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天挺先生（1899-1981）的清史研究十分出色，尤其對清代開國史、滿族史等課題帶來巨大突破，甚至可說在這些課題上具備開闢性。⁵⁹陳垣先生（1880-1971）拓展了中國宗教史、歷史文獻學等學術發展。⁶⁰然而，二人的研究方向與其成長及家庭環境有關，故此，以下將簡述鄭天挺及陳垣之成長背景，並交代二人戰前的學術研究情況，以能更有效地掌握本文第五章有關二人戰時學術研究之內容。

第一節、鄭天挺之背景

鄭天挺出生於1899年的北京，祖籍為福建長樂。⁶¹六至七歲的鄭天挺相繼失去雙親，並與其弟弟寄住在姨母家。⁶²鄭天挺對清史的興趣及人格形成源自於這樣的成長環境。在〈鄭天挺自傳〉提到，1915年於北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中學就讀的鄭天挺因成績不佳留級一年，因此促使他重新將重心放在學習上，卻偏愛閱讀父親遺留下來與文史相關的書籍，反而不完全按照學校的規定所閲讀。⁶³另外，1916年自夏天開始，鄭天挺在家自學一年，所讀的書籍便是其父親之書，相關情況在〈自傳〉提到：

後來自己逐步摸索出一條捷徑，給我後來學習文史創造了條件，養成了讀書的習慣，也奠定了後來學習的趨向。⁶⁴

可見，鄭天挺父親的文史書籍伴隨著鄭天挺的成長，令他增加接觸史類書籍的機會，對其日後選擇硏究清史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更重要的是培養了鄭天挺愛讀書的習慣， 有利穩固鄭氏在文史上的知識基礎。戰爭時期的鄭天挺仍努力維持讀書習慣，這對其學術研究無疑能夠帶來幫助。

此外，鄭天挺在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國文學本科，三年後進入北大國學研究所並師從現代文字學家錢玄同（1887-1939）。⁶⁵鄭氏於1933年起在北平大學任中文系副教授，教授包括中國近三百年史、古地理學、校勘學等科目，直至1936年開始教授魏晉南北朝史。⁶⁶戰前學術作品主要有，以考勘形式所寫的《杭世駿〈三國志補注〉與趙一清〈三國志補注〉》以及〈多爾袞稱皇父之臆測〉等。⁶⁷其中《杭世駿〈三國志補注〉與趙一清〈三國志補注〉》是分別以杭氏及趙氏的《三國志》從文獻上作校勘對比。⁶⁸從教授科目與所發表的作品可見，戰前的鄭天挺教授的科目的學科及對象以中文系為主，學術作品亦主要以校勘及文獻整理為主。

第二節、陳垣之背景

陳垣出生於1886年的廣東，祖籍為廣東新會。⁶⁹陳氏與父親到達廣州並在私塾學習，學習內容集中為四書五經，曾參加鄉試惟沒有考中。⁷⁰1906年，其父親患病經西醫治療得以康復，此事令其於1907年考進博濟醫學院學習，後轉至光華醫學院實習，期間有發表醫學文章至《衞生報》等。⁷¹此外，陳垣曾在廣洲振德中學，以及多間北京大學任教。⁷²

陳垣的宗教史研究主要是基於其曾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庫提要），得悉來華傳教士著有相關書籍，但《四庫提要》並沒有將其收納，這促使陳垣感興趣並期望發表與中國基督教史相關論文，後來陳垣看到《萬松野人言善錄》發現有助於完成自己的論文，於是聯絡其作者英斂之⁷³（1867-1926），二人成為友人，隨後陳垣相繼發表《元也里可溫考》、《火祆教入中國考》等數篇與外來宗教相關的研究論文，其中《元也里可溫考》主要與元代基督教有關，展開中國古代宗教史的硏究方向。⁷⁴

此外，陳垣與英斂之更先後整理《名理探》、《聖經直解》等宗教文獻，陳氏更於1924年成為「清室善後委員會」一員，並整理天主教相關資料。⁷⁵直至1926年，英斂之去世後轉由陳垣處理輔仁大學校務。⁷⁶直至戰前，陳垣發表多篇與宗教及校訂相關的論文，比如1932年《雍乾間奉天主教之宗室》⁷⁷、1936年《墨井書畫集錄文訂誤》⁷⁸等。反映戰前陳垣的學術研究主要以外來宗教史及文獻整理為主。

從這章可見，鄭天挺及陳垣的家庭環境及成長背景，對二人學術研究方向及讀書習慣有所影響，亦為日後的教學及學術研究奠定基礎。

鄭天挺曾在〈滇行記〉提到1937年是「最不尋常的一年」。⁷⁹由此反映，1937年對於鄭天挺及陳垣一眾學者而言，無疑在生活各方面都會出現翻天覆地的轉變。在面對戰爭的到來，鄭天挺選擇遷至南方，陳垣則選擇留在淪陷區，無論選擇那一種生活環境，對二人在衣食住行、安全問題以至社交方面均有所影響，以下將對此遂一對比。

第一節、生活環境上的相同之處

首先，陳垣與鄭天挺在戰時與家人分離，有別於戰前的家庭生活。在戰爭爆發初期，完成師生疏散及學校遷移後，鄭天挺獨自南下，歷經多地到達長沙。⁸⁰反映戰爭使鄭天挺與家人分開生活。在《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不時可以看到鄭天挺與子女、親友之間以信件的溝通，比如在1938年7月5日寫道，當天為兩位女兒的生日，因而為其寫家書。⁸¹從此處可見，戰爭促使鄭天挺與家人的距離拉遠，改變了原來一起居住的家庭生活，故此帶著對家人的牽掛成為鄭氏在戰時的生活狀態之一。

然而，該時期陳垣身為北平輔仁大學校長及著名史學學者，這身份促使陳垣與親友分離，一舉一動受到監控，在政治、生活方面均失去自由。⁸²在《陳垣來往書信》能看到陳垣戰時生活環境實屬不易，當中與其長子陳樂素（1902-1990）在1937年的書信寫道：「新孫趣否，親友有遇難者否，念念。」⁸³，又或寫道對孫子的關愛：「潛久未離校，頗擔心，惟有盼禱其平安而已。」⁸⁴由此反映陳垣因戰爭與家人離別，僅能以書信得悉家人的情況。而在不少書信均提及到末能按時收到家信：比如在1945年1月31日及5月l日與陳樂素的書信中可以看到：「至今相隔兩月，末接來信，至為懸念。」⁸⁵、「盼望不斷來信，不可等到信到然後覆，防中有遺失，彼此等，則信息更遲也 。」⁸⁶由此可見，陳垣時刻掛念親友安危，又因戰事未能及時收到書信而焦慮及擔憂。從戰時的家庭生活可見，二人同樣在漫長的戰爭中與至親分隔兩地，時刻掛念家人成為他們的常事，只能單靠常常末能按時送達的書信與家人聯繫，以得知家人近況，不難發現二人在戰時嘗盡孤獨之情。

其次，戰時物資成為稀罕物，居住環境惡劣，這是陳垣與鄭天挺均面對的情況。由於移至南方，加上處於戰時狀態，西南聯大師生們面臨著朝不保夕的生活環境。在張曼菱《西南聯大行思錄》中，曾就讀聯大的學生李政道說道：「那個時候在聯大生活是很艱苦的，我們住的草房，十六個人住一間，教室也是草房子。」⁸⁷另外，在《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引部分蔣夢麟校長所寫的信：

圖書缺乏，生活困苦（物價較戰前漲百倍以上），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⁸⁸

由信中內容可以看到戰時西南聯大的生活捉襟不安，物價不斷上漲，生活質素令人憂慮。而在《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亦不時提到相關狀況，比如在1938年6月13日鄭天挺先生提到：「戰事大壞，物價蜚騰。」⁸⁹ 、1943年3月17日的寫道：「五年未制新衣，領袖皆破，日日在校，人人皆窮，固無傷。」⁹⁰此反映鄭天挺在西南聯大的衣食住行尤其缺乏，生活甚是艱難。

同時，戰時的輔仁大學以及淪陷區的日常生活中，無不透露著陳垣捉襟見肘的狀況。在陳垣於1938年至胡適的信中寫道：

輔仁經費支絀，去年董事會議先生主席，曾議決今年向基金會請求補助，兹特擬就申請書…乞多多幫忙為幸。⁹¹

又與友人張長弓（1905-1954）於1945年2月書信提及：「本屆校中寒假甚長，凡兩越月，因省煤也。」⁹²可見當時輔仁大學經濟緊張，物資短缺，反映出陳垣及師生們在淪陷區的生活十分困難。從二人的衣食住行可見，二人的生活物資有限、居住環境欠佳，生活成本大漲，反映戰時的物質生活甚為不易。這促使生活成本成為二人戰時需要面對的一大難題。

由此觀之，二人在戰時的家庭生活及衣食住行有著相同之處，他們同樣處於資源缺乏、通貨膨脹及膽戰心驚的生活環境之中，並伴隨著對親友的思念。

第二節、生活環境上的不同之處

在安全問題方面，戰爭對鄭天挺和陳垣的影響有著不同之處。對於前者而言是威脅到生命安全，對於後者而言則是精神上的折磨。首先，日軍的空襲可謂是聯大師生的惡夢，各人生命危在旦夕。在不少西南聯大的著作中，各學者均有提及到空襲的破壞及傷亡大輻記載，可見其空襲影響之大。例如在《抗戰風雲中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第三章〈直面轟炸〉詳細寫到戰爭的轟炸對西南聯大的影響及傷亡。⁹³作為聯大校務委員會常委的梅貽琦（1889-1962）在其日記中，對昆明被炸情況亦有不少記錄。⁹⁴反映空襲對聯大的基礎建設，以及師生身心健康均產生不可磨滅的傷害。同樣地，在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中，更是十分詳盡地記錄空襲的次數及情形。比如在1943年5月31日的日記中列出了5月昆明發生空襲的次數，在19日響警報，在15日發生轟炸，預行警報及空襲警報分別出現六次及一次。⁹⁵更有記錄鄭天挺先生首次聽到飛機投彈聲音的情況：

十一時十分聞飛機來襲警報，避入地下室，在地下室內聞巨響，一窗戶為震盪，群疑為炸彈，隨聞槍聲三群，謂高射炮，既而聞飛機航行聲。⋯此為余第一次所聞之飛機投彈聲也。⁹⁶

上述無論從學生、學校同僚、以至鄭氏本人的紀錄均可發現，戰爭對西南聯大的破壞是直接的，對於在西南聯大任教的鄭天挺來說，很直接地面臨著戰爭對性命安全、生活保障所構成的危機。

此外，國民政府於1938年實行《淪陷區教育實施方案》，其中兩項原則如下：

一、在淪陷區域之各級教育，應利用種種方法，使其繼續維持，以適應抗戰需要，而延續文化生命。

二、在淪陷區域應使教育界知識分子對民眾宣傳中央意旨，以培養民族意識，發動全民抗戰力量。⁹⁷

以上可見，當時對淪陷區的教育指引是帶有抗戰及提升民族團結的目的。因此，國民政府期望北平輔仁大學有效利用其國際關係的優勢，以將愛國意識培養至位於淪陷區的青少年。⁹⁸

基於這原因，令輔大成為抗戰重地，更受日偽當局重點針對。⁹⁹故此令身處淪陷區學術及抗日重地的陳垣及師生們難以避免地受到監視及打壓。這情況在《陳垣來往書信集》多處可見，在1938年的書信寫道：「亂離之感，良不可任。如有不關涉政治純學術新聞，不妨報告一二。」¹⁰⁰又於1946年書信提到在1944年輔仁大學袐書長、院長以至教授等數十人被日軍所捕，當時陳垣 卧病卻遭日軍揭被查證，最終免於被捕，陳垣對此強烈表示：「  痛哉！」¹⁰¹從以上種種情況可見，陳垣面對日軍的恐嚇，在與人交流以至所教授及發表的言論均受監視，反映陳垣戰時持續在高壓下生活，對其精神健康十分不利。

故此，從安全問題上可見，二人所面臨的安全問題各有不同，鄭天挺是直接與性命安全有關，陳垣更多是在精神上的煎熬。儘管有所不同，戰爭對二人的影響無疑是嚴重的傷害。

然而，在社交生活方面，鄭天挺在南遷及逃亡的路上，比陳垣有更多交遊及與人交往的機會。在鄭天挺的《日記》不時提到鄭氏與同僚之間的遊歷及相處。比如在戰爭初期，鄭天挺南遷過程中途經桂林，因而得以遊歷良豐西林公園、伏波山等地。¹⁰²鄭氏更與其他師生到雲南大理考察，考察目的是受到在昆明的大理人邀請，以協助編成大理方志，相關考察經歷鄭天挺在〈1944年西南聯大師生赴大理考察記〉一文有所記錄。¹⁰³由此可見，鄭天挺南遷的戰時生活令原在北方生活的他，有機會接觸南方的風土人情，這些經歷對於鄭天挺在戰時的學術作品有一定的影響，將會在之後的章節詳細說明。

同時，基於居住環境的限制，令到鄭天挺與同人相處的機會增加。在其對南遷生活的回憶中，提到1937年的除夕與同僚聚會的情形，其中寫道：

如果不是戰亂紛離，除夕是不會有此盛會的。就我個人說，這也是第一次只身在外過年，更何況這一年的國事、校事、家事遭受了多大的變故！¹⁰⁴

這句子突出戰爭對鄭天挺生活各方面的影響，同時反映戰時鄭氏有更多時間是與同僚一起生活，雙方關係拉近。

相反，陳垣在戰時的社交相對單調。可從《陳垣來往書信》窺視出來，當中在1941年寫道：「  因近年不買書，書估不上門來，我亦永不出門，消息甚陋。」¹⁰⁵又於1946年的書信提及過去八年有杜門習慣，因此在戰後變得更忙碌。¹⁰⁶可見，陳垣戰時受日軍監視，導致社交生活受限，沒有太多的人際往來，這與其身處淪陷區有很大關係。

上述可見，在社交生活方面，鄭氏有更多機會與同人交往，並在南方進行考察及交流。反之而言陳垣的社交圈子較窄，更多困於淪陷區內。同時，可以發現鄭天挺與陳垣社交生活上的不同與其所處的區域有關。

從這章節可以看到鄭氏及陳氏戰爭期間在生活環境上的異同，可發現二人戰時的生活環境與戰前截然不同，變得危機四伏、充斥著不安與恐懼。同時，二人戰時所在之地雖有不同，但戰爭同樣令二人家庭生活及衣食住行方面均面臨分離及打擊，而兩者所面臨的安全問題及社交生活各有不同，但無不突顯出戰爭對二人所造成的傷害及破壞，更反映二人戰時生活之艱苦。

上章提到戰爭對二人生活環境上的轉變及影響。然而，戰時大學的精神是主張提供具水平的高等教育，以至培養具民族意識的高等人才，而基於淪陷區大學以及南遷大學的環境不同，令其大學精神的呈現方式有所不同。¹⁰⁷故此，作為師者的鄭天挺及陳垣，在戰時的教學會因為所身處的環境而受到影響，以下將從教學形式、教學內容以及敎學資源三方面來分析二人戰時教學的異同。

第一節、教學上的相同之處

 首先，在敎學資源方面，陳垣及鄭天挺同樣面對著教學資源短缺的問題。鄭天挺曾在其《日記》提到他與北平大學教授之對話，當中就 戰時的教學困境有所感概：

談今日教書之不易，余以為國難中，圖書不足于用也，而其意乃謂學生思想之複雜。余教書二十年矣，曾不解此。嗚呼！¹⁰⁸

同時，鄭氏又於其《自傳》寫道：

在抗戰時期，一個愛國知識分子，不能親赴前線或參加戰鬥，只有積極從事科學研究，堅持嚴謹創造的精神，自學不倦，以期有所貢獻于祖國。¹⁰⁹

由此觀之，戰時鄭天挺在西南聯大的教學面臨教材不足，教學環境差劣等情況，更言過往從未遇過。然而，面對國難，鄭氏強調作為知識人士，需運用所學來貢獻國家。

同樣，陳垣在輔仁大學的教學亦為不易。在戰時，曾有學生向陳垣進言與之退至南方，陳垣對此表示：

余如南歸，輔仁大學數千青年，有何人能代余教育之？淪陷區正氣有何人能代余支持倡導，且余之圖書，又不能全部都帶去，支身南途，尤屬不宜。¹¹⁰

從陳垣的回應可以發現陳垣堅守作為師者教學的責任，更認為需以教育來促進淪陷區之正氣。上述觀之，鄭氏及陳氏同樣指出戰時教育的難處，更分別表達了作為知識份子在國家危難時應付之責任及貢獻。同時，在鄭天挺及陳垣戰時的教學資源上，可發現前者較為短缺，後者較為充足。這與二人所處之地有關聯。相對而言，鄭氏教學資源不足的情況較陳氏更為嚴峻。

然而，鄭天挺與陳垣作為師者在戰時同樣承擔起保護師生的責任。陳垣戰時所在的輔仁大學經常遭到日偽政府的調查及搜查，師生被迫填寫不同表格，更需向其交代學生狀況。¹¹¹甚至派有日籍教師到校監視，例如細井次郞（1898-1973）  於1942年任職校務長首席祕書，更有日偽特務混入學生中。¹¹²可見，輔仁大學的一舉一動均被日偽當局所監視。同時，師生被捕更是常有之事，例如英千里¹¹³（1900-1969）等人在戰時曾被日軍所捕，後獲營救得以釋放。¹¹⁴從此反映，陳垣在戰時需要負擔保護被捕師生安全的責任。

而鄭天挺在戰時同樣肩負著保護學生生活以及人身安全的責任。在《西南聯大日記》記錄了鄭氏對學生遭遇空襲後所推行的措施，其中寫道：

學生多人悲戚相訴。余遂不待商之常委，立時宣布下午發貸金一月，並設法救濟被難學生。¹¹⁵

可見，鄭天挺在戰時很盡責地保障學生的住宿及安全問題，以確保其人身安全。由上述觀之，鄭氏及陳氏在戰爭期間的責任不僅僅在教學上，甚至學生的生活保障以至性命安危也是二人需要承擔的責任，同時反映二人戰時的責任比過往更為深重。

在課程設置上，鄭天挺及陳垣的教學內容及方向同樣與戰前有所不同。在西南聯大期間鄭天挺任教不同歷史學科，包括隋唐五代史、明清史、清史研究、中國史部目錄學、隋唐史以及指導畢業論文。¹¹⁶可見與戰前主要任教中文系學科不同，這轉變可能與戰時受眾所需有關。在其《自傳》提到當時愛國情緖高漲，故此明清史甚受學生關注，超過一百名學生選修，更寫到在以前從未見過 這情形。¹¹⁷這反映戰爭及學生需求令鄭天挺的課程設置有所轉變，而鄭天挺在西南聯大的歴史教學對其戰時的學術成果有很大關聯。

此外，陳垣的課程設置與戰前亦有所不同。陳氏戰時的教學及史學更趨實用，在1943年與方豪（1910-1980）的信件寫道：「至於史學，此間風氣亦變。從前專重考證⋯⋯事變後頗趨重實用…頗提倡有意義之史學。」¹¹⁸可見陳垣在戰時的教學及史學研究更著重實用性。以上反映鄭氏及陳垣在課程設置上與戰前不同，以戰時實用性及需求為主。

第二節、教學上的不同之處

基於二人教學環境的不同，為了使當時的教學符合戰時所需，二人在教學表達形式有所不同，鄭氏的教學形式相對直接，反觀陳氏的教學形式相對間接。鄭天挺對中國歷史教學的目的在其《鄭天挺明史講義》中列出，比如：

一、說明中國歴代文化、政治、經濟、社會之變遷及現狀造成之由來，以激發愛國愛民族之意識。

二、說明前賢往哲之豐功偉烈、嘉言㦤行，以培養青年之品格與志趣─人格之修養。¹¹⁹

以上很明確顯示了鄭天挺認為國史教學是要培養學生的愛國意識，促進品德修養，以為國家作出貢獻。¹²⁰這樣的教學目的在鄭天挺戰時教學內容的取材可以得到認證。在其《西南聯大日記》有記錄到鄭天挺課堂的教學內容，例如在1938年5月16講授唐之平定群雄¹²¹、在6月8日的課堂講授唐代對外族用兵以及唐代外族勢力的消長¹²²。由此反映鄭天挺很直接地將愛國及民族意識的教育呈現及融入在教學中。

相反而言，陳垣在戰爭期間的教學方式是以間接的方式傳達愛國及民族思想。輔仁大學在戰爭期間甚為重視語文教育，以應對日偽當局所推行的文化入侵，比如當時被逼開設的日語課程。¹²³而在其《書信集》有提到戰時在輔仁大學教學選材的轉變：

九．一八以前，為同學講嘉定錢氏之學⋯⋯北京淪陷後，北方士氣萎靡，乃講全謝山之學以振之。謝山排斥降人，激發故國思想。¹²⁴

由此可見，陳垣在戰時的教學變得更重視實用性，並且以很隱晦的形式來激勵身處淪陷區的一眾學生，以望令其恢復正氣。

另外，陳垣會爭取以不同形式委轉地對學生進行勸告。在1942年4月的返校運動會，陳垣的演說以古代運動會為例，並提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以表示對逃跑的將領以及漢奸之不齒。¹²⁵陳垣更是借用這演講警告在校一些不務正業，以及與日偽有聯繫之學生。¹²⁶由此可見，陳垣在戰時的教學形式及選材均是以間接的方式來表達民族思想，以避免受到日軍的拘捕及問話。

從鄭天挺及陳垣的教學方式及選材而言，可以看到二人最明顯的不同之處是前者更直接、毫不遮掩地以愛國及民族敎育為目標。後者較間接地表達對日本入侵國家的痛恨，並隱約地表達對國家，以至民族的重視  。從這不難看出二人有共通之處，均在日常教學中融入愛國及民族思想，以及積極培養人才以為國家所用的決心，惟在教學表達方式上不同。

在此章節可以看到鄭天挺及陳垣戰時在教學上的異同。二人同為師者，比起過往對學生有更多責任，包括保護其生命安全、確保其基本生活。此外，儘管鄭天挺及陳垣教學上的表達形式各有不同，但可以看到二人戰時的教學內容與戰前有所轉變，以戰時實用性為優先考慮點。

鄭天挺曾在其〈自傳〉中回顧自身五十年經歷，帶出戰爭對自身學術研究造成的阻礙，當中寫道：

回顧我這50年，東奔西跑，忙于生活，沒有認真讀書。…⋯我有了如今天這樣安定潛研的讀書環境，這遠遠不是當年所能想像比擬的。¹²⁷

以上很直接地看到，戰時的不安穩不利於鄭氏讀書及進行學術研究。

陳垣在《通鑒胡注表微》的小引提到：「頻年變亂，藏書漸以易粟。唯胡氏覆刻元本通鑑，尚是少時讀本，不忍棄去。」¹²⁸可見，戰時陳垣的生活需靠書籍換糧食來維持，這促使陳垣只能運用手上僅有的書籍作研究，《通鑒胡注表微》¹²⁹正因此而完成。由此觀之，二人在戰時的學術研究甚具挑戰。

此外，陳垣及鄭天挺在戰時的行政工作十分繁忙，鄭氏傾向於實際事務上的繁忙，陳垣則是精神層面上的繁忙。在1938年，鄭天挺成為西南聯大的文法學院蒙自建設的籌辦者。¹³⁰在1939年，北京大學的文科研究所再次開設，鄭氏任副主任，更是導師之一。¹³¹而他自1940年起擔任西南聯大的總務長，直至1945年戰後擔任三校聯合遷移委員會主席，負責三所大學的遷返計劃。¹³²上述可見，鄭天挺在西南聯大的行政上擔當重要角色，其行政工作涉及範疇廣泛，實際工作量十分沉重。鄭天挺曾在其《日記》中有所反映，比如在1943年1月23日寫道：

山上静極，夜中幾不聞聲響，諸同學之潛心專學，真可佩。余惜為才名所誤，日牵俗務，否則上山與諸公共讀，所進所得必不限于此也。¹³³

可見鄭天挺戰時所擔任的行政職務甚多。其中包括學校及師生遷移問題、學校運作費用、教師薪金發放、以至三校人事等問題均由鄭天挺負責。¹³⁴反映戰時的鄭天挺是在處理許多事務的情況下進行學術研究。

陳垣在輔仁大學擔任校長，主要為學校校務與日偽政府周旋。比如與日偽當局周旋堅決不使用日文寫成的課本、不將日語設為必修科目。¹³⁵另外，陳垣戰時堅決拒掛日旗，因此輔仁大學被強制停課三日，陳垣更受到數次問話。¹³⁶然而，陳氏戰爭期間分別寫出部及超過十部學術專著及學術論文。¹³⁷由此得出陳垣戰時的行政工作相對較少，因而得以專心著作及教育，但陳氏需要經常在高度壓力下與日偽當局斡旋，並為校務作出決定。

上述觀之，鄭氏的實際校務較重，陳氏的行政量較少，但不能否認二人在戰時為學校運作 的付出。同時，繁多的行政工作，加上不安穏的學術環境， 對於學者來說是一種壓力，這對二人的學術研究會造成影響及妨礙。而二人不少甚具價值的學術成就均在戰時完成。故此，此章節將會從二人戰時的研究題目、研究方法、以及學術成果作對比，以找出二人在困境中學術風格之轉變，以及如何達到其學術成就。

第一節、學術研究上的相同之處

首先，在研究題目方面，鄭天挺及陳垣在戰時堅持讀書習慣，這有利其確立題目，並進行進一步的學術研究。在鄭天挺的《西南聯大日記》多次紀錄了鄭氏為自身制定讀書計劃及反思，例如鄭天挺於1938年到昆明後，對自己十二天末有讀書而慚愧，因而規劃讀書計劃，計劃如下：

上午：讀史；隋唐五代，備講授。

下午：讀傳記；《漢書》《三國志》，備纂輯史傳纂例。

晚：讀雜書。《雲南備徵志》，備纂輯《南詔書》。¹³⁸

鄭天挺更設有閲讀時數及目標。¹³⁹可見，鄭天挺於戰時 堅持維持自身的閲讀習慣，並且因應所在之地而改變。此外，鄭氏透過閲讀來發掘問題，並就此進行深入閲讀，以達成論文寫作。¹⁴⁰例如《發羌之地望與對音》便是透過閱讀《新唐書·吐蕃傳》找出“發羌”與“Bod”的對音，並就此參考各種書籍，最後得以完成該論文。¹⁴¹同時，鄭天挺戰時身處南方，因此鄭氏能有機會接觸南方書籍，比如1938年在昆明購得《南詔碑》及《南詔野史》¹⁴²，又購入《雲南備徵錄》、《唐會要》等南方書籍。¹⁴³鄭天挺後來以邊疆史為研究題目就是基於這些書籍，對其戰時邊疆史的研究發揮重要的作用，反映南遷對鄭天挺而言是開拓了歷史研究的新領域。

然而，陳垣在戰時亦有閲讀書籍的習慣，在《勵耘承學錄》寫及陳氏長年保持自律的生活習慣，在清晨四時起床梳洗後便開始其閲讀及寫作，一直如此。¹⁴⁴又在1938年的書信提到自己左臂甚痛，以致未能寫字，但依然如常看書。¹⁴⁵由此反映，陳垣在戰時同樣有閲讀的習慣。可見，二人戰時均有閲讀習慣，這對於作為學者的他們無疑在學術研究上是一種幫助。

第二節、學術研究上的不同之處

在研究方法上，鄭天挺與同人之間學術研究交往增加，反之陳垣更多是獨自完成學術研究。上面章節提到鄭天挺在西南聯大與同人的來往增加，這為鄭天挺的學術研究方式帶來另一種發展。在《西南聯大行思錄》提到，當時西南聯大由於戰爭所限，難以舉行學術會議等研討，故此透過傳閲文稿來打破當時的學術限制，使學術思維持續發展。 ¹⁴⁶此研究方法正呈現於鄭天挺的學術研究中，在其《日記》提及到《發羌之地望與對音》文稿之傳閲：

此文原題曰《發羌釋》，繼改今名，遵莘田、雪屏之教也。…⋯ 此文繕正後，寅恪又為訂正梵文對音及佛經名稱《大集經·月藏菩薩分》文中誤作《月藏經》多處，此稿不能覓也。¹⁴⁷

由此可見，鄭天挺戰時的研究方式有所轉變，其學術研究可吸納不同學者的意見進行完善及改動，務求達至最高水準。這可能是鄭天挺戰時學術成就高的原因之一。

相反，陳垣戰時的學術研究方式傾向於獨自完成。上章提到，陳垣由於處於日偽政府監視下，因而選擇閉門寫作，拒絕了許多的社交。故此這導致陳垣較少機會與同人進行學術交往。在其《書信集》於1939年曾寫道「現草《明季之彿教》文，頗費商酌，故心常不閑。」¹⁴⁸可見，陳垣完成著作時僅靠自己多番斟酌，傾向於獨自完成學術研究。上述觀之，鄭天挺及陳垣在戰時顯然是以不同的方式進行學術研究，前者有更多機會與不同知名學者進行討論及交流，後者更多是由個人完成。

在學術成果上，鄭天挺及陳垣所研究的方向及內容與戰前不同，但核心思想在於表達國家及民族之情。鄭天挺的學術研究由戰前的文獻梳理轉至戰時的清史及邊疆史研究。¹⁴⁹在《日記》寫及鄭天挺與友人在聚會上的對話：

座凡莘田、建功、矛塵、膺中賓主六人，以吾儕將往昆明，勸余留意南詔史料，佘方治隋唐史，聞之欣然。¹⁵⁰

由對話可見，當時不少學者已開始將研究方向轉至邊疆及西南史，前往南方的鄭天挺同樣受到轉變。然而，令鄭天挺戰時轉向研究邊疆史與其南遷，得以接觸西南方的生活，並且較易得到當地史料有關。¹⁵¹加上上述曾提到，戰時西南聯大書籍及史料缺乏，西南地區的史料自然成為學者的研究資料。鄭天挺戰時邊疆史學術成果有〈發羌之地望與對音〉、《〈隋書·西域傳〉附國之地望與對音》等。¹⁵²當中包括證明了藏族與中華民族的聯繫及關連緊密，對於證明薄緣夷為不丹乃突破性發現。¹⁵³這些研究成果有利於戰時中華民族之團結。

此外，鄭天挺戰時的清史研究深受學界景仰。戰爭期間，鄭氏發表了多篇與清史相關之學術文章，其中在〈清代皇室之氏族與血系〉寫到：

近世強以滿洲為地名，以統關外三省，更以之名國，于史無據，最為謬妄。滿洲⋯⋯乃中華歷史上宗族之一，清朝入關後散居中原，更不可以一省一地限之也。¹⁵⁴

可見，鄭天挺透過文章批評日本在中國建立滿洲國。¹⁵⁵上述邊疆史及清史的學術研究均可反映出鄭氏戰時的學術成果為戰時服務，與戰前的學術風格不同。

（圖6）¹⁵⁶：〈發羌之地望與對音〉之手稿

另外，陳垣的學術研究題目則由戰前外來宗教轉至戰時對中國宗教進行研究。在戰爭期間，陳垣發表多份學術成果，包括有《明季滇黔彿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清初僧諍記》等。¹⁵⁷從文章標題可反映，文章內容主要以中國傳統宗教為材。這與戰前側重外來宗教為材很不同。¹⁵⁸而當中共通之處便是戰時研究仍與宗教相關。

然而，陳垣是以間接的表達形式，將愛國之情呈現在戰時的學術研究。 陳氏在《書信 集 》的信件指出：

所有《輯覆》、《佛考》、《諍記》、《道考》、《表微》等，皆此時作品，以為報國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數十萬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據，皆托詞，其實斥漢奸、斥日寇、責當政耳。¹⁵⁹

由此觀之，陳垣基於身處日偽的監控中，只能以間接、隱喻的方式來表達愛國之情。在此以其《通鑒胡注表微》¹⁶⁰為例。《表微》是以南宋末年《通鑒注》之作者胡三省為材，以胡氏之經歴來映射陳氏自身戰時之經歷，暗表其對國家之熱愛。¹⁶¹上述反映，陳垣戰時的學術研究轉向以中國宗教為材，並在內容上暗自表達愛國之情，同時以學術研究暗斥日本的所作所為。 

（圖7）¹⁶²：陳垣與劉乃和（1918-1998）於1946年校對《通鑒胡注表微》

在二人戰時的學術成果上，可以看到二人的學術選材及方向與過往有所轉變。相對而言，鄭天挺由於戰爭關係，對其研究方向有更大的改變，並開展新研究領域。陳垣則是在自己的領域上進行研究，只是集中以中國宗教為材。而二人學術成果的表達上，鄭天挺更為直接，反觀陳垣較為間接及隱晦。雖在學術作品的表達方式上不同，但二人同樣表達著自身的愛國情懷，並痛斥著日本的入侵。

同時，從二人戰時的研究題目，以至研究成果的轉變可以發現，陳垣及鄭天挺在戰時轉向以國族主義的視角來進行學術研究。國族主義是由梁啟超（1873-1929）在1902年《新史學》所提倡，當中梁氏強調「國家」、「國民」、「群」以及「社會」之概念。¹⁶³正如王汎森（1958-）所寫：「在當時內外環境迫壓之下，人們開始覺悟要有新的政治思維才能保國教國…⋯」，這更是與「國家建構」的概念相關。¹⁶⁴而在戰時的中國面臨著民族危機，人們急切地從歷史中找到令中華民族得以生存的力量及精神。¹⁶⁵故此，在抗日戰爭此重大民族危難之中，國族主義成為當時解讀中國歷史幾乎唯一視角。這樣的歷史視角正正能在鄭天挺及陳垣的學術風格及學術成果反映出來。如上述提到的〈清代皇室之氏族與血系〉¹⁶⁶、《通鑒胡注表微》¹⁶⁷便是分別以直接及間接方式表達愛國情懷的作品。雖說鄭氏及陳氏二人身處兩地，二人卻均轉變以國族主義的歷史視角進行學術研究，與戰前甚為不同，籍此可反映國族主義成為學者戰時重點研究視角，更是戰爭時期史學轉變的特有現象。

這章節可找出鄭天挺及陳垣戰時在學術風格上的異同，就上述內容可見，二人身為學者，其學術研究環境以至工作量均受戰爭波及，卻不約而同靈活地運用有限的學術空間，硏究出許多高水準的學術成果，故此反映鄭氏及陳氏在戰時堅守學者素養，努力進行學術研究，以為國家作出貢獻。

鄭天挺及陳垣的戰時生活與戰前生活迥然不同，戰時均過著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生活。二人在生活環境、教學以及學術風格三個層面的異同對比中，可以發現二人即使天各一方，戰爭所帶來的傷害同樣發生在二人身上，反映戰爭的傷害是不可逆的，更是不可避免的。身為師者及學者的二人，戰爭使他們的生活環境大幅下降，在資源不足、高度壓力之下進行日常教學與學術研究，對二人原本安穩的生活帶來巨大的沖擊，這亦是該時期大多知識份子所面臨的境況。

然而，在抗戰勝利以後，不少組織及學者批評戰時留守淪陷區的人民沒有民族及愛國意識。其中，陳誠¹⁶⁸（1898-1965）在戰後的團拜會上表示北京並沒有任何民族意識，陳垣對此甚為生氣，更在反駁後離席。¹⁶⁹對於淪陷區內人們是否存在民族意識，學界不時就此談及至「協力」現象，現可透過本文上述對鄭天挺及陳垣戰時經歷的分析，為這現象有更深入的了解。戰時二人所處的生活環境不同，西南聯大的學術相對自由，沒有固定的教科書及講授內容。¹⁷⁰反之，輔仁大學由於受日偽當局所監視及打壓。¹⁷¹這使陳垣與鄭天挺的直抒其感甚為不同。陳垣受環境、身份等多種因素影響，正如「協力」所強調的複雜性般¹⁷²，使陳氏需要更為低調，只能以間接、隱晦的方式透過歷史研究暗表愛國情懷。又以輔仁大學的抗日表現而言，是整所學校有系統地抗爭。¹⁷³正如儲朝暉寫道，淪陷區的大學精神是受外力影響所形成的精神孤兒，失去與原有精神的連接，卻不會在短期內「遺忘」，因而核心仍 保持中國傳統價值精神 ，對於受日偽當局所影響之人，本身便不具備 這種傳統價值精神。¹⁷⁴故此，淪陷區內的大部分人是具愛國意識的，他們更多是受不同因素所限，陳垣便是很好的例子。

最後，鄭天挺及陳垣作為師者及學者，戰時堅決投身於教育及學術研究上，二人分別創作出《清史探微》¹⁷⁵、《通鑒胡注表微》¹⁷⁶等出色大作。這些作品改變了過往的歴史視角。錢穆（1895-1990）的《國史大綱》也是以民族史學角度出發。¹⁷⁷由於日本的入侵，造成民族危機，史學研究服務於民族抵抗的需要，因此國族視角成為戰時幾乎唯一研究中國歴史的角度，從此國族角度變成中國史學的主要研究範式。這種範式的主導地位要等到中共執掌政權後，馬克思主義成為重要的研究範式後，才開始改變。¹⁷⁸

中文文獻

1.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滙編 第五輯第二編 教育（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

2.陳垣，陳智超：《陳垣全集》，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

3.鄭天挺：《清史探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4.鄭天挺：《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5.鄭天挺：《鄭天挺明史講義 上册》，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

中文專著

1.北京師範大學：《陳垣校長誕生百年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0年。

2.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勵耘書屋問學記 史學家陳垣的治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

3.西南聯大《除夕副刊》主編：《聯大八年》，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

4.吳廷璆，陳生璽，馮爾康，鄭克晟編：《鄭天挺紀念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5.易社強著，饒佳榮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北京：傳記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

6.南京大學歴史系，北京大學歷史系編：《鄭天挺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7.封越健，孫衞國：《鄭天挺先生學行錄》，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8.紀念陳垣校長誕生110周年籌委會：《紀念陳垣校長誕生110周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

9.孫邦華：《會友貝勒府－輔仁大學》，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10.孫衞國：《鄭天挺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9年。

11.張曼菱：《西南聯大行思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

12.陳明章：《學府紀聞：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臺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

13.陳智超：《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4.聞黎明：《抗戰風雲中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

15.劉乃和，周少川，王明澤，鄧瑞全：《陳垣年譜配圖長編》，瀋陽：遼海出版社，2000年。

16.劉乃和：《勵耘承學錄》，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

17.儲朝暉：《中國近代大學精神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

18.羅志田：《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 史學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

中文論文

1.丁芮：〈抗戰時期淪陷區內的大學教育——以董毅日記所載輔仁大學為例〉，《北方論叢》，第5期（2018），頁119-124。

2.方裕謹：〈師表垂後世 史才寫探微—讀《鄭天挺先生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歴史檔案》，第1期（2001），頁129-131。

3.任繼愈：〈回憶鄭毅生先生幾件事〉，《南開史學》，第1期（1983），頁36-39。

4.李玉偉：〈抗戰時期大學教授的堅守與執着——《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閱讀札記〉，《教育學報》，20卷1期 （2024年2月），頁197-208。

5.周萍萍：〈陳垣與英斂之的交往述略〉，《世界宗教研究》，第4期（2020），頁163-169。

6.夏彪，李松海：〈基於講義視角的西南聯大教育精神研究〉，《大理大學學報》，7卷3期（2022年3月），頁96-102。

7.孫守讓：〈著名史學家鄭天挺和他的家庭〉，《文史天地》，第3期（2024），頁25-29。

8.孫邦華：〈陳垣與抗日戰爭時期的北平輔仁大學〉，《北京社會科學》，第4期（2007），頁28-33。

9.袁國友，袁麗華：〈論“西南聯大”時期鄭天挺的教學活動及其學術研究〉，《楚雄師範學院學報》，35卷4期（2020年7月），頁113-123。

10.馬玉華：〈鄭天挺先生對西南邊疆史地的研究〉，《昆明學院學報》，42卷1期（2020），頁18-25。

11.崔文龍：〈論“抗日大本營”——北平輔仁大學的德國背景〉，《日本侵華史研究》，第3期（2014），頁56-66。

12.張覓覓：〈陳垣在輔仁大學的日子〉，《教育》，第35期（2009），頁54。

13.張軻風：〈北大舵手、聯大總管：鄭天挺先生的行政擔當〉，《文史天地》，第11期（2024），頁9-17。

14.曾士榮：〈學界關於二次大戰期間東亞的「戰爭協力」（wartime collaboration）的研究回顧及反思〉，《臺灣學研究》，第23期（2019年2月），頁31-55。

15.楊志玖，馮爾康：〈《探微集》述略—紀念鄭天挺先生〉，《歷史研究》，第3期（1982），頁33-38。

16.解明恩，索渺清，葉夢姝：〈西南聯大的氣象教育與人才培養〉，《氣象科技進展》，9卷1期 （2019），頁60-66。

17.劉乃和：〈陳坦先生在抗戰時期〉，《史學史研究》，第3期（1995），頁1-8。

18.劉宜慶：〈鄭天挺：烽火歲月中的家事與國事〉，《同舟共進》，第9期（2018），頁62-67。

19.謝泳：〈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的形成與衰落〉，《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第38期（1996年12月），頁55-66。

網頁資料

1.吳雯：〈鄭天挺史學成就述略〉，中華文史網(http://www.qinghistory.cn/ztt/354859.shtml)，2004年5月24日發表。(瀏覽日期：2025年1月15日)

2.陳秋速：〈傲骨立天地 奇文鑒古今—史學家陳垣與故宮博物院〉，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http://www.nopss.gov.cn/BIG5/n1/2020/1116/c219551-31932194.html)，2020年11月16日發表。(瀏覽日期：2025年3月13日)

3.新華社：〈歷史名人—陳誠〉，新華通訊社(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zj.xinhuanet.com/df/qingtian/history/history_06.htm) (瀏覽日期：2025年4月5日)

4.熊健媄，韓拱辰：〈開啟近代正規英語教育先河 英千里教授生平事略〉，英千里教授紀念網站(https://ying.forex.ntu.edu.tw/detail/6/1)，2018年12月26日發表。(瀏覽日期：2025年4月5日)

5.輔仁大學校史室：〈走過歲月（一）輔大簡介〉，輔仁大學校史室，(http://www.fuho.fju.edu.tw/sketch/writing/19921030.html)(瀏覽日期：2025年1月28日)

6.輔仁大學校史室：〈走過歲月（二）輔仁大學校訓、校徽、校慶、校歌、校旗由來介紹〉，輔仁大學校史室(http://www.fuho.fju.edu.tw/sketch/writing/19930412.html)(瀏覽日期：2025年1月28日)

7.龍美光：〈剛毅堅卓—西南聯大校訓考〉，清華大學校史館(https://xsg.tsinghua.edu.cn/info/1003/3393.htm)，2023年12月12日發表。(瀏覽日期：2025年1月14日)

腳註 ：

1. 鄭天挺：〈鄭天挺自傳〉，孫衞國：《鄭天挺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9年），頁566。

2. 鄭天挺：〈回憶陳援庵先生四事—致劉乃和同志書〉，北京師範大學：《陳垣校長誕生百年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12。

3. 吳廷璆：〈前記〉，吳廷璆，陳生璽，馮爾康，鄭克晟編：《鄭天挺紀念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2。

4. 袁國友，袁麗華：〈論“西南聯大”時期鄭天挺的教學活動及其學術研究〉，《楚雄師範學院學報》，35卷4期 （2020年7月），頁118。

5. 任繼愈：〈回憶鄭毅生先生幾件事〉，《南開史學》，第1期（1983），頁38-39。

6. 李侃：〈探微．求實．進取—讀《探微集》〉，吳廷璆，陳生璽，馮爾康，鄭克晟編：《鄭天挺紀念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666-674。

7. 楊志玖，馮爾康：〈《探微集》述略—紀念鄭天挺先生〉，《歷史研究》，第3期（1982），頁33-38。

8. 鄭天挺：《清史探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9. 封越健，孫衞國：《鄭天挺先生學行錄》（北京：中華書局，2009）。

10. 白壽彝：〈要繼承這份遺產（代序）－紀念陳援庵先生誕生一百週年〉，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勵耘書屋問學記 史學家陳垣的治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頁5。

11. 同上，頁2。

12. 王德恩：〈對陳援庵先生治宗教學的一點認識〉，紀念陳垣校長誕生110周年籌委會：《紀念陳垣校長誕生110周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3。

13. 吳懷祺：〈《通鑒胡注表微》在中國近代史學上的價值〉，紀念陳垣校長誕生110周年籌委會：《紀念陳垣校長誕生110周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134-135。

14. 朱仲玉：〈陳垣先生在史學上的重要貢獻〉，紀念陳垣校長誕生110周年籌委會：《紀念陳垣校長誕生110周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85。

15. 王德恩：〈對陳援庵先生治宗教學的一點認識〉，紀念陳垣校長誕生110周年籌委會：《紀念陳垣校長誕生110周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3。

16. 陳垣，陳智超：《陳垣全集 第二十一册》（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

17. 劉乃和，周少川，王明澤，劉瑞全：《陳垣年譜配圖長編》（瀋陽：遼海出版社，2000年），頁489。

18. 封越健，孫衞國：〈前言〉，封越健，孫衞國：《鄭天挺先生學行錄》（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4。

19. 北京師範大學：〈前言〉，北京師範大學：《陳垣校長誕生百年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0年）。

20. 紀念陳垣校長誕生100周年籌委會：〈紀念陳垣校長誕辰一百周年〉，北京師範大學：《陳垣校長誕生百年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7。

21. 張軻風：〈北大舵手、聯大總管：鄭天挺先生的行政擔當〉，《文史天地》，第11期（2024），頁9。

22. 袁國友，袁麗華：〈論“西南聯大”時期鄭天挺的教學活動及其學術研究〉，《楚雄師範學院學報》，35卷4期（2020年7月），頁118。

23. 紀念陳垣校長誕生100周年籌委會：〈紀念陳垣校長誕辰一百周年〉，北京師範大學：《陳垣校長誕生百年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7。

24. 謝泳：〈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的形成與衰落〉，《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總第38期（1996年12月），頁55。

25. 陳雪屏：〈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介〉，陳明章：《學府紀聞：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臺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頁1。

26. 龍美光：〈剛毅堅卓—西南聯大校訓考〉，清華大學校史館 (https://xsg.tsinghua.edu.cn/info/1003/3393.htm)，2023年12月12日發表。(瀏覽日期：2025年1月14日)

27. 馮友蘭：〈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史〉，西南聯大《除夕副刊》主編：《聯大八年》（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頁3。

28. 同上，頁3。

29. 同上，頁3-4。

30. 同上，頁4。

31. 解明恩，索渺清，葉夢姝：〈西南聯大的氣象教育與人才培養〉，《氣象科技進展》，9卷1期（2019），頁60。

32. 龍美光：〈剛毅堅卓—西南聯大校訓考〉，清華大學校史館 (https://xsg.tsinghua.edu.cn/info/1003/3393.htm)，2023年12月12日發表。(瀏覽日期：2025年1月14日)

33. 易社強著，饒佳榮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北京：傳記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頁158。

34. 聞黎明：《抗戰風雲中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頁ii。

35.輔仁大學校史室：〈走過歲月（一）輔大簡介〉，輔仁大學校史室， (http://www.fuho.fju.edu.tw/sketch/writing/19921030.html) (瀏覽日期：2025年1月28日)

36. 輔仁大學校史室：〈走過歲月（二）輔仁大學校訓、校徽、校慶、校歌、校旗由來介紹〉，輔仁大學校史室(http://www.fuho.fju.edu.tw/sketch/writing/19930412.html) (瀏覽日期：2025年1月28日)

37. 同上。

38. 崔文龍：〈論“抗日大本營”——北平輔仁大學的德國背景〉，《日本侵華史研究》，第3期（2014），頁57-58。

39. 孫邦華：《會友貝勒府－輔仁大學》（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29。

40. 吳廷璆，陳生璽，馮爾康，鄭克晟編：《鄭天挺紀念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41. 南京大學歴史系，北京大學歷史系編：《鄭天挺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42. 北京師範大學：《陳垣校長誕生百年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0年）。

43. 紀念陳垣校長誕生110周年籌委會：《紀念陳垣校長誔生110周年學術論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

44. 封越健，孫衞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錄》（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45. 劉乃和：《勵耘承學錄》（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

46.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勵耘書屋問學記 史學家陳垣的治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

47. 袁國友，袁麗華：〈論“西南聯大”時期鄭天挺的教學活動及其學術研究〉，《楚雄師範學院學報》，35卷4期（2020年7月），頁113-123。

48. 劉乃和：〈陳坦先生在抗戰時期〉，《史學史研究》，第3期（1995），頁1-8。

49. 鄭天挺：《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50. 李玉偉：〈抗戰時期大學教授的堅守與執着——《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閱讀札記〉，《教育學報》，20卷1期（2024年2月），頁197-208。

51. 孫邦華：〈陳垣與抗日戰爭時期的北平輔仁大學〉，《北京社會科學》，第4期（2007），頁28-33。

52. 易社強著，饒佳榮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北京：傳記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

53. 張曼菱：《西南聯大行思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

54. 孫邦華：《會友貝勒府－輔仁大學》（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55. 鄭天挺：《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56. 陳智超：《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57. 陳垣，陳智超：《陳垣全集》（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

58. 曾士榮：〈學界關於二次大戰期間東亞的「戰爭協力」（wartime collaboration）的研究回顧及反思〉，《臺灣學研究》，第23期（2019年2月），頁35、51。

59. 吳雯：〈鄭天挺史學成就述略〉，中華文史網 (http://www.qinghistory.cn/ztt/354859.shtml)，2004年5月24日發表。(瀏覽日期：2025年1月15日)

60. 陳秋速：〈傲骨立天地 奇文鑒古今—史學家陳垣與故宮博物院〉，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http://www.nopss.gov.cn/BIG5/n1/2020/1116/c219551-31932194.html)，2020年11月16日發表。(瀏覽日期：2025年3月13日)

61. 孫守讓：〈著名史學家鄭天挺和他的家庭〉，《文史天地》，第3期（2024），頁25。

62. 劉宜慶：〈鄭天挺：烽火歲月中的家事與國事〉，《同舟共進》，第9期（2018），頁62。

63. 鄭天挺：〈鄭天挺自傳〉，孫衞國：《鄭天挺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9年），頁556。

64. 同上，頁557。

65. 吳廷璆：〈前記〉，吳廷璆，陳生璽，馮爾康，鄭克晟編：《鄭天挺紀念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1。

66. 鄭嗣仁：〈鄭天挺教授大事記〉，封越健，孫衞國編：《鄭天挺先生學行錄》（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532-533。

67. 同上，頁533。

68. 鄭天挺：〈鄭天挺自傳〉，孫衞國：《鄭天挺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9年），頁564。

69. 劉乃和：〈陳垣老師勤奮的一生〉，劉乃和：《勵耘承學錄》（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3。

70. 同上。

71. 同上，頁5-6。

72. 同上，頁7-8。

73. 英斂之（1867-1926）：為滿洲正紅旗人，赫佳氏，於22歲信奉天主教，為輔仁大學重點創辦人。詳見，孫邦華：《會友貝勒府－輔仁大學》（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7-8。

74. 周萍萍：〈陳垣與英斂之的交往述略〉，《世界宗教研究》，第4期（2020），頁163-165。

75. 同上，頁167-168。

76. 孫邦華：《會友貝勒府－輔仁大學》（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16-17。

77. 劉乃和，周少川，王明澤，鄧瑞全：《陳垣年譜配圖長編》（瀋陽：遼海出版社，2000年），頁315。

78. 同上，頁392。

79. 鄭天挺：〈滇行記〉，孫衞國：《鄭天挺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9年），頁509。

80. 袁國友，袁麗華：〈論“西南聯大”時期鄭天挺的教學活動及其學術研究〉，《楚雄師範學院學報》，35卷4期（2020年7月），頁113。

81. 鄭天挺：《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74。

82. 孫邦華：〈陳垣與抗日戰爭時期的北平輔仁大學〉，《北京社會科學》，第4期（2007），頁29。

83. 陳智超：《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636。

84. 同上，頁639。

85. 同上，頁679。

86. 同上，頁680。

87. 張曼菱：《西南聯大行思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頁142。

88. 易社強著，饒佳榮譯：《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北京：傳記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頁341。

89. 鄭天挺：《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69。

90. 同上，頁673。

91. 陳垣，陳智超：《陳垣全集 第二十三册》（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58-59。

92. 陳智超：《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746。

93. 聞黎明：《抗戰風雲中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頁81-118。

94. 同上，頁89。

95. 鄭天挺：《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694。

96. 同上，頁18。

97.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滙編 第五輯第二編 教育（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291。

98. 孫邦華：〈陳垣與抗日戰爭時期的北平輔仁大學〉，《北京社會科學》，第4期（2007），頁29。

99. 崔文龍：〈論“抗日大本營”——北平輔仁大學的德國背景〉，《日本侵華史研究》，第3期（2014），頁57-58。

100. 陳智超：《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644。

101. 同上，頁769。

102. 鄭天挺：《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25。

103. 鄭天挺：〈1944年西南聯大師生赴大理考察記〉，孫衞國：《鄭天挺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9年），頁518-548。

104. 鄭天挺：〈南遷歲月—我在聯大的八年〉，南京大學歴史系，北京大學歷史系編：《鄭天挺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369。

105. 陳智超：《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671。

106. 同上，頁747。

107. 儲朝暉：《中國近代大學精神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頁364-365。

108. 鄭天挺：《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210。

109. 鄭天挺：〈鄭天挺自傳〉，孫衞國：《鄭天挺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9年），頁517。

110. 劉乃和，周少川，王明澤，劉瑞全：《陳垣年譜配圖長編》（瀋陽：遼海出版社，200年），頁484-485。

111. 孫邦華：《會友貝勒府－輔仁大學》（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63-64。

112. 同上，頁64。

113. 英千里（1900-1969）：為北平輔仁大學教授及秘書長。詳見，熊健媄，韓拱辰：〈開啟近代正規英語教育先河 英千里教授生平事略〉，英千里教授紀念網(https://ying.forex.ntu.edu.tw/detail/6/1)，2018年12月26日發表。(瀏覽日期：2025年4月5日)

114. 孫邦華：〈陳垣與抗日戰爭時期的北平輔仁大學〉，《北京社會科學》，第4期（2007），頁30。

115. 鄭天挺：《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326。

116. 李玉偉：〈抗戰時期大學教授的堅守與執着——《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閱讀札記〉，《教育學報》，20卷1期（2024年2月），頁199。

117. 鄭天挺：〈鄭天挺自傳〉，孫衞國：《鄭天挺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9年），頁570。

118. 劉乃和，周少川，王明澤，劉瑞全：《陳垣年譜配圖長編》（瀋陽：遼海出版社，2000年），頁482。

119. 鄭天挺：《鄭天挺明史講義 上册》（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5。

120. 夏彪，李松海：〈基於講義視角的西南聯大教育精神研究〉，《大理大學學報》，7卷3期 （2022年3月），頁97。

121. 鄭天挺：《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61。

122. 同上，頁68。

123. 丁芮：〈抗戰時期淪陷區內的大學教育——以董毅日記所載輔仁大學為例〉，《北方論叢》，第5期（2018），頁121-122。

124. 劉乃和，周少川，王明澤，劉瑞全：《陳垣年譜配圖長編》（瀋陽：遼海出版社，2000年），頁546。

125. 同上，頁472-473。

126. 張覓覓：〈陳垣在輔仁大學的日子〉，《教育》，第35期（2009），頁54。

127. 鄭天挺：〈鄭天挺自傳〉，孫衞國：《鄭天挺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9年），頁573。

128. 陳垣：〈小引〉，陳垣，陳智超：《陳垣全集 第二十一册》（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

129. 陳垣，陳智超：《陳垣全集 第二十一册》（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

130. 孫衞國：〈鄭天挺先生學術年譜〉，孫衞國：《鄭天挺文集》（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9年），頁583。

131. 同上，頁583。

132. 同上，頁584-586。

133. 鄭天挺：《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653。

134. 張軻風：〈北大舵手、聯大總管：鄭天挺先生的行政擔當〉，《文史天地》，第11期（2024），頁13。

135. 孫邦華：〈陳垣與抗日戰爭時期的北平輔仁大學〉，《北京社會科學》，第4期（2007），頁29。

136. 紀念陳垣校長誕生100周年籌委會：〈紀念陳垣校長誕辰一百周年〉，北京師範大學：《陳垣校長誕生百年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7。

137. 孫邦華：〈陳垣與抗日戰爭時期的北平輔仁大學〉，《北京社會科學》，第4期（2007），頁30。

138. 鄭天挺：《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57。

139. 同上，頁57。

140. 李玉偉：〈抗戰時期大學教授的堅守與執着——《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閱讀札記〉，《教育學報》，20卷1期（2024年2月），頁203。

141. 同上，頁203。

142. 鄭天挺：《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33。

143. 同上，頁40。

144. 劉乃和：〈學習陳援庵老師的刻苦治學精神〉，劉乃和：《勵耘承學錄》（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75。

145. 陳智超：《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637。

146. 張曼菱：《西南聯大行思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頁197-198。

147. 鄭天挺：《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72-73。

148. 陳智超：《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650。

149. 袁國友，袁麗華：〈論“西南聯大”時期鄭天挺的教學活動及其學術研究〉，《楚雄師範學院學報》，35卷4期（2020年7月），頁113。

150. 鄭天挺：《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8。

151. 馬玉華：〈鄭天挺先生對西南邊疆史地的研究〉，《昆明學院學報》，42卷1期（2020），頁24。

152. 同上，頁23。

153. 陳生璽：〈史學大師鄭天挺先生的宏文卓識—紀念鄭天挺先生百年誕辰〉，南京大學歴史系，北京大學歷史系編：《鄭天挺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39。

154. 鄭天挺：〈清代皇室之氏族與血系〉，鄭天挺：《清史探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5。

155. 方裕謹：〈師表垂後世 史才寫探微—讀《鄭天挺先生百年誕辰紀念論文集》〉，《歴史檔案》，第1期（2001），頁130。

156. 鄭天挺：《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157. 紀念陳垣校長誕生100周年籌委會：〈紀念陳垣校長誕辰一百周年〉，北京師範大學：《陳垣校長誕生百年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7。

158. 同上，頁8。

159. 陳智超：《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216。

160. 陳垣，陳智超：《陳垣全集 第二十一册》（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

161. 紀念陳垣校長誕生100周年籌委會：〈紀念陳垣校長誕辰一百周年〉，北京師範大學：《陳垣校長誕生百年紀念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0年），頁8。

162. 劉乃和，周少川，王明澤，劉瑞全：《陳垣年譜配圖長編》（瀋陽：遼海出版社，2000年），頁513。

163. 王汎森：〈引論：晚清的政治概念與“新史學”〉，羅志田：《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 史學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2。

164. 同上，頁3。

165. 王晴佳：〈科學史學與民族史學的消長〉，羅志田：《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 史學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660。

166. 鄭天挺：〈清代皇室之氏族與血系〉，鄭天挺：《清史探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3-31。

167. 陳垣，陳智超：《陳垣全集 第二十一册》（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

168. 陳誠（1898-1965）：為中國國民黨高級將領，抗日時期曾任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等職務。詳見，新華社：〈歷史名人—陳誠〉，新華通訊社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zj.xinhuanet.com/df/qingtian/history/history_06.htm) (瀏覽日期：2025年4月5日)

169. 劉乃和，周少川，王明澤，劉瑞全：《陳垣年譜配圖長編》（瀋陽：遼海出版社，2000年），頁499。

170. 張曼菱：《西南聯大行思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頁242-243。

171. 崔文龍：〈論“抗日大本營”——北平輔仁大學的德國背景〉，《日本侵華史研究》，第3期（2014），頁58。

172. 曾士榮：〈學界關於二次大戰期間東亞的「戰爭協力」（wartime collaboration）的研究回顧及反思〉，《臺灣學研究》，第23期（2019年2月），頁35、51。

173. 儲朝暉：《中國近代大學精神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年），頁443。

174. 同上，頁445-446。

175. 鄭天挺：《清史探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176. 陳垣，陳智超：《陳垣全集 第二十一册》（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

177. 王晴佳：〈科學史學與民族史學的消長〉，羅志田：《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 史學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666。

178. 王晴佳：〈新時期、新方法、新史學〉，羅志田：《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 史學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