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期是中國思想史的輝煌時代，諸子百家爭鳴，學術思想百花齊放。儒家作為百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學派，其學術思想在先秦時期經歷了豐富的演變。而荀子（約前313-前238）作為先秦儒家的重要傳承者與創新者，其思想在繼承孔孟的基礎上，立足于戰國末期劇烈的社會變革提出了諸多具有時代特色的觀點。關於荀子思想當中的“法先王”與“法後王”，學界歷來有眾多討論。因此，本文在學界已有的研究基礎上，通過對《荀子》原典以及其他儒學經典進行文本分析，結合古今注疏與當代研究對荀子的“法先王”與“法後王”進行文本溯源，對二者的產生原因及內涵提出筆者的見解，並探究二者之間的聯繫。

現有的研究在概念考釋、思想比較等方面已經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但對於“先王”“後王”所指，以及荀子更側重哪一方，歷來多有分歧。因此，本文將充分吸收前人成果，回歸原典，對荀子的“法先王”與“法後王”的產生背景、內容內涵以及內在關聯進行探究，深化對其價值的認識。

針對本文的主要研究問題，學者鄭治文、東方朔與張傑的研究成果較有參考性。鄭治文的<仁禮觀念下的孟荀“法先王”“法後王”之辯>將孟荀二人“法先王”的基本立場進行了闡述，並提出荀子“法後王”的獨特意義，即以當世社會為基礎，增強儒學的現實可操作性¹。這一論點對於本文考察“法後王”在當世的價值以及在荀子思想體系中的作用地位有較高參考價值；東方朔<“先王之道”與“法後王”——荀子思想中的歷史意識>一篇將荀子的思想與“歷史意識”結合論述，提出荀子“法先王”與“法後王”不僅有時間先後的區分，更是是普遍原則與具體規定的體現²，這為本文探究“法先王”與“法後王”的內涵與關係提供了一定的理論支持；張傑的<荀子“法先王”、“法後王”思想新探>對荀子兩個思想的歷史背景有較為詳細的闡釋，並對荀子態度不同的俗儒、雅儒和大儒進行了分析³，這篇文章對筆者探究“法先王”與“法後王”產生的背景原因有一定參考價值。

（一）、儒家文本中的“先王”與“後王”

“先王”一詞在儒家典籍中的最早出現是《尚書·盤庚》中的“先王有服，恪謹天命。”⁴一句，詞的本義指已經逝去的君王，並不帶有情感色彩。到周朝（前1046-前256），人們總結前朝興衰的歷史原因，並將歷代先王的太平治世之經驗進行總結，得出了天命因君王的德行而進行轉移的結論，由此，“先王”被賦予了道德內涵⁵，追求先王治世之法的“先王觀”由此產生。又因王道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實現王道政治歷來是儒家所追求的政治目標。故儒家的思想家們在周代的基礎上對先王之道和先王觀繼承出新，“法先王”（即以先王的道德標準為規範）逐漸成為重要的先秦儒家思想。在先秦兩漢時期(西元前21世紀-西元220)，“先王”一詞就頻頻見於《尚書》《禮記》等儒家典籍，其多指堯、舜、禹等聖王，是儒家政治理想的人格化象徵。孔子（前551-前479）“祖述堯舜”、孟子(約前372-前289) “言必稱堯舜”更是體現了對“先王”傳統的尊崇。

與“先王”和“法先王”在儒家被廣泛使用不同，學界普遍認為，在《荀子》之前，儒家經典中極少使用“後王”，而荀子則是儒家系統內首次將“後王”提升為重要政治概念的思想家。中國近現代歷史學家童書業就曾指出：“稱道‘先王’，是儒家的傳統；‘法後王’，則是荀子的創見”⁶。可以說，荀子開創並發揚了“法後王”的思想。

（二）、荀子思想中的“法先王”與“法後王”

在前文中，關於“先王”的歷史背景已經有所敘述，且經過孔孟等人的增補，法先王之道的思想已經逐漸成熟。在此基礎上，荀子為何要講“法先王”，又為何提出了一個看似與前者相衝突的“法後王”——二者還成為了荀子思想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就顯得十分重要。同時，既然“法先王”與“法後王”在荀子思想中同時出現，那麼這兩者究竟所指為何，又是否相互衝突，也是值得探究的。

1、“法先王”

在荀子生活的時代，對先王之道的尊崇思想仍然存在。但一些學派認為，社會已經產生了變化，對國家社會的治理應當因時而變，因此反對法古——法，即效法之意。法家商鞅（約前390-前338）曾經提到：“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治世不一道，變法不法古。”⁷認為每個時代都有其合適的治理方式。道家莊子（約前369年-前286）也認為，禮義法度應當因時而變。但荀子卻直言“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奸言。”⁸至於其原因，荀子講到：“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觀盡，古今一度也。類不悖，雖久同理，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⁹因此可以總結出荀子認為“法先王”具有合理性的兩條原因：其一，荀子認為道統觀一切事物，古今的道理是一貫的，先王之道就具有超越時代的普遍性；其二，荀子認為，只要事物的類別和本質不相悖，即使時間再久遠，道理也是一樣的。同樣是“治世”，其內在規律是一樣的，不論古今，所以“法先王”具有其合理性。

根據筆者的統計，《荀子》中明確提出“法先王”的句子有6處，如<儒效>中“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¹⁰據學界粗略統計，提到“法先王”與對先王之道的肯定約有25處¹¹，如<勸學>篇“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¹²是對先王之道的肯定，是變相的“法先王”表述。

對於這些句子當中“先王”的含義，目前較為主要觀點的有以下幾類：一說“先王”與孔孟所指相同，指堯舜二人¹³；一說認為“先王”是因時代不同而產生的稱呼，指的是周文王與周武王¹⁴；一說指夏商周三代之聖王¹⁵；還有說法認為，“先王”出現的語境常常與“道統”或“禮義”相連，更有“先王之道”等詞出現，因此指出“法先王”並非指效仿人物，而是荀子寄託自己理想的建構¹⁶。

通過對荀子“法先王”相關文本的研讀，筆者認為“‘先王’並不指向人物”的觀點更具說服力，但此觀點仍有可補充之處，且從對“先王”所指出發，也能夠窺探“法先王”的內涵。荀子並未在其論著中專門為“先王”下定義，但通過上文荀子認為“法先王”有其合理性可以看出，他認同先王的禮義道德與制度可以通用於今世。進一步講，荀子曾對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進行批判，批評只是淺顯地效仿、卻沒有真正把握先王禮義制度的實質的行為——由此可見，荀子並不反對效法先王本身，由此印證了荀子之“先王”重點並不在於其人。再者，如上文所說，“先王”常與“道統”“禮義”語境相連。例如《荀子·富國篇第十》提到“故先王明禮義以一之”¹⁷，從側面說明了“先王”在荀子的論述中均與禮義制度緊密相關。因此筆者認為，荀子提到“先王”時，並非指具體的人物，而是重點強調古時聖王具有普遍意義的的道德禮義之“統”。故荀子“法先王”的內涵可以進一步解釋為效法並延續先王有普遍意義的禮義規範與治理模式——並不是淺顯呆板地複刻形式，而是理解其背後的“統”，把握先王之道的普遍性原則。也就是說，“法先王”的實質是推崇能夠貫通古今的治理智慧。

2、荀子提出“法後王”的必要性及其內涵

關於“法後王”，《荀子》中有這樣的論述：

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¹⁸

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二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二後王謂之不雅。¹⁹

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是雅儒者也。²⁰

以上是荀子論述“法後王”的部分核心段落。關於荀子提出“法後王”的必要性，也可以從其中窺知一二。

首先是因為“無傳政”——時間久遠而導致古時制度的失傳，歷史的一些法制因為缺乏記載無法被當下有效認知，古制因此失去了準確性。因此，“後王”清楚明白的治跡就成為了較為可靠的研究物件；其次，荀子認為，若想把握“千歲”和“億萬”等過往中的規律，應研究“今日”和近世的“周道”，從而以近知遠；從可行性出發，“先王”之道缺乏現實根基，而“後王”的制度更貼合實際。

除此之外，荀子對人性的洞察和戰國末期的政治危機也促使了“法後王”的產生。荀子曰：“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²¹，戰國末期正處於宗法制度崩解的戰亂時代，欲望橫行，荀子認為僅僅依靠先王德教已經無法應對當下社會的危機與人性現實，必須依靠貼合時代、有可操作性的制度規範來治理國家。因此，荀子提出了“法後王”的思想。

在《荀子》中，“法後王”分別在<非相>、<不苟>、<儒效>、<王制>中被提及共5次，但對於其所指，仍沒有得到統一。學界分歧大致也可以分為以下幾類：“後王”指當今或近世之王²²；“後王”即周文王與周武王²³；“後王”是守成之主，與開創之主相對²⁴；“後王”是荀子構建的心目中的理想君主²⁵。

與“先王”沒有明確定義不同，《荀子·正論》中對“後王”做出了明確定義：“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²⁶將其指向統一天下的君主。荀子生時，正值周衰之際，但文武二王的政績清晰可知——文王與武王不僅符合“天下之君”的描述，其詳備的政績法度更與荀子提出的“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²⁷和“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²⁸相符合。又因荀子“欲知上世，則審周道”²⁹的論述，將“後王”與“周道”明確綁定。綜合《荀子》文本與時代背景，筆者認為，“後王”指向周文王與周武王的觀點可信度較高。

但是筆者私以為，與“後王”身份的確認相比，“法後王”的思想內涵是荀子論述中更值得關注的一點。基於《荀子》原典，“法後王”的思想內涵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利用“以近知遠”的方法來把握普遍規律，即通過考察“後王”的制度來推知貫通古今的“先王”治國原則；二是因時變革的思想，荀子並非一味追求先王之道，而是在先王之道的基礎上強調變革，提出“隆禮義而殺《詩》《書》”，簡化古制繁複的內容，在參考後王之制的基礎上做出適應時代社會的改變。

（三）、“法先王”與“法後王”之間的聯繫

從《荀子》原典可以看出，荀子的“法先王”與“法後王”存在內涵方面的不同，但二者並不矛盾。在荀子的理論當中，前者側重的是道德禮義的一般性原理，而後者則側重的是通過以近知遠的方法得到當下的治世之法，更注重現世實踐。筆者認為，“法先王”與“法後王”的關係可以概括為二，一是 “法先王”為“法後王”提供了正當性依據；在此基礎上，產生了“法先王”為“體”、“法後王”為“用”的體用關係。

在先秦哲學當中，諸子各家都會談論含義不同的“道”，但“天道”與“人道”多少會被各家思想所涉及。在西周（前1046-前771）以前，人們認為“天”主宰世間一切事物的運轉，因此 “人道”的合理性被認為是“天道”所賦予的³⁰。到春秋時期，人文主義思潮和理性主義思潮興起，人的主體意識覺醒，“人道”逐漸不再被“天道”所約束。到荀子時期，他講“天行有常”，將“天道”與“人道”徹底分開。這一歷史事實產生了新的問題：“人道”指的自然是人類社會建立的禮法制度，“法後王”需要建構出適合當下社會的制度，可稱之為當下社會的“人道”。失去了“天道”賦予的正當性，它的正當性由誰來保證？

此刻，荀子關於“法先王”與“法後王”的論述，正是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前文提到，荀子的“先王”重點強調的是古時聖王所施行的禮義規範與治理模式，在荀子的語境中，這些被稱之為“統”。荀子認為，先王之“統”是在治國實踐中所凝結的、經過歷史檢驗的普遍性原理。所以跨越古今的“統”就成為了評判的尺規。“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³¹近世的“後王”，其政教制度記載詳備，正是先王之“統”成功實踐的範本，因此，建立在汲取“先王”之“統”之上的“法後王”便獲得了其合理性。

在這一基礎上，“法先王”與“法後王”的體用關係便呼之欲出。

荀子將儒者分為俗儒、雅儒以及大儒三類。俗儒“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舉”³²，荀子持批判態度。對於雅儒，荀子認為其“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³³，但“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³⁴。只有大儒“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³⁵被荀子稱讚作可以“一朝而伯”的思想³⁶。

結合上文關於合理性的闡述，從荀子對三類儒者的評判中，就可以推導出“法先王”為“體”，“法後王”為“用”的結論。俗儒“略法先王”，既沒有把握先王之道統的精髓，又不能有效建立當下的制度；雅儒雖然能夠推崇禮義，具備實踐能力，但未能貫通先王禮義的本源，缺乏對先王之道的深刻理解；只有大儒既能通過效法先王來把握根本原則，又能在其基礎上創立制度，以先王之道指導當下制度的建設。因此可以推知，先王之道是作為後世制度建設的本源出現的，所以“法先王”作為“體”，對當下的政治治理具有指導作用；“後王”的制度典章詳備可考，能夠為治理國家提供現實的參考價值，所以“法後王”作為“用”，是結合先王之道和後王之制所得出的治理國家的具體方法論。像大儒一樣，在先王之道的基礎上支撐引領當下的制度建設，既堅守普遍性原則，又能夠立足當代進行因時制宜的制度改革，這才是荀子思想中“法先王”與“法後王”的理想結合。通過這種結合，才能使得儒家思想真正具有治理“萬乘之國”、實現“天下為一”的政治能力³⁷——這也是荀子思想超越前人的精彩之處。

本文通過對《荀子》及其他儒學文本的梳理分析，探討了荀子“法先王”與“法後王”的思想及其內在關係。筆者通過研究發現，荀子的“法先王”並非簡單效仿古代聖王其人，而是強調繼承先王禮義制度中具有普遍意義的治理原則，而“法後王”旨在通過“以近知遠”的方法，以先王之道為基準，參考近世後王詳備可考的治理制度進行符合時代的制度創立。另外，“法先王”與“法後王”在荀子思想中並非對立，在“法先王”為“法後王”提供正當性的基礎上，二者形成了前者為“體”，後者為“用”的辯證統一關係，正如荀子所講的大儒，既能守道統，又知因時而變，從而實現對戰國末期混亂社會的有效的治理。

（戰國）荀況：《荀子》（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53，94，117，118，184，191，192，224，257。

（戰國）商鞅等著；章詩同注：《商君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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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星衍撰，陳抗、盛冬鈴點校：《尚書今古文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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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穎琦：<孔子“先王觀”內涵及其後世影響>，《人文天下》第6期（2023年6月），頁36-42。

鄭治文：<仁禮觀念下的孟荀“法先王”“法後王”之辨>，《社會科學展展現》第4期（2024年5月），頁51-58。

徐克謙：<荀子的“先王”“後王”說與辯證道統觀>，《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第3期（2010年9月），頁195。

高恆天，李泓銳：<荀子“王制”理論建構及其價值旨歸>，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9期（2020年9月），頁5-14+94。

陳來：<戰國時代“儒”的刻畫與論說>，儒家荀子學園（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NzA5Mjc0MQ==&idx=1&mid=2247504794&sn=d974f4b7ab6280b87c162ec7ffc5a15d&poc_token=HOEnNWmjZRc6NReRGvYTdiupfafO4i7PzbHEkjFo），2025年3月發表。（流覽日期：2025年12月7日）

腳註 ：

1. 鄭治文：<仁禮觀念下的孟荀“法先王”“法後王”之辨>，《社會科學展展現》第4期（2024年5月），頁51-58。

2. 東方朔：<“先王之道”與“法後王”——荀子思想中的歷史意識>，《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2011年6月），頁45-54。

3. 張傑：<荀子“法先王”、“法後王”思想新探>，《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5卷第3期（1996年9月），頁109-114。

4. 孫星衍撰，陳抗、盛冬鈴點校：《尚書今古文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223。

5. 陳穎琦：<孔子"先王觀"內涵及其後世影響>，《人文天下》第6期（2023年6月），頁36-42。

6. 童書業：《先秦七子思想研究》（濟南：齊魯書社，1982年），頁195。

7. （戰國）商鞅等著；章詩同注：《商君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5月），頁3。

8. （戰國）荀況：《荀子》（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頁118。

9. 同注8。

10. 同注8，頁184。

11. 周熾成：《荀子韓非子的社會歷史哲學》（北京：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頁106。

12. 同注8，頁257。

13. 同註2。

14.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二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二冊，頁365。

15. 同註2。

16. 同註1。

17. 同注8，頁224。

18. 同注8，頁117-118。

19. 同注8，頁94。

20. 同注8，頁191-192。

21. 同注8，頁53。

22. 萬國崔：<荀子之“法先王”與“法後王”新論>，《船山學刊》第1期（2011年1月），頁117-120。

23. 同上註。

24. 梁啟雄：《荀子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52。

25. 高恆天，李泓銳：<荀子“王制”理論建構及其價值旨歸>，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9期（2020年9月），頁5-14+94。

26. 同注8，頁117。

27. 同注18。

28. 同上注。

29. 同上注。

30. 徐克謙：<荀子的“先王”“後王”說與辯證道統觀>，《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第3期（2010年9月），頁195。

31. 同注18。

32. 同注8，頁191。

33. 同注19。

34. 同注8，頁192。

35. 同上注。

36. 張傑：<荀子“法先王”、“法後王”思想新探>，《陝西師範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5卷第3期（1996年9月），頁109-114。

37. 陳來：<戰國時代“儒”的刻畫與論說>，儒家荀子學園（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NzA5Mjc0MQ==&idx=1&mid=2247504794&sn=d974f4b7ab6280b87c162ec7ffc5a15d&poc_token=HOEnNWmjZRc6NReRGvYTdiupfafO4i7PzbHEkjFo），2025年3月發表。（流覽日期：2025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