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醫德文化

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是以儒家思想為主道，而儒家倫理充份反映在傳統醫學倫理之內，成為中國傳統醫學「醫德」的根本。儒家以仁為本，「醫乃仁術」就是儒與醫的中華醫德核心。醫者施仁術的「仁術」包括：尊重生命、仁愛救人、技藝專精、學驗俱豐、舉止安和、溫雅謙恭、普同一等、等心施治、清正廉潔，不貪財利等多個方面。最關鍵是在歷代所有的職業道德中，都沒有像要求醫生具有清廉正直的品格，不貪圖錢財和地位。醫家不僅要刻苦鑽研醫術，更要成為醫德高尚的人。

中醫道德文化以“仁”為核心，傳統儒家文化提供了借鑒。所謂“仁者愛人”，“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據《論語》所記載，孔子（前551年〜前479年）與門生討論的主要話題，涉及在仁愛、禮樂、信義、孝悌、忠恕、恭敬等方面，而出現最多的是「仁」。孔子七十二賢弟子之一的樊遲（前515年〜卒年不詳）問「仁」為何物？，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說明了日常起居要態度端莊，擔任工作要敬慎認真，和人交往要忠心誠懇。雖然到了古代認為未開化的蠻夷地區，現今可理解為不同種族或弱勢社會階層，也不可背棄原則。

中醫學醫德的核心價值就是孔子的核心價值--「仁」。在浩瀚的古典中醫文獻，以唐代醫家孫思邈（541年～約682年）在其所著《千金要方》內卷首的一篇：《大醫精誠》堪稱為醫德倫理思想的範本之作。孫氏於文中說：“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若有疾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蚩，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同一等… ”這指出在中醫醫道上懷仁心，施仁術，貫穿了儒家精神的體現。

儒學結合醫道，「儒醫」一詞始於北宋，「儒醫」從狹義而言，是既有儒者身分，又履行醫療專業者；就廣義而言即是行醫的讀書人，其個人行為修養和醫務工作表現均符合儒家道德標準，故冠以「儒醫」。醫學不只是一門純粹的科學技「術」，而升華至富人文精神和精湛醫技的濟世之「道」。

近代中醫醫學家，來自書香門第的謝觀(1880～1950)在《中國醫學源流論》中說：「中國醫術，當以唐宋為一大界。自唐以前，醫者多守專門授受之學……自宋以後，醫乃一變為士夫之業，非儒醫不足見重於世」。中醫學理論起源於先秦哲學，漢代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借助陰陽五行理論，將儒學與醫學之間建立起聯繫。唐代文人喜談醫學，甚至描述疾病的詩詞作品也特別豐富，不單成為當時社會的疾病與醫療的文字紀錄，也就是文人關注疾病與健康的明証。詩聖杜甫（712年～770年）是唐代涉病詩詩人群體的代表，其患病過程漫長且複雜，留有疾病詩達百餘首之多。

宋朝之為我國古代科技發展的巔峰時期，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英國學者李約瑟（Noel 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年〜1995年）認為“中國古代的科技發展到宋朝，已呈巔峰狀態，在許多方面實際上已經超過了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前的英國或歐洲的水準。” 古代科技之一包括了醫學，而宋代智識份子習醫風氣蔚然盛行是主要的推動力，儒生學習醫術成為一種時尚。以至於“無儒不通醫，凡醫皆能述儒”，像蘇軾、沈括、歐陽修等文人，他們大都懂醫術、善養生。北宋政治家、文學家、軍事家、教育家范仲淹（989年～1052年）有“不為良相，便為良醫”的名言，代表了宋代士大夫階層對醫學的態度。大批有儒學背景的人士走上從醫道路，使得社會上的智識份子崇尚醫學風氣濃厚。

明代醫家龔廷賢（1522～1619）在《醫家十要》中將“存仁心”置於醫家“十要”之首，提出“一存仁心，乃是良箴，博施濟眾，惠澤斯深”。清代醫家喻昌（1585年—1664年）在《醫門法律》中指出，“醫，仁術也。仁人君子必篤於情，篤於情，則視人猶己，問其所苦，自無不到之處”。文人士大夫在熟讀經史百子同時也研習醫學知識，既可助己助人，又可通過著述醫學來提高自己的聲望，結果促進了醫學發展，也把儒道溶入了醫學之中。醫德與儒道融合一起，所以古典醫籍單一論醫德的少，而醫學著作裡都可以看到不少篇幅是論醫德的內容。直至現代，儒道醫道相結合，選修醫學者不乏尖子學生，從醫者不論那種醫學，都秉持中國傳統醫德為宗旨，診室牆上多見都掛著的題字：「仁心仁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