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史的辉煌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学术思想百花齐放。儒家作为百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学派，其学术思想在先秦时期经历了丰富的演变。而荀子（约前313-前238）作为先秦儒家的重要传承者与创新者，其思想在继承孔孟的基础上，立足于战国末期剧烈的社会变革提出了诸多具有时代特色的观点。关于荀子思想当中的“法先王”与“法后王”，学界历来有众多讨论。因此，本文在学界已有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荀子》原典以及其他儒学经典进行文本分析，结合古今注疏与当代研究对荀子的“法先王”与“法后王”进行文本溯源，对二者的产生原因及内涵提出笔者的见解，并探究二者之间的联系。

现有的研究在概念考释、思想比较等方面已经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对于“先王”“后王”所指，以及荀子更侧重哪一方，历来多有分歧。因此，本文将充分吸收前人成果，回归原典，对荀子的“法先王”与“法后王”的产生背景、内容内涵以及内在关联进行探究，深化对其价值的认识。

针对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学者郑治文、东方朔与张杰的研究成果较有参考性。郑治文的<仁礼观念下的孟荀“法先王”“法后王”之辩>将孟荀二人“法先王”的基本立场进行了阐述，并提出荀子“法后王”的独特意义，即以当世社会为基础，增强儒学的现实可操作性¹。这一论点对于本文考察“法后王”在当世的价值以及在荀子思想体系中的作用地位有较高参考价值；东方朔<“先王之道”与“法后王”——荀子思想中的历史意识>一篇将荀子的思想与“历史意识”结合论述，提出荀子“法先王”与“法后王”不仅有时间先后的区分，更是是普遍原则与具体规定的体现²，这为本文探究“法先王”与“法后王”的内涵与关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张杰的<荀子“法先王”、“法后王”思想新探>对荀子两个思想的历史背景有较为详细的阐释，并对荀子态度不同的俗儒、雅儒和大儒进行了分析³，这篇文章对笔者探究“法先王”与“法后王”产生的背景原因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儒家文本中的“先王”与“后王”

“先王”一词在儒家典籍中的最早出现是《尚书·盘庚》中的“先王有服，恪谨天命。”⁴一句，词的本义指已经逝去的君王，并不带有情感色彩。到周朝（前1046-前256），人们总结前朝兴衰的历史原因，并将历代先王的太平治世之经验进行总结，得出了天命因君王的德行而进行转移的结论，由此，“先王”被赋予了道德内涵⁵，追求先王治世之法的“先王观”由此产生。又因王道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实现王道政治历来是儒家所追求的政治目标。故儒家的思想家们在周代的基础上对先王之道和先王观继承出新，“法先王”（即以先王的道德标准为规范）逐渐成为重要的先秦儒家思想。在先秦两汉时期(西元前21世纪-西元220)，“先王”一词就频频见于《尚书》《礼记》等儒家典籍，其多指尧、舜、禹等圣王，是儒家政治理想的人格化象征。孔子（前551-前479）“祖述尧舜”、孟子(约前372-前289) “言必称尧舜”更是体现了对“先王”传统的尊崇。

与“先王”和“法先王”在儒家被广泛使用不同，学界普遍认为，在《荀子》之前，儒家经典中极少使用“后王”，而荀子则是儒家系统内首次将“后王”提升为重要政治概念的思想家。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童书业就曾指出：“称道‘先王’，是儒家的传统；‘法后王’，则是荀子的创见”⁶。可以说，荀子开创并发扬了“法后王”的思想。

（二）、荀子思想中的“法先王”与“法后王”

在前文中，关于“先王”的历史背景已经有所叙述，且经过孔孟等人的增补，法先王之道的思想已经逐渐成熟。在此基础上，荀子为何要讲“法先王”，又为何提出了一个看似与前者相冲突的“法后王”——二者还成为了荀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显得十分重要。同时，既然“法先王”与“法后王”在荀子思想中同时出现，那么这两者究竟所指为何，又是否相互冲突，也是值得探究的。

1、“法先王”

在荀子生活的时代，对先王之道的尊崇思想仍然存在。但一些学派认为，社会已经产生了变化，对国家社会的治理应当因时而变，因此反对法古——法，即效法之意。法家商鞅（约前390-前338）曾经提到：“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一道，变法不法古。”⁷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其合适的治理方式。道家庄子（约前369年-前286）也认为，礼义法度应当因时而变。但荀子却直言“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⁸至于其原因，荀子讲到：“圣人何以不欺？曰：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度也。类不悖，虽久同理，故乡乎邪曲而不迷，观乎杂物而不惑。”⁹因此可以总结出荀子认为“法先王”具有合理性的两条原因：其一，荀子认为道统观一切事物，古今的道理是一贯的，先王之道就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性；其二，荀子认为，只要事物的类别和本质不相悖，即使时间再久远，道理也是一样的。同样是“治世”，其内在规律是一样的，不论古今，所以“法先王”具有其合理性。

根据笔者的统计，《荀子》中明确提出“法先王”的句子有6处，如<儒效>中“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¹⁰据学界粗略统计，提到“法先王”与对先王之道的肯定约有25处¹¹，如<劝学>篇“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¹²是对先王之道的肯定，是变相的“法先王”表述。

对于这些句子当中“先王”的含义，目前较为主要观点的有以下几类：一说“先王”与孔孟所指相同，指尧舜二人¹³；一说认为“先王”是因时代不同而产生的称呼，指的是周文王与周武王¹⁴；一说指夏商周三代之圣王¹⁵；还有说法认为，“先王”出现的语境常常与“道统”或“礼义”相连，更有“先王之道”等词出现，因此指出“法先王”并非指效仿人物，而是荀子寄托自己理想的建构¹⁶。

通过对荀子“法先王”相关文本的研读，笔者认为“‘先王’并不指向人物”的观点更具说服力，但此观点仍有可补充之处，且从对“先王”所指出发，也能够窥探“法先王”的内涵。荀子并未在其论著中专门为“先王”下定义，但通过上文荀子认为“法先王”有其合理性可以看出，他认同先王的礼义道德与制度可以通用于今世。进一步讲，荀子曾对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进行批判，批评只是浅显地效仿、却没有真正把握先王礼义制度的实质的行为——由此可见，荀子并不反对效法先王本身，由此印证了荀子之“先王”重点并不在于其人。再者，如上文所说，“先王”常与“道统”“礼义”语境相连。例如《荀子·富国篇第十》提到“故先王明礼义以一之”¹⁷，从侧面说明了“先王”在荀子的论述中均与礼义制度紧密相关。因此笔者认为，荀子提到“先王”时，并非指具体的人物，而是重点强调古时圣王具有普遍意义的的道德礼义之“统”。故荀子“法先王”的内涵可以进一步解释为效法并延续先王有普遍意义的礼义规范与治理模式——并不是浅显呆板地复刻形式，而是理解其背后的“统”，把握先王之道的普遍性原则。也就是说，“法先王”的实质是推崇能够贯通古今的治理智慧。

2、荀子提出“法后王”的必要性及其内涵

关于“法后王”，《荀子》中有这样的论述：

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礼而褫。故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故曰：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此之谓也。……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¹⁸

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二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¹⁹

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是雅儒者也。²⁰

以上是荀子论述“法后王”的部分核心段落。关于荀子提出“法后王”的必要性，也可以从其中窥知一二。

首先是因为“无传政”——时间久远而导致古时制度的失传，历史的一些法制因为缺乏记载无法被当下有效认知，古制因此失去了准确性。因此，“后王”清楚明白的治迹就成为了较为可靠的研究物件；其次，荀子认为，若想把握“千岁”和“亿万”等过往中的规律，应研究“今日”和近世的“周道”，从而以近知远；从可行性出发，“先王”之道缺乏现实根基，而“后王”的制度更贴合实际。

除此之外，荀子对人性的洞察和战国末期的政治危机也促使了“法后王”的产生。荀子曰：“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²¹，战国末期正处于宗法制度崩解的战乱时代，欲望横行，荀子认为仅仅依靠先王德教已经无法应对当下社会的危机与人性现实，必须依靠贴合时代、有可操作性的制度规范来治理国家。因此，荀子提出了“法后王”的思想。

在《荀子》中，“法后王”分别在<非相>、<不苟>、<儒效>、<王制>中被提及共5次，但对于其所指，仍没有得到统一。学界分歧大致也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后王”指当今或近世之王²²；“后王”即周文王与周武王²³；“后王”是守成之主，与开创之主相对²⁴；“后王”是荀子构建的心目中的理想君主²⁵。

与“先王”没有明确定义不同，《荀子·正论》中对“后王”做出了明确定义：“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²⁶将其指向统一天下的君主。荀子生时，正值周衰之际，但文武二王的政绩清晰可知——文王与武王不仅符合“天下之君”的描述，其详备的政绩法度更与荀子提出的“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²⁷和“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²⁸相符合。又因荀子“欲知上世，则审周道”²⁹的论述，将“后王”与“周道”明确绑定。综合《荀子》文本与时代背景，笔者认为，“后王”指向周文王与周武王的观点可信度较高。

但是笔者私以为，与“后王”身份的确认相比，“法后王”的思想内涵是荀子论述中更值得关注的一点。基于《荀子》原典，“法后王”的思想内涵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利用“以近知远”的方法来把握普遍规律，即通过考察“后王”的制度来推知贯通古今的“先王”治国原则；二是因时变革的思想，荀子并非一味追求先王之道，而是在先王之道的基础上强调变革，提出“隆礼义而杀《诗》《书》”，简化古制繁复的内容，在参考后王之制的基础上做出适应时代社会的改变。

（三）、“法先王”与“法后王”之间的联系

从《荀子》原典可以看出，荀子的“法先王”与“法后王”存在内涵方面的不同，但二者并不矛盾。在荀子的理论当中，前者侧重的是道德礼义的一般性原理，而后者则侧重的是通过以近知远的方法得到当下的治世之法，更注重现世实践。笔者认为，“法先王”与“法后王”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二，一是 “法先王”为“法后王”提供了正当性依据；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法先王”为“体”、“法后王”为“用”的体用关系。

在先秦哲学当中，诸子各家都会谈论含义不同的“道”，但“天道”与“人道”多少会被各家思想所涉及。在西周（前1046-前771）以前，人们认为“天”主宰世间一切事物的运转，因此 “人道”的合理性被认为是“天道”所赋予的³⁰。到春秋时期，人文主义思潮和理性主义思潮兴起，人的主体意识觉醒，“人道”逐渐不再被“天道”所约束。到荀子时期，他讲“天行有常”，将“天道”与“人道”彻底分开。这一历史事实产生了新的问题：“人道”指的自然是人类社会建立的礼法制度，“法后王”需要建构出适合当下社会的制度，可称之为当下社会的“人道”。失去了“天道”赋予的正当性，它的正当性由谁来保证？

此刻，荀子关于“法先王”与“法后王”的论述，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前文提到，荀子的“先王”重点强调的是古时圣王所施行的礼义规范与治理模式，在荀子的语境中，这些被称之为“统”。荀子认为，先王之“统”是在治国实践中所凝结的、经过历史检验的普遍性原理。所以跨越古今的“统”就成为了评判的尺规。“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³¹近世的“后王”，其政教制度记载详备，正是先王之“统”成功实践的范本，因此，建立在汲取“先王”之“统”之上的“法后王”便获得了其合理性。

在这一基础上，“法先王”与“法后王”的体用关系便呼之欲出。

荀子将儒者分为俗儒、雅儒以及大儒三类。俗儒“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³²，荀子持批判态度。对于雅儒，荀子认为其“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³³，但“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³⁴。只有大儒“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³⁵被荀子称赞作可以“一朝而伯”的思想³⁶。

结合上文关于合理性的阐述，从荀子对三类儒者的评判中，就可以推导出“法先王”为“体”，“法后王”为“用”的结论。俗儒“略法先王”，既没有把握先王之道统的精髓，又不能有效建立当下的制度；雅儒虽然能够推崇礼义，具备实践能力，但未能贯通先王礼义的本源，缺乏对先王之道的深刻理解；只有大儒既能通过效法先王来把握根本原则，又能在其基础上创立制度，以先王之道指导当下制度的建设。因此可以推知，先王之道是作为后世制度建设的本源出现的，所以“法先王”作为“体”，对当下的政治治理具有指导作用；“后王”的制度典章详备可考，能够为治理国家提供现实的参考价值，所以“法后王”作为“用”，是结合先王之道和后王之制所得出的治理国家的具体方法论。像大儒一样，在先王之道的基础上支撑引领当下的制度建设，既坚守普遍性原则，又能够立足当代进行因时制宜的制度改革，这才是荀子思想中“法先王”与“法后王”的理想结合。通过这种结合，才能使得儒家思想真正具有治理“万乘之国”、实现“天下为一”的政治能力³⁷——这也是荀子思想超越前人的精彩之处。

本文通过对《荀子》及其他儒学文本的梳理分析，探讨了荀子“法先王”与“法后王”的思想及其内在关系。笔者通过研究发现，荀子的“法先王”并非简单效仿古代圣王其人，而是强调继承先王礼义制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治理原则，而“法后王”旨在通过“以近知远”的方法，以先王之道为基准，参考近世后王详备可考的治理制度进行符合时代的制度创立。另外，“法先王”与“法后王”在荀子思想中并非对立，在“法先王”为“法后王”提供正当性的基础上，二者形成了前者为“体”，后者为“用”的辩证统一关系，正如荀子所讲的大儒，既能守道统，又知因时而变，从而实现对战国末期混乱社会的有效的治理。

（战国）荀况：《荀子》（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53，94，117，118，184，191，192，224，257。

（战国）商鞅等着；章诗同注：《商君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页3。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二册，页365。

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页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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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书业：《先秦七子思想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页195。

万国崔：<荀子之“法先王”与“法后王”新论>，《船山学刊》第1期（2011年1月），页11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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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慧：<儒家“法先王”思想之“着魅”“祛魅”与“复魅”>，《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4卷第2期（2023年4月），页78-88。

张杰：<荀子“法先王”、“法后王”思想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3期（1996年9月），页109-114。

陈颖琦：<孔子“先王观”内涵及其后世影响>，《人文天下》第6期（2023年6月），页36-42。

郑治文：<仁礼观念下的孟荀“法先王”“法后王”之辨>，《社会科学展展现》第4期（2024年5月），页51-58。

徐克谦：<荀子的“先王”“后王”说与辩证道统观>，《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第3期（2010年9月），页195。

高恒天，李泓锐：<荀子“王制”理论建构及其价值旨归>，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9期（2020年9月），页5-14+94。

陈来：<战国时代“儒”的刻画与论说>，儒家荀子学园（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NzA5Mjc0MQ==&idx=1&mid=2247504794&sn=d974f4b7ab6280b87c162ec7ffc5a15d&poc_token=HOEnNWmjZRc6NReRGvYTdiupfafO4i7PzbHEkjFo），2025年3月发表。（流览日期：2025年12月7日）

脚注 ：

1. 郑治文：<仁礼观念下的孟荀“法先王”“法后王”之辨>，《社会科学展展现》第4期（2024年5月），页51-58。

2. 东方朔：<“先王之道”与“法后王”——荀子思想中的历史意识>，《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2011年6月），页45-54。

3. 张杰：<荀子“法先王”、“法后王”思想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3期（1996年9月），页109-114。

4. 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页223。

5. 陈颖琦：<孔子"先王观"内涵及其后世影响>，《人文天下》第6期（2023年6月），页36-42。

6. 童书业：《先秦七子思想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2年），页195。

7. （战国）商鞅等着；章诗同注：《商君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5月），页3。

8. （战国）荀况：《荀子》（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页118。

9. 同注8。

10. 同注8，页184。

11. 周炽成：《荀子韩非子的社会历史哲学》（北京：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页106。

12. 同注8，页257。

13. 同注2。

1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二册，页365。

15. 同注2。

16. 同注1。

17. 同注8，页224。

18. 同注8，页117-118。

19. 同注8，页94。

20. 同注8，页191-192。

21. 同注8，页53。

22. 万国崔：<荀子之“法先王”与“法后王”新论>，《船山学刊》第1期（2011年1月），页117-120。

23. 同上注。

24. 梁启雄：《荀子简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52。

25. 高恒天，李泓锐：<荀子“王制”理论建构及其价值旨归>，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9期（2020年9月），页5-14+94。

26. 同注8，页117。

27. 同注18。

28. 同上注。

29. 同上注。

30. 徐克谦：<荀子的“先王”“后王”说与辩证道统观>，《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第3期（2010年9月），页195。

31. 同注18。

32. 同注8，页191。

33. 同注19。

34. 同注8，页192。

35. 同上注。

36. 张杰：<荀子“法先王”、“法后王”思想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3期（1996年9月），页109-114。

37. 陈来：<战国时代“儒”的刻画与论说>，儒家荀子学园（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NzA5Mjc0MQ==&idx=1&mid=2247504794&sn=d974f4b7ab6280b87c162ec7ffc5a15d&poc_token=HOEnNWmjZRc6NReRGvYTdiupfafO4i7PzbHEkjFo），2025年3月发表。（流览日期：2025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