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历史学的学术思潮掀起了一场风暴，在史学界产生了两股势力互相影响。分别来自于顾颉刚的古史办运动，他主张以怀疑和十分严厉的态度来考究历史，促使对中国传统历史学的观念形成强烈的冲击。顾颉刚提出层累说，按照古史办指出，他提议东周以前的古代史料不能尽信可以等待日后科技发达才慢慢发掘¹，原因是他认为现在的古代史料大多是后人逐层堆积改写而成的，他在学术著作按照我与古史辨走向大学问家的思想深处中明确指出：「从历史上看,今文家起,古文家后起。然而古文家经过一番修补,并不是的古文,乃是汉、魏、六朝时人用了他们自己的思想改造过来的。」²令到当时怀疑使学在学术界掀起巨大风波。但是，钱穆在他的国史大纲中提出了不少史学立场观点，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展现不同的史学立场，他指出：「欲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于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是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³观点显示了钱穆对史学的研究态度和他的基本要求，同时，反映了他对当时对于学术界的过分怀疑倾向作出回应。以后会开始分析他对于怀疑小学的批评和见解以及回应。

上世纪的古史辨运动是当时学术界的其中一项风潮影响深远。它对于中国的传统历史学校嘅产生绝对怀疑，而他的方法是由西方传入通过西方对于史学的怀疑，为中国当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方法。顾颉刚提出的上古史多为后人编造，夏朝也是基本上虚构的，因为朝代越老越旧，即表示越容易被后人加工篡改原始历史资料。他之所以强调及支持怀疑史学，主要原因是他强调实证，以及刚才说的考古发现，以及它对于文献的严谨性，并且以西方嘅观念及标准内研究中国古代历史。顾颉刚自述指出倘有人视经书为神圣,因视汉人的解释为同等的神圣,则我们以“狸侮圣言”的罪名, 则我们将说,神圣的东西是“真金不怕火”的,如果汉人的解释是神圣, 则我们这些非传统的言论固嫌激烈,但终无伤于日月之明。⁴表示他认为历史应该经得起质疑和批评，新的解释虽然可能会有些难以自信，但如果传统解释确实正确，就不会因为受到质疑而动摇。这反映了一种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因此，出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他的方法近符合西方的科学性，因此，以夏朝为例子看钱穆是如何反驳顾颉刚的。

钱穆的史学思想有十分明确的观念，我们可以在整本国史大纲不同部分都能够理解得到，钱穆在中国史学发微指出，他认为民族、历史、文化三者密不可分，是「一而三，三而一，三名称实是一事实。非有民族何来得其历史与文化。无文化无历史，又何来得似民族。」⁵这一观点展现了钱穆极为重视文化传承与民族精神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以及他对史学研究整体性的执着。钱穆十分强调连贯性，反对片面的考据，他认为，中国的历史应该是一个连续发展的一个整体，是不会断开断裂或断层的。根据钱穆史学思想研究指出，疑古与考古要分清楚，最终的目的是要建立可信的古代史料，即表示他并不完全反对怀疑史料，但不要过度怀疑，要适当的怀疑，再审视资料时，不应简单的套用。 西方那套标准来研究中国⁶。我们应该将中国的文化整体套用相研究，并附有中国的民族意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一体性，中国的文化脉络，以及整件事的连贯性，这方面与古史辨形成对比，钱穆的士学观念会比较理性。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对过度怀疑态度提出了系统性的批判。他在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中明确指出：「欲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于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⁷反驳了古史辨运动过度的怀疑，强调研究中国历史需要客观态度，还需要一种身份认同的归属感。

根据钱穆史学思想研究指出，钱穆这一时期对古史辨派的批驳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反对古史辨派「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古史辨的疑古思想与以前疑古思想的一个根本区别是,不仅认为经书有伪,而且,古代的传说和神话也是伪造的,中国上古史体系正是由后人不断臆造的 传说和神话层累地造成的。⁸

钱穆主张以批判性相信古史。他认为顾颉刚的层累造成说容易使史学陷于全盘怀疑的困境，而史料即使经后人加工，仍可能保有可靠的历史核心。这种观点体现了钱穆对史料价值的辩证认识。钱穆还批评断代史难以研究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此外，钱穆坚决反对以西方标准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史料的价值。他强调中国史料的丰富性和独特价值，根据钱穆史学思想研究指出，认为中国史料「可供此后全世界有意研究以往人类文化演进作一最精细最完备最好的样子与标本用，此即中国史学一最值得重视之特点。」⁹他进一步指出：「倘若要研究世界历史文化，最可宝贵的一部史料，就要推到中国史。」¹⁰这种观点体现了钱穆对中国传统史学价值的认同。

钱穆对怀疑史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过度怀疑、忽视连续性、以西方标准评判中国史学，他主张以整体的视角来研究中国古史。

钱穆史学方法的独特性

钱穆的《国史大纲》是建立一系列的观点，并且是言之成理、容易理解，连贯性的将中国历史整体尽可能客观地呈现出来。在众多史料中找出确切的证据，以证明所采用的观点。根据文章论钱穆的治学精神与特点———以《国史大纲》为主指出钱穆治学博通而专深，既忠于史料又独有创见，善以图表论证，使读者易于理解，又能联系时代社会经济背景说明和解释问题，令人获益无穷。¹¹从这篇文章可见钱穆的包括能在专门领域深入研究且有深度丶忠于严格遵循史料真实性的原则，但不拘泥于前人观点，能提出有深度的见解。善用图表论证，通过图表帮助读者理解复杂的历史内容，不孤立地看待历史事件。《国史大纲》就是这样的例子。根据文章海上女真－钱穆《国史大纲》史源考之一指出本文指出《国史大纲》史源确实不限于旧史料，甚至可追溯至海外的新史料。进而推論钱穆即使在《国史大纲》定稿后，仍继续关注同时期史学家的重要研究成果。¹²可见钱穆选择和使用史料的标准不基于对历史的解释需要，还带有帮助他解释和阐明他所理解的中国历史发展支持他对历史脉络和发展趋势理解的材料。

根据上述的理论，钱穆在《国史大纲》对古代史料的处理是既尊重传统文献，又不盲从。例如关于夏、商、周三代历史，钱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国史大纲》第二章开篇，钱穆就明确指出夏王朝建筑在黄河上游高地居民所建之王朝而商王朝建筑在黄河之下流地居民所之王朝。¹³钱穆对传统史料的处理态度是尊重与批判的。他高度评价中国传统史料的独特价值，根据钱穆史学思想研究指出，认为中国的史书记载「不从一观点出发，不由一条线叙述。极多人和事，不仅与帝王无关，抑且与政治无涉。骤看真是千头万绪，细究则既具体，又切实，该算是记下了每一时代之大体相，可凭以推究每一时代升降转变之大关键所在。」¹⁴根据钱穆史学思想研究指出他还指出，中国史学在分人、分年和分事上客观和完备的记载方法，使中国史书形成了多样化的史学体裁。¹⁵这段话表明钱穆注重文献记载，既不完全接受神话式的描述，也不全盘否定其历史核心，而是保留了其中具有历史真实性的部分。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钱穆批判性接受的史学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的一些考古发现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支持了钱穆的观点。以二里头文化为例，根据文章袁广阔《中原古代文明研究 : 袁广阔学术论文集》指出这一被许多学者认为与夏文化有关的考古发现，为夏朝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物质证据。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为夏代文明存在提供了重要证据，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钱穆关于夏朝存在的基本判断。¹⁶ 当代考古学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钱穆的史料运用。表明，传统文献虽然有局限性和，但并非毫无价值。因此许多原本被视为神话或传说的记载，都一样可以透过考古发现得到了印证。这印证了钱穆批判性而非全盘否定的史料运用方法是有见地的。证明了他「批判性相信」的态度有其合理性，但我们还需要用更科学、辩证的眼光来看待他的判断。 

总括而言,钱穆在《国史大纲》对怀疑史学派别提出了批评与回应。他认为顾颉刚的怀疑史学以及古史办 完至忽视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连续性,单纯使用西方标准来研究衡量中国历史,过度偏激的怀疑态度导致历史导致中国史学差点进入虚无状态。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为夏朝的存在提供物质证据，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钱穆关于夏朝存在的基本判断。可以突显出钱穆主张相信史料有证据、合理推论为基础，不盲从也不全盘否定。

钱穆的这些观点有着重要启示,史学研究既需要适当的怀疑精神,但也要重视考据传统史料,不能忽视整体文化脉络,既要借鉴新方法，也要尊重传统。作为学生，我们可以从钱穆和顾颉刚中看到历史研究可以保留怀疑与相信的两个观点，不过二者需要保持平等的关系,因为过度偏向任何一方都可能导致过分偏袒。同时现代考古发现，虽然支持了钱穆的论点，但我们仍需谨慎辨别各类史料。尽量令到史料的运用保持谨慎、客观的态度,研究问题时不固执任何一方才能达到史学研究的真正意义。根据文章《国史大纲》发微——从内在结构到外在影响指出从这一意义说，《国史大纲》不但以「究天人之际」为它的主要工作，而且还将这一工作的进行置之于一贯通性系统之下。其次，「通古今之变」更是《国史大纲》的一个根本宗旨。¹⁷我同意作者的论说，因为《国史大纲》注重找出中国历史发展脉络，

从而能够理解古代到现在各种历史变化的规律。最终成一家之言形成自己独特的史学观点和体系。因此最后我认为《国史大纲》是一本近代可以仅次于史记的一本史书，是一本运用原始中国传统史学的一本教科书，钱穆已经做到十分的平均以及客观适合任何人士阅读程度。

Liu, L., & Chen, X. (2012). The archaeology of China : from the late Paleolithic to the early bronze age (1st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钱穆︰《国史大纲》（上海︰上海书店，2019）

顾颉刚：《古史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

顾颉刚：《我与古史辨 走向大学问家的思想深处》（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年）​

刘俐娜：《顾颉刚自述》（河南: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5年）​

 钱穆：《中国史学发微》（中国台北:  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2018年）​

徐国利：《钱穆史学思想研究》（中国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2004年）

 游逸飞。〈海上女真－钱穆《国史大纲》史源考之一〉。《史原》第复刊3期（2012）：页197-212。2025年5月3日检索自华艺线上图书馆。doi:10.6672/shiyuan.2012.24.06

骆锦芳 朱磊. (2015). 论钱穆的治学精神与特点——以《国史大纲》为主.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8(1), 130–135. https://doi.org/10.16216/j.cnki.lsxbwk.201501130

余英时。〈《国史大纲》发微——从内在结构到外在影响〉。《古今论衡》第29期（2016）：页3-16。2025年5月3日检索自华艺线上图书馆。

脚注 ：

1. 顾颉刚：《古史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页22

2. 顾颉刚：《我与古史辨 走向大学问家的思想深处》（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年）页189

3. 钱穆︰《国史大纲》（上海︰上海书店，2019）页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4. 刘俐娜：《顾颉刚自述》（河南: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5年）页101-102

5. 钱穆：《中国史学发微》（中国台北: 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2018年）页217

6. 徐国利：《钱穆史学思想研究》（中国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2004年）页32

7. 钱穆︰《国史大纲》（上海︰上海书店，2019）页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8. 余英时。〈《国史大纲》发微——从内在结构到外在影响〉。《古今论衡》第29期（2016）：页3-16。2025年5月3日检索自华艺线上图书馆。

9. 徐国利：《钱穆史学思想研究》（中国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2004年）页315

10. 徐国利：《钱穆史学思想研究》（中国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2004年）页315

11. 骆锦芳 朱磊. (2015). 论钱穆的治学精神与特点——以《国史大纲》为主.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8(1), 130–135. https://doi.org/10.16216/j.cnki.lsxbwk.201501130

12. 游逸飞。〈海上女真－钱穆《国史大纲》史源考之一〉。《史原》第复刊3期（2012）：页197-212。2025年5月3日检索自华艺线上图书馆。doi:10.6672/shiyuan.2012.24.06

13. 钱穆︰《国史大纲》（上海︰上海书店，2019）页13

14. 徐国利：《钱穆史学思想研究》（中国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2004年）页316

15. 徐国利：《钱穆史学思想研究》（中国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2004年）页316

16. Liu, L., & Chen, X. (2012). The archaeology of China : from the late Paleolithic to the early bronze age (1st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54

17. 余英时。〈《国史大纲》发微——从内在结构到外在影响〉。《古今论衡》第29期（2016）：页3-16。2025年5月3日检索自华艺线上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