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會大學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制度之肇始，也是二十世紀上半葉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教會大學由西方差會創辦，其經費相對獨立，然而教會大學的發展植根於中國社會，需要適應中國局勢而作出調整。1920年代後，相繼興起的非基督教運動及收回教育權運動，迫使教會大學面對立案問題，因此要理解教會大學於1920年代後陸續向國民政府立案註冊，成為受認可的私立大學。

第一節：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

非基督教運動在1922年迅速蔓延，得到不少中國知識分子與學生的積極響應。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是年4月在北京清華大學召開的大會，直接導致非基督教運動的爆發，不過當時社會對基督教的不滿情緒已醞釀許久，可以說非基督教運動是在歷史因素與社會輿論的共同作用下產生。早在1917年，在知識界具有重要影響力的蔡元培（1868-1940）曾發表《以美育代宗教》的演講，他指出宗教與科學互不相容，在五四運動以後，科學成為知識界的主流觀念，宗教則淪為知識分子批判的對象，中國的基督教也身陷囹圄。¹⁸身處1920年代的教育家舒新城，認為非基運動與收回教育權運動源於中國人的自覺心，非宗教、共產主義與國家主義三種思潮是形成自覺心的思想背景，這些思想助長中國人自立強國的自覺心，也是這些思想因素，逐漸匯聚為中國民族主義思潮的基礎。¹⁹

自民國肇建，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對抗一直是時代發展的重要脈絡之一，而非基督教運動的參與者正是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一方。²⁰此期間恰逢學生群體民族意識高漲，學生在五四運動以後逐步從校園運動轉向關注社會問題，將表達抗議作為救國運動的一部分。²¹如果說1917年蔡元培等人提出的非宗教是向所有宗教發難，那1920年代，一些知識分子，特別是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者，則直接將矛頭指向基督教，將其與帝國主義和文化侵略相捆綁，例如由非基督教同盟合編的《反基督教運動》一書，明文指出「基督教只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²²1922年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召開前後，中國的社會正處於非宗教思潮高漲且反帝國主義逐漸抬頭的時期，在這一時代因素的作用下，非基督教學生同盟才會如此快速成立，同盟在3月9日發表《上海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反對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值得注意的是宣言中的內容，如「現代基督教及基督教會，就是這經濟侵略底先鋒隊」以及「各國資本家在中國設立教會，無非要誘惑中國人民歡迎資本主義」等用語皆帶有濃厚的馬克思主義色彩。²³隨著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的結束，以及暑期的到來，一度高漲的非基運動趨於沉寂，由於此次運動的時間不長，論戰的場地在雜誌報刊，針對的主要是在清華大學召開的大會，對於教會大學的影響相對有限。

與1922年非基督教運動幾乎同時的是中國教育界對於教育革新的討論，中華教育改進會該年7月在濟南舉行第一屆年會，胡適（1891-1962）、丁文江（1887-1936）等人通過初等教育概不得有宗教教育的提案。²⁴在這之前的三、四月，教育界權威蔡元培於《教育雜志》連續發表〈教育獨立議〉與〈非宗教運動〉兩文，此時教會教育還未成眾矢之的，收回教育權運動只處於蓄勢階段。²⁵翌年，少年中國學會在《蘇州大會宣言》中明確表示要「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養愛國家、保種族的精神，反對喪失民族性的教會教育及近於侵略的文化政策」²⁶，同年，余家菊（1898-1976）與李璜（1895-1991）將其國家主義教育的論文集成書，正式揭橥「收回教育權」口號。²⁷至此中國教育界已經達成收回教會教育權的共識。

第二節：席捲全國的收回教育權運動

收回教育權成為全國一致的輿論，是由1924兩間教會學校的學生風潮引發的。廣州聖三一學校是年5月要求成立學生會遭校方反對，因而罷課提出爭回集會結社自由、反對奴隸式的教育，爭回教育權以及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並在第二次宣言中強調爭回教育權的主張，獲國民黨中央黨部稱為愛國行動。²⁸共產黨則讚揚學生愛國反帝的行動，呼籲各地迅速開展非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權運動。²⁹未幾，廣州聖心學校因拒絕學生紀念五九國恥放假的請求，導致學生罷課，隨後校方將學生驅逐出校，引發學生集體退學。³⁰這一事件再次激發學生怒潮，與1922年不同的是，廣州學潮正值國共合作時期，兩大政黨的指導與支持，使得收回教育權運動變得目標明確、行動有序。廣州學聯6月18日成立廣州學生會收回教育權委員會，7月余家菊等人在南京中華改進社年會上提出《請求力謀收回教育權》，非基督教大同盟亦於1924年8月重新再上海成立，收回教育權運動正式拉開帷幕。³¹楊天宏指出1924年興起的運動是非基督教運動的第二階段，³²從廣州學潮的爆發到形成有組織的學生運動，基督教是主要的批判對象，運動又以收回教會教育權作為明確目標，魯珍晞認為收回教育權運動的人員和世界觀對非基督教運動有所繼承，且都以民族主義和現代化的名義發出呼籲，並得同樣得到受過教育的群體的支持，由此可見兩次運動確實有明顯的連續性。³³

收回教育權運動很快波及教會的高等教育，長沙雅禮大學的學生在十二月發起立案註冊的訴求，學生罷課並導致三分之一的學生退學，這是第一所因響應收回教育權而發生學生退學的教會大學。³⁴收回教育權運動的發展，在廣州的學潮中已露端倪，聖三一的學生將校內爭取收回教育權與反帝國主義侵略相提並論，國共兩黨則訴諸為愛國主義予以支持。事實上1920年代一連串矛頭直指帝國主義的運動相繼發生，反基督教的言論訴求一概集中於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議題上，而1925年的五卅慘案則將收回教育權運動推至高潮，在五卅慘案的刺激下，收回教育權運動已經成為反帝國運動的一部分。魯珍晞指出五卅慘案引發的民族主義的壓倒優勢獲得廣泛而深刻的同情，至此文化、工業與教育皆要無條件服從於民族革命。³⁵五卅慘案後，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如日中天，舉國上下投入反抗帝國主義的運動，不少教會大學的學生義憤填膺，紛紛對五卅慘案作出回應。教會大學在這一背景下開始受到衝擊，儘管大學負責人表達了對五卅慘案的沉重心情，卻同時呼籲校內參與救國運動的學生專注學業，招致學生不滿，其中上海聖約翰大學的校長卜舫濟（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1864-1947）因為沒收學生哀悼用的國旗，與學生發生衝突，導致部分學生憤而出走，而前述雅禮大學在五卅慘案後再次出現學生退學。³⁶

各地教會大學的回應並非全然一致。面對席捲全國的五卅運動，金陵大學校方作出較為寬鬆的措施，主動在6月3日到23日期間停課，允許學生參與集會和遊行示威，校方還允許華人教師協助運動有序進行。³⁷或許因為對學生參與五卅運動的態度較為溫和，校長包文在1925-1926年度的校長報告中提到，金陵大學的學生較少激進言論，華中地區因五卅運動引發的學潮也沒有延續至新學年。³⁸需要指出的是，收回教育權等一系列運動與當時中國局勢的劇烈變化密切相關，早在1924秋，江浙戰爭與奉直戰爭相繼爆發，使得全國多地陷入動亂，五卅慘案後，又有國民政府於1925年7月1日在廣州成立，與北京政府南北相對。³⁹林蔚指出五卅運動之所以會引起全國范圍的群眾運動，與戰爭造成的一系列制度崩潰有關，他認為「五卅」的意義遠不止一個來自下層的愛國運動，而首先是既存權力結構分崩離析的象徵，國民政府的成功是國民黨填補了由舊權力解體造成的權力真空。⁴⁰總的來說，此期間中國社會動蕩不安，民族主義無孔不入，時代思潮與發展交織並行，社會各界形成了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教會大學的自主性受到嚴重衝擊。不過由於政權仍未統一，地方政府各自為政，收回教育權只處於群眾運動的階段，隨著國民革命軍於1926年7月開始北伐，各地學潮與革命軍的進展緊密相聯。⁴¹1926年秋至1927年春的半年時間內與北伐相關的學潮風起雲湧，雅禮大學於1926年秋季關閉，翌年上海聖約翰大學與廣州的嶺南大學相繼關閉學校，西川華西大學則出現學生退學，福建協和大學亦發生罷課。⁴²經歷北伐與學潮雙重打擊，一些教會大學的西方傳教士撤出校園，如果以上學潮只限於局部地區或個別教會大學，那麼1927年3月的「南京慘案」則造成中國教會大學內部出現權力真空，南京發生的事件不僅對金陵大學造成沉重打擊，也對全國范圍內的教會大學帶來深遠影響。

第三節：1927年「南京慘案」

對於中國的基督教和教會教育而言，1927年的南京事件是一個特別的轉折點，因為這一事件導致了大批在華傳教士的撤離,許多維持運作的傳教機構和教會教育機構都交由中國教徒管理。南京事件是1927年3月23至24日，北伐軍進入南京城、直魯聯軍敗退期間，針對外籍人士的暴力事件，不僅發生多起搶劫，還致使至少7名外國人喪生，⁴³因此亦有評論稱其為「南京慘案」。⁴⁴除了教會遭遇搶劫，亦有軍人襲擊外國機關與住宅，隨即惹來長江的英美軍艦向南京城內開炮，引發外交糾紛。⁴⁵在教會教育史研究中，南京事件是教會大學的華人擁有實權的轉折點，魯珍晞則將此次傳教士撤離中國作為教會教育權威動搖的標誌。⁴⁶南京事件後有超過5000名傳教士撤出中國，2500人名撤至上海和其他口岸城市，留在中國的僅有約500名，從撤退的傳教士數量來說，學者的判斷並無誇大成分，教會和相關機構由西方傳教士佔據主導的管理體深受衝擊。⁴⁷由此可見，南京事件亦是教會教育史上的關鍵轉型，對於身處南京的金陵大學，特別是大學的教育傳教士而言，南京事件更是一起悲慘的遭遇，副校長文懷恩（John Elias Williams，1871—1927）的喪生意味著金陵大學失去一位經驗豐富的管理者，還極大影響外籍教師的情緒。

金陵大學的校務檔案保留了不少事件親歷者的信件和報告，其中以包文校長在1927年3月26日乘搭軍艦前往上海時寫下的憶述最為詳細，這些資料讓人得以從微觀層面考察南京事件對於金陵大學的影響。⁴⁸在革命軍於2月22日開入浙江時，包文曾準確判斷他們將在一個月後到達南京，此時他仍未對教會學校的學潮和逼近的戰事感到悲觀，還準備向革命軍保持合作的態度，在這封寫給美國托事會中的信件中，很容易看出金陵大學的傳教教育家們選擇留守，是因為他們相信國民黨中的溫和派將拋棄那些極端的「俄國成分」。⁴⁹這或許與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在上一年的8月20日發表的訓令有關，蔣當時宣稱，應以誠懇態度對待友邦人士，而僑居中國的教徒屬於國民革命行動者應該加以愛護行列。⁵⁰因而在包文等傳教士眼中，蔣介石(1887-1975)一直是國民黨中溫和派的代表人物。

據包文的憶述，3月23日褚玉璞（1887-1929）的北軍開始撤出南京城，當晚預計的劫掠沒有發生反而出奇安靜，至24日黎明前，南京城仍有零星槍響，近八點時分，包文和其餘外籍教師都以為混亂結束，於是去往大學區的教堂，路上遇到文懷恩等人，此時從遠處跑來的Lawrence Lew說Daniels博士的房子遭遇搶劫，眾人前往事發現場，告訴士兵說南方軍隊已經進城，勸他們離去，未曾想這些士兵不僅不跑，還朝他們開槍，隨後強迫他們排成一行逐個搜身。文懷恩被搶懷表時有些許不情願，士兵隨即朝其太陽穴開槍，致其死亡，並繼續搜查倒在地上的文懷恩。洗劫之後，包文與其餘人準備將文懷恩運送去醫院，Lowdermilk先生則致電領事，半路遇到中國師生，奉勸包文等人先躲到住所或Bailie Hall (裴義理堂,即西大樓)，文懷恩則由中國師生運送。眾人回到住所，可事情遠未結束，士兵大肆在城內放槍並四處搶劫外國人。在包文的家裡，西教士們遭到數次搶劫，那些士兵輪番開槍恐嚇，不時使用拳腳攻擊，強迫包文等人扒開衣服搜查，不放過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學生嘗試求助軍官，成功將西教士送到西大樓躲避，未幾，另有一批士兵企圖進入西大樓搜索，所幸沒有發現藏起來的包文等人，最後由學生帶來的軍官將該夥士兵叫走，眾人才暫時躲過危險，後來包文認為是當時英美的炮擊阻止終止了當天搶劫。經中國教師和學生的努力，金陵大學所有西教士，除了被殺害的文懷恩副校長，都在25日聚集在西大樓裡面。這天國民政府的官員前來向全體西教士解釋事件，隨後，慘遭洗劫一空的傳教士們被護送前往長江的英美軍艦。27日清晨，所有外國人都撤出了城市，包文搭乘美國軍艦Preston號前往上海，使傳教士觸目驚心、遭受生命威脅的南京事件才算結束。⁵¹

到了上海後，驚魂甫定的包文給Speer博士的信中說，24日的事情對所有人來說是駭人的遭遇，金陵大學的事務暫時由提名的9名中國董事接管，但他認為戰事造成的紛擾才剛開始，甚至數年內都看不到可以回到中國繼續建設的希望，這與2月時的心緒截然不同。⁵²在給寄往美國秘書處的另一封信中，包文甚至認為自己應永久退出中國，可見南京事件的打擊一度對他造成巨大的失望。⁵³4月中，留駐上海的芮思婁（John H. Reisner，1888-？）去信紐約托事部，認為金陵大學在「南京慘案」後很快復課是明智的決定。⁵⁴在芮思婁和中國理事的合作下，金陵大學避免了關閉學校的命運，事情沒有撤往美國的傳教士們預想般糟糕。儘管包文同意不應將大學的未來描繪得過於灰暗，但他亦坦誠有很多令人沮喪的事情，他認為南京事件撲滅了所有的南京傳教士們曾經孩子般的理想主義，如今他們被迫前所未有地面對現實，對教會教育難逃中國局勢的漩渦深感無奈。⁵⁵當代學者所考證的南京事件與包文的憶述大體一致，不過，當日士兵劫掠美孚油行（Standard Oil Hill）和領事館引發的英美炮擊並非搶劫事件終結的原因，學者楊天宏論證搶劫事件在南軍執行軍法處死七十人之後結束，指出南京事件實際上是北伐軍進入南京之後短暫的失控狀態。⁵⁶但在3月28日給Speer博士的信件中，包文認為有毋容置疑的證據表明造成文懷恩遇害，並危害眾傳教士財產及人身安全的南京事件是國民黨政府的極端份子有意圖有組織的行動。⁵⁷結合27日憶述中，左翼激進分子控制的漢口與蕪湖發生破壞教會教產的行徑，包文順理成章將南京的不幸遭遇歸咎於國民政府內左翼份子。金陵大學的傳教士傾向將中國在1920年代以來反基督教運動和收回教育權運動中的過激行為歸因於俄國因素以及國民黨中的激進分子，這一判斷成為他們審視中國局勢的基礎，因而對蔣介石為首的溫和派取得國民政府的主導權有所期盼，屆時教會教育將迎來轉機，西方傳教士們亦能返回中國，指出這點並非不重要，因為這一判斷將會影響金陵大學傳教士們對後續立案的態度和回應。南京事件對於金陵大學的傳教士來說，就如紀念包文的文章所說，意味一個時代的結束，之於傳教工作和傳教士的生活而言，一個不同的時代已經開啟。⁵⁸

收回教育權運動於1927年4月後轉為南京國民政府的官方政策，收回教育權逐漸走向落實階段，而南京事件造成的衝擊開啟了金陵大學的另一篇章。本章首先從金陵大學逐步完成立案的過程考察收回教育權運動後立案政策的推行。西方差會、托事部和傳教士校長對立案的回應，指出除了迫於中國局勢的壓力，傳教士自身的經歷及對中國局勢的判斷也是影響立案決定的因素。除了西方傳教士，1927年後華人管理層對立案的回應也不容忽略，他們的行動對於金陵大學的轉型發展有重要影響。⁵⁹

第一節：立案政策的推行

收回教育權運動在1924年聲勢浩大，五卅慘案更進一步推高了運動的情緒，政府的回應則稍顯滯後。北京政府教育部直到1925年11月16日，方才頒布《外人捐資設立學校請求認可辦法》，六條規定包括依照教育部所頒規則請求認可，冠以私立字樣，校長須為中國人，董事會中國人過半數，不得以傳布宗教為宗旨以及宗教科目列入必修科。⁶⁰對於收回教育權運動而言，此次法規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因為相比之前將教會學校納入私立教育體係的嘗試，這次更具強制性和可行性。⁶¹不過，政策並未產生顯著成果，也未能緩和收回教育權運動的勢頭，翌年10月28日，廣東的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頒布《私立學校規程》同樣企圖收回教育權，當中直接影響教會大學的規定，與1925年北京政府的《認可辦法》基本相同。⁶²由於北京政府施政無力，國民政府忙於北伐，收回教育權運動沒有嚴格貫徹，在這一時期群眾運動的影響力要比官方政策大得多。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教育事業被當做推動國家現代化、維護政權合法性的基礎，收回教育權的主張始終未變。⁶³南京事件發生在前，統一戰線解體在後，緊接教會大學管理體系的崩潰，多地的收回教育權運動在蔣介石的壓制下迅速瓦解，使教會大學獲得短暫的喘息。⁶⁴此時由政府主導的收回教育權已經拉開序幕，教會大學無法再持觀望態度。

金陵大學受南京事件衝擊最為嚴重，理事會撤往上海，並任命了一個管理委員會，暫時接管大學事務，管理委員會的七名委員包括過探先（1886-1929）與陳裕光皆為華人。⁶⁵過探先在兩個月後的第24次理事會上發表報告，認為江蘇省教育協會頒佈的新制度可能會對金陵大學不利，隨後理事會授權大學重組委員會為註冊做準備，並指出實際註冊要在理事會和托事部的批准後進行。⁶⁶教育部門發佈8月1日截止註冊的信息成為第25次理事會的重點事務，然而要在半個月內向政府完成註冊幾乎不可能，於是準備向教育當局申請延期立案，同時通過了幾項重要提案。⁶⁷8月24日包文致信托事部主席史密爾，正式辭去金陵大學校長的職位，獲托事部接受，至此包文校長結束了長達17年的任期，在9月14日會議上托事部亦通過了理事會在7月提出的幾項重要請求，包括：將理事會改為董事會，董事會有權選舉華人校長，校內所有管理權交由董事會，而美國托事會則改為創建人委員會。⁶⁸金陵大學的改組時間相當緊湊，短短數月便為立案註冊掃清了所有障礙。改組後，第1次金陵大學董事會於1927年11月29日召開，陳裕光在會上當選金陵大學校長。⁶⁹此期間國民政府歷經寧漢合流，政局趨於穩定，大學院於10月成立，隨即對先前規程進行修訂，於1927年12月公布了《私立學校及專門學校立案條例》，這是國民政府成立後最高教育行政機構最先頒布的有關私立學校立案的法令。⁷⁰金陵大學依據立案條例於1928年初展開註冊程序，於3月提交非正式申請，並在9月20日正式完成立案，成為私立金陵大學，是向南京國民政府完成立案的第一所教會大學，亦象徵收回教育權運動迎來階段性成果。⁷¹隨著全國統一的形勢漸趨明朗，國府隨即對教育展開強而有力的整理和規範，大學院改組教育部後，將先前頒私立學校規程、條例等加以合並，修訂為綜合性的《私立學校規程》，於1929年8月29日公布。⁷²立案時間雖然多次延期，主要是呈報立案者數量過多，因而從最早的1928年8月年一再延至1932年6月，在逐步收緊的立案政策下，絕大部分的教會大學在1930年代都被納入了國民政府的私立教育體系。⁷³

第二節：西方差會及傳教士校長的回應

金陵大學1928年成為政府教育部門監管和指導的私立大學，設有校董會，由華人擔任校長，美國托事部更名為創建人會，從會議檔案與各方資料來看，大學背後的差會和傳教士校長對於立案政策的回應實有其自身的變化歷程，既無百般阻撓，又非一味順從，而是隨著中國的發展，結合自身經歷和判斷，逐步完成立案註冊。

包文1925年12月曾在《教育季刊》刊載金陵大學之情況，該文說「當本校創始之際，中國教育行政機關尚未有大學授予學位的規定，而私立大學之立案尤無明文可遵，董事會議決暫在美國紐約省立案」，因此畢業生是由美國授予學位，包文解釋這只是過渡辦法：「一俟中國教育當局規定授予學位辦法時，當即遵照辦理。」從時間上看應是對同年11月北京政府頒布《外人捐資設立學校請求認可辦法》的回應，他還不忘提及校董會（即理事會）共五名華人，並會逐年遞加，至中西各半為止。⁷⁴但此時金陵大學在立案上沒有進一步行動，包文本人沒有就立案問題在1926年托事部年中會議上提交確切建議，因而托事部沒有採取任何行動。⁷⁵1925年前後，金陵大學對於開啟立案程序確實有如學者所說僅持觀望。⁷⁶但不應就此忽略金陵大學對提升華人董事的主動性，早在1924年3月收回教育權運動仍處醞釀階段時，理事會已經開始提升華人的領導地位，持續增加他們在管理層中的佔比並貫徹始終。⁷⁷五卅運動於1925年中高潮迭起，包文在給托事部主席史密爾（Robert E. Speer，1867-1947）的信件中提出希望藉著中國人拿回控制權的普遍情緒，讓中國人擔起更多學校的財政和行政事務。⁷⁸實際上對於包文而言，逐步讓華人接手金陵大學的所有事務，是為立案創造條件，正如紀念文章中說，秉持「中國人的中國」這一信念是包文校長積極提升華人領導地位的主因。⁷⁹至1926年3月，金陵校董會的中西董事比例各半，後來的首任華人校長陳裕光也在這時進入理事會，⁸⁰同年秋，過探先成為為農林科科長，而陳裕光為文理科科長，華人進入理事會或高層教職代表他們深得信任，後續由華人管理層主導的立案委員更成為差會與理事會在立案過程中最倚重的對象。⁸¹

金陵大學於1927年4月後開始探討立案相關議題，其中為了配合國民政府的立案政策，理事會於7月25日的理事會議中通過修訂大學章程，其中辦學宗旨有較大改動，從「培養教徒領導人，為我們基督教的後代提供高等教育，並在基督教的影響下發展中國高等教育，與上帝保持一致」，改為「在充分的宗教自由中保持教會主辦本校，這將確保高等級的教育質量，促進社會福利和公民社會和公共服務的典範，發展創辦人所秉持的理想人格。」⁸²儘管在在辦學宗旨中加入了宗教自由，基督教色彩大大淡化亦是事實，不過，美國托事部對於辦學宗旨的修改沒有全盤接受，而是在理事會新修改的「教育質量」之後緊接「培養基督教領袖」一語，托事部的建議沒有遭到反對，在大學改組後得到保留。⁸³在陳裕光帶領金陵大學進行立案期間，創建人會與校董會已經對立案的必要性達成共識，並一直配合校董會提出的建議，但從大學章程的修改過程來看，創建人會在推動立案的同時，也在努力避免金陵大學失去所有基督教元素，金陵大學的完全合作差會美北長老會，即托事人，曾在1927年大學改組時，希望大學能夠繼續弘揚基督教，並完全相信大學會增強其重要的基督教特徵和影響力。⁸⁴創建人會比差會更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1927年後中國教會大學的基督教特征只減不增，不過創建人會完全明白維持基督教特征的必要性，正如包文指出：「如果大學沒有明確、清晰和強烈的宗教氛圍和精神，那麽我們就不能指望有資金來大學，也不能指望有外籍教師來大學，除非他能在適當的範圍內自由地表達他的基督教信仰」。⁸⁵因此就算成為註冊的私立學校，也要保留宗教自由與培養基督教領袖的宗旨，這是大學存在的理由，也是獲得資金和人員的前提，包文從更實際的角度提醒金陵大學未來需要考慮的因素，這亦是創建人會面對立案時所堅守的底線。

包文校長在1927年1月17日致信Dr. North時提到南方政府的《私立學校規程》，表示已經做好辭職的準備，而此時大學所有的宗教課程與活動也已經改為自願，以回應政府政策與中國全體師生的訴求。⁸⁶但3月24日的南京事件，破壞了事情的有序進展，西方傳教士撤往上海後，由激進分子領導的南京國民黨市政府曾在4月初表示要接管金陵大學的財產和校舍，實際上就是沒收，經校務委員過探先與李德毅（1896—1986）向國民黨高層溝通後作罷。⁸⁷經歷南京的暴力事件後，包文對激進分子或激進政府有強烈反感，4月的接管風波使包文對於金陵大學的的未來有了不同的判斷。包文到上海後去信托事部時說：「在國民黨激進分子主宰一切並利用學生進行設計和宣傳的情況下，試圖開展教育工作是沒有用的。」假如激進分子主導了政府，包文的意見是：「我會主張關閉，直到我們知道我們正在根據什麼條約運作，這意味著直到有一個文明和穩定的政府，我認為這將需要幾年的時間。」⁸⁸南京事件的不幸遭遇，猶在眼前，劫後餘生的包文校長沒有因為傳教士們受到暴力對待而中止立案，而是對金陵大學可能落在激進分子手中有深深的擔憂，在他眼中激進分子的行為實際上是將學生作為工具，因而他會建議一旦面臨這樣的情況，要果斷將金陵大學關閉。但此時包文對於傳教士在中國長期活動並不樂觀，永久退出中國是未來可能的決定，在這樣的情況下，包文等傳教士更熱切希望一個溫和可合作的政府。中國政局的變化以及華人校務委員會的努力讓金陵大學到五月得以重新運作，理事會多年來推動校內華人領袖的政策終於迎來收穫，儘管是在極其動蕩的處境中交接，包文仍然認為華人理事承受重擔非常有好處，並且被傳教士們當作溫和派領袖的蔣介石成為國民政府的領導人，使得包文對立案程序不再隱憂。⁸⁹在校務委員會的爭取下，理事會進入立案前的的改組程序，8月24日包文向托事部正式請辭，他坦言：「要斷絕這樣的關係是困難的，縱使有悲傷和遺憾，只要一想到那些出色的中國基督教領袖已經接手了這項工作，並在最不正常的條件下，面對著巨大的困難，成功地推動了這項工作，一切就變得容易接受了。」包文的卸任相當於推動了立案程序的進展，從1925年以來包文對立案政策的回應來看，他再次做出了對金陵大學最有利的決定。

第三節：華人管理層的回應

相比差會與傳教士校長，華人管理層對立案的回應更為積極和迫切，不過華人董事要到1927年才在立案問題上扮演重要角色，主要原因是華人管理層在理事會中發揮影響的時間較遲，也因為1927年中國局勢對金陵大學造成的特殊影響相關。

南京事件後金陵大學成立由華人組成的校務委員會，理事會還批准成立改組與立案委員會，除了理事葛德基( E. H. Cressy)之外皆為華人委員，他們加快了金陵大學改組和立案的步伐，華人委員以自身不同的見聞和對局勢的意見，對推動立案作出了相當一致的判斷。⁹⁰過探先於會上指出在江蘇省教育協會的新制度下全省只有一所大學，且有權控制全省其他院校，一旦實行金陵大學將處於不利位置，因此要盡快考慮向政府立案以應對緊急情況。吳東初則希望擴大管理委員會的權力，負責更多的事務，並且托事部固有的一些權利應該轉移給管理委員會。此外他還建議必須有一位與政府保持密切聯繫、同時又是一位傑出基督徒的華人校長。吳東初不僅顧慮到要趕快尋找合適的華人校長，還希望將臨時的校務管理委會轉為常設的最高管理機構。陳裕光強調自己中國人的身份，稱其更關心立案而不是改組，他還解釋有輿論認為政府應該接管金陵大學，中央書記處書記、省政府主席的女兒曾傳達政府正在考慮收回金陵大學的消息，校委會當時婉拒了這一可能，但陳裕光認為有立即採取措施的必要，以防大學被接管。關注的是立案是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無論是政府政策的不確定性抑或激進分子對大學的覬覦，無不在向托事部與傳教士傳達金陵大學正處於危急存亡的關頭。對於立案，華人委員的回應是相當明確的，那就是盡快開啟立案程序，以排除被接管的可能，實際上托事部和差會的擔憂是先前包文指出政府是否由溫和派掌權的問題，華人管理層身處南京，對局勢的掌握更全面，而過探先等人與國民黨的溫和派素有交情，還曾邀請蔣介石、伍朝樞（1887-1934）等國民政府要員在畢業典禮上訓詞，委員會深知此時向國民政府立案符合托事部和包文等人的設想。⁹¹此外如陳裕光在會上直白的指出，立案是金陵大學中國師生的普遍心態，所以華人委員主動向政府當局尋求合作，積極運作立案事宜，說服托事部金陵大學生存下去的條件就是成為國民政府教育體系的私立大學。

在金陵大學即將完成改組並為立案進行准備期間，新成立的校董會與創建人會就大學章程出現不同的意見，為了使立案能順利完成，華人董事一再堅持，並說服了美國創建人會接納由校董會提出的建議，掌握了立案的主動權。在1927年11月的理事會議上，重組與立案委員會提出，校董章程條款五「所有成員均應是基督徒」是否應該刪去。⁹²美國創建人會於1928年3月回復，將任命一個三人委員會，研究與大學改組有關的各種問題，對章程和附則進行必要的修改。⁹³校董會在1928年6月的會議上，再次就問題展開討論，指出審議了由創建人會制定並發出的《南京大學章程》建議草案，該文件與校董會修訂並轉交創建人會批準的版本基本一致，但第五條《校董會章程》第5節（第二段）規定：「對耶穌基督的福音派信仰是成為董事的基本和唯一的宗教資格」，聲明被放在「所有成員均應熱誠地讚同大學的上述宗旨」之後，是對校董會制定的聲明的補充，校董會請求允許將「所有成員均應熱誠地讚同大學的上述宗旨」作為唯一的限制性條件，理由是《章程》已規定董事會成員中基督徒占絕大多數，足以有效維護校董會的基督教性質，校董會的一再堅持與南京政府教育部門對校董會章程的建議有關，後者基本刪去了校董章程中基督教字樣，要求所有董事皆為基督徒無疑會對立案造成潛在的阻礙。⁹⁴最終創建人會批準了建議，但指示秘書詢問校董會是否同意增加「目的是維護大學的目標和各成員傳教會的愛心、犧牲和服務精神；培養最高類型的品格」，校董會應然同意。⁹⁵在整個立案過程中，華人校董們的立場是在維持部分基督教特征下保證立案獲得批准，沒有全部採納國民政府的建議，同時面對創建人會又有自己的堅持，這標志著校董會正在轉變為中國教徒主導的專業管理層。

金陵大學完成改組程序後，由首任華人校長陳裕光執掌校政，預示著大學步入新的發展階段。無論是作為成功收回教育權的的標誌，抑或作為創校人的最優人選，研究陳裕光具歷史意義。金陵大學的不同人員對陳裕光的當選寄予厚望。本章首先探討陳裕光當選校長後，各方對其滿懷期望的深層原因，再從院系的改革與新聘教師兩方面探討陳裕光所開啟的新發展，分析金陵大學的轉型發展。

第一節：對華人校長的期望

隨著1927年11月改組完成，金陵大學進入了華人擔任校長的新時期。新校長陳裕光既信奉基督教義，還滿懷愛國之心，未及上任就已經受到多方的一致讚譽。

包文在1927年11月致紐約托事部的葛思德(B.A.Garside,1894-1989)，表達對陳裕光成為校長的欣喜，包文在信中認為陳裕光接任校長，可以解決許多棘手的問題，首先是陳裕光作為金陵大學最優秀的畢業生，又有基督教背景，他的領導勢必能得到校友會以及合作差會的華人基督徒的一致支持，而在南京事件後的艱難時期，陳裕光致力於協助許多外籍教職員返回中國，給金陵大學的傳教士們帶來新的勇氣和希望。⁹⁶字裡行間不難看出包文對陳裕光即將帶領金陵大學開啟新篇章表露出的熱切期望，農林科共同科長芮思婁對陳裕光出任校長的評價，代表了傳教士群體的看法，他說為人品格、行政經驗和專業造詣而言，陳裕光博士完全能夠勝任新的職責。⁹⁷綜合各時期檔案與陳裕光的回憶，包文對陳裕光的當選顯然不會感到意外，反而在陳裕光接替首位華人校長時如釋重負。包文1897年大學畢業後來華傳教，1910年成為金陵大學校長，畢生致力於中國的教會教育，為人有卓識遠見，並勇於任事，在1920年代已著手謀劃金陵大學的未來。⁹⁸陳裕光於1925年受邀回母校執教化學，從理事會的記錄看，1925年十幾個新委任的教職員中，唯獨陳裕光被明確作為未來管理層而委以重任，翌年便出任文理科科長。⁹⁹陳裕光是美北長老教會的會友，在成為金陵大學文理科科長後，隨即作為美北長老會的代表列席於理事會中。¹⁰⁰陳裕光初入職時，包文校長便向他介紹了金陵大學近幾年的總體發展，陳裕光心悅誠服於包文校長高超的治校才幹，卻未曾想到校長此時的用意。¹⁰¹及至南京事件以後，金陵大學的改組迫在眉睫，理事會針對校長的人選展開討論，認為最好滿足四個條件：是基督徒、受創辦人的信任、獲師生尊重的學術地位、擁有能在時局變化中領導大學的社會地位，四條皆備者獨陳裕光一人。¹⁰²此時陳裕光意識到再難推脫，為了盡快讓金陵大學完成立案，他終於接下這一重任。在此之前包文曾數次邀請陳裕光出任校長，他都以不想擔起行政領導而婉言回絕，因而當得知陳裕光當選校長時，就不難理解包文會。¹⁰³值得一提的是，於歡迎陳裕光校長的大會上，金陵大學的學生會代表魏學禮表示：「金大原為教會學校，一切教育行政，皆操外人之手，經同仁努力奮鬥，已將本校教育權收回。」在華人師生看來，陳裕光出任校長具有重要意義，學生代表們還認為要將原有之基本組織盡行推倒，讓校內一切行政權，及教育方針皆由華人來主持。¹⁰⁴學生們顯然對陳裕光能在任上對教會教育進行大刀闊斧的革新充滿期盼，這也印證了包文的判斷，陳裕光出任首任華人校長乃眾望所歸。

第二節：院系改革

肩負著多方的期待，陳裕光甫上任，便著手處理學校課程的改革事宜，一方面要使其符合國民政府立案政策的規定，另一方面則要為大學的未來發展奠定方向。

金陵大學首先將宗教課程列為選修科以滿足立案條件，其餘科系則採取繼承發展。在完成立案後的校董會上，金陵大學的課程計畫是沿著現有的路線進行擴展，在農學院開設新學系，¹⁰⁵並確立農學院的三重職能，即教學、研究和推廣。¹⁰⁶而文理學院的新理念是為中國培養一群深刻認識中國生活的價值和缺陷的年輕人，院系教育旨在讓學生掌握滿足社會需求的手段，在首都城市裡展現金陵大學的價值所在，不以規模取勝公立大學，而是專門滿足社會服務的需求，這是陳裕光上任後實行的「國情教育」轉向，成為金陵大學所有科系的教學理方針。¹⁰⁷此外，陳裕光極力爭取任何可行的資金，1928年初向太平洋關係研究所提交中國土地利用研究項目，從大學正常運營預算的來源之外獲得額外資金用於研究中國的土地利用問題，為金陵大學享負盛名的農林學院注入新的動力。¹⁰⁸隨著國民政府於1929年公佈《大學組織法》和《大學規程》，規定中國的大學不得少於三個學院，於是金陵大學將文理學院拆分，形成了文、理、農三院鼎足的學院佈局。¹⁰⁹

1930年前後，國民政府教育部為宗教課程事宜數次知會金大校董會，強調必須取消宗教系，並建議大學設立哲學系，從哲學與歷史的角度研究宗教問題，但陳裕光以教會機構不能接受予以婉拒，結果教育部訓令金陵大學停辦宗教學系，如果繼續違抗，將按違反《大學規程》處理。¹¹⁰為此陳裕光向創辦人會提交建議，認為政府雖銳意取締宗教系，卻允許將宗教作為一門選修課程，置於其他科系之下，這並不違背創建人會先前同意將宗教課程作為選修的決定，因此大學應當執行政府的要求，獲得創建人會的接納。¹¹¹在這之後選修宗教課程的數量並沒有下跌多少，學生選修的比例達到四成，而且都是抱著研究的態度前來聽課，創建人會對此感到滿意。¹¹²在宗教系的問題上，這位華人校長再一次不負多方期望，既落實政府對大學的規定，又化解了差會方面的壓力。陳裕光晚年回憶道金陵大學的學術空氣十分活躍，源於他提倡學生思想自由，鼓勵學生組織各種團契、討論會、宗教與非宗教的讀書會，陳裕光落實收回教育權，卻絕非反對基督教，他本人有基督信仰，亦本著信仰自由的精神，使其與眾多學術活動一同成為協助學生瞭解社會實際，接受進步思想的途徑。¹¹³

第三節：新聘教師的挑戰

陳裕光當選首任華人校長以及校內科系課程的改革，是金陵大學在1927年後對立案的回應，此期間管理層與國民政府的教育政策保持一致，並做出適切中國國情的轉型，而金陵大學新聘教職員的問題，則是由1927-28年間教師短缺引發的。

南京事件後不久，還是文理科長的陳裕光向理事會報告科系的情況，由於文理科的師資隊伍中有較多的外籍教職員，金陵自己的畢業生則較少，此次外籍教員的撤離，對學院的影響極大，雖然一些課程有代課教師，但仍有有十幾門課程及未有授課教師。¹¹⁴這一情況在陳裕光在接任校長後，稍有改善，主要是透過協助外籍職員回到學校，但仍有許多外籍教師未能及時回歸，中國局勢是主要的顧慮，這一年年末包文致信葛思德，詢問是否有合作差會負擔薪資的教師有意重返金陵大學，包文指出40名由差會和創建人負擔薪資的外籍教師超過半數無法確認是否能在1928年的新學期返回中國。陳裕光在1928年3月的校董會上提到入學人數已有較大的恢復，但是卻收到不少外籍教師的辭職通知，為此校董會尋求招聘一批新的教職員。¹¹⁵1928年11月的校長報告中，列出了新聘請的教師人員，1928年秋季新入職的15名教職員盡數為中國人，除了兩位教中文的老師以外，其餘皆有美國留學背景，大多是年輕的畢業生，有幾位更是金陵大學的校友。¹¹⁶新聘教師不僅年輕還滿懷建設大學的熱誠，為金陵大學在後續的科系擴大和課程改革提供穩定而高質的師資力量，值得一提的是，陳裕光任校長後極力邀請包文回歸擔任校長顧問，在陳裕光的領導下，校董會在新聘教職員方面已經得心應手，而在校政方面首任華人校長仍需倚重傳教士校長的經驗。¹¹⁷教師短缺曾給動蕩期間的金陵大學造成困難，新聘教師原本作為過渡時期的補救辦法，隨著學校院系的擴大以及中國文化研究所的成立，招攬更多中國教師已經成為新時期金陵大學的常態。¹¹⁸教師短缺的問題解決後，新聘教師不再是填補空缺的辦法，而是與院系改革同步並行，成為貫徹教育方針的重要部分。

本論文集中討論金陵大學身處於收回教育權運動和立案政策落實的期間，重點探討了中國局勢和社會變遷與教會大學發展的關係，此期間金陵大學從面對一場明確針對教會教育的立案政策，一直處在風口浪尖，本文呈現了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綜合歷史文獻檔案與研究成果，發現金陵大學的立案始末具有歷史意義。之於中國教育史，金陵大學從收回教育權運動到完成立案，其教育內容和院系結構的變化展現了教會大學在中國的發展路徑，金陵大學植根中國社會，招收中國學生，畢業生如首任華人校長陳裕光等人在中國的教育發展中發揮領導作用，是中國教育史不容忽視的部分。之於中國教會教育史而言，金陵大學在風起雲湧的1920年代有其自身的發展歷程，無論是新舊交接抑或後續轉型改革皆有其特點，展現了教會大學彼此之間也存在差異。

本研究從微觀層面展現金陵大學對收回教育權的回應，指出在此期間至少產生了三方面的互動，一是國民政府、二是西方差會與傳教士，三是華人董事，這些互動關係構成了本文的幾個論述範疇，串聯了時代局勢與教會大學的複雜關係。

金陵大學在1920年代中期遭遇中國動蕩的局勢，從教會大學反觀整個中國社會，反映民族主義思潮對中國教會大學的衝擊，正如芳威廉所言：「20年代民族主義潮流興起以後，本土化已經成為學校勢在必行的舉措」。¹¹⁹金陵大學起初受到的衝擊較輕，沒有動搖根本，除了與發起運動的城市較遠，也不能忽略金陵大學對社會運動的應對，在1925年的校長報告中，包文認識到1920年代以來的中國局勢與列強的不平等條約直接相關，他讚賞學生參與的是一場愛國運動，包文認為他們是中國的新生力量，正是這種極富理解的心情，使金陵大學採納相當開明的回應方式。¹²⁰金陵大學的個案反映了傳教士校長及大學內部對教會大學發展的抉擇有深刻影響，由於包文對中國局勢的客觀分析，傳教士們沒有選擇在南京事件後將大學結束，而是轉為協助他們的華人夥伴。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利用收回教育權運動創造的成熟條件，隨即推行立案政策，意圖將會全國的教育機構納入由中國政府監管的教育部門內。金陵大學內部面對立案政策，並不完全一致，西方差會與傳教士校長對立案政策有不同的考慮，這正呈現了教會大學管理層的內部差異，儘管意見並非相反，但顯然傳教士校長對於改組和立案有更高的期待。

此外，西方差會在立案過程中的對基督教元素的堅持，體現了差會與傳教士當中也有某些驅動力與主動性。華人管理層對立案相當積極，一致認為中國的教會大學理所應當由中國人主理，從金陵大學的立案過程中，華人管理層曾與政府斡旋，避免了金陵大學被接管的命運，又說服西方創校人會將基督教屬性保持在國民政府可以接受的範圍。他們既極力維護金陵大學的私立特性，保留一定的宗教自由，又向創校人爭取擴大校董會的權力，金陵大學校董會逐步迎來較獨立的發展空間。

金陵大學在首任華人校長陳裕光的帶領下完成註冊，是中國人主理教會大學的開端，亦是中國收回教育權的標誌性事件，自此中國的教會大學進入了新的轉型時期。本研究從陳裕光對金陵大學進行革新的過程中，發現教會大學背後的差會與國民政府並非總是在相互對抗的，當中涉及大學章程的修改及宗教系的取消，中國政府的政策與西方差會的決策總是經由校長從中協調，待校董會拿出解決方案，方才傳達到另一方，因此中國政府與西方差會的關係是間接的互動，也就不存在教會大學只是迫於政府壓力而做出改變的說法。在金陵大學，華人校長作為溝通雙方的代表人，直接的壓力總是先由陳裕光承擔，他憑藉過人的卓識與勇氣，大學在收回教育權運動後的本地化程度逐漸增加。金陵大學自1927年由陳裕光出任校長，任期長達二十多年，較傳教士校長包文的任期還要久，由陳裕光奠定的符合中國社會需求的教育成為金陵大學的辦學方針。

附錄1：金陵大學西大樓

資料來源：〈金陵大學的西大樓〉《南京大學校史博物館、展覽館》https://historymuseum.nju.edu.cn/ndjy/ljz/20220526/i223049.html。

附錄2：包文（A. J. Bowen）校長

資料來源：Faculty: Portraits of Western Faculty - President A. J. Bowen. 0AD. https://collections.library.yale.edu/catalog/12395219.

附錄3：金陵大學校園地圖

資料來源：University of Nanking, Map Box 196 Folder 3383.

附錄4：金陵大學歷任校長及其任職時間表

資料來源：南京大學高教研究所校史編寫組編《金陵大學史料集》，頁5。

附錄5：陳裕光校長

資料來源：Faculty: Portraits of Chinese Faculty and Families - President Yu-Gwan Chen,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Standing in Front of Severance Hall. 0AD. https://collections.library.yale.edu/catalog/12377655.

附錄6：民國十五年南京金陵大學農林科暑期學校全體攝影

資料來源：〈章開沅：金陵之光陳裕光先生誕辰130週年〉《澎湃》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176388。

文獻檔案

美國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特藏室亞洲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全宗檔案(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Record Group 11, Series IV. China College Files Yale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1.Board of Directors 1927 Nov-1928, Box 192 Folder 3343

2.Board of Managers 1924, Box 192 Folder 3337

3.Board of Managers 1925-1926, Box 192 Folder 3338

4.Board of Managers 1927 Apr-Jun, Box 192 Folder 3339

5.Board of Trustees (bound volumes) 1929-1929, Box 189 Folder 3320

6.President's and Treasurer's reports 1925-27, Box 195 Folder 3372

7.Related to faculty and staff: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Bailie, Joseph (see also under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Bowen, Arthur J.; Chen, Y.G.; Box 198 Folder 3399

8.Bowen, A. J. 1925, Box 207 Folder 3524

9.Bowen, A. J. 1925, Box 207 Folder 3525

10.Bowen, A. J. 1926, Box 207 Folder 3526

11.Bowen, A. J. 1926, Box 208 Folder 3527

12.Bowen, A. J. 1926, Box 208 Folder 3528

13.Chen Yu Gwan 1916-1927, Box 209 Folder 3552

14.Chen Yu Gwan 1928, Box 209 Folder 3553

中文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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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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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書籍、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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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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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彭淑敏：〈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中國收回教育權運動：以福建協和大學的本土化發展為個案〉，麥勁生等編：《戰爭與和平：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中國》（台北：萬卷樓，2025），頁197-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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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魯珍晞（Jessie G. Lutz）：〈五卅運動與中國的基督徒和教會大學〉，載於章開沅、林蔚（美）主編：《中西文化與教會大學 首屆中國教會大學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8. 舒新城：《收回教育權運動》（上海：中華書局，1927），頁53。

9. 馬敏，吳和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國教會大學時研究的回顧〉，《中國基督教研究》2016年7期，頁14。

10. 胡衛清：《普遍主義的挑戰近代中國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頁444。

11. 楊天宏：《基督教與民國知識分子 1922-1927年中國非基督教運動研究》，頁189。

12. 參閱附錄1：金陵大學西大樓。

13.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台北：聯經出版社，2001），頁176。

14. 楊天宏：《基督教與民國知識分子1922年-1927年中國非基督教運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頁189。

15. 胡衛清：《普遍主義的挑戰近代中國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頁370及楊思信，郭淑蘭著：《教育與國權——1920年代中國收回教育權運動研究》（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0），頁240。

16. 參閱附錄2：包文（A. J. Bowen）校長。

17. 吳梓明，梁元生：《中國教會大學文獻目錄（一）》（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敎與中國社會硏究中心，1998），頁63。

18. 高時良：《中國教會學校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頁256。

19. 舒新城：《收回教育權運動》，頁52。

20.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台北：聯經出版社，2001），頁3。

21. 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頁4。

22. 非基督教大同盟編：《反基督教運動》（長沙：長沙文化書社），封面頁。

23. 楊天宏《基督教與民國知識分子 1922年-1927年中國非基督教運動研究》，頁280及《北京時報》1922年3月9日。

24. 韓月香：〈反思近代中國非基督教運動收回教育權運動之理據〉《中國基督教研究》2017年8期，頁79。

25. 舒新城：《收回教育權運動》，頁54。

26. 楊天宏：〈民族主義與中國教會教育的危機———北洋時期收回教育權運動之背景分析〉，頁131。

27. 舒新城：《收回教育權運動》，頁56及楊思信，郭淑蘭著：《教育與國權——1920年代中國收回教育權運動研究》（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0），頁3。

28. 楊思信，郭淑蘭著：《教育與國權——1920年代中國收回教育權運動研究》，頁93。

29. 楊天宏：《基督教與民國知識分子 1922年-1927年中國非基督教運動研究》，頁94。

30. 舒新城：《收回教育權運動》，頁81。

31. 高時良：《中國教會學校史》，頁263、270及鄭剛：〈余家菊與20世紀20年代的收回教育權運動〉《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3期，頁139-140。

32. 楊天宏：《基督教與民國知識分子 1922年-1927年中國非基督教運動研究》，頁189。

33. Lutz, Jessie Gregory.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225.

34. 舒新城：《收回教育權運動》，頁86及 Lutz, Jessie Gregory.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244.

35. 魯珍晞：〈五卅運動與中國的基督徒和教會大學〉，頁105。

36. 徐以驊、韓信昌：《海上梵王渡：聖約翰大學》（石家莊: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頁25-32及舒新城：《收回教育權運動》，頁86。

37.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for the Year 1924-1925, Box195 Folder 3372，UBCHEA Archives

38.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for the Year 1925-1926, Box 195 Folder 3372.

39.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124、159。

40. 林蔚：〈戰爭、民族主義與基督教高等教育：1924-1925〉，頁97

41. 魯珍晞：〈五卅運動與中國的基督徒和教會大學〉，頁130。

42. 楊天宏：《基督教與民國知識分子 1922年-1927年中國非基督教運動研究》，頁321-326。

43. Paul A. Varg,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at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190.

44. 胡衛清：《普遍主義的挑戰近代中國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頁426。

45.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176。

46. 張憲文，張玉法主編，朱慶葆，陳進金，孫若怡，牛力著：《中華民國專題史第十卷變革與發展》（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129及魯珍晞：〈五卅運動與中國的基督徒和教會大學〉，頁114。

47. Paul A. Varg,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ats, 190.

48. 參閱附錄3：金陵大學校園地圖。

49. Box 208 Folder 3527, 28.

50. 楊天宏：《基督教與民國知識分子 1922年-1927年中國非基督教運動研究》，頁339。

51. 有關包文的憶述，見檔案Box 208 Folder 3527, 47-51。

52. Box 208 Folder 3527.

53. Box 208 Folder 3528.

54. Box 208 Folder 3527.

55. Box 208 Folder 3527.

56. 見楊天宏：《基督教與民國知識分子 1922年-1927年中國非基督教運動研究》，頁330-331。

57. Box 208 Folder 3527.

58. Memorial of Arthur John Bowen, Box 198 Folder 3399.

59. 參閱附錄4：金陵大學歷任校長及其任職時間表。

60. 高時良：《中國教會學校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頁277

61. 1925年前關於管制私立教育機構的嘗試參閱高時良：《中國教會學校史》，頁275-278，胡衛清：《普遍主義的挑戰近代中國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中的第四章〈基督教教育與近代中國政治〉。

62. 胡衛清：《普遍主義的挑戰近代中國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頁417。

63. 陳進金，孫若怡，牛力著：《中華民國專題史第十卷變革與發展》，頁4。

64. 魯珍晞：〈五卅運動與中國的基督徒和教會大學〉，頁130及Lutz, Jessie Gregory. Chinese Politics and Christian Missions: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s of 1920-28. Notre Dame, Ind., U.S.A: Cross Cultural Publications, Cross Roads Books, 1988. 256。

65. 23rd Meeting of Board of Managers April 19, 20, 1927, box 192 Folder 3339, 10

66. 24th Meeting of Board of Managers June 16, 1927, box 192 Folder 3339.

67. 25th Meeting of Board of Managers July 12, 1927, box 192 Folder 3340.

68. 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 The Trustees of Nanking University, Sept 14,1927, Box 192 Folder 3343

69. 1st Meeting of Board of Director November 29,1927, Box 192 Folder 3343.

70. 蔣寶麟：〈20世紀20年代金陵大學的立案與改組〉《近代史研究》期8（2016），頁121。

71. 4th Meeting of Board of Directors. March 30, 31, 1928, Box 192 Folder 3343, 74

72. 張麗萍：〈中國基督教大學從外國式到「中國化」的轉折及其啟示華西協合大學從異質到本土身份的遞進〉《世界宗教研究》期6（2013）,頁100。

73.秋笙著:《最近政府对于私立学校注意各点》， 《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6卷第1期，頁2及[美]魯珍晞著，曾鉅生譯:《中國教會大學史，1850-1950》， 頁236 – 238。

74. [美]包文：金陵大學之情況 （原載《教育季刊》第一卷第四期 1925年12月），李楚才編著：《帝國主義侵華教育史資料教會教育》（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7），頁167。

75. Minutes of Semi Annual Meeting Board of Trustees of University of Nanking April 21, 1926 Box 189 Folder 3320.

76. 胡衛清：〈南京國民政府與收回教育權運動〉，《聊城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期3（2000），頁16。

77. 20th Meeting of Board of Managers ,19 March 1924, Box 192 Folder 3337.

78. July 16, 1925 Box 207 Folder 3525.

79. Memorial of Arthur John Bowen, Box 198 Folder 3339.

80. 參閱附錄5：陳裕光校長。

81. 23rd Meeting of Board of Managers April 19, 20, 1927 box 192 Folder 3339, 10

82. 蔣寶麟：〈20世紀20年代金陵大學的立案與改組〉《近代史研究》期8（2016），120。

83. Reorganization, 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Nanking University, Jun 26,1928, Box 189 Folder3320 and Constitu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April 22, 1929. Box 189 Folder 3320.

84. Document A Sept 19, 1927, Box 189 Folder 3320.

85. 23rd Meeting of Board of Managers April 19, 20, 1927 box 192 Folder 3339

86. January 17, 1927 Box 208 Folder 3527.

87. Baolin Jiang, “Christian colleges amid political changes: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s reorganization and registration (1927-1928)”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10 :(1) 2016, 25

88. April 8, 1927 Box 208 Folder 3527.

89. May 13, 1927 Box 208 Folder 3527.

90. 以下關於重組與立案委員會的內容皆出自Meeting of Committee on Reorganization and Registration June 29,1927 Box 192 Folder 3339.

91. 張憲文、張生：《金陵大學史》，頁57。

92.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Managers, Nov.9-11,1927, Box 192 Folder 3341.

93. Minutes of Special Meeting of Board of Trustees of University of Nanking March 21, 1928 Box 189 Folder 3320.

94. Fourth Meeting of Board of Directors, Nov. 9-10, 1928, Box 192 Folder 3343.

95. Minutes of Semi Annual Meeting Board of Founder of University of Nanking April 22, 1929 Box 189 Folder 3320.

96. Box 208 Folder 3528.

97. Box 209 Folder 3552.

98. 王運來：《誠真勤仁光裕金陵金陵大學校長陳裕光》（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頁62。

99. Special Notice July 7,1925 Box 207 Folder 3525.

100. Twenty-second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Managers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March 18，1926，UBCHEA Archives Box 192. Folder 3338.

101. 王運來：《誠真勤仁光裕金陵金陵大學校長陳裕光》，頁62。

102. 25th Meeting of Board of Managers July 12, 1927, Box 192 Folder 3340.

103. 吳梓明：《基督教大學華人校長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頁149。

104. 王運來：《誠真勤仁光裕金陵金陵大學校長陳裕光》，頁58。

105. 參閱附錄6：民國十五年南京金陵大學農林科暑期學校全體攝影。

106. A Program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of Nanking, November 9-10, 1928. Box 192 Folder 3343.

107. Needs of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 University of Nanking November 9-10, 1928. Box 192 Folder 3343.

108. Minutes of The Fifth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March 29,30 1929 Box 192 Folder 3344

109. 張憲文，張生：《金陵大學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305。

110. 編輯組編：《南大百年實錄——金陵大學史料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57。

111. 張憲文，張生：《金陵大學史》，59。

112. 張憲文，張生：《金陵大學史》，116。

113. 陳裕光：《回憶金陵大學》，《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42輯，1982年。

114. 23rd Meeting of Board of Managers April 19,20 Box 192 Folder 3339.

115. 2nd Meeting of Board of Directors, March 30-31, 1928, Box 192 Folder 3343.

116. 4th Meeting of Board of Directors, November 9-10, 1928, Box 192 Folder 3343.

117. 4th Meeting of Board of Directors, November 9-10, 1928, Box 192 Folder 3343.

118. 張憲文，張生：《金陵大學史》，59。

119. [美]芳威廉著、劉家峰譯：《基督教高等教育在變革中的中國，1880-1950》（珠海：珠海出版社，2005），頁106。

120.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for the Year 1924-1925, 1-2 Box 195 Folder3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