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元前 141-前87 年），对⼤范围承袭秦制的⻄汉军制进⾏了⼤⼑阔斧的改⾰，增强了汉王朝的军事实⼒，但这些改⾰并⾮单纯的国防政策调整，⽽是关乎汉王朝权⼒的重组。这场军制的改⾰有效解决了汉初以来制约皇权的三⼤难题：开国功⾂及其后裔所形成的军功集团对⾼级军职的垄断、诸侯国威胁中央的强⼤割据势⼒及以丞相为⾸的官僚体系对军权的影响。学界对武帝时期军事史的关注，⻑期以来存在两种主要路径：⼀是聚焦于卫

⻘、霍去病等名将的战绩及其对匈奴的战略，此乃传统军事史叙事的主流；¹⼆是从政治⾾争⻆ 度，分析武帝利⽤近⾂、打击外戚与权⾂的过程。²但也不乏有有学者注重深⼊剖析“内朝”的兴起、郎官系统的演变及中央军制的重构，这为理解武帝时代的政治变⾰提供了不同的视⻆。本⽂旨在借鉴这⼀“制度取向”的观察视⻆，论述汉武帝如何通过创建内朝、垄断军官选任管道、收回地⽅兵权这三项措施，构建起⼀套直接、⾼效、对皇帝唯命是从的军事体系，并如何通过体系有效的强化中央集权。

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的基础，在于掌控武装⼒量，其标志性成果，即是创⽴直属光禄勋的期⾨军与⽻林军。

汉初的军制基本承袭秦制，中央军由南军与北军组成，南军负责守卫宫城；北军则负责卫戍京师，⼆者的统帅分别为卫尉与中尉，位列九卿，因此此⼆军虽在京城，但其统帅属于外朝官僚系统，皇帝不能完全直接掌控。¹武帝在政治上的⼀⼤创制在于构建“内朝” ，即倚重侍中、尚书等宫廷近侍，形成与外朝相区隔的决策核⼼。²军事⽅⾯的改⾰也是如此。为获得⼀⽀完全由⾃⼰掌控、与外朝无涉的可靠武装，武帝于建元三年（前 138 年）置期⾨郎，太初元年（前 104 年）置“建章营骑” ，后更名为⽻林，并明确规定“皆属光禄勋” 。³光禄勋，即郎中令，为总管宫殿与皇帝侍从的宫廷机构，属于皇帝身边的内部服务机构。将精锐部队划归其指挥，意味着皇帝成功地把⼀⽀重要的武装⼒量直接掌控在皇宫范围内，从⽽实现了对核⼼武装⼒量的直接掌控。

这⽀新军的兵员选拔标准，亦有意的与旧的军功集团切割，培养更加效忠皇权的武装⼒量。《汉书·东⽅朔传》载，期⾨由“陇⻄北地良家⼦能骑射者”组成⁴；汉武帝时名将赵充国

亦¹ 如，相关战略分析可参⾒王⼦今：《秦汉边疆与⺠族问题》（北京：中国⼈⺠⼤学出版社，“以六郡良家⼦善骑射补⽻林”。⁵所谓“六郡良家⼦”，指来⾃陇⻄、天⽔、安定、北地、上2011 年），第2郡、⻄河等边境六郡、家世清⽩的农家⼦弟。这些地区⺠⾵彪悍，娴于骑射，战⾾⽥余庆：〈论轮台诏〉，《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4章。       2011 年），⾴30-62。⼒强；同时“⼜取从军死事之⼦孙，养⽻林官，教以五兵，号⽻林孤儿”。⁸⾄此，期⾨与⽻林的成员社会关系相对简单，仕途上更加依赖皇权，因⽽被视为武帝重建的、具有⾼度政治可靠性的皇帝近卫⼒量。⁹尤为关键的是，期⾨、⽻林的实际功能远超光禄勋应负责的宿卫仪仗。它们实际上都是皇帝直属的“快速反应部队”与⾼级军事⼈才的“储备库”，汉代如赵充国、李广等名将皆出身此系统。通过这⼀制度，武帝不仅掌握了在中央的关键军事⼒量，更开辟出了⼀条培养嫡系将领的新通道，为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直接掌控中央武装⼒量的同时，汉武帝通过将传统的郎官系统军事化，进⽽垄断了中⾼级军官的选拔与晋升管道，从⼈事制度上保证了军队指挥层对皇权的忠诚。

郎官制度起源甚早，郎（廊）者，侍从于殿廷左右，是各级官职间的过渡性职位。汉初郎官来源复杂，包括“任⼦”（官僚⼦弟）、“赀选”（捐纳）等，其军事职能并不突出。武帝对此进⾏了⼤⼑阔斧的军事化改造：⾸先，他将期⾨郎、⽻林郎等新设的武装侍从正式纳⼊郎官序列，使得“郎”的身份与“善骑射”等军事技能强制结合。¹⁰这意味着担任此类郎官成为军官晋升的重要途径。张骞“以郎应募，使⽉⽒”，李广、苏武皆以郎出身⽽典兵，这些都是广为⼈知的典型例⼦。¹¹

其次，武帝⼤幅拓宽了郎官的选拔范围，尤其注重从基层和边境吸收军事⼈才。除旧制之外，他推⾏“察举”，令郡国荐举“明兵法、晓战阵”、“有猛勇”之⼠。 重要的是，将⼠可以凭军功升任郎官，⽴有战功的将⼠及其⼦弟得以“⼊补为郎”。¹²由此，⼀条凭借战场军功出任郎官，再晋升⾼级军职的晋升之路由此确⽴。皇帝通过掌控郎官的遴选、考核与升迁，垄断了帝国中⾼级军官的任命权。旧的军功集团依靠⾨第与资历垄断⾼级军职的格局被打破，取⽽代之的是⼀个晋升仰赖皇权、以战功与才能为晋升依据的新兴军官群体。宋超在分析郎官与⻄汉官僚政治时指出，这⼀变化使得郎官系统，尤其是其军事化部分，成为武帝强化个⼈权⼒、塑造新型官僚队伍的关键⼯具。¹³

这项改⾰的深远意义在于，它将皇权深⼊军队。将领的个⼈前程更加仰赖皇帝的赏识与制度化的郎官晋升体系，这保证了军官群体与皇权利益的⼀致，其效忠对象⾃然从代表地⽅或旧军功集团利益的将军等旧军队将领，转向皇权本身。

在着⼿掌控中央武装⼒量与军官选任垄断的同时，汉武帝从未放松对地⽅军事⼒量的整顿与削弱，其政策秉承“强干弱枝”原则，致⼒于消除可能挑战中央权威的潜在军事势⼒。对诸侯国的兵权削弱 为彻底。汉初诸侯国“同制京师”，拥有与中央⼀样的独⽴军队与军制。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诸侯国实⼒有所削弱，但军事隐患犹存。武帝施⾏“推恩令”，广封诸侯王，削弱了诸侯国实⼒。¹⁴更关键的是汉武帝严格限制了诸侯国的官制，“罢省御史⼤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官，⼤夫、谒者、郎诸官⻑丞皆损其员”。¹⁵这些被废除的官职，多与军事征发、武备制造及宫廷护卫相关。经此改⾰，诸侯国军队的规模、装备与指挥能⼒受到极⼤削弱，在相当程度上已沦为只供仪卫等事务的象征性军队，丧失了威胁中央的实⼒。

对于郡国的地⽅军，武帝⼀⽅⾯频繁的⼤规模对外征战，使得郡国兵被⻑期、⼤量地征调⾄边疆或由中央将领直接指挥，客观上削弱了其地⽅属性与其原本将领的掌控⼒。另⼀⽅⾯，武帝在北军内创设了著名的“⼋校尉”（中垒、屯骑、步兵、越骑、⻑⽔、胡骑、射声、⻁贲）。¹⁶这⽀驻屯京师、由皇帝直辖的常备机动兵团，兵源复杂，包括征发、招募乃⾄匈奴俘虏。⼋校尉的设⽴，不仅极⼤地增强了中央直属的武装⼒量，也部分替代了原先必须依赖郡国征调的戍卒与⼠兵，从⽽降低了中央在军事上对地⽅的依赖程度。

此外，为应对⻑期的对外战争，武帝广泛推⾏“谪戍”与“募兵”制。当正常的郡国征兵制度不堪重负时，便征发罪犯、商⼈等（即“七科谪”）充边，或直接以钱财招募“勇敢⼠”、“奔命”。¹⁷ 这些⼠兵的服役与管理⼤都由中央朝廷或其派出的边郡太守、都尉等负责，与⼠兵原籍的地⽅政府关联薄弱。孙机对汉代物质⽂化的研究显示，边塞戍卒的装备、给养也已呈现出标准化趋势，这从物质层⾯佐证了⻄汉时兵员供应与管理的制度化。¹⁸此举进⼀步将⼠兵与中央绑定，切割了其与地⽅上乡⼟宗族的联系。

综上所述，汉武帝的军制改⾰是⼀项环环相扣、重塑了权⼒结构的重⼤措施。在中央，汉武帝通过创建期⾨、⽻林等中央禁军，将 锋利的⽭直接收⼊宫廷，奠定了皇权强化的 根本的坚实的基⽯；在⼈事任命上，他通过将郎官系统军事化并垄断其任选，开辟了培养嫡系将领的通道，将军官的仕途与皇权绑定，确保了军队将领的效忠；在地⽅上，汉武帝⼜通过推恩令削藩、建⽴中央常备军（北军⼋校尉）以及推广募兵制等措施，削弱了地⽅与诸侯的军事实⼒与控制⼒，消除了潜在的分裂割据隐患，实现了中央对全国军权的掌控。

这⼀系列军事制度变⾰对⻄汉王朝影响深远。它解决了汉初以来困扰中央的军权分散问题，使汉武帝得以集中地动员全国资源，⽀撑其⻑达数⼗年的对外战争，中央牢牢掌握军权，是汉武帝时代皇权空前集中的关键。尽管⻄汉后期，外戚势⼒⼀度侵蚀了如期⾨、⽻林等制度（如郎官多为外戚⼦弟担任），但这也在⼀定程度上反⾯证明了，这套制度在其鼎盛时期对于塑造与维护皇权独尊是何等有效。汉武帝的军制改⾰，不仅奠定了⻄汉中期强盛的基础，更在制度理念与实践上，为此后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军事制度树⽴了“兵权归中央、将出于禁中”的典范。

书籍

王⼦今：《秦汉边疆与⺠族问题》，北京：中国⼈⺠⼤学出版社，2011 年。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

孙机：《汉代物质⽂化资料图说（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

⿈今⾔：《秦汉军制史论》，南昌：江⻄⼈⺠出版社，1993 年。

论⽂

⽥余庆：〈论轮台诏〉，收于⽒着：《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30-62。

宋超：〈“郎”与⻄汉的官僚政治〉，《史学⽉刊》1986 年4 期，⾴45-52。

脚注 ：

1.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726-728。

2.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3章。

3. 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726-728。

4.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化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3章。

5. 《汉书》，卷⼀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727。

6. 《汉书》，卷六五，《东⽅朔传》，⾴2847。

7. 《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2971。

8. 同「3」

9. ⿈今⾔：《秦汉军制史论》（南昌：江⻄⼈⺠出版社，1993）⾴128。

10. 《汉书》，卷⼀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727。

11. 《汉书》，卷六⼀，《张骞李广利传》，⾴2687；卷五四，《李广苏建传》，⾴2437、2460。

12.《汉书》卷六，《武帝纪》，⾴159-201。

13. 宋超：《“郎”与⻄汉的官僚政治》，《史学⽉刊》1986第4期，第45–52⾴。

14. 《汉书》，卷6，《武帝纪》，⾴160。

15. 《汉书》，卷14，《诸侯王表》序，⾴395-396。

16. 《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第7上，⾴737-738。

17. 关于“七科谪”与募兵，参⾒《汉书》，卷6，《武帝纪》元狩四年、天汉四年条。

18. 孙机：《汉代物质⽂化资料图说（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5-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