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大学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之肇始，也是二十世纪上半叶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大学由西方差会创办，其经费相对独立，然而教会大学的发展植根于中国社会，需要适应中国局势而作出调整。1920年代后，相继兴起的非基督教运动及收回教育权运动，迫使教会大学面对立案问题，因此要理解教会大学于1920年代后陆续向国民政府立案注册，成为受认可的私立大学。

第一节：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

非基督教运动在1922年迅速蔓延，得到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与学生的积极响应。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是年4月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的大会，直接导致非基督教运动的爆发，不过当时社会对基督教的不满情绪已酝酿许久，可以说非基督教运动是在历史因素与社会舆论的共同作用下产生。早在1917年，在知识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蔡元培（1868-1940）曾发表《以美育代宗教》的演讲，他指出宗教与科学互不相容，在五四运动以后，科学成为知识界的主流观念，宗教则沦为知识分子批判的对象，中国的基督教也身陷囹圄。¹⁸身处1920年代的教育家舒新城，认为非基运动与收回教育权运动源于中国人的自觉心，非宗教、共产主义与国家主义三种思潮是形成自觉心的思想背景，这些思想助长中国人自立强国的自觉心，也是这些思想因素，逐渐汇聚为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基础。¹⁹

自民国肇建，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对抗一直是时代发展的重要脉络之一，而非基督教运动的参与者正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一方。²⁰此期间恰逢学生群体民族意识高涨，学生在五四运动以后逐步从校园运动转向关注社会问题，将表达抗议作为救国运动的一部分。²¹如果说1917年蔡元培等人提出的非宗教是向所有宗教发难，那1920年代，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则直接将矛头指向基督教，将其与帝国主义和文化侵略相捆绑，例如由非基督教同盟合编的《反基督教运动》一书，明文指出「基督教只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²²1922年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召开前后，中国的社会正处于非宗教思潮高涨且反帝国主义逐渐抬头的时期，在这一时代因素的作用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才会如此快速成立，同盟在3月9日发表《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值得注意的是宣言中的内容，如「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这经济侵略底先锋队」以及「各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教会，无非要诱惑中国人民欢迎资本主义」等用语皆带有浓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²³随着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的结束，以及暑期的到来，一度高涨的非基运动趋于沉寂，由于此次运动的时间不长，论战的场地在杂志报刊，针对的主要是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大会，对于教会大学的影响相对有限。

与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几乎同时的是中国教育界对于教育革新的讨论，中华教育改进会该年7月在济南举行第一届年会，胡适（1891-1962）、丁文江（1887-1936）等人通过初等教育概不得有宗教教育的提案。²⁴在这之前的三、四月，教育界权威蔡元培于《教育杂志》连续发表〈教育独立议〉与〈非宗教运动〉两文，此时教会教育还未成众矢之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只处于蓄势阶段。²⁵翌年，少年中国学会在《苏州大会宣言》中明确表示要「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养爱国家、保种族的精神，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教育及近于侵略的文化政策」²⁶，同年，余家菊（1898-1976）与李璜（1895-1991）将其国家主义教育的论文集成书，正式揭橥「收回教育权」口号。²⁷至此中国教育界已经达成收回教会教育权的共识。

第二节：席卷全国的收回教育权运动

收回教育权成为全国一致的舆论，是由1924两间教会学校的学生风潮引发的。广州圣三一学校是年5月要求成立学生会遭校方反对，因而罢课提出争回集会结社自由、反对奴隶式的教育，争回教育权以及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在第二次宣言中强调争回教育权的主张，获国民党中央党部称为爱国行动。²⁸共产党则赞扬学生爱国反帝的行动，呼吁各地迅速开展非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²⁹未几，广州圣心学校因拒绝学生纪念五九国耻放假的请求，导致学生罢课，随后校方将学生驱逐出校，引发学生集体退学。³⁰这一事件再次激发学生怒潮，与1922年不同的是，广州学潮正值国共合作时期，两大政党的指导与支持，使得收回教育权运动变得目标明确、行动有序。广州学联6月18日成立广州学生会收回教育权委员会，7月余家菊等人在南京中华改进社年会上提出《请求力谋收回教育权》，非基督教大同盟亦于1924年8月重新再上海成立，收回教育权运动正式拉开帷幕。³¹杨天宏指出1924年兴起的运动是非基督教运动的第二阶段，³²从广州学潮的爆发到形成有组织的学生运动，基督教是主要的批判对象，运动又以收回教会教育权作为明确目标，鲁珍唏认为收回教育权运动的人员和世界观对非基督教运动有所继承，且都以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名义发出呼吁，并得同样得到受过教育的群体的支持，由此可见两次运动确实有明显的连续性。³³

收回教育权运动很快波及教会的高等教育，长沙雅礼大学的学生在十二月发起立案注册的诉求，学生罢课并导致三分之一的学生退学，这是第一所因响应收回教育权而发生学生退学的教会大学。³⁴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发展，在广州的学潮中已露端倪，圣三一的学生将校内争取收回教育权与反帝国主义侵略相提并论，国共两党则诉诸为爱国主义予以支持。事实上1920年代一连串矛头直指帝国主义的运动相继发生，反基督教的言论诉求一概集中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议题上，而1925年的五卅惨案则将收回教育权运动推至高潮，在五卅惨案的刺激下，收回教育权运动已经成为反帝国运动的一部分。鲁珍唏指出五卅惨案引发的民族主义的压倒优势获得广泛而深刻的同情，至此文化、工业与教育皆要无条件服从于民族革命。³⁵五卅惨案后，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如日中天，举国上下投入反抗帝国主义的运动，不少教会大学的学生义愤填膺，纷纷对五卅惨案作出回应。教会大学在这一背景下开始受到冲击，尽管大学负责人表达了对五卅惨案的沉重心情，却同时呼吁校内参与救国运动的学生专注学业，招致学生不满，其中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校长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1864-1947）因为没收学生哀悼用的国旗，与学生发生冲突，导致部分学生愤而出走，而前述雅礼大学在五卅惨案后再次出现学生退学。³⁶

各地教会大学的回应并非全然一致。面对席卷全国的五卅运动，金陵大学校方作出较为宽松的措施，主动在6月3日到23日期间停课，允许学生参与集会和游行示威，校方还允许华人教师协助运动有序进行。³⁷或许因为对学生参与五卅运动的态度较为温和，校长包文在1925-1926年度的校长报告中提到，金陵大学的学生较少激进言论，华中地区因五卅运动引发的学潮也没有延续至新学年。³⁸需要指出的是，收回教育权等一系列运动与当时中国局势的剧烈变化密切相关，早在1924秋，江浙战争与奉直战争相继爆发，使得全国多地陷入动乱，五卅惨案后，又有国民政府于1925年7月1日在广州成立，与北京政府南北相对。³⁹林蔚指出五卅运动之所以会引起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与战争造成的一系列制度崩溃有关，他认为「五卅」的意义远不止一个来自下层的爱国运动，而首先是既存权力结构分崩离析的象征，国民政府的成功是国民党填补了由旧权力解体造成的权力真空。⁴⁰总的来说，此期间中国社会动荡不安，民族主义无孔不入，时代思潮与发展交织并行，社会各界形成了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教会大学的自主性受到严重冲击。不过由于政权仍未统一，地方政府各自为政，收回教育权只处于群众运动的阶段，随着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开始北伐，各地学潮与革命军的进展紧密相联。⁴¹1926年秋至1927年春的半年时间内与北伐相关的学潮风起云涌，雅礼大学于1926年秋季关闭，翌年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广州的岭南大学相继关闭学校，西川华西大学则出现学生退学，福建协和大学亦发生罢课。⁴²经历北伐与学潮双重打击，一些教会大学的西方传教士撤出校园，如果以上学潮只限于局部地区或个别教会大学，那么1927年3月的「南京惨案」则造成中国教会大学内部出现权力真空，南京发生的事件不仅对金陵大学造成沉重打击，也对全国范围内的教会大学带来深远影响。

第三节：1927年「南京惨案」

对于中国的基督教和教会教育而言，1927年的南京事件是一个特别的转折点，因为这一事件导致了大批在华传教士的撤离,许多维持运作的传教机构和教会教育机构都交由中国教徒管理。南京事件是1927年3月23至24日，北伐军进入南京城、直鲁联军败退期间，针对外籍人士的暴力事件，不仅发生多起抢劫，还致使至少7名外国人丧生，⁴³因此亦有评论称其为「南京惨案」。⁴⁴除了教会遭遇抢劫，亦有军人袭击外国机关与住宅，随即惹来长江的英美军舰向南京城内开炮，引发外交纠纷。⁴⁵在教会教育史研究中，南京事件是教会大学的华人拥有实权的转折点，鲁珍唏则将此次传教士撤离中国作为教会教育权威动摇的标志。⁴⁶南京事件后有超过5000名传教士撤出中国，2500人名撤至上海和其他口岸城市，留在中国的仅有约500名，从撤退的传教士数量来说，学者的判断并无夸大成分，教会和相关机构由西方传教士占据主导的管理体深受冲击。⁴⁷由此可见，南京事件亦是教会教育史上的关键转型，对于身处南京的金陵大学，特别是大学的教育传教士而言，南京事件更是一起悲惨的遭遇，副校长文怀恩（John Elias Williams，1871—1927）的丧生意味着金陵大学失去一位经验丰富的管理者，还极大影响外籍教师的情绪。

金陵大学的校务档案保留了不少事件亲历者的信件和报告，其中以包文校长在1927年3月26日乘搭军舰前往上海时写下的忆述最为详细，这些资料让人得以从微观层面考察南京事件对于金陵大学的影响。⁴⁸在革命军于2月22日开入浙江时，包文曾准确判断他们将在一个月后到达南京，此时他仍未对教会学校的学潮和逼近的战事感到悲观，还准备向革命军保持合作的态度，在这封写给美国托事会中的信件中，很容易看出金陵大学的传教教育家们选择留守，是因为他们相信国民党中的温和派将抛弃那些极端的「俄国成分」。⁴⁹这或许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一年的8月20日发表的训令有关，蒋当时宣称，应以诚恳态度对待友邦人士，而侨居中国的教徒属于国民革命行动者应该加以爱护行列。⁵⁰因而在包文等传教士眼中，蒋介石(1887-1975)一直是国民党中温和派的代表人物。

据包文的忆述，3月23日褚玉璞（1887-1929）的北军开始撤出南京城，当晚预计的劫掠没有发生反而出奇安静，至24日黎明前，南京城仍有零星枪响，近八点时分，包文和其余外籍教师都以为混乱结束，于是去往大学区的教堂，路上遇到文怀恩等人，此时从远处跑来的Lawrence Lew说Daniels博士的房子遭遇抢劫，众人前往事发现场，告诉士兵说南方军队已经进城，劝他们离去，未曾想这些士兵不仅不跑，还朝他们开枪，随后强迫他们排成一行逐个搜身。文怀恩被抢怀表时有些许不情愿，士兵随即朝其太阳穴开枪，致其死亡，并继续搜查倒在地上的文怀恩。洗劫之后，包文与其余人准备将文怀恩运送去医院，Lowdermilk先生则致电领事，半路遇到中国师生，奉劝包文等人先躲到住所或Bailie Hall (裴义理堂,即西大楼)，文怀恩则由中国师生运送。众人回到住所，可事情远未结束，士兵大肆在城内放枪并四处抢劫外国人。在包文的家里，西教士们遭到数次抢劫，那些士兵轮番开枪恐吓，不时使用拳脚攻击，强迫包文等人扒开衣服搜查，不放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学生尝试求助军官，成功将西教士送到西大楼躲避，未几，另有一批士兵企图进入西大楼搜索，所幸没有发现藏起来的包文等人，最后由学生带来的军官将该伙士兵叫走，众人才暂时躲过危险，后来包文认为是当时英美的炮击阻止终止了当天抢劫。经中国教师和学生的努力，金陵大学所有西教士，除了被杀害的文怀恩副校长，都在25日聚集在西大楼里面。这天国民政府的官员前来向全体西教士解释事件，随后，惨遭洗劫一空的传教士们被护送前往长江的英美军舰。27日清晨，所有外国人都撤出了城市，包文搭乘美国军舰Preston号前往上海，使传教士触目惊心、遭受生命威胁的南京事件才算结束。⁵¹

到了上海后，惊魂甫定的包文给Speer博士的信中说，24日的事情对所有人来说是骇人的遭遇，金陵大学的事务暂时由提名的9名中国董事接管，但他认为战事造成的纷扰才刚开始，甚至数年内都看不到可以回到中国继续建设的希望，这与2月时的心绪截然不同。⁵²在给寄往美国秘书处的另一封信中，包文甚至认为自己应永久退出中国，可见南京事件的打击一度对他造成巨大的失望。⁵³4月中，留驻上海的芮思娄（John H. Reisner，1888-？）去信纽约托事部，认为金陵大学在「南京惨案」后很快复课是明智的决定。⁵⁴在芮思娄和中国理事的合作下，金陵大学避免了关闭学校的命运，事情没有撤往美国的传教士们预想般糟糕。尽管包文同意不应将大学的未来描绘得过于灰暗，但他亦坦诚有很多令人沮丧的事情，他认为南京事件扑灭了所有的南京传教士们曾经孩子般的理想主义，如今他们被迫前所未有地面对现实，对教会教育难逃中国局势的漩涡深感无奈。⁵⁵当代学者所考证的南京事件与包文的忆述大体一致，不过，当日士兵劫掠美孚油行（Standard Oil Hill）和领事馆引发的英美炮击并非抢劫事件终结的原因，学者杨天宏论证抢劫事件在南军执行军法处死七十人之后结束，指出南京事件实际上是北伐军进入南京之后短暂的失控状态。⁵⁶但在3月28日给Speer博士的信件中，包文认为有毋容置疑的证据表明造成文怀恩遇害，并危害众传教士财产及人身安全的南京事件是国民党政府的极端份子有意图有组织的行动。⁵⁷结合27日忆述中，左翼激进分子控制的汉口与芜湖发生破坏教会教产的行径，包文顺理成章将南京的不幸遭遇归咎于国民政府内左翼份子。金陵大学的传教士倾向将中国在1920年代以来反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的过激行为归因于俄国因素以及国民党中的激进分子，这一判断成为他们审视中国局势的基础，因而对蒋介石为首的温和派取得国民政府的主导权有所期盼，届时教会教育将迎来转机，西方传教士们亦能返回中国，指出这点并非不重要，因为这一判断将会影响金陵大学传教士们对后续立案的态度和回应。南京事件对于金陵大学的传教士来说，就如纪念包文的文章所说，意味一个时代的结束，之于传教工作和传教士的生活而言，一个不同的时代已经开启。⁵⁸

收回教育权运动于1927年4月后转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官方政策，收回教育权逐渐走向落实阶段，而南京事件造成的冲击开启了金陵大学的另一篇章。本章首先从金陵大学逐步完成立案的过程考察收回教育权运动后立案政策的推行。西方差会、托事部和传教士校长对立案的回应，指出除了迫于中国局势的压力，传教士自身的经历及对中国局势的判断也是影响立案决定的因素。除了西方传教士，1927年后华人管理层对立案的回应也不容忽略，他们的行动对于金陵大学的转型发展有重要影响。⁵⁹

第一节：立案政策的推行

收回教育权运动在1924年声势浩大，五卅惨案更进一步推高了运动的情绪，政府的回应则稍显滞后。北京政府教育部直到1925年11月16日，方才颁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六条规定包括依照教育部所颁规则请求认可，冠以私立字样，校长须为中国人，董事会中国人过半数，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以及宗教科目列入必修科。⁶⁰对于收回教育权运动而言，此次法规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相比之前将教会学校纳入私立教育体系的尝试，这次更具强制性和可行性。⁶¹不过，政策并未产生显著成果，也未能缓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势头，翌年10月28日，广东的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颁布《私立学校规程》同样企图收回教育权，当中直接影响教会大学的规定，与1925年北京政府的《认可办法》基本相同。⁶²由于北京政府施政无力，国民政府忙于北伐，收回教育权运动没有严格贯彻，在这一时期群众运动的影响力要比官方政策大得多。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教育事业被当做推动国家现代化、维护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收回教育权的主张始终未变。⁶³南京事件发生在前，统一战线解体在后，紧接教会大学管理体系的崩溃，多地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在蒋介石的压制下迅速瓦解，使教会大学获得短暂的喘息。⁶⁴此时由政府主导的收回教育权已经拉开序幕，教会大学无法再持观望态度。

金陵大学受南京事件冲击最为严重，理事会撤往上海，并任命了一个管理委员会，暂时接管大学事务，管理委员会的七名委员包括过探先（1886-1929）与陈裕光皆为华人。⁶⁵过探先在两个月后的第24次理事会上发表报告，认为江苏省教育协会颁布的新制度可能会对金陵大学不利，随后理事会授权大学重组委员会为注册做准备，并指出实际注册要在理事会和托事部的批准后进行。⁶⁶教育部门发布8月1日截止注册的信息成为第25次理事会的重点事务，然而要在半个月内向政府完成注册几乎不可能，于是准备向教育当局申请延期立案，同时通过了几项重要提案。⁶⁷8月24日包文致信托事部主席史密尔，正式辞去金陵大学校长的职位，获托事部接受，至此包文校长结束了长达17年的任期，在9月14日会议上托事部亦通过了理事会在7月提出的几项重要请求，包括：将理事会改为董事会，董事会有权选举华人校长，校内所有管理权交由董事会，而美国托事会则改为创建人委员会。⁶⁸金陵大学的改组时间相当紧凑，短短数月便为立案注册扫清了所有障碍。改组后，第1次金陵大学董事会于1927年11月29日召开，陈裕光在会上当选金陵大学校长。⁶⁹此期间国民政府历经宁汉合流，政局趋于稳定，大学院于10月成立，随即对先前规程进行修订，于1927年12月公布了《私立学校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这是国民政府成立后最高教育行政机构最先颁布的有关私立学校立案的法令。⁷⁰金陵大学依据立案条例于1928年初展开注册程序，于3月提交非正式申请，并在9月20日正式完成立案，成为私立金陵大学，是向南京国民政府完成立案的第一所教会大学，亦象征收回教育权运动迎来阶段性成果。⁷¹随着全国统一的形势渐趋明朗，国府随即对教育展开强而有力的整理和规范，大学院改组教育部后，将先前颁私立学校规程、条例等加以合并，修订为综合性的《私立学校规程》，于1929年8月29日公布。⁷²立案时间虽然多次延期，主要是呈报立案者数量过多，因而从最早的1928年8月年一再延至1932年6月，在逐步收紧的立案政策下，绝大部分的教会大学在1930年代都被纳入了国民政府的私立教育体系。⁷³

第二节：西方差会及传教士校长的回应

金陵大学1928年成为政府教育部门监管和指导的私立大学，设有校董会，由华人担任校长，美国托事部更名为创建人会，从会议档案与各方资料来看，大学背后的差会和传教士校长对于立案政策的回应实有其自身的变化历程，既无百般阻挠，又非一味顺从，而是随着中国的发展，结合自身经历和判断，逐步完成立案注册。

包文1925年12月曾在《教育季刊》刊载金陵大学之情况，该文说「当本校创始之际，中国教育行政机关尚未有大学授予学位的规定，而私立大学之立案尤无明文可遵，董事会议决暂在美国纽约省立案」，因此毕业生是由美国授予学位，包文解释这只是过渡办法：「一俟中国教育当局规定授予学位办法时，当即遵照办理。」从时间上看应是对同年11月北京政府颁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的回应，他还不忘提及校董会（即理事会）共五名华人，并会逐年递加，至中西各半为止。⁷⁴但此时金陵大学在立案上没有进一步行动，包文本人没有就立案问题在1926年托事部年中会议上提交确切建议，因而托事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⁷⁵1925年前后，金陵大学对于开启立案程序确实有如学者所说仅持观望。⁷⁶但不应就此忽略金陵大学对提升华人董事的主动性，早在1924年3月收回教育权运动仍处酝酿阶段时，理事会已经开始提升华人的领导地位，持续增加他们在管理层中的占比并贯彻始终。⁷⁷五卅运动于1925年中高潮迭起，包文在给托事部主席史密尔（Robert E. Speer，1867-1947）的信件中提出希望借着中国人拿回控制权的普遍情绪，让中国人担起更多学校的财政和行政事务。⁷⁸实际上对于包文而言，逐步让华人接手金陵大学的所有事务，是为立案创造条件，正如纪念文章中说，秉持「中国人的中国」这一信念是包文校长积极提升华人领导地位的主因。⁷⁹至1926年3月，金陵校董会的中西董事比例各半，后来的首任华人校长陈裕光也在这时进入理事会，⁸⁰同年秋，过探先成为为农林科科长，而陈裕光为文理科科长，华人进入理事会或高层教职代表他们深得信任，后续由华人管理层主导的立案委员更成为差会与理事会在立案过程中最倚重的对象。⁸¹

金陵大学于1927年4月后开始探讨立案相关议题，其中为了配合国民政府的立案政策，理事会于7月25日的理事会议中通过修订大学章程，其中办学宗旨有较大改动，从「培养教徒领导人，为我们基督教的后代提供高等教育，并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发展中国高等教育，与上帝保持一致」，改为「在充分的宗教自由中保持教会主办本校，这将确保高等级的教育质量，促进社会福利和公民社会和公共服务的典范，发展创办人所秉持的理想人格。」⁸²尽管在在办学宗旨中加入了宗教自由，基督教色彩大大淡化亦是事实，不过，美国托事部对于办学宗旨的修改没有全盘接受，而是在理事会新修改的「教育质量」之后紧接「培养基督教领袖」一语，托事部的建议没有遭到反对，在大学改组后得到保留。⁸³在陈裕光带领金陵大学进行立案期间，创建人会与校董会已经对立案的必要性达成共识，并一直配合校董会提出的建议，但从大学章程的修改过程来看，创建人会在推动立案的同时，也在努力避免金陵大学失去所有基督教元素，金陵大学的完全合作差会美北长老会，即托事人，曾在1927年大学改组时，希望大学能够继续弘扬基督教，并完全相信大学会增强其重要的基督教特征和影响力。⁸⁴创建人会比差会更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1927年后中国教会大学的基督教特征只减不增，不过创建人会完全明白维持基督教特征的必要性，正如包文指出：「如果大学没有明确、清晰和强烈的宗教氛围和精神，那么我们就不能指望有资金来大学，也不能指望有外籍教师来大学，除非他能在适当的范围内自由地表达他的基督教信仰」。⁸⁵因此就算成为注册的私立学校，也要保留宗教自由与培养基督教领袖的宗旨，这是大学存在的理由，也是获得资金和人员的前提，包文从更实际的角度提醒金陵大学未来需要考虑的因素，这亦是创建人会面对立案时所坚守的底线。

包文校长在1927年1月17日致信Dr. North时提到南方政府的《私立学校规程》，表示已经做好辞职的准备，而此时大学所有的宗教课程与活动也已经改为自愿，以回应政府政策与中国全体师生的诉求。⁸⁶但3月24日的南京事件，破坏了事情的有序进展，西方传教士撤往上海后，由激进分子领导的南京国民党市政府曾在4月初表示要接管金陵大学的财产和校舍，实际上就是没收，经校务委员过探先与李德毅（1896—1986）向国民党高层沟通后作罢。⁸⁷经历南京的暴力事件后，包文对激进分子或激进政府有强烈反感，4月的接管风波使包文对于金陵大学的的未来有了不同的判断。包文到上海后去信托事部时说：「在国民党激进分子主宰一切并利用学生进行设计和宣传的情况下，试图开展教育工作是没有用的。」假如激进分子主导了政府，包文的意见是：「我会主张关闭，直到我们知道我们正在根据什么条约运作，这意味着直到有一个文明和稳定的政府，我认为这将需要几年的时间。」⁸⁸南京事件的不幸遭遇，犹在眼前，劫后余生的包文校长没有因为传教士们受到暴力对待而中止立案，而是对金陵大学可能落在激进分子手中有深深的担忧，在他眼中激进分子的行为实际上是将学生作为工具，因而他会建议一旦面临这样的情况，要果断将金陵大学关闭。但此时包文对于传教士在中国长期活动并不乐观，永久退出中国是未来可能的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包文等传教士更热切希望一个温和可合作的政府。中国政局的变化以及华人校务委员会的努力让金陵大学到五月得以重新运作，理事会多年来推动校内华人领袖的政策终于迎来收获，尽管是在极其动荡的处境中交接，包文仍然认为华人理事承受重担非常有好处，并且被传教士们当作温和派领袖的蒋介石成为国民政府的领导人，使得包文对立案程序不再隐忧。⁸⁹在校务委员会的争取下，理事会进入立案前的的改组程序，8月24日包文向托事部正式请辞，他坦言：「要断绝这样的关系是困难的，纵使有悲伤和遗憾，只要一想到那些出色的中国基督教领袖已经接手了这项工作，并在最不正常的条件下，面对着巨大的困难，成功地推动了这项工作，一切就变得容易接受了。」包文的卸任相当于推动了立案程序的进展，从1925年以来包文对立案政策的回应来看，他再次做出了对金陵大学最有利的决定。

第三节：华人管理层的回应

相比差会与传教士校长，华人管理层对立案的回应更为积极和迫切，不过华人董事要到1927年才在立案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主要原因是华人管理层在理事会中发挥影响的时间较迟，也因为1927年中国局势对金陵大学造成的特殊影响相关。

南京事件后金陵大学成立由华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理事会还批准成立改组与立案委员会，除了理事葛德基( E. H. Cressy)之外皆为华人委员，他们加快了金陵大学改组和立案的步伐，华人委员以自身不同的见闻和对局势的意见，对推动立案作出了相当一致的判断。⁹⁰过探先于会上指出在江苏省教育协会的新制度下全省只有一所大学，且有权控制全省其他院校，一旦实行金陵大学将处于不利位置，因此要尽快考虑向政府立案以应对紧急情况。吴东初则希望扩大管理委员会的权力，负责更多的事务，并且托事部固有的一些权利应该转移给管理委员会。此外他还建议必须有一位与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同时又是一位杰出基督徒的华人校长。吴东初不仅顾虑到要赶快寻找合适的华人校长，还希望将临时的校务管理委会转为常设的最高管理机构。陈裕光强调自己中国人的身份，称其更关心立案而不是改组，他还解释有舆论认为政府应该接管金陵大学，中央书记处书记、省政府主席的女儿曾传达政府正在考虑收回金陵大学的消息，校委会当时婉拒了这一可能，但陈裕光认为有立即采取措施的必要，以防大学被接管。关注的是立案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无论是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抑或激进分子对大学的觊觎，无不在向托事部与传教士传达金陵大学正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对于立案，华人委员的回应是相当明确的，那就是尽快开启立案程序，以排除被接管的可能，实际上托事部和差会的担忧是先前包文指出政府是否由温和派掌权的问题，华人管理层身处南京，对局势的掌握更全面，而过探先等人与国民党的温和派素有交情，还曾邀请蒋介石、伍朝枢（1887-1934）等国民政府要员在毕业典礼上训词，委员会深知此时向国民政府立案符合托事部和包文等人的设想。⁹¹此外如陈裕光在会上直白的指出，立案是金陵大学中国师生的普遍心态，所以华人委员主动向政府当局寻求合作，积极运作立案事宜，说服托事部金陵大学生存下去的条件就是成为国民政府教育体系的私立大学。

在金陵大学即将完成改组并为立案进行准备期间，新成立的校董会与创建人会就大学章程出现不同的意见，为了使立案能顺利完成，华人董事一再坚持，并说服了美国创建人会接纳由校董会提出的建议，掌握了立案的主动权。在1927年11月的理事会议上，重组与立案委员会提出，校董章程条款五「所有成员均应是基督徒」是否应该删去。⁹²美国创建人会于1928年3月回复，将任命一个三人委员会，研究与大学改组有关的各种问题，对章程和附则进行必要的修改。⁹³校董会在1928年6月的会议上，再次就问题展开讨论，指出审议了由创建人会制定并发出的《南京大学章程》建议草案，该文件与校董会修订并转交创建人会批准的版本基本一致，但第五条《校董会章程》第5节（第二段）规定：「对耶稣基督的福音派信仰是成为董事的基本和唯一的宗教资格」，声明被放在「所有成员均应热诚地赞同大学的上述宗旨」之后，是对校董会制定的声明的补充，校董会请求允许将「所有成员均应热诚地赞同大学的上述宗旨」作为唯一的限制性条件，理由是《章程》已规定董事会成员中基督徒占绝大多数，足以有效维护校董会的基督教性质，校董会的一再坚持与南京政府教育部门对校董会章程的建议有关，后者基本删去了校董章程中基督教字样，要求所有董事皆为基督徒无疑会对立案造成潜在的阻碍。⁹⁴最终创建人会批准了建议，但指示秘书询问校董会是否同意增加「目的是维护大学的目标和各成员传教会的爱心、牺牲和服务精神；培养最高类型的品格」，校董会应然同意。⁹⁵在整个立案过程中，华人校董们的立场是在维持部分基督教特征下保证立案获得批准，没有全部采纳国民政府的建议，同时面对创建人会又有自己的坚持，这标志着校董会正在转变为中国教徒主导的专业管理层。

金陵大学完成改组程序后，由首任华人校长陈裕光执掌校政，预示着大学步入新的发展阶段。无论是作为成功收回教育权的的标志，抑或作为创校人的最优人选，研究陈裕光具历史意义。金陵大学的不同人员对陈裕光的当选寄予厚望。本章首先探讨陈裕光当选校长后，各方对其满怀期望的深层原因，再从院系的改革与新聘教师两方面探讨陈裕光所开启的新发展，分析金陵大学的转型发展。

第一节：对华人校长的期望

随着1927年11月改组完成，金陵大学进入了华人担任校长的新时期。新校长陈裕光既信奉基督教义，还满怀爱国之心，未及上任就已经受到多方的一致赞誉。

包文在1927年11月致纽约托事部的葛思德(B.A.Garside,1894-1989)，表达对陈裕光成为校长的欣喜，包文在信中认为陈裕光接任校长，可以解决许多棘手的问题，首先是陈裕光作为金陵大学最优秀的毕业生，又有基督教背景，他的领导势必能得到校友会以及合作差会的华人基督徒的一致支持，而在南京事件后的艰难时期，陈裕光致力于协助许多外籍教职员返回中国，给金陵大学的传教士们带来新的勇气和希望。⁹⁶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包文对陈裕光即将带领金陵大学开启新篇章表露出的热切期望，农林科共同科长芮思娄对陈裕光出任校长的评价，代表了传教士群体的看法，他说为人品格、行政经验和专业造诣而言，陈裕光博士完全能够胜任新的职责。⁹⁷综合各时期档案与陈裕光的回忆，包文对陈裕光的当选显然不会感到意外，反而在陈裕光接替首位华人校长时如释重负。包文1897年大学毕业后来华传教，1910年成为金陵大学校长，毕生致力于中国的教会教育，为人有卓识远见，并勇于任事，在1920年代已着手谋划金陵大学的未来。⁹⁸陈裕光于1925年受邀回母校执教化学，从理事会的记录看，1925年十几个新委任的教职员中，唯独陈裕光被明确作为未来管理层而委以重任，翌年便出任文理科科长。⁹⁹陈裕光是美北长老教会的会友，在成为金陵大学文理科科长后，随即作为美北长老会的代表列席于理事会中。¹⁰⁰陈裕光初入职时，包文校长便向他介绍了金陵大学近几年的总体发展，陈裕光心悦诚服于包文校长高超的治校才干，却未曾想到校长此时的用意。¹⁰¹及至南京事件以后，金陵大学的改组迫在眉睫，理事会针对校长的人选展开讨论，认为最好满足四个条件：是基督徒、受创办人的信任、获师生尊重的学术地位、拥有能在时局变化中领导大学的社会地位，四条皆备者独陈裕光一人。¹⁰²此时陈裕光意识到再难推脱，为了尽快让金陵大学完成立案，他终于接下这一重任。在此之前包文曾数次邀请陈裕光出任校长，他都以不想担起行政领导而婉言回绝，因而当得知陈裕光当选校长时，就不难理解包文会。¹⁰³值得一提的是，于欢迎陈裕光校长的大会上，金陵大学的学生会代表魏学礼表示：「金大原为教会学校，一切教育行政，皆操外人之手，经同仁努力奋斗，已将本校教育权收回。」在华人师生看来，陈裕光出任校长具有重要意义，学生代表们还认为要将原有之基本组织尽行推倒，让校内一切行政权，及教育方针皆由华人来主持。¹⁰⁴学生们显然对陈裕光能在任上对教会教育进行大刀阔斧的革新充满期盼，这也印证了包文的判断，陈裕光出任首任华人校长乃众望所归。

第二节：院系改革

肩负着多方的期待，陈裕光甫上任，便着手处理学校课程的改革事宜，一方面要使其符合国民政府立案政策的规定，另一方面则要为大学的未来发展奠定方向。

金陵大学首先将宗教课程列为选修科以满足立案条件，其余科系则采取继承发展。在完成立案后的校董会上，金陵大学的课程计画是沿着现有的路线进行扩展，在农学院开设新学系，¹⁰⁵并确立农学院的三重职能，即教学、研究和推广。¹⁰⁶而文理学院的新理念是为中国培养一群深刻认识中国生活的价值和缺陷的年轻人，院系教育旨在让学生掌握满足社会需求的手段，在首都城市里展现金陵大学的价值所在，不以规模取胜公立大学，而是专门满足社会服务的需求，这是陈裕光上任后实行的「国情教育」转向，成为金陵大学所有科系的教学理方针。¹⁰⁷此外，陈裕光极力争取任何可行的资金，1928年初向太平洋关系研究所提交中国土地利用研究项目，从大学正常运营预算的来源之外获得额外资金用于研究中国的土地利用问题，为金陵大学享负盛名的农林学院注入新的动力。¹⁰⁸随着国民政府于1929年公布《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规定中国的大学不得少于三个学院，于是金陵大学将文理学院拆分，形成了文、理、农三院鼎足的学院布局。¹⁰⁹

1930年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宗教课程事宜数次知会金大校董会，强调必须取消宗教系，并建议大学设立哲学系，从哲学与历史的角度研究宗教问题，但陈裕光以教会机构不能接受予以婉拒，结果教育部训令金陵大学停办宗教学系，如果继续违抗，将按违反《大学规程》处理。¹¹⁰为此陈裕光向创办人会提交建议，认为政府虽锐意取缔宗教系，却允许将宗教作为一门选修课程，置于其他科系之下，这并不违背创建人会先前同意将宗教课程作为选修的决定，因此大学应当执行政府的要求，获得创建人会的接纳。¹¹¹在这之后选修宗教课程的数量并没有下跌多少，学生选修的比例达到四成，而且都是抱着研究的态度前来听课，创建人会对此感到满意。¹¹²在宗教系的问题上，这位华人校长再一次不负多方期望，既落实政府对大学的规定，又化解了差会方面的压力。陈裕光晚年回忆道金陵大学的学术空气十分活跃，源于他提倡学生思想自由，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团契、讨论会、宗教与非宗教的读书会，陈裕光落实收回教育权，却绝非反对基督教，他本人有基督信仰，亦本着信仰自由的精神，使其与众多学术活动一同成为协助学生了解社会实际，接受进步思想的途径。¹¹³

第三节：新聘教师的挑战

陈裕光当选首任华人校长以及校内科系课程的改革，是金陵大学在1927年后对立案的回应，此期间管理层与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保持一致，并做出适切中国国情的转型，而金陵大学新聘教职员的问题，则是由1927-28年间教师短缺引发的。

南京事件后不久，还是文理科长的陈裕光向理事会报告科系的情况，由于文理科的师资队伍中有较多的外籍教职员，金陵自己的毕业生则较少，此次外籍教员的撤离，对学院的影响极大，虽然一些课程有代课教师，但仍有有十几门课程及未有授课教师。¹¹⁴这一情况在陈裕光在接任校长后，稍有改善，主要是透过协助外籍职员回到学校，但仍有许多外籍教师未能及时回归，中国局势是主要的顾虑，这一年年末包文致信葛思德，询问是否有合作差会负担薪资的教师有意重返金陵大学，包文指出40名由差会和创建人负担薪资的外籍教师超过半数无法确认是否能在1928年的新学期返回中国。陈裕光在1928年3月的校董会上提到入学人数已有较大的恢复，但是却收到不少外籍教师的辞职通知，为此校董会寻求招聘一批新的教职员。¹¹⁵1928年11月的校长报告中，列出了新聘请的教师人员，1928年秋季新入职的15名教职员尽数为中国人，除了两位教中文的老师以外，其余皆有美国留学背景，大多是年轻的毕业生，有几位更是金陵大学的校友。¹¹⁶新聘教师不仅年轻还满怀建设大学的热诚，为金陵大学在后续的科系扩大和课程改革提供稳定而高质的师资力量，值得一提的是，陈裕光任校长后极力邀请包文回归担任校长顾问，在陈裕光的领导下，校董会在新聘教职员方面已经得心应手，而在校政方面首任华人校长仍需倚重传教士校长的经验。¹¹⁷教师短缺曾给动荡期间的金陵大学造成困难，新聘教师原本作为过渡时期的补救办法，随着学校院系的扩大以及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成立，招揽更多中国教师已经成为新时期金陵大学的常态。¹¹⁸教师短缺的问题解决后，新聘教师不再是填补空缺的办法，而是与院系改革同步并行，成为贯彻教育方针的重要部分。

本论文集中讨论金陵大学身处于收回教育权运动和立案政策落实的期间，重点探讨了中国局势和社会变迁与教会大学发展的关系，此期间金陵大学从面对一场明确针对教会教育的立案政策，一直处在风口浪尖，本文呈现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综合历史文献档案与研究成果，发现金陵大学的立案始末具有历史意义。之于中国教育史，金陵大学从收回教育权运动到完成立案，其教育内容和院系结构的变化展现了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发展路径，金陵大学植根中国社会，招收中国学生，毕业生如首任华人校长陈裕光等人在中国的教育发展中发挥领导作用，是中国教育史不容忽视的部分。之于中国教会教育史而言，金陵大学在风起云涌的1920年代有其自身的发展历程，无论是新旧交接抑或后续转型改革皆有其特点，展现了教会大学彼此之间也存在差异。

本研究从微观层面展现金陵大学对收回教育权的回应，指出在此期间至少产生了三方面的互动，一是国民政府、二是西方差会与传教士，三是华人董事，这些互动关系构成了本文的几个论述范畴，串联了时代局势与教会大学的复杂关系。

金陵大学在1920年代中期遭遇中国动荡的局势，从教会大学反观整个中国社会，反映民族主义思潮对中国教会大学的冲击，正如芳威廉所言：「20年代民族主义潮流兴起以后，本土化已经成为学校势在必行的举措」。¹¹⁹金陵大学起初受到的冲击较轻，没有动摇根本，除了与发起运动的城市较远，也不能忽略金陵大学对社会运动的应对，在1925年的校长报告中，包文认识到1920年代以来的中国局势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直接相关，他赞赏学生参与的是一场爱国运动，包文认为他们是中国的新生力量，正是这种极富理解的心情，使金陵大学采纳相当开明的回应方式。¹²⁰金陵大学的个案反映了传教士校长及大学内部对教会大学发展的抉择有深刻影响，由于包文对中国局势的客观分析，传教士们没有选择在南京事件后将大学结束，而是转为协助他们的华人伙伴。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利用收回教育权运动创造的成熟条件，随即推行立案政策，意图将会全国的教育机构纳入由中国政府监管的教育部门内。金陵大学内部面对立案政策，并不完全一致，西方差会与传教士校长对立案政策有不同的考虑，这正呈现了教会大学管理层的内部差异，尽管意见并非相反，但显然传教士校长对于改组和立案有更高的期待。

此外，西方差会在立案过程中的对基督教元素的坚持，体现了差会与传教士当中也有某些驱动力与主动性。华人管理层对立案相当积极，一致认为中国的教会大学理所应当由中国人主理，从金陵大学的立案过程中，华人管理层曾与政府斡旋，避免了金陵大学被接管的命运，又说服西方创校人会将基督教属性保持在国民政府可以接受的范围。他们既极力维护金陵大学的私立特性，保留一定的宗教自由，又向创校人争取扩大校董会的权力，金陵大学校董会逐步迎来较独立的发展空间。

金陵大学在首任华人校长陈裕光的带领下完成注册，是中国人主理教会大学的开端，亦是中国收回教育权的标志性事件，自此中国的教会大学进入了新的转型时期。本研究从陈裕光对金陵大学进行革新的过程中，发现教会大学背后的差会与国民政府并非总是在相互对抗的，当中涉及大学章程的修改及宗教系的取消，中国政府的政策与西方差会的决策总是经由校长从中协调，待校董会拿出解决方案，方才传达到另一方，因此中国政府与西方差会的关系是间接的互动，也就不存在教会大学只是迫于政府压力而做出改变的说法。在金陵大学，华人校长作为沟通双方的代表人，直接的压力总是先由陈裕光承担，他凭借过人的卓识与勇气，大学在收回教育权运动后的本地化程度逐渐增加。金陵大学自1927年由陈裕光出任校长，任期长达二十多年，较传教士校长包文的任期还要久，由陈裕光奠定的符合中国社会需求的教育成为金陵大学的办学方针。

附录1：金陵大学西大楼

资料来源：〈金陵大学的西大楼〉《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展览馆》https://historymuseum.nju.edu.cn/ndjy/ljz/20220526/i223049.html。

附录2：包文（A. J. Bowen）校长

资料来源：Faculty: Portraits of Western Faculty - President A. J. Bowen. 0AD. https://collections.library.yale.edu/catalog/12395219.

附录3：金陵大学校园地图

资料来源：University of Nanking, Map Box 196 Folder 3383.

附录4：金陵大学历任校长及其任职时间表

资料来源：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校史编写组编《金陵大学史料集》，页5。

附录5：陈裕光校长

资料来源：Faculty: Portraits of Chinese Faculty and Families - President Yu-Gwan Chen,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Standing in Front of Severance Hall. 0AD. https://collections.library.yale.edu/catalog/12377655.

附录6：民国十五年南京金陵大学农林科暑期学校全体摄影

资料来源：〈章开沅：金陵之光陈裕光先生诞辰130周年〉《澎湃》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176388。

文献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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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oard of Managers 1925-1926, Box 192 Folder 3338

4.Board of Managers 1927 Apr-Jun, Box 192 Folder 3339

5.Board of Trustees (bound volumes) 1929-1929, Box 189 Folder 3320

6.President's and Treasurer's reports 1925-27, Box 195 Folder 3372

7.Related to faculty and staff: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Bailie, Joseph (see also under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Bowen, Arthur J.; Chen, Y.G.; Box 198 Folder 3399

8.Bowen, A. J. 1925, Box 207 Folder 3524

9.Bowen, A. J. 1925, Box 207 Folder 3525

10.Bowen, A. J. 1926, Box 207 Folder 3526

11.Bowen, A. J. 1926, Box 208 Folder 3527

12.Bowen, A. J. 1926, Box 208 Folder 3528

13.Chen Yu Gwan 1916-1927, Box 209 Folder 3552

14.Chen Yu Gwan 1928, Box 209 Folder 3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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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龙伟：〈教会大学与「地方认知」：寄语华西协和大学立案的分析〉，《宗教学研究》，2009年1期，页19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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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 ：

1.马敏：〈近年来大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综述〉，《世界宗教研究》4期（1996），页132。关于中国教会大学历史研究，参阅彭淑敏：《民国福建协和大学之研究：以师资和财务为例（1916-1949）》（台北：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13），页2-13。

2. 彭淑敏：〈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收回教育权运动：以福建协和大学的本土化发展为个案〉，麦劲生等编：《战争与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台北：万卷楼，2025），页197-221。

3. 徐苏民：〈重新评估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载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页28。

4. 马敏：〈美国收藏的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载于马敏着:《基督教与中西文化的融合》（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5. 马敏：〈近年来大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综述〉，页403。

6. [美] 林蔚(Arthur Waldron)：〈战争、民族主义与基督教高等教育：1924-1925〉，载于章开沅，林蔚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 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页84-85。

7. 鲁珍唏（Jessie G. Lutz）：〈五卅运动与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大学〉，载于章开沅、林蔚（美）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 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8. 舒新城：《收回教育权运动》（上海：中华书局，1927），页53。

9. 马敏，吴和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教会大学时研究的回顾〉，《中国基督教研究》2016年7期，页14。

10. 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页444。

11. 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 1922-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页189。

12. 参阅附录1：金陵大学西大楼。

13. 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台北：联经出版社，2001），页176。

14. 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年-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页189。

15. 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页370及杨思信，郭淑兰着：《教育与国权——1920年代中国收回教育权运动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页240。

16. 参阅附录2：包文（A. J. Bowen）校长。

17. 吴梓明，梁元生：《中国教会大学文献目录（一）》（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敎与中国社会硏究中心，1998），页63。

18. 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页256。

19. 舒新城：《收回教育权运动》，页52。

20. 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台北：联经出版社，2001），页3。

21.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页4。

22. 非基督教大同盟编：《反基督教运动》（长沙：长沙文化书社），封面页。

23. 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 1922年-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页280及《北京时报》1922年3月9日。

24. 韩月香：〈反思近代中国非基督教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之理据〉《中国基督教研究》2017年8期，页79。

25. 舒新城：《收回教育权运动》，页54。

26. 杨天宏：〈民族主义与中国教会教育的危机———北洋时期收回教育权运动之背景分析〉，页131。

27. 舒新城：《收回教育权运动》，页56及杨思信，郭淑兰着：《教育与国权——1920年代中国收回教育权运动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页3。

28. 杨思信，郭淑兰着：《教育与国权——1920年代中国收回教育权运动研究》，页93。

29. 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 1922年-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页94。

30. 舒新城：《收回教育权运动》，页81。

31. 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页263、270及郑刚：〈余家菊与20世纪20年代的收回教育权运动〉《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3期，页139-140。

32. 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 1922年-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页189。

33. Lutz, Jessie Gregory.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225.

34. 舒新城：《收回教育权运动》，页86及 Lutz, Jessie Gregory.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244.

35. 鲁珍唏：〈五卅运动与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大学〉，页105。

36. 徐以骅、韩信昌：《海上梵王渡：圣约翰大学》（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页25-32及舒新城：《收回教育权运动》，页86。

37.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for the Year 1924-1925, Box195 Folder 3372，UBCHEA Archives

38.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for the Year 1925-1926, Box 195 Folder 3372.

39. 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页124、159。

40. 林蔚：〈战争、民族主义与基督教高等教育：1924-1925〉，页97

41. 鲁珍唏：〈五卅运动与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大学〉，页130。

42. 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 1922年-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页321-326。

43. Paul A. Varg,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at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190.

44. 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页426。

45. 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页176。

46. 张宪文，张玉法主编，朱庆葆，陈进金，孙若怡，牛力着：《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十卷变革与发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页129及鲁珍唏：〈五卅运动与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大学〉，页114。

47. Paul A. Varg,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ats, 190.

48. 参阅附录3：金陵大学校园地图。

49. Box 208 Folder 3527, 28.

50. 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 1922年-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页339。

51. 有关包文的忆述，见档案Box 208 Folder 3527, 47-51。

52. Box 208 Folder 3527.

53. Box 208 Folder 3528.

54. Box 208 Folder 3527.

55. Box 208 Folder 3527.

56. 见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 1922年-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究》，页330-331。

57. Box 208 Folder 3527.

58. Memorial of Arthur John Bowen, Box 198 Folder 3399.

59. 参阅附录4：金陵大学历任校长及其任职时间表。

60. 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页277

61. 1925年前关于管制私立教育机构的尝试参阅高时良：《中国教会学校史》，页275-278，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中的第四章〈基督教教育与近代中国政治〉。

62. 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页417。

63. 陈进金，孙若怡，牛力着：《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十卷变革与发展》，页4。

64. 鲁珍唏：〈五卅运动与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大学〉，页130及Lutz, Jessie Gregory. Chinese Politics and Christian Missions: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s of 1920-28. Notre Dame, Ind., U.S.A: Cross Cultural Publications, Cross Roads Books, 1988. 256。

65. 23rd Meeting of Board of Managers April 19, 20, 1927, box 192 Folder 3339, 10

66. 24th Meeting of Board of Managers June 16, 1927, box 192 Folder 3339.

67. 25th Meeting of Board of Managers July 12, 1927, box 192 Folder 3340.

68. 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 The Trustees of Nanking University, Sept 14,1927, Box 192 Folder 3343

69. 1st Meeting of Board of Director November 29,1927, Box 192 Folder 3343.

70. 蒋宝麟：〈20世纪20年代金陵大学的立案与改组〉《近代史研究》期8（2016），页121。

71. 4th Meeting of Board of Directors. March 30, 31, 1928, Box 192 Folder 3343, 74

72. 张丽萍：〈中国基督教大学从外国式到「中国化」的转折及其启示华西协合大学从异质到本土身份的递进〉《世界宗教研究》期6（2013）,页100。

73.秋笙着:《最近政府对于私立学校注意各点》， 《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6卷第1期，页2及[美]鲁珍唏着，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 页236 – 238。

74. [美]包文：金陵大学之情况 （原载《教育季刊》第一卷第四期 1925年12月），李楚才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页167。

75. Minutes of Semi Annual Meeting Board of Trustees of University of Nanking April 21, 1926 Box 189 Folder 3320.

76. 胡卫清：〈南京国民政府与收回教育权运动〉，《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3（2000），页16。

77. 20th Meeting of Board of Managers ,19 March 1924, Box 192 Folder 3337.

78. July 16, 1925 Box 207 Folder 3525.

79. Memorial of Arthur John Bowen, Box 198 Folder 3339.

80. 参阅附录5：陈裕光校长。

81. 23rd Meeting of Board of Managers April 19, 20, 1927 box 192 Folder 3339, 10

82. 蒋宝麟：〈20世纪20年代金陵大学的立案与改组〉《近代史研究》期8（2016），120。

83. Reorganization, 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Nanking University, Jun 26,1928, Box 189 Folder3320 and Constitu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April 22, 1929. Box 189 Folder 3320.

84. Document A Sept 19, 1927, Box 189 Folder 3320.

85. 23rd Meeting of Board of Managers April 19, 20, 1927 box 192 Folder 3339

86. January 17, 1927 Box 208 Folder 3527.

87. Baolin Jiang, “Christian colleges amid political changes: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s reorganization and registration (1927-1928)”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10 :(1) 2016, 25

88. April 8, 1927 Box 208 Folder 3527.

89. May 13, 1927 Box 208 Folder 3527.

90. 以下关于重组与立案委员会的内容皆出自Meeting of Committee on Reorganization and Registration June 29,1927 Box 192 Folder 3339.

91. 张宪文、张生：《金陵大学史》，页57。

92.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Managers, Nov.9-11,1927, Box 192 Folder 3341.

93. Minutes of Special Meeting of Board of Trustees of University of Nanking March 21, 1928 Box 189 Folder 3320.

94. Fourth Meeting of Board of Directors, Nov. 9-10, 1928, Box 192 Folder 3343.

95. Minutes of Semi Annual Meeting Board of Founder of University of Nanking April 22, 1929 Box 189 Folder 3320.

96. Box 208 Folder 3528.

97. Box 209 Folder 3552.

98. 王运来：《诚真勤仁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页62。

99. Special Notice July 7,1925 Box 207 Folder 3525.

100. Twenty-second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Manag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March 18，1926，UBCHEA Archives Box 192. Folder 3338.

101. 王运来：《诚真勤仁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页62。

102. 25th Meeting of Board of Managers July 12, 1927, Box 192 Folder 3340.

103. 吴梓明：《基督教大学华人校长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页149。

104. 王运来：《诚真勤仁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页58。

105. 参阅附录6：民国十五年南京金陵大学农林科暑期学校全体摄影。

106. A Program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of Nanking, November 9-10, 1928. Box 192 Folder 3343.

107. Needs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 University of Nanking November 9-10, 1928. Box 192 Folder 3343.

108. Minutes of The Fifth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March 29,30 1929 Box 192 Folder 3344

109. 张宪文，张生：《金陵大学史》（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305。

110. 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金陵大学史料选》（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57。

111. 张宪文，张生：《金陵大学史》，59。

112. 张宪文，张生：《金陵大学史》，116。

113. 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1982年。

114. 23rd Meeting of Board of Managers April 19,20 Box 192 Folder 3339.

115. 2nd Meeting of Board of Directors, March 30-31, 1928, Box 192 Folder 3343.

116. 4th Meeting of Board of Directors, November 9-10, 1928, Box 192 Folder 3343.

117. 4th Meeting of Board of Directors, November 9-10, 1928, Box 192 Folder 3343.

118. 张宪文，张生：《金陵大学史》，59。

119. [美]芳威廉着、刘家峰译：《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1880-1950》（珠海：珠海出版社，2005），页106。

120.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for the Year 1924-1925, 1-2 Box 195 Folder3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