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先生（1899-1981）的清史研究十分出色，尤其对清代开国史、满族史等课题带来巨大突破，甚至可说在这些课题上具备开辟性。⁵⁹陈垣先生（1880-1971）拓展了中国宗教史、历史文献学等学术发展。⁶⁰然而，二人的研究方向与其成长及家庭环境有关，故此，以下将简述郑天挺及陈垣之成长背景，并交代二人战前的学术研究情况，以能更有效地掌握本文第五章有关二人战时学术研究之内容。

第一节、郑天挺之背景

郑天挺出生于1899年的北京，祖籍为福建长乐。⁶¹六至七岁的郑天挺相继失去双亲，并与其弟弟寄住在姨母家。⁶²郑天挺对清史的兴趣及人格形成源自于这样的成长环境。在〈郑天挺自传〉提到，1915年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就读的郑天挺因成绩不佳留级一年，因此促使他重新将重心放在学习上，却偏爱阅读父亲遗留下来与文史相关的书籍，反而不完全按照学校的规定所阅读。⁶³另外，1916年自夏天开始，郑天挺在家自学一年，所读的书籍便是其父亲之书，相关情况在〈自传〉提到：

后来自己逐步摸索出一条捷径，给我后来学习文史创造了条件，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也奠定了后来学习的趋向。⁶⁴

可见，郑天挺父亲的文史书籍伴随着郑天挺的成长，令他增加接触史类书籍的机会，对其日后选择硏究清史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培养了郑天挺爱读书的习惯， 有利稳固郑氏在文史上的知识基础。战争时期的郑天挺仍努力维持读书习惯，这对其学术研究无疑能够带来帮助。

此外，郑天挺在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学本科，三年后进入北大国学研究所并师从现代文字学家钱玄同（1887-1939）。⁶⁵郑氏于1933年起在北平大学任中文系副教授，教授包括中国近三百年史、古地理学、校勘学等科目，直至1936年开始教授魏晋南北朝史。⁶⁶战前学术作品主要有，以考勘形式所写的《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补注〉》以及〈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等。⁶⁷其中《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补注〉》是分别以杭氏及赵氏的《三国志》从文献上作校勘对比。⁶⁸从教授科目与所发表的作品可见，战前的郑天挺教授的科目的学科及对象以中文系为主，学术作品亦主要以校勘及文献整理为主。

第二节、陈垣之背景

陈垣出生于1886年的广东，祖籍为广东新会。⁶⁹陈氏与父亲到达广州并在私塾学习，学习内容集中为四书五经，曾参加乡试惟没有考中。⁷⁰1906年，其父亲患病经西医治疗得以康复，此事令其于1907年考进博济医学院学习，后转至光华医学院实习，期间有发表医学文章至《卫生报》等。⁷¹此外，陈垣曾在广洲振德中学，以及多间北京大学任教。⁷²

陈垣的宗教史研究主要是基于其曾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提要），得悉来华传教士着有相关书籍，但《四库提要》并没有将其收纳，这促使陈垣感兴趣并期望发表与中国基督教史相关论文，后来陈垣看到《万松野人言善录》发现有助于完成自己的论文，于是联络其作者英敛之⁷³（1867-1926），二人成为友人，随后陈垣相继发表《元也里可温考》、《火祆教入中国考》等数篇与外来宗教相关的研究论文，其中《元也里可温考》主要与元代基督教有关，展开中国古代宗教史的硏究方向。⁷⁴

此外，陈垣与英敛之更先后整理《名理探》、《圣经直解》等宗教文献，陈氏更于1924年成为「清室善后委员会」一员，并整理天主教相关资料。⁷⁵直至1926年，英敛之去世后转由陈垣处理辅仁大学校务。⁷⁶直至战前，陈垣发表多篇与宗教及校订相关的论文，比如1932年《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⁷⁷、1936年《墨井书画集录文订误》⁷⁸等。反映战前陈垣的学术研究主要以外来宗教史及文献整理为主。

从这章可见，郑天挺及陈垣的家庭环境及成长背景，对二人学术研究方向及读书习惯有所影响，亦为日后的教学及学术研究奠定基础。

郑天挺曾在〈滇行记〉提到1937年是「最不寻常的一年」。⁷⁹由此反映，1937年对于郑天挺及陈垣一众学者而言，无疑在生活各方面都会出现翻天覆地的转变。在面对战争的到来，郑天挺选择迁至南方，陈垣则选择留在沦陷区，无论选择那一种生活环境，对二人在衣食住行、安全问题以至社交方面均有所影响，以下将对此遂一对比。

第一节、生活环境上的相同之处

首先，陈垣与郑天挺在战时与家人分离，有别于战前的家庭生活。在战争爆发初期，完成师生疏散及学校迁移后，郑天挺独自南下，历经多地到达长沙。⁸⁰反映战争使郑天挺与家人分开生活。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不时可以看到郑天挺与子女、亲友之间以信件的沟通，比如在1938年7月5日写道，当天为两位女儿的生日，因而为其写家书。⁸¹从此处可见，战争促使郑天挺与家人的距离拉远，改变了原来一起居住的家庭生活，故此带着对家人的牵挂成为郑氏在战时的生活状态之一。

然而，该时期陈垣身为北平辅仁大学校长及著名史学学者，这身份促使陈垣与亲友分离，一举一动受到监控，在政治、生活方面均失去自由。⁸²在《陈垣来往书信》能看到陈垣战时生活环境实属不易，当中与其长子陈乐素（1902-1990）在1937年的书信写道：「新孙趣否，亲友有遇难者否，念念。」⁸³，又或写道对孙子的关爱：「潜久未离校，颇担心，惟有盼祷其平安而已。」⁸⁴由此反映陈垣因战争与家人离别，仅能以书信得悉家人的情况。而在不少书信均提及到末能按时收到家信：比如在1945年1月31日及5月l日与陈乐素的书信中可以看到：「至今相隔两月，末接来信，至为悬念。」⁸⁵、「盼望不断来信，不可等到信到然后覆，防中有遗失，彼此等，则信息更迟也 。」⁸⁶由此可见，陈垣时刻挂念亲友安危，又因战事未能及时收到书信而焦虑及担忧。从战时的家庭生活可见，二人同样在漫长的战争中与至亲分隔两地，时刻挂念家人成为他们的常事，只能单靠常常末能按时送达的书信与家人联系，以得知家人近况，不难发现二人在战时尝尽孤独之情。

其次，战时物资成为稀罕物，居住环境恶劣，这是陈垣与郑天挺均面对的情况。由于移至南方，加上处于战时状态，西南联大师生们面临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环境。在张曼菱《西南联大行思录》中，曾就读联大的学生李政道说道：「那个时候在联大生活是很艰苦的，我们住的草房，十六个人住一间，教室也是草房子。」⁸⁷另外，在《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引部分蒋梦麟校长所写的信：

图书缺乏，生活困苦（物价较战前涨百倍以上），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⁸⁸

由信中内容可以看到战时西南联大的生活捉襟不安，物价不断上涨，生活质素令人忧虑。而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亦不时提到相关状况，比如在1938年6月13日郑天挺先生提到：「战事大坏，物价蜚腾。」⁸⁹ 、1943年3月17日的写道：「五年未制新衣，领袖皆破，日日在校，人人皆穷，固无伤。」⁹⁰此反映郑天挺在西南联大的衣食住行尤其缺乏，生活甚是艰难。

同时，战时的辅仁大学以及沦陷区的日常生活中，无不透露着陈垣捉襟见肘的状况。在陈垣于1938年至胡适的信中写道：

辅仁经费支绌，去年董事会议先生主席，曾议决今年向基金会请求补助，兹特拟就申请书…乞多多帮忙为幸。⁹¹

又与友人张长弓（1905-1954）于1945年2月书信提及：「本届校中寒假甚长，凡两越月，因省煤也。」⁹²可见当时辅仁大学经济紧张，物资短缺，反映出陈垣及师生们在沦陷区的生活十分困难。从二人的衣食住行可见，二人的生活物资有限、居住环境欠佳，生活成本大涨，反映战时的物质生活甚为不易。这促使生活成本成为二人战时需要面对的一大难题。

由此观之，二人在战时的家庭生活及衣食住行有着相同之处，他们同样处于资源缺乏、通货膨胀及胆战心惊的生活环境之中，并伴随着对亲友的思念。

第二节、生活环境上的不同之处

在安全问题方面，战争对郑天挺和陈垣的影响有着不同之处。对于前者而言是威胁到生命安全，对于后者而言则是精神上的折磨。首先，日军的空袭可谓是联大师生的恶梦，各人生命危在旦夕。在不少西南联大的著作中，各学者均有提及到空袭的破坏及伤亡大辐记载，可见其空袭影响之大。例如在《抗战风云中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第三章〈直面轰炸〉详细写到战争的轰炸对西南联大的影响及伤亡。⁹³作为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的梅贻琦（1889-1962）在其日记中，对昆明被炸情况亦有不少记录。⁹⁴反映空袭对联大的基础建设，以及师生身心健康均产生不可磨灭的伤害。同样地，在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更是十分详尽地记录空袭的次数及情形。比如在1943年5月31日的日记中列出了5月昆明发生空袭的次数，在19日响警报，在15日发生轰炸，预行警报及空袭警报分别出现六次及一次。⁹⁵更有记录郑天挺先生首次听到飞机投弹声音的情况：

十一时十分闻飞机来袭警报，避入地下室，在地下室内闻巨响，一窗户为震荡，群疑为炸弹，随闻枪声三群，谓高射炮，既而闻飞机航行声。⋯此为余第一次所闻之飞机投弹声也。⁹⁶

上述无论从学生、学校同僚、以至郑氏本人的纪录均可发现，战争对西南联大的破坏是直接的，对于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郑天挺来说，很直接地面临着战争对性命安全、生活保障所构成的危机。

此外，国民政府于1938年实行《沦陷区教育实施方案》，其中两项原则如下：

一、在沦陷区域之各级教育，应利用种种方法，使其继续维持，以适应抗战需要，而延续文化生命。

二、在沦陷区域应使教育界知识分子对民众宣传中央意旨，以培养民族意识，发动全民抗战力量。⁹⁷

以上可见，当时对沦陷区的教育指引是带有抗战及提升民族团结的目的。因此，国民政府期望北平辅仁大学有效利用其国际关系的优势，以将爱国意识培养至位于沦陷区的青少年。⁹⁸

基于这原因，令辅大成为抗战重地，更受日伪当局重点针对。⁹⁹故此令身处沦陷区学术及抗日重地的陈垣及师生们难以避免地受到监视及打压。这情况在《陈垣来往书信集》多处可见，在1938年的书信写道：「乱离之感，良不可任。如有不关涉政治纯学术新闻，不妨报告一二。」¹⁰⁰又于1946年书信提到在1944年辅仁大学袐书长、院长以至教授等数十人被日军所捕，当时陈垣 卧病却遭日军揭被查证，最终免于被捕，陈垣对此强烈表示：「  痛哉！」¹⁰¹从以上种种情况可见，陈垣面对日军的恐吓，在与人交流以至所教授及发表的言论均受监视，反映陈垣战时持续在高压下生活，对其精神健康十分不利。

故此，从安全问题上可见，二人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各有不同，郑天挺是直接与性命安全有关，陈垣更多是在精神上的煎熬。尽管有所不同，战争对二人的影响无疑是严重的伤害。

然而，在社交生活方面，郑天挺在南迁及逃亡的路上，比陈垣有更多交游及与人交往的机会。在郑天挺的《日记》不时提到郑氏与同僚之间的游历及相处。比如在战争初期，郑天挺南迁过程中途经桂林，因而得以游历良丰西林公园、伏波山等地。¹⁰²郑氏更与其他师生到云南大理考察，考察目的是受到在昆明的大理人邀请，以协助编成大理方志，相关考察经历郑天挺在〈1944年西南联大师生赴大理考察记〉一文有所记录。¹⁰³由此可见，郑天挺南迁的战时生活令原在北方生活的他，有机会接触南方的风土人情，这些经历对于郑天挺在战时的学术作品有一定的影响，将会在之后的章节详细说明。

同时，基于居住环境的限制，令到郑天挺与同人相处的机会增加。在其对南迁生活的回忆中，提到1937年的除夕与同僚聚会的情形，其中写道：

如果不是战乱纷离，除夕是不会有此盛会的。就我个人说，这也是第一次只身在外过年，更何况这一年的国事、校事、家事遭受了多大的变故！¹⁰⁴

这句子突出战争对郑天挺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同时反映战时郑氏有更多时间是与同僚一起生活，双方关系拉近。

相反，陈垣在战时的社交相对单调。可从《陈垣来往书信》窥视出来，当中在1941年写道：「  因近年不买书，书估不上门来，我亦永不出门，消息甚陋。」¹⁰⁵又于1946年的书信提及过去八年有杜门习惯，因此在战后变得更忙碌。¹⁰⁶可见，陈垣战时受日军监视，导致社交生活受限，没有太多的人际往来，这与其身处沦陷区有很大关系。

上述可见，在社交生活方面，郑氏有更多机会与同人交往，并在南方进行考察及交流。反之而言陈垣的社交圈子较窄，更多困于沦陷区内。同时，可以发现郑天挺与陈垣社交生活上的不同与其所处的区域有关。

从这章节可以看到郑氏及陈氏战争期间在生活环境上的异同，可发现二人战时的生活环境与战前截然不同，变得危机四伏、充斥着不安与恐惧。同时，二人战时所在之地虽有不同，但战争同样令二人家庭生活及衣食住行方面均面临分离及打击，而两者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及社交生活各有不同，但无不突显出战争对二人所造成的伤害及破坏，更反映二人战时生活之艰苦。

上章提到战争对二人生活环境上的转变及影响。然而，战时大学的精神是主张提供具水平的高等教育，以至培养具民族意识的高等人才，而基于沦陷区大学以及南迁大学的环境不同，令其大学精神的呈现方式有所不同。¹⁰⁷故此，作为师者的郑天挺及陈垣，在战时的教学会因为所身处的环境而受到影响，以下将从教学形式、教学内容以及敎学资源三方面来分析二人战时教学的异同。

第一节、教学上的相同之处

 首先，在敎学资源方面，陈垣及郑天挺同样面对着教学资源短缺的问题。郑天挺曾在其《日记》提到他与北平大学教授之对话，当中就 战时的教学困境有所感概：

谈今日教书之不易，余以为国难中，图书不足于用也，而其意乃谓学生思想之复杂。余教书二十年矣，曾不解此。呜呼！¹⁰⁸

同时，郑氏又于其《自传》写道：

在抗战时期，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不能亲赴前线或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严谨创造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¹⁰⁹

由此观之，战时郑天挺在西南联大的教学面临教材不足，教学环境差劣等情况，更言过往从未遇过。然而，面对国难，郑氏强调作为知识人士，需运用所学来贡献国家。

同样，陈垣在辅仁大学的教学亦为不易。在战时，曾有学生向陈垣进言与之退至南方，陈垣对此表示：

余如南归，辅仁大学数千青年，有何人能代余教育之？沦陷区正气有何人能代余支持倡导，且余之图书，又不能全部都带去，支身南途，尤属不宜。¹¹⁰

从陈垣的回应可以发现陈垣坚守作为师者教学的责任，更认为需以教育来促进沦陷区之正气。上述观之，郑氏及陈氏同样指出战时教育的难处，更分别表达了作为知识份子在国家危难时应付之责任及贡献。同时，在郑天挺及陈垣战时的教学资源上，可发现前者较为短缺，后者较为充足。这与二人所处之地有关联。相对而言，郑氏教学资源不足的情况较陈氏更为严峻。

然而，郑天挺与陈垣作为师者在战时同样承担起保护师生的责任。陈垣战时所在的辅仁大学经常遭到日伪政府的调查及搜查，师生被迫填写不同表格，更需向其交代学生状况。¹¹¹甚至派有日籍教师到校监视，例如细井次郞（1898-1973）  于1942年任职校务长首席秘书，更有日伪特务混入学生中。¹¹²可见，辅仁大学的一举一动均被日伪当局所监视。同时，师生被捕更是常有之事，例如英千里¹¹³（1900-1969）等人在战时曾被日军所捕，后获营救得以释放。¹¹⁴从此反映，陈垣在战时需要负担保护被捕师生安全的责任。

而郑天挺在战时同样肩负着保护学生生活以及人身安全的责任。在《西南联大日记》记录了郑氏对学生遭遇空袭后所推行的措施，其中写道：

学生多人悲戚相诉。余遂不待商之常委，立时宣布下午发贷金一月，并设法救济被难学生。¹¹⁵

可见，郑天挺在战时很尽责地保障学生的住宿及安全问题，以确保其人身安全。由上述观之，郑氏及陈氏在战争期间的责任不仅仅在教学上，甚至学生的生活保障以至性命安危也是二人需要承担的责任，同时反映二人战时的责任比过往更为深重。

在课程设置上，郑天挺及陈垣的教学内容及方向同样与战前有所不同。在西南联大期间郑天挺任教不同历史学科，包括隋唐五代史、明清史、清史研究、中国史部目录学、隋唐史以及指导毕业论文。¹¹⁶可见与战前主要任教中文系学科不同，这转变可能与战时受众所需有关。在其《自传》提到当时爱国情緖高涨，故此明清史甚受学生关注，超过一百名学生选修，更写到在以前从未见过 这情形。¹¹⁷这反映战争及学生需求令郑天挺的课程设置有所转变，而郑天挺在西南联大的历史教学对其战时的学术成果有很大关联。

此外，陈垣的课程设置与战前亦有所不同。陈氏战时的教学及史学更趋实用，在1943年与方豪（1910-1980）的信件写道：「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事变后颇趋重实用…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¹¹⁸可见陈垣在战时的教学及史学研究更着重实用性。以上反映郑氏及陈垣在课程设置上与战前不同，以战时实用性及需求为主。

第二节、教学上的不同之处

基于二人教学环境的不同，为了使当时的教学符合战时所需，二人在教学表达形式有所不同，郑氏的教学形式相对直接，反观陈氏的教学形式相对间接。郑天挺对中国历史教学的目的在其《郑天挺明史讲义》中列出，比如：

一、说明中国历代文化、政治、经济、社会之变迁及现状造成之由来，以激发爱国爱民族之意识。

二、说明前贤往哲之丰功伟烈、嘉言㦤行，以培养青年之品格与志趣─人格之修养。¹¹⁹

以上很明确显示了郑天挺认为国史教学是要培养学生的爱国意识，促进品德修养，以为国家作出贡献。¹²⁰这样的教学目的在郑天挺战时教学内容的取材可以得到认证。在其《西南联大日记》有记录到郑天挺课堂的教学内容，例如在1938年5月16讲授唐之平定群雄¹²¹、在6月8日的课堂讲授唐代对外族用兵以及唐代外族势力的消长¹²²。由此反映郑天挺很直接地将爱国及民族意识的教育呈现及融入在教学中。

相反而言，陈垣在战争期间的教学方式是以间接的方式传达爱国及民族思想。辅仁大学在战争期间甚为重视语文教育，以应对日伪当局所推行的文化入侵，比如当时被逼开设的日语课程。¹²³而在其《书信集》有提到战时在辅仁大学教学选材的转变：

九．一八以前，为同学讲嘉定钱氏之学⋯⋯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¹²⁴

由此可见，陈垣在战时的教学变得更重视实用性，并且以很隐晦的形式来激励身处沦陷区的一众学生，以望令其恢复正气。

另外，陈垣会争取以不同形式委转地对学生进行劝告。在1942年4月的返校运动会，陈垣的演说以古代运动会为例，并提到「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入。」，以表示对逃跑的将领以及汉奸之不齿。¹²⁵陈垣更是借用这演讲警告在校一些不务正业，以及与日伪有联系之学生。¹²⁶由此可见，陈垣在战时的教学形式及选材均是以间接的方式来表达民族思想，以避免受到日军的拘捕及问话。

从郑天挺及陈垣的教学方式及选材而言，可以看到二人最明显的不同之处是前者更直接、毫不遮掩地以爱国及民族敎育为目标。后者较间接地表达对日本入侵国家的痛恨，并隐约地表达对国家，以至民族的重视  。从这不难看出二人有共通之处，均在日常教学中融入爱国及民族思想，以及积极培养人才以为国家所用的决心，惟在教学表达方式上不同。

在此章节可以看到郑天挺及陈垣战时在教学上的异同。二人同为师者，比起过往对学生有更多责任，包括保护其生命安全、确保其基本生活。此外，尽管郑天挺及陈垣教学上的表达形式各有不同，但可以看到二人战时的教学内容与战前有所转变，以战时实用性为优先考虑点。

如前所云，现时香港地区的《大悲忏》修持，虽多有保留，然而「修观行」部分现已删减、「斋戒」之意涵亦有所改变、修忏的日数亦较短，各种仪式转变，非无因由，乃为明末出现的「末法思想」所影响。在佛教中一直以来有「三期」之说法，此概念最早可溯源于东晋时期的僧叡法师所提出：「正法、像法与末法时期」，随着时间推移，更有具体的时间说法，如：「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与末法一万年」等。⁹⁰及至明代末期，基于时局混乱、佛门出现诸多败坏之景象，当时有不少佛门的大德，包括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莲池大师皆因此认为佛法已进入末法时期。大师在《竹窗三笔》曰：「僧又有作地理师者，作卜笠师者，作风鉴者……作符水炉火烧炼师者，末法之弊极矣！」⁹¹广东肇兴鼎湖山庆云寺初祖栖壑法师与二祖弘赞法师曾亲近于莲池大师，由是同为此事深感担忧。基于末法思想的出现，《大悲忏》的修持又衍生出另一重意义，是以救度末世众生为目的之观音信仰。

自鼎湖山开山以来，便设立大悲楼专修《大悲忏》。按学者徐一智在《在犙弘赞末法思想与观音信仰》一书之研究提出，弘赞法师所写的《观音慈林集》，法师因怕世人「心生退怯」，提倡把修持法门集中在称名、念咒，⁹²由是确立了后世对法门的方便化。故流行于香港地区的广东华林版《大悲忏》，末后有《大悲心咒行法方便议》，即言：「礼三七日。或礼七日。或礼一昼一夜。」⁹³至清代末期已有从二十一天，简化至七天甚至一日一夜为一期的现象。而华林版之《大悲忏》亦同时删减了「修观行」的段落，此正与弘赞法师所提倡集于称名、念咒的观点吻合。现今香港地区多是以一天或三天为期结界修忏，或如竹林禅院择每月初一、十五日，常年拜礼《大悲忏》，重在聚众发愿持咒与忏悔。又以「持素」取代「斋戒」，属于一种结缘性质，过午不食与吃素的本质皆不离实践慈悲的精神。如此透过形式上的简化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亦是大悲心的体现，正正反映佛教当中「法无定法」的精神与特色，能够随顺众生因缘、因时制宜，给与大众方便，由此导归忏法之本意。

另外，明末以来的《大悲忏》更融合了儒家的孝道、报恩思想。按《观音慈林集》弘赞法师自述：

冀立身、行道，以益先灵。虽晨、夕代为礼恳，及逢盂兰必荐……丁酉春，以西洋白毡，绘千手千眼大悲圣像，举高七尺，革除皮胶，而用香汁和彩。仍令画者，日别沐浴、更衣。像成，罄衣钵资，延集僧众，先为讲释《大悲忏法》宗趣，次乃三七日修礼，遂感大士，身放金色光，手所执青、红二莲花，频放白光，缁素咸靓，诚为稀有。私衷庆慰，必蒙慈力，度亲灵于上界矣！⁹⁴

弘赞法师为报答父母、祖先之恩德，发愿将出家所行一切回向给先灵，及至丁酉年又造千手观音像、集众宣讲《大悲忏》义理及如法结界修持二十一天的《大悲忏》，承此功德，感得大士加持，所绘画之千手像放金色光，更有诸多灵验。由是因缘，法师相信先灵已蒙菩萨接引至净土，及后据《鼎湖山志》记载，更立「报恩会」，恒常组织大众修《大悲忏》，以报父母师长之恩德。⁹⁵因此，特别在广东延伸至香港地区，修持《大悲忏》又有尽孝道、报亲恩之意涵。香港地区之释家《大悲忏》源自鼎湖，受千手像放光感应事迹所影响，香港地区对《大悲忏》的修持较为慎重，其意涵亦似乎有所继承。现时香港地区各释家系统的寺院道堂，在举行超度亲亡的法会中，亦以修礼《大悲忏》作为报答父母、祖先恩德的仪式，如：隐庐佛社在每年四月及七月的《大悲忏》法会，设有附荐坛供善信登记附荐先灵，藉三昼夜的结坛修忏功德为祭，尽其孝道，回向先亡往生善趣。鼎湖山的《大悲忏募修供养文》记载：「己心如圣心，故能于大地众生，翻迷合觉……」⁹⁶孝道之极致乃视一切众生为救拔之对象，一同超荐回向，因此法会又有正荐牌位由主办方立于附荐坛的中央，如：宝莲禅寺的六月大悲法会即有「历次大战三军阵亡将士英灵」、「水火风灾饥馑贼疫罹难灾民」、「五音十类男女孤魂由子一切有情等众」等正荐牌位，是为整个法会总回向之对象，报恩之孝道精神乃导归培养大悲心为主轴。

从上述可知，明末以来的《大悲忏》有简化之情况，背后的思想意涵亦有所转变，此是受明代佛教的时空背景所影响。不论是法门的方便化，还是融合了儒家的孝道、报恩思想，皆是大悲心之具体表现。

郑天挺曾在其〈自传〉中回顾自身五十年经历，带出战争对自身学术研究造成的阻碍，当中写道：

回顾我这50年，东奔西跑，忙于生活，没有认真读书。…⋯我有了如今天这样安定潜研的读书环境，这远远不是当年所能想像比拟的。¹²⁷

以上很直接地看到，战时的不安稳不利于郑氏读书及进行学术研究。

陈垣在《通鉴胡注表微》的小引提到：「频年变乱，藏书渐以易粟。唯胡氏覆刻元本通鉴，尚是少时读本，不忍弃去。」¹²⁸可见，战时陈垣的生活需靠书籍换粮食来维持，这促使陈垣只能运用手上仅有的书籍作研究，《通鉴胡注表微》¹²⁹正因此而完成。由此观之，二人在战时的学术研究甚具挑战。

此外，陈垣及郑天挺在战时的行政工作十分繁忙，郑氏倾向于实际事务上的繁忙，陈垣则是精神层面上的繁忙。在1938年，郑天挺成为西南联大的文法学院蒙自建设的筹办者。¹³⁰在1939年，北京大学的文科研究所再次开设，郑氏任副主任，更是导师之一。¹³¹而他自1940年起担任西南联大的总务长，直至1945年战后担任三校联合迁移委员会主席，负责三所大学的迁返计划。¹³²上述可见，郑天挺在西南联大的行政上担当重要角色，其行政工作涉及范畴广泛，实际工作量十分沉重。郑天挺曾在其《日记》中有所反映，比如在1943年1月23日写道：

山上静极，夜中几不闻声响，诸同学之潜心专学，真可佩。余惜为才名所误，日牵俗务，否则上山与诸公共读，所进所得必不限于此也。¹³³

可见郑天挺战时所担任的行政职务甚多。其中包括学校及师生迁移问题、学校运作费用、教师薪金发放、以至三校人事等问题均由郑天挺负责。¹³⁴反映战时的郑天挺是在处理许多事务的情况下进行学术研究。

陈垣在辅仁大学担任校长，主要为学校校务与日伪政府周旋。比如与日伪当局周旋坚决不使用日文写成的课本、不将日语设为必修科目。¹³⁵另外，陈垣战时坚决拒挂日旗，因此辅仁大学被强制停课三日，陈垣更受到数次问话。¹³⁶然而，陈氏战争期间分别写出部及超过十部学术专著及学术论文。¹³⁷由此得出陈垣战时的行政工作相对较少，因而得以专心著作及教育，但陈氏需要经常在高度压力下与日伪当局斡旋，并为校务作出决定。

上述观之，郑氏的实际校务较重，陈氏的行政量较少，但不能否认二人在战时为学校运作 的付出。同时，繁多的行政工作，加上不安穏的学术环境， 对于学者来说是一种压力，这对二人的学术研究会造成影响及妨碍。而二人不少甚具价值的学术成就均在战时完成。故此，此章节将会从二人战时的研究题目、研究方法、以及学术成果作对比，以找出二人在困境中学术风格之转变，以及如何达到其学术成就。

第一节、学术研究上的相同之处

首先，在研究题目方面，郑天挺及陈垣在战时坚持读书习惯，这有利其确立题目，并进行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在郑天挺的《西南联大日记》多次纪录了郑氏为自身制定读书计划及反思，例如郑天挺于1938年到昆明后，对自己十二天末有读书而惭愧，因而规划读书计划，计划如下：

上午：读史；隋唐五代，备讲授。

下午：读传记；《汉书》《三国志》，备纂辑史传纂例。

晚：读杂书。《云南备征志》，备纂辑《南诏书》。¹³⁸

郑天挺更设有阅读时数及目标。¹³⁹可见，郑天挺于战时 坚持维持自身的阅读习惯，并且因应所在之地而改变。此外，郑氏透过阅读来发掘问题，并就此进行深入阅读，以达成论文写作。¹⁴⁰例如《发羌之地望与对音》便是透过阅读《新唐书·吐蕃传》找出“发羌”与“Bod”的对音，并就此参考各种书籍，最后得以完成该论文。¹⁴¹同时，郑天挺战时身处南方，因此郑氏能有机会接触南方书籍，比如1938年在昆明购得《南诏碑》及《南诏野史》¹⁴²，又购入《云南备征录》、《唐会要》等南方书籍。¹⁴³郑天挺后来以边疆史为研究题目就是基于这些书籍，对其战时边疆史的研究发挥重要的作用，反映南迁对郑天挺而言是开拓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

然而，陈垣在战时亦有阅读书籍的习惯，在《励耘承学录》写及陈氏长年保持自律的生活习惯，在清晨四时起床梳洗后便开始其阅读及写作，一直如此。¹⁴⁴又在1938年的书信提到自己左臂甚痛，以致未能写字，但依然如常看书。¹⁴⁵由此反映，陈垣在战时同样有阅读的习惯。可见，二人战时均有阅读习惯，这对于作为学者的他们无疑在学术研究上是一种帮助。

第二节、学术研究上的不同之处

在研究方法上，郑天挺与同人之间学术研究交往增加，反之陈垣更多是独自完成学术研究。上面章节提到郑天挺在西南联大与同人的来往增加，这为郑天挺的学术研究方式带来另一种发展。在《西南联大行思录》提到，当时西南联大由于战争所限，难以举行学术会议等研讨，故此透过传阅文稿来打破当时的学术限制，使学术思维持续发展。 ¹⁴⁶此研究方法正呈现于郑天挺的学术研究中，在其《日记》提及到《发羌之地望与对音》文稿之传阅：

此文原题曰《发羌释》，继改今名，遵莘田、雪屏之教也。…⋯ 此文缮正后，寅恪又为订正梵文对音及佛经名称《大集经·月藏菩萨分》文中误作《月藏经》多处，此稿不能觅也。¹⁴⁷

由此可见，郑天挺战时的研究方式有所转变，其学术研究可吸纳不同学者的意见进行完善及改动，务求达至最高水准。这可能是郑天挺战时学术成就高的原因之一。

相反，陈垣战时的学术研究方式倾向于独自完成。上章提到，陈垣由于处于日伪政府监视下，因而选择闭门写作，拒绝了许多的社交。故此这导致陈垣较少机会与同人进行学术交往。在其《书信集》于1939年曾写道「现草《明季之佛教》文，颇费商酌，故心常不闲。」¹⁴⁸可见，陈垣完成著作时仅靠自己多番斟酌，倾向于独自完成学术研究。上述观之，郑天挺及陈垣在战时显然是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学术研究，前者有更多机会与不同知名学者进行讨论及交流，后者更多是由个人完成。

在学术成果上，郑天挺及陈垣所研究的方向及内容与战前不同，但核心思想在于表达国家及民族之情。郑天挺的学术研究由战前的文献梳理转至战时的清史及边疆史研究。¹⁴⁹在《日记》写及郑天挺与友人在聚会上的对话：

座凡莘田、建功、矛尘、膺中宾主六人，以吾侪将往昆明，劝余留意南诏史料，佘方治隋唐史，闻之欣然。¹⁵⁰

由对话可见，当时不少学者已开始将研究方向转至边疆及西南史，前往南方的郑天挺同样受到转变。然而，令郑天挺战时转向研究边疆史与其南迁，得以接触西南方的生活，并且较易得到当地史料有关。¹⁵¹加上上述曾提到，战时西南联大书籍及史料缺乏，西南地区的史料自然成为学者的研究资料。郑天挺战时边疆史学术成果有〈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等。¹⁵²当中包括证明了藏族与中华民族的联系及关连紧密，对于证明薄缘夷为不丹乃突破性发现。¹⁵³这些研究成果有利于战时中华民族之团结。

此外，郑天挺战时的清史研究深受学界景仰。战争期间，郑氏发表了多篇与清史相关之学术文章，其中在〈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写到：

近世强以满洲为地名，以统关外三省，更以之名国，于史无据，最为谬妄。满洲⋯⋯乃中华历史上宗族之一，清朝入关后散居中原，更不可以一省一地限之也。¹⁵⁴

可见，郑天挺透过文章批评日本在中国建立满洲国。¹⁵⁵上述边疆史及清史的学术研究均可反映出郑氏战时的学术成果为战时服务，与战前的学术风格不同。

（图6）¹⁵⁶：〈发羌之地望与对音〉之手稿

另外，陈垣的学术研究题目则由战前外来宗教转至战时对中国宗教进行研究。在战争期间，陈垣发表多份学术成果，包括有《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清初僧诤记》等。¹⁵⁷从文章标题可反映，文章内容主要以中国传统宗教为材。这与战前侧重外来宗教为材很不同。¹⁵⁸而当中共通之处便是战时研究仍与宗教相关。

然而，陈垣是以间接的表达形式，将爱国之情呈现在战时的学术研究。 陈氏在《书信 集 》的信件指出：

所有《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所着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¹⁵⁹

由此观之，陈垣基于身处日伪的监控中，只能以间接、隐喻的方式来表达爱国之情。在此以其《通鉴胡注表微》¹⁶⁰为例。《表微》是以南宋末年《通鉴注》之作者胡三省为材，以胡氏之经历来映射陈氏自身战时之经历，暗表其对国家之热爱。¹⁶¹上述反映，陈垣战时的学术研究转向以中国宗教为材，并在内容上暗自表达爱国之情，同时以学术研究暗斥日本的所作所为。 

（图7）¹⁶²：陈垣与刘乃和（1918-1998）于1946年校对《通鉴胡注表微》

在二人战时的学术成果上，可以看到二人的学术选材及方向与过往有所转变。相对而言，郑天挺由于战争关系，对其研究方向有更大的改变，并开展新研究领域。陈垣则是在自己的领域上进行研究，只是集中以中国宗教为材。而二人学术成果的表达上，郑天挺更为直接，反观陈垣较为间接及隐晦。虽在学术作品的表达方式上不同，但二人同样表达着自身的爱国情怀，并痛斥着日本的入侵。

同时，从二人战时的研究题目，以至研究成果的转变可以发现，陈垣及郑天挺在战时转向以国族主义的视角来进行学术研究。国族主义是由梁启超（1873-1929）在1902年《新史学》所提倡，当中梁氏强调「国家」、「国民」、「群」以及「社会」之概念。¹⁶³正如王泛森（1958-）所写：「在当时内外环境迫压之下，人们开始觉悟要有新的政治思维才能保国教国…⋯」，这更是与「国家建构」的概念相关。¹⁶⁴而在战时的中国面临着民族危机，人们急切地从历史中找到令中华民族得以生存的力量及精神。¹⁶⁵故此，在抗日战争此重大民族危难之中，国族主义成为当时解读中国历史几乎唯一视角。这样的历史视角正正能在郑天挺及陈垣的学术风格及学术成果反映出来。如上述提到的〈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¹⁶⁶、《通鉴胡注表微》¹⁶⁷便是分别以直接及间接方式表达爱国情怀的作品。虽说郑氏及陈氏二人身处两地，二人却均转变以国族主义的历史视角进行学术研究，与战前甚为不同，籍此可反映国族主义成为学者战时重点研究视角，更是战争时期史学转变的特有现象。

这章节可找出郑天挺及陈垣战时在学术风格上的异同，就上述内容可见，二人身为学者，其学术研究环境以至工作量均受战争波及，却不约而同灵活地运用有限的学术空间，硏究出许多高水准的学术成果，故此反映郑氏及陈氏在战时坚守学者素养，努力进行学术研究，以为国家作出贡献。

郑天挺及陈垣的战时生活与战前生活迥然不同，战时均过着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生活。二人在生活环境、教学以及学术风格三个层面的异同对比中，可以发现二人即使天各一方，战争所带来的伤害同样发生在二人身上，反映战争的伤害是不可逆的，更是不可避免的。身为师者及学者的二人，战争使他们的生活环境大幅下降，在资源不足、高度压力之下进行日常教学与学术研究，对二人原本安稳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冲击，这亦是该时期大多知识份子所面临的境况。

然而，在抗战胜利以后，不少组织及学者批评战时留守沦陷区的人民没有民族及爱国意识。其中，陈诚¹⁶⁸（1898-1965）在战后的团拜会上表示北京并没有任何民族意识，陈垣对此甚为生气，更在反驳后离席。¹⁶⁹对于沦陷区内人们是否存在民族意识，学界不时就此谈及至「协力」现象，现可透过本文上述对郑天挺及陈垣战时经历的分析，为这现象有更深入的了解。战时二人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西南联大的学术相对自由，没有固定的教科书及讲授内容。¹⁷⁰反之，辅仁大学由于受日伪当局所监视及打压。¹⁷¹这使陈垣与郑天挺的直抒其感甚为不同。陈垣受环境、身份等多种因素影响，正如「协力」所强调的复杂性般¹⁷²，使陈氏需要更为低调，只能以间接、隐晦的方式透过历史研究暗表爱国情怀。又以辅仁大学的抗日表现而言，是整所学校有系统地抗争。¹⁷³正如储朝晖写道，沦陷区的大学精神是受外力影响所形成的精神孤儿，失去与原有精神的连接，却不会在短期内「遗忘」，因而核心仍 保持中国传统价值精神 ，对于受日伪当局所影响之人，本身便不具备 这种传统价值精神。¹⁷⁴故此，沦陷区内的大部分人是具爱国意识的，他们更多是受不同因素所限，陈垣便是很好的例子。

最后，郑天挺及陈垣作为师者及学者，战时坚决投身于教育及学术研究上，二人分别创作出《清史探微》¹⁷⁵、《通鉴胡注表微》¹⁷⁶等出色大作。这些作品改变了过往的历史视角。钱穆（1895-1990）的《国史大纲》也是以民族史学角度出发。¹⁷⁷由于日本的入侵，造成民族危机，史学研究服务于民族抵抗的需要，因此国族视角成为战时几乎唯一研究中国历史的角度，从此国族角度变成中国史学的主要研究范式。这种范式的主导地位要等到中共执掌政权后，马克思主义成为重要的研究范式后，才开始改变。¹⁷⁸

中文文献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二编 教育（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2.陈垣，陈智超：《陈垣全集》，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

3.郑天挺：《清史探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4.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5.郑天挺：《郑天挺明史讲义 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

中文专著

1.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

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励耘书屋问学记 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3.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

4.吴廷璆，陈生玺，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5.易社强着，饶佳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北京：传记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

6.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编：《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7.封越健，孙卫国：《郑天挺先生学行录》，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8.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筹委会：《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9.孙邦华：《会友贝勒府－辅仁大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10.孙卫国：《郑天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年。

11.张曼菱：《西南联大行思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12.陈明章：《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

13.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4.闻黎明：《抗战风云中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

15.刘乃和，周少川，王明泽，邓瑞全：《陈垣年谱配图长编》，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年。

16.刘乃和：《励耘承学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17.储朝晖：《中国近代大学精神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

18.罗志田：《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 史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中文论文

1.丁芮：〈抗战时期沦陷区内的大学教育——以董毅日记所载辅仁大学为例〉，《北方论丛》，第5期（2018），页119-124。

2.方裕谨：〈师表垂后世 史才写探微—读《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历史档案》，第1期（2001），页129-131。

3.任继愈：〈回忆郑毅生先生几件事〉，《南开史学》，第1期（1983），页36-39。

4.李玉伟：〈抗战时期大学教授的坚守与执着——《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阅读札记〉，《教育学报》，20卷1期 （2024年2月），页197-208。

5.周萍萍：〈陈垣与英敛之的交往述略〉，《世界宗教研究》，第4期（2020），页163-169。

6.夏彪，李松海：〈基于讲义视角的西南联大教育精神研究〉，《大理大学学报》，7卷3期（2022年3月），页96-102。

7.孙守让：〈著名史学家郑天挺和他的家庭〉，《文史天地》，第3期（2024），页25-29。

8.孙邦华：〈陈垣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平辅仁大学〉，《北京社会科学》，第4期（2007），页28-33。

9.袁国友，袁丽华：〈论“西南联大”时期郑天挺的教学活动及其学术研究〉，《楚雄师范学院学报》，35卷4期（2020年7月），页113-123。

10.马玉华：〈郑天挺先生对西南边疆史地的研究〉，《昆明学院学报》，42卷1期（2020），页18-25。

11.崔文龙：〈论“抗日大本营”——北平辅仁大学的德国背景〉，《日本侵华史研究》，第3期（2014），页56-66。

12.张觅觅：〈陈垣在辅仁大学的日子〉，《教育》，第35期（2009），页54。

13.张轲风：〈北大舵手、联大总管：郑天挺先生的行政担当〉，《文史天地》，第11期（2024），页9-17。

14.曾士荣：〈学界关于二次大战期间东亚的「战争协力」（wartime collaboration）的研究回顾及反思〉，《台湾学研究》，第23期（2019年2月），页31-55。

15.杨志玖，冯尔康：〈《探微集》述略—纪念郑天挺先生〉，《历史研究》，第3期（1982），页33-38。

16.解明恩，索渺清，叶梦姝：〈西南联大的气象教育与人才培养〉，《气象科技进展》，9卷1期 （2019），页60-66。

17.刘乃和：〈陈坦先生在抗战时期〉，《史学史研究》，第3期（1995），页1-8。

18.刘宜庆：〈郑天挺：烽火岁月中的家事与国事〉，《同舟共进》，第9期（2018），页62-67。

19.谢泳：〈西南联大知识份子群的形成与衰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总第38期（1996年12月），页55-66。

网页资料

1.吴雯：〈郑天挺史学成就述略〉，中华文史网(http://www.qinghistory.cn/ztt/354859.shtml)，2004年5月24日发表。(浏览日期：2025年1月15日)

2.陈秋速：〈傲骨立天地 奇文鉴古今—史学家陈垣与故宫博物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http://www.nopss.gov.cn/BIG5/n1/2020/1116/c219551-31932194.html)，2020年11月16日发表。(浏览日期：2025年3月13日)

3.新华社：〈历史名人—陈诚〉，新华通讯社(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zj.xinhuanet.com/df/qingtian/history/history_06.htm) (浏览日期：2025年4月5日)

4.熊健媄，韩拱辰：〈开启近代正规英语教育先河 英千里教授生平事略〉，英千里教授纪念网站(https://ying.forex.ntu.edu.tw/detail/6/1)，2018年12月26日发表。(浏览日期：2025年4月5日)

5.辅仁大学校史室：〈走过岁月（一）辅大简介〉，辅仁大学校史室，(http://www.fuho.fju.edu.tw/sketch/writing/19921030.html)(浏览日期：2025年1月28日)

6.辅仁大学校史室：〈走过岁月（二）辅仁大学校训、校徽、校庆、校歌、校旗由来介绍〉，辅仁大学校史室(http://www.fuho.fju.edu.tw/sketch/writing/19930412.html)(浏览日期：2025年1月28日)

7.龙美光：〈刚毅坚卓—西南联大校训考〉，清华大学校史馆(https://xsg.tsinghua.edu.cn/info/1003/3393.htm)，2023年12月12日发表。(浏览日期：2025年1月14日)

脚注 ：

1. 郑天挺：〈郑天挺自传〉，孙卫国：《郑天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年），页566。

2. 郑天挺：〈回忆陈援庵先生四事—致刘乃和同志书〉，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页12。

3. 吴廷璆：〈前记〉，吴廷璆，陈生玺，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页2。

4. 袁国友，袁丽华：〈论“西南联大”时期郑天挺的教学活动及其学术研究〉，《楚雄师范学院学报》，35卷4期 （2020年7月），页118。

5. 任继愈：〈回忆郑毅生先生几件事〉，《南开史学》，第1期（1983），页38-39。

6. 李侃：〈探微．求实．进取—读《探微集》〉，吴廷璆，陈生玺，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页666-674。

7. 杨志玖，冯尔康：〈《探微集》述略—纪念郑天挺先生〉，《历史研究》，第3期（1982），页33-38。

8. 郑天挺：《清史探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9. 封越健，孙卫国：《郑天挺先生学行录》（北京：中华书局，2009）。

10. 白寿彝：〈要继承这份遗产（代序）－纪念陈援庵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励耘书屋问学记 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页5。

11. 同上，页2。

12. 王德恩：〈对陈援庵先生治宗教学的一点认识〉，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筹委会：《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页3。

13. 吴怀祺：〈《通鉴胡注表微》在中国近代史学上的价值〉，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筹委会：《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页134-135。

14. 朱仲玉：〈陈垣先生在史学上的重要贡献〉，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筹委会：《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页85。

15. 王德恩：〈对陈援庵先生治宗教学的一点认识〉，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筹委会：《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页3。

16. 陈垣，陈智超：《陈垣全集 第二十一册》（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

17. 刘乃和，周少川，王明泽，刘瑞全：《陈垣年谱配图长编》（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年），页489。

18. 封越健，孙卫国：〈前言〉，封越健，孙卫国：《郑天挺先生学行录》（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页4。

19. 北京师范大学：〈前言〉，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

20. 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00周年筹委会：〈纪念陈垣校长诞辰一百周年〉，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页7。

21. 张轲风：〈北大舵手、联大总管：郑天挺先生的行政担当〉，《文史天地》，第11期（2024），页9。

22. 袁国友，袁丽华：〈论“西南联大”时期郑天挺的教学活动及其学术研究〉，《楚雄师范学院学报》，35卷4期（2020年7月），页118。

23. 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00周年筹委会：〈纪念陈垣校长诞辰一百周年〉，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页7。

24. 谢泳：〈西南联大知识份子群的形成与衰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总第38期（1996年12月），页55。

25. 陈雪屏：〈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介〉，陈明章：《学府纪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页1。

26. 龙美光：〈刚毅坚卓—西南联大校训考〉，清华大学校史馆 (https://xsg.tsinghua.edu.cn/info/1003/3393.htm)，2023年12月12日发表。(浏览日期：2025年1月14日)

27. 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史〉，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页3。

28. 同上，页3。

29. 同上，页3-4。

30. 同上，页4。

31. 解明恩，索渺清，叶梦姝：〈西南联大的气象教育与人才培养〉，《气象科技进展》，9卷1期（2019），页60。

32. 龙美光：〈刚毅坚卓—西南联大校训考〉，清华大学校史馆 (https://xsg.tsinghua.edu.cn/info/1003/3393.htm)，2023年12月12日发表。(浏览日期：2025年1月14日)

33. 易社强着，饶佳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北京：传记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页158。

34. 闻黎明：《抗战风云中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页ii。

35.辅仁大学校史室：〈走过岁月（一）辅大简介〉，辅仁大学校史室， (http://www.fuho.fju.edu.tw/sketch/writing/19921030.html) (浏览日期：2025年1月28日)

36. 辅仁大学校史室：〈走过岁月（二）辅仁大学校训、校徽、校庆、校歌、校旗由来介绍〉，辅仁大学校史室(http://www.fuho.fju.edu.tw/sketch/writing/19930412.html) (浏览日期：2025年1月28日)

37. 同上。

38. 崔文龙：〈论“抗日大本营”——北平辅仁大学的德国背景〉，《日本侵华史研究》，第3期（2014），页57-58。

39. 孙邦华：《会友贝勒府－辅仁大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页29。

40. 吴廷璆，陈生玺，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41. 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编：《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42. 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

43. 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筹委会：《纪念陈垣校长誔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44. 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45. 刘乃和：《励耘承学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46.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励耘书屋问学记 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47. 袁国友，袁丽华：〈论“西南联大”时期郑天挺的教学活动及其学术研究〉，《楚雄师范学院学报》，35卷4期（2020年7月），页113-123。

48. 刘乃和：〈陈坦先生在抗战时期〉，《史学史研究》，第3期（1995），页1-8。

49.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50. 李玉伟：〈抗战时期大学教授的坚守与执着——《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阅读札记〉，《教育学报》，20卷1期（2024年2月），页197-208。

51. 孙邦华：〈陈垣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平辅仁大学〉，《北京社会科学》，第4期（2007），页28-33。

52. 易社强着，饶佳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北京：传记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

53. 张曼菱：《西南联大行思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54. 孙邦华：《会友贝勒府－辅仁大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55.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56. 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57. 陈垣，陈智超：《陈垣全集》（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

58. 曾士荣：〈学界关于二次大战期间东亚的「战争协力」（wartime collaboration）的研究回顾及反思〉，《台湾学研究》，第23期（2019年2月），页35、51。

59. 吴雯：〈郑天挺史学成就述略〉，中华文史网 (http://www.qinghistory.cn/ztt/354859.shtml)，2004年5月24日发表。(浏览日期：2025年1月15日)

60. 陈秋速：〈傲骨立天地 奇文鉴古今—史学家陈垣与故宫博物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http://www.nopss.gov.cn/BIG5/n1/2020/1116/c219551-31932194.html)，2020年11月16日发表。(浏览日期：2025年3月13日)

61. 孙守让：〈著名史学家郑天挺和他的家庭〉，《文史天地》，第3期（2024），页25。

62. 刘宜庆：〈郑天挺：烽火岁月中的家事与国事〉，《同舟共进》，第9期（2018），页62。

63. 郑天挺：〈郑天挺自传〉，孙卫国：《郑天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年），页556。

64. 同上，页557。

65. 吴廷璆：〈前记〉，吴廷璆，陈生玺，冯尔康，郑克晟编：《郑天挺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页1。

66. 郑嗣仁：〈郑天挺教授大事记〉，封越健，孙卫国编：《郑天挺先生学行录》（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页532-533。

67. 同上，页533。

68. 郑天挺：〈郑天挺自传〉，孙卫国：《郑天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年），页564。

69. 刘乃和：〈陈垣老师勤奋的一生〉，刘乃和：《励耘承学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页3。

70. 同上。

71. 同上，页5-6。

72. 同上，页7-8。

73. 英敛之（1867-1926）：为满洲正红旗人，赫佳氏，于22岁信奉天主教，为辅仁大学重点创办人。详见，孙邦华：《会友贝勒府－辅仁大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页7-8。

74. 周萍萍：〈陈垣与英敛之的交往述略〉，《世界宗教研究》，第4期（2020），页163-165。

75. 同上，页167-168。

76. 孙邦华：《会友贝勒府－辅仁大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页16-17。

77. 刘乃和，周少川，王明泽，邓瑞全：《陈垣年谱配图长编》（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年），页315。

78. 同上，页392。

79. 郑天挺：〈滇行记〉，孙卫国：《郑天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年），页509。

80. 袁国友，袁丽华：〈论“西南联大”时期郑天挺的教学活动及其学术研究〉，《楚雄师范学院学报》，35卷4期（2020年7月），页113。

81.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页74。

82. 孙邦华：〈陈垣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平辅仁大学〉，《北京社会科学》，第4期（2007），页29。

83. 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636。

84. 同上，页639。

85. 同上，页679。

86. 同上，页680。

87. 张曼菱：《西南联大行思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页142。

88. 易社强着，饶佳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北京：传记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页341。

89.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页69。

90. 同上，页673。

91. 陈垣，陈智超：《陈垣全集 第二十三册》（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58-59。

92. 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746。

93. 闻黎明：《抗战风云中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页81-118。

94. 同上，页89。

95.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页694。

96. 同上，页18。

9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二编 教育（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页291。

98. 孙邦华：〈陈垣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平辅仁大学〉，《北京社会科学》，第4期（2007），页29。

99. 崔文龙：〈论“抗日大本营”——北平辅仁大学的德国背景〉，《日本侵华史研究》，第3期（2014），页57-58。

100. 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644。

101. 同上，页769。

102.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页25。

103. 郑天挺：〈1944年西南联大师生赴大理考察记〉，孙卫国：《郑天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年），页518-548。

104. 郑天挺：〈南迁岁月—我在联大的八年〉，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编：《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页369。

105. 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671。

106. 同上，页747。

107. 储朝晖：《中国近代大学精神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页364-365。

108.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页210。

109. 郑天挺：〈郑天挺自传〉，孙卫国：《郑天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年），页517。

110. 刘乃和，周少川，王明泽，刘瑞全：《陈垣年谱配图长编》（沈阳：辽海出版社，200年），页484-485。

111. 孙邦华：《会友贝勒府－辅仁大学》（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页63-64。

112. 同上，页64。

113. 英千里（1900-1969）：为北平辅仁大学教授及秘书长。详见，熊健媄，韩拱辰：〈开启近代正规英语教育先河 英千里教授生平事略〉，英千里教授纪念网(https://ying.forex.ntu.edu.tw/detail/6/1)，2018年12月26日发表。(浏览日期：2025年4月5日)

114. 孙邦华：〈陈垣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平辅仁大学〉，《北京社会科学》，第4期（2007），页30。

115.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页326。

116. 李玉伟：〈抗战时期大学教授的坚守与执着——《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阅读札记〉，《教育学报》，20卷1期（2024年2月），页199。

117. 郑天挺：〈郑天挺自传〉，孙卫国：《郑天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年），页570。

118. 刘乃和，周少川，王明泽，刘瑞全：《陈垣年谱配图长编》（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年），页482。

119. 郑天挺：《郑天挺明史讲义 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页5。

120. 夏彪，李松海：〈基于讲义视角的西南联大教育精神研究〉，《大理大学学报》，7卷3期 （2022年3月），页97。

121.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页61。

122. 同上，页68。

123. 丁芮：〈抗战时期沦陷区内的大学教育——以董毅日记所载辅仁大学为例〉，《北方论丛》，第5期（2018），页121-122。

124. 刘乃和，周少川，王明泽，刘瑞全：《陈垣年谱配图长编》（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年），页546。

125. 同上，页472-473。

126. 张觅觅：〈陈垣在辅仁大学的日子〉，《教育》，第35期（2009），页54。

127. 郑天挺：〈郑天挺自传〉，孙卫国：《郑天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年），页573。

128. 陈垣：〈小引〉，陈垣，陈智超：《陈垣全集 第二十一册》（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1。

129. 陈垣，陈智超：《陈垣全集 第二十一册》（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

130. 孙卫国：〈郑天挺先生学术年谱〉，孙卫国：《郑天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年），页583。

131. 同上，页583。

132. 同上，页584-586。

133.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页653。

134. 张轲风：〈北大舵手、联大总管：郑天挺先生的行政担当〉，《文史天地》，第11期（2024），页13。

135. 孙邦华：〈陈垣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平辅仁大学〉，《北京社会科学》，第4期（2007），页29。

136. 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00周年筹委会：〈纪念陈垣校长诞辰一百周年〉，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页7。

137. 孙邦华：〈陈垣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平辅仁大学〉，《北京社会科学》，第4期（2007），页30。

138.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页57。

139. 同上，页57。

140. 李玉伟：〈抗战时期大学教授的坚守与执着——《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阅读札记〉，《教育学报》，20卷1期（2024年2月），页203。

141. 同上，页203。

142.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页33。

143. 同上，页40。

144. 刘乃和：〈学习陈援庵老师的刻苦治学精神〉，刘乃和：《励耘承学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页75。

145. 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637。

146. 张曼菱：《西南联大行思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页197-198。

147.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页72-73。

148. 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650。

149. 袁国友，袁丽华：〈论“西南联大”时期郑天挺的教学活动及其学术研究〉，《楚雄师范学院学报》，35卷4期（2020年7月），页113。

150.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页8。

151. 马玉华：〈郑天挺先生对西南边疆史地的研究〉，《昆明学院学报》，42卷1期（2020），页24。

152. 同上，页23。

153. 陈生玺：〈史学大师郑天挺先生的宏文卓识—纪念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编：《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39。

154. 郑天挺：〈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郑天挺：《清史探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5。

155. 方裕谨：〈师表垂后世 史才写探微—读《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历史档案》，第1期（2001），页130。

156. 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157. 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00周年筹委会：〈纪念陈垣校长诞辰一百周年〉，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页7。

158. 同上，页8。

159. 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页216。

160. 陈垣，陈智超：《陈垣全集 第二十一册》（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

161. 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00周年筹委会：〈纪念陈垣校长诞辰一百周年〉，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年），页8。

162. 刘乃和，周少川，王明泽，刘瑞全：《陈垣年谱配图长编》（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年），页513。

163. 王泛森：〈引论：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罗志田：《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 史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2。

164. 同上，页3。

165. 王晴佳：〈科学史学与民族史学的消长〉，罗志田：《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 史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660。

166. 郑天挺：〈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郑天挺：《清史探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3-31。

167. 陈垣，陈智超：《陈垣全集 第二十一册》（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

168. 陈诚（1898-1965）：为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抗日时期曾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等职务。详见，新华社：〈历史名人—陈诚〉，新华通讯社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zj.xinhuanet.com/df/qingtian/history/history_06.htm) (浏览日期：2025年4月5日)

169. 刘乃和，周少川，王明泽，刘瑞全：《陈垣年谱配图长编》（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年），页499。

170. 张曼菱：《西南联大行思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页242-243。

171. 崔文龙：〈论“抗日大本营”——北平辅仁大学的德国背景〉，《日本侵华史研究》，第3期（2014），页58。

172. 曾士荣：〈学界关于二次大战期间东亚的「战争协力」（wartime collaboration）的研究回顾及反思〉，《台湾学研究》，第23期（2019年2月），页35、51。

173. 储朝晖：《中国近代大学精神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页443。

174. 同上，页445-446。

175. 郑天挺：《清史探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176. 陈垣，陈智超：《陈垣全集 第二十一册》（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

177. 王晴佳：〈科学史学与民族史学的消长〉，罗志田：《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 史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666。

178. 王晴佳：〈新时期、新方法、新史学〉，罗志田：《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 史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页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