建隆二年七月乃较可信之说，然而此说有其漏洞。学者徐规指出，杜太后（902-961）于建隆二年六月逝世，而按《长编》卷二百零四，礼院奏称“祖宗时，据《通典》为正”¹⁴，即宋太祖需为杜太后服丧二十八日，直到第二十九日方能服吉，而建隆二年六月只有二十九日，故太祖释丧服之日应是七月初。但此为服丧之期而矣，杜太后于建隆二年十月才葬于安陵，即使太祖于十一月宴臣僚于广政殿亦不作乐，故李焘在《长编》指太祖于建隆二年七月戊辰杯酒释兵权，实在矛盾。¹⁵由是而观，“杯酒”之发生日期，不论是《长编》的建隆二年七月说，抑或《宋史》之乾德初年说，皆有其矛盾或不合理之处。

      2.2 太祖与诸将“结婚姻”与史料之矛盾

        回顾“杯酒”的诸将结局，主要有两种—“以散官就第”¹⁶与“结婚姻”¹⁷—当中李焘已然在《长编》指出：“按司马光《记闻》，云守信等皆以散官就第，误矣”¹⁸，故太祖在“杯酒”对禁军将领之处理手法似乎是结婚姻。然而，丁则良从诸多史料中指出其矛盾或不合理之处。

        关于太祖在“杯酒”对禁军将领之处理手法，《笔录》云：“由是高、石、王、魏之族俱蒙选尚，寻各归镇，几二十年，贵盛赫奕，始终如一”¹⁹，当中丁氏认为“高、石、王、魏之族”所指的是高怀德(926-982)、石守信、王审琦(925-974)、魏仁浦(911-969)的家族。而当中有尚主之举者是为高怀德本人、石守信之子石保吉(953-1009)、王审琦之子王承衍(952-1003)、魏仁浦之子魏咸信(949-1017)。然而，若按《长编》之说，即“杯酒”发生于建隆二年七月，再交叉对照《宋史》与“杯酒”的记载，就能发现太祖与“高、石、王、魏之族”通婚姻其实与“杯酒”并无关係。

        首先，据《宋史．高怀德传》，“太祖即位，拜殿前副都点检，移镇滑州，充关南副都部署，尚宣祖女燕国长公主，加驸马都尉。李筠叛上党，帝将亲征，先令怀德率所部…”²⁰，又《宋史．秦国大长公主传》，“太祖即位，建隆元年，封燕国长公主，再适忠武军节度使高怀德，赐第兴宁坊”²¹，时间上不但早于“杯酒”记载的“诛李筠、李重进”之后，而且早于李筠叛变。又按《宋史．列传第七．公主》：

        魏国大长公主，开宝三年，封昭庆公主，下嫁左卫将军王承衍，赐第景龙门外…鲁国大长公主，开宝五年，封延庆公主，下嫁左卫将军石保吉…陈国大长公主，开宝五年，封永庆公主，下嫁右卫将军魏咸信…²²

        可见王承衍、石保吉、魏咸信尚太祖之女是发生于开宝三年(970)和五年(972)，乃“杯酒”发生之后九年的事。再者，按《宋史．魏咸信传》：

        初，太祖在潜邸，昭宪太后尝至仁浦第，咸信方幼，侍母侧，俨如成人。太后奇之，欲结姻好。开宝中，太宗尹京，成昭宪之意，延见咸信于便殿，命与御带党进等较射，称善。遂选尚永庆公主，授右卫将军、驸马都尉。

        从中可见，魏咸信与陈国大长公主之结姻之议，始于杜太后而成于太宗，与宋初兵制改革无关。另外，魏仁浦乃文臣而非武将，根本与“释兵权”无关。

        综上可知，“杯酒”故事中所载太祖与诸将“结婚姻”，与史实相差一段时间，短则一年，长则十年。时间上已然出现明显误差，又为“杯酒”故事添一疑点。

      2.3 赵普史料的不合理缄默

        回顾“杯酒”故事的开始，自王曾《笔录》至李焘《长编》，都离不开赵普对宋太祖的进言：

        从中可见，除《宋史》之外的大部份记载都认为“杯酒”的发生乃因赵普数次进言太祖，请其授禁军将领他职，并指点太祖诸将部下难制，需提防“黄袍加身”之事，而太祖因此召石、王等人饮酒，遂罢兵权。然而，丁则良追赵普史料，未见任何与“杯酒”有关之记载；又追宋太宗(939-997，976-997在位)为赵普亲撰的《赵中令公普神道碑》，只言及赵普辅助太祖，革五代之弊，未有提及“杯酒”之事。²⁷值得留意的是，若“杯酒”为事实，必为太祖、赵普二人在政治上的一大成就，宋朝官修的实录、国史绝无为其隐讳之需要，此事如丁氏所云：“此种追问，须全用史料之缄默为反证，难期完全无误，但无论如何，此项缄默，实为一关係重大，且甚可引起怀疑之缄默也”²⁸。

        总括上文，“杯酒”的记载本源已然存疑，故事内容事关重大而北宋官修史料却未有提及，而最先记载此事的乃事隔数十年的小说笔记，只因其书之《长编》、《宋史》才被广为流传。另外，就“杯酒”发生的年份，诸书用字含煳不清，只道平定二叛之后，而《宋史》所云之乾德初年与《长编》所云之建隆二年七月则先后被后世学者指出其不合理。就“杯酒”太祖对诸将“通婚姻”的处置，故事情节与史料记载亦出现明显矛盾。就“杯酒”策划者赵普，诸书肯定赵普在“杯酒”中扮演的角色，但有关赵普的文献却没有相关记载。上述的蛛丝马迹都为“杯酒”故事增添疑点。加之“杯酒”内容的记载，可以得出一种情况：“杯酒”的当时人并无留下直接记载，而距当时人生时不远之神道碑、正史、实录均无提及，但事隔数十年之后却出现诸多详尽记载，且观其文辞用语，如撰书者亲历其境，观其详细程度，则随时间而延长，情况正如上世纪以顾颉刚为首之古史辨派所倡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因此，观其记载可信性之低，以及种种与史载相悖之处，乃宋人以讹传讹，并随年月不断被人增添细节而逐渐成形的故事。当然，故事中有部分内容得与《宋史》、《长编》相吻合。²⁹故笔者认为，“杯酒”—九分假一分真，假在“杯酒之间”，真在收回禁军将领兵权。    

        有宋一代，禁军将领出身的宋太祖发动“陈桥兵变”，得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且鑑于五代以降武人干政之情况，宋太祖立国之初便有需要从与之出生入死而具领兵才能的禁军将领(如：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收回兵权。诚如前述，笔者认为“杯酒”乃宋人杜撰，惟“释兵权”合乎史实。至于历史现实中宋初君主收回禁军将领兵权的过程，学者徐规、丁则良等，已然作出深入的研究，并认为解禁军兵权、革五代之弊，乃一漫长过程。首先，太祖登位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动，将禁军部门一分为三，之后继续以人事调动形式逐渐以资浅材庸之士取代原来资深将领，防止五代以来武人干政之事，而此行为一直延续到宋真宗(968-1022，998-1022在位)时期。

        3.1 县空禁军五大高位，分割禁军

        首先，据徐规的〈再论杯酒释兵权—兼答柳立言先生〉，宋君收兵权始于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当时太祖五次对禁军将领进行人事调动，将禁军两司的五个高级职位—殿前都点检、殿前副都点检、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侯—县置而不补人，压低禁军武将位望，同时将侍卫亲军司一分为二，将禁军二司二分为三，详情可参以下诸表。

资料来源：徐规：〈再论杯酒释兵权—兼答柳立言先生〉，见注释。³⁰

        当中可见大部分将领都得到升迁，惟当中有两位宿将遭罢免，是为李重进(？-960)和韩通；李重进的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改由韩令坤充任，韩通担任的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则由石守信任职。当时韩通已死，属一般人事变动。然而，李重进的情况较为特别。赵匡胤、李重进皆为后周旧臣；但李重进事周时便曾助周世宗南征北讨，屡获军绩，而赵匡胤本为周世宗的亲信卫士，直到显德元年(954)二月在高平之战建立功勋后获得升迁，与李重进分别被擢升为殿前都虞侯和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故论军中资历，李赵二人高下立见。显德五年(958)，世宗命李重进戍守扬州，握有重兵，而此时赵匡胤才被升为殿前都点检，与遥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的李重进同级。³¹及世宗病逝，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而得位。同为前朝最高禁军将领、在军中威望亦高于匡胤，李重进乃赵匡胤即位之初的一大威胁，而《宋史》亦指出“重进与太祖俱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惮太祖”，太祖很可能知悉此事，故未几便派石守信等讨伐之，顺带一提，按《笔录》、《记闻》等史料之说法，“杯酒”乃发生于讨伐李氏之后。³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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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表资料来源：徐规：〈再论杯酒释兵权—兼答柳立言先生〉，见注释。³⁴

        从上表可见，太祖自即位之初便开始对禁军进行人事调动。自建隆元年正月至建隆三年九月期间，先是罢免李重进、韩通，解除最大威胁，然后逐渐将殿前司、马步军司正、副都指挥使及都虞侯等官职閒置起来，压低禁军武将位望，同时初步形成殿前司、侍卫马军司、步军司由各自都指挥使及都虞侯管辖的局面，使到由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及步军司构成的禁军三衙体制在实际上出现。³⁵

        3.2取缔资深将领

        宋初，除却不授高职，降低禁军武将位望，同时将禁军部门二变为三；宋初君主亦以资浅材庸者或心腹代替资深将领，减低禁军武将发动军事叛变的可能。现存较为完整的北宋禁军将领资料是收录于南宋笔记《景定建康志》的〈侍卫马军司题名记〉，记载了宋初以降“侍卫马军司”高级将领的名册。³⁶今重新整理〈侍卫马军司题名记〉，按时序列出太祖至真宗时期任侍卫马军司高级宿将的人员及其资历出身的变化，局部剖析宋初君主处理禁军的人事调动安排。见下表：

上表可见，太祖朝在侍卫马军司任高职者共有七位将领，当中韩重贇、张廷翰、李进卿、党进和李汉琼五人在《宋史》均有传，而上述诸将主要都有协助太祖东征西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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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表可见，及太宗朝，侍卫马军司任高职者的八位将领中，白进超、刘延翰、米信、王荣乃因循苛且、资浅材庸、多行不法之人。至于资历较深的将领有康保裔、范廷召、李继隆、王汉忠等，当中李、王二人分别是太宗的外戚和藩邸旧人；康、范等与太宗关係较不密切而又有领军才能者乃属少数。

        至于真宗朝，在侍卫马军司任高职者共有十六位将领(见下页表)。明显可见，在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方面，真宗以太宗旧人—葛霸（933-1007）和高琼（935-1006）接替太宗朝已在禁军任职的范廷召、王汉忠，之后又以资浅的功臣子弟—曹璨(950-1019)取代葛、高；在副都指挥使和都虞侯方面，则先后任之以襄王府出身的蔚昭敏（？-1024）和刘谦（950-1009），以及张旻(生卒不详)、郑诚(生卒不详)、高翰(生卒不详)、王守贇(生卒不详)、靳忠(生卒不详)等无传、非治军之才的军人。

        诚然，有关宋初禁军部门人员的史料并不多，目前相对完整的〈侍卫马军司题名记〉只是记录了侍卫马军司的高级将领。不过，观乎侍卫马军司在太祖朝至真宗朝的人员变动，可以推断宋初三帝多次透过人事任免，将禁军部门的高级将领由起初的资深将领取缔为皇帝的心腹或资浅材庸的军人，防止“陈桥兵变”历史重演，解除五代以来禁军将领对皇帝的威胁。

以上三表资料来源：〈侍卫马军司题名记〉，见注释。⁵⁹

总结而言，本文认为“杯酒释兵权”并无其事。首先，若“杯酒”确有其事，作为宋初的重要政治事件，国史、实录没有记载，已然令人怀疑，而首次记载“杯酒”的文本乃出现于距离“事发”时间至少半世纪的笔记小说，其撰者与之后有关史料的撰者都不可能亲眼见证事件，故“杯酒”的记载本源可信度有限。其次，从文本内容上观之，“杯酒”亦有几个不合理之处。从事发的日期上观，诸书只道平定二叛之后，惟《长编》与《宋史》分别指出“杯酒”乃发生于建隆二年七月和乾德初年，但先后被后世学者推翻；就太祖在“杯酒”之后安排诸将后人尚主的处置上，“杯酒”有关人士尚主的时间与史料记载出现了明显误差；就“杯酒”策划者赵普方面的史料，诸书肯定了赵普在“杯酒”中扮演的角色，但关于赵普的官方文献却没有“杯酒”的蛛丝马迹。上述种种皆为“杯酒”的真确性增添疑点。

从宏观上看，对于“杯酒”的“发生”，当时人并无留下直接记载，但事隔数十年之后却出现诸多记载，且观其文辞用语，如撰者得以亲历其境，观其详细程度，则时间愈长而愈多细节。其即如上世纪以顾颉刚为首之古史辨派所倡之“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因此，观其记载可信性之低，以及种种与史载相悖之处，乃宋人以讹传讹，并随年月不断被人增添细节而逐渐成形的故事。惟故事中有部分内容与《宋史》、《长编》吻合，故“杯酒”—九分假一分真，假在“杯酒之间”，真在收回禁军将领兵权。

回顾史料与学者研究，北宋初年收回兵权的过程，始于太祖透过人事调动—县空殿前都点检、殿前副都点检、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侯，压低禁军武将位望，同时令禁军由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各自的都指挥使及都虞侯管辖的局面，将禁军部门分割—由二变三，令之后的禁军三衙体制在实际上出现。此外，北宋自太祖始至真宗，逐步以资浅材庸之军人或君主信任之人取缔资深将领，解除五代以来禁军将领对君主的威胁，过程长达三十多年。故可知，从历史证据观察或从现实政治角度进行分析，解除禁军兵权一事不可能透过一次酒宴便能解决，是故“杯酒释兵权”纯粹虚构。

甲、学术论文 / 期刊

1.     丁则良：〈杯酒释兵权考〉，载氏着《丁则良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1-45。

2.     王育济：〈论“杯酒释兵权”〉，《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页116-125。

3.     徐规：〈再论杯酒释兵权–兼答柳立言先生〉，载氏着《仰素集》，（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616-633。

4.     陈峰：〈论宋初三朝的禁军三衙将帅〉，《河北学刊》（第22卷第2期），2002年第2期，页120-124。

乙、文献材料

1.     [宋]王曾撰；张其凡点校：《王文正公笔录》(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

2.     [宋]王应麟：《玉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

3.     [宋]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4.     [宋]李焘：《续资治通鑑长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5.     [宋]李焘：《续资治通鑑长编》(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6.     [宋]李焘：《续资治通鑑长编》(第15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7.     [宋]李焘着；[清]黄以周等辑补：《续资治通鑑长编附拾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8.     [宋]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六〈侍卫马军司题名记〉，收入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9.     [元]脱脱：《宋史》(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10.  [元]脱脱：《宋史》(第25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11.  [元]脱脱：《宋史》(第26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12.  [元]脱脱：《宋史》(第27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13.  [元]脱脱：《宋史》(第28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14.  [元]脱脱：《宋史》(第30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15.  [元]脱脱：《宋史》(第38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脚注

[1] 丁则良：〈杯酒释兵权考〉，载氏着《丁则良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1-45。

[2] [宋]王曾撰；张其凡点校：《王文正公笔录》，(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页16。

[3] [清]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涑水记闻十六卷〉，载[宋]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页391。

[4] 邓广铭：〈略论有关涑水记闻的几个问题〉，载[宋]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页1。

[5] 丁则良：〈杯酒释兵权考〉，载氏着《丁则良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13。

[6] 按：“文正”乃宋代文臣諡号最尊贵者，北宋仅司马光、王曾、范仲淹三人获諡“文正”。

[7] [宋]李焘：《续资治通鑑长编》(第2册)，卷二，宋太祖建隆二年秋七月戊辰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50。

[8] [宋]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页11。

[9] [宋]李焘：《续资治通鑑长编》(第2册)，卷二，宋太祖建隆二年秋七月戊辰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49。

[10] [元]脱脱：《宋史》(第25册)，卷二百五十，〈石守信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8810。

[11] 同上。

[12] [宋]李焘：《续资治通鑑长编》(第2册)，卷二，宋太祖建隆二年秋七月戊辰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50。

[13] 丁则良：〈杯酒释兵权考〉，载氏着《丁则良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3。

[14] [宋]李焘：《续资治通鑑长编》(第15册)，卷二百零四，宋英宗治平二年三月壬午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4953。

[15] [宋]李焘：《续资治通鑑长编》(第2册)，卷二，宋太祖建隆二年十月丙午条、十一月壬申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55。

[16] [元]脱脱：《宋史》(第25册)，卷二百五十，〈石守信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8810、[宋]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页11。

[17] [元]脱脱：《宋史》(第25册)，卷二百五十，〈石守信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8810、[宋]王曾撰；张其凡点校：《王文正公笔录》，(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页16、[宋]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页11。

[18] [宋]李焘：《续资治通鑑长编》(第2册)，卷二，宋太祖建隆二年秋七月戊辰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50。

[19] [宋]王曾撰；张其凡点校：《王文正公笔录》，(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页16。

[20] [元]脱脱：《宋史》(第25册)，卷二百五十，〈高怀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8822。

[21] [元]脱脱：《宋史》(第25册)，卷二百四十八，〈秦国大长公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8771。

[22] [元]脱脱：《宋史》(第25册)，卷二百四十八，〈魏国大长公主〉、〈鲁国大长公主〉，(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8772。

[23] [宋]王曾撰；张其凡点校：《王文正公笔录》，(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页16。

[24] [宋]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页11。

[25] [宋]李焘：《续资治通鑑长编》(第2册)，卷二，宋太祖建隆二年秋七月戊辰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50。

[26] 注10。

[27] 丁则良：〈杯酒释兵权考〉，载氏着《丁则良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6-8。

[28] 同上，页8。

[29] 前文透过《宋史》、《长编》反映石守信之禁军兵权乃于建隆二年被收，以证《宋史》将“杯酒释兵权”之发生时间定于“乾德初”之谬。

[30] 徐规：〈再论杯酒释兵权—兼答柳立言先生〉，载氏着《仰素集》，（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626-629。

[31] 王育济：〈论“杯酒释兵权”〉，《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页116-125；徐规：〈再论杯酒释兵权—兼答柳立言先生〉，载氏着《仰素集》，（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616-633。

[32] [元]脱脱：《宋史》（第40册），卷四百八十四，〈李重进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13978。

[33] [宋]李焘：《续资治通鑑长编》(第2册)，卷二，宋太祖建隆二年秋七月戊辰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50。

[34] 徐规：〈再论杯酒释兵权—兼答柳立言先生〉，载氏着《仰素集》，（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626-629。

[35] 按宋太宗后期和真宗即位初，一度任命田重进、傅潜及王超为马步军都虞侯，但自景德二年王超被罢黜后，马步军都虞侯从此不再授人。

[36] [宋]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六〈侍卫马军司题名记〉，收入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页29。

[37] [元]脱脱：《宋史》（第01册），卷一，〈太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5。

[38] “宋初，以翊戴功，擢为龙捷左厢都校、领永州防御使……讨李重进，为行营马步军都虞侯”。见[元]脱脱：《宋史》（第25册），卷二百五十，〈韩重贇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8823。

[39] “开宝二年，太祖师临晋阳、置砦四面，命进主其东偏。师未成列，太原骁将杨业领突骑数百来犯，进奋身从数人逐业；业急入隍中，会援兵至，缘缒入城获免。上激赏之。六年，改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领镇安军节度”。见[元]脱脱：《宋史》（第26册），卷二百六十，〈党进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9018。

[40] “后世宗平淮甸，以功迁铁骑右第二军都虞侯”、“宋初……从平扬州，又以功迁控鹤左厢都指挥使……乾德中，兴师伐蜀，以廷翰为归州路行营马军都指挥使。”。见[元]脱脱：《宋史》（第26册），卷二百五十，〈张廷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9007-9008。

[41] [元]脱脱：《宋史》（第27册），卷二百七十三，〈李进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9323-9324。

[42] “王师征江南，命领行营骑军兼战框左厢指挥使，自蕲春攻峡口砦，斩首数千级，获楼船百艘，沿流拔池州，破铜陵，取当涂，作浮梁于牛渚以济大军。分围金陵，率所部度秦淮……江南平，以功领振武军节使度”。见 [元]脱脱：《宋史》（第26册），卷二百六十，〈李汉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9020。

[43] “初无灼然战功，徒以小心谨密扰士卒，故致将帅焉”。见[宋]李焘着、[清]黄以周等辑补：《续资治通鑑长编附拾补》，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页165。

[44] 不通军法，曾经不假思索地听从太宗，佈八阵迎战契丹，幸得监军反对，改以前后二阵，才不致招败。见[宋]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四十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页2645-2646。

[45] “信遂专恣不法，军人宴犒甚薄，尝私市绢附上计吏，称官物以免关征，上廉知之”。见[元]脱脱：《宋史》（第26册），卷二百六十，〈米信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9023。

[46] 太宗明德李皇后之兄长；自太祖乾德年间至太宗年间，多次参战，逐步晋级。见[元]脱脱：《宋史》（第26册），卷二百五十七，〈李继隆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8963-8969。

[47] [元]脱脱：《宋史》（第28册），卷二百八十九，〈范廷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9697-9698。

[48] “汉忠有识略，军政甚肃”。见[元]脱脱：《宋史》（第27册），卷二百七十九，〈王汉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9476。

[49] “(王)荣粗率，所为不中理，侵取官地莳蔬，吝惜公钱，不以劳将士，且母老不迎养，供给甚薄”。见[元]脱脱：《宋史》（第27册），卷二百八十，〈王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9499。

[50] [元]脱脱：《宋史》（第38册），卷四百四十六，〈康保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13150。

[51] [元]脱脱：《宋史》（第28册），卷二百五十八，〈曹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8977。

[52] [元]脱脱：《宋史》（第28册），卷二百八十九，〈高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8984。

[53] [元]脱脱：《宋史》（第28册），卷二百八十九，〈葛霸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9699；“虽无攻战之效，然累历边任，领禁衞十馀年，善抚士卒，忠厚谦静，未尝有过”。见[宋]李焘： 《续资治通鑑长编》(第 7 册)，卷九十四，宋真宗天禧三年七月戊辰条，(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页 2162。

[54] [元]脱脱：《宋史》（第30册），卷三百二十三，〈蔚昭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10455。

[55] [元]脱脱：《宋史》（第27册），卷二百七十五，〈刘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9384。

[56] 陈峰：〈论宋初三朝的禁军三衙将帅〉，《河北学刊》（第22卷第2期），2002年第2期，页120-124。

[57] “性贪鄙…喜中伤人，人以是畏之”。见[元]脱脱：《宋史》（第28册），卷二百九十，〈杨崇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9714。

[58] “性庸怯，寡方略，不为士卒所服”。见[元]脱脱：《宋史》（第28册），卷二百九十，〈夏守贇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9716。

[59] [宋]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二十六〈侍卫马军司题名记〉，收入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页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