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于 2023.11.03

中国水墨艺术在东亚社会的流转

水墨艺术源于中国传统绘画,因其独特的艺术精神和文化内涵成为象征中华民族的艺术形式之一。中国传统绘画,又名丹青,在二十世纪初因民族因素被改称为「国画」。这是一门以水墨或彩墨在绢或纸上创作的独特艺术,并随著书法传播到邻近的东亚社会及其他地区。国画与书法一样用毛笔蘸墨而书,因此作画的过程被称为「写」而不是「画」。近代世界各国受到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影响,打破了中国画的创作空间和媒介局限,开创了百花争艳的局面。

国画讲究形肖神似。换言之,画家惟有重形似而不拘泥于形似才能达到中国画的最高境界「逸品」。南朝齐、梁的艺术理论家谢赫(生卒年不详)在其《古画品录》中提出绘画六法论,「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六法论中位列第一的「气韵生动」是指艺术作品体现客体的内在精神和风致韵度,唯有达到充分显示客体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才有机会成为「逸品」。至于物件外形结构的刻画、色彩和构图的设计等只属基础,因此被排在其次。

中国历代帝后坐像虽精工细作及设色富丽,但其人物外形的像真度仍然不及欧洲的肖像画。以原属清宫南薰殿旧藏的明孝宗(朱佑樘,1470-1505)坐像为例(图1),图中的明孝宗缺乏立体感,而且他的五官缺乏个人特色,但其凌厉的眼神极具威严。图中还有数之不尽具有象征意义的纹饰,比如明孝宗的肩膀上日、月分别代表太阳与月亮的光辉,象征皇权普照四方。其衣袖上色彩妍丽的锦鸡象征文采斑斓,黻下摆的斧头代表帝王果断干练,而斧头上方的图示,由下往上依序为米粒、火、藻分别象征保境安民、光明磊落及品德高洁。因此帝后坐像并非以「形似」为最终目的,而是为了彰显一国之尊拥有震动山河的权力而存在。

图1:《明孝宗坐像》轴,明代,绘画,209.8x115厘米, 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
 

唐代(618年—907年)国力强盛,众多禅僧远赴韩国和日本传道,中国水墨画也在此时传入当地。例如日本在室町时代(1338年—1573年)迎来全盛时期,比如足利将军家中藏有极其丰富的宋、元、明绘画和书法,备受珍重,并成为提高将军家威信的工具。而天章周文(1414年—1463年)(图2)、雪舟等扬(1420年—1506年)(图3)和狩野正信(1434年—1530年)(图4)等日本水墨大师相继出现,他们将日本的实景山水、民族情调、审美意识注入中国水墨画中,使的形成富有日本特色及价值观的画风。

图2:传周文笔:《纸本墨画淡彩竹斋读书图》,室町时代(15世纪),纸本墨画淡彩, 134.8×33.3厘米, 东京国立博物馆,东京。
 
图3:雪舟等扬:《破墨山水图》,室町时代・明応4年(1495),纸本墨画, 148.6×32.7厘米,东京国立博物馆,东京。
 
图4:狩野正信:《周茂叔爱莲图》,室町时代(15世纪),纸本墨画淡彩,84.7x33.2厘米, 九州国立博物馆,福冈。
 

当代水墨画得益于日新月异的科技技术,发展出跨媒介的水墨艺术,包括装置水墨、水墨动画、多媒体水墨艺术等。结合多媒体与水墨艺术而闻名的韩国艺术家李二男,他的近作《重生之光与松下观瀑》(图5)以朝鲜后期文人画家姜彛五的《松下观瀑》为地域之纬,并以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1898年—1967年)所画之《人子》中的戴黑帽的男人为时间之轴,在油灯一开一关之际,让观众仿佛穿梭于古今、东西的时空之域。水墨隐含东方国家独特的文化精神和自然之美,也承载了历史和时代变迁为艺术形式带来的改变,因此水墨艺术可谓是联系亚洲社会的重要枢纽。

图5:李二男:《重生之光与松下观瀑》,2019年,录像,形而上画廊,台北。
 

主要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2、薄松年:《中国艺术史》,台北: 联经出版,2006年。

3、徐小虎:《日本美术史》,南宁:广西示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

 

吴妮娜

香港树仁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曾任香港岭南大学少雪斋艺术馆策展人。
从事中国美术史、跨文化交流、艺术教育及展览策划相关的学术研究。
在莱斯特大学博物馆学研究所完成艺术博物馆及画廊专业硕士学位,后分别于香港中文大学及中山大学获得中国艺术史博士和中国史博士后学位。
着有《两乡明月:晚清旅日上海书画家的生活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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