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於 2024.10.10

 

重陽登高 避禍拒病

 

 

每年農曆九月初九,為中國重陽節,記得年少時,爸爸、媽媽很喜歡在當天早上,帶我們一家人往香港島的山頂公園登高,並在山頂公園野餐,一家人席地而坐,享受一天的假期,若當天是天朗氣清,更見很多市民也喜歡帶家人往山頂登高,又見不少人士喜在山頂放風箏,山頂公園往往是很多遊人共渡重陽節的要地。這樣便帶出一個訊息,為甚麼要在九月初九登高,除了在山上放風箏外,重陽節沒有其他配合的活動?時至今天有不少中、小學的教科書,均說重陽節與一個先賢桓景上山避禍有關?這個故事內容又是怎樣的?

先看為甚麼要會出現重陽節?不少學者認為重陽節產生在先秦時的戰國時代,因為有些學者依據《楚辭》〈遠遊篇〉中有「集重陽入宮」,也有學者認為重陽起源在東漢。依近人學者楊琳的廣泛考證,得見一本紀載民間風俗的東漢時代學者崔寔著《四民月令》,曾有記載九月九日可採菊花,說明了東漢時期九月九日已有採菊的習俗,也就是重陽節已經在東漢出現了。然而,到了晉代,更有很多詩文均提及重陽節,可見晉代重陽節已風行天下。

為甚麼重陽節是農曆九月九日。因為在中國古代占卜文化,多以為九為陽數,日月皆為九,為重覆的陽數,故稱為重陽,依《漢書·律曆志》記載九、七、五、三是陽數,上天便降災異。再依《漢書·食貨志》記述,篡西漢的王莽,於其末年受連年災荒,民間生活受貧寒交迫,王莽便向大臣提出就是天降災異歸因是陽九,九月九日上天降災異,使民間受苦。

至於重陽節為甚麼與古人桓景上山的故事有關。依《宋書·符瑞志》記載東晉成帝時有一位桓景的人,再結合南朝吳均《續齊諧記》談及費長房讓桓景登高避災的故事,此故事說重陽節可能發生的災難是人及家畜死亡,要設法消除災難,故產生了重陽,當天要進行牲畜放牧田野的習俗。再依南朝梁代丘遲〈九日侍宴樂遊苑〉詩中,便說古代傳說西方的神靈,主管秋季,皇帝駕馬車出遊,要舉行除災去病的祭禮,袚除不祥的意思。所以東漢桓景九月九日,與家人登山,因把家畜關在欄內而暴死,後人為了保護家畜,便於九月初九,把家畜放牧於郊外,以免災難,因此民間也流傳九月九日是一個要避忌的日子。同時,在中國內地,有些地方民間風俗在重陽節有拋擲物品,以求轉移不好的晦氣,如在廣州地區,有小孩在九月初九,有小朋友互擲石塊,除去惡運,所以民間風俗已在九月初九,擲除東西,以求去惡運及避禍,桓景與家人於當天往山上,所謂登高,乃是受民間習俗的影響。

當然,民間也在重陽節進行放風箏。今天的大灣區城市,也在九月初九天高氣清的秋天,人們喜在當天在山上放風箏。此外,在福建一些地區在白天及晚上也放風箏的。古代放風箏不只是娛樂的活動,在民間風俗也具有去災異及排去不好事情的意思,依《南史·侯景傳》記述在南北朝時的梁武帝末年,侯景動亂,首都建康已被攻破,皇帝百官被困於城內,當時有一位城市人士,用紙糊了一隻烏鴉形的風箏,並把皇帝的紹書藏在風箏內,又把風箏向高空放出,希望把紹書給支持梁武帝的軍隊,其時的叛軍看了風箏十分害怕,以為是一種巫術加害於反叛的軍人,由此可見,放風箏在古代視為已具有消除災害,移禍給他人的意思。總之,重陽節的起源,與官方及民間相信避禍去災有關。

再問為甚麼要登高?民間習俗曾流行登高飲酒,當然未必一定是平民百姓可以享用,較多為宮廷及文人雅士舉行的活動。在上文引用崔寔著《四民月令》中談及「九月初九可採菊花」,依學者指出這採菊行為,不是在家園,而是往山上採菊,文中所指採菊就是登高的行為,因為古人相信往山上最高的地方,可以得到天神的賜福,山上也可以得到長壽的藥材,乃至可以升天與神靈並列,由是登高便要往山上,又為甚麼要在山上賞菊花。在古代文獻《四民月令》已記載古人以菊花為故人的祭品,中國人更以菊花,與梅、竹、蘭並稱為「花中四君子」,今天的廣東中山市小欖鎮及香港地區的道教祠廟,也喜在農曆九月舉行菊花節,除了盆栽以外,也以菊花紮成的菊花屏障,而重陽節便選取適合時節而盛開的菊花,公開展覽。明代時正值重陽節,不少人士歡喜與朋友一起在山上共賞菊花,有些人家也喜在重陽節前後,因菊花盛開,便在家園內舉行共賞菊花的活動,一邊欣賞菊花,一邊唱籌詩歌及下棋。而中山的小欖鎮更有菊花燴蛇羹、菊花炸魚球、菊花海鮮等美食。

我們可見今天的香港更重視重陽節,若天朗氣清,山頂公園仍然是很多遊人喜到登高的地方,也有不少市民喜歡在重陽節往祖先墓前或骨灰龕前,禮敬祖先,有些人士以香燭祭品禮敬祖先,也有些市民以菊花禮敬祖先,均以表孝思,此又可視為上承先賢以菊花禮敬先人的美意。

 


 

參考書目:

 
書籍

1. 劉琳:《重陽》(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

2. 舒龍:《歲歲重陽》(北京:海南出版社,1993)。

3. 香港婦聯[編]:《慶薈萃在中華 : 節日文化習俗選粹》(香港:香港婦聯,2015)。

 

區志堅博士

現任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德堡大學東亞歷史文化學系、北京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東洋文庫等學術機構訪問學人。
著作有:合編《香港海關百年史》、《古蹟與文化保存:中日及臺港的研究》、The Perspective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等。
主要從事近代中國及香港社會文化史的教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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