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哲学思想的诗性写作

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就是指周王室逐渐走向灭亡了，几乎看不到他们的踪迹了，于是诗就没有了。

为什么我们说周王室没有了诗就没有了？因为《诗经》的诗，它本身就是礼乐制度的产物，礼乐制度的组成，它是礼乐制度的附庸，诗附庸于政治。它所依附的本体没有了，当然也就没有人再写诗了。

诗经时代结束了之后，散文时代就来了，于是“春秋作”。春秋之后，比如说《左传》这样的史传文学，散文辞赋的时代就来了。在诗与骚之间，是一个诸子散文盛行的时代。

庄子，名周。庄子生前默默无闻，提及庄子，除了“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的批评性话语之外，无人道及。最早记录庄子的，是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万余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 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咣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庄子者，蒙人也。”一般认为是宋之蒙人。其生活时代大约为战国中期，约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庄子》中对魏文侯、魏武侯都称谥号，对惠王先称其名，又称其王，认为庄子约略生活于魏文侯到惠王期间（魏惠王前369年即位，则庄子应该生活在此前后）。《庄子》中多次提及漆的使用，也常引述一些工匠，如《人间世》中的“漆可用，故割之”，《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等，说明庄子对工匠工作比较熟悉。庄子尝为漆园吏的记载有一定根据，长期生活于下层。朱熹说：“庄子在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惠施可谓是庄子平生唯一的挚友。《徐无鬼》中讲“庄子送葬，过惠施之墓”，不禁感伤，以匠石运斤的故事表达自己“无以为质”“无以言之”的寂寞心境。

《庄子》应该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成书，汉代《庄子》五十二篇十万余字，当下看到的三十三篇本《庄子》，是经过西晋郭象删定后流传下来的。今本《庄子》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这是由郭象所划定的。《庄子》一书，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的演变中，如同《老子》一样，同样具有里程碑的地位。

先秦时代，自从产生书这种文化以来，都是对现实政治的真实记录。不论是记言记事，不论是记载历史还是记载当下，都是对华夏重大政治问题、军事事件以及人物的真实记录，从《尚书》到《春秋左氏传》，《论语》《孟子》等无不如是。

从《老子》开始一大变化，是哲学家思想的系统阐发，但所阐发的论据，介乎于真实与假想之间，介乎于社会与宇宙之间，这也正是对《庄子》的开启之处——《庄子》虽然也是哲学家的系统阐发，但却多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凭借着想像的翅膀，翱翔于浩瀚的宇宙之中，前文所谓庄子之汪洋恣肆，“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涯之辞”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艺术境界，正是一个散文演变史飞跃的历程。鲁迅曾经评价屈原《楚辞》为“其言甚长，其文甚丽，其思甚幻，其旨甚明”，转移到庄子身上，正为吻合。

《庄子》提出了“寓言”“重言”和“卮言”三个概念，这都是言语的表达方式。寓言就是利用客观的人或物以及他们身上所发生的故事和言谈来表现事理表达思想言论，这是一种以客观性为依据的言语方式，但是这种客观性是相对的，《庄子》中的寓言大多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借用其人来言我意，也就是说，《庄子》这里借用寓言不是为了记录历史，而是利用寓言来表述含义，这是一种意义世界，不是一种现实世界。这三种语言表达方式都是源自于庄子那种自由豁达的性格，不拘泥于任何的约束和规则，唯我而定，顺其本真，顺乎自然的性格。此外，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不言则齐”的思想，即不去言语评说，万物也就平等一样了，没有评论判断，也就无所谓是非对错，那么也就都处于一种平等的水平线上，没有高低上下的见解之分，都是自然的一种本真状态，也就是“齐”。

《逍遥游》为《庄子》的开篇之作，对于逍遥游的本质，主要需把握两点：首先，是艺术上的汪洋恣肆，“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艺术境界，正是一个散文演变史飞跃的历程；其次，是思想上的独特境界，是对此前儒家思想的一次批判，是人类文化的一次自由飞翔的尝试，是试图超越儒家束缚的一次仰望星空。

两者之间可以分开为两个维度来阐述，但实质上两者之间是一个共同的生命体，是不可分割血肉相连的生命。在思想上，对儒家思想批判和超越，势必就在语言艺术上尝试对语言的超越。

《逍遥游》开篇即云：“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从《诗经》到《春秋》《左传》，到《墨子》《老子》，都是着眼于现实的世界。《山海经》的出现，可以视为庄子的直接源头之一，或者可以说，战国中期是一个产生神话的时代，是个说故事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史往往将神话放在最前面，这是一种后人的想像，即主观认为神话是人类的童年。华夏民族是一个理性的民族，一个比较早熟的民族，一个少年时代就进入儒家思想囚笼的民族。

庄子幷非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采用故事来阐发哲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设喻。故事也不是寻常的故事，而是“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其所描述者，皆为凭空之创造，无所依傍，不论是鲲鹏，还是南冥，还是以下所讲的神话故事，全都是新奇之物，全都出自于庄子的想像世界。而其描述，又是何等美妙，何等浪漫！

开篇一大段，洋洋洒洒，如果找一个字来作为字眼，无疑，是“化而为鸟”的“化”字，化，就是变化，就是演变，就是西方哲学所讲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宇宙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之中，唯有“变”是不变的。

《庄子》开篇所讲，看似是“大”的问题，其实，本质是“化”字：欲讲鲲鹏之大，先从芥微之小的鲲说起，这也是一种相对论。小鱼鲲变为近乎千里的大鱼，已经很夸张了，但这才仅仅是开始，“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鲲本是鱼籽、小鱼，偏偏说它巨大，几千里，解读为数千里，自然不能算错，但解读为几乎、将近、达到就更好。《庄子》谬悠荒唐，但还要让这种谬悠荒唐而具有真实性，具有真实性才有说服力。小鱼鲲写它将近千里，就有一种似乎是求实精神在里面，明明是夸张无端崖之辞，偏偏要显示一种真实性、严谨性。

概括而言，《逍遥游》讲了庄子的时空观、宇宙观、演变观。而这种种的哲学理念和范畴，庄子都是通过故事、情节、细节来加以展示。在清晰而舒缓的语言节奏里，从容展开神话的画面，幷以重复的笔法，推进着情节的展开，引入南冥、天池。细节、场景、神奇、悬念进入到小说一般的境界里面。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木斋文学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