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清季轉型以來，女性成為寄託民族國家理想的對象。梁啟超等人提出「國民之母」，強調女性健康對現代國家的生育意義。辛亥革命的「女國民」強調女性作為「國民」的參政身份。這些思想資源都成為後來「五四」時期「新女性」的理想來源。在「五四」時期，新女性的出現不同以往，而與「人」的發現與解放聯繫在一起，「女人」作為「人」的一部分被重新發現，女性的覺醒也因此發生。

「五四」一代新女性想像是從「女學生」開始的，「女學生」開始積極走出家庭進入公共領域，在社會中尋求自身的身份認同與個體價值。呂芳上《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一書描繪了學生運動中女學生群像之況，及學校與學生之互動，本文以「五四」新女性典型人物許廣平之個體經驗為樣本，從女學生的生命史出發，通過分析其於學校、家庭等多個領域的人生道路選擇和知識女性性別立場體現出新女性建構自身主體性的努力，並進一步揭示在轉型時期女性構建身份認同之矛盾與困境。許廣平在浪潮中掙脫封建大家庭束縛，走入學校和社會，1917年赴天津就讀直隸北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預科，1922年考入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女學生」許廣平不僅學習新知識，還積極參與社會運動。「『五四』新女性是從神話中產生出來的一代，也是沒有神話庇護的一代。」¹女學生們走入學校、進入社會只是開始，如何對待個體與群的分歧？如何處理自我與家庭的關係？如何實現自我確認？這都是新女性尤其以許廣平為代表面臨的現實問題。

1898年許廣平出生於廣州一個仕宦大族，祖父曾為二品封疆大吏浙江巡撫，父親無功名在身，是半開化的紳士，因此自幼許廣平的「叛逆之舉」可以獲得默許。許父以字輩為許廣平取名「壽媊」，又應軍閥變亂望廣東太平為之起「廣平」名。²對於二名許廣平都不喜，在她看來，前者雖然和家中的男孩一樣有了壽字輩，但是「媊」為星名，指太白上公之妻，體現女性特徵；後者則是強加父親祈求太平的願景。這些名字都不是為身為女性的許廣平祝願她有所發展的。在當地，許廣平被其父允許如男孩般入私塾讀書已屬於見，「凡是不給女子學的，我都要學」，³許廣平「倔強」的性格，使她要求自己不僅初入學便熟「吞」史地典籍，連不讓學習的官話、兄長私藏好書都一一精益。⁴ 除智識之外，對於母親給她「纏足」，許廣平更是奮起反抗，「放聲大哭」「多哭幾聲」，見者說「恭喜纏足」她「立刻瞪眼」，⁵在強烈自我意識抗爭下終被其父免除。

「抗婚」是許廣平早期自我意識覺醒後最激烈的反抗事件。婚戀關係是新女性思考起點，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追求愛情自主，是女性獲得自我價值的首要途徑。「女子解放的意義，在中國，就是發現戀愛。」⁶許廣平出生僅三天，其父醉酒中將她許給香港劣紳「鄉下人」馬姓人家。許廣平識事始便堅決反對親事，在其回憶中，她以電網比喻這樁親事，「電網是從我生下來就早已安設好，因此我能夠呱呱地叫喊出來，已經給電網重重圍住了」，⁷許廣平不僅要觸碰，而且要衝破這張本不應該觸碰的電網，沖決網羅。這門親事限制了她生活的方方面面，父親認為她要嫁給「鄉下人」便也會從城裡家庭的女兒成為「鄉下人」，因此認為許廣平不用學官話學土音即可，亦不能「纏足」，因「鄉下人」無人伺候需自己幹活，而「纏足」難以幹活。有人以「鄉下人」與之玩笑，她覺「深仇怒恨」。⁸

許廣平15歲時誤將登門的馬家來客認作馬父，推開門鞠躬後即說：「我父親同你碰杯訂親，但我自己不同意。」在父親大怒中又行禮出來。⁹後經其兄長出面周折，終於退親。在〈致廿三兄、嫂〉一信中，許廣平對馬氏父子加諸她身上的種種猜測、誣衊之詞一一予以澄清，認為自己退婚天經地義、光明磊落，對馬氏父子無理無恥糾纏表示極大憤怒和蔑視。首先言明無法忍受對馬家「低首下心，赧顏常人」，¹⁰早有登報退婚之意：「曾欲宣之報端……所以有廢婚約之意，但亦未將真意宣之於外。」¹¹她以「婚姻自願」一說痛砭此前馬父信中「許氏悔婚辱沒『禮義之家』門風，越出『周孔範圍』，沒準受女權、自由之染而發生『種種羞辱、曖昧之事』」¹²的指責，認為「夫婚姻原屬雙方同意，假有一方不允即可解除，揆之情理，兩不相礙，原無強問理由之必要。」¹³更從反抗「專制父權社會」角度怒斥馬父「迂腐不通之語」「含血噴人」：「所謂『家庭專制一潰其閒』，不知所『閒』者是否合於道義，果合於道又，父教於受，固何須『閒』？既雲『專制』，即屬強迫而非教導。」¹⁴

在許廣平的理想中，不僅戀愛和婚姻是基於自願結合，而且女性也不應束縛於專制家庭中，她與此信中已展露出女性應投身社會，教育後輩、為國為民服務之覺悟：「惟知黽勉所業，冀勿忝所生，為國服務，為社會服務，以至於提攜訓育倩妹，在在皆足為責，固不必以家庭一隅範圍妹也。」¹⁵ 

許廣平1923年入讀「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國文系，彼時北平正處女性解放思潮中心。早在直隸北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讀書時，其已積極投身「五四」運動，接受新思想洗禮，在任《醒世週刊》編輯時，發表諸多女性問題見解，亦有與舊道德舊制度對抗經驗。¹⁶

1925年女師大風潮出現以「學生自治會」為領導的學生群體與校長楊蔭榆集團兩個權利中心之對抗，作為自治會學生「骨幹」的許廣平在風潮全期堅定與楊蔭榆和北洋當局抗爭，無論是隨自治會發表宣言拒絕承認楊蔭榆校長身份，抑或是於「國恥紀念日」轟走校長被開除學籍，都展現出新女性之膽識與力量。面對「以教書為兼差的政客」、「不前進的同學」，許廣平以剛毅決心鬥爭到底：「環繞我周圍的戰線是多麼寬泛，仇視我的敵人是多麼擁擠，然而因為戰線之廣，敵人之多就冷縮一團麼？不！不！這是我個人的態度。」¹⁷

女學生趨同政治運動是此時潮流，青年女性脫離封建家庭桎梏獲得自主權後，迫切需要通過政治活動來確立自身角色定位。對許廣平而言，參與學生運動反對北洋政府等行為是她實現新女性自我身份建構的路徑，以此方式從家庭出走的知識女性深入社會，走向公共話語領域。若說早年北上求學、接受新思潮是許廣平作為「個體」青年覺醒的重要部分，女師大風潮則是其從性別角度反思自身、尋找自身的重要契機，從女性個體角度出發微妙感受性別身份帶來的差異。

在個體命運與國家密切相連之時代，新女性面臨的不僅是如何確立自身主體性之問題，還有如何在群體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在時代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啟蒙使許廣平懷揣激進革新願望，並「理想」真正找到實現這種願望的同志群體，成為「打破」北洋政府眾多「磚頭和鋼片鐵釘」中的一員。¹⁸故剛進女師大時，她對以自治會為中心聯結的學生群體十分熱心，入學初便持續擔任自治會工作，「每學期評議、糾察、幹事，輪流更替」。¹⁹但現實很快打破其「理想」——學生自治會散漫無序使其疲倦至「糾纏永無休止，自覺無所建樹」，²⁰相應亦對周遭同學頗感失望，慨嘆「頭腦清醒者有幾？明白大勢者有幾？數人聚首，不是談衣飾，便談宴會，談出入劇場，熱心做事的人多半學力差，學粹功深的人，就形如槁木，心似死灰，踢也踢不動」，「同志同志天壤何處尋」。²¹

但是，風潮中學生團體數次分化，許廣平個體與群體的分歧加劇「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和矛盾。風潮初期「自治會」便有職員退卻，這種對「全體學生內心犧牲精神和鬥爭勇氣的侮辱」²²促使許廣平參選並成為新一屆自治會總幹事，開始領導學潮。此後楊蔭榆以介紹「北京某大學高薪工作」「收買」部分學生，反對校長者開始懷疑中立派學生未明確「反楊」是受楊威逼利誘，視之為敵人並保持距離，許廣平更因多年好友呂雲章不積極於學潮與之決裂。至此先前選擇「隨多數」的中立派不再屬於運動群體，統一陣營幾乎瓦解一半。²³

隨著時日推移，反對者內部亦出現裂痕。諸多同學開展為開除的自治會學生恢復學籍之舉無果，風潮漸漸熄火，被開除學生愈感眾人「背叛」。許廣平在發表篇名為〈懷疑〉的文章中充滿對學生團體的懷疑，影射學生運動：真正的運動只能靠「傻子」，「監獄是傻子才去坐的，開除是傻子才肯受的」。與之相反，事情弄糟後「聰明人」「躲起來」，「趕快洗脫」，「置身事外，一切與我無關」。²⁴

若此直接指責僅針對特定學生，許廣平在另一書信中不自覺使用的稱謂則含更深意義：她將參與學潮的同學統稱為「群眾」，並將此事原因歸咎為「群眾之不足恃，聰明人之太多」。²⁵此時使用「群眾」一詞之心態值得推敲——歷來民國知識分子眼中，「群眾」往往是落後、愚昧且難以改變的群體，魯迅所言為「有劣根性的國民雜亂集合」。故當她發現此群體無能擔負學潮重任時，在她眼裡她們不僅已不屬覺醒的新女性與學潮群體，更淪落到與一般群眾無異。此意義上，許廣平以「群眾」指稱同學，既表達對學生新式群體社會改造能力的懷疑，亦暗含對「群」本身的懷疑。²⁶

至此許廣平已對整個群體喪失信心，現實群體離散使其陷入個體孤獨，她開始試圖以另外一種個人化方式保全自己對群的理想和自我本真性，具體表現為對「血性」之堅守。許廣平在風潮結束後的一篇文章中透過「血」勾勒出個體生命本質圖景：「血，我知道它熱烘烘的，含有鐵之成分於血色素，而取消了鐵，則不成其為血色素，紅血輪於是死亡，人亦可以算作終結。血是應當蘊藏體內而始顯其寶貴的，流出來者便以犧牲為宜。」²⁷賦予「血性」犧牲意義與犧牲必然性——唯有通過犧牲才能將自己與更大群體相關聯，實現自我對於群體的終極價值。這既是個人血性使然，更是為更大群體所做的必然付出，如女師大發展、民族國家命運或女界前途等。同時這種個體犧牲又彰顯女性力量，這一身份認同與愛國主義交織在一起，是新女性以血性嘗試推動社會變革。²⁸但許廣平這類新女性清楚認識社會現實變革往往依靠群體運動推進，無法僅靠某一單獨個體完成，可以說她仍因找不到切實推動社會革新之道路而苦悶。²⁹

許廣平透過參與「學生運動」這一途徑構建新女性身份認同，但由於種種原因，過程必然摻雜矛盾與落差，一方面積極加入學生自治會這一新式團體踐行改造國家和社會的理念；另一方面卻逐漸對該群體產生強烈失望與不滿，難以找到真正的歸屬感。可謂新女性群體普遍面臨的「群體-個體」困境在她身上展露無遺。³⁰可貴的是，這種身份確認與建構的努力並非一成不變。隨著風潮落幕，許廣平畢業自北平返回廣州任教後，開始反觀自身，關注女性的生存困境及精神文化處境，反思自己「太任性」：「從前是氣沖鬥牛的害馬，現今卻變成童養媳一般，逢學生都似婆婆小姑，要看她們臉色做事，如此哪有自我的個性本來面目？然而回心一想，社會就是這樣，我從前太任性了。」³¹關於「社會就是這樣」的論述，表明她已開始認識到自身所處的社會環境，在關注到女性自身弱點的同時，也開始積極探尋女性主體存在的可能性。

「五四」新女性集體離家出走只是第一步，對女性之角色規劃與定位，社會與女性自己都沒有明確方向。除極少數抱定獨身主義女性，大部分女學生的出路，仍是重返家庭，把結婚作為自我確認和掙脫的途徑。許廣平描述其同學「畢了業的，倘不出嫁，也多關在家裡」。³²她不甘自己所學竟不過是「新娘修行」之一部分，追求與現實社會相結合之知識，懷著深入社會為之貢獻的願景——學校非僅為「仕」或「吟箋弄墨」，而是將使之「改良社會焉，改良國家焉」。³³然而如此堅定「到社會中去」的許廣平，在與魯迅結合後竟選擇隱退變為家庭婦女，成為魯迅的工作和生活助手。許廣平回歸家庭是無奈的，與所謂新女性理想「從家內到家外」的路徑相反，但她在家內的角色是多元化的。

從「女學生」到「女太太」之身份轉變，可見其時社會背景：新女性有追求經濟獨立的理想，但當時的社會結構並未真正解決女性的角色定位問題。社會能為女性提供的職業太少，知識女性除了教師、醫生、護士、報人等之外，再無別的選擇。³⁴已有女性敏銳發現職業與女性獨立之關聯：「婦女之所以隸屬於男人，即因經濟不獨立；經濟之所以不獨立，即婦女不能自謀生活；婦女之所以不能自謀生活，即因為職業權被剝奪。故欲求婦女解放，則必須先謀經濟獨立；欲經濟獨立，也只有從事家庭以外的職業。」³⁵女性只有在經濟上取得獨立，才能真正樹立起自我身份認同。魯迅自己也在女師大演講中鼓勵女學生們在經濟上獲得獨立：「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第一，在家應該先獲得男女平均的分配。」³⁶

對許廣平而言，與魯迅組建家庭後面臨協調家庭生活與社會貢獻這一目標間的關係。她敏銳認識到經濟問題是保持自身獨立性的首要問題，成為「太太」初期仍想找份工作處身社會：「我私意除了幫助他些瑣務之外，自己應當有正當職業。」³⁷在許廣平給魯迅的信中常見「我想找工作，我在試著找工作」³⁸等話語。對此，魯迅多以「不必多」「也算自己玩玩」「暫時也算是一種職業」³⁹等說法回應，認為其留在身邊幫手更為重要。因此成為中山大學助理的許廣平最終離開教師崗位。⁴⁰二人搬到上海同住的一年間，許廣平繼續努力試圖獲得一份教職，但由於魯迅反對未能實現。⁴¹此時她仍在思考社會參與，希望在做助手的同時以自己名義進行表現活動，感到迫切需要來自社會的回應：「我有感想，我有意思，我願寫了出來，給喜歡與不喜歡看的人得一點好感與反感，給這個如海的社會投一粒小砂石，這個砂石投進去會起小小的一點水波展成圓圓的波紋、無論這粒砂石會引起水波的混濁與否，總是在那裡動，這就是動的社會中的動物的表現——自然另外也還有別的表現法。」⁴²許廣平對自我的認知，即使在家庭中也希望得到社會水波紋般的回應，仍希望能建立家庭與社會之間的聯絡與互動。

雖然許廣平最後成了一個「無名之輩」和「賢妻」，但她通過協助魯迅工作來履行她對社會之責任。翻譯《兩地書》的中島長文形容許廣平此時寫的信體現她「發生鮮明轉變」，完全成為「家庭式人物」，令人覺得之前她對社會的關心已拋到九霄雲外」。⁴³這一時期許廣平對社會之極深認識都被掩藏於魯迅的光芒和助手身份之下，英國一關於《兩地書》的研究書籍對比了原信和魯迅編輯出版版本，證實許廣平諸多政治意見被刪除，而魯迅之觀點則被增加，得出「在當初通信時許廣平對政黨及政治的認識和理解在很多方面超過了魯迅，她一直以來都不僅僅是一個活動家」結論。⁴⁴許廣平依舊關心社會動向，社會傳遞信息予她，而她通過在家內寫作、發表政治意見之方式建立與社會的聯繫，正如Joan Kelly所認為，女性角色具備「家庭」與「社會」的「雙重屬性」，二者並非分離的領域，存在結構性交織的相互構建。⁴⁵

對於「賢妻」定位，許廣平自己自嘲、掙紮，又悲切於「讀了書不給社會服務」：「迫得我好似一個希特拉的「賢妻」，回到家庭，管理廚房和接待客人，以及做他的義務副手。…他的工作是偉大的，然而我不過做了個家庭主婦，有時因此悲不自勝，責問自己讀了書不給社會服務。但是，我又不能更不忍離開家庭，丟下他獨自個兒走到外面做事。」而後感歎「像我一樣這樣生活的人一定不少」。⁴⁶以上表述和選擇折射出第一代新女性面臨身份轉換時的無奈和無力。「賢妻」話語背後其實暗含社會對女性要求的兩個極端。在需要成為現代國家想像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時，女性是知識和智慧的化身；在民族危機沒有那麼緊迫時，女性則需要變為傳統文化中的賢內助。

討論到女性沒有走出家庭出來工作的原因時，許廣平說：「這個責任似乎不能專責備女性，這是社會構成的病態現象，是社會組織落後的國家必然的現象，解決它，不全是女性本身，在男性，在社會問題上，我以為都有關係。」⁴⁷可見她已認識到新女性的出路問題實際上涉及社會制度的轉型層面，彼時的社會尚不能給女性提供追求獨立自由的空間，這就是新女性面對的現實困境。

五四時期的新女性在解放運動中雖實現自我意識覺醒，卻因現代性話語的外在建構而陷入主體性確認的精神困境。近代知識份子意圖塑造符合當時現代國家標準的女性形象以對抗封建秩序與傳統意識，女性「個體發現」缺乏性別本體視角塑造，因此以許廣平為代表的新女性，不管如何選擇人生都普遍面臨精神困境。她們兼具知識份子與女性的多重身份，在掙脫傳統家庭倫理的束縛走向社會後，仍面臨無處立足的困境：既要在未有先例的社會結構中尋找自我定位，又必須面對覺醒女性意識與滯後社會結構之間的衝突。魯迅指出「娜拉式的出走」只有墮落或回來兩條路，⁴⁸「回來」多是「重返家庭」成為理想妻子，使女性從「父權」家庭逃離後又陷入「夫權」婚姻，這一衝突本質是二十世紀初之文化中國無法為女性獨立提供足夠土壤，西方啟蒙現代性話語強調「社會個體化」是現代主義認同之必要條件：「現代主義認同的建立存在著特定的必不可少的前提，社會必須被個體化，以這種方式，主體才能以發展性的規劃想像他們的生活。」⁴⁹

回歸許廣平之人生選擇，無論是早年堅定抗婚和「倔強」下種種具備叛逆精神之行為，還是於女師大學潮中積極沖在最前線與腐敗的段祺瑞政府鬥爭，或者是毅然決定與魯迅奔赴上海結合，都體現現代女性在轉型時期追求自我意識覺醒、確認自我身份與自我價值之「理想」歷程，其「理想」始終貫穿參與社會、貢獻社會，「到社會中去」，但滯後社會結構註定這種「理想」同現實之間必有巨大落差，先後經歷對群體幻想之破滅、婚姻期許之妥協，最終以在家內的多重角色完成了家庭生活和社會參與之平衡。考察「五四」時期新女性身份認同困境，亦可從一側面窺見近代中國思想與制度轉型之艱難。

一、報刊

沈雁冰：〈解放與戀愛〉，《民國日報·婦女評論》，1922年，期34。

高素素：〈女子問題之大解決莊〉，《新青年》，1917年3卷3號。

景宋（許廣平）：〈懷疑〉，《莽原》，1925年，期5，1925a。

景宋（許廣平）：〈力的缺乏〉，《莽原》，1925年，期29，1925b。

景宋（許廣平）：〈送學昭再赴法國〉，《語絲》，1929年1月，4卷，52期，頁31-35。

景宋（許廣平）：〈記五四時代天津之幾個女性〉，《人世間》復刊，1947年5月，期3。

趙清閣：〈現代婦女對於職業生活的應有認識〉，《女子月刊》，1935年，卷4，期3。

魯迅：〈娜拉走後怎樣——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文藝會講〉，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文芸會刊》，1924年，期6。修正版於1924年8月1日刊載《婦女雜誌》10卷8號。

《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校友會會報》，1917年12月，期4。

二、書籍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45。

呂碧城：〈女界近況雜談〉，收於呂碧城著、李保民箋註：《呂碧城詩文箋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474。

許廣平：《許廣平文集（第一卷）》（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頁16、94、94、111。

許廣平：《許廣平文集（第二卷）》（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頁270-275。

許廣平著、周海嬰主編：《魯迅回憶錄》（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

陳獨秀：〈女子問題與社會主義（在廣東女界聯合會演說）〉，見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81年），頁82。

魯迅：《魯迅全集》（未名社，1927年），頁165-173。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三十年集·兩地書》（北京：魯迅全集出版社，1933年），頁159。

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159。

魯迅、景宋（許廣平）：《兩地書·原信》（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5年），書信7、51、79、86、95、98、115。

鬱達夫：〈導言〉，收入趙家璧、鬱達夫編：《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七集·散文二集》（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年），頁35。

喬納森·弗裡德曼（Jonathan Friedman）著、郭建如譯：《文化認同與全球性過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322。

MeDougall, Bonnie. "Political Opinions, Observations, and Activities", Love-Letters and Privacy in Modern China: The Intimate Lives of Lu Xun and Xu Guangping, Oxford: Oxford Press, 2002.

中島長文：〈『兩地書』を訳して〉，收入氏譯《魯迅全集》（1985年），附錄7號。

三、論文

周海嬰、劉思源整理：〈有關許廣平早年抗婚的一組材料〉，《魯迅研究月刊》，11期（2003年11月），頁55-58。

杭蘇紅：〈無根之「群」：民國新女性的精神困境——以許廣平及其經歷的女師大學潮分化為例〉，《社會學研究》30卷6期（2015年11月），頁193-214。

高旭：〈「五四」新女性的自我抉擇與身份認同——以許廣平為中心的探討〉，《廣州大典研究》，2期（2022年6月），頁129-141。

高旭：〈性別話語與啟蒙話語的糾葛——許廣平與新女性的身份認同〉，《中國現代文學論叢》，17卷4期（2022年12月），頁53。

錢江涵：〈女學生如何講述“女學生”：論女師大風潮論爭中的性別話語——以許廣平為中心〉，《魯迅研究月刊》，5期（2018年5月），頁82-90。

濱田麻矢著、高尚譯：〈女孩有兩條路：作為表現主體的許廣平〉，《漢語言文學研究》，14卷4期（2023年12月），頁114-120。

Joan Kelly. "The Doubled Vision of Feminist Theory: A Postscript to the 'Women and Power' Conference," Feminist Studies 5, no. 1 (Spring 1979): 216-227.

腳註 ：

1.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45。

2. 許廣平：〈像搗蛋，不像學習〉，見其著：《許廣平文集（第一卷）》（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頁16。

3. 同[2]，頁15。

4. 同[2]，頁13-15。

5. 許廣平：〈我的鬥爭史〉，見其著：《許廣平文集（第一卷）》（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頁94-95。

6. 沈雁冰：〈解放與戀愛〉，《民國日報·婦女評論》，1922年，期34。

7. 同[5]，頁93。

8. 同[5]，頁95-97。

9. 周海嬰、劉思源整理：〈有關許廣平早年抗婚的一組材料〉，《魯迅研究月刊》，2003年11期（11月），頁57。

10. 同[9]，頁56。

11. 同[9]，頁56。

12. 同[9]，頁55。

13. 同[9]，頁56。

14. 同[9]，頁56。

15. 同[9]，頁56。

16. 高旭：〈性別話語與啟蒙話語的糾葛——許廣平與新女性的身份認同〉，《中國現代文學論叢》，2022年4期（12月），頁53。

17. 許廣平：〈校潮參與中我的經歷〉，見其著：《許廣平文集（第一卷）》（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頁100。

18. 魯迅、景宋（許廣平）：《兩地書·原信》（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5年），〈書信七〉。

19. 同[18]，〈書信三〉。

20. 同[18]，〈書信三〉。

21. 同[18]，〈書信九〉。

22. 杭蘇紅：〈無根之「群」：民國新女性的精神困境——以許廣平及其經歷的女師大學潮分化為例〉，《社會學研究》，2015年6期（11月），頁202。

23. 同[22]，頁202-205。

24. 景宋（許廣平）：〈懷疑〉，《莽原》，1925年，期5，1925a。

25. 同[18]，〈書信二十一〉。

26. 同[22]，頁208-209。

27. 景宋（許廣平）：〈力的缺乏〉，《莽原》，1925年，期29，1925b。

28. 同[16]，頁57-58。

29. 同[22]，頁210。

30. 同[22]，頁199。

31.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三十年集·兩地書》（北京：魯迅全集出版社，1933年），〈原信五十一〉，頁159。

32. 景宋（許廣平）：〈記五四時代天津之幾個女性〉，《人世間》復刊，1947年5月，期3。

33. 《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校友會會報》，1917年12月，期4。參照文本引自《許廣平文集》，卷1。

34. 高旭：〈「五四」新女性的自我抉擇與身份認同——以許廣平為中心的探討〉，《廣州大典研究》，2022年2期（6月），頁136。

35. 趙清閣：〈現代婦女對於職業生活的應有認識〉，《女子月刊》，1935年，卷4，期3。

36. 魯迅：〈娜拉走後怎樣——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文藝會講〉，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文芸會刊》，1924年，期6。修正版於1924年8月1日刊載《婦女雜誌》10卷8號，後收錄於《魯迅全集》（未名社，1927年），1卷，頁165-173。轉引自濱田麻矢著、高尚譯：〈女孩有兩條路：作為表現主體的許廣平〉，《漢語言文學研究》，2023年期4（12月），頁120。

37. 許廣平：〈從女性的立場說「新女性」〉，見其著：《許廣平文集（第一卷）》（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頁111。

38. 如《兩地書》中「此學潮一日不完，我自然硬幹不去，但一完了，我立即走，此時如汕頭還請我去，即往汕。否則另覓事做」（書信79號，1926年11月7日）；「你如定在廣州，我也願在廣州覓事，如在廈，我則願到汕，最好你有定規，我也著手進行」（書信86號，1926年11月15日）；「我是深深的希望只教幾點鐘書，每月得幾十元代價，再自己有幾小時做願意做的事，就算幸福了」（書信115號，1926年12月27日）。

39. 如《兩地書》中「第一步我一定於年底離開此地，就中大教授職。但我極希望那一個人（據《兩地書》此處指 H．M）也在同地，至少也可以時常談談，鼓勵我再做有益於人的工作」（書信95號，1926年11月28日）；「你既然不宜於『五光十色』之事，教幾點鐘書如何呢？……你不如此後可別有教書之處（國文之類），有則可以教幾點鐘，不必多，每日勻出三四點鐘來看書，也算預備，也算自己玩玩，就好了；暫時也算是一種職業」（書信98號，1926年12月2日）。

40. 濱田麻矢著、高尚譯：〈女孩有兩條路：作為表現主體的許廣平〉，《漢語言文學研究》，2023年期4（12月），頁117。

41. 許廣平：〈我又一次當學生〉，見其著《許廣平文集（第二卷）》，頁270-275。

42. 景宋（許廣平）：〈送學昭再赴法國〉，《語絲》，1929年1月，4卷，52期，頁31-35。

43. 中島長文：〈『兩地書』を訳して〉，《魯迅全集》（1985年），卷13，附錄7號。

44. MeDougall, Bonnie. "Political Opinions, Observations, and Activities", Love-Letters and Privacy in Modern China: The Intimate Lives of Lu Xun and Xu Guangping, Oxford: Oxford Press, 2002, pp.207.

45. Joan Kelly. "The Doubled Vision of Feminist Theory: A Postscript to the 'Women and Power' Conference," Feminist Studies 5, no. 1 (Spring 1979): 216–227. Special issue, "Women and Power: Dimensions of Women's Historical Experience."

46. 同[37] ，頁111。

47. 同[37] ，頁112。

48. 魯迅：〈娜拉走後怎樣〉，見其著：《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159。

49. 喬納森·弗里德曼（Jonathan Friedman）著、郭建如譯：《文化認同與全球性過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