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东藩由于其特殊的史学及文学地位，所以研究蔡东藩之学者不少，唯以小说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研究蔡东藩较为罕见。刘玖鹿《寓史于文•历史通俗演义的历史解读》⁵及龙剑平《后汉演义研究》⁶以历史及文献学角度分析，尝试将蔡的小说和正史文献互相对照。范志强〈蔡东藩著述考释〉⁷及陈志根〈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版本源流述论〉⁸则从版本学及目录学出发，整理出蔡东藩毕生著作目录及小说内容版本更迭；但上述四者多重于校勘及史学研究，而非是以文学角度解析蔡东藩之思想理论。而二月河（1945年11月3日-2018年12月15日）〈由蔡东藩历史演义所思〉⁹及蔡福源〈奇举有方•丹心无限－蔡东藩和他的《中国历史通俗演义》〉¹⁰则是一些对其生平的简介及作品杂谈，对其文学批评理论亦只稍稍带过。而〈‘‘历史演义”中真实与趣味的两难选择-论蔡东藩与罗贯中所演之‘‘义”的差异性〉，则提及到如何在艺术性和史实中做平衡，一定程度上是在以文学角度对蔡东藩的作品作出分析，唯仍非以文学批评之角度。¹¹故此，在参考黄霖，韩同文选注的《历代小说论著选》后，本人则尝试从蔡东藩所写《清史通俗演义》及前人对蔡东藩的研究，勾勒出蔡的小说评论思想。

蔡写小说，尤重真实。此处真实，是如史书一般，事情真确，经得起推敲，亦有足够的史料证据，可与史书互相对照之真确性。¹²〈序〉原文曰：

‘‘而徒采喋亵鄙俚诸锁词羼杂成编，即翊翊然自称史笔乎。为史微论，其穿凿失真也。即果有文足征，有献可考，亦无当于大雅，劝善惩恶不足，向奸导淫有余矣！” ¹³

可留意到蔡所谓失真，是指穿凿失真，是单从史实而论；非是如冯梦龙（1574年-1646年）所推举的只求“情真理真”，故事真实性如何相对不重要。蔡认为只要并非史实，即便文笔有可取之处亦难登大雅之堂，所谓“为情设教”等也是无从谈起。要能够做到教化平民，移风易俗，描述就必须真确。此种批评，鲜见于文学，反多见于考据学人之理论，如〈述庵文钞序〉曰：

‘‘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¹⁴

从两者对比中可见，蔡的看法更类近于治学治史，而非是文学创作。因此蔡在文中多次强调，其通俗演义虽以小说为体裁，但内容全部经得起推敲，皆是对史实的忠实描写，〈序〉原文曰：

‘‘自天命（1616年－1626年）纪元起至宣统（1901年-1911年）退位，止凡二百九十七年间之事实，择其关系最大者编为通俗演义。几经搜讨，几经考证；钜政固期覆实，琐录亦必求真。”¹⁵

从中可见，作者在创作此书时曾花极大功夫考据以定证史实，其创作底色更近于史书，此亦难怪后世反而多是历史学者对此进行研究¹⁶。所谓演义小说，不过就表面从文体上而言，实非作品的内核。在面对小说此类具创作性的体裁时，蔡虽作为晚明以后的民国人物，却在对创作时创意的发挥方面，反就显得更为保守。亦难怪著名作家二月河，认为从文学上蔡的作品仅‘‘中平之作”¹⁷；实乃其在创作上有太多的包袱及自我限制。

如就上一段而言，则引出一问题有待解决。就蔡以一人之力，能考证诸十一朝代史实，再将之以自己文字写作小说，而其本人又如此看重历史的真确性。何不将此等功夫花在学术研究，而醉心于小说创作？民国可谓中国历史研究的黄金时期，前承乾嘉考据之学，而后中国屡屡有震惊之史学发现（如甲骨文），又有考古等西方治史方式逐渐传入中国；同一时期涌现的史学名家，如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罗振玉（1866年8月8日-1940年5月14日）等多如繁星，则蔡选择的道路甚为奇特。尤其蔡本身在创作小说前就有史学着作两种（即《国史概论》及《清代史论》） ，其人亦非相当看重小说，〈序〉有曰：

‘‘窃谓稗官小说，亦史之支流余裔，得与述古者并列；而吾国社会，又多欢迎稗乘。取其易知易解，一目了然，无艰僻渊深之虑。书籍中得一良小说，功殆不在良史下；私心怦怦，爰始属稿而勉成之。” ¹⁸

可留意到，与晚明金圣叹（1610 年-1661年8月7日），毛宗岗（1632年-1709年）等往往以“才子书”将小说与《史记》，《离骚》等著名的文学及史学作品并列不同。蔡对小说体裁的看法反近于《汉书》〈艺文志〉，称之为“稗官小说”，指出此只是正史的“支流”。不过蔡亦指出小说有过人之处；由于通俗易懂，所以社会对比起史书，更喜欢小说。可见蔡对小说，实有一相当复杂之情绪。一方面认为小说实际上不过是支流，甚至往往因为穿凿附会，记载不实，只会败坏风俗而无用于社会；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小说的确在通俗易懂上远超传统史书乃至圣贤经书，有强大的传播力。

为应对此两难处境，蔡则选择一折衷方案。既当时通行之小说，问题多在内容失实，则不如自己创作一部内容殷实之小说，自然可收小说易于传播之效来传播史实和革新思想，而又无坊间小说夸张失实之毛病。

从上文所述两点，即可见蔡的深刻见解，但未尝亦有一疑问难以解答。始终小说本身并非史书，何以蔡会用几近与史书同等之严苛态度来批评？因为如就其所订立之标准，则《三国演义》“七分真，三分假”做法，已不能接受；如再扩展至《西游记》一类志怪小说，恐怕会被贬为“牛鬼蛇神”、“妖言惑众”。就文学批评而言，其态度虽不能说是错误，但着实颇为狭隘。会出现此种情形，要了解其写小说之最终目的，〈序〉有曰：

‘‘至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成书四册，凡百回，都五六十万言，非敢妄拟史宬，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 ¹⁹

从上文可见，与李卓吾（1527年11月23日-1602年）以义理和文笔作批评角度，或冯梦龙以道德教化为批评角度不同。蔡东藩相当强调小说内容对社会，尤其政治的影响力。此点则与梁任公在〈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中所持的角度相同，即将小说视为一种可以推进革命，更新社会思想之重要工具。不过梁在文中，只从多方面论证小说在此方面的功能，对于是一部怎样的小说才能做到其所想则较少着墨，此正是蔡在序中回应之问题。蔡将之向外延伸，既然小说能推动政治、普及民众对政治的意识，则在蔡看来小说所重绝非是文笔优美或故事精彩，是在对事实之呈现和倡导新政思想。而从原文中亦见，蔡写此序所针对之政治议题，是民国初建立后帝制的复辟，尤其是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及筹安会，〈序〉有曰：

‘‘而孰知时事忽变，帝制复活，筹安请愿之声，不绝于耳，几为鄙人所不及料。顾亦安知非近人著述，不就其大者立论，胡人犬种，说本不经，卫女狐绥，言多无据；鉴清者但以为若翁华胄，夙无秽闻，南面称尊，非我莫属；而攀鳞附翼者，且麕集其旁，争欲借佐命之功，博封王之赏，几何不易君主为民主，而仍返前清旧辙也。” ²⁰

会在一份文学批评文本中，能看到如此具针对性的点名对一政治事件作批评者，甚为罕见。此亦侧面证明，蔡对小说与社会政治时事之间的看重，而写作小说，于其本人而论亦已是一种政治参与（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实际上，此种自觉在当年相当超前。虽然不同朝代政府很早就意识到文学所带有的政治推动性，往往会禁绝和官方思想有冲突之文学作品²¹，但著书立说，在中国文人传统中普遍不被认为是一种参与政治的方式。文人传统上更往往将之放在文人所能做的事中最低者，《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就曰：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²²

其中立德（个人品德修养）排第一，立功（政治功职）排第二，立言（著书立说）排第三。可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两者被分隔开来且有高下之分。文人自觉好作品或可流传万世，或可教化世人，但仍未到可达“国家思想之一助。”。虽曹丕（187年-226年6月29日于）《典论•论文》中有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²³，但此实属上位者对下位者所言，自然又与作者本身意识到自己所做所作已是政事有所不同了。此处即可见蔡实对小说的思想上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此思想亦对其人生作出影响，除去在晚清时期短暂作为一侯补知县并从中得知官场黑暗后，从此不再出仕；相反，更呐喊出‘‘教育救国”， ‘‘演义救国”的口号，以平民方式参与政治及影响社会。

上述自觉，在文学理论上鲜有见到，反而与人类学的观察所得有异曲同工之妙。美国学者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ampbell Scott，1936年12月2日-2024年7月19日）在《弱者的武器》中就指出，对于无权无势的平民，其往往会使用如嘲笑、讽刺、开小差、装疯卖傻、小偷小摸、暗中破坏、流言蜚语作为一种反抗。²⁴蔡与詹姆斯都能体察得到言语、文字对于社会政治的推动力，而此方式即便是一届布衣亦是可以拥有的。此敏锐的思维，终令蔡至死亦是平民，却依然借着文字源源不断的影响后学，为改变社会作出努力。

蔡东藩生于乱世，在小说思想上承梁任公，强调小说对社会及政治的重要影响，视之为更新社会，提倡革命的重要工具，创作小说亦被视为一种政治参与和救国活动。另一方面，以此为基底，混合中国传统的小说批评及治学概念再发新见，指出新时代的小说须符合文字简明，但叙述又须真确，方能胜任此重要功能。无奈‘‘握椠操觚者有日，始终不获一编。”，符合其标准的好小说，世所未见，于是蔡东藩唯有以自己的广博才学及小说理念，创作出《中国历朝通俗演义》一书。而其以小说为体裁，却严加校定求真的做法，无疑亦带有后世纪实文学之特性，可见其承上启后之功。

书籍

1. 李梦生编：《中国禁毁小说百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2。

2. 姚鼐：《惜抱轩文集》（中国：国学整理社，1936年），页46-47。

3. 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修订版）下册》（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1-4。

4. 梁启超：〈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收于侯宜杰选注：《梁启超文选注译本》（天津：百兆文艺出版社，2006年），页80-84。

5.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页1087-1089。

6. 蔡东藩：《历史小说增定绘图清史通俗演义》（上海：会文堂书局，1928年），页1。

7. 詹姆斯·C. 斯科特着，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页1-2。

论文

1. 二月河，〈由蔡东藩历史演义所思〉，《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5卷4期（2003年12月），页113-116。

2. 范志强，〈蔡东藩著述考释〉，《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7卷1期（2011年2月），页9-14。

3. 陈志根：〈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版本源流述论〉，《史林》19卷3期（2005年6月），页120-121。

4. 蔡福源：〈奇举有方•丹心无限－蔡东藩和他的《中国历史通俗演义》〉，《江淮文史》8卷2期（月份缺），页91–103。

5. 刘玖鹿：《寓史于文•历史通俗演义的历史解读》，（尚未发表，宁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页1-4。

6. 龙剑平：《后汉演义研究》，（尚未发表，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页1-2。

7. 龙剑平，朱小宁：〈‘‘历史演义”中真实与趣味的两难选择-论蔡东藩与罗贯中所演之‘‘义”的差异性〉，《攀枝花学院学报》25卷2期（2008年4月），页63-65,69,73。

注释

1. 梁启超着，侯宜杰选注：《梁启超文选注译本》（天津：百兆文艺出版社，2006年），页80-84。

2. 范志强：〈蔡东藩著述考释〉，《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1期（2011年2月），页9-14。

3. 如江西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中，挑选的文本有不少就来自于小说的序言，如章炳麟〈洪秀全演义序〉及洪兴全〈中东大战演义自序〉。详见：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册（修订版）》（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1-3。

4. 蔡东藩：《历史小说增定绘图清史通俗演义》（上海：会文堂书局，1928年），页1。

5. 刘玖鹿：《寓史于文•历史通俗演义的历史解读》（尚未发表，宁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页1-4。

6. 龙剑平：《后汉演义研究》（尚未发表，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页1-2。

7. 同[2]，页9-14。

8. 陈志根：〈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版本源流述论〉，《史林》，2005年3期（2005年6月），页120-121。

9. 二月河：〈由蔡东藩历史演义所思〉，《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4期（2003年12月），页113-116。

10. 蔡福源：〈奇举有方•丹心无限－蔡东藩和他的《中国历史通俗演义》〉，《江淮文史》，2000年2期（月份缺），页91–103。

11. 龙剑平，朱小宁：〈“历史演义”中真实与趣味的两难选择-论蔡东藩与罗贯中所演之“义”的差异性〉，《攀枝花学院学报》，2008年2期（2008年4月），页63-65,69,73。

12. 同[10]，页91–103。

13. 同[4]，页1。

14. 姚鼐：《惜抱轩文集》（中国：国学整理社，1936年），卷4，〈述庵文钞序〉，页46-47。

15. 同[4]，页1。

16. 如以知网为例，现时已经公开可查的硕士论文中有一篇就以蔡东藩小说作为毕业论文题目进行研究，分别是刘玖鹿《寓史于文•历史通俗演义的历史解读》及龙剑平《后汉演义研究》。但两人报读的硕士，分别是历史系硕士及古代文献学硕士。从侧面可见，其对史实的整理相当专业，后人反将这部作品当作是一种辅助性的历史文献来研究。 详见刘玖鹿：《寓史于文•历史通俗演义的历史解读》（尚未发表，宁夏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21年），页1-4。及龙剑平：《后汉演义研究》（尚未发表，南昌大学古代文献学系硕士论文，2005年），页1-2。

17. 同[9]，页113-116。

18. 同[4]，页1。

19. 同[4]，页1。

20. 同[4]，页1。

21. 据李梦生考证，现时可考中国对小说的禁毁最早来自明正统七年（1442），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奏请禁止《剪灯新话》，后清代沿袭。唯从明清两代不同朝廷命官三令五申强调要禁毁来看，应是屡禁不止。 详见：李梦生编：《中国禁毁小说百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页2。

22. 杨伯峻编：《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第3册，〈襄公〉24年，页1087-1089。

23. 王友怀，魏全瑞主编：《昭明文选注析》（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页750-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