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清季转型以来，女性成为寄托民族国家理想的对象。梁启超等人提出「国民之母」，强调女性健康对现代国家的生育意义。辛亥革命的「女国民」强调女性作为「国民」的参政身份。这些思想资源都成为后来「五四」时期「新女性」的理想来源。在「五四」时期，新女性的出现不同以往，而与「人」的发现与解放联系在一起，「女人」作为「人」的一部分被重新发现，女性的觉醒也因此发生。

「五四」一代新女性想像是从「女学生」开始的，「女学生」开始积极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在社会中寻求自身的身份认同与个体价值。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一书描绘了学生运动中女学生群像之况，及学校与学生之互动，本文以「五四」新女性典型人物许广平之个体经验为样本，从女学生的生命史出发，通过分析其于学校、家庭等多个领域的人生道路选择和知识女性性别立场体现出新女性建构自身主体性的努力，并进一步揭示在转型时期女性构建身份认同之矛盾与困境。许广平在浪潮中挣脱封建大家庭束缚，走入学校和社会，1917年赴天津就读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预科，1922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女学生」许广平不仅学习新知识，还积极参与社会运动。「『五四』新女性是从神话中产生出来的一代，也是没有神话庇护的一代。」¹女学生们走入学校、进入社会只是开始，如何对待个体与群的分歧？如何处理自我与家庭的关系？如何实现自我确认？这都是新女性尤其以许广平为代表面临的现实问题。

1898年许广平出生于广州一个仕宦大族，祖父曾为二品封疆大吏浙江巡抚，父亲无功名在身，是半开化的绅士，因此自幼许广平的「叛逆之举」可以获得默许。许父以字辈为许广平取名「寿媊」，又应军阀变乱望广东太平为之起「广平」名。²对于二名许广平都不喜，在她看来，前者虽然和家中的男孩一样有了寿字辈，但是「媊」为星名，指太白上公之妻，体现女性特征；后者则是强加父亲祈求太平的愿景。这些名字都不是为身为女性的许广平祝愿她有所发展的。在当地，许广平被其父允许如男孩般入私塾读书已属于见，「凡是不给女子学的，我都要学」，³许广平「倔强」的性格，使她要求自己不仅初入学便熟「吞」史地典籍，连不让学习的官话、兄长私藏好书都一一精益。⁴ 除智识之外，对于母亲给她「缠足」，许广平更是奋起反抗，「放声大哭」「多哭几声」，见者说「恭喜缠足」她「立刻瞪眼」，⁵在强烈自我意识抗争下终被其父免除。

「抗婚」是许广平早期自我意识觉醒后最激烈的反抗事件。婚恋关系是新女性思考起点，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追求爱情自主，是女性获得自我价值的首要途径。「女子解放的意义，在中国，就是发现恋爱。」⁶许广平出生仅三天，其父醉酒中将她许给香港劣绅「乡下人」马姓人家。许广平识事始便坚决反对亲事，在其回忆中，她以电网比喻这桩亲事，「电网是从我生下来就早已安设好，因此我能够呱呱地叫喊出来，已经给电网重重围住了」，⁷许广平不仅要触碰，而且要冲破这张本不应该触碰的电网，冲决网罗。这门亲事限制了她生活的方方面面，父亲认为她要嫁给「乡下人」便也会从城里家庭的女儿成为「乡下人」，因此认为许广平不用学官话学土音即可，亦不能「缠足」，因「乡下人」无人伺候需自己干活，而「缠足」难以干活。有人以「乡下人」与之玩笑，她觉「深仇怒恨」。⁸

许广平15岁时误将登门的马家来客认作马父，推开门鞠躬后即说：「我父亲同你碰杯订亲，但我自己不同意。」在父亲大怒中又行礼出来。⁹后经其兄长出面周折，终于退亲。在〈致廿三兄、嫂〉一信中，许广平对马氏父子加诸她身上的种种猜测、诬蔑之词一一予以澄清，认为自己退婚天经地义、光明磊落，对马氏父子无理无耻纠缠表示极大愤怒和蔑视。首先言明无法忍受对马家「低首下心，赧颜常人」，¹⁰早有登报退婚之意：「曾欲宣之报端……所以有废婚约之意，但亦未将真意宣之于外。」¹¹她以「婚姻自愿」一说痛砭此前马父信中「许氏悔婚辱没『礼义之家』门风，越出『周孔范围』，没准受女权、自由之染而发生『种种羞辱、暧昧之事』」¹²的指责，认为「夫婚姻原属双方同意，假有一方不允即可解除，揆之情理，两不相碍，原无强问理由之必要。」¹³更从反抗「专制父权社会」角度怒斥马父「迂腐不通之语」「含血喷人」：「所谓『家庭专制一溃其闲』，不知所『闲』者是否合于道义，果合于道又，父教于受，固何须『闲』？既云『专制』，即属强迫而非教导。」¹⁴

在许广平的理想中，不仅恋爱和婚姻是基于自愿结合，而且女性也不应束缚于专制家庭中，她与此信中已展露出女性应投身社会，教育后辈、为国为民服务之觉悟：「惟知黾勉所业，冀勿忝所生，为国服务，为社会服务，以至于提携训育倩妹，在在皆足为责，固不必以家庭一隅范围妹也。」¹⁵ 

许广平1923年入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彼时北平正处女性解放思潮中心。早在直隶北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其已积极投身「五四」运动，接受新思想洗礼，在任《醒世周刊》编辑时，发表诸多女性问题见解，亦有与旧道德旧制度对抗经验。¹⁶

1925年女师大风潮出现以「学生自治会」为领导的学生群体与校长杨荫榆集团两个权利中心之对抗，作为自治会学生「骨干」的许广平在风潮全期坚定与杨荫榆和北洋当局抗争，无论是随自治会发表宣言拒绝承认杨荫榆校长身份，抑或是于「国耻纪念日」轰走校长被开除学籍，都展现出新女性之胆识与力量。面对「以教书为兼差的政客」、「不前进的同学」，许广平以刚毅决心斗争到底：「环绕我周围的战线是多么宽泛，仇视我的敌人是多么拥挤，然而因为战线之广，敌人之多就冷缩一团么？不！不！这是我个人的态度。」¹⁷

女学生趋同政治运动是此时潮流，青年女性脱离封建家庭桎梏获得自主权后，迫切需要通过政治活动来确立自身角色定位。对许广平而言，参与学生运动反对北洋政府等行为是她实现新女性自我身份建构的路径，以此方式从家庭出走的知识女性深入社会，走向公共话语领域。若说早年北上求学、接受新思潮是许广平作为「个体」青年觉醒的重要部分，女师大风潮则是其从性别角度反思自身、寻找自身的重要契机，从女性个体角度出发微妙感受性别身份带来的差异。

在个体命运与国家密切相连之时代，新女性面临的不仅是如何确立自身主体性之问题，还有如何在群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在时代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启蒙使许广平怀揣激进革新愿望，并「理想」真正找到实现这种愿望的同志群体，成为「打破」北洋政府众多「砖头和钢片铁钉」中的一员。¹⁸故刚进女师大时，她对以自治会为中心联结的学生群体十分热心，入学初便持续担任自治会工作，「每学期评议、纠察、干事，轮流更替」。¹⁹但现实很快打破其「理想」——学生自治会散漫无序使其疲倦至「纠缠永无休止，自觉无所建树」，²⁰相应亦对周遭同学颇感失望，慨叹「头脑清醒者有几？明白大势者有几？数人聚首，不是谈衣饰，便谈宴会，谈出入剧场，热心做事的人多半学力差，学粹功深的人，就形如槁木，心似死灰，踢也踢不动」，「同志同志天壤何处寻」。²¹

但是，风潮中学生团体数次分化，许广平个体与群体的分歧加剧「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和矛盾。风潮初期「自治会」便有职员退却，这种对「全体学生内心牺牲精神和斗争勇气的侮辱」²²促使许广平参选并成为新一届自治会总干事，开始领导学潮。此后杨荫榆以介绍「北京某大学高薪工作」「收买」部分学生，反对校长者开始怀疑中立派学生未明确「反杨」是受杨威逼利诱，视之为敌人并保持距离，许广平更因多年好友吕云章不积极于学潮与之决裂。至此先前选择「随多数」的中立派不再属于运动群体，统一阵营几乎瓦解一半。²³

随着时日推移，反对者内部亦出现裂痕。诸多同学开展为开除的自治会学生恢复学籍之举无果，风潮渐渐熄火，被开除学生愈感众人「背叛」。许广平在发表篇名为〈怀疑〉的文章中充满对学生团体的怀疑，影射学生运动：真正的运动只能靠「傻子」，「监狱是傻子才去坐的，开除是傻子才肯受的」。与之相反，事情弄糟后「聪明人」「躲起来」，「赶快洗脱」，「置身事外，一切与我无关」。²⁴

若此直接指责仅针对特定学生，许广平在另一书信中不自觉使用的称谓则含更深意义：她将参与学潮的同学统称为「群众」，并将此事原因归咎为「群众之不足恃，聪明人之太多」。²⁵此时使用「群众」一词之心态值得推敲——历来民国知识分子眼中，「群众」往往是落后、愚昧且难以改变的群体，鲁迅所言为「有劣根性的国民杂乱集合」。故当她发现此群体无能担负学潮重任时，在她眼里她们不仅已不属觉醒的新女性与学潮群体，更沦落到与一般群众无异。此意义上，许广平以「群众」指称同学，既表达对学生新式群体社会改造能力的怀疑，亦暗含对「群」本身的怀疑。²⁶

至此许广平已对整个群体丧失信心，现实群体离散使其陷入个体孤独，她开始试图以另外一种个人化方式保全自己对群的理想和自我本真性，具体表现为对「血性」之坚守。许广平在风潮结束后的一篇文章中透过「血」勾勒出个体生命本质图景：「血，我知道它热烘烘的，含有铁之成分于血色素，而取消了铁，则不成其为血色素，红血轮于是死亡，人亦可以算作终结。血是应当蕴藏体内而始显其宝贵的，流出来者便以牺牲为宜。」²⁷赋予「血性」牺牲意义与牺牲必然性——唯有通过牺牲才能将自己与更大群体相关联，实现自我对于群体的终极价值。这既是个人血性使然，更是为更大群体所做的必然付出，如女师大发展、民族国家命运或女界前途等。同时这种个体牺牲又彰显女性力量，这一身份认同与爱国主义交织在一起，是新女性以血性尝试推动社会变革。²⁸但许广平这类新女性清楚认识社会现实变革往往依靠群体运动推进，无法仅靠某一单独个体完成，可以说她仍因找不到切实推动社会革新之道路而苦闷。²⁹

许广平透过参与「学生运动」这一途径构建新女性身份认同，但由于种种原因，过程必然掺杂矛盾与落差，一方面积极加入学生自治会这一新式团体践行改造国家和社会的理念；另一方面却逐渐对该群体产生强烈失望与不满，难以找到真正的归属感。可谓新女性群体普遍面临的「群体-个体」困境在她身上展露无遗。³⁰可贵的是，这种身份确认与建构的努力并非一成不变。随着风潮落幕，许广平毕业自北平返回广州任教后，开始反观自身，关注女性的生存困境及精神文化处境，反思自己「太任性」：「从前是气冲斗牛的害马，现今却变成童养媳一般，逢学生都似婆婆小姑，要看她们脸色做事，如此哪有自我的个性本来面目？然而回心一想，社会就是这样，我从前太任性了。」³¹关于「社会就是这样」的论述，表明她已开始认识到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在关注到女性自身弱点的同时，也开始积极探寻女性主体存在的可能性。

「五四」新女性集体离家出走只是第一步，对女性之角色规划与定位，社会与女性自己都没有明确方向。除极少数抱定独身主义女性，大部分女学生的出路，仍是重返家庭，把结婚作为自我确认和挣脱的途径。许广平描述其同学「毕了业的，倘不出嫁，也多关在家里」。³²她不甘自己所学竟不过是「新娘修行」之一部分，追求与现实社会相结合之知识，怀着深入社会为之贡献的愿景——学校非仅为「仕」或「吟笺弄墨」，而是将使之「改良社会焉，改良国家焉」。³³然而如此坚定「到社会中去」的许广平，在与鲁迅结合后竟选择隐退变为家庭妇女，成为鲁迅的工作和生活助手。许广平回归家庭是无奈的，与所谓新女性理想「从家内到家外」的路径相反，但她在家内的角色是多元化的。

从「女学生」到「女太太」之身份转变，可见其时社会背景：新女性有追求经济独立的理想，但当时的社会结构并未真正解决女性的角色定位问题。社会能为女性提供的职业太少，知识女性除了教师、医生、护士、报人等之外，再无别的选择。³⁴已有女性敏锐发现职业与女性独立之关联：「妇女之所以隶属于男人，即因经济不独立；经济之所以不独立，即妇女不能自谋生活；妇女之所以不能自谋生活，即因为职业权被剥夺。故欲求妇女解放，则必须先谋经济独立；欲经济独立，也只有从事家庭以外的职业。」³⁵女性只有在经济上取得独立，才能真正树立起自我身份认同。鲁迅自己也在女师大演讲中鼓励女学生们在经济上获得独立：「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³⁶

对许广平而言，与鲁迅组建家庭后面临协调家庭生活与社会贡献这一目标间的关系。她敏锐认识到经济问题是保持自身独立性的首要问题，成为「太太」初期仍想找份工作处身社会：「我私意除了帮助他些琐务之外，自己应当有正当职业。」³⁷在许广平给鲁迅的信中常见「我想找工作，我在试着找工作」³⁸等话语。对此，鲁迅多以「不必多」「也算自己玩玩」「暂时也算是一种职业」³⁹等说法回应，认为其留在身边帮手更为重要。因此成为中山大学助理的许广平最终离开教师岗位。⁴⁰二人搬到上海同住的一年间，许广平继续努力试图获得一份教职，但由于鲁迅反对未能实现。⁴¹此时她仍在思考社会参与，希望在做助手的同时以自己名义进行表现活动，感到迫切需要来自社会的回应：「我有感想，我有意思，我愿写了出来，给喜欢与不喜欢看的人得一点好感与反感，给这个如海的社会投一粒小砂石，这个砂石投进去会起小小的一点水波展成圆圆的波纹、无论这粒砂石会引起水波的混浊与否，总是在那里动，这就是动的社会中的动物的表现——自然另外也还有别的表现法。」⁴²许广平对自我的认知，即使在家庭中也希望得到社会水波纹般的回应，仍希望能建立家庭与社会之间的联络与互动。

虽然许广平最后成了一个「无名之辈」和「贤妻」，但她通过协助鲁迅工作来履行她对社会之责任。翻译《两地书》的中岛长文形容许广平此时写的信体现她「发生鲜明转变」，完全成为「家庭式人物」，令人觉得之前她对社会的关心已抛到九霄云外」。⁴³这一时期许广平对社会之极深认识都被掩藏于鲁迅的光芒和助手身份之下，英国一关于《两地书》的研究书籍对比了原信和鲁迅编辑出版版本，证实许广平诸多政治意见被删除，而鲁迅之观点则被增加，得出「在当初通信时许广平对政党及政治的认识和理解在很多方面超过了鲁迅，她一直以来都不仅仅是一个活动家」结论。⁴⁴许广平依旧关心社会动向，社会传递信息予她，而她通过在家内写作、发表政治意见之方式建立与社会的联系，正如Joan Kelly所认为，女性角色具备「家庭」与「社会」的「双重属性」，二者并非分离的领域，存在结构性交织的相互构建。⁴⁵

对于「贤妻」定位，许广平自己自嘲、挣扎，又悲切于「读了书不给社会服务」：「迫得我好似一个希特拉的「贤妻」，回到家庭，管理厨房和接待客人，以及做他的义务副手。…他的工作是伟大的，然而我不过做了个家庭主妇，有时因此悲不自胜，责问自己读了书不给社会服务。但是，我又不能更不忍离开家庭，丢下他独自个儿走到外面做事。」而后感叹「像我一样这样生活的人一定不少」。⁴⁶以上表述和选择折射出第一代新女性面临身份转换时的无奈和无力。「贤妻」话语背后其实暗含社会对女性要求的两个极端。在需要成为现代国家想像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时，女性是知识和智慧的化身；在民族危机没有那么紧迫时，女性则需要变为传统文化中的贤内助。

讨论到女性没有走出家庭出来工作的原因时，许广平说：「这个责任似乎不能专责备女性，这是社会构成的病态现象，是社会组织落后的国家必然的现象，解决它，不全是女性本身，在男性，在社会问题上，我以为都有关系。」⁴⁷可见她已认识到新女性的出路问题实际上涉及社会制度的转型层面，彼时的社会尚不能给女性提供追求独立自由的空间，这就是新女性面对的现实困境。

五四时期的新女性在解放运动中虽实现自我意识觉醒，却因现代性话语的外在建构而陷入主体性确认的精神困境。近代知识份子意图塑造符合当时现代国家标准的女性形象以对抗封建秩序与传统意识，女性「个体发现」缺乏性别本体视角塑造，因此以许广平为代表的新女性，不管如何选择人生都普遍面临精神困境。她们兼具知识份子与女性的多重身份，在挣脱传统家庭伦理的束缚走向社会后，仍面临无处立足的困境：既要在未有先例的社会结构中寻找自我定位，又必须面对觉醒女性意识与滞后社会结构之间的冲突。鲁迅指出「娜拉式的出走」只有堕落或回来两条路，⁴⁸「回来」多是「重返家庭」成为理想妻子，使女性从「父权」家庭逃离后又陷入「夫权」婚姻，这一冲突本质是二十世纪初之文化中国无法为女性独立提供足够土壤，西方启蒙现代性话语强调「社会个体化」是现代主义认同之必要条件：「现代主义认同的建立存在着特定的必不可少的前提，社会必须被个体化，以这种方式，主体才能以发展性的规划想像他们的生活。」⁴⁹

回归许广平之人生选择，无论是早年坚定抗婚和「倔强」下种种具备叛逆精神之行为，还是于女师大学潮中积极冲在最前线与腐败的段祺瑞政府斗争，或者是毅然决定与鲁迅奔赴上海结合，都体现现代女性在转型时期追求自我意识觉醒、确认自我身份与自我价值之「理想」历程，其「理想」始终贯穿参与社会、贡献社会，「到社会中去」，但滞后社会结构注定这种「理想」同现实之间必有巨大落差，先后经历对群体幻想之破灭、婚姻期许之妥协，最终以在家内的多重角色完成了家庭生活和社会参与之平衡。考察「五四」时期新女性身份认同困境，亦可从一侧面窥见近代中国思想与制度转型之艰难。

一、报刊

沈雁冰：〈解放与恋爱〉，《民国日报·妇女评论》，1922年，期34。

高素素：〈女子问题之大解决庄〉，《新青年》，1917年3卷3号。

景宋（许广平）：〈怀疑〉，《莽原》，1925年，期5，1925a。

景宋（许广平）：〈力的缺乏〉，《莽原》，1925年，期29，1925b。

景宋（许广平）：〈送学昭再赴法国〉，《语丝》，1929年1月，4卷，52期，页31-35。

景宋（许广平）：〈记五四时代天津之几个女性〉，《人世间》复刊，1947年5月，期3。

赵清阁：〈现代妇女对于职业生活的应有认识〉，《女子月刊》，1935年，卷4，期3。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芸会刊》，1924年，期6。修正版于1924年8月1日刊载《妇女杂志》10卷8号。

《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1917年12月，期4。

二、书籍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45。

吕碧城：〈女界近况杂谈〉，收于吕碧城着、李保民笺注：《吕碧城诗文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页474。

许广平：《许广平文集（第一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页16、94、94、111。

许广平：《许广平文集（第二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页270-275。

许广平着、周海婴主编：《鲁迅回忆录》（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

陈独秀：〈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在广东女界联合会演说）〉，见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1年），页82。

鲁迅：《鲁迅全集》（未名社，1927年），页165-173。

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三十年集·两地书》（北京：鲁迅全集出版社，1933年），页159。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页159。

鲁迅、景宋（许广平）：《两地书·原信》（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书信7、51、79、86、95、98、115。

郁达夫：〈导言〉，收入赵家璧、郁达夫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七集·散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页35。

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iedman）著、郭建如译：《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页322。

MeDougall, Bonnie. "Political Opinions, Observations, and Activities", Love-Letters and Privacy in Modern China: The Intimate Lives of Lu Xun and Xu Guangping, Oxford: Oxford Press, 2002.

中岛长文：〈『两地书』を訳して〉，收入氏译《鲁迅全集》（1985年），附录7号。

三、论文

周海婴、刘思源整理：〈有关许广平早年抗婚的一组材料〉，《鲁迅研究月刊》，11期（2003年11月），页55-58。

杭苏红：〈无根之「群」：民国新女性的精神困境——以许广平及其经历的女师大学潮分化为例〉，《社会学研究》30卷6期（2015年11月），页193-214。

高旭：〈「五四」新女性的自我抉择与身份认同——以许广平为中心的探讨〉，《广州大典研究》，2期（2022年6月），页129-141。

高旭：〈性别话语与启蒙话语的纠葛——许广平与新女性的身份认同〉，《中国现代文学论丛》，17卷4期（2022年12月），页53。

钱江涵：〈女学生如何讲述“女学生”：论女师大风潮论争中的性别话语——以许广平为中心〉，《鲁迅研究月刊》，5期（2018年5月），页82-90。

滨田麻矢着、高尚译：〈女孩有两条路：作为表现主体的许广平〉，《汉语言文学研究》，14卷4期（2023年12月），页114-120。

Joan Kelly. "The Doubled Vision of Feminist Theory: A Postscript to the 'Women and Power' Conference," Feminist Studies 5, no. 1 (Spring 1979): 216-227.

脚注 ：

1.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45。

2. 许广平：〈像捣蛋，不像学习〉，见其着：《许广平文集（第一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页16。

3. 同[2]，页15。

4. 同[2]，页13-15。

5. 许广平：〈我的斗争史〉，见其着：《许广平文集（第一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页94-95。

6. 沈雁冰：〈解放与恋爱〉，《民国日报·妇女评论》，1922年，期34。

7. 同[5]，页93。

8. 同[5]，页95-97。

9. 周海婴、刘思源整理：〈有关许广平早年抗婚的一组材料〉，《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11期（11月），页57。

10. 同[9]，页56。

11. 同[9]，页56。

12. 同[9]，页55。

13. 同[9]，页56。

14. 同[9]，页56。

15. 同[9]，页56。

16. 高旭：〈性别话语与启蒙话语的纠葛——许广平与新女性的身份认同〉，《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22年4期（12月），页53。

17. 许广平：〈校潮参与中我的经历〉，见其着：《许广平文集（第一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页100。

18. 鲁迅、景宋（许广平）：《两地书·原信》（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书信七〉。

19. 同[18]，〈书信三〉。

20. 同[18]，〈书信三〉。

21. 同[18]，〈书信九〉。

22. 杭苏红：〈无根之「群」：民国新女性的精神困境——以许广平及其经历的女师大学潮分化为例〉，《社会学研究》，2015年6期（11月），页202。

23. 同[22]，页202-205。

24. 景宋（许广平）：〈怀疑〉，《莽原》，1925年，期5，1925a。

25. 同[18]，〈书信二十一〉。

26. 同[22]，页208-209。

27. 景宋（许广平）：〈力的缺乏〉，《莽原》，1925年，期29，1925b。

28. 同[16]，页57-58。

29. 同[22]，页210。

30. 同[22]，页199。

31. 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三十年集·两地书》（北京：鲁迅全集出版社，1933年），〈原信五十一〉，页159。

32. 景宋（许广平）：〈记五四时代天津之几个女性〉，《人世间》复刊，1947年5月，期3。

33. 《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1917年12月，期4。参照文本引自《许广平文集》，卷1。

34. 高旭：〈「五四」新女性的自我抉择与身份认同——以许广平为中心的探讨〉，《广州大典研究》，2022年2期（6月），页136。

35. 赵清阁：〈现代妇女对于职业生活的应有认识〉，《女子月刊》，1935年，卷4，期3。

36.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芸会刊》，1924年，期6。修正版于1924年8月1日刊载《妇女杂志》10卷8号，后收录于《鲁迅全集》（未名社，1927年），1卷，页165-173。转引自滨田麻矢着、高尚译：〈女孩有两条路：作为表现主体的许广平〉，《汉语言文学研究》，2023年期4（12月），页120。

37. 许广平：〈从女性的立场说「新女性」〉，见其着：《许广平文集（第一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页111。

38. 如《两地书》中「此学潮一日不完，我自然硬干不去，但一完了，我立即走，此时如汕头还请我去，即往汕。否则另觅事做」（书信79号，1926年11月7日）；「你如定在广州，我也愿在广州觅事，如在厦，我则愿到汕，最好你有定规，我也着手进行」（书信86号，1926年11月15日）；「我是深深的希望只教几点钟书，每月得几十元代价，再自己有几小时做愿意做的事，就算幸福了」（书信115号，1926年12月27日）。

39. 如《两地书》中「第一步我一定于年底离开此地，就中大教授职。但我极希望那一个人（据《两地书》此处指 H．M）也在同地，至少也可以时常谈谈，鼓励我再做有益于人的工作」（书信95号，1926年11月28日）；「你既然不宜于『五光十色』之事，教几点钟书如何呢？……你不如此后可别有教书之处（国文之类），有则可以教几点钟，不必多，每日匀出三四点钟来看书，也算预备，也算自己玩玩，就好了；暂时也算是一种职业」（书信98号，1926年12月2日）。

40. 滨田麻矢着、高尚译：〈女孩有两条路：作为表现主体的许广平〉，《汉语言文学研究》，2023年期4（12月），页117。

41. 许广平：〈我又一次当学生〉，见其着《许广平文集（第二卷）》，页270-275。

42. 景宋（许广平）：〈送学昭再赴法国〉，《语丝》，1929年1月，4卷，52期，页31-35。

43. 中岛长文：〈『两地书』を訳して〉，《鲁迅全集》（1985年），卷13，附录7号。

44. MeDougall, Bonnie. "Political Opinions, Observations, and Activities", Love-Letters and Privacy in Modern China: The Intimate Lives of Lu Xun and Xu Guangping, Oxford: Oxford Press, 2002, pp.207.

45. Joan Kelly. "The Doubled Vision of Feminist Theory: A Postscript to the 'Women and Power' Conference," Feminist Studies 5, no. 1 (Spring 1979): 216–227. Special issue, "Women and Power: Dimensions of Women's Historical Experience."

46. 同[37] ，页111。

47. 同[37] ，页112。

48.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见其着：《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页159。

49. 乔纳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iedman）著、郭建如译：《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页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