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人與其書之真偽一直以來備受爭議。研究一個人的著作，首先便要從其本人的生平入手，正如：

孟子云：“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⁴

關於其人，司馬遷（前145年—？，一說認為135年—？，亦有人認為其卒於前86年）在《史記》中並未給其列傳，西漢（前206年—9年，一說前202年—9年）班固（32年—92年）則在道家類《列子》後註云：

“（列子者）名圄寇，先莊子，莊子稱之。”⁵

有關於列子人更早的記載，則要追溯到班固之前的劉向（前77年—前6年），見劉向〈列子新書目錄〉：

“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⁶

而後期類似的說法，則可考唐（618年—907年）成玄英（？—？）疏《逍遙遊》云：

 “姓列，名御寇，鄭人也，與鄭繻公同時。”⁷

及北宋（960年—1127年）陳景元（1025年—1094年）者，見其著〈列子沖虛至德真經釋文序〉：

“夫莊子之未生，而列子之道已汪洋汗漫充滿於太虛，而無形（缺字）可聞也，故著書發揚黃老之幽隱，剖抉生死之根柢。”⁸

凡以上學者，皆認為列子早莊子出。而其中劉向云“鄭繆公”（前647年—前606年），成玄英云“鄭繻公”（？—前396年），二者之別，要確立列子一人的真實性，則不得不論此處之別。

（1）“鄭繆公”與“鄭繻公”

實際上，當以成氏之說為確，或應該是成氏參考劉氏之說，而劉氏之說在傳抄過程中抄寫錯誤，造成了字形相近的謬誤。因鄭繆公在前606年崩逝，早莊子300餘年，而鄭繻公崩逝於396年，則更為貼近。這樣的說法，歷來大家均有類似看法。柳宗元（773年—819年）在《辨列子》中認為“繆公”是“魯繆公”（？—前377年）⁹，宋濂（1310年—1381年）認同此說，葉大慶（？—？）則指出：

“然則列子與子陽乃繻公時人。劉向以為繆公，意者誤以繻為繆歟？⋯⋯然則劉向之誤，觀者不可不察。”¹⁰

實際上不難看出，歷有大家均指出劉向所言“鄭繆公”一事不確，或以為劉向筆誤，或以為傳抄者作誤，以成氏之疏來看，後者的可能性更高，因為成氏作書時，所能參考的資料無外乎就是《漢書》等權威性材料，而其他典籍均只言“列子，鄭國人”，並未言清其年代，故極有可能成氏讀劉向《敘錄》時見“繆”為“繻”，惟此書現在大多已散失，難以考證。但至少可以說明，列子的存在並不可以用“鄭繆公”一事來做有力的駁斥。所以，有如姚際恆（1647年—1715年）以為劉向之“鄭繆公”之錯是證明劉氏此錄為偽作的“鐵證”¹¹，實不精而偏頗矣。¹²

劉向此篇《列子敘錄》當是真作，按照葛剛岩的說法¹³，原因有三。其一為沒有造假跡象，自清（1636年—1912年）以來，《列子》一書的真實性已經出現了一種“默認”的現象，如嚴可均（1762年—1843年）的《全漢文》中收錄了《列子書錄》，並對《關尹子書錄》及《子華子書錄》二書提出質疑，其云：

“此敘（即上云二書錄）疑皆宋人依託，今姑錄之。”¹⁴

以此作為旁證，證明嚴氏著書時並未有對《列子書錄》產生質疑。無獨有偶，清人姚振宗（1842年—1906年）亦直接收錄《列子書錄》在《快閣師石山房叢書》中；孫德謙（1869年—1935年）在論劉向校讎學時亦引《列子書錄》作例，釋目錄並敘言之。¹⁵而今人張舜徽（1911年—1992年）《文獻學論著輯要》中有《列子書錄》而不錄《關尹子》、《子華子》二書。按照前人篩選下的共識，《列子書錄》當不是偽書。

其二為沒有作偽時間，學術史上尚未有定論，卻公認劉向《別錄》應該散失在唐末宋初這段區間（約875年—1041年）。¹⁶若在唐朝時作偽，則理應世間有《別錄》正本，何人皆讀皆傳偽本而捨佚真跡？因柳宗元《辨列子》中所引向文皆與今本相同，故唐時當沒有偽作。但若在宋朝開始偽托《列子書錄》，何獨《關尹子》、《子華子》二書定偽，而《列子》為真？況何能相合與柳氏所見之書，故《列子書錄》不該為假。

其三為《列子書錄》符合劉向一向以來的校讎體例。以下参《晏子書錄》為例，《列子書錄》中疑〈周穆王〉、〈湯問〉、〈力命〉及〈楊朱〉四篇，但“各有所明”而存之。在《晏子》中，這樣的情況也有出現，劉向認為：

“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為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辨士所為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為一篇，凡八篇。”¹⁷

劉向尚保存“不合經術之言”，更何況劉向認為《列子》中眾篇皆“合於六經”，更加不可能刪去所謂“不似一家之書”的文本內容，故有此處之疑，也是情理之中。

（2）不後於莊子

綜眾家之言，其記列子一人均以“莊子”作為一個重要的時間參照，關於“列子先於莊子者”一說，或可從《莊子》一書中窺得一二。《莊子》中不乏對“列子一名的記載，摘錄如下：

內篇

《逍遙遊》：“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

《應帝王》：“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  歸，三年不出。”

外篇

《至樂》：“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

《達生》：“子列子問關尹曰”

《田子方》：“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

雜篇

《讓王》：“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

《列禦寇》：“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¹⁸

以上七例，《應帝王》、《讓王》、《列禦寇》三篇皆記一完整事，其中以雜篇二例最全，《列禦寇》一篇直以冠列子名（圄寇與禦寇同音）。但如高似孫（1158年—1231年）云：

 “所謂禦寇之說，獨見於寓言耳。”¹⁹

雖《莊子》一書中所記之事大多假託於寓，不足為真，但此至少證明此時或當有“列子”一名，雖未能考是否有其人，但既然莊子文中假托此人喻事，或可以此理解列子一人在莊子時當與孔子（前551年—前479年）、老子（前571年—前470年，一說前571年—前471年）之類為思想巨匠，若杜纂一人，莊子之言則毫無根據，假託便沒有意義，所以或可作為“列子先莊子出”的一個旁證。

要論直接證據，則要從莊子本文中落手，許多學者本末倒置認為列子文剽竊莊子文，實際上，上文中列舉的《逍遙遊》、《讓王》、《達生》三例與《列子》書中的類似文本進行比對，大多與〈黃帝〉一篇有重文現象。以下舉《逍遙遊》一例，見：

逍遙遊：“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²⁰

黃帝篇：“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

嚴靈峯指出：

“莊子略而列子敘事詳，且大部文字為莊子所無。⋯⋯則必莊取列書以為說也無疑。”²¹

根據以上結論，大概可以確認列子是略早於莊子，鄭繻公時人，翻閱史書，關於列子的記載不乏有下：

《戰國策·韓策二》：“史疾為韓使楚。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²²

《韓非子·喻老》：“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²³

《呂氏春秋·審己》：“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²⁴

《呂氏春秋·觀世》：“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²⁵

《呂氏春秋》所記“列子學射”一事與《田子方》篇相合（此文又見《列子·說符》）²⁶，、“列子見鄭子陽”一事與《讓王》篇文本一致，記載一致。《韓非子》記載列子之言論（《論衡·自然》中載此句為孔子所言）²⁷，則可在《列子·說符》中找到重文²⁸。這可述明先秦時期“列子”並非莊子一家所言，而是廣為人知。《戰國策》記史疾出使楚國一事，其以列子思想為參考意見，又可證明列子思想確實在當時流行於世，有史可依。綜合而論，不難發現列子應確有其人，更可能在莊子時已經是有名的道家思想家，其思想學說或廣傳於世。

（3）  與他本典籍重文

在以上記載中，不難發現《列子》一書中記載的內容與其他典籍中多有重文或相近記載，其中記載大多以《列子》文為底本，以下就此情況加以說明。

《列子》全書內容繁多，未能盡錄，此處僅以〈楊朱〉篇為例，查看《列子》書中與其他典籍重文及文本相近的情況。摘得三處，其分別為第一章、第十章，第十三章與第十六章。第一章與《北山錄》、《逍遙遊》合，見：

〈楊朱〉：“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

《北山錄·釋賓問》引：“楊朱云：‘唐堯偽讓以享福。夷齊真讓而致餒。’”²⁹

《逍遙遊》：“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³⁰

第十章又被《北山錄》用，全文同，見：

《北山錄》引〈楊朱〉：“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可乎？’曰：‘理无不死。 以蘄久生，可乎？’曰：‘理无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³¹

第十三章與《說苑·政理》³²全篇相合，僅有兩句異文³³，見：

異文1:

〈楊朱〉：“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

〈政理〉：“臣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群，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

異文2

〈楊朱〉：“吞舟之魚，不遊枝流。鴻鵠高飛，不就汙池。何則？其志極遠也。”

〈政理〉：“夫吞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

第十六章則與嵇康（223年—263年）《與山巨源絕交書》所記載之事相同。馬達先生認為嵇康所引之典源自〈楊朱〉第十六章。見：

〈楊朱〉：“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黂，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狢。顧謂其妻曰：‘負日之煊，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眾哂而怨之，其人大慚。子，此類也。’”

《與山巨源絕交書》：“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³⁴

馬氏認為，此處的“野人”就是列子所記之“田夫”，而所謂“快炙背”對應“自曝於日”，“美芹子”就是“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的簡化和例稱。而“欲以獻至尊”就是列子所云的“以獻吾君，將有重賞”。³⁵楊伯峻指出《列子》並非該傳說的創作者，而是“本有此言”，後再述之。³⁶這個說法應該是成立的，但列子所言之實，細節之豐富，斷不像杜纂編造，故應該是貼切於原始傳說所記之事。

見此二處，均列子書中文較細詳，細節處補充更加豐富，其必先言者內容頗詳而後傳誦者更略。而文中稍有異處，則基本可視為其本於《列子》文而自加更改。所以，基本可以確定《列子》一文並非偽作，其更有可能是後世不少典籍文章的來源。

故在基於《列子書錄》不假的前提下，輔以《莊子》中多處的記載與引用，配以部份史書性質的材料，基本可以認為列子一人是存在的。作者身份的真實性能夠確定時，有關於《列子》一書的真實性也就有了底據。

（1）  成書過程

今本列子》的底本皆是來源於張湛，按張湛（？—？）〈列子序〉云：

“湛聞之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輿、傅穎根，皆王氏之甥也，並少遊外家。舅始周，始周從兄家書，幾近萬卷。’⋯⋯穎根於是唯齎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正輿爲揚州刺州，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参校有無，始得全備。”³⁷

按照張湛的記述，《列子》一書是整理其先父所存，當時有根據可考，家族正統所殘之卷有正文〈楊朱〉、〈說符〉二卷及目錄一卷，也就是說，除去〈楊朱〉、〈說符〉二卷，剩餘的六卷皆是散落民間之籍，張湛集而成書，從邏輯上看，〈楊朱〉、〈說符〉二書才應該是《列子》本貌而無庸置疑的，若要考證《列子》一書的真實性，則劉向的《列子新書目錄》是重要的參考依據，按照劉氏記述：

“天瑞第一、黃帝第二、周穆王第三、仲尼第四、湯問第五、力命第六、楊朱第七（一曰達生）、說符第八。右新書定著八章⋯⋯所校中書列子五篇⋯⋯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参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³⁸

劉向所輯錄之《列子》係由“舊書”所傳，所謂中書五篇，太常書、太史書共七篇，劉向書六篇，富参書二篇共八篇，合二十篇。其中內容多有繁複，重文，合內外書文，以中書為底，刪十二篇重文，將錯字註釋如“盡作進”、“賢作形”。根據此論，汪繼培（1775年—？）在考《列子》時，亦云：

“世所傳列子八卷輿漢書藝文志篇帙符合。”³⁹

也就是說，在考證《列子》篇數之時，今人皆本以張湛之本對證於劉向之記，惟篇數，目名相合。可以確認的是，劉向記此書時所見《列子》一書的版本當已失傳，而根據這一現象，梁啟超（1873年—1929年）認為：

“列子乃東晉張湛，即列子註作者，採集道家之言，湊合而成。真列子八篇，漢書藝文志尚存其目，後佚。張湛依八篇之目，假造成書並載劉向一序。後人以為劉向曾見此書，當無可疑。”⁴⁰

梁氏認為《列子》一書具備極大的造假空間，而這種偽書恰巧是利用了劉向的真《敘錄》來迷惑視聽的，書目皆真，內容皆偽。針對這種情況，若要確認〈楊朱〉的真偽，必須要從“義理”、“文本”入手。

（2）  〈楊朱〉篇的爭議

按照前文所述，《列子》受人質疑的主要原因無外乎三個原因：1. 僅有張湛抄本之孤本；2.《列子》寓言體裁，其中人稱駁雜，指代不清；及3. 《藝文志》有目無文，造假空間大。是此三項，第一項問題是導致第三項問題出現的原因，故先論第二項。又因〈楊朱〉篇受人詬病最多，疑點最盛，以此為論述核心。

（i）      人稱及文體

最顯而易見的就是，〈楊朱〉全文沒有出現任何“列子”及“禦寇”等名字，全文似代文體，以第三人稱進行敘述，主視角集中在“楊朱”身上，此篇的結構與〈仲尼〉的構成類似，皆是記他人事，論自家理的模式。但比起〈仲尼〉篇，〈楊朱〉中共十七章，其中一、二、三、四、五、六、十一、十二、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此十二章均以“楊朱曰”三字開頭起文，除第十一章上承第十章，有孟孫陽（？—？）、禽子（？—？）對答之語外，通篇皆是楊朱一人所言。而其中第五章又最為特別，與上述其他章節不同，其他章節均為楊朱不間斷的一段話，第五章中卻在兩個“曰”之間，明顯出現了一句是反問楊朱的話，見：

“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生故善樂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

此處很明顯在“然則⋯⋯其可焉在”一句中與前後文並非同一人所言，此處的對話邏輯應該是“楊朱曰—客問—楊朱答（再曰）”，而此處明顯紕漏一人。葛剛岩持同樣說法，認為此處屬於對話性的語言，但卻除了楊朱之外，遺漏了其他的說話人，他認為這是後人抄書時的紕漏。⁴¹雖無法確認此項問題產生的原因，但是這樣的對話體在戰國十分常見，尤其見於孔孟之書，其大多以“孔孟”說理，“弟子”問故，“孔孟”解答的方式進行說理，凡例不勝枚舉，不於此處贅述。所以，此處的駁雜與紕漏，恰巧反證了今見《列子》一書的內容或是謄寫本而非杜撰，此書亦當是戰國時期（前476年—前221年）之作。

（ii）     義理

基於上論，梁氏認為《列子》今本之偽，〈楊朱〉篇是罪魁禍首，他認為：

“列子楊朱篇文章雖然優美，卻是漢以後人筆法。⋯⋯其中所說全屬晉代清談家頹廢思想，⋯⋯似此種沒出息的虛無主義，斷斷無有！”⁴²

這裡大概可以總結出梁氏對於〈楊朱〉篇的指控大抵有兩條，其一為漢人筆法；其二為頹廢思想。所以梁氏認為作為東晉（317年—420年）人的張湛偽造此書的可能性極高。

其實，關於對〈楊朱〉篇屬偽造之說，梁氏並非鼻祖，見於前朝古人皆有此說。劉向認為：

“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⁴³

針對這種現象，柳宗元和宋濂均認為〈楊朱〉疑似為楊子書⁴⁴，而後人編錄時誤將楊子書置於列子之後。黃震（1213年—1281年）則以為：

“不過愛自身自利，其學全類楊朱，故其書有楊朱篇，凡楊朱之言論備焉。”⁴⁵

也就是說，〈楊朱〉篇的出現，古人提供了兩種猜測，一是為楊朱之學，後人附於列子後；二為列子實類楊朱之學，自編其文。相較於古人的保守，今人的看法則多激進，認為〈楊朱〉失列子、楊子本真，是偽劣品。除梁氏的批評，還有如：

顧實（1878年—1956年）《漢書藝文志講疏》：“〈楊朱〉篇乃一意縱恣肉慾，仰企桀、紂若弗及，真是為惡近刑，豈不大相刺謬哉？此篇猶當出湛臆造，非有本已。”⁴⁶

及陳旦《〈列子楊朱篇〉偽書新證》：“偽造楊朱篇者，則受印度思想之激盪，而又滲透老子哲理，其襲取之印度佛教⋯⋯即當時流行最廣叢書體裁之四阿含經。⋯⋯長阿含經卷第十七第三分沙門果經，記阿闍世王與世尊問答之語⋯⋯此非楊朱篇第一段楊朱與孟氏舌吻為問答之詞。”⁴⁷

此處所涉及的兩個批評中，顧氏之說與梁氏相合，其皆以為〈楊朱〉篇內理頹廢縱慾；其次則是陳氏認為楊朱篇剽抄佛經，亂佛入道。以下將就此二批評做出解釋。

1.  頹廢縱慾

這個問題應當拆分出兩個部份去回應，先看其對“堯（？—？）舜（？—？）”的否定原句為：

“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⁴⁸

若要從這一句話來論述列子認為“堯舜”與“桀（前1818年—1766年）紂（前1106年—前1046年）”同類，則才是失列子本真。在《列子·天瑞》篇中，對於生死的型態做出了一個系統的解釋，見：

子列子曰：“天地无全功，聖人无全能，萬物无全用⋯⋯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為之職也。”

實際上，列子認為天地所生人者，不外乎形聲色味也，此四者為“果”，有“果”則必有“因”，故言“生生、聲聲、形形、色色、味味”者，也就是說，創造此四者“生”的，是“無為之本”，是所謂“不生不化”，非“要生而生，要化而化”，而是一切不可逆的順自然而然者，也就是說，人之生則必死，生生者則不死，有形終無形。本質上，此章論述的重要道理在於對“虛”和“實”的一個形態發展上的不一，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相對比較論，而用“堯舜”和“桀紂”之相對，則是在踐行“生生”之理，人生而有功，但人必死，死後同歸，本質上則一，故此為無為之本矣，這也是在說明“聖人無全能”之理，本質上又是對“存在”之“名與實”的一個討論和質疑。⁴⁹所以用此句來證明列子亂先聖王之理，實屬無稽之談。

落實本文，列子在本章中論述亂性縱慾的章節極少，甚至還有反駁縱性，提倡本我的句子。見其末章：

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這裡借楊朱之口，復歸論述老子道家之理論，又印證對前文對“名與實”的本質思考，拉回對“忠義”之廢絕，君臣兩安的思考，這裡的“利”則成為了“為我”之利，正是道家中“利己之根”的一個思考。所以將“名與實”作為“逸樂和憂苦”的權重比衡，都是回歸到道家的一個核心思考，本質上，一切都是將“為我”與“利己”套上聯繫的。

故〈楊朱〉篇實際並不是誤撰而附在《列子》書中的楊子之學。本質上，此篇的內容均多見“利”與“生”對“己”的增益和考量，以二至五章為例，皆以生死入題，論善身樂逸之法，此皆是道家之論，不應斷章取義，只論其消極之處，而導致失其本真。馬達先生同樣指出：

“清代學者于鬯重視《列子》研究，他的學術著作《香草續校書》校《列子》兼及《力命》、《楊朱》篇及《黃帝》、《說符》篇有關楊朱的部分，另行標明為‘列楊’，這是很有見地的。⋯⋯認為《楊朱篇》是西晉頹廢派名士所偽作⋯⋯都只是『想當然』，是毫無事實根據的。”⁵⁰

所以，將《楊朱》篇與楊朱之學劃上等號，是帶有認為《列子》是偽書的偏見下成立的不智之說。自然，對〈楊朱〉篇中“頹廢縱慾”的指控也是莫須有的。

2.  亂佛入道

實際上，這個指控也是“似有若無”的。關於對陳氏的所謂證據，參考馬達先生的意見，可以做出以下反對。

馬達先生指出，張湛所生活的年代根本沒有《長阿含經》的譯本流傳，並且即便是有譯出的《寂志果經》，在當時作為非佛教徒的張湛也應該是沒有辦法讀到的，且陳氏自己列舉的《寂志果經》都為英譯本。在譯本閱讀上，張湛已經不具備竊抄佛經的資本了。⁵¹

再從內容上看，陳氏以為〈楊朱〉中“實无名，名无實，名者偽而已矣。”與佛經中“此事實，此事異，此事不異，此事非異，非不異”一理相類，又是“帶果尋因”的謬誤，因為與其說列子此文相類，不如說《莊子·齊物論》中：“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一句更加類似，難道就可以斷言莊子剽抄佛經嗎？⁵²這個指控明顯是失實的，陳氏沒有釐清先秦諸子中部份思想類似的必然成份，而斷章取義、以首代身地去篤定列子出自佛經，有失公允。

今人學者對《列子》偽作的最大指控就是認為它是張湛偽托的，除前文所提到之梁氏，還有顧實，胡適等人，不勝枚舉。但實際上，《列子》絕非可能是張湛所作，甚至這都不可能是魏晉（220年—589年）的作品。以下將提供三個證據以證此說。

（1）  古今字

按照王叔岷先生的《列子補正》，發現張湛所註文時，多有古今字漏註的情況發生，其中最為顯著的就是“厭”與“猒”的分別。以“而美厚復不可常猒足”一句為例。

王氏指出：“案盧重元本，道藏白文本，林希逸本，高守元本‘猒’並作‘厭’；釋文本亦作厭，云：‘本或作饜’‘猒’‘厭’古今字，‘饜’俗字。下文‘百年猶厭其多。’北山錄釋賓問篇引作猒。⁵³‘有此而來求外者无猒之性。无猒之性，陰陽之蠹也。’⁵⁴盧重元本，道藏本各本並作‘厭’。釋文本作‘饜’。並當作猒為正。”⁵⁵

加以見於鐵錢銅劍樓摹刻本《宋本列子》，此句中該字亦作“猒”⁵⁶，故按照眾多抄本，釋文，輔校以它籍引文，以定“猒”為正，“厭”、“饜”為異字。此說張湛未見，則足以說明張湛未知此古今字之異⁵⁷，何能偽古書？

（2）  錯句讀

張湛在解《列子》時，偶有不通文意至句讀都錯斷者，下舉一例：

“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

張湛註：知身不可私，物不可有者，唯聖人可也。”

殷敬順（？—？），陶鴻慶（1859年—1918年）均指出張湛此句“此失其讀”；錢鐘書（1910年—1998年）亦指出：“張乃橫截為二，是於本文之詞氣語脈都未了了也。”⁵⁸也就是說，張湛在釋讀《列子》時，不免有錯訛之處，若張湛為偽作者，他怎麼會露出如此低級的錯誤供人詬病，乃至於自己所撰之文都無法句讀，足以看出張湛或未能盡通文意，《列子》不可能為張湛所出。

（3）  錯文意

復引〈楊朱〉篇之末，其云：“老子曰：‘名者，實之賓也。’”此句更是離奇，據考證，“名者，實之賓也”一句當是出自莊子所作之《逍遙遊》，而在此處，張湛沒有註出此處的錯誤，若真為張湛所著，作為一個精通老莊的魏晉學者，可謂是才疏學淺。

而且除了這種來源性錯誤外，張湛還時常對文本發出質疑，在〈楊朱〉中舉一例：

 “此誣賢負實之言，然欲有所抑揚，不得不寄責於高勝者耳。”⁵⁹

明顯看出張湛對於文意的理解與原作者應當是有出入的，張湛若作為原作者，何要寫出這種自己都不認同的話呢？著實令人費解。所以最恰當的解釋就是《列子》一書並不出自於張湛。

按此三條“鐵證”，張湛絕不可能是《列子》的偽造者，許多《列子》偽造者的論據也就不攻自破了。

本文惟以微薄之力證明《列子》一書並非由張湛所偽造，繼以證明當不是後人所偽造此書。但《列子》中文本多有脫漏，且《列子》本身就當是其後學弟子雜集而成，這也才能解釋諸如“子列子”等尊稱，以及文本章節混亂的問題。所以《列子》的內容當是真出自於戰國時期的，其“寓言”的體裁其實也注定了“寓言示微”的魏晉朝無法偽托。但是內容是否盡出於列子本人，這個問題則仍待商權。

專書

1.   王充著：《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780。

2.   王叔岷著：《列子補正》（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1992年）景印本，卷四頁一至頁十五（共49頁）

3.   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160-165。

4.   江俠菴：《先秦經籍考》中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頁362。

5.   余嘉錫著：《余嘉錫講目錄學》（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年），頁19。

6.   姚際恆：《古今偽書考》（北京：景山書社，1929年），頁56。

7.   柯平著：《中國目錄學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年），頁219。

8.   倪士毅著：《中國古代目錄學史》（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27。

9.   班固：《漢書·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1730。

10. 馬達：《〈列子〉真偽考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頁132-367

11. 高似孫：《子略》（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24。

12. 張湛註：《宋本列子》（新北：廣文書局，2017年），鐵琴銅劍樓摹刻本，卷四頁一至頁八，共八頁。

13. 許維遹撰：《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179-349

14. 郭芹納：《歷代書信》（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頁69。

15. 陳奇猷校註：《韓非子集釋》冊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頁407。

16. 陳鼓應註譯：《莊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1年），頁16-815。

17. 富世平校注：《北山錄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412-444

18. 楊伯峻著：《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1-314。

19. 楊伯峻著：《孟子譯註》（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251。

20. 葛剛岩著：《〈列子〉成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頁94-263

21. 劉向著：《晏子書錄》，載《七略別錄佚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40。

22. 劉向集錄：《戰國策》冊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992。

23. 劉佩德著：《〈列子〉學史》（北京：學菀出版社，2015年），頁378-415。

24. 劉武撰，沈嘯寰點校：《莊子集解內篇補正》（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12-155

25.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頁333。

26. 嚴靈峰著：《列子辯誣及其中心思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頁234-235。

27. 嚴靈峰編輯：《無求備齋列子集成》第 12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 年），頁1-379。

論文

1.   鄭良樹：〈《列子》真偽考述評〉，載《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0 卷第 4 期（2000 年12月），頁 209-235。

2.   周大興：〈《列子·楊朱篇》析論〉，載《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1卷第4期（2011年12月），頁19-44。

註釋

1. 鄭良樹：〈《列子》真偽考述評〉，載《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10 卷第 4 期（2000年12月），頁 209-235。

2. 嚴靈峰編輯：《列子辨偽》，載《無求備齋列子集成》第 12 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 年），頁1-4。

3. 見劉佩德著：《〈列子〉學史》附錄二〈楊朱研究概況及特點〉（北京：學菀出版社，2015年），頁378-415。

4. 楊伯峻著：《孟子譯註》（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251。

5. 班固：《漢書·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1730。

6. 劉向：《列子新書目錄》，轉引自《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278。下文中凡《列子》書中原文，除特別註解外，皆出《列子集釋》此書1-274頁。（〈楊朱〉篇出於頁216-238），不再贅引。

7. 劉武撰，沈嘯寰點校：《莊子集解內篇補正》（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12。

8. 陳景元著：〈列子沖虛至德真經釋文序〉，轉引自同註[6]，頁278-279。

9. 柳宗元：《辨列子》，轉引自同註[6]，頁287。

10. 葉大慶：《考古質疑》，轉引自同註[6]，頁289-290。

11. 姚際恆：《古今偽書考》（北京：景山書社，1929年），頁56。

12. 武義內雄《列子冤詞》：“姚氏以鄭繆公之誤，斷為〈序〉非向作，因一字之誤，而疑〈序〉之全體，頗不合理。況由後人之偽寫，抑由向自誤，尚不可知。” -[日]武內義雄：《列子冤詞》，載江俠菴：《先秦經籍考》中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頁362。

13. 以下論述參考自葛剛岩著：《〈列子〉成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頁94-96。

14. 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頁333。

15. 孫德謙：《劉向校讎學纂微》，轉引自余嘉錫著：《余嘉錫講目錄學》（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年），頁19。

16. 倪士毅指出：“《別錄》、《七略》兩書，《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都有著錄。到北宋編的《崇文總目》中就沒有了。”以《舊唐書經籍志》為下限，當不早於開元年間（約741年）；以《崇文總目》為上限，不遲於1041年。及結合柯平引《舊唐書經籍志·序》以為：“黃巢起義後，‘尺簡無存’。”故猜測散佚時間大概在黃巢之亂後（875年），慶曆元年（1041年）之前。 -資料來源：倪士毅著：《中國古代目錄學史》（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27。 柯平著：《中國目錄學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2年），頁219。

17. 劉向著：《晏子書錄》，載《七略別錄佚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40。

18. 以上引文出自：陳鼓應註譯：《莊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1年），頁16，216-217，446，453，528，718，794-815。

19. 高似孫：《子略》（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24。

20. 同註18，頁16。

21. 同註[2]，頁378-379。

22. 劉向集錄：《戰國策》冊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992。

23. 陳奇猷校註：《韓非子集釋》冊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頁407。

24. 許維遹撰：《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179。

25. 同上，頁349。

26. 《列子·說符》：“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

27. 《論衡·自然》：“子曰：‘使（天）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註：“天”字原缺，據《韓非子》、《列子》補） -資料來源：王充著：《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780。

28. 《列子·說符》：“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29. 富世平校注：《北山錄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412。

30. 此篇之文同見《莊子·讓王》及《莊子·盜跖》二篇中，因出同書，不贅引。 引文來自：同註

18.，頁16。

31. 此段全文引，慧寶註此段：“居世若不進道。修行長生亦奚以為”，以此為典，以此論生死有法。 見《北山錄》文，同註29，頁444。

32. 以下引文來源：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160及頁164-165。

33. 《說苑》作“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一句較〈楊朱〉多一“然”字；《說苑》“梁王曰”一句中，凡每分句較〈楊朱〉多一“而”字，因文意沒有出入，不作異文論。來源同上。

34. 嵇康著：《與山巨源絕交書》，載郭芹納：《歷代書信》（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頁69。

35. 馬達：《〈列子〉真偽考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頁290-291。

36. 同註[6]，頁238。

37. 張湛：〈列子序〉，轉引自同註[6]。

38. 同註[6]。

39. 汪繼培著：《列子序》，轉引自同註[6]，頁285-286。

40. 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轉引自同註[6]，頁299-300。

41. 同註[13]，頁116，263。

42. 梁啟超：《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轉引自嚴靈峰著：《列子辯誣及其中心思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頁234-235。

43. 劉向：《列子新書目錄》，同註[6]。

44. 柳宗元《辨列子》：“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 及宋濂《諸子辨》：“至於楊朱、力命則『為我』之意多，疑即古楊朱書，其未亡者剿附於此。” -資料均轉引自同註

6.，頁287及291。

45. 黃震著：《黃氏日鈔》，轉引自同註[6]，頁290-291。

46. 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轉引自同註[6]，頁308-309。

47. 陳旦：《〈列子楊朱篇〉偽書新證》，轉引自同註[6]，頁312-314。

48. 有關列子原文比對，均參考自除註[6]聲明之楊伯峻著：《列子集釋》，頁216-238一書外，還有王叔岷著：《列子補正》（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1992年）景印本，卷四頁一至頁十五（共49頁）；及張湛註：《宋本列子》（新北：廣文書局，2017年），鐵琴銅劍樓摹刻本，卷四頁一至頁八，共八頁。後不再贅引。

49. 此句正與《莊子·大宗師》：“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一理相謀合，難道言莊子亦亂先聖之道，揚桀紂貶堯舜之理嗎？ -資料來源：同註

7.，頁155。 參考論點：周大興：〈《列子·楊朱篇》析論〉，載《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1卷第4期（2011年12月），頁19-44。

50.同註[31]，頁367。

51.同上，頁132-133。

52. 葛剛岩還指出，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句與佛教的“隨順法性”的提倡在邏輯和義理上有相似之處，但絕不能以此說明老子剽抄佛經，這只能說明思想教義在邏輯論述上的相似性罷了。 -同註

13.，頁62。

53. 後文指：“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 此句又見《北山錄》卷第五，〈釋賓問第八〉：“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遍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乎？” -引文見：同註

29.。

54. 同上，〈楊朱篇〉之末節。

55. 道藏（白文）本：《冲虛至德眞經》共3卷，正統道藏本。 盧重元本：盧重元撰：冲虛至德眞經解》共8卷，清嘉慶八年刻本。 高守元本：高守元輯：《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共20卷，明正統道藏本。 釋文本：殷敬順著，陳景元補遺：《列子釋文》共2卷，乾隆五十二年燕禧堂刊本。 -按任大樁《列子釋文考異序》云：“通考載列子釋文一卷，唐當塗縣丞殷敬順撰。⋯⋯見有道藏殘帙數架，遂檢得此本。”，案：高守元本為唐殷氏釋文底本，陳景元補遺。 此本見任大樁：《列子釋文考異序》，轉引自同註

6.，頁283-284。 林希逸本：林希逸註，《冲虛至德眞經鬳齋口義》共8卷，明正統道藏本。 -以上資料來源（除特別標註外）：同註27，序頁2-3，及卷四頁三上、下（共49頁）。

56. 同註[27]，卷四頁二上，共八頁。

57. 張湛絕非不註古今字，同節中另一句“何以异哉”下，張湛批注：“异，異也。古字。” 資料來源：同上。

58. 此句亦可參考《易·乾卦·文言》：“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資料來源：參考自同註

31.，頁153-154。

59. 原句為：“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卸，以放餓死。展李非亡情，矜貞之卸，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