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人与其书之真伪一直以来备受争议。研究一个人的著作，首先便要从其本人的生平入手，正如：

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⁴

关于其人，司马迁（前145年—？，一说认为135年—？，亦有人认为其卒于前86年）在《史记》中并未给其列传，西汉（前206年—9年，一说前202年—9年）班固（32年—92年）则在道家类《列子》后注云：

“（列子者）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⁵

有关于列子人更早的记载，则要追溯到班固之前的刘向（前77年—前6年），见刘向〈列子新书目录〉：

“列子者，郑人也，与郑缪公同时，盖有道者也。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⁶

而后期类似的说法，则可考唐（618年—907年）成玄英（？—？）疏《逍遥游》云：

 “姓列，名御寇，郑人也，与郑𦈡公同时。”⁷

及北宋（960年—1127年）陈景元（1025年—1094年）者，见其着〈列子冲虚至德真经释文序〉：

“夫庄子之未生，而列子之道已汪洋汗漫充满于太虚，而无形（缺字）可闻也，故著书发扬黄老之幽隐，剖抉生死之根柢。”⁸

凡以上学者，皆认为列子早庄子出。而其中刘向云“郑缪公”（前647年—前606年），成玄英云“郑𦈡公”（？—前396年），二者之别，要确立列子一人的真实性，则不得不论此处之别。

（1）“郑缪公”与“郑𦈡公”

实际上，当以成氏之说为确，或应该是成氏参考刘氏之说，而刘氏之说在传抄过程中抄写错误，造成了字形相近的谬误。因郑缪公在前606年崩逝，早庄子300余年，而郑𦈡公崩逝于396年，则更为贴近。这样的说法，历来大家均有类似看法。柳宗元（773年—819年）在《辨列子》中认为“缪公”是“鲁缪公”（？—前377年）⁹，宋濂（1310年—1381年）认同此说，叶大庆（？—？）则指出：

“然则列子与子阳乃𦈡公时人。刘向以为缪公，意者误以𦈡为缪欤？⋯⋯然则刘向之误，观者不可不察。”¹⁰

实际上不难看出，历有大家均指出刘向所言“郑缪公”一事不确，或以为刘向笔误，或以为传抄者作误，以成氏之疏来看，后者的可能性更高，因为成氏作书时，所能参考的资料无外乎就是《汉书》等权威性材料，而其他典籍均只言“列子，郑国人”，并未言清其年代，故极有可能成氏读刘向《叙录》时见“缪”为“𦈡”，惟此书现在大多已散失，难以考证。但至少可以说明，列子的存在并不可以用“郑缪公”一事来做有力的驳斥。所以，有如姚际恒（1647年—1715年）以为刘向之“郑缪公”之错是证明刘氏此录为伪作的“铁证”¹¹，实不精而偏颇矣。¹²

刘向此篇《列子叙录》当是真作，按照葛刚岩的说法¹³，原因有三。其一为没有造假迹象，自清（1636年—1912年）以来，《列子》一书的真实性已经出现了一种“默认”的现象，如严可均（1762年—1843年）的《全汉文》中收录了《列子书录》，并对《关尹子书录》及《子华子书录》二书提出质疑，其云：

“此叙（即上云二书录）疑皆宋人依托，今姑录之。”¹⁴

以此作为旁证，证明严氏著书时并未有对《列子书录》产生质疑。无独有偶，清人姚振宗（1842年—1906年）亦直接收录《列子书录》在《快阁师石山房丛书》中；孙德谦（1869年—1935年）在论刘向校雠学时亦引《列子书录》作例，释目录并叙言之。¹⁵而今人张舜徽（1911年—1992年）《文献学论著辑要》中有《列子书录》而不录《关尹子》、《子华子》二书。按照前人筛选下的共识，《列子书录》当不是伪书。

其二为没有作伪时间，学术史上尚未有定论，却公认刘向《别录》应该散失在唐末宋初这段区间（约875年—1041年）。¹⁶若在唐朝时作伪，则理应世间有《别录》正本，何人皆读皆传伪本而舍佚真迹？因柳宗元《辨列子》中所引向文皆与今本相同，故唐时当没有伪作。但若在宋朝开始伪托《列子书录》，何独《关尹子》、《子华子》二书定伪，而《列子》为真？况何能相合与柳氏所见之书，故《列子书录》不该为假。

其三为《列子书录》符合刘向一向以来的校雠体例。以下参《晏子书录》为例，《列子书录》中疑〈周穆王〉、〈汤问〉、〈力命〉及〈杨朱〉四篇，但“各有所明”而存之。在《晏子》中，这样的情况也有出现，刘向认为：

“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辨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¹⁷

刘向尚保存“不合经术之言”，更何况刘向认为《列子》中众篇皆“合于六经”，更加不可能删去所谓“不似一家之书”的文本内容，故有此处之疑，也是情理之中。

（2）不后于庄子

综众家之言，其记列子一人均以“庄子”作为一个重要的时间参照，关于“列子先于庄子者”一说，或可从《庄子》一书中窥得一二。《庄子》中不乏对“列子一名的记载，摘录如下：

内篇

《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

《应帝王》：“列子见之而心醉，归以告壶子⋯⋯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  归，三年不出。”

外篇

《至乐》：“列子行食于道，从见百岁髑髅，攓蓬而指之曰：‘唯予与汝知而未尝死，未尝生也。若果养乎？予果欢乎？’”

《达生》：“子列子问关尹曰”

《田子方》：“列御寇为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贯，措杯水其肘上，发之，适矢复沓，方矢复寓。”

杂篇

《让王》：“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

《列御寇》：“列御寇之齐，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宾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屦，跣而走，暨乎门。”¹⁸

以上七例，《应帝王》、《让王》、《列御寇》三篇皆记一完整事，其中以杂篇二例最全，《列御寇》一篇直以冠列子名（圄寇与御寇同音）。但如高似孙（1158年—1231年）云：

 “所谓御寇之说，独见于寓言耳。”¹⁹

虽《庄子》一书中所记之事大多假托于寓，不足为真，但此至少证明此时或当有“列子”一名，虽未能考是否有其人，但既然庄子文中假托此人喻事，或可以此理解列子一人在庄子时当与孔子（前551年—前479年）、老子（前571年—前470年，一说前571年—前471年）之类为思想巨匠，若杜纂一人，庄子之言则毫无根据，假托便没有意义，所以或可作为“列子先庄子出”的一个旁证。

要论直接证据，则要从庄子本文中落手，许多学者本末倒置认为列子文剽窃庄子文，实际上，上文中列举的《逍遥游》、《让王》、《达生》三例与《列子》书中的类似文本进行比对，大多与〈黄帝〉一篇有重文现象。以下举《逍遥游》一例，见：

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²⁰

黄帝篇：“列子师老商氏，友伯高子；进二子之道，乘风而归。⋯⋯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随风东西，犹木叶干壳。竟不知风乘我邪？我乘风乎？”

严灵峰指出：

“庄子略而列子叙事详，且大部文字为庄子所无。⋯⋯则必庄取列书以为说也无疑。”²¹

根据以上结论，大概可以确认列子是略早于庄子，郑𦈡公时人，翻阅史书，关于列子的记载不乏有下：

《战国策·韩策二》：“史疾为韩使楚。楚王问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²²

《韩非子·喻老》：“列子闻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²³

《吕氏春秋·审己》：“子列子常射中矣，请之于关尹子。”²⁴

《吕氏春秋·观世》：“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²⁵

《吕氏春秋》所记“列子学射”一事与《田子方》篇相合（此文又见《列子·说符》）²⁶，、“列子见郑子阳”一事与《让王》篇文本一致，记载一致。《韩非子》记载列子之言论（《论衡·自然》中载此句为孔子所言）²⁷，则可在《列子·说符》中找到重文²⁸。这可述明先秦时期“列子”并非庄子一家所言，而是广为人知。《战国策》记史疾出使楚国一事，其以列子思想为参考意见，又可证明列子思想确实在当时流行于世，有史可依。综合而论，不难发现列子应确有其人，更可能在庄子时已经是有名的道家思想家，其思想学说或广传于世。

（3）  与他本典籍重文

在以上记载中，不难发现《列子》一书中记载的内容与其他典籍中多有重文或相近记载，其中记载大多以《列子》文为底本，以下就此情况加以说明。

《列子》全书内容繁多，未能尽录，此处仅以〈杨朱〉篇为例，查看《列子》书中与其他典籍重文及文本相近的情况。摘得三处，其分别为第一章、第十章，第十三章与第十六章。第一章与《北山录》、《逍遥游》合，见：

〈杨朱〉：“昔者尧舜伪以天下让许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

《北山录·释宾问》引：“杨朱云：‘唐尧伪让以享福。夷齐真让而致馁。’”²⁹

《逍遥游》：“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³⁰

第十章又被《北山录》用，全文同，见：

《北山录》引〈杨朱〉：“孟孙阳问杨子曰：‘有人于此，贵生爱身，以蕲不死，可乎？’曰：‘理无不死。 以蕲久生，可乎？’曰：‘理无久生。生非贵之所能存，身非爱之所能厚。且久生奚为？五情好恶，古犹今也；四体安危，古犹今也；世事苦乐，古犹今也；变易治乱，古犹今也。既闻之矣，既见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犹厌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³¹

第十三章与《说苑·政理》³²全篇相合，仅有两句异文³³，见：

异文1:

〈杨朱〉：“君见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尧牵一羊，舜荷棰而随之，则不能前矣。”

〈政理〉：“臣有之，君不见夫羊乎？百羊而群，君且使尧牵一羊，舜荷杖而随之，则乱之始也。”

异文2

〈杨朱〉：“吞舟之鱼，不游枝流。鸿鹄高飞，不就污池。何则？其志极远也。”

〈政理〉：“夫吞舟之鱼不游渊。鸿鹄高飞，不集污池。何则？其极远也。”

第十六章则与嵇康（223年—263年）《与山巨源绝交书》所记载之事相同。马达先生认为嵇康所引之典源自〈杨朱〉第十六章。见：

〈杨朱〉：“昔者宋国有田夫，常衣缊黂，仅以过冬。暨春东作，自曝于日，不知天下之有广厦隩室，绵纩狐狢。顾谓其妻曰：‘负日之煊，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重赏。’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茎芹萍子者，对乡豪称之。乡豪取而尝之，蜇于口，惨于腹，众哂而怨之，其人大惭。子，此类也。’”

《与山巨源绝交书》：“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献之至尊。”³⁴

马氏认为，此处的“野人”就是列子所记之“田夫”，而所谓“快炙背”对应“自曝于日”，“美芹子”就是“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茎芹萍子者”的简化和例称。而“欲以献至尊”就是列子所云的“以献吾君，将有重赏”。³⁵杨伯峻指出《列子》并非该传说的创作者，而是“本有此言”，后再述之。³⁶这个说法应该是成立的，但列子所言之实，细节之丰富，断不像杜纂编造，故应该是贴切于原始传说所记之事。

见此二处，均列子书中文较细详，细节处补充更加丰富，其必先言者内容颇详而后传诵者更略。而文中稍有异处，则基本可视为其本于《列子》文而自加更改。所以，基本可以确定《列子》一文并非伪作，其更有可能是后世不少典籍文章的来源。

故在基于《列子书录》不假的前提下，辅以《庄子》中多处的记载与引用，配以部分史书性质的材料，基本可以认为列子一人是存在的。作者身份的真实性能够确定时，有关于《列子》一书的真实性也就有了底据。

（1）  成书过程

今本列子》的底本皆是来源于张湛，按张湛（？—？）〈列子序〉云：

“湛闻之先父曰：‘吾先君与刘正舆、傅颖根，皆王氏之甥也，并少游外家。舅始周，始周从兄家书，几近万卷。’⋯⋯颖根于是唯赍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录书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有存者。列子唯余杨朱、说符、目录三卷。比乱，正舆为扬州刺州，先来过江，复在其家得四卷。寻从辅嗣女婿赵季子家得六卷。参校有无，始得全备。”³⁷

按照张湛的记述，《列子》一书是整理其先父所存，当时有根据可考，家族正统所残之卷有正文〈杨朱〉、〈说符〉二卷及目录一卷，也就是说，除去〈杨朱〉、〈说符〉二卷，剩余的六卷皆是散落民间之籍，张湛集而成书，从逻辑上看，〈杨朱〉、〈说符〉二书才应该是《列子》本貌而无庸置疑的，若要考证《列子》一书的真实性，则刘向的《列子新书目录》是重要的参考依据，按照刘氏记述：

“天瑞第一、黄帝第二、周穆王第三、仲尼第四、汤问第五、力命第六、杨朱第七（一曰达生）、说符第八。右新书定着八章⋯⋯所校中书列子五篇⋯⋯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着八篇。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³⁸

刘向所辑录之《列子》系由“旧书”所传，所谓中书五篇，太常书、太史书共七篇，刘向书六篇，富参书二篇共八篇，合二十篇。其中内容多有繁复，重文，合内外书文，以中书为底，删十二篇重文，将错字注释如“尽作进”、“贤作形”。根据此论，汪继培（1775年—？）在考《列子》时，亦云：

“世所传列子八卷舆汉书艺文志篇帙符合。”³⁹

也就是说，在考证《列子》篇数之时，今人皆本以张湛之本对证于刘向之记，惟篇数，目名相合。可以确认的是，刘向记此书时所见《列子》一书的版本当已失传，而根据这一现象，梁启超（1873年—1929年）认为：

“列子乃东晋张湛，即列子注作者，采集道家之言，凑合而成。真列子八篇，汉书艺文志尚存其目，后佚。张湛依八篇之目，假造成书并载刘向一序。后人以为刘向曾见此书，当无可疑。”⁴⁰

梁氏认为《列子》一书具备极大的造假空间，而这种伪书恰巧是利用了刘向的真《叙录》来迷惑视听的，书目皆真，内容皆伪。针对这种情况，若要确认〈杨朱〉的真伪，必须要从“义理”、“文本”入手。

（2）  〈杨朱〉篇的争议

按照前文所述，《列子》受人质疑的主要原因无外乎三个原因：1. 仅有张湛抄本之孤本；2.《列子》寓言体裁，其中人称驳杂，指代不清；及3. 《艺文志》有目无文，造假空间大。是此三项，第一项问题是导致第三项问题出现的原因，故先论第二项。又因〈杨朱〉篇受人诟病最多，疑点最盛，以此为论述核心。

（i）      人称及文体

最显而易见的就是，〈杨朱〉全文没有出现任何“列子”及“御寇”等名字，全文似代文体，以第三人称进行叙述，主视角集中在“杨朱”身上，此篇的结构与〈仲尼〉的构成类似，皆是记他人事，论自家理的模式。但比起〈仲尼〉篇，〈杨朱〉中共十七章，其中一、二、三、四、五、六、十一、十二、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此十二章均以“杨朱曰”三字开头起文，除第十一章上承第十章，有孟孙阳（？—？）、禽子（？—？）对答之语外，通篇皆是杨朱一人所言。而其中第五章又最为特别，与上述其他章节不同，其他章节均为杨朱不间断的一段话，第五章中却在两个“曰”之间，明显出现了一句是反问杨朱的话，见：

“杨朱曰原宪窭于鲁子贡殖于卫原宪之窭损生子贡之殖累身然则窭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乐生可在逸生故善乐者不窭善逸身者不殖”

此处很明显在“然则⋯⋯其可焉在”一句中与前后文并非同一人所言，此处的对话逻辑应该是“杨朱曰—客问—杨朱答（再曰）”，而此处明显纰漏一人。葛刚岩持同样说法，认为此处属于对话性的语言，但却除了杨朱之外，遗漏了其他的说话人，他认为这是后人抄书时的纰漏。⁴¹虽无法确认此项问题产生的原因，但是这样的对话体在战国十分常见，尤其见于孔孟之书，其大多以“孔孟”说理，“弟子”问故，“孔孟”解答的方式进行说理，凡例不胜枚举，不于此处赘述。所以，此处的驳杂与纰漏，恰巧反证了今见《列子》一书的内容或是誊写本而非杜撰，此书亦当是战国时期（前476年—前221年）之作。

（ii）     义理

基于上论，梁氏认为《列子》今本之伪，〈杨朱〉篇是罪魁祸首，他认为：

“列子杨朱篇文章虽然优美，却是汉以后人笔法。⋯⋯其中所说全属晋代清谈家颓废思想，⋯⋯似此种没出息的虚无主义，断断无有！”⁴²

这里大概可以总结出梁氏对于〈杨朱〉篇的指控大抵有两条，其一为汉人笔法；其二为颓废思想。所以梁氏认为作为东晋（317年—420年）人的张湛伪造此书的可能性极高。

其实，关于对〈杨朱〉篇属伪造之说，梁氏并非鼻祖，见于前朝古人皆有此说。刘向认为：

“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观者。”⁴³

针对这种现象，柳宗元和宋濂均认为〈杨朱〉疑似为杨子书⁴⁴，而后人编录时误将杨子书置于列子之后。黄震（1213年—1281年）则以为：

“不过爱自身自利，其学全类杨朱，故其书有杨朱篇，凡杨朱之言论备焉。”⁴⁵

也就是说，〈杨朱〉篇的出现，古人提供了两种猜测，一是为杨朱之学，后人附于列子后；二为列子实类杨朱之学，自编其文。相较于古人的保守，今人的看法则多激进，认为〈杨朱〉失列子、杨子本真，是伪劣品。除梁氏的批评，还有如：

顾实（1878年—1956年）《汉书艺文志讲疏》：“〈杨朱〉篇乃一意纵恣肉欲，仰企桀、纣若弗及，真是为恶近刑，岂不大相刺谬哉？此篇犹当出湛臆造，非有本已。”⁴⁶

及陈旦《〈列子杨朱篇〉伪书新证》：“伪造杨朱篇者，则受印度思想之激荡，而又渗透老子哲理，其袭取之印度佛教⋯⋯即当时流行最广丛书体裁之四阿含经。⋯⋯长阿含经卷第十七第三分沙门果经，记阿阇世王与世尊问答之语⋯⋯此非杨朱篇第一段杨朱与孟氏舌吻为问答之词。”⁴⁷

此处所涉及的两个批评中，顾氏之说与梁氏相合，其皆以为〈杨朱〉篇内理颓废纵欲；其次则是陈氏认为杨朱篇剽抄佛经，乱佛入道。以下将就此二批评做出解释。

1.  颓废纵欲

这个问题应当拆分出两个部分去回应，先看其对“尧（？—？）舜（？—？）”的否定原句为：

“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⁴⁸

若要从这一句话来论述列子认为“尧舜”与“桀（前1818年—1766年）纣（前1106年—前1046年）”同类，则才是失列子本真。在《列子·天瑞》篇中，对于生死的型态做出了一个系统的解释，见：

子列子曰：“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声者，有声声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尝终。形之所形者，实矣；而形形者未尝有。声之所声者，闻矣；而声声者未尝发。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尝显。味之所味者，尝矣；而味味者未尝呈，皆无为之职也。”

实际上，列子认为天地所生人者，不外乎形声色味也，此四者为“果”，有“果”则必有“因”，故言“生生、声声、形形、色色、味味”者，也就是说，创造此四者“生”的，是“无为之本”，是所谓“不生不化”，非“要生而生，要化而化”，而是一切不可逆的顺自然而然者，也就是说，人之生则必死，生生者则不死，有形终无形。本质上，此章论述的重要道理在于对“虚”和“实”的一个形态发展上的不一，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相对比较论，而用“尧舜”和“桀纣”之相对，则是在践行“生生”之理，人生而有功，但人必死，死后同归，本质上则一，故此为无为之本矣，这也是在说明“圣人无全能”之理，本质上又是对“存在”之“名与实”的一个讨论和质疑。⁴⁹所以用此句来证明列子乱先圣王之理，实属无稽之谈。

落实本文，列子在本章中论述乱性纵欲的章节极少，甚至还有反驳纵性，提倡本我的句子。见其末章：

杨朱曰：“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于外？有此而求外者，无厌之性。无厌之性，阴阳之蠹也。⋯⋯安上不由于忠，而忠名灭焉；利物不由于义，而义名绝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无忧’，老子曰‘名者实之宾’，而悠悠者趋名不已。⋯⋯名胡可去？名胡可宾？但恶夫守名而累实。守名而累实，将恤危亡之不救，岂徒逸乐忧苦之间哉？”

这里借杨朱之口，复归论述老子道家之理论，又印证对前文对“名与实”的本质思考，拉回对“忠义”之废绝，君臣两安的思考，这里的“利”则成为了“为我”之利，正是道家中“利己之根”的一个思考。所以将“名与实”作为“逸乐和忧苦”的权重比衡，都是回归到道家的一个核心思考，本质上，一切都是将“为我”与“利己”套上联系的。

故〈杨朱〉篇实际并不是误撰而附在《列子》书中的杨子之学。本质上，此篇的内容均多见“利”与“生”对“己”的增益和考量，以二至五章为例，皆以生死入题，论善身乐逸之法，此皆是道家之论，不应断章取义，只论其消极之处，而导致失其本真。马达先生同样指出：

“清代学者于鬯重视《列子》研究，他的学术著作《香草续校书》校《列子》兼及《力命》、《杨朱》篇及《黄帝》、《说符》篇有关杨朱的部分，另行标明为‘列杨’，这是很有见地的。⋯⋯认为《杨朱篇》是西晋颓废派名士所伪作⋯⋯都只是『想当然』，是毫无事实根据的。”⁵⁰

所以，将《杨朱》篇与杨朱之学划上等号，是带有认为《列子》是伪书的偏见下成立的不智之说。自然，对〈杨朱〉篇中“颓废纵欲”的指控也是莫须有的。

2.  乱佛入道

实际上，这个指控也是“似有若无”的。关于对陈氏的所谓证据，参考马达先生的意见，可以做出以下反对。

马达先生指出，张湛所生活的年代根本没有《长阿含经》的译本流传，并且即便是有译出的《寂志果经》，在当时作为非佛教徒的张湛也应该是没有办法读到的，且陈氏自己列举的《寂志果经》都为英译本。在译本阅读上，张湛已经不具备窃抄佛经的资本了。⁵¹

再从内容上看，陈氏以为〈杨朱〉中“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与佛经中“此事实，此事异，此事不异，此事非异，非不异”一理相类，又是“带果寻因”的谬误，因为与其说列子此文相类，不如说《庄子·齐物论》中：“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一句更加类似，难道就可以断言庄子剽抄佛经吗？⁵²这个指控明显是失实的，陈氏没有厘清先秦诸子中部分思想类似的必然成分，而断章取义、以首代身地去笃定列子出自佛经，有失公允。

今人学者对《列子》伪作的最大指控就是认为它是张湛伪托的，除前文所提到之梁氏，还有顾实，胡适等人，不胜枚举。但实际上，《列子》绝非可能是张湛所作，甚至这都不可能是魏晋（220年—589年）的作品。以下将提供三个证据以证此说。

（1）  古今字

按照王叔岷先生的《列子补正》，发现张湛所注文时，多有古今字漏注的情况发生，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厌”与“猒”的分别。以“而美厚复不可常猒足”一句为例。

王氏指出：“案卢重元本，道藏白文本，林希逸本，高守元本‘猒’并作‘厌’；释文本亦作厌，云：‘本或作餍’‘猒’‘厌’古今字，‘餍’俗字。下文‘百年犹厌其多。’北山录释宾问篇引作猒。⁵³‘有此而来求外者无猒之性。无猒之性，阴阳之蠹也。’⁵⁴卢重元本，道藏本各本并作‘厌’。释文本作‘餍’。并当作猒为正。”⁵⁵

加以见于铁钱铜剑楼摹刻本《宋本列子》，此句中该字亦作“猒”⁵⁶，故按照众多抄本，释文，辅校以它籍引文，以定“猒”为正，“厌”、“餍”为异字。此说张湛未见，则足以说明张湛未知此古今字之异⁵⁷，何能伪古书？

（2）  错句读

张湛在解《列子》时，偶有不通文意至句读都错断者，下举一例：

“有其物有其身，是横私天下之身，横私天下之物。其唯圣人乎！

张湛注：知身不可私，物不可有者，唯圣人可也。”

殷敬顺（？—？），陶鸿庆（1859年—1918年）均指出张湛此句“此失其读”；钱钟书（1910年—1998年）亦指出：“张乃横截为二，是于本文之词气语脉都未了了也。”⁵⁸也就是说，张湛在释读《列子》时，不免有错讹之处，若张湛为伪作者，他怎么会露出如此低级的错误供人诟病，乃至于自己所撰之文都无法句读，足以看出张湛或未能尽通文意，《列子》不可能为张湛所出。

（3）  错文意

复引〈杨朱〉篇之末，其云：“老子曰：‘名者，实之宾也。’”此句更是离奇，据考证，“名者，实之宾也”一句当是出自庄子所作之《逍遥游》，而在此处，张湛没有注出此处的错误，若真为张湛所着，作为一个精通老庄的魏晋学者，可谓是才疏学浅。

而且除了这种来源性错误外，张湛还时常对文本发出质疑，在〈杨朱〉中举一例：

 “此诬贤负实之言，然欲有所抑扬，不得不寄责于高胜者耳。”⁵⁹

明显看出张湛对于文意的理解与原作者应当是有出入的，张湛若作为原作者，何要写出这种自己都不认同的话呢？着实令人费解。所以最恰当的解释就是《列子》一书并不出自于张湛。

按此三条“铁证”，张湛绝不可能是《列子》的伪造者，许多《列子》伪造者的论据也就不攻自破了。

本文惟以微薄之力证明《列子》一书并非由张湛所伪造，继以证明当不是后人所伪造此书。但《列子》中文本多有脱漏，且《列子》本身就当是其后学弟子杂集而成，这也才能解释诸如“子列子”等尊称，以及文本章节混乱的问题。所以《列子》的内容当是真出自于战国时期的，其“寓言”的体裁其实也注定了“寓言示微”的魏晋朝无法伪托。但是内容是否尽出于列子本人，这个问题则仍待商权。

专书

1.   王充着：《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页780。

2.   王叔岷着：《列子补正》（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1992年）景印本，卷四页一至页十五（共49页）

3.   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页160-165。

4.   江侠庵：《先秦经籍考》中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页362。

5.   余嘉锡着：《余嘉锡讲目录学》（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页19。

6.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北京：景山书社，1929年），页56。

7.   柯平着：《中国目录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页219。

8.   倪士毅着：《中国古代目录学史》（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27。

9.   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1730。

10. 马达：《〈列子〉真伪考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页132-367

11. 高似孙：《子略》（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页24。

12. 张湛注：《宋本列子》（新北：广文书局，2017年），铁琴铜剑楼摹刻本，卷四页一至页八，共八页。

13. 许维遹撰：《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页179-349

14. 郭芹纳：《历代书信》（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页69。

15. 陈奇猷校注：《韩非子集释》册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页407。

16.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1年），页16-815。

17. 富世平校注：《北山录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页412-444

18. 杨伯峻着：《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页1-314。

19. 杨伯峻着：《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页251。

20. 葛刚岩着：《〈列子〉成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页94-263

21. 刘向着：《晏子书录》，载《七略别录佚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页40。

22. 刘向集录：《战国策》册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页992。

23. 刘佩德着：《〈列子〉学史》（北京：学菀出版社，2015年），页378-415。

24. 刘武撰，沈啸寰点校：《庄子集解内篇补正》（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页12-155

25.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页333。

26. 严灵峰着：《列子辩诬及其中心思想》（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3年），页234-235。

27. 严灵峰编辑：《无求备斋列子集成》第 12 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1 年），页1-379。

论文

1.   郑良树：〈《列子》真伪考述评〉，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 10 卷第 4 期（2000 年12月），页 209-235。

2.   周大兴：〈《列子·杨朱篇》析论〉，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21卷第4期（2011年12月），页19-44。

注释

1. 郑良树：〈《列子》真伪考述评〉，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 10 卷第 4 期（2000年12月），页 209-235。

2. 严灵峰编辑：《列子辨伪》，载《无求备斋列子集成》第 12 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1 年），页1-4。

3. 见刘佩德着：《〈列子〉学史》附录二〈杨朱研究概况及特点〉（北京：学菀出版社，2015年），页378-415。

4. 杨伯峻着：《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页251。

5. 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页1730。

6. 刘向：《列子新书目录》，转引自《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页278。下文中凡《列子》书中原文，除特别注解外，皆出《列子集释》此书1-274页。（〈杨朱〉篇出于页216-238），不再赘引。

7. 刘武撰，沈啸寰点校：《庄子集解内篇补正》（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页12。

8. 陈景元着：〈列子冲虚至德真经释文序〉，转引自同注[6]，页278-279。

9. 柳宗元：《辨列子》，转引自同注[6]，页287。

10. 叶大庆：《考古质疑》，转引自同注[6]，页289-290。

11. 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北京：景山书社，1929年），页56。

12. 武义内雄《列子冤词》：“姚氏以郑缪公之误，断为〈序〉非向作，因一字之误，而疑〈序〉之全体，颇不合理。况由后人之伪写，抑由向自误，尚不可知。” -[日]武内义雄：《列子冤词》，载江侠庵：《先秦经籍考》中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页362。

13. 以下论述参考自葛刚岩着：《〈列子〉成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页94-96。

14.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页333。

15. 孙德谦：《刘向校雠学纂微》，转引自余嘉锡着：《余嘉锡讲目录学》（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页19。

16. 倪士毅指出：“《别录》、《七略》两书，《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有著录。到北宋编的《崇文总目》中就没有了。”以《旧唐书经籍志》为下限，当不早于开元年间（约741年）；以《崇文总目》为上限，不迟于1041年。及结合柯平引《旧唐书经籍志·序》以为：“黄巢起义后，‘尺简无存’。”故猜测散佚时间大概在黄巢之乱后（875年），庆历元年（1041年）之前。 -资料来源：倪士毅着：《中国古代目录学史》（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27。 柯平着：《中国目录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页219。

17. 刘向着：《晏子书录》，载《七略别录佚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页40。

18. 以上引文出自：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1年），页16，216-217，446，453，528，718，794-815。

19. 高似孙：《子略》（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页24。

20. 同注18，页16。

21. 同注[2]，页378-379。

22. 刘向集录：《战国策》册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页992。

23. 陈奇猷校注：《韩非子集释》册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页407。

24. 许维遹撰：《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页179。

25. 同上，页349。

26. 《列子·说符》：“列子学射，中矣，请于关尹子。”

27. 《论衡·自然》：“子曰：‘使（天）地三年乃成一叶，则万物之有叶者寡矣。’”（注：“天”字原缺，据《韩非子》、《列子》补） -资料来源：王充着：《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页780。

28. 《列子·说符》：“宋人有为其君以玉为楮叶者，三年而成。锋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国。子列子闻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故圣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29. 富世平校注：《北山录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页412。

30. 此篇之文同见《庄子·让王》及《庄子·盗跖》二篇中，因出同书，不赘引。 引文来自：同注

18.，页16。

31. 此段全文引，慧宝注此段：“居世若不进道。修行长生亦奚以为”，以此为典，以此论生死有法。 见《北山录》文，同注29，页444。

32. 以下引文来源：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页160及页164-165。

33. 《说苑》作“言治天下如运诸掌然”一句较〈杨朱〉多一“然”字；《说苑》“梁王曰”一句中，凡每分句较〈杨朱〉多一“而”字，因文意没有出入，不作异文论。来源同上。

34. 嵇康着：《与山巨源绝交书》，载郭芹纳：《历代书信》（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页69。

35. 马达：《〈列子〉真伪考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页290-291。

36. 同注[6]，页238。

37. 张湛：〈列子序〉，转引自同注[6]。

38. 同注[6]。

39. 汪继培着：《列子序》，转引自同注[6]，页285-286。

40.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转引自同注[6]，页299-300。

41. 同注[13]，页116，263。

42. 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转引自严灵峰着：《列子辩诬及其中心思想》（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3年），页234-235。

43. 刘向：《列子新书目录》，同注[6]。

44. 柳宗元《辨列子》：“其杨朱力命疑其杨子书。” 及宋濂《诸子辨》：“至于杨朱、力命则『为我』之意多，疑即古杨朱书，其未亡者剿附于此。” -资料均转引自同注

6.，页287及291。

45. 黄震着：《黄氏日钞》，转引自同注[6]，页290-291。

46.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转引自同注[6]，页308-309。

47. 陈旦：《〈列子杨朱篇〉伪书新证》，转引自同注[6]，页312-314。

48. 有关列子原文比对，均参考自除注[6]声明之杨伯峻着：《列子集释》，页216-238一书外，还有王叔岷着：《列子补正》（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1992年）景印本，卷四页一至页十五（共49页）；及张湛注：《宋本列子》（新北：广文书局，2017年），铁琴铜剑楼摹刻本，卷四页一至页八，共八页。后不再赘引。

49. 此句正与《庄子·大宗师》：“与其誉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化其道”一理相谋合，难道言庄子亦乱先圣之道，扬桀纣贬尧舜之理吗？ -资料来源：同注

7.，页155。 参考论点：周大兴：〈《列子·杨朱篇》析论〉，载《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1卷第4期（2011年12月），页19-44。

50.同注[31]，页367。

51.同上，页132-133。

52. 葛刚岩还指出，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句与佛教的“随顺法性”的提倡在逻辑和义理上有相似之处，但绝不能以此说明老子剽抄佛经，这只能说明思想教义在逻辑论述上的相似性罢了。 -同注

13.，页62。

53. 后文指：“既闻之矣，既见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犹厌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 此句又见《北山录》卷第五，〈释宾问第八〉：“既闻之矣。既见之矣。既遍之矣。百年犹厌其多。况久生之苦乎？” -引文见：同注

29.。

54. 同上，〈杨朱篇〉之末节。

55. 道藏（白文）本：《冲虚至德真经》共3卷，正统道藏本。 卢重元本：卢重元撰：冲虚至德真经解》共8卷，清嘉庆八年刻本。 高守元本：高守元辑：《冲虚至德真经四解》共20卷，明正统道藏本。 释文本：殷敬顺着，陈景元补遗：《列子释文》共2卷，乾隆五十二年燕禧堂刊本。 -按任大桩《列子释文考异序》云：“通考载列子释文一卷，唐当涂县丞殷敬顺撰。⋯⋯见有道藏残帙数架，遂检得此本。”，案：高守元本为唐殷氏释文底本，陈景元补遗。 此本见任大桩：《列子释文考异序》，转引自同注

6.，页283-284。 林希逸本：林希逸注，《冲虚至德真经鬳斋口义》共8卷，明正统道藏本。 -以上资料来源（除特别标注外）：同注27，序页2-3，及卷四页三上、下（共49页）。

56. 同注[27]，卷四页二上，共八页。

57. 张湛绝非不注古今字，同节中另一句“何以异哉”下，张湛批注：“异，异也。古字。” 资料来源：同上。

58. 此句亦可参考《易·乾卦·文言》：“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资料来源：参考自同注

31.，页153-154。

59. 原句为：“杨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卸，以放饿死。展李非亡情，矜贞之卸，以放寡宗。清贞之误善之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