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於 2023.11.03

中國水墨藝術在東亞社會的流轉

水墨藝術源於中國傳統繪畫,因其獨特的藝術精神和文化內涵成為象徵中華民族的藝術形式之一。中國傳統繪畫,又名丹青,在二十世紀初因民族因素被改稱為「國畫」。這是一門以水墨或彩墨在絹或紙上創作的獨特藝術,並隨著書法傳播到鄰近的東亞社會及其他地區。國畫與書法一樣用毛筆蘸墨而書,因此作畫的過程被稱為「寫」而不是「畫」。近代世界各國受到全球化和科技進步的影響,打破了中國畫的創作空間和媒介局限,開創了百花爭艷的局面。

國畫講究形肖神似。換言之,畫家惟有重形似而不拘泥於形似才能達到中國畫的最高境界「逸品」。南朝齊、梁的藝術理論家謝赫(生卒年不詳)在其《古畫品錄》中提出繪畫六法論,「六法者何?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是也,四隨類賦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模寫是也。」六法論中位列第一的「氣韻生動」是指藝術作品體現客體的內在精神和風致韻度,唯有達到充分顯示客體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才有機會成為「逸品」。至於物件外形結構的刻畫、色彩和構圖的設計等只屬基礎,因此被排在其次。

中國歷代帝后坐像雖精工細作及設色富麗,但其人物外形的像真度仍然不及歐洲的肖像畫。以原屬清宮南薰殿舊藏的明孝宗(朱祐樘,1470-1505)坐像為例(圖1),圖中的明孝宗缺乏立體感,而且他的五官缺乏個人特色,但其凌厲的眼神極具威嚴。圖中還有數之不盡具有象徵意義的紋飾,比如明孝宗的肩膀上日、月分別代表太陽與月亮的光輝,象徵皇權普照四方。其衣袖上色彩妍麗的錦雞象征文采斑斕,黻下擺的斧頭代表帝王果斷幹練,而斧頭上方的圖示,由下往上依序為米粒、火、藻分別象徵保境安民、光明磊落及品德高潔。因此帝后坐像並非以「形似」為最終目的,而是為了彰顯一國之尊擁有震動山河的權力而存在。

圖1:《明孝宗坐像》軸,明代,繪畫,209.8x115厘米, 國立故宮博物院,台北。
 

唐代(618年—907年)國力強盛,眾多禪僧遠赴韓國和日本傳道,中國水墨畫也在此時傳入當地。例如日本在室町時代(1338年—1573年)迎來全盛時期,比如足利將軍家中藏有極其豐富的宋、元、明繪畫和書法,備受珍重,並成為提高將軍家威信的工具。而天章周文(1414年—1463年)(圖2)、雪舟等揚(1420年—1506年)(圖3)和狩野正信(1434年—1530年)(圖4)等日本水墨大師相繼出現,他們將日本的實景山水、民族情調、審美意識注入中國水墨畫中,使的形成富有日本特色及價值觀的畫風。

圖2:傳周文筆:《紙本墨画淡彩竹齋讀書圖》,室町時代(15世紀),紙本墨畫淡彩, 134.8×33.3厘米, 東京国立博物館,東京。
 
圖3:雪舟等揚:《破墨山水圖》,室町時代・明応4年(1495),紙本墨畫, 148.6×32.7厘米, 東京国立博物館,東京。
 
圖4:狩野正信:《周茂叔愛蓮圖》,室町時代(15世紀),紙本墨畫淡彩,84.7x33.2厘米, 九州國立博物館,福岡。
 

當代水墨畫得益於日新月異的科技技術,發展出跨媒介的水墨藝術,包括裝置水墨、水墨動畫、多媒體水墨藝術等。結合多媒體與水墨藝術而聞名的韓國藝術家李二男,他的近作《重生之光與松下觀瀑》(圖5)以朝鮮後期文人畫家姜彛五的《松下觀瀑》為地域之緯,並以超現實主義畫家馬格利特(René Magritte,1898年—1967年)所畫之《人子》中的戴黑帽的男人為時間之軸,在油燈一開一關之際,讓觀眾仿佛穿梭於古今、東西的時空之域。水墨隱含東方國家獨特的文化精神和自然之美,也承載了歷史和時代變遷為藝術形式帶來的改變,因此水墨藝術可謂是聯繫亞洲社會的重要樞紐。

圖5:李二男:《重生之光與松下觀瀑》,2019年,錄像,形而上畫廊,台北。
 

主要參考文獻

1、李澤厚:《美的歷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2、薄松年:《中國藝術史》,台北: 聯經出版,2006年。

3、徐小虎:《日本美術史》,南寧:廣西示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

 

吳妮娜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係助理教授。曾任香港嶺南大學少雪齋藝術館策展人。
從事中國美術史、跨文化交流、藝術教育及展覽策劃相關的學術研究。
在萊斯特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完成藝術博物館及畫廊專業碩士學位,後分別於香港中文大學及中山大學獲得中國藝術史博士和中國史博士後學位。
著有《兩鄉明月:晚清旅日上海書畫家的生活與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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