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医德文化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主道，而儒家伦理充份反映在传统医学伦理之内，成为中国传统医学「医德」的根本。儒家以仁为本，「医乃仁术」就是儒与医的中华医德核心。医者施仁术的「仁术」包括：尊重生命、仁爱救人、技艺专精、学验俱丰、举止安和、温雅谦恭、普同一等、等心施治、清正廉洁，不贪财利等多个方面。最关键是在历代所有的职业道德中，都没有像要求医生具有清廉正直的品格，不贪图钱财和地位。医家不仅要刻苦钻研医术，更要成为医德高尚的人。

中医道德文化以“仁”为核心，传统儒家文化提供了借鉴。所谓“仁者爱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据《论语》所记载，孔子（前551年〜前479年）与门生讨论的主要话题，涉及在仁爱、礼乐、信义、孝悌、忠恕、恭敬等方面，而出现最多的是「仁」。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之一的樊迟（前515年〜卒年不详）问「仁」为何物？ ，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说明了日常起居要态度端庄，担任工作要敬慎认真，和人交往要忠心诚恳。虽然到了古代认为未开化的蛮夷地区，现今可理解为不同种族或弱势社会阶层，也不可背弃原则。

中医学医德的核心价值就是孔子的核心价值--「仁」。在浩瀚的古典中医文献，以唐代医家孙思邈（541年～约682年）在其所著《千金要方》内卷首的一篇：《大医精诚》堪称为医德伦理思想的范本之作。孙氏于文中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 ”这指出在中医医道上怀仁心，施仁术，贯穿了儒家精神的体现。

儒学结合医道，「儒医」一词始于北宋，「儒医」从狭义而言，是既有儒者身分，又履行医疗专业者；就广义而言即是行医的读书人，其个人行为修养和医务工作表现均符合儒家道德标准，故冠以「儒医」。医学不只是一门纯粹的科学技「术」，而升华至富人文精神和精湛医技的济世之「道」。

近代中医医学家，来自书香门第的谢观(1880～1950)在《中国医学源流论》中说：「中国医术，当以唐宋为一大界。自唐以前，医者多守专门授受之学……自宋以后，医乃一变为士夫之业，非儒医不足见重于世」。中医学理论起源于先秦哲学，汉代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借助阴阳五行理论，将儒学与医学之间建立起联系。唐代文人喜谈医学，甚至描述疾病的诗词作品也特别丰富，不单成为当时社会的疾病与医疗的文字纪录，也就是文人关注疾病与健康的明证。诗圣杜甫（712年～770年）是唐代涉病诗诗人群体的代表，其患病过程漫长且复杂，留有疾病诗达百余首之多。

宋朝之为我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巅峰时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年〜1995年）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准。” 古代科技之一包括了医学，而宋代智识份子习医风气蔚然盛行是主要的推动力，儒生学习医术成为一种时尚。以至于“无儒不通医，凡医皆能述儒”，像苏轼、沈括、欧阳修等文人，他们大都懂医术、善养生。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范仲淹（989年～1052年）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名言，代表了宋代士大夫阶层对医学的态度。大批有儒学背景的人士走上从医道路，使得社会上的智识份子崇尚医学风气浓厚。

明代医家龚廷贤（1522～1619）在《医家十要》中将“存仁心”置于医家“十要”之首，提出“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济众，惠泽斯深”。清代医家喻昌（1585年—1664年）在《医门法律》中指出，“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于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文人士大夫在熟读经史百子同时也研习医学知识，既可助己助人，又可通过著述医学来提高自己的声望，结果促进了医学发展，也把儒道溶入了医学之中。医德与儒道融合一起，所以古典医籍单一论医德的少，而医学著作里都可以看到不少篇幅是论医德的内容。直至现代，儒道医道相结合，选修医学者不乏尖子学生，从医者不论那种医学，都秉持中国传统医德为宗旨，诊室墙上多见都挂着的题字：「仁心仁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