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佈於 2024.03.01

 

紅包裡的乾坤

 

春節是華人傳統節慶之中最盛大的,而且儀式感滿溢。在春節期間,人們除了與至親摯愛舉杯饗饌分享喜悅外,最經典的莫過於送(互)贈紅包。對華人來說,紅包代表著人們最大的祝福:好運、發財、健康、關愛、和諧……

紅包是「紅封包」的簡稱,廣府人稱為「利是」。紅包本是禮物,是賜予,是送贈者的心意,內裡的錢碼,本該是其次。實情呢?我們必須承認,這種本來簡單而隆重的儀式與習俗,隨著晚近電子紅包(E-hongbao)的登場,已經出現了根本性變化。

(1) 紅包的起源

對於紅包的起源,我們所知有限。有學者說它始於宋代,也有學者認為可以上溯至漢代,因為漢代的錢幣上刻有「萬歲」、「驅邪」等吉祥字樣,或者鑄上龍、龜等祥瑞圖案,都可以視作護身符。坦白說,以上種種,其實是很難令一般人將之與作為禮物的紅包直接聯繫起來的。較有力的證據,始見於美國傳教士盧公明(Justus Doolittle,1824-1880) 的著作。盧氏並沒在其書(《中國人的社會生活》,1865)明言紅包,卻描述了一種特殊的民間風俗,那就是先用紅繩繫上銅幣,然後由各家各戶的男主人向家中僕人、孩子、侄子、侄女等逐一發放。在這裡,紅繩象徵喜悅,作用跟現今慣用的紅包無異,而且人們依然喜歡把所得的「壓歲錢」(「利是錢」)花在糖果或者甜肉上。當然,盧氏也沒在書中講述曾經一度變得繁複而隆重的紅包送贈儀式。可是這種儀式到現在還會在中文兒童讀物中呈現:孩子們在收取紅包前,都會向面露微笑的父母/祖父母磕頭。近年來,儀式已大為簡化,改為微微鞠躬就可以。

(2) 紅包的寓意

作為中華文化符號的紅包禮儀源遠流長。磕頭(就算是鞠躬),代表著孩子們對父母親的孝順與服從,而紅包及掛在父母/祖父母臉上的淺笑,則象徵著慈愛與仁愛;這就是人倫,是儒家思想的內核。而雙方之間的禮尚往來(reciprocity),又凸顯了感情(affection)的存在。再者,在紅包送贈的那一刻,送禮者和受禮者四目交投、雙手相對,還展示出一種跨世代的親密接觸與聯繫。因此,紅包通常是不能歸還的。至於反饋,則會推遲到孩子們有了自己的新生代時才進行,如此類推。

在這種意義上說,紅包的銀碼本該是次要的。首先,紅包蘊含好運、健康、和諧等美好願望,這才是最主要的。其次,受禮者對於紅包的處置也不盡相同,有人會把它保留幾個月,甚至留作特定用途(例如把它放在錢包裡,用以保自身四季平安)。更重要的是,紅包象徵著由父母賜予的生命禮物(the gift of life)—— 一份薪火相傳的禮物。

很可惜,當代社會金錢掛帥,紅包的本身的意涵開始變得薄弱,這可從報章上不乏有人建議紅包金額的舉措可見一斑。

(3) 紅包的風行

由於世代相傳,紅包風行海內海外的華人社區,早已跨越了一家一姓的範圍。漢學家安樂哲(Roger Ames)說過:儀式的踐行,始於對家族的一種儀式化奉獻(a ritualized devotion),其後再以個體角色與人際關係神聖化的方式擴展到社區之中。紅包的風行因而也象徵著社會和諧——儒家的另外一個核心價值。和諧觀目前在中國大陸得到復興,通過贈送紅包,可以幫助鞏固家庭、社區關係,打造文化歸屬感,這也是為什麼春節期間,紅包會被廣泛送贈,而且這跟在婚禮、生日派對上的饋贈,有著本質上的分別。

(4) 紅包的銳變

微信紅包的面世,在兩個不同卻相關的方向上改寫了紅包原來的意義:紅包經濟化與紅包個體化。一般來說,把金錢管理與過年習俗綑綁在一起,對大家來說,並不新奇。例如有雇主喜歡在家庭褓姆完假後才給她們發紅包,以示鼓勵 …… 但微信紅包比此走得更遠。例如2015年的春晚,央視居然向8億人的觀眾,分發了一共3600萬個紅包。於是,禮物與商業、傳統與經濟之間的界限開始變得模糊,而且電子紅包稍縱即逝,那也意味著紅包錢立馬就被「回收」到收款人的銀行帳戶之中。如此一來,紅包的「魔力」也可以很快就消失了,尤其是對那些沒有銀行帳戶而無法把紅包緊握手裡的孩子們來說,更是如此。至於觸指可發的紅包送贈設置,更允許使用者在任何場合(例如請求幫忙)進行發送,難怪「微信之父」張小龍也注意到收發紅包已經成為一種純粹的貨幣交易,所以只能利用添加表情包、拍攝短視頻等方法來應付這個問題。

上面出現的種種情況,使得紅包本身的儀式感被眾多的個體化操作所取代,因為當人們不再按照固有傳統在家庭或群體裡面才放放紅包,並同時送上至誠的祝福,而是換上了自己一個人在電子媒體上發放訊息,發送自己喜歡的表情包、自拍視頻……那麼,傳統儒家的孝道與仁愛,就容易被個人的主觀願望所取替,或者是被「遊戲化」的紅包所取替。

當然,電子紅包可以無遠弗屆,使全球化的大家族、朋友圈能夠適時發放紅包,傳達來自遠方的心意或愛意。至於人們可以隨意在家人、仝工、友儕之間發電子紅包,這種嶄新的做法也有助加強團體的凝聚力。與此同時,電子紅包的發放,也明顯地偏離了傳統紅包的禮儀軌跡並失去了其中一些的特殊內容與意義——這也許就是香港社區和馬來西亞華人仍然傾向使用實體紅包的原因之一吧。

歐陽路易博士

歐陽路易博士是馬來亞大學政治學、公共管理與發展研究系高級講師。他曾在法國、日本和香港任教,擅長經濟社會學,包括市場社會學、貨幣社會學和企業家精神,以及食品安全政策研究。自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來,他一直在中國大陸和香港開展定期性田野調查工作。晚近,他的研究旨在探究禮物尤其是金錢性質禮物的文化和社會意涵。除了與人合編了《中國和日本的風險與食品安全》(Routledge,2018 年)外,他新編的 An Autopsy of Ethnographic Fieldwork 將於2024年7月出版。

張喜儀博士

張喜儀博士,2010年畢業於法國巴黎索邦大學高等研究學院宗教學系(EPHE-Sorbonne,Section V),主修郭象玄學,曾任香港理工大學全職講師(2011-2018),現為香港樹仁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助理教授,研究興趣包括魏晉玄學、先秦經典與思想、秦漢期出土文獻、中國淨土宗。 除了從事學術論文、實用翻譯、佛典(漢-英)翻譯以外,張博士也是傳統中國文人畫愛好者(見附圖1-6),師從著名嶺南派畫家馬文西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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