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20年代中國的歷史學的學術思潮掀起了一場風暴，在史學界產生了兩股勢力互相影響。分別來自於顧頡剛的古史辦運動，他主張以懷疑和十分嚴厲的態度來考究歷史，促使對中國傳統歷史學的觀念形成強烈的衝擊。顧頡剛提出層累說，按照古史辦指出，他提議東周以前的古代史料不能盡信可以等待日後科技發達才慢慢發掘¹，原因是他認為現在的古代史料大多是後人逐層堆積改寫而成的，他在學術著作按照我与古史辨走向大学问家的思想深处中明確指出：「從歷史上看,今文家起,古文家後起。然而古文家經過一番修補,並不是的古文,乃是漢、魏、六朝時人用了他們自己的思想改造過來的。」²令到當時懷疑使學在學術界掀起巨大風波。但是，錢穆在他的國史大綱中提出了不少史學立場觀點，錢穆在《國史大綱》中展現不同的史學立場，他指出：「欲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於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是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³觀點顯示了錢穆對史學的研究態度和他的基本要求，同時，反映了他對當時對於學術界的過分懷疑傾向作出回應。以後會開始分析他對於懷疑小學的批評和見解以及回應。

上世紀的古史辨運動是當時學術界的其中一項風潮影響深遠。它對於中國的傳統歷史學校嘅產生絕對懷疑，而他的方法是由西方傳入通過西方對於史學的懷疑，為中國當時提供一個新的研究方法。顧頡剛提出的上古史多為後人編造，夏朝也是基本上虛構的，因為朝代越老越舊，即表示越容易被後人加工篡改原始歷史資料。他之所以強調及支持懷疑史學，主要原因是他強調實證，以及剛才說的考古發現，以及它對於文獻的嚴謹性，並且以西方嘅觀念及標準內研究中國古代歷史。顧頡剛自述指出倘有人視經書為神聖,因視漢人的解釋為同等的神聖,則我們以“貍侮聖言”的罪名, 則我們將說,神聖的東西是“真金不怕火”的,如果漢人的解釋是神聖, 則我們這些非傳統的言論固嫌激烈,但終無傷於日月之明。⁴表示他認為歷史應該經得起質疑和批評，新的解釋雖然可能會有些難以自信，但如果傳統解釋確實正確，就不會因為受到質疑而動搖。這反映了一種實事求是的學術態度。因此，出現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他的方法近符合西方的科學性，因此，以夏朝為例子看錢穆是如何反駁顧頡剛的。

錢穆的史學思想有十分明確的觀念，我們可以在整本國史大綱不同部分都能夠理解得到，錢穆在中國史學發微指出，他認為民族、歷史、文化三者密不可分，是「一而三，三而一，三名稱實是一事實。非有民族何來得其歷史與文化。無文化無歷史，又何來得似民族。」⁵這一觀點展現了錢穆極為重視文化傳承與民族精神在史學研究中的地位以及他對史學研究整體性的執着。錢穆十分強調連貫性，反對片面的考據，他認為，中國的歷史應該是一個連續發展的一個整體，是不會斷開斷裂或斷層的。根據錢穆史學思想研究指出，疑古與考古要分清楚，最終的目的是要建立可信的古代史料，即表示他並不完全反對懷疑史料，但不要過度懷疑，要適當的懷疑，再審視資料時，不應簡單的套用。 西方那套標準來研究中國⁶。我們應該將中國的文化整體套用相研究，並附有中國的民族意識，中國的文化，中國的一體性，中國的文化脈絡，以及整件事的連貫性，這方面與古史辨形成對比，錢穆的士學觀念會比較理性。

錢穆在《國史大綱》中對過度懷疑態度提出了系統性的批判。他在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中明確指出：「欲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於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⁷反駁了古史辨運動過度的懷疑，強調研究中國歷史需要客觀態度，還需要一種身份認同的歸屬感。

根據錢穆史學思想研究指出，錢穆這一時期對古史辨派的批駁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一是,反對古史辨派「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古史辨的疑古思想與以前疑古思想的一個根本區別是,不僅認為經書有偽,而且,古代的傳說和神話也是偽造的,中國上古史體系正是由後人不斷臆造的 傳說和神話層累地造成的。⁸

錢穆主張以批判性相信古史。他認為顧頡剛的層累造成說容易使史學陷於全盤懷疑的困境，而史料即使經後人加工，仍可能保有可靠的歷史核心。這種觀點體現了錢穆對史料價值的辯證認識。錢穆還批評斷代史難以研究歷史發展的整體脈絡。此外，錢穆堅決反對以西方標準全盤否定中國傳統史料的價值。他強調中國史料的豐富性和獨特價值，根據錢穆史學思想研究指出，認為中國史料「可供此後全世界有意研究以往人類文化演進作一最精細最完備最好的樣子與標本用，此即中國史學一最值得重視之特點。」⁹他進一步指出：「倘若要研究世界歷史文化，最可寶貴的一部史料，就要推到中國史。」¹⁰這種觀點體現了錢穆對中國傳統史學價值的認同。

錢穆對懷疑史學的批評主要集中在過度懷疑、忽視連續性、以西方標準評判中國史學，他主張以整體的視角來研究中國古史。

錢穆史學方法的獨特性

錢穆的《國史大綱》是建立一系列的觀點，並且是言之成理、容易理解，連貫性的將中國歷史整體儘可能客觀地呈現出來。在眾多史料中找出確切的證據，以證明所采用的觀點。根據文章論錢穆的治學精神與特點———以《國史大綱》為主指出錢穆治學博通而專深，既忠於史料又獨有創見，善以圖表論證，使讀者易於理解，又能聯系時代社會經濟背景說明和解釋問題，令人獲益無窮。¹¹從這篇文章可見錢穆的包括能在專門領域深入研究且有深度丶忠於嚴格遵循史料真實性的原則，但不拘泥於前人觀點，能提出有深度的見解。善用圖表論證，通過圖表幫助讀者理解複雜的歷史內容，不孤立地看待歷史事件。《國史大綱》就是這樣的例子。根據文章海上女真－錢穆《國史大綱》史源考之一指出本文指出《國史大綱》史源確實不限於舊史料，甚至可追溯至海外的新史料。進而推論錢穆即使在《國史大綱》定稿後，仍繼續關注同時期史學家的重要研究成果。¹²可見錢穆選擇和使用史料的標準不基於對歷史的解釋需要，還帶有幫助他解釋和闡明他所理解的中國歷史發展支持他對歷史脈絡和發展趨勢理解的材料。

根據上述的理論，錢穆在《國史大綱》對古代史料的處理是既尊重傳統文獻，又不盲從。例如關於夏、商、周三代歷史，錢穆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在《國史大綱》第二章開篇，錢穆就明確指出夏王朝建築在黃河上遊高地居民所建之王朝而商王朝建築在黃河之下流地居民所之王朝。¹³錢穆對傳統史料的處理態度是尊重與批判的。他高度評價中國傳統史料的獨特價值，根據錢穆史學思想研究指出，認為中國的史書記載「不從一觀點出發，不由一條線敘述。極多人和事，不僅與帝王無關，抑且與政治無涉。驟看真是千頭萬緒，細究則既具體，又切實，該算是記下了每一時代之大體相，可憑以推究每一時代升降轉變之大關鍵所在。」¹⁴根據錢穆史學思想研究指出他還指出，中國史學在分人、分年和分事上客觀和完備的記載方法，使中國史書形成了多樣化的史學體裁。¹⁵這段話表明錢穆注重文獻記載，既不完全接受神話式的描述，也不全盤否定其歷史核心，而是保留了其中具有歷史真實性的部分。這種處理方式體現了錢穆批判性接受的史學態度。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的一些考古發現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支持了錢穆的觀點。以二里頭文化為例，根據文章袁廣闊《中原古代文明研究 : 袁廣闊學術論文集》指出這一被許多學者認為與夏文化有關的考古發現，為夏朝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物質證據。二里頭遺址的發掘為夏代文明存在提供了重要證據，這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錢穆關於夏朝存在的基本判斷。¹⁶ 當代考古學在某種程度上支持了錢穆的史料運用。表明，傳統文獻雖然有局限性和，但並非毫無價值。因此許多原本被視為神話或傳說的記載，都一樣可以透過考古發現得到了印證。這印證了錢穆批判性而非全盤否定的史料運用方法是有見地的。證明了他「批判性相信」的態度有其合理性，但我們還需要用更科學、辯證的眼光來看待他的判斷。 

總括而言,錢穆在《國史大綱》對懷疑史學派別提出了批評與回應。他認為顧頡剛的懷疑史學以及古史辦 完至忽視了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的連續性,單純使用西方標準來研究衡量中國歷史,過度偏激的懷疑態度導致歷史導致中國史學差點進入虛無狀態。二里頭遺址的考古發現，為夏朝的存在提供物質證據，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錢穆關於夏朝存在的基本判斷。可以突顯出錢穆主張相信史料有證據、合理推論為基礎，不盲從也不全盤否定。

錢穆的這些觀點有著重要啟示,史學研究既需要適當的懷疑精神,但也要重視考據傳統史料,不能忽視整體文化脈絡,既要借鑒新方法，也要尊重傳統。作為學生，我們可以從錢穆和顧頡剛中看到歷史研究可以保留懷疑與相信的兩個觀點，不過二者需要保持平等的關係,因為過度偏向任何一方都可能導致過分偏袒。同時現代考古發現，雖然支持了錢穆的論點，但我們仍需謹慎辨別各類史料。盡量令到史料的運用保持謹慎、客觀的態度,研究問題時不固執任何一方才能達到史學研究的真正意義。根據文章《國史大綱》發微——從內在結構到外在影響指出從這一意義說，《國史大綱》不但以「究天人之際」為它的主要工作，而且還將這一工作的進行置之於一貫通性系統之下。其次，「通古今之變」更是《國史大綱》的一個根本宗旨。¹⁷我同意作者的論說，因為《國史大綱》注重找出中國歷史發展脈絡，

從而能夠理解古代到現在各種歷史變化的規律。最終成一家之言形成自己獨特的史學觀點和體系。因此最後我認為《國史大綱》是一本近代可以僅次於史記的一本史書，是一本運用原始中國傳統史學的一本教科書，錢穆已經做到十分的平均以及客觀適合任何人士閱讀程度。

Liu, L., & Chen, X. (2012). The archaeology of China : from the late Paleolithic to the early bronze age (1st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錢穆︰《國史大綱》（上海︰上海书店，2019）

顾颉刚：《古史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

顾颉刚：《我与古史辨 走向大学问家的思想深处》（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年）​

刘俐娜：《顾颉刚自述》（河南: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5年）​

 錢穆：《中國史學發微》（中國台北: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2018年）​

徐國利：《錢穆史學思想研究》（中國台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2004年）

 游逸飛。〈海上女真－錢穆《國史大綱》史源考之一〉。《史原》第復刊3期（2012）：頁197-212。2025年5月3日檢索自華藝線上圖書館。doi:10.6672/shiyuan.2012.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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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註 ：

1. 顾颉刚：《古史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頁22

2. 顾颉刚：《我与古史辨 走向大学问家的思想深处》（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年）頁189

3. 錢穆︰《國史大綱》（上海︰上海书店，2019）頁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4. 刘俐娜：《顾颉刚自述》（河南: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5年）頁101-102

5. 錢穆：《中國史學發微》（中國台北: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2018年）頁217

6. 徐國利：《錢穆史學思想研究》（中國台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2004年）頁32

7. 錢穆︰《國史大綱》（上海︰上海书店，2019）頁 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

8. 余英時。〈《國史大綱》發微——從內在結構到外在影響〉。《古今論衡》第29期（2016）：頁3-16。2025年5月3日檢索自華藝線上圖書館。

9. 徐國利：《錢穆史學思想研究》（中國台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2004年）頁315

10. 徐國利：《錢穆史學思想研究》（中國台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2004年）頁315

11. 骆锦芳 朱磊. (2015). 论钱穆的治学精神与特点——以《国史大纲》为主.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8(1), 130–135. https://doi.org/10.16216/j.cnki.lsxbwk.201501130

12. 游逸飛。〈海上女真－錢穆《國史大綱》史源考之一〉。《史原》第復刊3期（2012）：頁197-212。2025年5月3日檢索自華藝線上圖書館。doi:10.6672/shiyuan.2012.24.06

13. 錢穆︰《國史大綱》（上海︰上海书店，2019）頁13

14. 徐國利：《錢穆史學思想研究》（中國台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2004年）頁316

15. 徐國利：《錢穆史學思想研究》（中國台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2004年）頁316

16. Liu, L., & Chen, X. (2012). The archaeology of China : from the late Paleolithic to the early bronze age (1st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54

17. 余英時。〈《國史大綱》發微——從內在結構到外在影響〉。《古今論衡》第29期（2016）：頁3-16。2025年5月3日檢索自華藝線上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