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所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就是指周王室逐漸走向滅亡了,幾乎看不到他們的踪迹了,于是詩就沒有了。
爲什麽我們說周王室沒有了詩就沒有了?因爲《詩經》的詩,它本身就是禮樂制度的産物,禮樂制度的組成,它是禮樂制度的附庸,詩附庸于政治。它所依附的本體沒有了,當然也就沒有人再寫詩了。
詩經時代結束了之後,散文時代就來了,于是“春秋作”。春秋之後,比如說《左傳》這樣的史傳文學,散文辭賦的時代就來了。在詩與騷之間,是一個諸子散文盛行的時代。
莊子,名周。莊子生前默默無聞,提及莊子,除了“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的批評性話語之外,無人道及。最早記錄莊子的,是司馬遷《史記·老子韓非列傳》: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萬餘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 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莊子者,蒙人也。”一般認爲是宋之蒙人。其生活時代大約爲戰國中期,約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莊子》中對魏文侯、魏武侯都稱謚號,對惠王先稱其名,又稱其王,認爲莊子約略生活于魏文侯到惠王期間(魏惠王前369年即位,則莊子應該生活在此前後)。《莊子》中多次提及漆的使用,也常引述一些工匠,如《人間世》中的“漆可用,故割之”,《養生主》中的庖丁解牛等,說明莊子對工匠工作比較熟悉。莊子嘗爲漆園吏的記載有一定根據,長期生活于下層。朱熹說:“莊子在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五),惠施可謂是莊子平生唯一的摯友。《徐無鬼》中講“莊子送葬,過惠施之墓”,不禁感傷,以匠石運斤的故事表達自己“無以爲質”“無以言之”的寂寞心境。
《莊子》應該在先秦時代就已經成書,漢代《莊子》五十二篇十萬餘字,當下看到的三十三篇本《莊子》,是經過西晋郭象删定後流傳下來的。今本《莊子》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這是由郭象所劃定的。《莊子》一書,在中國文化史、文學史的演變中,如同《老子》一樣,同樣具有里程碑的地位。
先秦時代,自從産生書這種文化以來,都是對現實政治的真實記錄。不論是記言記事,不論是記載歷史還是記載當下,都是對華夏重大政治問題、軍事事件以及人物的真實記錄,從《尚書》到《春秋左氏傳》,《論語》《孟子》等無不如是。
從《老子》開始一大變化,是哲學家思想的系統闡發,但所闡發的論據,介乎于真實與假想之間,介乎于社會與宇宙之間,這也正是對《莊子》的開啓之處——《莊子》雖然也是哲學家的系統闡發,但却多游離于現實世界之外,憑藉著想像的翅膀,翱翔于浩瀚的宇宙之中,前文所謂莊子之汪洋恣肆,“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涯之辭”達到“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藝術境界,正是一個散文演變史飛躍的歷程。魯迅曾經評價屈原《楚辭》爲“其言甚長,其文甚麗,其思甚幻,其旨甚明”,轉移到莊子身上,正爲吻合。
《莊子》提出了“寓言”“重言”和“卮言”三個概念,這都是言語的表達方式。寓言就是利用客觀的人或物以及他們身上所發生的故事和言談來表現事理表達思想言論,這是一種以客觀性爲依據的言語方式,但是這種客觀性是相對的,《莊子》中的寓言大多不是歷史事實,而是借用其人來言我意,也就是說,《莊子》這裏借用寓言不是爲了記錄歷史,而是利用寓言來表述含義,這是一種意義世界,不是一種現實世界。這三種語言表達方式都是源自于莊子那種自由豁達的性格,不拘泥于任何的約束和規則,唯我而定,順其本真,順乎自然的性格。此外,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不言則齊”的思想,即不去言語評說,萬物也就平等一樣了,沒有評論判斷,也就無所謂是非對錯,那麽也就都處于一種平等的水平綫上,沒有高低上下的見解之分,都是自然的一種本真狀態,也就是“齊”。
《逍遙游》爲《莊子》的開篇之作,對于逍遙游的本質,主要需把握兩點:首先,是藝術上的汪洋恣肆,“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達到“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藝術境界,正是一個散文演變史飛躍的歷程;其次,是思想上的獨特境界,是對此前儒家思想的一次批判,是人類文化的一次自由飛翔的嘗試,是試圖超越儒家束縛的一次仰望星空。
兩者之間可以分開爲兩個維度來闡述,但實質上兩者之間是一個共同的生命體,是不可分割血肉相連的生命。在思想上,對儒家思想批判和超越,勢必就在語言藝術上嘗試對語言的超越。
《逍遙游》開篇即雲:“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從《詩經》到《春秋》《左傳》,到《墨子》《老子》,都是著眼于現實的世界。《山海經》的出現,可以視爲莊子的直接源頭之一,或者可以說,戰國中期是一個産生神話的時代,是個說故事的時代。我們的文學史往往將神話放在最前面,這是一種後人的想像,即主觀認爲神話是人類的童年。華夏民族是一個理性的民族,一個比較早熟的民族,一個少年時代就進入儒家思想囚籠的民族。
莊子幷非爲了講故事而講故事,而是采用故事來闡發哲理,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設喻。故事也不是尋常的故事,而是“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其所描述者,皆爲憑空之創造,無所依傍,不論是鯤鵬,還是南冥,還是以下所講的神話故事,全都是新奇之物,全都出自于莊子的想像世界。而其描述,又是何等美妙,何等浪漫!
開篇一大段,洋洋灑灑,如果找一個字來作爲字眼,無疑,是“化而爲鳥”的“化”字,化,就是變化,就是演變,就是西方哲學所講的“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宇宙萬物,無時無刻不在變動之中,唯有“變”是不變的。
《莊子》開篇所講,看似是“大”的問題,其實,本質是“化”字:欲講鯤鵬之大,先從芥微之小的鯤說起,這也是一種相對論。小魚鯤變爲近乎千里的大魚,已經很誇張了,但這才僅僅是開始,“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鯤本是魚籽、小魚,偏偏說它巨大,幾千里,解讀爲數千里,自然不能算錯,但解讀爲幾乎、將近、達到就更好。《莊子》謬悠荒唐,但還要讓這種謬悠荒唐而具有真實性,具有真實性才有說服力。小魚鯤寫它將近千里,就有一種似乎是求實精神在裏面,明明是誇張無端崖之辭,偏偏要顯示一種真實性、嚴謹性。
概括而言,《逍遙游》講了莊子的時空觀、宇宙觀、演變觀。而這種種的哲學理念和範疇,莊子都是通過故事、情節、細節來加以展示。在清晰而舒緩的語言節奏裏,從容展開神話的畫面,幷以重複的筆法,推進著情節的展開,引入南冥、天池。細節、場景、神奇、懸念進入到小說一般的境界裏面。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衆號“木齋文學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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