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探春为贾政与赵姨娘所生，是“原应叹息”中的“叹”，在《红楼梦》第三回正式出场，曹雪芹写她“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¹气度不凡。另在元春归省庆元宵时提到“迎春、探春、惜春三人中，要算探春又出于姐妹之上。”（第十八回）才华高于其他两人。探春的住所是秋爽斋，在第四十回中对它有详细的描写：案上的“名人法帖”、“宝砚”、“如树林一般”的毛笔、放置的“白菊”、墙上挂着的“米襄阳（即米芾）《烟雨图》”，还有一副颜真卿写的“对联”云：“烟霞闲骨格，泉石野生涯。”即有超脱的风骨情操，志在天地山水之间，无一不透露探春的志向高远，带有士大夫的清高气质。她虽为庶出，身份不高，却心气高，性格直爽，“素喜阔朗”，自命高雅。

探春形象在红学研究中历来是一个饱受争议的焦点，部分学者对其治家理政的能力予以高度评价，另有学者批评她对赵姨娘的态度冷漠，是对生母的忤逆与不孝。笔者以为探春的原生身份带来了危机感和对理想的追求，她通过艰苦的历练、长期的不懈努力、不断地试错，方才为自己争取到立足的一席之地。探春有改革的意识，亦有实行改革的胆识，她会为了贾府的日趋腐败不堪而忧心，为家族被昏聩无能之辈所糟蹋而感到痛心疾首，于是积极探索家族的出路，具有强烈个性色彩、明确的主体导向和独到的人格思想，与传统的女性家庭属性不一致，值得深入研究。

论文将从气质禀赋、认知价值及社会行为模式三个维度解析探春复杂的人格，从客观因素探讨其性格形成的原因，以及她在人际交往中逐渐形成的自我意识和社会形象，进而深度剖析探春人格美的价值所在，及其人格特质如何导向自我毁灭。研究方法为文本分析法，各部分以《红楼梦》第三回至第一百零二回为依据，展开细致解读，挖掘探春出场章节中行为细节的深层含义。同时，通过整合分析不同时期前人的学术成果，找寻切入点，力求以客观的角度还原探春本来的面目，剖析其人格价值。论文将穿插使用比较研究法，通过对比贾探春与生母赵姨娘和大观园其他女子如王熙凤、薛宝钗、贾迎春、贾惜春等人的行事作风，探究探春人格之“美”。

（二）文献综述

本章旨在对探春人格美的相关研究文献展开系统性梳理与擘析，归纳学界现有成果，深入探讨当前研究中存在之局限与缺漏，为后续研究提供有力支撑，助力更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笔者以为探春独特的人格构建与其性格特质、管理才能、女性意识、家族观念密不可分，故学者必以此为基础开展探讨，以实现对探春人格美更为透彻、精准的剖析。

综合不同学者对探春人格的价值，大致持有以下三种看法：

其一，对探春的改革魄力与才情表示褒扬，认为她是大观园内最有才干的女儿。脂砚斋为《红楼梦》早期评论之代表人物，他作为与曹雪芹关系密切的早期评点者，第五十六回批语直言探春“敏智过人”，赋予她“敏”的核心性格特质，给予高度评价。如在第二十二回预示探春远嫁的灯谜后评：“使其人不远去，将来事败，诸子孙不至流散也，悲哉伤哉！”²在第七十四回抄检大观园评：“诸院皆宴息，独探春秉烛以待，大有提防，的是才干，须另席款待。”³皆可见该论者赞叹探春办事机敏、沉着，惋惜探春悲剧结局，假设探春能继续管家，贾府不至于沦落至家破人亡的地步，侧面夸赞探春超越大观园其他女儿的管理才能，对后世学者的研究有启蒙作用。另外，姚燮欣赏探春的才能风度：“探姑娘自命不凡，吾亦惜其为女子也”、“屈抑奇才”⁴。相比其他的女儿，她比较有男子气概。涂瀛在《红楼梦论赞》以文化人格的角度对探春进行评价，曰：“探春品界林、薛之间，才在凤、平之后，欲以出人头地，难矣。”⁵点明探春作为女子想要立一番事业的困难，具概括性和归纳性。清代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虽对探春人格有所贬低，但同意探春在才干方面的气魄，“是巾帼中李赞皇”⁶。

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西方新进思想与中国旧思想发生激烈碰撞，学者的研究重点开始放置于探春的改革思想上。王昆仑着《红楼梦人物论》直言：“大观园中惟一具备政治风度的女性是探春，她是行将没落的侯门闺秀中的一个改革者。”⁷详细谈及探春的政治风度，指出凤姐与探春的“才”大有不同，前者“常用在贪婪尅扣、损人利己上”，后者则是“一个律己甚严的正派人”，是有改革魄力的清醒者，力赞探春“坚毅明敏、有胆有识、言行中肯”，此评价具影响力。沿袭王昆仑观点的还有胡成仁：“举止大方，胸襟阔朗，但并不浪漫，是一个具备男子性格的女性。”⁸进一步阐释探春身上的男子气质。梅苑、周玉清亦肯定了探春的管理魄力与才干，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她是“一个十分完美的艺术形象”⁹，“可惜没有凤姐的机缘”¹⁰。

以上学者大力赞扬探春在管理和改革方面的才华，他们基于实证，对其人格有正确的解读，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方向。笔者亦赞同以上观点，探春是大观园中独具政治风度及眼光的女儿。在贾府走向衰落的过程中，她敏锐地察觉到家族潜在的问题，勇敢地发起改革。例如合理利用大观园资源，提出有效措施以节省开支，试图逆转局势，这与其他只追求传统女性品德的女儿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二，探春“摄家理政”的作风展现了“补天”、“济世”的风采，其人格有丰富的文学意蕴。西园主人是首位看出曹雪芹以小喻大、“于探春一身寓此书千古兴亡无限感慨在内”之人，他在《红楼梦论辨》中指出探春是“徒负奇才”的“孤臣孽子”，“虽众知其能，而信任终不能专，见用终不能久”¹¹，最后远嫁而去，从而导致“终无益于家国”，同样认为若探春继续摄政，才德兼施，“贾氏之家政其能败乎？”王昆仑亦认为探春是一个“有立场、能战斗的正统主义者”¹²，她发动改革是“为了贾府的利益”，继承了脂砚斋的观点，同样认为如果探春的改革能够“扩而大之，行而久之”，即便不能“家道中兴”，至少也有“巩固政治的作用”，延缓贾府败落的局势。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研究者新见纷出，如乔先之评探春为“封建正统主义者中的开明派和改良派”¹³，指出由于曹雪芹对封建社会存有惋惜、留恋之情，故把“补天”的希望寄托在她身上。犁铧直言探春并非是作者“挽歌情绪的产儿”，而是“末世英才”，作者对在不合理制度下遭受摧残的悲剧人物表达深切的同情与怜悯，所以是“痛悼人才的挽歌”¹⁴。李劼指出探春的形象展现了女娲的“济世风采”，具有“豹的敏捷果断、雷厉风行”，以“清明的才志整饬乾坤”¹⁵。笔者以为以上解读十分正确，具参考价值，但缺少分析探春无法挽救贾府的原因，这亦是造成探春悲剧的缘由。

其三，探春有强烈的嫡优庶劣封建意识，故因庶出身份产生自卑感和精神痛苦。早期红学论者就《红楼梦》中探春与赵姨娘的互动，对探春的人格加以贬斥，认为她急于与赵姨娘断绝关系是不孝之举，以此揭其短处。二知道人在《红楼梦说梦》中评探春“神情态度，近于跋扈”¹⁶，又是“醋之隐逸者”¹⁷。季新在《红楼梦新评》中指出透过观察探春的一生，她“对于赵姨娘，斩钉截铁，深闭固拒，全无一点毛里之情。”¹⁸又论探春处理赵国基之事，对待赵姨娘时“辞气之间，凌厉锋利，绝无天性，真令人发指。”¹⁹解弢更是在《小说话》中直抒对探春之厌恶，认为探春“趋炎附势，矫做正直”²⁰。陈其泰从探春管家一事论其为人：“毫无含蓄，自以为能，遇事从刻。且以得管家务为荣。不知凤姐平儿，早经看破，正欲其为己分谤也。探春坠其术中矣。”²¹笔者以为上述学者说法有失偏颇，比较片面，故对此有所保留。

现代论者对探春的认识有所突破，学者李厚基、董挽华、刘梦溪等意见一致，认为探春“拼命挤进‘嫡’系的行列中去”²²，“以庶出为憾”²³，宗法制度使探春与赵姨娘的母女关系遭到贬损，她“褒嫡贬庶的行径正是对封建嫡庶制度的有力维护”²⁴，揭露了她是“卫道者”。而白盾、唐富龄、郭一峰等学者持相反意见，开始为探春的“不近生母”发表申辩，认为封建礼法绝不能违背，故从“舍恶就善”²⁵、“精神痛苦的本质”²⁶、“完美主义的人际防御策略”²⁷等角度分析探春的行为是当时社会压抑的结果，并非是她个人有意为之，内心充满矛盾与痛苦。笔者认为他们的研究角度具有前瞻性，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可惜不够深入。

由此可见，探春人格的悲剧色彩与封建家族制度密不可分。过往学者研究探春之人格，过多将焦点放在行为的表面意义上，没有深究其内在动机，难以将其人格的独到之处分析透彻，也忽略了探春在与赵姨娘相处时的矛盾心理，因此需进一步在文本中以实例为佐证，解析外在的客观因素如何影响探春人格发展，进而分析其人格美的价值。

（一）聪敏能干、见微知著

从规模较小的诗社“文化管理”到人员众多的大观园“经济改革”，两者形成互补，贾探春的权谋智慧和组织协调能力展露无遗。以探春的管理才华作为切入点，揭示了她在庶女身份下的生存策略，亦可从中见其有远见、洞察力强的一面。

早在第四十五回诗社筹备之际，探春的“管理才华”已初露锋芒。彼时，众姐妹欲向王熙凤索要诗社社费，探春担起交涉重任，她深谙凤姐喜欢别人奉承，好面子、重权威，故巧妙运用“戴高帽”策略，利用凤姐“爱权贪名”的心理，为其安排一个煞有其事的“监场御史”，以虚职诱其入社，“只监察着我们里头有偷安怠惰的”，实则意在借助凤姐的财力推动诗社运作。探春“骗”凤姐入社无关乎道德高低，而是充满智慧与幽默的策略，此举乃“阳谋”而非“阴谋”，不仅彰显其灵活性与幽默感，更揭露了探春需在嫡庶分明的环境中积极争取资源的事实，对凤姐的这番“算计”实为庶女生存智慧的体现，反映她善用规则而非破坏规则的处世之道。从更深层次来看，探春将象征“权力”的凤姐与象征“文化”的诗社相结合，暗示任何改革皆需兼顾理想和现实。八面玲珑的凤辣子作为贾府掌有实权的人物，自然马上明察探春的意图，倘若拒绝入社，恐会落得个不重视文化雅事之名，所以即便明知是被算计出钱，仍笑道：“分明是叫我作个进钱的铜商。”（第四十五回）此处可见探春对人性有着精准的洞察力，同时具备资源整合与运用能力，通过拉拢王熙凤便可为诗社的持续性及长久稳定性提供保障，避免被长辈斥为“闺阁嬉闹”，展现出超越身份和年龄的远见卓识。探春的诗才或许不如黛玉、宝钗，然而她作为诗社的发起者，为一众女儿们搭建了展演真我与才情的一方天地，可见建立诗社的意义远不止是为风雅的文学集会，更是隐含了建立“女性话语空间”的深层意图。探春觉察到诗社的存续危机和发展需要，将其从纯粹的文学雅集，转化为女性文化自主的场域，诗社需要人员参与及经济支撑，有章程方能摆脱“一时兴头”的宿命，充分凸显其务实的领导力及具前瞻性的眼光，具备兼顾理想与务实的全面性。诗社作为初次探春的施展管理才能的“试炼舞台”，与后文“大观园承包制改革”（第五十六回）相互呼应，前者重文化影响，后者重经济实务，两者皆展现了她凭借创新的思维，大胆突破传统框架。

探春的“管理才华”直至代理管家时才真正崭露头角、大放异彩，尤其在第五十六回中更为突出。回溯第五十五回写王熙凤大病后迟迟未能痊愈，身体亏虚、面目黄瘦，王夫人见状便让其“好生服药调养”，同时命“探春与李纨暂难谢事”，但大观园人数众多，王夫人“又恐失于照管，因又特请了宝钗来”，命三人共同管理贾府事务。然而，薛宝钗自觉是亲戚“不好管咱们家务事”，秉持着“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处世原则，在管家方面有所回避，如此一来大家只能寄希望于探春，她亦得以有是次施展才能的机会。探春以“改革者”的姿态投身于大观园的管理工作，从制度管理层面着手规划。荣国府一宅核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第六回），此处的“丁”是指男丁，如果算上男丁的妻儿，与麝月所说的“家里上千的人”（第五十六回）一致，一天要处理的事起码“也有一二十件”，人口之多、规模之大，管理之难可见一斑。探春所推行的开源节流与兴利除弊这两大关键举措，将牵扯到大观园各主人、王熙凤、买办管家、婆子、丫鬟各方之间纵横交织的利益，牵一发而动全身。表面看似和谐的协商，实则暗流涌动，充斥着激烈的心理博弈。探春虽为未出阁的闺阁女子，却能在管家期间沉着镇定，尽显其才干与远见，并从两个关键方面进行改革。

其一，探春意识到贾府应该节省成本。在《红楼梦》“敏探春兴利除宿弊”这一章节中，脂砚斋评：“探春看得透，拿得定，说得出，办得来，是有才干者，故赠以‘敏’字。”²⁸“敏”字直接揭露其观察力及思维之敏锐，她早已发现贾府内部存在“宁可得罪了里头，不肯得罪了外头办事的人”之陋规，致使下人贪污现象频发，严重冲击贾府财务状况。探春精准地抓住问题的核心，提出具针对性的财务问题解决方法，旨在有效遏制陋习，减低运营成本：

若年终算帐归钱时，自然归到帐房，仍是上头又添一层管主，还在他们手心里，又剥一层皮。这如今我们兴出这事来派了你们，已是跨过他们的头去了，心里有气，只说不出来，你们年终去归帐，他们还不捉弄你们等什么？再者，这一年间管什么的，主子有一全分，他们就得半分。这是家里的旧例，人所共知的，别的偷着的在外。如今这园子里是我的新创，竟别入他们手，每年归帐，竟归到里头来才好。（第五十六回）

探春的这个结论并非空穴来风，主子挥金如土，仆人从中牟利，“贾府从上到下生活都十分奢靡”²⁹，在《红楼梦》文本中，荣国府下人雁过拔毛、敷衍塞责、偷奸耍滑的不良习性在多处均有呈现。如第六十回写柳五儿之舅是贾府的门上人，粤东官员送来两小篓子茯苓霜为礼，“余外给了一篓作门礼”他亦分得一杯羹，这无疑证明下人收取利益乃常态。又如第五十七回中尽管寒风刺骨，邢岫烟只能穿着单衣过冬，处境窘迫，“悄悄的把棉衣服叫人当了几吊钱盘缠”用作打点那些“不省事”的、说话尖酸刻薄的婆子丫鬟。岫烟前来投靠亲戚，不敢随意使唤或者得罪她们，思量着“拿出钱出来，给他们打酒买点心吃才好”，足见贾府的下人欺上罔下、横行霸道的丑恶嘴脸。再者，第五十六回中探春就采买头油脂粉一事揭露了贾府的弊病。贾府的采买制度是“买办总领了去”替主子采购分发，府上姑娘们每月额外有二两月银，初衷是“恐怕姑娘们受委屈”，若“偶然一时可巧要几个钱使”，可作应急之用，方便打点事情“省得找人去”。可负责采购的买办常常有拖欠的情况，不能马上供应，被催急了便“不知那里弄些来”的劣质头油脂粉，像是“铺子里坏了不要的”，“买的不是正经货，弄些使不得的东西来搪塞”，即便改找府中管事的人代买也无济于事，他们不敢越俎代庖，惟恐买办以为自己抢走功劳。下人之间互相顾忌、牵制，导致如今有一半的姑娘们还是得拿贴己钱另外托人现买。探春以此事为突破口，与薛宝钗、李纨和平儿讨论贾府在日常开支方面存在的问题，因铺张浪费导致的亏损，“钱费两起，东西又白丢一半”进而造成重复支出。探春通过平儿了解府邸在脂粉采购过程中的疏漏后，迅速总结经验，从而引入第一项改革方案——“把买办的这一项每月蠲了为是”一锤定音，在不牵涉凤姐利益的前提下，取消脂粉头油统一分发制度，各房直接领二两专款，自行交由亲信代替购买。随即，探春话锋一转，马上单刀直入，展开第二项改革措施。

其二，探春借鉴赖大家花园的管理经验，力求借助园林资源自负盈亏，达成“开源节流”的目标。在与赖大的女儿交谈时，探春知悉他们家的园子规模尚不及大观园的一半，却能在满足自己对笋菜、鱼虾的食用需求的同时，透过将园子里的其他产物找人承包，每年年终获得二百两银子的结余。探春深受启发，敏锐地意识到园中的“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一草一木都有各自潜在的价值。基于此，探春条分缕析，构思出把大观园的经营管理权外包给婆子们“专司其职”的策略，除了能直接供应贾府部分吃穿之需，节省开支，达成“节流”外，把院子交由仆人承包打理还能增加集体收入，无需额外支付工钱便能挖掘园林的潜在资源，年终还有收益，实现“开源”：

不如在园子里所有的老妈妈中，拣出几个本分老诚能知园圃的事，派准他们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们交租纳税，只问他们一年可以孝敬些什么。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自有一年好似一年的，也不用临时忙乱，二则也不至作践，白辜负了东西，三则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不枉年日在园中辛苦，四则亦可以省了这些花儿匠山子匠打扫人等的工费。（第五十六回）

这一做法可让仆人们谋利，激发其积极性，避免了资源的浪费。不仅免去聘请外部人员打理园子的开销，还做到“将此有余，以补不足”，提高了闲置资源的利用程度，具备多重效益，为贾府的经济困境带来实质性的改善。探春具备实用理性的管理思维，引入“利益共享”和“责任制”，大胆跳脱了“主子施恩”的传统思维模式，极具经济远见，能够预见家族的财政危机，并尝试从根本上解决“坐吃山空”的问题。相较于凤姐的短期借贷手段，探春的改革措施更具长远性，可见其改革之创新，是这次改革的核心人物。

探春以“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一句表明自己的改革决心，秉持“不破不立”的管理方针，省察到贾府内部积弊已久，唯有大刀阔斧地改革，才能革除沉疴，为家族开辟一条新的生路。然而，对于初涉管理事务的探春而言，这无疑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她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于如何在协调各方利益、化解矛盾冲突的同时，又能顺利落实自己的想法，将改革理念加以实践。这不仅需要敏锐的洞察力，更需要出色的沟通技巧。在商议采购脂粉一事时，探春话语伊始便对平儿表明：“我想的是，不为别的……”寥寥数语精心布局，意在安抚王熙凤，申明自己管家是就事论事，绝非针对凤姐个人。从这一细节可见她思想之深邃、远见之卓绝，她心思慎密，考虑事情周全，竭力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冲突。在与其他三人确立方案后，探春尤其尊重原掌管者的感受，特意让平儿前去向凤姐通报详情，寻求其认可，达成共识后再付诸行动。此举有效化解了改革进程中可能面临的人际困境。非但如此，探春言辞中蕴含睿智，具策略性，她直言“这里搜剔小遗，已经不当”，指出自己深知王熙凤“是个明理人”才敢进行改革，既维护了凤姐的颜面，又表明了对她的尊崇，为改革的施行赢取更大的空间，解决潜在危机。可见，探春绝非传统意义上简单发号施令的管理者，她更像是一位在权力漩涡中斡旋的战略家，做到“君子和而不同”。

最后探春与宝钗、李纨、平儿共同商定，在园中婆子的名册上圈出“俱是他四人素昔冷眼取中的”几人来分项经营、就近照看，初步完成了大观园的改革计划。后来在六十二回中宝玉向黛玉调侃说探春单拿自己和凤姐“作筏子禁别人”，“是心里有算计的人，岂只乖而已”，黛玉也对探春的改革表示认同，因为贾府平时“出的多进的少”，也考虑到如果再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由此可见，探春治家一事深刻展现了她非凡的才智与抱负，蓄势待发，由她来理家绝不会是走走形式，敷衍了事。在面对根深蒂固的旧有势力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时，探春亦展现出了惊人的勇气与毅力，她凭借着内心深处对家族命运的担当和坚定的改革信念，勇往直前振兴贾府，充分彰显出其果断的决策能力。

（二）果敢可靠、仗义执言

在贾府局势波谲云诡之际，探春以其果敢与担当独树一帜，宛如中流砥柱，直面冲突，绝不怕事、不忍让。她于贾母错怪王夫人时挺身而出，在封建礼教严苛的束缚下，诠释了女性个体对勇毅精神的不懈追求及对正义的执着。

在第四十六回中贾赦欲娶鸳鸯做妾，贾母盛怒之下，因王夫人恰好在旁，便迁怒于她，斥责道：“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外头孝敬，暗地里盘算我。”在贾母看来，众人皆故意摆弄她，面对贾母的雷霆之怒，王夫人不敢接话，只得默默站在一旁。心思敏锐的探春着眼大局，在窗外听闻屋内的动静，犹如“登泰山而览群岳”把局势看得透彻，在心底暗自盘算，太太“虽有委曲，如何敢辩”，况且薛姨妈、宝钗作为亲戚，也不便为她辩解，李纨、凤姐和宝玉更是因辈分和身份的缘故“不敢辩”。在这僵持的局面下正是“用着女孩儿之时”，探春毅然决然地担起女儿的责任，替孤立无援的王夫人解围、切割责任，“这事与太太什么相干？”王夫人只是局外人。探春向贾母解释、说道理：“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要收屋里的人，小婶子如何知道？便知道，也推不知道。”她指出跨房无管辖权，强调王夫人须避免介入，所以即便是知道也装作不知道，做法符合妇德，而贾赦强纳贾母的丫鬟才是违背礼法。听完探春的一席话，贾母立即气消怒散，张新之评：“一言而解，才足释纷”³⁰，王希廉亦赞她“真是善于劝解者”，“一解了然，探春可爱”³¹，成功化解一场委屈。探春聪明可靠、勇于担当的品性让人为之赞叹，也难怪平儿说：“他撒个娇儿，太太也得让他一二分”。

此外，第七十四回的抄检大观园事件更能体现探春为人仗义。迎春的丫鬟大闹厨房，惜春的丫鬟偷存银物致获罪，相较而言，“探春的丫鬟却从没有发生过什么毛病”³²始终规规矩矩，从未出过任何差错，可见探春平日对丫鬟管束严苛，但在关键时刻会挺身而出，全力维护自己的丫鬟。抄检大观园的导火线是绣春囊事件，邢夫人偶然发现傻大姐在大观园捡到了绣了春宫图的香囊，须知，按常理荣国府本应由长房贾赦执掌家政，但彼时实际当家者却是其弟贾政，邢夫人对此耿耿于怀，因嫉妒之心对王夫人等人怀有怨怼之意，有此“秽物”顿觉自己捏住了王夫人的把柄，遂派遣婆子把这打击二房的“利物”交给王夫人，便有了之后的抄检行动，从晴雯的住处查起。

大观园已然折腾出很大动静，“玫瑰花”探春早已知晓那些人将前来自己的院内，她无所畏惧，本可置身事外，不接这个茬，仅令侍书等丫鬟应对已足矣，但三小姐探春素性刚强，岂能咽下此等屈辱。她早早便带着一众丫头严阵以待，大有提防之势，“遂命众丫鬟秉烛开门而待”，待王熙凤等人一至，直接质问何事，反应十分激烈。野鹤在《读红楼札记》将探春比作诸葛亮行师动众：“大有武乡侯行师气象。”³³当探春闻悉对方的来意是抄检丫鬟物品时，直接冷笑道：“我们的丫头自然都是些贼，我就是头一个窝主。”这番犀利言语犹如利刃，直接讽刺对方，旋即又挖苦道：“他们所有偷了来的都交给我藏着呢。”她态度坚决地表示“要想搜我的丫头，这却不能”，严禁翻检丫鬟私物，维护她们的清白。继而，探春命丫头把自己的“镜奁”、“妆盒”、“衾袱”、“衣包”尽数打开，让王熙凤抄阅，这一系列举动直接把凤姐镇住了，媳妇面对小姑子情况本就微妙，更何况探春与凤姐关系亲厚，探春方会毫无顾忌、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态度并非针对王熙凤。她甚至直言：“只管去回太太，只说我违背了太太，该怎么处治，我去自领。”王熙凤也意会了探春的意思，“命丫鬟们快快关上”。由此可见，探春具有领导者的风范，其风骨强悍，能担事且护短。以庶女身份对抗王夫人权威，全然不顾背后的压力，一心保护弱者，体现了“义”的担当。

上述探春的话不只是单纯宣泄情绪，更是将家族命运与国家兴衰相连，表现其格局之高，组织、表达能力极强。她指出前几日甄家遭抄家之祸，咱们自己家尚处安稳，却无端自行抄家，这般行径实在不吉利。“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句掷地有声，家之国也，国之家也，此处也算是一语成谶。王夫人的陪房周瑞家见状，深知三小姐不能惹，赶紧为凤姐寻机解围，凤姐亦顺势准备告辞，可探春并不打算就此作罢，追问对方搜明白了吗？若是明日再来她可就不依了！王熙凤陪笑回应说既然丫鬟物品均在此，便无需再搜了，探春毫不留情地直接拆台说凤姐连她的包袱都打开了，还说没翻。她不惧怕冲突，反而直面冲突，主动挑明矛盾。笔者认为在面对外界的伤害及恶意中伤时，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恐怕是无视伤害，试图通过自我淡化来减轻伤害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开启逃避机制，自欺欺人，继续忍耐，以此说服自己不必在意，以为如此可消解伤害。其实不然，自我淡化伤害的方式只会将伤害藏匿于潜意识深处，使其不断转化、内化，形成自我催眠，这不仅是单次伤害，而是无数次伤害的持续累积。即便当时强制压制伤害，随着时间的推移，仍会不时浮上心头，造成长久性的伤疤，所有的压制都会成为持续性的损耗，对自身命运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探春在面对恶意时即刻正视问题，有仇当下即报，绝不反覆体味痛苦。在她看来，小事尚可忍让，但事关原则且自身占理之时，必须全力摆明态度，敢作敢当，十分有气魄。

王善保家是年轻时陪嫁过来的，资历颇深，平日里“连王夫人尚另眼相看，何况别个”，况且“贾家风俗，年高服侍过父母的家人，比年轻的主子还有体面”（第四十三回），故在抄检过程中嬉皮笑脸地去拉扯探春的衣衫，探春没料到对方如此放肆，“不惜违犯人情地以‘领罪’的心理准备” ³⁴直接赏那穷凶恶极的家奴一耳光。这是她的即时反应，剑及履及，并无预先谋划，全然不顾人情风俗上需尊称对方为“妈妈”的惯例，斥责对方是“狗仗人势，天天作耗，专管生事”的“奴才”，堪称振聋，强调各阶级之间不可逾越的尊卑理法，维护家族秩序。王善保家的敢行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原因有四：其一，自己内心没个成算，“自恃是邢夫人陪房”，与探春的张弛有度形成反差；其二，轻视探春，认为探春不是太太养的，“一个姑娘家就这样起来，况且又是庶出”，断定探春不敢有所作为；其三，缺乏对探春为人的了解，“素日虽闻探春的名，那是为众人没眼力没胆量罢了”；其四，误以为探春与王熙凤真的闹翻了，“只当是探春认真单恼凤姐，与他们无干”，但其实一切尽在探春的掌控中，她能够预判凤姐的反应，把控冲突的界限。笔者以为王熙凤见探春发威，内心也是期望这个小辈大闹一场，因其本就不太赞成抄检大观园，她向王夫人所出之策为“暗暗访察”，本意是以查赌为由趁机精减贾府下人数量，然而王夫人偏听王善保家的挑唆，致使抄检大观园的意义彻底变质，沦为除去“妖精似的”女孩子们，免得勾引宝玉做些风流情事的手段。

学者白盾认为探春打王善保家的一巴掌具有积极意义，值得肯定，“这一击”除了抨击在危险局面中亲痛仇快、自杀自灭的愚蠢行径，亦向以王善保家的为代表的二房发动进攻，批评王夫人、王熙凤所采用的错误策略，更为大观园女儿们伸张了正义，维护“主子姑娘”的尊严，纾解她们的郁闷之气，用肢体语言宣示主权³⁵。王昆仑认为这一掌“是伸张正义、大快人心的一掌”，不但打在“当权狗腿子”的脸上，灭了她的威风，还间接打在“摧残少女的上层统治者”的脸上³⁶。姚燮亦赞美道：“吾愿以贾探春之掌，治天下挟私而衅事者。”³⁷野鹤对此评价：“探春的是可儿，王善保家的一掌如雷贯耳。”³⁸笔者以为探春性格刚烈不屈，坚定且有力量，直接掌掴王善保家是不怯于与人正面对抗之举，是极具主体性的表现。她敢于以行动捍卫原则，不是鲁莽，而是权衡利弊后做出的理智决定。每一次与旧势力的正面交锋，探春都毫不畏惧，据理力争，目的更在于维系家族稳定的理法。对比之下迎春显得极其懦弱，第七十三回写她的“攒珠累丝金凤”被乳娘“拿去典了银子”也不言语，只说是被司棋收着的，丫鬟绣桔打定主意去把首饰要回来，迎春忙阻止她，想“省些事”，没有就罢了“何必生事”，绣桔都不由地说道：“姑娘怎么这样软弱。”什么事都躲的话，将来可能把迎春也“骗了去”卖了。其后王住儿家求迎春去向贾母讨情，将赎金凤和说情混为一谈，“明欺迎春素日好性儿”绣桔便与其吵了起来，最后迎春退让说不用还金凤来了，绣桔又气又急，恨铁不成钢，可见迎春随波逐流，把命运交给外界，不愿发生冲突，丫鬟都比她刚烈，与探春的性子截然不同。而探春用清晰的逻辑和坚定的态度，捍卫着自己的改革主张，绝不向不合理的旧规陋习低头，她在受到冒犯和人格侮辱时反应迅速，事后无须反覆纠结、徒增烦恼。比如探春性格强势，察觉到贾府主仆关系的颠倒、权威体系的崩塌，主动介入“金凤”事件，为迎春鸣不平，迫使奴才收敛气焰。又如她认为王善保家的作为仆妇没有资格翻她的衣服，拿她来取笑，倘若自身真有过错，理应由王夫人依规惩处，不怕与长辈起冲突，正面抗议、批判当权者王夫人处事荒唐，胆识让人敬佩。探春还跟尤氏提及此事，认为又不是朝廷治罪，砍不了头，顶多“背地里说我些闲话，难道他还打我一顿不成！”（第七十五回）展现了自己的不屈，如同青山山农概括探春之重要形象所言：“探春英断有丈夫风。生女莫生男，殆探春之谓欤？要其大过人处，尤在斥熙凤、击王善保家一节，理直气壮，足寒小人之胆而为群艳干城。”³⁹

（三）客观公正、绝不偏袒

以公正为尺，不偏不倚，使行无愆尤，这无疑是探春人格美的具体体现之一。然而，历来学者对探春秉持的“公平”理念存在诸多分歧，这便引起了一个值得深究的疑问：探春的种种表现，究竟是源于真正的道德觉醒，抑或是对庶出身份的过度自我补偿行为？本文认为，欲探寻答案，必先从探春的各个行事动机出发，亦应考虑其心理需求。

首先，第五十五回探春代理家政时秉公处理舅舅赵国基丧礼赏银，拒绝包庇生母赵姨娘。探春按规章制度处事，一秉大公，然而赵姨娘认为自己为贾府生了一男一女，在贾府“熬油似的熬了这么大年纪”伺候多年，同样是家里有人去世，“前儿袭人的妈死了，听见说赏银四十两”，凭什么身份模糊的袭人作为“房里的人”，还没有扶正就能拿到四十两赏银，赵姨娘自己的兄弟死了，却只能拿到二十两丧银，很是气愤，对探春展开一连串的唠叨，贾府其他人都踩下她一头也罢了，探春身为她的女儿，该替她出气才对，故要求探春破例给四十两丧银。一开始，探春试图通过理性的方式来化解矛盾，一边把帐翻给赵姨娘看，一边念给她听，指出“他是太太的奴才，我是按着旧规矩办”，这是“祖宗手里的规矩”，言之凿凿。她指出不仅是袭人，往后贾环收了外头招来的丫鬟，情形也与袭人一般无二。这本就与争地位高低无关，更谈不上有失颜面的说法。赵姨娘却还是胡搅蛮缠，要探春“拉扯”外家，赵姨娘把探春拉到与赵国基一样的身份，她自然不依，赶忙划清界线，拒绝“拉扯奴才”。探春以“理”、“法”为平准，可作为赵姨娘挟情徇私的挡箭牌，完全合乎当时社会的制度规定，不枉王夫人的看重。

彼时，王熙凤虽在休养，但她的势力仍然强大，她想拉拢探春，“该和他协同，大家做个膀臂，我也不孤不独了”，如故派平儿带话：“奶奶说，赵姨奶奶的兄弟没了，恐怕奶奶和姑娘不知有旧例，若照常例，只得二十两。如今请姑娘裁夺着，再添些也使得。”达成为探春撑腰解围和提醒众人她是庶出这两个目的，凤姐恩威并施，可见其手段之高明。探春听到平儿的话，顿时面露愠容，不肯再添银两，态度强硬，直言不讳地说王熙凤让她唱白脸，自己“做好人”唱红脸，“拿着太太不心疼的钱，乐的做人情”，又叫平儿带话：“我不敢添减，混出主意。他添他施恩，等他好了出来，爱怎么添了去。”直接向王熙凤喊话，不畏强权，更是在众人面前建立了威信。有眼力见的平儿见探春动气，“便不敢以往日喜乐之时相待，只一边垂手默侍”，这时有人来向探春汇报，探春还尚未说话，平儿就直接说对方“没眼色”，姑娘正洗脸“不出去伺候着，先说话来”，表示了对探春的尊敬，从丫鬟对探春的态度揭露了探春是贾府受人尊重的小姐，不容冒犯。此处平儿除了是给探春助威示好，也是为王熙凤表态：与探春统一战线，卖她一个人情，给足她面子。然而，探春绝非一个愿受制于人、千依百顺的小姐，并没有顺着台阶下，而是再提起吴新登家故意糊弄她一事，仍旧坚持按姨娘亲属的旧例只给二十两，制度至上，无视血缘亲疏。她力拒请托，剖决如流，严格执行规则，通过“奴才”一词划清与生母的界限，搁置母女私情，既展现了探春“公私分明”的冷酷与理性，亦透露出公正中的自我压抑，足见她管家时遵循着儒家“修身”、“齐家”之思想，正为新改革措施奠定基础。王希廉评：“写探春才能见识超出诸姐妹之上。”⁴⁰

王熙凤原本派平儿来是“盯场子”的，当时她尚且还不知道探春也是个不容小觑的人才，直到平儿回话才惊叹：“好，好，好！好个三姑娘！我说他不错。──只可惜他命薄，没托生在太太肚里。”经此一事，她对探春的聪明才智表达了高度认可，亦引起了她对自身处境的危机意识，既希望保住权力，又不想与探春发生正面冲突，侧面再次认证了探春之聪慧。王熙凤评探春管家，分析透彻，交代平儿切勿与探春发生正面冲突：

他虽是姑娘家，心里却事事明白，不过是言语谨慎。他又比我知书识字，更利害一层了。如今俗语说：“擒贼必先擒王。”他如今要作法开端，一定是先拿我开端，倘或他要驳我的事，你可别分辩，你只越恭敬越说驳的是才好。千万别想着怕我没脸，和他一强，就不好了。（第五十五回）

其次，探春代理家政时，按才份配，不论亲疏，也不因“家生奴才”或“外来仆役”区别对待，只看下人的实际经营能力，将资源分配透明化，展现了机会均等的治家策略。探春将大观园的园林分派给婆子们承包管理，根据个人能力分配职责，如老祝妈“他老头子和他儿子代代都是管打扫竹子”便安排她管竹林；老田妈“本是种庄稼”便安排她管菜蔬；怡红院的老叶妈负责弄香草。探春制定收益分配制度，“某人管某处，按四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余者任凭你们采取了去取利，年终算帐。”打破了过去凤姐“主子赏奴才”的施恩模式，凤姐的管理风格是“看人下菜碟”，协理宁国府时，她对迟到的下人当场罚跪，树立威信；但对平儿、周瑞家的等心腹则施以小惠，培养忠诚的仆人。可见，凤姐善于利用下人的恐惧进行心理施压，缺乏同理心，相较之下，探春的改革更具公平性。探春的兴利之举，在后来也得到了施行，大观园从护养群芳、以审美赏鉴为主的花园，衍生出新的庄园景象，使“审美意趣与实用功利两种思维同时并存”⁴¹：

因近日将园中分与众婆子料理，各司各业，皆在忙时，也有修竹的，也有种树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种豆的，池中又有驾娘们行着船夹泥种藕。（第五十八回）

综观上述事件，探春待人公平公正，在对方逾矩后，为维护自身尊严才会反击，而做出的决定也是符合规矩的。从探春的价值观念和《红楼梦》的社会语境切入，探春的“公平”是否受限于传统礼法框架？她疏远赵姨娘和贾环，是否形成另一种形式的“偏心”？

在第二十七回中，探春积攒了十来吊钱，故嘱托宝玉外出游玩时，为她购置些“好字画”、“好轻巧顽意儿”，比如上次买的“柳枝儿编的小篮子，整竹子根抠的香盒儿，胶泥垛的风炉儿”，正合探春心意，可见其喜好迥异于寻常姑娘。探春“闲着没事儿”为酬谢宝玉，特为他做鞋，赵姨娘得知后气得抱怨道：“正经兄弟，鞋搭拉袜搭拉的没人看的见，且作这些东西。”是基于血缘义务的传统逻辑，认为探春应优先照顾亲弟弟环儿，而非“外人”宝玉。探春闻之恼怒不已，此事非首次发生，上回探春予宝玉钱，托其买物，赵姨娘就埋怨探春，说她积攒之钱都给贾宝玉用，却未惠及亲弟弟贾环。

探春坦言自己跟兄弟姐妹之间“谁和我好，我就和谁好”，“什么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但学者刘梦溪断定探春这么说“只是假装中间派”，在实际行动中，她一直都是“倒向嫡系，蔑视庶出的”⁴²。可若是探春亲近贾环，就等于公正吗？这是两难的局面，从不同的层面来看，对她的行为就有不同的诠释。如站在从封建家族伦理来看，探春身为贾环的“同父同母”姐姐，却更亲近异母哥哥宝玉，确有“厚此薄彼”之嫌。但从探春的角度来看，她的行为更多是基于个人情感因素和价值观，而绝非单纯的偏袒或基于地位高低故意奉承。探春和宝玉从小一起长大，关系亲密，彼此之间有深厚的兄妹情谊。宝玉性格温和，不参杂世俗的功利与偏见，认为男子是“渣滓浊沫”，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尊重女子，况且宝玉对姐妹们关怀备至，无论是思想、志趣或是精神境界，二人都气味相投，探春自然与他更亲近。而贾环虽为同胞弟弟，但由于他深受赵姨娘的影响，性格较为猥琐阴郁，与探春截然不同，二人关系相对疏远。可见，探春的行为是出于对宝玉的喜爱，基于共同志趣，两人精神契合，而非盲目尊崇。探春在此事件中以品行而非出身评判亲疏，对封建家族“嫡庶尊卑”体系和血缘霸权进行抵抗，言行间体现了一种更高层次的、反传统的公平观，是一种超越血缘的价值选择，并非刻意忽略贾环。

贾府内部存在复杂的矛盾和偏见，尤其是嫡庶之间的区别。探春送鞋除了展现了她的手艺外，也代表了脱离功利的人情往来，做鞋的目的是“赠予知己”，她强调自己愿意为谁做鞋是她的自由，随心而为，行为不应受到他人干涉。她不受礼教压力所束缚，拒绝为贾环做鞋是因二人之间缺乏精神共鸣，这种行为亦反映了她的独立性和主体性。送鞋的“礼物文化”恰是她跳脱世俗利益、追求纯粹情谊的表现，她更看重对方的个人品行和与自己的关系。赵姨娘表面以“血缘公平”为说辞，实则试图利用亲情谋取私利。探春行事有主见，暂时摒弃身份偏见，戳破了这种以“公平”为名的道德勒索。因此，“不偏不倚”不在于表面平等，而在于挣脱礼教桎梏，以独立意志处理人际关系。

又如探春在改革大观园时，发现贾府各房少爷每月已各自领取了月钱，贾环的由赵姨娘代领，宝玉的由袭人代领，贾兰的由李纨代领，每位的学中公费竟又有八两银子，便果断蠲免了这笔开支，对各房少爷一视同仁，改革之初从亲近的人身上“开刀”，通过削减小额的重复开销来整顿贾府财政制度的漏洞，与王熙凤因怕外人笑话而维持重复开销的经济理念不同。此外，探春除了会为姐妹迎春出气外（第七十三回），对自己的丫鬟亦是如此，基于大观园女性之间培养的一种姐妹情谊，探春平等地对待自己的丫鬟，把她们当成和自己一样的女子，正因如此，在抄检大观园的时候才会宁可自己面对非礼的遭遇，也不容许自己的“姐妹”遭到轻侮。探春身上呈现了一种单纯以心灵为向导的特质，她珍视的是“真情”，将个体发自内心的、超脱阶级身份束缚的真挚情感放置于首位，但这种情感关系容易受到误解，被视为是夤缘攀附的举动。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初步归纳出探春的处世之道——坚定奉行“公平公正”之原则，具体体现在封建宗法制度所构筑的家族伦理体系之中，理法的正当性为其化解身份焦虑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使其得以堂而皇之地漠视“血缘之私”，可见其大公无私的精神。笔者以为一旦涉及到王夫人、贾宝玉的“阵营”或是赵姨娘、贾环的“阵营”便不仅是“嫡庶”的问题，更牵涉到“善恶好坏”之分，所谓“帮理不帮亲”，探春会果断地站在宝玉的一边，是一种对善的倾向。

接上节所说，探春排斥赵姨娘甚至是赵氏家族，本质并非是因情感上的“薄情”，而是对血缘的“轻忽”态度。她意识到若自己完全受制于血缘关系，以生母的行为模式，势必让自己卷入更深的纠纷中，万劫不复，再无实现理想的可能。笔者以为虽探春给宝玉做鞋不能作为她偏袒嫡出的证据，但从她对赵姨娘的态度来看，她确有维护嫡庶制度之举，而“宗法制度下的庶出身份”、“与赵姨娘的母女关系”、“女性身份的限制”乃影响其人格发展的主要原因。

（一）宗法制度下的庶出身份

宗法社会阶级分明，在贾府这般的大家族中，礼教更为严谨，即便是贾府最高权位者贾母，在元妃省亲也要亲迎荣府门外。探春是贾府三小姐，按照礼法只能尊称父亲的正妻王夫人为“母亲”，她的生母也只能被她称为“姨娘”，生母的身份地位会使探春的地位受到贬低。贾府中姨娘的地位不高，萨孟武《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研究指出“妾的地位却极低贱，甚至比未嫁的丫头及年老的用人还差一段”⁴³，况且根据礼法，赵姨娘不能以对女儿的要求来要求探春，如王熙凤在窗外听到赵姨娘啐贾环（第二十回），立即责怪道：“他现是主子，不好，横竖有教导他的人，与你什么相干？”足见封建礼法不容违背，贾环、贾探春即便是庶出，他们的制度身份仍是主子，而赵姨娘还是“半个奴才”。然而，赵姨娘性格粗鄙，且缺乏对自身地位的正确认知，在公共场合常提起自己为贾家诞下一儿一女，摆起母亲的架子，等同于强迫探春公开违背礼法，这无疑有损主子的地位。因此，她对庶出的身份十分介怀：“谁不知道我是姨娘养的……生怕人不知道，故意的表白表白。”她严格遵循礼法规定，明确表示：“我只管认得老爷，太太两个人，别人我一概不管”，自己只认贾政和王夫人为父母。王熙凤也曾跟平儿说过社会风气不好，“多有为庶出不要的”，女儿要是庶出的会影响说亲，足见探春与赵姨娘“二人的母女冲突实是当时阶级文化的结果”⁴⁴。

探春关心贾府大局，封建家族制度潜移默化地植根于她的潜意识中，其思想必定会受到拘囿，例如她对奴欺主表现了强烈的不满，为迎春出头是借维护姐妹情谊之名，达到巩固阶级统治之目的，保卫主子的尊严。可见，她深受等级分明的宗法制度影响，方会与生母保持距离，成为了某些论者指责探春不近人情的罪状。在封建制度的压迫下，庶出身份犹如沉重的枷锁，探春如履薄冰，始终被笼罩在庶出的阴影里，彷佛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在制度性压迫与自我建构的双重枷锁下，她感到自卑和无力，产生身份焦虑，更催生了“去污名化”的冲动，这种自卑感体现在她刻意维护自尊的行为里，“进而促使她懂得自尊自爱、自立自强”⁴⁵。林黛玉评价探春：“虽然叫他管些事，倒也一步儿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来了。”（第六十二回）探春未被权力的光环迷惑心智，仍然克己复礼，“不愿多走一步”是因为对自己有明确的定位，她只是辅助性的暂时代理管家，是迟早要嫁出去的女儿，可见其管家的临时性，她提出的改革策略随时可能被王熙凤推翻。庶女身份的限制也使她做事有分寸，处事精明，展现了对王夫人的恭敬，如林之孝家和众人带来一个女仆说她口舌不尽，犯了规矩，要把她撵出去（第六十二回），但撵走仆人本就不是探春该去决断的事，还是“等太太来了，再回定夺”。又如中秋赏月，贾母兴致高昂，到散场时贾母发现其他姑娘都已经走了，“只有探春在此”强撑着一直陪伴，“只是三丫头可怜见的，尚还等着。”（第七十六回）足见探春对祖母孝顺，亦因庶出身份而做事谨小慎微，惹人怜爱。

（二）与赵姨娘的母女关系

清人解弢指出探春“贱视其所生，避之惟恐不及”⁴⁶。民国时期学者季新亦持相同看法对探春不顾生母的行为进行批判，认为她是“为维持自己之地位计，而不顾其母，至于如此，真无人心者。”⁴⁷笔者以为两位学者的观点过于片面，探春绝非像赵姨娘所言的“忘了根本，只拣高枝儿飞去”之人，正如学者董挽华所说，探春“不甘于庶出这地位”⁴⁸，但其人格发展并非单纯由庶出身份决定，身份仅为表面因素。事出必有因，追根溯源，赵姨娘的一系列对探春发展形成阻碍的行为，才是对探春人格塑造产生最为关键影响的深层原因。

探春与赵姨娘的关系微妙，虽有孕生关系，但文本中多处展现了二人之间的冲突，呈互斥貌，赵姨娘一直“扯后腿”，道德“勒索”探春，为其带来心理创伤，对她既没有感情，也没有抚养，只是一昧地索取利益，平素情薄。赵姨娘展现的母亲形象极其负面，“全无母亲即使是出于生物本能都应有的舐犊温存与无私奉献”⁴⁹。探春被当成是牟利的工具，对她的感情自然是也是矛盾的，探春怒其不争，产生了情感割席。

赵姨娘自己行为不尊重、不要体面，“过两三个月寻出由头来，彻底来翻腾一阵”是不明事理、爱拨弄事端的人，时常无端生事，扫尽子女颜面。探春天性争强好胜，她却屡次将探春置于尴尬境地，严重损害其尊严，探春长期遭受此类困扰，内心的愤懑也愈发深重。例如赵姨娘见探春依规矩办事，自己不占理，便会埋怨探春“只顾讨太太的疼，就把我们忘了”欲加之罪，企图用血缘关系道德绑架探春：

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给了二三十两银子，难道太太就不依你？分明太太是好太太，都是你们尖酸刻薄，可惜太太有恩无处使。姑娘放心，这也使不着你的银子。明儿等出了阁，我还想你额外照看赵家呢。（第五十五回）

赵姨娘直接将矛盾激化并推向探春，后者这才被气得一面哭一面放出狠话，不认赵国基是自己的舅舅，故意说自己只有一个“年下才升了九省检点”的舅舅，不然贾环出门赵国基为何常侍奉其左右，不以长辈的姿态自居，言外之意就是把赵国基归类为奴才，可见贾府内部对等级秩序有严格的界定。在第六十回蔷薇硝事件中，赵姨娘又闹事，探春脸都被丢尽了，所以凤姐才说王夫人疼探春像疼宝玉一样，“虽然面上淡淡的，皆因是赵姨娘那老东西闹的”。由此可推断出探春对赵姨娘所秉持的态度，实乃赵姨娘自身种种不当举止所激起的必然反应，至亲的刻意刁难让探春寒心，全然符合人之常情，有合理性，不应受到过分的苛责。探春长期压抑的负面情绪如决堤的洪水般爆发，不止一次哭诉：

太太满心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几次寒心。（第五十五回）

姨娘倒先来作践我。倘或太太知道了，怕我为难不叫我管，那才正经没脸，连姨娘也真没脸！（第五十五回）

我一个女孩儿家，自己还闹得没人疼没人顾的，我那里还有好处去待人。（第五十六回）

李纨作为旁观者，在她眼里亦是如此，“见他说的恳切，又想他素日赵姨娘每生诽谤，在王夫人跟前亦为赵姨娘所累，亦都不免流下泪来。”（第五十六回）对探春的遭遇感到同情。由此可见，庶出身份是表层因素，最影响探春人格生成的因素是赵姨娘的“拖后腿”，正是因为受到宗法制度的庇荫，探春才能合法合理地摆脱赵姨娘的血缘勒索，她刻意疏远生母，在拒绝同流合污的同时，为自己打造了一条积极向上的、自我实践的道路，赵姨娘的“磨砺”亦使她不断成长，呈现其傲骨。笔者认为探春和赵姨娘都有自己的野心，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似的，但是赵姨娘走的是“狐媚魇道”，她常以哭闹争利，手段恶毒，存心害人，欲母凭子贵，靠儿子贾环斗败王家姑侄，而探春是女儿，在继承家业上没有威胁性，减少了被赵姨娘滋扰的机会，乃探春的“不幸之幸”。相反，探春走正道，努力奋进，自发性地读书、练字、学管家，有坚韧的毅力，追求的是靠自己在家族中获得存在感和尊严。如她擅长写书法，是所有女儿中字写得最好的，在第二十三回中元春“自那日幸大观园回宫去后，便命将那日所有的题咏，命探春依次抄录妥协”，第三十七回探春写信给宝玉说要起诗社，宝玉看完花笺说：“倒是三妹妹的高雅。”可见探春文笔才学之妙。这也反映了旧社会中女性接受的教育不同，眼界就不同，所形成的人格也会有优劣之分。

（三）女性身份的限制

探春虽生于富贵簪缨之族，却深切感受到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女性地位相对低下且受限颇多，这激发了她内心的反抗精神，再加上赵姨娘行为失当、不能理解自己的艰难处境，更令她痛恨，这种“恨”，实际上是蕴含着对生母“那阴微鄙贱的见识”、“忒昏愦的不像”恨铁不成钢的复杂情感，使她在贾府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事务中，竭尽全力证明自己不逊色于男性的能力，试图获得与嫡出兄弟姐妹平等的尊重与认可。探春才华的施展成为其应对身份焦虑的主要途径，自我补偿是心理防御机制的一种，由于人不能长期忍受自卑感，所以会“采取某种行为，以克服并超越这种自卑状态，做出补偿”⁵⁰。庶女身份使探春受挫，深陷自卑，为克服劣等感，她发挥自己其他方面的优势⁵¹，如理家才能受到认可从而获得优越感，力求在自尊方面得到弥补，在这一过程中足见“制度压迫”与“补偿心理”的相互影响。

同时，社会对女性行为规范的期望是顺从内敛、温柔婉约，探春却有着男儿般刚强的志向和魄力，这种性格上的反差，一方面可能是她对传统规训的有意背离，尝试借着独特的个性在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中凸显自己；另一方面，亦影射出她内心深处对性别平等的潜在诉求。探春不屑于被偏见定义，致力于塑造属于自己的人格魅力和价值体系。例如探春发起诗社，自我赋权，并在诗作《簪菊》中抒发“高情不入时人眼”的抱负，通过文学才华削弱“庶女”身份带来的劣势，从而获取家族话语权，反映她对突破女性身份限制的渴望。此外，探春积极参与家族管理，她展现出的果敢和远见，同样是对性别局限的有力反抗，体现了她不甘于被性别束缚。

因此，性别因素在贾探春人格形成的过程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它既是一种结构性限制，也是激发她不断进取的驱动力之一。由此观之，探春具备超越时代限制的前瞻性思维模式和心理素质，是拥有“男子性格”的女性。

探春作为一个少女的形象，精明有才干，具备超强的执行力，做事果断，是女性主体对男尊女卑的反驳。从前文足见曹雪芹透过诸多具体事件，塑造了探春立体且饱满的人格，其主体性“正是体现在她‘自我价值’的实现中”⁵²，其中更展现了她坚韧积极的性格特质以及“经世致用”的思想境界。另外，探春人格美的价值也体现在探春对理想的追求，想成就一番事业。脂砚斋评：“士方有志做一番事业。”（第五十五回）⁵³可惜探春在实践理想时受挫，她的悲剧既是对社会的批判，亦是个体意志与宿命的抗衡，暗示了女性突破封建礼教的困境。

首先，探春的悲剧体现在她作为女性，对封建社会男女不平等的反抗，而悲剧精神的产生源于探春的抱负与现实的矛盾，才德兼备却只能进行有限的小规模改革，难以大展身手。探春悲剧的本质关乎制度性，而非简单的生不逢时。脂砚斋评：“探春处处出头，人谓其能，吾谓其苦。”（第七十三回）⁵⁴对探春持褒扬和同情的态度，透过贾府那纸醉金迷、花团锦簇的表象，洞悉其内部潜藏的重重危机。当众人还沉浸在家族虚假繁荣的美梦中时，她已深切感受到了大厦将倾的隐隐寒意。但探春深知社会不会轻易响应人对尊严的需求，也看透社会体系存在的某种不公平，“先敬罗衣后敬人”，所以她想“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壮大自身的实力，最为残酷的是——只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即权力的拥有者才会得到认可、尊重或体面，占据优势。“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一句揭示了“成功者”大多是男性，女子只能长居于深闺中，男性往往掌握更高的话语权及影响力，其言论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即便是缺乏逻辑或空洞的言论，也有可能因身份而被奉为圭臬。如果没有光环加持，即使是正确的观点、有价值的见解，也可能被忽视、嘲笑甚至否定，受到针对或被牵制，这也反映了一种从众心理和对权威的盲从，这种约定俗成的父权制逻辑虽难以改变，但探春有明确的目标，在当时保守的封建制度下，她具有前卫的现实主义精神，凭借实际行动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在能力范围内为自己建立尊严，赢取所有人的尊重，显示出闺阁小姐竭力摆脱闺范的禁锢，朝着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类似男性齐家治国角色的方向迈进与蜕变，亦是她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挑战与批判。她是改革的“领头羊”，是“敢于做出改变的探索者”⁵⁵。然而，单凭一腔热血无法铸就成功，还需要在实际处事上得到一定成就，探春在不断实践、尝试、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将她原有的天赋逐步打磨成一种确切的能力，慢慢积累经验，从而完善她的人格，展现了她在成长历程中的可塑性与多面性。可偏偏探春的人格有在社会和身份上的无奈，抱负施展不开，与现实发生冲突。在那个腐朽的时代背景下，“社会潮流的走向不会因为某些人的努力而扭转”⁵⁶。以实施“开源节流”之政策为例，根据当时的社会制度，开发财源是男性的责任，探春有机会管家，可是管辖的范围只是在大观园内，就算她想做，身为女性的她也走不出贾府，在男性面前话语权低下，根本无法涉猎家族产业，便只能施行“节省支出”的方针以积储钱财。从探春的管理权限足见她所掌之权并不大，偏偏贾府男丁呈颓丧之势，庸碌无为、不成气候，当男性无能，无法管治庞大的家族时，女性“只能随着男性的失败消亡”⁵⁷，对社会的走向束手无策。由此可见，探春是家族命运的洞察者，具有回天乏术的悲剧象征，仅凭贾府女性的力量难以挽回家族岌岌可危、积贫积弱的境况。

其次，探春的改革精神难以被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与家族内部的利益纠纷所容。探春管家几日后众人“渐觉探春精细处不让凤姐，只不过是言语安静，性情和顺而已”，称她为“镇山太岁”，她提出的经济改革势必会损害某些人的利益，无法长久施行。探春与宝钗追求权力的动机不同，相比宝钗的暗弄权谋，探春更为证明自己的能力，两人皆有才能，但宝钗比探春更会处理人际关系，不轻举妄动，审时度势观望全局，权衡利弊。宝钗奉行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只想作一个身居正位而品德贤淑的闺范”⁵⁸，而探春着手于眼前之事、当务之急，以做实事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实干家，可见这是她的价值追求与获取成就感的方式。王夫人让薛宝钗管家，但她是未过门的外家姑娘，不合规矩却没有推脱，足见其野心。探春、李纨在厅上坐，而宝钗“便一日在上房监察，至王夫人回方散”可直接向王夫人汇报，“每于夜间针线暇时，临寝之先，坐了小轿带领园中上夜人等各处巡查一次”巡夜竟也亲力亲为，做足表面功夫。在探春提出大观园改革措施后，宝钗则回曰:“你们都念书识字的，竟没看见朱夫子有一篇《不自弃文》不成？”其以“句句都是有的”的朱子之文不仅戏笑了探春的“纨绔膏粱之谈”，且证明了大观园兴利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探春则敢于说朱子之文为“虚比浮词”，宝钗旋即驳斥，说探春“才办了两天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虚浮了”。从改革理念之争可见，她们一个重学问，一个重盈利赚钱。探春与宝钗以对讲学问的方式相互辩证进行构想规划，后者更像是“卫道者”处处向人说教，将封建礼法视为行为举止的规范准则，捍卫封建伦理道德，“符合当时的时代主流价值观，虽怀‘咏絮之才’，却‘抱朴守拙’，‘无才是德’”⁵⁹，可见二人身上具有互补的性格特征。人性是复杂的，探春在一定程度上受封建观念薰陶，全力维护主子的尊严，等级观念严重，另一方面却勇于突破身份带来的困境，在管家理政的实际层面上，投注大量精力，有魄力和决心，具有敏慧的洞察力，在贾府一众光彩照人的女儿中无出其右。

贾府这般的大户人家为了维护表面的风光，追求奢华享受，日常开支庞大，看似无忧无虑，实则“一个个不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明争暗斗，探春管家道路困难重重，于是她在闺阁框架内进行反抗，如第五十五回吴新登的媳妇汇报昨日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死了，“回过太太，太太说知道了，叫回姑娘奶奶来”她心中早有主意，毕竟不是第一次办这类事情，要是在凤姐面前早就献计，查出以往的旧例供其参考，但她“藐视李纨老实，探春是青年的姑娘”，所以故意试探考察二人，想看笑话，探春发出的赏银若是超出往例，便能坐实她徇私，偏袒亲人。于是吴新登家“说毕，便垂手旁侍，再不言语”看她们如何应对，有何主见，旁观的众人亦等着看热闹。李纨思忖道：“前儿袭人的妈死了，听见说赏银四十两。这也赏他四十两罢了。”吴新登家一听内心蔑视，答应了就准备去支银子，岂料探春道：“你且回来。”她知道“家里的”和“外头的”赏银有区别，后者赏得多显得体面，于是细问过往案例，吴新登家借口说自己忘记了要去查旧帐，探春直接拆穿吴新登家是“办事办老了的”，分明在故意为难她们，便泼辣地质问：“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现查去？”又暗讽道如果没有及时处理，晚了一天，“不说你们粗心，反像我们没主意了。”吴新登家羞得满面通红，忙去取出旧帐，众媳妇们皆对探春的表现感到吃惊，自然心生敬畏。王熙凤“年纪轻，头等不压众”时也曾不被这些婆子放在眼里，在第十六回中她向贾琏抱怨管家的奶奶们没有“好缠的”，只要自己行为稍有不妥，她们就“笑话打趣”或者“指桑说槐的报怨”，“坐山观虎斗”、“借剑杀人”、“引风吹火”、“站乾岸儿”、“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她们惯用的招数，探春也面临着同样的考验，并且完美地解决了危机，给下人“安个畏惧之心”，打一个下马威，挫其锐气。平儿跟其他婆子丫鬟说：

他是个姑娘家，不肯发威动怒，这是他尊重……那三姑娘虽是个姑娘，你们都横看了他。二奶奶这些大姑子小姑子里头，也就只单畏他五分。（第五十五回）

侧面反映了探春是个令人惧怕、不敢轻易招惹的厉害人物，不是因为她的身份而是因为其行为处事之精明。邢夫人对同为庶出的贾迎春说，她的娘比赵姨娘强十倍，“该比探丫头强才是。怎么反不及他一半！”（第七十三回）探春和迎春二人出身一样，却未见迎春有出色之处。从他人对探春的赞语，揭露了其人格之美。贾探春以其非凡的高远胸襟和宏大格局脱颖而出，令人瞩目，这种人格特质与传统封建礼教产生冲突，因此预示着她会遇到许多阻力，最终走向悲剧的归宿，可见其人格美所导致悲剧的必然性。

回看第五回属探春的薄命司判词为：“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具预言性，是对她远嫁结局最为直接的佐证，她的性格与命运悖反，有才能但可惜贾府已到衰败地步，无可奈何，其“高瞻远瞩”亦暗示了人格美有局限性，因为她的“才”、“志”与“运”相冲突，注定其改革必然失败。册中画的风筝暗喻探春被迫远嫁，一去不返，第七十回亦点明断线后的风筝“飘飘摇摇都去了”，可见“断线风筝的飘飘荡荡寓示着远嫁生活的不幸和不安定”⁶⁰。此外，“蕉叶覆鹿”的典故也隐喻了探春的命运，芭蕉是文人雅士的爱物，遇秋风而易折，比喻人的遗世独立，笔者以为“蕉叶”脆弱易枯萎象征着贾府隐患丛生，而探春是“蕉下客”自然无法避免同为悲剧的结局，它也象征了探春的庶女身份在家族中地位的不稳定性，高洁却孤独。而“蕉叶”所覆盖的“鹿”是指探春往后对理想的追求，如家族管理，这可能只是一场虚幻的梦，终将破灭，其抱负与才华会被现实吞噬⁶¹。此典故可视为是作者曹雪芹对探春悲剧命运的隐喻性铺垫，“暗喻探春身陷充斥着贾府支系、阶层矛盾的困顿局面”⁶²。

再者，悲剧结局更能凸显探春人格之美和对贾府兴亡的责任感。探春欲以出类拔萃能力品格，打破嫡优庶劣的思想偏见，不需别人的虚假夸耀或阿谀奉承，凸显了探春的现代性主体意识。对比同母所生的贾环，他心胸狭隘，埋怨其他人“都欺负我不是太太养的”（第二十回），是出于小人心性的主观偏执，并非客观事实，一如王熙凤所斥责的“自己不尊重，要往下流走，安着坏心，还只管怨人家偏心”，因嫉妒贾宝玉，故意碰倒蜡油伤害宝玉，使其毁容，得赵姨娘之“真传”，她心思更为歹毒，勾结马道婆针扎小人，施法加害宝玉。二人嫉妒心强、自甘卑贱，从对他人的破坏力足见其人格之恶。人格的美丑会换来区别对待，探春凭借自身的努力和人格魅力，成功折服众人，对她青眼有加，由衷地钦佩她。如探春哭后，洗脸都有几个丫鬟服侍，足见她有大小姐的排场：

因探春才哭了，便有三四个小丫鬟捧了沐盆，巾帕，靶镜等物来。此时探春因盘膝坐在矮板榻上，那捧盆的丫鬟走至跟前，便双膝跪下，高捧沐盆，那两个小丫鬟，也都在旁屈膝捧着巾帕并靶镜脂粉之饰。平儿见侍书不在这里，便忙上来与探春挽袖卸镯，又接过一条大手巾来，将探春面前衣襟掩了。探春方伸手向面盆中盥沐。（第五十五回）

相反，下人对贾环的态度截然不同，从第六十回蔷薇硝事件可见丫鬟芳官对贾环的态度轻蔑。贾环想送蔷薇硝给彩云，知道芳官有蔷薇硝便向她索要，但芳官用茉莉粉打发贾环，贾环“伸手来接”，芳官却“向炕上一掷”，贾环“只得向炕上拾了，揣在怀内，方作辞而去。”后来当他从彩云口中得知此物并非蔷薇硝也没有计较。笔者以为古时虽有男女授受不亲一说，但芳官“掷”的动作属实展现了对贾环的不尊重，赵姨娘更被芳官说是“梅香拜把子——都是奴几”，侧面反映了下人见风使舵。

探春在管家时就施展抱负，推行改革，为家族谋福祉，但最为可惜的是在末世背景下贾府难逃厄运，探春的才情也再无施展的机会。在抄检大观园时探春预言了家族衰败的悲剧，她痛斥抄检是“自杀自灭”，并直言：

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第七十四回）

探春对祸起萧墙而感到绝望，在此时已然明白贾府再无挽救的余地了，所有人都在为个人利益“厮杀争夺”，全然不顾整个家族的前途，“这种自杀自灭的败亡之势是不可避免的”⁶³，可见探春在政治层面上也具备相当的洞察力，从内部争斗看穿家族崩溃的必然性，眼界远超贾政、贾赦等男性家长。她与其他人不同，她不仅有忧思，更有行动的决心，能察觉到家族逐渐走向没落的危机，她独自清醒的认知与家族其他成员的麻木不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家族的整体利益与全局观念面前，探春从来都是带‘刺’的”⁶⁴。探春不甘心坐以待毙，而是试图力挽狂澜，她的改革影响范围十分有限，最终虽无法改变家族命运，但在这过程中所展现的坚韧与担当，成功塑造出“末世补天者”的光辉形象，其思想深度和高远见识已经达到了《红楼梦》中诸位女儿都无法企及的高度，这便是探春人格美的价值所在。

探春肩负的对家族的使命感不允许她洒脱地“出走”，走出去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或像惜春一样选择出家。为了贾府，她唯有遵循父母之命，远嫁异域，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最后“补天者”只能沦为“末世祭品”，可见探春的人格特质与悲剧结局紧紧相扣。探春的结局隐含了作者曹雪芹的深意：改革理想与家族腐朽之间不可调和，暗示了“补天者”的徒劳。正如鲁迅所说的“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悲剧性的结局将探春人格美升华至“毁灭中永恒”的诗学高度，亦是对《红楼梦》悲剧主题的映照，是探春人格与天命的永恒博弈，成为具有深刻内涵的文学形象。虽有学者认为探春远嫁已经是大观园女儿中结局较好的，涂瀛曰：“福分最大，好梦正长。”⁶⁵刘履芬曰：“四春中唯三姑娘最为锐利，而结果独好。”⁶⁶但对探春而言，最大的悲剧莫过于远嫁，就如同贤臣得不到重用，被投闲置散，被放逐至他乡犹如无根之萍，归期无定，无法再追求理想，这何尝不是另一种痛苦的开端？

综上所述，贾探春智勇双全，雷厉风行，具有强而有力的生命力，也有本我和真性情，却被现实所困，再优秀、再努力到最后都还是没办法挣脱枷锁，徒劳无功，“千红一窟”、“万艳同杯”这才是最为可悲的。透过重新审视探春的悲剧可推断出它实际是源于父权制下女性才能的压制，以及封建制度的结构性暴力。作为女性，探春治世之才只能投放至内帷；作为庶女，探春内心充满自卑，深受生母的“不堪”影响。“庶出原罪”的身份焦虑和赵姨娘所带来的心理创伤，催生其补偿心理，驱使她迫切希望通过自身的言行举止与卓越的理事才能，摆脱“庶出污名”，从而建构自我，打破外界对庶出子女的刻板印象，利用“才干”摆脱庶出身份的桎梏，甚至冲破由性别观念所构建的无形藩篱。

尽管探春心有不甘，个体的努力在封建社会制度性的压迫下显得格外渺小，得不到正面反馈的无力感油然而生，妻职或母职都是“死路”，但她明白人生苦短的道理，所以做事绝不畏手畏脚。虽不能挽救贾府之幻灭，但探春身上无时无刻都在闪耀着对理想的热忱，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既定身份带来的束缚，其人格之美足以被称为是胸怀大志的女中豪杰。曹雪芹作为男性，从他对探春的人格塑造可见他摈弃当时社会对女性的固有成见，突破了男尊女卑的儒家传统思想。在文本以外，探春的形象对清代女性意识具突破性的意义，对现今女性仍有极大的鼓舞性和借鉴价值。“万境归空，不舍有情”笔者以为即便最后贾探春归于空寂，但过程中的“有情”，也叫旁观者动容。

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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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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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丹：《〈红楼梦〉中的闺阁政治与女性主体性探究——从女性主义哲学的角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2018年），页26。

脚注 ：

1. （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页24。论文将多次征引此书之材料，并于引文下标示章回。

2. （清）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页335。

3. 同前注，页1037。

4. 曹沾着，蔡义江、吕启祥等校订：《增评补图石头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页847。

5. 涂瀛：〈红楼梦论赞〉，见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页128。

6. 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见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页94。

7.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4年），页66-76。

8. 胡成仁：〈论探春——大观园中的女政客〉，见吕启祥、林东海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页1144-1145。

9. 周玉清：〈《红楼梦》中的改革家——探春〉，《红楼梦学刊》第4期（1993年），页169-170。

10. 梅苑：《红楼梦的重要女性》（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页134-135。

11. 西园主人：〈红楼梦论辨〉，见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页203-205。

12. 同注7，页72。

13. 乔先之：〈贾探春形象研究的多方面意义——兼与马国权等同志商榷〉，《红楼梦学刊》第4期（1981年）页71-91。

14. 犁铧：〈贾探春形象的认识意义及曹雪芹的世界观倾向〉，《红楼梦学刊》第3期（1985年），页281-282。

15. 李劼：《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5年），页175-177。

16. 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见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页94。

17. 同注16，页101。

18. 季新：〈红楼梦新评〉，见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页313。

19. 同前注。

20. 解弢：〈小说话〉，见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页625。

21. 陈其泰：《桐花凤阁评〈红楼梦〉辑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172。 [22] 李厚基：《和青年同志谈谈〈红楼梦〉》（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76年），页103-104。

23. 胡文彬、周雷：《台湾红学论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1981年），页302。

24. 刘梦溪：《红楼梦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页125-126。

25. 白盾：《红楼梦新评》（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页200-201。

26. 唐富龄：《〈红楼梦〉的悲剧意识与旋律美》（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180。

27. 郭一峰：《红楼人物的神经症倾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页91。

28. （清）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页792。

29. 朱增力：〈论探春之“敏”〉，《长江小说鉴赏》第30期（2023年），页3。

30. （清）曹雪芹、高鹗：《红楼梦注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页589。

31. 曹沾着，蔡义江、吕启祥等校订：《增评补图石头记》，页703。

32.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页68。

33. 野鹤：〈读红楼札记〉，见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页289。

34. 欧丽娟：〈身分认同与性别越界——《红楼梦》中的贾探春新论〉，《台大中文学报》第31期（2009年），页209。

35. 白盾：《红楼梦新评》，页206。

36.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页73。

37. 冯其庸：《八家评批红楼梦上》（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页1680。

38. 野鹤：〈读红楼札记〉，见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页289。

39. 钟礼平、陈龙安：《红楼梦鉴赏珍藏》（宁波：宁波出版社，2001年），页1027。

40. 曹沾着，蔡义江、吕启祥等校订：《增评补图石头记》，页703。

41. 李丹丹：〈权力流动与性别倒置——贾探春的性别跨界实践〉，《曹雪芹研究》第2期（2021年），页96。

42. 刘梦溪：《红楼梦新论》，页125-126。

43. 萨孟武：《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页116。

44. 林碧慧：〈赵姨娘与贾探春的母女关系研究〉，《东海中文学报》第20期（2008年），页180。

45. 刘芳秀：〈浅析《红楼梦》里的人生赢家——探春〉，《今古文创》第39期（2022年）页14-16。

46. 解弢：〈小说话〉，见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页625。

47. 季新：〈红楼梦新评〉，见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页313。

48. 胡文彬、周雷：《台湾红学论文选》，页302。

49.  欧丽娟：〈身分认同与性别越界——《红楼梦》中的贾探春新论〉，页24。

50. 阿德勒着，刘泗编、译：《超越自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页1-96。

51. 岳晓东：《红楼梦人物心理分析与情感世界》（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页127。

52. 张丹：《〈红楼梦〉中的闺阁政治与女性主体性探究——从女性主义哲学的角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8年），页26。

53. （清）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页768。

54. （清）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页1018。

55. 许慧琳：〈论探春的“探”与“叹”〉，《今古文创》第6期（2022年），页4-6。

56. 同前注。

57. 许慧琳：〈论探春的“探”与“叹”〉，《今古文创》，页5。

58.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页66。

59. 陆嘉怡：〈责任意识与女性觉醒：贾探春人物形象分析〉，《文学教育(下)》第10期（2018年），页36-37。

60. 张庆善：〈探春远嫁蠡测〉，《红楼梦学刊》第2期（1984年），页251-253。

61. 朱姗：〈“蕉下客”考论〉，《红楼梦学刊》第2期（2022年），页156-157。

62. 陈超：〈《红楼梦》贾探春的法家人格投影探迹〉，《红楼梦学刊》第4期（2019年），页144。

63. 黄攀：《好一朵带刺的玫瑰花》（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2年），页13。

64. 同前注。

65. 涂瀛：〈红楼梦论赞〉，见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页142。

66. 王卫民编：《〈红楼梦〉刘履芬批语辑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页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