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觌所撰的〈宋故武功大夫李公墓志铭〉没有记载这位字从之的李姓内臣本名。笔者据李中立最后官至利州观察使及后来复直睿思殿的线索，从与孙觌同时的周必大(1126-1204)的《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一〈乾道壬辰南归录〉及《宋会要‧方域三》一条资料，考出李从之本名李中立。他籍隶开封府祥符县(今河南开封市开封县)。他在《东都事略‧宦者传》及《宋史‧宦者传》均无传，生平事迹亦不载于他书，赖孙觌这篇墓志铭得以知其生平大概。他卒于宋孝宗隆兴二年(1164)二月癸未(廿八)，得年七十八。以此上推，他当生于哲宗元佑二年(1087)。他出身于内臣世家，其曾祖父(按：当为养曾祖父，以下同)李言，官至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祖父李舜俞，赠右监门卫将军。父李镇(?-1111后)，赠保信军节度使。他的母亲孙氏，封建安郡夫人。他在徽宗崇宁元年(1102)十六岁之时，以父任为内黄门。墓志称他年少老成，「年甫十六岁，姿庄重有防畛，往来两宫，目不忤视，进止有常处。」

值得一提的是，在政和元年(1111)至七年(1117)担任翰林学士的慕容彦逢(1067-1117)在政和年间所撰的制文〈尚衣奉御李镇可转一官制〉的内臣李镇，甚有可能就是李中立父李镇。该制文云：

敕：具官某，尔职在尚衣，掌于冕服，夙夜秖事，勤恪可称。序进厥官，惟以示劝。钦予时命，尚其勉哉！可。

慕容彦逢笔下的尚衣奉御李镇，他「夙夜秖事，勤恪可称」，就与下面所述的李中立相近，他当是李之父无疑。可惜制文没有提到他进甚么官。李中立能获父任为内黄门，则李镇的官位似不太低。

他在宫中，先担任徽宗日常起居进膳的直睿思殿之符宝郎，掌珍藏符宝，后担任殿中省奉御。他显然颇得徽宗的信任，孙觌说他「奉御出入禁闼逾二纪，未尝以一眚挂吏议」，可见他行事小心谨慎。大概在宣和五年(1123)，徽宗十三子华原郡王赵朴(按：群书亦写作赵朴，1109-1124)出合，徽宗问谁人可以侍奉华原郡王。当看到侍奉一旁的李中立时，就说「无以易卿矣」，即命李中立以入内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兼任华原府都监。不过，李中立侍奉的华原郡王却享年不永，据《宋会要辑稿》所载，他在宣和五年十一月丁卯(十八)卒。而《靖康稗史‧开封府状》记，金人在靖康二年(1127)二月要开封府上呈宋宗室名单，将他们掳去塞北。开封府奏状便说「邠王、仪王早先薨逝」，「仪王朴十九岁」。按《宋会要辑稿》称华原郡王「薨，追封仪王」。可知仪王就是华原郡王。

华原郡王死后，值得注意的是，李中立又担任时封康王(即高宗，1107-1187，在位1127-1162)的宫僚。高宗在宣和二年(1120)正月庚申(十九)封广平郡王。宣和三年(1121)十二月壬子(廿二)进封康王。宣和四年(1122)出就外第。李中立大概不是一开始就被委为高宗的宫僚，要到华原郡王在宣和五年十一月死后，才转任康邸。据墓志铭所记，高宗后来委任他为孝宗(1127-1194，1162-1189在位)的宫僚时，就说李曾为康邸旧臣。他这层渊源，故后来得到高宗的信用。

李中立在宣和初年也颇得当时的皇太子(即钦宗，1100-1161，1126-1127在位)的信任。据墓志铭所记，在宣和中，河泛石堤，大水暴集于城下。徽宗命皇太子登上城楼视水，命李中立随行。有申屠生等三十六人扣马向钦宗说，只要用他的厌胜之法，就可以令水干涸。但试之不验，钦宗大怒，说「妄言无行之徒，侥幸水落以贪大功，以冒重赏。」打算奏上徽宗将他们诛杀。李中立从容谏劝钦宗，说：「罔上之罪，死有余诛，而灾变如此，宜加原贷，以塞大异。」钦宗纳其言而没杀这班江湖术士。可惜钦宗没有吸收这次教训，后来竟然相信江湖骗子郭京六甲神兵退敌的鬼话。孙觌后来评论此事时，感慨当金兵入寇，朝廷始议杀一二大臣之误国者，他说当时将相逢钦宗之怒，无一言相救，此例一开，于是并及其党。他说他们若知晓李中立当日劝谏钦宗不杀之风范，就应该惭愧了。其实孙觌本人在钦宗朝正是猛烈建言要诛误国大臣之言官；但他后来却自食其果，被指为朋党而遭贬。

李中立在徽宗一朝的仕历，算是无风无浪，他侍徽宗二纪廿四年，最后累官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比起他许多得宠的同辈，说不上显赫，不过也就逃过改朝换代遭受清算之劫。据孙觌的描述，李中立淡泊名利，一心向佛，「方少年时，给事宫省，固应酣豢酒池肉林富贵之乐，而澹然不受一尘之染。闲遇休沐，则从老师宿学问出世法，修无上道，布衣蔬食，不御酒肉，盖五十八年。」而尤不可及的，他不像孙觌所说「政和、宣和时，北司诸贵更用事，本兵柄，执国命，或冠枢省，为帝师，或位公孤，号隐相，士大夫操篲执贽，奔走其门，谓之捷径。」即呼之欲出的权阉童贯(1054-1126)、梁师成(?-1126)那样招权纳势，而是「畏远权势，不立争地，侍帝侧无私谒，出公门无外交，杜门却扫，人莫见其面。」于是得到佛门同道有识之士的交口称许，说「李公在家出家，住世出世，殆是过去佛僧也。」

宣和七年(1125)，金人以宋败盟为借口，在十二月戊戌朔(初一)两路南侵，庚申(廿三)，徽宗禅位钦宗，退居太上皇。钦宗在翌年改元靖康。新君继位后，徽宗所宠的近臣内侍很快便失势，而曾遭打压的旧党臣僚就得到复职。与李中立有交的孙觌，在宣和七年三月与另外五人，被人劾奉元佑之学，并罢守宫祠。才九个月，便在靖康元年正月戊辰(初二)自国子司业除侍御史。而在翌日(己巳，初三)恶名昭著、被太学生陈东(1086-1127)指为「宣和六贼」之一的内臣翊卫大夫、安德军承宣使李彦(?-1126)就首被钦宗开刀赐死，并籍其家财。李中立的主子徽宗在心腹近臣的怂恿下，当金兵渡过黄河后而尚未兵临开封城下前，就在初三夜与太上皇后、皇子帝姬等，在蔡攸(1077-1126)、童贯、高伸(?-1126)、高俅(?-1126)等心腹及内侍护卫下，率胜捷军及禁军各三千出通津门离京南逃。

李中立并没有随徽宗南逃，他留在人心惶惶的京师。当时朝臣分做两派，大部分宰执主张迁都以避金人之锋，以太常少卿李纲(1083-1140)为首的朝臣则主张坚守京师以待勤王军入援。钦宗受徽宗南逃的影响，对坚守京师毫无信心。据《靖康要录》的记载，当李纲与宰执在钦宗前争论是否迁都时，有领京城所在的一名内侍陈良弼从内殿走出，对钦宗奏称「京城楼橹刱修百未及一二，又城东樊家冈一带濠河浅狭，决难保守」。钦宗即命李纲与同知枢密院事蔡懋(?-1134)及陈良弼前往新城(即外城)东壁遍观城壕，然后回奏。蔡懋回奏城濠浅狭不可守，李纲却认为虽然楼橹未备，但城壁高，不必楼橹亦可守。至于濠河虽浅，但若以精兵强弩据守亦可保无虞。钦宗给李纲说服，同意坚守待援。并且任李纲为兵部侍郎尚书右丞亲征行营使，负责京师四壁守具。宋廷「以百步法分兵备御。每壁用正兵万二千余人，修楼橹，挂毡席，安炮坐，设弩床，运砖石，施燎炬，垂櫑木，备火油，凡防守之具无不毕备。」京师四壁各以侍从官、宗室、武臣为提举官，而诸门皆有内臣、大小使臣分地以守。据载从正月辛未(初五)至癸酉(初七)，治战守之具粗毕。

正月癸酉(初七)，金兵已兵临开封城下，至京城西北，屯牟驰冈天驷监。金兵当晚已进攻宣泽门。甲戌(初八)，金人遣使议和，钦宗派同知枢密院事李棁、驾部员外郎郑望之等使金军议和。乙亥(初九)，金人攻通天、景阳门甚急。又攻陈桥、封丘、卫州门。李纲登城督战，自卯时至未、申时，报称杀敌数千(当然是夸大其辞)，金兵乃退。另金兵又攻西水门，以火船数十只顺汴河相继而下。宋军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于城下，击破火船。但城北守将河东河北路制置使何灌(1065-1126)却战死。

丙子(初十)，钦宗派皇弟康王(高宗)及少宰张邦昌(1081-1127)使金议和，庚辰(十四)二人始行。作为高宗宫僚的李中立并没有随行。据李中立墓志铭所记，李中立在靖康初受命「分治京城楼橹守御之具」，而后以功进某州团练使。李中立在徽宗末年已官武功大夫、忠州刺史。以他的官位，他奉命守城，应担任四壁提举官。他立了甚么战功而可以升一级为团练使？墓志铭没有说清楚。是不是他在正月初九这场攻防恶战立功受赏？宋廷在三月癸未(十七)，因知枢密院事李纲奏，将京城四壁提举守御官以下计八百八十三人等第推恩。李中立很有可能就是在此时获赏功升授遥领的团练使。

关于内臣监造楼橹守御之具的问题，时任国子祭酒大儒杨时(1053-1135)却在靖康元年正月两度上书钦宗，切论不可复用内臣。在他第二通书奏，他点了两名内臣梁平与李彀(?-1127后)，严厉指出：

梁平、李彀之徒，皆持权自若，气焰复炽，未识陛下亦尝察其所以然否乎？臣谨案梁平尝为大理寺、开封府承受，结为阴狱，杀无罪之人不可数计。罪盈恶贯，人所切齿，陛下之所知。今复处之御药院，果何意邪？李彀尝管干京城，监造军器，奸欺侵蠧，无所不至。近兴复濠之役，调夫数万，减尅口食，残虐百端，役夫至于殍踣，逃亡亦不可胜计。近在国门之外，陛下其亦闻之乎？」

从杨时的奏状看，被宋廷委任治守城器具的内臣不少，与李中立同姓李的内臣、李宪(1042-1092)子李彀便是负责管干京城城濠的人，但是像李中立那样尽心守城有功的内臣不多，而像李彀乘机以权谋私的人却是多数。杨时提出省台寺监百执事其实并不乏人，为何要用这些内臣而蹈徽宗朝的覆辙？他指出内臣如邵成章(?-1129后)者，虽人或称之，以他贤于其徒，但他认为「此曹纵贤，亦不可用，但使之服扫除，通诏令可也。」杨氏之论，代表主流朝臣的意见。故此，钦宗在二月辛丑(初五)下诏罢内侍守城。在宋廷反对内臣的气氛下，李中立即使曾立功，也不获重用。

勤王军在正月甲申(十八)陆续抵达，钦宗坚守京师的信心大增，特别是素着威名的宿将种师道(1051-1126)率陕西路泾原、秦凤兵号称二十万及时赶到。甲午(廿八)，太学生陈东再上书请诛蔡京(1047-1126)等六贼。钦宗早在戊寅(十二)令于内侍之家包括童贯之家取银五百万两、金一百万两，并将徽宗最宠信的内臣、六贼之一的梁师成责授彰化军节度副使、华州(今陕西渭南市华县)安置。乙未(廿九)，钦宗将他赐死于八角镇。

二月丙午(初十)，金兵在收取宋人给予金银及答允割太原府、中山府(即定州，今河北保定市真定市)及河间府(即瀛州，今河北沧州市河间市)三镇等苛刻条件后退兵。贼过兴兵，宋廷将矛头指向宣和六贼尚存的另外四人。身为御史的孙觌在二月甲寅(十八)、壬戌(廿六)、三月丁卯(初一)先后多番上奏，严劾蔡京、蔡攸父子及童贯等人。钦宗准奏，三人均被重贬。权倾一时的蔡太师蔡京在七月甲申(二十)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市)。八月丙辰(廿三)，童贯被诛于南雄州(今广东南雄市)。九月，蔡攸也被赐死于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徽宗朝三大权阉李彦、梁师成及童贯到这时已先后被诛；不过，行事刚猛，对宣和六贼穷追猛打的孙觌，却因言太学生伏阙事开罪了少宰吴敏(?-1132)。三月庚午(初四)，他以妄论太学生伏阙上书事，被罢侍御史职，责知和州(今安徽巢湖市和县)。癸未(十七)，他被勒令马上离开京师。六月戊戌(初三)，当其政敌李纲罢知枢密院事，出为河北河东宣抚使，率兵援救被金兵包围多时的太原(今山西太原市)后两月，再因吴敏罢相，而主和派新任中书侍郎唐恪(?-1127)等上台后，孙觌获召回朝，并在八月丁巳(廿四)复职侍御史。他这时又专附和议，并晋至中书舍人。在宋人笔下，孙觌为人反覆投机，他在这段日子与李中立有否交往，就史所不载。

因钦宗君臣处事乖张，进退无方，并且不能选派真的有能力的大将统兵救援重镇太原。九月甲戌(初十)，金兵便攻克太原，东西两路会师。当金兵已过泛水关(即虎牢关或武牢关，在洛阳以东，今河南省荥阳市市区西北部16公里的汜水镇境内)，即将兵临开封城下时，宋廷派兵设防。孙觌这时上言应接受金人条件，放弃三关故地，以纾一时之急。他的进言却激怒了宰相唐恪，将他斥责。是月壬午(廿一)，令他担任东壁提举官，他麾下共统兵三万人及使臣部将数百员。金兵第一次围城时有份治守城械具的李中立，这次有否获委以守城之任，则未见载。乙酉(廿四)金兵再临开封城，闰十一月癸巳(初二)，孙觌被劾守东壁时支军粮及赏赐不平，自中书舍人降三官为承务郎罢职，由王时雍(?-1127)代之。孙有自知之明，两天后上书宰相何卥木，称「某以眇然一书生，岂可使之驾御群黥，守卫城壁？」宋军苦守一月，钦宗君臣竟相信江湖骗子郭京声称可以「六甲神兵」破敌的妖言，开门迎战，金兵得以轻易破城，宋守军全面溃败。闰十一月丙辰(廿五)，开封终于失陷。十二月壬戌(初一)，孙觌奉命草拟降表，向金人求和称藩。但金帅完颜宗翰(1080-1137)不纳。未几，徽宗、钦宗及宗室数百人尽被金人掳去。孙觌也在被掳之列。

金人在靖康二年(即建炎元年)正月丁巳(廿七)，在军前取内侍五十人(一说四十五人)，各问其职掌后，晚上遣还三十六人，并声称只索取徽宗所任用的内臣。二月甲戌(十四)，金人再索取内侍、司天台、僧道及各样奉侍人等，至庚辰(二十)方暂止。李中立居然侥幸未被金人选中，较早前被乱兵所杀的内侍梁揆十七人中，也没有他的份儿。大概在金人退兵北还后，李中立与家人遁出危城，逃难南方，最后隐于苏州(今江苏苏州市)附近之太湖洞庭山(今太湖东南)。他在苏州，自号皎然居士。劫后余生，据其墓志所记，他本来有北归之意；但宋室一直无法匡复中原，故终其一生，他无法重返开封故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李中立与其家人在何年何月，是城破前抑城破后逃离京师？另外，李家又怎样携同偌大的家财南逃至苏州并隐于洞庭山？这一重要事实，孙觌在李的墓志铭却并没有交待，是否讳莫如深？

孙觌本来被拘禁金营。三月乙巳(十五)，被金人立为楚帝的张邦昌向金人请求将他释回。八天后(癸丑，廿三)孙获释返京城。四月辛酉(初二)，张邦昌命他直学士院。四月丁卯(初八)，他与谢克家(1063-1134)秉张邦昌命奉传国宝往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迎立高宗。五月庚寅(初一)，高宗继位。孙觌留任中书舍人，然是月甲午(初五)李纲拜相。孙自知不容于李纲，癸丑(廿四)，就自请罢舍人职。高宗因授他徽猷阁待制出知秀州(今浙江嘉兴市)。六月癸亥(初五)，李纲追究张邦昌僭逆之罪，孙以曾在伪廷供职，被责安置归州(今湖北宜昌市秭归县)。不过，李纲很快便罢相，他的政敌殿中侍御史张浚(1097-1164)在十月甲子(初八)上奏论李纲之罪，其中一罪就是杜塞言路，把台谏官包括孙觌在内的言官罢斥。十一月庚寅(初四)，孙觌因张浚的进言，自降授承务郎充徽猷阁待制复朝奉郎试中书舍人。建炎二年(1128)正月乙巳(二十)，因孙觌的要求，高宗授他充显谟阁待制知平江府(即苏州)。他有自知之明，兼且为自己屡受攻击自辩，就向高宗申述他在靖康中先后劾奏蔡京、蔡攸父子罪状，劾奏蔡行父子弃官而去，奏论李纲不知兵，以及论太学诸生诱众伏阙为乱等事，声称之前受到他劾奏的人或其党，为了报复，就以他为打击目标。故此，他选择离开朝廷以避祸。不过，他热中功名，并没有真的想引退。他出守平江府才半年，七月乙未(十三)，被贬为提举杭州洞霄宫的谢克家上疏自辩，力称他并未附从张邦昌，又自表奉国宝至济州献高宗之功。高宗接受继任宰相的黄潜善(1078-1130)、汪伯彦(1069-1141)的推荐，孙觌得以因人成事，与谢克家同被召赴行在。不过，两天后(丁酉，十五)，殿中侍御史马伸(?-1128)看不过眼，奏劾二人「趋操不正，奸佞相济，小人之雄者也」，又指责二人在靖康年间，与李棹、王时雍等七人结为死党，附耿南仲倡和议，若有人不主和议，就群起而辱骂之，并威吓要将不顺从的人执送金营，故人皆畏其险。马伸又说孙觌接受金人女乐，于是草降表时极其笔力以媚金人。马伸痛劾谢、孙二人是负国之贼，宜加远窜，请高宗不要再用二人，但奏入不报。八月戊午(初六)，孙觌以显谟阁待制试给事中。马伸在庚申(初八)再上奏反对孙的任命，但仍然疏入不报。马伸在九月癸未(初二)因以上言劾黄、汪二人，先被罢御史职，再被责降奉议郎监濮州酒务，并被促上路而贬死道中。

孙觌继续获得高宗重用，十月壬戌(十一)，因他的上奏，加上黄潜善的推荐，高宗诏他以给事中与翰林学士叶梦得(1077-1148)、中书舍人张澄(?-1143)讨论常平法，条具取旨。十一月丙戌(初六)，孙再擢为试吏部侍郎仍权直学士院。建炎三年(1129)三月辛巳(初三)，孙再晋试户部尚书。

当孙觌在朝中得意时，才不过四十余岁、正当盛年的李中立在建炎初年没有归朝，而是南迁至洞庭山。他出家资，在洞庭东山稍北之处营建墓圹，买地二十亩，亲手植松柏环绕之。又在旁建一佛寺，寺中「重门步廊，穹堂奥殿、斋庖、宿庐、厩库之属仅万础」，寺内塑有佛菩萨象数十座，又建窣堵波塔高三百尺。他又营建一大经藏，收藏佛经五千四十八卷，均是「宝奁钿轴，纳之匦中」。他作为大檀越，在附近买田十顷，以收入供养僧俗千余众。他请得高宗赐其佛寺名「华严禅院」，选一时名僧主理之。按此寺规模不小，所费不菲，很有可能李中立早在开封城破前，已将资产转移江南，不似许多内臣在开封城破前后被抄家籍没财产。他知几之举，教他南迁后，能保有如此家当而可以经营此一禅寺。

李中立所隐居的洞庭山华严禅院在甚么地方？据周必大所记，他在乾道壬辰(八年，1172)三月辛巳(十三)，即李中立殁后八年，「粥罢，同乡老下山行二里，观韩王坟(按：即韩世忠在苏州之坟)，欲登舟过宝华，而天气晴和，忽有游杭坞之兴。遂与大兄呼车往焉。约十里，度小砚岭，入唐子明侍郎(按：指唐辉，?-1145)坟庵。又二、三里至白马窟窿禅寺(后唐会昌六年置)。饭讫行数里，至梦里皇第宅，联属者豪民夏氏也，又数里过支坞岭，遂至法华院，本皆荒山，中官利州观察使致仕李中立造茔于此。」据此，可知李中立的坟墓，就是在苏州(平江府)不远的支坞岭的法华院内。至于李中立墓志铭所记李氏修建的华严禅院，与周必大所记李坟茔所在的法华院，是否在同一地方待考。据周必大所记，李中立「捐家赀数千万，创精舍，十年而成。四山环抱，宛若化城三门，为阁七间，华丽拟宫阙，其间栋宇瓦砌种植，皆称是主僧庆深聚徒数十，富足无求，亦清福也。门外数百步，即太湖，极目弥天之浸。」周必大记他在此「徘徊不忍去，饮茶于塔院，登李侯(即李中立)之丘，读孙仲益(即孙觌)所为铭。主僧具饭，投宿客馆。」据此可知，李中立经营其近苏州而面向太湖的精舍，所费极多，以他一个中等官阶的内臣，却能有偌大家财，亦可旁证徽宗朝内臣势力之大。孙觌没有说李中立为官如何清廉，只是李中立较为安分，不像童贯、李彦、梁师成等如此招摇，后来给钦宗通通抄家而已。孙觌在建炎二年正月至七月知平江府，他在这半年有否与苏州相距不远的洞庭山的李中立往来，墓志铭未有记载。

就在李中立努力经营其在太湖旁的精舍时，宋廷却面临重大危机。首先在建炎三年三月癸未(初五)，就在孙觌升官两天后，扈从的禁军统制苗傅(?-1129)及刘正彦(?-1129)因不满新除的签书枢密院事王渊(1077-1129)及高宗宠信的入内内侍押班康履(?-1129)，发动兵变，先杀王渊，再迫高宗退位并杀康履以下专权内臣多人。叛军逼高宗禅位其年方三岁的独子元懿太子(1127-1129)，而由隆佑孟太后(1073-1131)听政，改元明受，史称明受之变或苗刘之变。孙觌在兵变中奉宰相朱胜非(1082-1144)之命与叛军周旋。乱事在七月辛巳(初五)以苗、刘二人伏诛，高宗复位后平定。然十天后(丁亥，十五)，被册为太子的元懿太子却夭亡，稍后，金人又大举南侵。壬寅(廿六)，因金人即将南侵，高宗先请孟太后从杭州率六宫先往洪州(今江西南昌市)。闰八月壬寅(廿六)高宗从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市)出发前往浙西，经镇江府(今江苏镇江市)往平江府。孙觌在苗刘之乱平后，以龙图阁直学士出知平江府。九月己未(十四)，言官却劾孙在平江拘催民间崇宁以来青苗积欠，民苦其扰。又劾他曾建议行王安石常平聚敛之法。高宗于是将他罢职，改由资政殿学士李邴(1085-1146)代知平江府。高宗在十月戊寅(初三)离开平江，壬辰(十七)抵越州(今浙江绍兴市)。

据李中立墓志所记，高宗驻会稽(即越州)，即遣使召其藩邸旧人李中立来见。使者见到李中立时，李正「被短褐，杂庸保，持鉏莳药圃中」。高宗有召，虽然非李所愿，但也即日更衣就道。高宗见到他后，即命他供奉殿庐，尽复其旧职。先高宗离开行在的孟太后，在十一月壬子(初八)，因金兵来犯洪州，就在辛酉(十七)经吉州(今江西吉安市)，乙丑(廿一)再连夜乘舟南走，前往虔州(今江西赣州市)。因金人追赶得急，原护卫孟太后的兵将都溃散，孟太后与元懿太子母潘贤妃(?-1148)以农夫肩舆而行才抵虔州。而高宗也在是月己巳(初一)离开越州往明州(今浙江宁波市)。十二月初，高宗抵明州，甲申(十二)，高宗乘船出海逃避金兵。建炎四年(1130)三月甲子(廿二)金兵退后，高宗才自温州(今浙江温州市)返回明州，四月癸未(十二)，返回越州并驻跸于此。高宗遣御营司都统辛企宗(?-1145后)、带御器械潘永思将兵万人迎孟太后东归。据李中立墓志铭所记，高宗以孟太后幸江表久不得问，有旨择使。这时金骑虽退，暂时不再渡江，但仍据有两淮，道路仍难行。李中立即慨然请行，乘一轺车，「间关兵火盗贼中，山行水宿，驰二千里，得平江之报还奏。」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宋史》所记，高宗一度失去了孟太后等人的消息，在建炎四年(1130)正月己酉(初六)「诏遣使自海道至福建虔州，问隆佑皇太后舣舟所在。上虑太后径入闽、广，乃遣使问安焉。」「遂命中书舍人李正民(?-1151)来朝谒」。相信李中立就是高宗所选派打探孟后等人行踪的使者之一。高宗安返越州后，范宗尹(1099-1136)拜相，以赦书加恩给被贬诸臣自李纲以下，七月乙丑(廿五)，孙觌自朝奉郎复职为徽猷阁待制。稍后又有言者称孙觌曾草降表，罪不当赦。高宗乃诏俟一赦后再取旨。

八月庚辰(初十)，孟太后一行返抵高宗驻跸的越州(绍兴府)。高宗翌年改元绍兴(1131)，四月庚辰(十四)，孟太后崩于越州，六月壬申(初七)，高宗追册她为皇太后曰昭慈献烈。壬午(十七)权攒于越州。八月丁丑(十三)祔神主于温州太庙。从迎接孟太后返越州行在的庆典，到她崩逝所举行的丧礼，李中立大概都有参预。当大礼完成后，李中立次子李畴派往闽中任官，李对儿子说「此行不可失」，原来他想借儿子外放福建的机会求退。他随即向高宗求请祠职，高宗允准，特授他提举西京崇福宫。高宗在绍兴二年(1132)正月丙午(十四)从越州抵杭州(临安府)后，自此以杭州为都。李中立求祠职，相信在高宗定都杭州之后。李中立陪同儿子赴福建之任，据载他「拄策褰衣，上天姥峰，径天台，抵雁荡。游览殆遍，遂次莆田。穿云涉水，穷日夜不厌。闲遇幽栖绝俗之士，谈禅问法，乐而忘归。又将束装问番禺路。」据上文所提的莆田，李氏父子当是前往兴化军的莆田(今福建莆田市)。

孙觌早在绍兴元年二月前已以龙图阁待制知临安府。他与李中立有否在杭州见面？暂无可考。这年二月辛巳(十四)，从金国归来的秦桧(1091-1155)拜参政，孙觌以启相贺，有曰：「尽室航海，复还中州，四方传闻，感涕交下。汉苏武节旄尽落，止得属国；唐杜甫麻鞋入见，乃拜拾遗。未有如公，独参大政。」秦桧看了大怒，认为孙在讥讽他。孙也不为宰相吕颐浩(1071-1039)所喜，结果他在十月甲子朔(初一)被罢职为提举江州太平观。吕、秦二人却不放过孙，他们利用吏部侍郎李光(1077-1159)先前上疏劾孙觌知临安府时，盗用助军钱四万缗之事，将孙下大理寺，并落龙图阁待制。狱成，孙觌以众证坐以经文纸札之类馈过客，计值千八百缗。有司论孙觌自盗当处死。高宗诏免死及决刺，除名象州(今广西来宾市象州县)羁管，所过发卒护送，连坐流徒者三十余人。孙在象州被流放了两年，他在绍兴四年(1134)上书申诉其枉得直，高宗下刑部重议，刑部言孙觌所犯未尝置对，只是据众证定罪，于法意人情实在未尽。高宗接纳刑部的意见，在八月戊寅朔(初一)，诏释孙觌，并任他自便居住。据《桂胜》一书的记载，他在十月北归经过桂州(今广西桂林市)，桂州一班地方官自经略安抚刘彦适、提点刑狱董芬、转运副使陈兖、转运判官赵子岩等于是月丁亥(十二)与之同游七星山，壬辰(十七)，又饯孙于独秀山蒙亭。丙申(廿一)，孙返常州(今江苏常州市)前，众人又于伏波山八桂堂为他饯行。孙觌还在桂州七星山留下五言古诗两首以抒被贬南方的怀抱。

孙觌赦还不久，九月乙丑(十九)，金兵与刘豫(1073-1146)的伪齐已议入寇，金、齐的骑兵自泗州(今安徽宿州市泗县)攻滁州(今安徽滁州市)，步兵自楚州(今江苏淮安市淮安区)攻承州(今江苏高邮市)。宋廷震恐，臣僚有劝高宗他幸，惟新任宰相赵鼎(1085-1147)力持不走他方。壬申(廿六)，金、齐联军分道渡淮。十月丙子(初一)，高宗下旨亲征。面对金兵的攻势，宋兵总算尚能应付，大将韩世忠(1089-1151)在十月戊子(十三)败敌于大仪镇(今江苏扬州市仪征遇大仪镇)。解元也败金兵于承州。但金兵在丙申(廿一)攻占濠州(今安徽滁州市凤阳县)，十一月丙午朔(初一)又攻克泗州，戊午(十三)再克滁州。宋军坚持抵抗，金兵终于在十二月癸卯(廿九)撤出占领已四十七日的滁州，而在翌年(绍兴五年，1135)正月乙巳朔(初一)撤出濠州。二月壬午(初八)，高宗一行从平江府返抵临安府。总算度过一场危机。孙觌也在闰二月乙巳朔(初一)获叙左奉议郎。

孙觌在李中立墓志铭曾记载这次金兵南犯时，他和李中立的情况。他记：「绍兴初，胡马数万屯宿、泗，淮海大震。吴人惩建炎暴尸喋血之祸，争具舟车，徙避深山大泽旷绝无人处。」这时已获赦而归隐太湖的孙觌，则说：「予亦诣洞庭西山访寻佛舍，得水月院，侨寓其中。当是时，观察李公(按指李中立)卧东山，筑室凿井，若将终焉。予唶曰：中贵人入则侍帷幄，依日月之光，出则持粱啮肥，享玉食华屋之奉。一旦决焉舍去，练布棁杖，与渔樵农圃为伍，而自肆于山水间，此高蹈一世之士。」孙觌说他也想「摄衣起从之，而东、西二山块湖中，徒步不能达，至是声问始相闻。」而他说李中立也欣然有招隐之意，但未几宋金议和，而两淮皆安堵，竟无缘见到李中立，以为大恨。孙觌集中有〈洞庭西山小湖观音教院灵泉赞〉一文，显然孙在墓铭提到的水月院即是洞庭西山的观音教院。而李中立所居的就是周必大所提的东山法华院附近。

为何孙觌说竟不能在洞庭东山见到李中立？墓志铭说「而上遣金字牌趋还，复直睿思殿兼持侍官。今上(按：孝宗)出合日，一诣资善堂，太上皇(按：高宗)曰：『宫僚当得老成详练有德有言之士，藩邸旧臣如华原府都监李某，此其选也。』又兼资善堂干办官。诸臣方悟上召公之意」。《宋会要‧方域三‧资善堂》记：「(绍兴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诏：已建资善堂，提点官差主管讲筵所邵谔，干办官差睿思殿祗候使臣李中立」。据此两条记载，可以知道是年已四十九岁的李中立在绍兴五年五月被高宗急召还朝，担任年方九岁的孝宗的宫僚。这也从侧面看到高宗拣选孝宗为嗣的苦心，连他身边的内臣也特别找可靠的担任。

李中立可不恋栈宫中侍奉，过了一段时间，在绍兴六年(1136)，趁着奏事殿中，就对高宗泣求说：「臣齿发缺坏，重以足疾不可治，不复侍左右矣。愿赐骸骨以毕余年。」高宗听后恻然，大概李中立这时真的身体不好，高宗见他去意甚坚，就除授他提举台州崇道观，罢宫中职务。李中立在绍兴七年(1037)更上书告老，高宗许他守本官武功大夫致仕，这年他才五十一岁。他获准退休后，置家于湖州吴兴县(今浙江湖州市吴兴区)和德清县(今浙江湖州市德清县)境上，然后返回他在洞庭东山旧庐，以诵佛书及供养僧徒为事。他又喜欢收藏良药，以给有需要的人。他施药数年，许多人一早便登门求药。李中立因此说：「吾不忍此一方疾痛呻吟之感吾耳，吾制方药疗之。」因他颇知医理，有见从其他各州县来求药的越来越多，李中立干脆经营一药肆，「凡山区海聚、殊方绝域金石草木之英、象、犀、龙、麝之珍，鸡首、豨苓、牛溲、马勃之贱，皆聚而有之」。他雇用徒众数百人，按古医方书炮制烹炼之法数百种，合成各种药剂。他计费取值，不求赢利。据称从浙东至两淮二江数十州的众多病人，得到他所制之药，一饮而见效。孙觌称许他「殆是仁人用心，固自有物以相之耶。」李中立用他的偌大家财，设肆制药，以惠民众，与他建禅寺养僧徒之作为，可以说是他修行的一体两面。好像李中立以经营药肆来布施积福，在宋代内臣中可说是罕见一例。李中立从何学得经营药肆之道，惜孙觌没有详言。徽宗朝权倾朝野的内臣梁师成号「隐相」，但梁的「隐」与李中立的「隐」可说是大异：前者是隐身在朝堂后操纵朝政的权阉，后者却是隐于山野，后来开设药肆周济百姓，有点大隐隐于市的大德。

孙觌曾经开罪的秦桧从绍兴七年正月复任为枢密使，到绍兴八年(1138)晋拜右仆射同平章事仍兼枢密使。当他两大政敌张浚及赵鼎相继罢相远贬后，秦桧就一直独相至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卒。孙觌在秦桧当政时不获召用，虽然他交结众多权贵，包括与秦桧为姻亲的外戚信安郡王孟忠厚(?-1157)，但并未得到以主和议而得以当权的秦桧的起用。他在给孟忠厚的第七帖说他「辞去十五六年，曳居王门者众矣，衰老独无一迹。今兹暂愒里中，尤欲及公未还政路，汲汲图一见」，隐见他那种不甘寂寞之情。比起李中立自请致仕，归隐田园，就人各有志了。

孙觌以秦桧当政，畏祸深居二十余年。他在绍兴十三年(1143)以郊恩得到复叙为奉议郎。但在绍兴二十年(1150)八月己未(十六)，当秦桧进呈前侍从见在谪籍人时，高宗表示孙觌及莫俦(1089-1164)等尚在近地，说应该令他们远去，以言官尝论之，认为他们是奸臣逆子，应当屏迹。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二月甲申(十一)高宗召回与孙有交情的孟忠厚，并令孟押百官班。这大概给孙一大希望。不过，绍兴二十六年(1156)正月戊午(十六)，孟出判平江府，没有留在朝中。孙觌要等到五月戊申(初八)，当新任宰执沈该(?-1166)、万俟禼(1083-1157)及汤思退(1117-1164)等进呈御史台详看责降及事故的前宰执并侍从官十五人情犯，请或叙复职名，或给还致仕恩泽。高宗同意，将赵鼎以下给予恩典时，孙就上书自诉。六月壬午(十二)，宋廷给他复官左朝奉郎。他仍不满足，在十一月辛巳(十三)再上书自诉，宋廷就复他右文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孙随即对沈该、万俟禼及汤思退等宰执多人卑词致谢。直至绍兴三十年(1160)四月丁卯(十九)，他才上书告老，宋廷复他敷文阁待制致仕，惟三日后又不行。直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八月癸卯(初三)，孙才取得以敷文阁待制致仕，是年他已八十。翌年(绍兴三十二年)二月戊申(十一)，高宗路过常州荆溪馆(今江苏无锡市宜兴县城区西南隅)，孙觌获召入见。

李中立依旧隐于吕山。绍兴二十八年(1158)，其三子李畯升朝官，刚遇到十一月己卯(廿三)高宗合祀天地于圜丘大典而行的大赦。李中立于是从遥领的团练使官授正任吉州刺史。翌年(绍兴二十九年，1159)正月丙辰朔(初一)，以韦太后(1080-1159)的八十大寿，高宗诣慈宁殿行庆寿礼，因加恩群臣，李中立再进果州团练使。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辛未(初二)，高宗祀徽宗于明堂以配上帝，并大赦天下。李中立再以恩典晋和州防御使。绍兴三十二年(1162)当金主亮(1122-1161，1150-1161)南侵失败，高宗在六月丙子(十一)禅位孝宗。孝宗登位后大赦天下，李中立又以恩典迁利州观察使。这是他一生最最高的官位。而其三子李畯也在九月辛丑(初八)自武经郎，以修制奉上高宗所居的德寿宫册宝，而获转一官。

隆兴二年(1164)二月癸未(廿八)，据说当天李中立感微疾，命人揭西方佛像于前，他洁手焚香，暝然而逝，得年七十八。四月庚午(十六)，他的儿孙奉他的灵柩，祔葬于平江府吴县(今江苏苏州市吴中区)南宫乡觉城山、其续配郭夫人之墓旁，据说这是他自卜的墓地，亦是数年后周必大经过的法华院李氏墓地。相信是他在世最长的第三子、武义大夫监南岳庙李畯，请得孙觌为其父撰写墓志铭，然后下葬。

据李中立墓志铭所载，他虽是内臣，仍有妻子作配。元配封恭人宋氏，续配封令人郭氏。他有四子，当然都是养子：长子出家为僧，法号「法空」，次子李畴，官至秉义郎合门祗候，二人皆早逝。三子李畯，李中立卒时官武义大夫、监潭州南岳庙。四子李善，官奉议郎、知徽州绩溪县(今安徽宣城市绩溪县)事。李中立有女二人，长适武经大夫、合门宣赞舍人蓝师夔，次适承节郎冯晖。他有孙男八人：长曰李作朋，官右承节郎、严州桐庐县(今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尉；次曰李作舟，官保义郎监婺州(今浙江金华市)都税务，次曰李作肃，官保义郎监严州淳安县(今浙江杭州市淳安县)税；次曰李作霖，官保义郎监行在翰林门司；次曰李作刈、李作哲，应进士举，再次李作成、李作德尚幼。他有孙女二人：适黄讷、史绍祖。另有曾孙男女五人。

李中立来自内臣世家，他的养子养孙，依照宋代内臣收养子之习惯，可以是阉子，也可以是普通人。从他们的官职，除了孙李作霖官行在翰林门司，似是内臣外，其他不易判断是否内臣。其中担任文官的四子李善及长孙李作朋，肯定不是内臣。而两个应举的孙儿李作刈和李作哲，也肯定不是内臣。李的儿孙女婿的事迹均无考，都不是有事功的人物。幸有这篇传世的墓志铭，才把他们的姓名记录下来。另给研究宋代内臣家族的学者，提供第四份(若加上降辽的内臣冯从顺和李知顺，就是第六份)完整的内臣家族成员资料。

为李中立撰写墓志铭的孙觌，按照为人写墓志铭的习惯，对墓主李中立称誉备至，除了称许李中立「持心忠恕，事君亲，交僚友，待族姻，御使卒，惟有一诚。寡言笑，一语出而终身可复」外，在墓铭总结李中立生平则云：

权门众趋，薨薨聚蚊。暴鬠铩翮，卒徇以身。哀乐相因，如屈伸肘。壑谷潭潭，门上生莠。富贵于我，视空中云。得马失马，孰为戚欣？猗欤李公，高蹈一世，人勉而天，不见愠喜。靖共一德，历践四朝，如砥柱立，不震不摇。进直殿庐，为中常侍。退处山林，作大居士。乘应舍筏。泛不系舟。现自在身，得逍遥游。国忠粗报，能事已毕。乞身而去，以全吾璧。觉城之原，万木苍苍。公归在天，体魄所荡。既善吾生，亦善吾死，死而不忘，以永千祀。

关于孙觌为李中立撰写墓志铭之事，抗金名将岳飞(1103-1142)的孙儿岳珂在其笔记《桯史》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评论，岳珂注意到孙觌这一则特别的墓志铭：

孙仲益觌鸿庆集，大半铭志，一时文名猎猎起，四方争辇金帛请，日至不暇给。今集中多云云，盖谀墓之常，不足咤。独有武功大夫李公碑列其间，乃俨然一珰矣，亟称其高风绝识，自以不获见之大恨，言必称公，殊不怍于宋用臣之论谥也。其铭曰：「靖共一德，历践四朝，如砥柱立，不震不摇。」亦太侈云。余在故府时，有同朝士为某人作行状，言者摘其事，以为士大夫不忍为，即日罢去，事颇相类，仲益盖幸而不及于议也。

岳珂在这则评论指出，孙觌为李中立撰写墓志铭，当不是为李的亲属的丰厚润笔金而像他一贯的作风，随便为墓主歌功颂德，而是确为李之高风所感而为文；不过，岳珂却将孙颂赞李中立之论，比作宋神宗(1048-1085，1067-1085在位)朝权阉宋用臣(?-1100)在徽宗初年卒时所获过当之论谥，而甚不同意孙觌的做法。岳珂提到他有同僚曾为某人(当也是内臣)作行状，却被言者攻击，说士大夫不忍为此，因而导致此一朝士被罢去。岳说此事与孙为李作墓志铭颇类似，只是孙觌幸运地没被言者议论。依岳珂所言，孙觌为内臣作墓铭，是冒着被朝士攻击的风险的。大概宋廷主流士大夫认为不值得为这些刑余之人撰写墓志铭，更不应为他们说好话。孙觌为李中立撰墓志铭而被岳珂批评的事，也许可以提供另一旁证，为何宋代内臣墓志铭如此罕见于宋人文集。当然，众所周知，岳珂对孙觌有极大成见，既因孙觌为有份诬杀其祖岳飞的万俟禼撰写墓志铭，「以谀墓取足，虽贸易是非，至以得不偿愿，作启讥骂，笔于王明清之录，天下传以为笑」，更为了孙写韩世忠墓志时，把岳飞写为「跋扈」，比之为在靖康之难中降敌而杀害忠良的悍将范琼(?-1129)。这就难怪岳珂对孙觌为李中立写墓志铭，也要大加批评了。当然，朝臣中好像为孙觌文集写序的周必大，却和孙觌一样，对李中立崇敬之余，又「登李侯之丘，读孙仲益所为铭」，可见朝臣中对内臣态度并非铁板一块。

孙觌与李中立一为儒臣，一为内臣。在两宋乱离之际，他们均难得享高寿，孙得年八十九，而李享寿七十八。他们都笃信佛陀，前者号鸿庆居士，后者号皎然居士。为此因缘，他们结为知己。二人在宋室南渡后，均退隐深山。不过李中立是知几弃官而去，孙觌却是畏祸逃亡深山。李中立在徽宗朝，虽然不比梁师成、童贯、李彦以至杨戬(?-1121)、谭稹(?-1126后)那些权势薰天的同僚得宠，但他的安分守纪与治事才干，仍为徽宗所赏，委为近侍的睿思殿祗候，并先后委为华原郡王赵朴的王府都监，以及高宗的藩邸臣属。因他的安分与知几，在钦宗继位后，他没有像梁师成等成为文臣清算的对象，当宣和诸权阉相继被诛及抄家后，他还可以带着偌大的家财与家人安然逃往江南，建立他在深山的安乐窝。孙觌为他写墓志铭时，歌颂赞扬他乐善好施，供僧建寺，经营药肆；却没有说明李的财富从何而得。从李中立的个案，可以看到在徽宗朝有权势的内臣无不广积财宝，只是童贯之流倒台得快，搜括来的财富成为钦宗以及金人的战利品而已。

因李中立曾为高宗的藩邸旧臣，当高宗一批信任宠信的内臣如康履等被苗刘叛军所杀，李彀被言官痛劾而不获高宗复用后，高宗就想起他的藩邸旧人、能干而安分的李中立。知道他的下落后，就征他入朝，委以重任，包括后来打探隆佑太后下落的任务。他一度求退，可高宗仍要急召他回来，担任他选定的继承人孝宗的宫僚。若李中立热中功名，以高宗对他的信任，他大可留在宋宫中执事，成为入内都知。但他选择退隐，以疾为由求致仕，他才过半百，后来享年七十八，当日称疾告退，不过是借口。他没有像不少内臣在杭州大造园林，他宁可回到隐居之洞庭山，经营他的药肆，以及参禅念佛，而得以脱离宫廷政治的漩涡。

他这番用心，孙觌在其墓铭中都能含蓄地表达出来，然而讽剌的是，孙觌经历靖康之难的惨痛，以及徽钦高三朝人事更替时文臣之间的激烈倾轧，他还是多次不甘寂寞，退了又复出，出了又被迫退下，当秦桧死后，他就一再上书申诉，要求宋廷恢复他的官职。在宋人笔下，他除了热中外，还是一个甚有争议的人物。朱熹(1130-1200)对他所撰的钦宗朝历史甚有意见，认为后来洪迈(1123-1202)修钦宗纪多本于孙觌所记，附耿南仲而恶李纲，实所纪失实，而不足取，对他修钦宗降表之媚词更是不能接受。我们看他的文集中保存的大量与权贵来往的信件，可以看出他一直心有不甘，希望重新回到权力的前台。他到七十九岁，为官五十二年后才上表请致仕，翌年，以「年逾八十，尚玷吏籍，疾病衰残，耳目昏瞆，犬马之力不复自效」，才愿意致仕。他并没有像他笔下的内臣李中立一样，五十一岁便请告退。李刻意远离政治，孙却不思引年求退，仍汲汲于仕进。贤与不肖，自有公论。

就在李中立殁后二年，在乾道二年(1166)四月丙戌(十三)，殿中侍御史王伯庠严劾孙觌，痛斥他：

觌在宣和间，被遇徽宗皇帝，浸阶通显；钦宗皇帝擢授中书舍人，蒙恩最厚。及京城失守，车驾出城，觌于时不能尽主辱臣死之节，乃背恩卖国，取媚虏酋。抚其事实，臣子所不忍言。太上皇帝扩天地覆载之恩，抆拭试用，位至尚书，授以方面。而觌天资小人，不能自改，又以赃罪除名勒停，窜斥岭外。遇赦放还，累经叙复，不带左字。为觌者自当屏迹人间，岂敢复施颜面见士大夫，而蝇营狗媚，攀援进取，既复修撰，又复待制。如觌之背君卖国，不忠不义，而处以侍从，可乎？乞降睿旨，将觌落职远贬，以为人臣不忠不义之戒。

孝宗准奏，将孙觌落敷文阁待制职，只是未将他远贬。孙觌在李中立的墓铭，一再表扬李的淡泊功名的高节；讽刺的是，他却被人严劾恋栈功名。他曾自称「交旧委作墓志、行状数十家，不受一金之馈」；但宋人都说他靠为人撰写充满谀词的墓志及行状致富。孙觌是一代的儒臣，然从人品和识见上，依笔者之见，反而不及这一位靠他所撰的墓铭才为我们所知的内臣李中立。

就像笔者在本书第九篇所考述的三位内臣董仲永(1104-1165)、郑景纯(1091-1137)及杨良孺(1111-1164)一样，李中立是一位在两宋之际评价正面，而生平事迹罕有在正史记载的内臣。他的生平事迹以及家族资料有幸靠着文集所录的墓志铭得以保存下来。为他撰写墓志铭的孙觌，偏偏是备受争论的儒臣。似乎只有非主流的文臣，才愿意为文臣所轻视的内臣撰写墓志铭，而且加以表扬，而非带有偏见的丑化。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王曾瑜教授最近(2015)所撰的〈宋徽宗时的宦官群〉一篇力作，给本文提供了极佳的参考资料，它除了析论徽宗纵容宠信内臣的祸害外，更分别考述童贯、梁师成、李彦、杨戬、梁方平、谭稹、李彀、邵成章等三十名徽宗朝内臣的事迹。也许李中立在徽宗朝的事迹不显，且没有明显过恶，他虽有墓志铭传世，但仍不在王教授所论之徽宗内臣之列。

近来学界不少人倡导「问题意识」，认为理论架构至为重要，重视宏观的论述，这自然是治史的一途；但宋代内臣直接的史料像墓志铭、行状的太少，要透过内臣个案研究、微观论述，以作为宏观论述的基础，实在不易。希望未来能有机会在文集，特别是出土文献发现更多内臣墓志铭资料，以严谨的史事考证功夫，让我们对宋代内臣种种有更坚实及深入的认识。