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操的文化政策与文学作品看其哲学思想

曹操在东汉末年平定黄巾之乱成功讨伐董卓后，建安元年迎接汉献帝到许县后便开始「挟天子以令诸侯」，非皇帝却以皇帝的名义总揽朝政、讨伐四方。³他的政治及军事思想是丰富的。同时，二十岁举孝廉的他，自幼接受的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加上他的阅历丰富，在不同范畴都具有其独特见解，而他的每个军政行动和文学创作当中都存在着本人的哲学思想。曹操的哲学思想是有多元的特色，对各家思想和名家学说都有所濡染，例如黄老之学对他的影响、以法家思想对个人的提醒、兵家思想、道家黄老思想的各种参杂，又对神仙之说、道教方术等有所涉足，均可从不同作品中可见。⁴从曹操的众多诏令及文学作品裡可见其思想模式是以儒家为核心，其他为附。他经常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观察及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其诗文也常提到仁义礼乐、忠孝节义等传统儒家观念。⁵接下的两部份，将分别从曹操的文化政策及文学作品中选取相关的例子进行分析与探讨。

用人也是一门学问，曹操就人才问题上所坚持的思想，从诗文反映出，既有与其教育主张一致的儒家思想，⁶ 但也不能忽略其实用主义和墨家思想的存在。曹操曾发佈了有关求取贤才的三道诏令，被称为「求贤三令」，分别是《求贤令》（建安十五年，210）、《欶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建安十九年，214）、《取贤勿拘品行令》（建安二十二年，217）。⁷虽然这三道诏令在不同时间颁佈，但都反映出曹操求才心切，而三者的取才标准都是以「唯才是举」为主要目标。尤其是在赤壁之战战败后，天下三分的形势令曹操有感统一天下的事业之艰难，必须罗致更多人才以壮大己方实力。⁸ 因此，早在《求贤令》的最后一句，曹操直接表明「唯才是举，吾得以用之」；⁹然后在《欶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又是命令各主管选用人才要「唯才是用」。¹⁰ 此时，曹操用人仍是强调儒家思想的，既要人才有治国安邦、行军打仗的实际才能，也要有仁义忠孝的良好德行。后来的《取贤勿句品行令》则更为直接却极端，标题明言取贤才时不要拘泥于品行，内文则更不言而喻，「凡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负治国用兵之术者，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¹¹此令是「求贤三令」中最晚发出的诏令，当时的曹操用人已经不问出生及过去，不拘泥与其人之品性德行，哪怕是不仁不孝者，而最为重视其才干，只要能协助曹操打天下、治理时政，曹操也必加以任用。这便是曹操的用人之道。综合时局来看，三道诏令在曹操大致统一北方后期，三国鼎立的局面时发佈的。曹操有统一天下的决心，要打败曹魏的敌人蜀汉和孙吴，自然是国家用人之时，或许当时已到了无法顾及人才是否性行淑均的地步，而只有一个目标：只要他是具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即可，哪怕从前是他敌人的手下。最为突出的例子便是许攸弃袁绍而来，曹操鞋子也来不及穿，便光着脚冲忙地出门迎接他。¹²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曹操求人心切，以目标为本的实用主义。整体而言，「求贤三令」的共同目标都是与墨家思想相通的用人看重实际才能，不看重出身门第。¹³

除了曹操罗致人才使得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的文学带来了演变和成绩之外，曹操也曾提出过「厉俗」的问题。处理这个问题，曹操既有运用传统儒家思想，也有墨子「兼爱尚同，疏者为戚」¹⁴的主张。曹操曾下过《礼让令》及《整齐风俗令》两令。前者，曹操认为礼让是符合儒家经典的精神，并在令文裡对实行礼让的内容作出了具体解释——

里谚曰：「让礼一寸，得礼一尺。」斯合经之要矣。

辞爵逃禄，不以利累名，不以位亏德之谓让。¹⁵

至于后者，曹操在《整齐风俗令》中所提出的「厉俗」与墨家的「兼爱」、「尚同」目的大致相同。¹⁶且看令文内容：

阿党比周，先升所疾也。闻兾州宿，父子异部，更相毁誉。昔直不疑无兄，世人谓之盗嫂；弟五伯鱼三娶孤女，谓之挝妇翁；王凤擅权，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议，张匡谓之左道：比皆以白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顿风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¹⁷

令文尽举一些不礼让、不兼爱的不同行为，而这些行为必须严厉整顿。皆因东汉王朝极力推崇反动的孔学，导致整个官场以及知识分子中的风气败坏、极其虚伪，三国以降，学术风俗更是日益衰替。¹⁸曹操谋求国家之统一，以「反潮流的精神，对当时反动儒生中的歪风邪气进行了严厉且坚决的申讨及打击。」¹⁹当中并非只有其个人在政治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深层谋求，而更多的是以大局为重，抱持着认真严肃的态度面对社会风气败坏的问题，希望能够重整社会秩序的美好期望，关于「厉俗」的两道诏令，实不容忽视。²⁰综上可见曹操思想多元和实用的特色，他并非独尊一家之说，而是按照社会、政治现实的需要，灵活运用各种符合需要的哲学思想，以求能够重整社会成他理想中的模样。

曹操的诗文融合了他多元的哲学思想及文学作风，如写实主义和道家黄老思想；作品大多具创作色彩，又惯用朴质的形式披露其胸襟及个人风格，不但有开建安文学风气的作用，也对后代文学有重要的影响。他的诗文除诏令外，全都是乐府歌辞，而五言乐府于当时而言是一种新体裁的诗歌。²¹虽然它沿用汉代乐府的古题，却不沿用古诗的古意，相反，它们继承了乐府民歌的「缘事而发」²²、命题作文的风气和精神，藉此反映新的社会现实面貌。²³ 曹操作为建安作家中仅次于孔融的前辈，其创作活动也开始的较早，其文学创作的新风格和突破的新精神都对后来的文学家和诗人有所影响。就创作时间而论，他在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写下言词激切，为蒙冤人申辩的《上书理窦武陈蕃》一文。²⁴当时仍是汉灵帝在位时起，距离东汉王朝的结束（公元220年）尚有约四十年之久，曹丕兄弟尚未出生；而曹操所作流传至今的诗当中，最早可能属于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写下的具写实精神的《蒿里行》，当时他的儿子曹丕才十岁，曹植才五岁。²⁵ 该诗的内容只记述到建安二年，董卓之乱时期袁绍等人的争权篡利及长期溷战对社会造成严重破坏、大量人命死亡、土地荒芜的社会现实。²⁶ 可见曹操很早便开始他的文学创作之路，他的作品不少有命题而作，这亦促进了当时「命题作文」的文学新发展，例如魏文帝伤害阮瑀的寡妻，召集建安七子之徒作《寡妻赋》，又有《宫中槐树赋》，具有竞赛意味，使文人后来更为用心地作诗。²⁷ 他的儿子尤其是曹丕和曹植也继承其父的创作风格，更被后人合称「三曹」。

在曹操的诗歌创作中，当属《短歌行》（其二）²⁸最广为流传，也极具研究价值的文学作品。该诗充分表达了曹操怀着安定天下的雄心壮志，却有功业未成，求贤若渴的心情。²⁹更以周公自比，「周公吐哺，天下归心。」³⁰ 这裡表示自己要以吐哺折节的精神，儘可能地招揽大量人才，以助他完成统一的大业。³¹《短歌行・对酒当歌》真实反映了曹操对人才真诚的渴求。至于面对他未能完成心怀大志的複杂心情和忧虑，「何以解忧？唯有杜康。」³² 诗歌开首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慨叹，点出曹操感慨人生苦短、时光流逝，然功业未成，唯有借酒消愁，以解忧虑的心情——面对他对人才对渴求从而帮助完成其建功立业之雄心抱负，可惜时光易逝，其本人亦已逝去不少年华，时不待我的紧迫感随之而来，更以清晨的露水比喻人生的短暂，因此必须抓紧当前剩馀的时光，进一步强调人生苦短的急切的心情，倒不如及时行乐，借助酣饮来排解那深沉的忧愁。³³ 但这不同于自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学士文人「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世之责，永保性命之期」³⁴，选择「今朝有酒今朝醉」这种消极的及时行乐精神；³⁵相反，那却是顺应他自己的状态，面对如此忧愁，先借酒消愁以处理好心情，然后再接再励，到最后诗末的「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来表达自己有如周公一样，求完成其统一天下的大业。当中可见曹操多少受到道家黄老思想的濡染，其性格、文风亦有着与道家思想和作风颇为关联的「不遵礼法、放诞不羁、通脱自然」的一面。³⁶

以上集合了有关曹操「求贤」、「厉俗」的令文，以及其部分文学创作，并进行简述、分析与探讨当中的思想。当中可见他的政治思想是以大局为重，以目标为本的具针对性的实用。在用人问题上，由最初的品德才能要两者兼备，到后来回归求贤的主要目标，只在乎才干，这是就不同时期和情况下的一个调整，「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广摄博取，融会贯通，是反传统的，顺应当时的社会潮流」³⁷，可见其通融之处。并且，曹操是讲究礼法的，这点尤其在上文提及的《礼让令》和《整齐风俗令》中可以见得。同时，他的文学作品当中也与其令文一样，皆有运用到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等不同的主张，反映了曹操的哲学思想并非单一的，而是多元的，这对于当时冲破传统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并为后来的魏晋「新学」（玄学）埋下了种子。总括而言，曹操的思想模式是多元、实用的。

古籍

1. 〔汉〕班固：〈艺文志〉，《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2. 〔晋〕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书籍

1. 朱自清、游国恩、罗庸、萧涤非、闻一多、浦江清：《西南联大文学课》，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22年。

2. 夏传才：《曹操集注》，中国：古籍出版社，1986年。

3. 冯友兰、汤用彤、贺麟：《西南联大哲学课》，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22年。

4. 张亚新：《曹操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

5. 张荫麟、雷海宗、陈寅恪、吴晗：《西南联大国史课》，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22年。

6. 傅斯年、游国恩、朱自清、萧涤非、浦江清：《西南联大文学课（续编）》，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23年。

7.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臺湾：正中书局，1967年。

期刊论文

1. 王婧娴：〈《短歌行》的政治隐喻与为文心态〉，《保定学院学报》，2022年4期（2022年7月），页66-71。

2. 亦歌：〈曹操《短歌行》赏析〉，《孙子研究》，2016年3期（2016年4月），页115-116。

3. 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法家文选》评注小组：〈曹操令文选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74年3期（月份缺），页60-63。

4. 徐颖瑛：〈浅析曹操诗文中的周公情结〉，《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4年10期（2014年10月），页8-9。

5. 黄雅莉：〈三曹诗歌的析评与比较〉，《中国学术年刊》，1998年19期（1998年3月），页223-224。

6. 张玉明：〈曹操〈述志令〉及〈求贤三令〉探析〉，《云汉学刊》，2018年36期（2018年9月），页1-27。

7. 柳轩：〈从曹操的诗文看他的政治思想〉，《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1期（月份缺），页48-53。

网页

1. 〔明〕高濂：〈起居安乐笺・上卷〉，《遵生八笺》，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73912）。（浏览时间：2023年12月12日）

2. 游淑闵：〈从文学中认识曹操〉，南开大学（https://www.nhu.edu.tw/~society/e-j/92/A10.htm）（浏览时间：2023年12月11日）

脚注

[1] 雷海宗：〈第三章：雷海宗讲魏、晋、南北朝〉，张荫麟、雷海宗、陈寅恪、吴晗：《西南联大国史课》（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22），页112-113。

[2] 〔晋〕陈寿、裴松之：《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10，〈魏志・荀彧传〉，页317，注引《彧别传》。

[3] 张亚新：《曹操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页82， 85-86。

[4] 同[3]，页517-523。

[5] 同[3]，页518。

[6] 柳轩：〈从曹操的诗文看他的政治思想〉，《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1期（月份缺），页52。

[7] 夏传才：《曹操集注》（中国：古籍出版社，1986），页123，153-154，162-163。

[8] 同[3]，页391。

[9] 同[7]，页123。

[10] 同[7]，页153-154，注释1。

[11] 同[2]，卷1，〈魏志・武帝纪〉，页49，注引《魏书》。

[12] 同[3]，页406。

[13] 同[3]，页519-520。

[14] 同[7]，页1-3（曹操：《度关山》）。

[15] 同[7]，页183。

[16] 同[3]，页494。

[17] 同[11]，页27。

[18]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中）》（臺湾：正中书局，1967），页57。

[19] 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法家文选》评注小组：〈曹操令文选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74年3期（月份缺），页60。

[20] 同[3]，页502-503。

[21] 罗庸：〈曹氏父子的「一家辞赋」〉，朱自清、游国恩、罗庸、萧涤非、闻一多、浦江清：《西南联大文学课》（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22），页63。

[22]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30，〈艺文志〉第457，页1756。「⋯⋯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23] 萧涤非：〈萧涤非讲魏晋南北朝文学〉，傅斯年、游国恩、朱自清、萧涤非、浦江清：《西南联大文学课（续编）》（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23），页120。

[24] 同[7]，页41，注释1。

[25] 同[3]，页571。

[26] 同[3]，页573。

[27] 同[21]，页63。

[28] 同[7]，页24-26。

[29] 同[3]，页405。

[30] 同[7]，页25。

[31] 同[3]，页405。

[32] 同[7]，页24-25。「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33] 亦歌：〈曹操《短歌行》赏析〉，《孙子研究》，2016年3期（2016年4月），页115-116。

[34] 〔明〕高濂：〈起居安乐笺・上卷〉，《遵生八笺》，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73912）。（浏览日期：2023年12月12日）「6. 仲长统曰：『⋯⋯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世之责，永保性命之期。』」

[35] 汤用彤：〈汤用彤讲魏晋玄学〉，冯友兰、汤用彤、贺麟：《西南联大哲学课》（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22），页163。

[36] 同[3]，页520。

[37] 同[3]，页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