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閎自少年時期已經展現與眾不同之處，其探索慾和領導才能遠超同齡人甚至比其年長幾歲之人。容閎自幼入讀西塾，其與一群高年級的女生被限制在三樓，活動空間與範圍只得樓頂的露天陽臺，而一樓的男生則可以自由地活動。為獲取自由，出外探索，容閎鼓動其他女生一同逃離學校，計劃是通過乘坐碼頭的小船逃跑，最終被教師追回並處以懲罰。²後來，他在1841年入讀了馬禮遜學校並遇到了改變其一生的人生導師，布朗教士（Samuel Robbins Brown）。布朗是一位沉著冷靜、為人熱情的教士。容閎在學校學習中文、英文和算術等科目，對西方教育之學科和內容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認識，為之後的學習打下了基礎。

1847年，布朗教士因身體原因要回到美國，有三名中國學生則與其同行，在美國繼續完成學業，三人分別是容閎、黃寬（後來成為著名的醫學家）和黃勝（歸國後從事印刷和翻譯工作）。布朗協助留學生尋找贊助者，最終有不少慷慨解囊的外國人願意資助三人的學費，甚至連其父母也得到了數年的生活資助。1850年，容閎在孟松預備學校畢業後，成功考入了美國耶魯大學這所名校，是首位考入此校的中國人。對於學費問題，容閎堅守底線，毋忘留學初衷，他曾有機會與孟松學校簽訂一份協議，只要答應學成之後回到中國擔任傳教士，便能獲得大學的學費的資助，³但容閎並沒有簽訂，他意在回國後對於中國的教育制度作出全面的改革，而傳教士的工作則與其留洋學習之最終目標不符。幸運的是，容閎得到貴人相助，獲得婦女協會的捐助和紐約奧立芬兄弟公司的贊助，他本人也在大學期間也曾任職圖書館管理員、伙食採購員等工作賺取學費與生活費。為了更好地融入西方的教育環境，他剪去髮辮，加入美籍，⁴美國也成為了他的第二個祖國。自此，他全力研討西學、西方宗教、科學等學科，又在英文方面取得佳績，屢次獲得獎學金，並於1854年成功從耶魯大學畢業。與此同時，遠方的中國卻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混亂情形，太平天國亂事不止，各地兵戎相見，民眾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種種形勢更是堅定了容閎的救國之心。

當容閎回到中國後，卻親眼目睹了廣州大屠殺。當時清廷全力對付太平天國，兩廣總督葉名琛於廣州一帶地區緝捕太平天國的餘黨，無需口供和審訊，便殺害了至少七萬人，當中不少平民乃含冤而死。容閎對此大感憂鬱和沮喪，甚至有加入太平軍之想法，他對於太平天國起事有著好感，認為這是一場宗教性的起義，在最初，他將救國之希望放在太平天國之上，在親身視察太平軍的情形之後，與干王洪仁玕對話，並提出以科學原則組建軍隊、創立武備學堂與水師學堂、建立各級學校的教育體系等七項建議。⁵不過其建議不為所納，太平天國的戰事也漸漸演變成極端的宗教狂熱，⁶拜上帝教與容閎所信奉的基督教教義也大相徑庭，其成為了太平天國借外國思想起事作亂之手段。在經歷了近十五年的騷亂之後，太平軍覆滅，其帶來的唯一好處便是喚醒了國家的改革意識，容閎等有識之士都明白到必須打破守舊的傳統思想和停濟不前的麻木狀態。

至1861年起，清朝正式打開西學之門，洋務運動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目標，並尋求全面的工業化改革。容閎之留學背景與出色的才幹得到曾國藩之賞識，1863年，雙方共論改革之事宜。容閎提出了「制器之器」的工業化理念，⁷即透過購入西式儀器以建立機器廠，再將機器廠作為母廠建造更多同類型的工廠，讓中國的工業建設達到自給自足的地步。這個建議得到了曾國藩的認可，並將採購機器一事全權交由容閎決定。1865年，容閎帶著美國所製作的機器回國，並於曾國藩與李鴻章創立的江南製造總局中投入使用，更在之後延伸發展了16個分廠，容閎更是提議要建設機械學校，教授機械工程之原理和運作，⁸希望早日培訓出可以操縱機器的中國機械工程師，免於繼續聘用外國機械工程師。自19世紀90年代，該局已經成為中國乃至於東亞最先進的機器製造工廠，乃清代的一大壯舉。

隨著軍事現代化的改革成功，也讓容閎看到了教育改革的希望。他向清廷提出了四項改革內容，當中包括了組織中國本地的輪船公司、派遣幼童到外國留學、提倡鐵路事業以助開採礦物資源和禁止宗教團體對教民行使司法權的四項建議。當中以第二項最為關鍵與重要，是容閎計劃了十五年的教育改革事業。提議獲得接納，也有賴於天津教案的影響。由於天津教案帶來的外交風波，清廷不得不向外國人賠款道歉，並處死作亂殺人者，當時曾國藩在奏結完天津教案後，便向朝廷提出了容閎之四項建議，並獲得了中央的允許，得以建立出洋留學之預備學校和選定留洋之幼童。中國出洋肄業局就是總理出洋事務的機構，設兩名委員：容閎和傳統大儒陳蘭彬。容閎負責照顧幼童之留學教育和尋找合適的居所，而陳蘭彬則負責幼童的中文學習，資金由雙方共同管理。留學生之總人數為120人，分四批前往美國留學，每次派遣30人。而選拔學生的制度也是十分嚴格，學生必須身家清白，其多為富家子弟或官員子弟，雖也有基層民眾，但人數不多，⁹其年齡介乎十二歲至十五歲，而且需要通過中文和英文的考試，並在預備學校就讀一年。120名幼童中，十之八九來自南方城市，大部分更是廣東地區的人民，當中三分之一來自其故鄉香山縣，¹⁰香山縣與上海乃中國現代化的兩個先驅城市，由於當時中國尚未有報紙的出現，消息的流通並未十分發達，北方的民眾幾乎不知道這項留學計劃，所以大部分留洋的幼童都來自於東南沿海地區。此外，為了更好地落實計劃，容閎選定了哈特福特城（Hartford）作為中國出洋肄業局駐美國永久性總部，¹¹希望讓中國的留學計劃能夠扎根美國，而非半途而廢之行。這幢複式的三層樓房可以提供教師和75名學生之居所，又配有大教室、廚房、浴室等設備。總部於留學計劃開展時便投入使用，直到計劃的終止。

1872至1875年，首批與最後一批留學幼童先後抵達美國，進行了為期約十年的西式教育，就被清廷勒令找回，其中的主因是因為守舊派之阻撓。其時正值洋務運動，當時朝廷內除了有李鴻章、曾國藩這些維新派與改革派，也有倭仁、徐桐和另一位出洋肄業局的委員陳蘭彬這些守舊派與保守派。守舊派多大傳統大儒，熟讀經書且提倡儒教，對於外國的新科技和改革思潮深惡痛絕，覺得西方教育玷污了中國教育，又將西方工業產品視為「奇技淫巧」。作為守舊派之一的陳蘭彬，其實已經多次與容閎在許多事情上存在爭論，包括對於學生的學費、服裝更換、參與禮拜和戶外活動等方面。¹²後來兩人都被朝廷任命為中國駐華盛頓公使，陳蘭彬欣然前往，並於1876年推舉另一位思想守舊的官員吳子登接任委員一職，而容閎則婉拒了清廷之任命，繼續留守於出洋肄業局，處理留美學生的事宜。此後，留學事宜朝著更差的方向發展，吳子登事事吹毛求疵，又暗中向清政府詆毀一眾留美學習的學生，包括提到學生迷信西方宗教和不按規矩行事，其與陳蘭彬裡應外合，不斷編造謊言抹黑留學生，希望盡快關閉出洋肄業局。儘管容閎不斷向李鴻章發書信解釋事情原委，但由於當時保守派勢力龐大，再加上美國軍校無禮地拒收中國學生一事，破壞了1868年所簽訂的《蒲安臣條約》，¹³促使李鴻章同意撤回留美學生。最終，原定十五年的留洋計劃夭折，清廷於1881年召回所有留美學童，容閎半生的心血付諸於一旦。

留美計劃的夭折雖使容閎受到打擊，但並未完全擊潰其救國之心。他提出要建設國家銀行，¹⁴由政府籌集1000萬兩作為開辦費用，用作購置印刷機器和購買金銀銅鑄幣，但由於當時的清廷已是腐敗不堪，官員相互賄賂，整個行政體系都存在貪污腐敗的情況，國家銀行計劃宣告失敗。他隨後也積極推動鐵路建設，提呈修築津鎮鐵路，¹⁵但因為籌集資金困難，而且遭到張之洞與盛宣懷的反對，最終也未能如願。容閎為國家作的最後努力也隨之而結束。

容閎領導學童赴美留學，雖然以失敗告終，但並非全無收穫。首先，留美學童接受了西方的教育，親眼目睹西方科技之先進與思想之開明，不少學生更是入讀了諸如耶魯大學等優秀大學，學習了西方的鐵路建設、電報系統、採礦技術等，為日後中國的建設與發展提供了很大的幫助。就如詹天佑為中國的鐵路建設作出貢獻，蔡紹基任北洋大學校長、唐國安任清華大學校長，為中國的教育事業作出貢獻，鄺榮光為中國的採礦業作出貢獻。容閎對中國的教育系統，多年來都感到有所缺憾，其細心研討西方之學術，期望透過留洋計劃，讓更多年輕子弟習得西洋先進技術與知識，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為中國注入一劑改革的強心針。容閎認為，改革不能單從購買西式軍備和機器而行，必須從根本上落實其運作之原理，故多次強調要培育本地人才，減少依賴西方的專家和機器，要盡早磨煉出自主生產的技術，在當時而言，容閎的思想與教育改革雖受到了不少保守派的反對與批評，但其從來未有放棄對於教育事業的熱誠與推動，其舉引發了民間有識之士的思想覺醒，他們意識到要打破中國當前的困境，必須要推翻此等專政與腐朽的帝制統治。對此，容閎本人也在其生涯晚年積極參與至革命事業之中，或許，這也是他最終認定的救國救民之舉。

縱觀容閎的整個人生，從赴美接受西方教育、到回國成為官員並積極推動改革、再到推動新一代學子的留學計劃，都可見其為國家作出的卓越貢獻。在過程之中，他遭受過外國人的歧視、守舊派的不解、共事者的背叛、心血被摧毀的絕望，但都未曾氣餒，此乃成大事者之胸懷、具遠瞻者之豁達，他不計較後人之評價，只在乎對當代人之幫助，他既是傳播西方思想的先驅者，也是深明傳統孝道的普通人。¹⁶在時代的洪流之中，或許他的貢獻遠遠不及李鴻章、曾國藩等清代名臣重大，但作為一個出身草根階層，長久以來接受西式教育，在國家危難之際，毅然放棄國外的事業與高薪，回到故鄉報效國家之人，實乃大丈夫之風范。在一個殘破不堪的時代中，容閎可以說是傾其所有，為中國的教育改革提出新的方針與協助，引進了西方之技術與科技，為中國帶來了復興的希望。

書籍

1. 石霓譯注：《容閎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

2. 里爾‧萊博維茨，馬修‧米勒：《幸運的孩子：中國第一批留美學生》，台北：時報文化，2011。

期刊論文

1.  王曉璐，李響：〈《蒲安臣條約》與幼童赴美留學〉，《蘭台世界》，期23（2014），頁155-156。

2. 李子吟：〈教育經驗對容閔的文化認同建構及教育改革實踐之影響〉，《蘭台世界》，期12（2019），頁144-147。

3. 沈榮國：〈留美幼童家庭出身考略——兼論晚清中國近代化發軔的原動力 〉，《文化雜誌》，期99（2016），頁120-131。

4.  趙雲波，冀豪偉：〈容閔與晚清「制器之器」理念〉，《科學文化評論》，期1（2020），頁73-87。

註釋

1. 此書為容閎以英文攢寫的自傳，英文原書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論文以石霓之譯本作引證是因為其對於一些記錄的內容有詳細的分析與額外的註釋。 石霓譯注：《容閎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

2. 石霓譯注：《容閎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頁4。

3. 此筆資金為孟松學校理事會掌握的貧窮學生應急資金，規定十分嚴格。 石霓譯注：《容閎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頁40。

4. 李子吟：〈教育經驗對容閔的文化認同建構及教育改革實踐之影響〉，《蘭台世界》，期12（2019），頁146。

5. 石霓譯注：《容閎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頁101。

6. 石霓譯注：《容閎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頁114。

7. 趙雲波，冀豪偉：〈容閔與晚清「制器之器」理念〉，《科學文化評論》，期1（2020），頁74。

8. 石霓譯注：《容閎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頁153。

9. 沈榮國：〈留美幼童家庭出身考略——兼論晚清中國近代化發軔的原動力 〉，《文化雜誌》，期99（2016），頁125。

10. 里爾‧萊博維茨，馬修‧米勒：《幸運的孩子：中國第一批留美學生》，台北：時報文化，2011，頁125。

11. 石霓譯注：《容閎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頁185。

12. 石霓譯注：《容閎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頁218。

13. 《蒲安臣條約》確立了中美雙方的平等地位，當中的第七條也規定若雙方國家的子民前往對方國家求學，需以最優國之待遇對待，此條也確立了清政府派遣幼童留美之決心。 王曉璐，李響：〈《蒲安臣條約》與幼童赴美留學〉，《蘭台世界》，期23（2014），頁155。

14. 石霓譯注：《容閎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頁290。

15. 石霓譯注：《容閎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頁299。

16. 容閎回國後的第一件事便是探望年邁的母親，並為其講解留學經歷。 石霓譯注：《容閎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上海：百家出版社，2003，頁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