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记录了容闳自出生至死亡前十年的种种经历,1当中包括了童年时代,留学经历、回国后之历练、购置西洋机器、推动教育改革等共二十二章内容。自传回忆录至1902年便终止,但成书之时为1909年,其刻意隐去该时期之叙述乃其等待另一人生追求实现之表现——秘密推动革命事业与推翻专制统治。容闳乃近代集西方思想与知识之大成者,同时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狂热爱国者。他的前瞻视野总能洞察当时社会之弊病,并穷其一生为国家之改革而努力,他是推动西学东渐的先驱者,也是推动派遣幼童出洋留学的教育家。正如他本人所言:「教育已扩展了我的精神追求和道德境界,进而启示我应负的种种责任。」对于拯救腐朽的晚清,他选择了将西方先进与文明之血液,输入至国家未来栋梁的身上,以中西文化之交融糅合,达到复兴中国之目标。故此,本文希望透过容闳自传之叙述,试论其如何受到西方教育形式与思想之影响,并讲述其在归国后的所牵动的种种改革与创新,重点分析派遣幼童出洋留学之经过与后续影响,肯定其对于中国教育事业之贡献。
容闳自少年时期已经展现与众不同之处,其探索欲和领导才能远超同龄人甚至比其年长几岁之人。容闳自幼入读西塾,其与一群高年级的女生被限制在三楼,活动空间与范围只得楼顶的露天阳台,而一楼的男生则可以自由地活动。为获取自由,出外探索,容闳鼓动其他女生一同逃离学校,计划是通过乘坐码头的小船逃跑,最终被教师追回并处以惩罚。2后来,他在1841年入读了马礼逊学校并遇到了改变其一生的人生导师,布朗教士(Samuel Robbins Brown)。布朗是一位沉着冷静、为人热情的教士。容闳在学校学习中文、英文和算术等科目,对西方教育之学科和内容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识,为之后的学习打下了基础。
1847年,布朗教士因身体原因要回到美国,有三名中国学生则与其同行,在美国继续完成学业,三人分别是容闳、黄宽(后来成为著名的医学家)和黄胜(归国后从事印刷和翻译工作)。布朗协助留学生寻找赞助者,最终有不少慷慨解囊的外国人愿意资助三人的学费,甚至连其父母也得到了数年的生活资助。1850年,容闳在孟松预备学校毕业后,成功考入了美国耶鲁大学这所名校,是首位考入此校的中国人。对于学费问题,容闳坚守底线,毋忘留学初衷,他曾有机会与孟松学校签订一份协议,只要答应学成之后回到中国担任传教士,便能获得大学的学费的资助,3但容闳并没有签订,他意在回国后对于中国的教育制度作出全面的改革,而传教士的工作则与其留洋学习之最终目标不符。幸运的是,容闳得到贵人相助,获得妇女协会的捐助和纽约奥立芬兄弟公司的赞助,他本人也在大学期间也曾任职图书馆管理员、伙食采购员等工作赚取学费与生活费。为了更好地融入西方的教育环境,他剪去发辫,加入美籍,4美国也成为了他的第二个祖国。自此,他全力研讨西学、西方宗教、科学等学科,又在英文方面取得佳绩,屡次获得奖学金,并于1854年成功从耶鲁大学毕业。与此同时,远方的中国却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混乱情形,太平天国乱事不止,各地兵戎相见,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种种形势更是坚定了容闳的救国之心。
当容闳回到中国后,却亲眼目睹了广州大屠杀。当时清廷全力对付太平天国,两广总督叶名琛于广州一带地区缉捕太平天国的余党,无需口供和审讯,便杀害了至少七万人,当中不少平民乃含冤而死。容闳对此大感忧郁和沮丧,甚至有加入太平军之想法,他对于太平天国起事有着好感,认为这是一场宗教性的起义,在最初,他将救国之希望放在太平天国之上,在亲身视察太平军的情形之后,与干王洪仁玕对话,并提出以科学原则组建军队、创立武备学堂与水师学堂、建立各级学校的教育体系等七项建议。5不过其建议不为所纳,太平天国的战事也渐渐演变成极端的宗教狂热,6拜上帝教与容闳所信奉的基督教教义也大相径庭,其成为了太平天国借外国思想起事作乱之手段。在经历了近十五年的骚乱之后,太平军覆灭,其带来的唯一好处便是唤醒了国家的改革意识,容闳等有识之士都明白到必须打破守旧的传统思想和停济不前的麻木状态。
至1861年起,清朝正式打开西学之门,洋务运动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标,并寻求全面的工业化改革。容闳之留学背景与出色的才干得到曾国藩之赏识,1863年,双方共论改革之事宜。容闳提出了「制器之器」的工业化理念,7即透过购入西式仪器以建立机器厂,再将机器厂作为母厂建造更多同类型的工厂,让中国的工业建设达到自给自足的地步。这个建议得到了曾国藩的认可,并将采购机器一事全权交由容闳决定。1865年,容闳带着美国所制作的机器回国,并于曾国藩与李鸿章创立的江南制造总局中投入使用,更在之后延伸发展了16个分厂,容闳更是提议要建设机械学校,教授机械工程之原理和运作,8希望早日培训出可以操纵机器的中国机械工程师,免于继续聘用外国机械工程师。自19世纪90年代,该局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于东亚最先进的机器制造工厂,乃清代的一大壮举。
随着军事现代化的改革成功,也让容闳看到了教育改革的希望。他向清廷提出了四项改革内容,当中包括了组织中国本地的轮船公司、派遣幼童到外国留学、提倡铁路事业以助开采矿物资源和禁止宗教团体对教民行使司法权的四项建议。当中以第二项最为关键与重要,是容闳计划了十五年的教育改革事业。提议获得接纳,也有赖于天津教案的影响。由于天津教案带来的外交风波,清廷不得不向外国人赔款道歉,并处死作乱杀人者,当时曾国藩在奏结完天津教案后,便向朝廷提出了容闳之四项建议,并获得了中央的允许,得以建立出洋留学之预备学校和选定留洋之幼童。中国出洋肄业局就是总理出洋事务的机构,设两名委员:容闳和传统大儒陈兰彬。容闳负责照顾幼童之留学教育和寻找合适的居所,而陈兰彬则负责幼童的中文学习,资金由双方共同管理。留学生之总人数为120人,分四批前往美国留学,每次派遣30人。而选拔学生的制度也是十分严格,学生必须身家清白,其多为富家子弟或官员子弟,虽也有基层民众,但人数不多,9其年龄介乎十二岁至十五岁,而且需要通过中文和英文的考试,并在预备学校就读一年。120名幼童中,十之八九来自南方城市,大部分更是广东地区的人民,当中三分之一来自其故乡香山县,10香山县与上海乃中国现代化的两个先驱城市,由于当时中国尚未有报纸的出现,消息的流通并未十分发达,北方的民众几乎不知道这项留学计划,所以大部分留洋的幼童都来自于东南沿海地区。此外,为了更好地落实计划,容闳选定了哈特福特城(Hartford)作为中国出洋肄业局驻美国永久性总部,11希望让中国的留学计划能够扎根美国,而非半途而废之行。这幢复式的三层楼房可以提供教师和75名学生之居所,又配有大教室、厨房、浴室等设备。总部于留学计划开展时便投入使用,直到计划的终止。
1872至1875年,首批与最后一批留学幼童先后抵达美国,进行了为期约十年的西式教育,就被清廷勒令找回,其中的主因是因为守旧派之阻挠。其时正值洋务运动,当时朝廷内除了有李鸿章、曾国藩这些维新派与改革派,也有倭仁、徐桐和另一位出洋肄业局的委员陈兰彬这些守旧派与保守派。守旧派多大传统大儒,熟读经书且提倡儒教,对于外国的新科技和改革思潮深恶痛绝,觉得西方教育玷污了中国教育,又将西方工业产品视为「奇技淫巧」。作为守旧派之一的陈兰彬,其实已经多次与容闳在许多事情上存在争论,包括对于学生的学费、服装更换、参与礼拜和户外活动等方面。12后来两人都被朝廷任命为中国驻华盛顿公使,陈兰彬欣然前往,并于1876年推举另一位思想守旧的官员吴子登接任委员一职,而容闳则婉拒了清廷之任命,继续留守于出洋肄业局,处理留美学生的事宜。此后,留学事宜朝着更差的方向发展,吴子登事事吹毛求疵,又暗中向清政府诋毁一众留美学习的学生,包括提到学生迷信西方宗教和不按规矩行事,其与陈兰彬里应外合,不断编造谎言抹黑留学生,希望尽快关闭出洋肄业局。尽管容闳不断向李鸿章发书信解释事情原委,但由于当时保守派势力庞大,再加上美国军校无礼地拒收中国学生一事,破坏了1868年所签订的《蒲安臣条约》,13促使李鸿章同意撤回留美学生。最终,原定十五年的留洋计划夭折,清廷于1881年召回所有留美学童,容闳半生的心血付诸于一旦。
留美计划的夭折虽使容闳受到打击,但并未完全击溃其救国之心。他提出要建设国家银行,14由政府筹集1000万两作为开办费用,用作购置印刷机器和购买金银铜铸币,但由于当时的清廷已是腐败不堪,官员相互贿赂,整个行政体系都存在贪污腐败的情况,国家银行计划宣告失败。他随后也积极推动铁路建设,提呈修筑津镇铁路,15但因为筹集资金困难,而且遭到张之洞与盛宣怀的反对,最终也未能如愿。容闳为国家作的最后努力也随之而结束。
容闳领导学童赴美留学,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并非全无收获。首先,留美学童接受了西方的教育,亲眼目睹西方科技之先进与思想之开明,不少学生更是入读了诸如耶鲁大学等优秀大学,学习了西方的铁路建设、电报系统、采矿技术等,为日后中国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就如詹天佑为中国的铁路建设作出贡献,蔡绍基任北洋大学校长、唐国安任清华大学校长,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贡献,邝荣光为中国的采矿业作出贡献。容闳对中国的教育系统,多年来都感到有所缺憾,其细心研讨西方之学术,期望透过留洋计划,让更多年轻子弟习得西洋先进技术与知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注入一剂改革的强心针。容闳认为,改革不能单从购买西式军备和机器而行,必须从根本上落实其运作之原理,故多次强调要培育本地人才,减少依赖西方的专家和机器,要尽早磨炼出自主生产的技术,在当时而言,容闳的思想与教育改革虽受到了不少保守派的反对与批评,但其从来未有放弃对于教育事业的热诚与推动,其举引发了民间有识之士的思想觉醒,他们意识到要打破中国当前的困境,必须要推翻此等专政与腐朽的帝制统治。对此,容闳本人也在其生涯晚年积极参与至革命事业之中,或许,这也是他最终认定的救国救民之举。
纵观容闳的整个人生,从赴美接受西方教育、到回国成为官员并积极推动改革、再到推动新一代学子的留学计划,都可见其为国家作出的卓越贡献。在过程之中,他遭受过外国人的歧视、守旧派的不解、共事者的背叛、心血被摧毁的绝望,但都未曾气馁,此乃成大事者之胸怀、具远瞻者之豁达,他不计较后人之评价,只在乎对当代人之帮助,他既是传播西方思想的先驱者,也是深明传统孝道的普通人。16在时代的洪流之中,或许他的贡献远远不及李鸿章、曾国藩等清代名臣重大,但作为一个出身草根阶层,长久以来接受西式教育,在国家危难之际,毅然放弃国外的事业与高薪,回到故乡报效国家之人,实乃大丈夫之风范。在一个残破不堪的时代中,容闳可以说是倾其所有,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出新的方针与协助,引进了西方之技术与科技,为中国带来了复兴的希望。
书籍
1. 石霓译注:《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
2. 里尔‧莱博维茨,马修‧米勒:《幸运的孩子: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台北:时报文化,2011。
期刊论文
1. 王晓璐,李响:〈《蒲安臣条约》与幼童赴美留学〉,《兰台世界》,期23(2014),页155-156。
2. 李子吟:〈教育经验对容闵的文化认同建构及教育改革实践之影响〉,《兰台世界》,期12(2019),页144-147。
3. 沈荣国:〈留美幼童家庭出身考略——兼论晚清中国近代化发轫的原动力 〉,《文化杂志》,期99(2016),页120-131。
4. 赵云波,冀豪伟:〈容闵与晚清「制器之器」理念〉,《科学文化评论》,期1(2020),页73-87。
注释
1. 此书为容闳以英文攒写的自传,英文原书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论文以石霓之译本作引证是因为其对于一些记录的内容有详细的分析与额外的注释。 石霓译注:《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
2. 石霓译注:《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页4。
3. 此笔资金为孟松学校理事会掌握的贫穷学生应急资金,规定十分严格。 石霓译注:《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页40。
4. 李子吟:〈教育经验对容闵的文化认同建构及教育改革实践之影响〉,《兰台世界》,期12(2019),页146。
5. 石霓译注:《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页101。
6. 石霓译注:《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页114。
7. 赵云波,冀豪伟:〈容闵与晚清「制器之器」理念〉,《科学文化评论》,期1(2020),页74。
8. 石霓译注:《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页153。
9. 沈荣国:〈留美幼童家庭出身考略——兼论晚清中国近代化发轫的原动力 〉,《文化杂志》,期99(2016),页125。
10. 里尔‧莱博维茨,马修‧米勒:《幸运的孩子: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台北:时报文化,2011,页125。
11. 石霓译注:《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页185。
12. 石霓译注:《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页218。
13. 《蒲安臣条约》确立了中美双方的平等地位,当中的第七条也规定若双方国家的子民前往对方国家求学,需以最优国之待遇对待,此条也确立了清政府派遣幼童留美之决心。 王晓璐,李响:〈《蒲安臣条约》与幼童赴美留学〉,《兰台世界》,期23(2014),页155。
14. 石霓译注:《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页290。
15. 石霓译注:《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页299。
16. 容闳回国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探望年迈的母亲,并为其讲解留学经历。 石霓译注:《容闳自传: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页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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